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看着真包上的那些针脚，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未婚妻的身上感到成就感。她父亲是一个把帕夏爷爷留下的最后一点地皮卖光、花光的退休大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女儿”，而这常常会让茜贝尔感到不安。在她陷入这种不安的情绪时，茜贝尔会谈起她那会弹钢琴的奶奶，或者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爷爷，抑或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亲密关系的外公，而我则会被茜贝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窘迫所打动，会更加爱她。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纺织和外贸的增长，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使得城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的地皮价格成倍上涨。最近十年，随着父亲的公司不断扩大，家族的资产增加了五倍，但从巴斯玛吉这个姓氏上可以看出，我们已是三代纺织大户了。但是尽管有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假冒的欧洲名牌包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安。

见我不开心，茜贝尔摸了摸我的手，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1500里拉。如果你不要，明天我去换别的东西。”

“亲爱的，别换，把你的钱要回来。因为她们狠狠地宰了你一刀。”

“老板谢娜伊女士可是我们的远方亲戚！”好像非常诧异那样，我高高地挑起了眉头。

茜贝尔拿回了那只我在若有所思翻看的包。她带着怜爱，笑着说道：“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