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坐驿车离开梯弗里斯的。车上的全部行李，也就是一口不大的箱子，里面一半塞的都是在格鲁吉亚旅游的笔记。其中大部分，算各位走运，全丢了，而箱子和里面剩下的东西，算我走运，仍然完好无缺。

当我进入科伊尔沙乌尔山谷时，太阳就要藏到白雪皑皑的山脊后面了。奥塞梯车夫一边紧着催马，以便午夜到来之前爬到科伊尔沙乌尔山上，一边可着嗓子唱歌。这真是座风景秀丽的山谷！放眼望去，尽是难以攀缘的高山，万仞峭壁微微泛红，上面挂满了葱翠的常春藤藤蔓，头上戴着一顶顶悬铃木扎制的凤冠，一面面黄色的悬崖上，雨水划出了条条沟壕，积雪的金色流苏从高高的地方垂下；下面，阿拉格瓦河与昏昏暗暗、雾气腾腾的峡谷中呼啸不止冲出的一条无名小河交汇后，银练似的伸向远方，像长蛇闪耀自己的鳞片一样光芒四射。

到科伊尔沙乌尔的山脚下后，我们把车停在一家小酒馆前面，那里闹闹嚷嚷聚集着二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和山里人；旁边有支准备在此过夜的驼队。我应该再雇两头犍牛，把我那辆车拉到这座该死的山上，因为已是地上结着薄冰的秋天——而这座山里却还有两俄里的路要走。

万般无奈，我只好雇了六头犍牛和一些奥塞梯人。其中一个人把我的箱子扛在肩上，其他人则几乎只是靠吆喝来帮犍牛拉车。

我的车后，四头犍牛拉着另一辆车，似乎逍遥自在，毫不费力，尽管车上东西堆得老高老高。这情况使我感到惊奇。车后，跟着车主，嘴里叼着一个镶银的卡巴尔达人用的小烟斗，不时抽上两口。他穿着一身没有肩章的军官常礼服，戴着一顶切尔克斯人的长绒帽。人约五十来岁；从脸上黝黑的肤色，一眼就看得出，他的脸早已结识了外高加索的太阳，而过早花白的胡髭，则与他矫健有力的脚步和勃勃朝气的神态不相协调。我走到他身边，躬了躬身子；他一声不吭，回了我一躬，嘴里吐出一个很大的烟团。

“看来我们要同路了！”

他又不言不语地一躬。

“看来您是到斯塔夫罗波尔的吧？”

“是的……押送些公物。”

“请您指点，为什么您这么重的车，四头牛拉起来儿戏一样，而我那辆车，空空的，六头牲口，还有这些奥塞梯人帮忙，怎么还拉得那么吃力呢？”

他狡黠地一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您也许初到高加索吧？”

“一年光景。”我答道。

“难怪呢！这些亚洲人刁得要命！您以为他们的吆喝是给牲口帮忙呀？鬼晓得他们吆喝的啥呀？犍牛懂他们的话；您哪怕套二十头，只要他们吆喝自己的号子，犍牛就一步也不挪……一帮可怕的骗子！能从他们身上捞到啥呢？……他们喜欢宰外地人……小骗子被惯坏了，成了大骗子！瞧吧，他们还会宰您酒钱呢。我好歹知他们的底儿，他们蒙不了我！”

“您早就在这里服役了？”

“是呀，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坐镇时，我就在这儿服役了。”他故作庄重地答道。“他来边防线时，我是少尉，”他补充说，“在他手下，因为平定山民有功又升了两级。”

“那现在您在……”

“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在……”

我告诉了他。

话就说到这里，随后我们又沉默不语，继续并肩朝前走。在山顶上，我们看到了积雪。太阳转瞬西沉，紧跟着就是黑夜，像通常南方的天气那样；山虽然已不那么陡峭，但是毕竟在山里走路，不过凭借雪光，我们轻易就可辨出路径。我吩咐把我的箱子放到车上，用马替下犍牛，并朝下面的山谷看了最后一眼；可是从峡谷波涛般涌出的浓雾，把山谷遮得严严实实，里面任何声息都难抵耳际，无从辨清。奥塞梯人把我围了起来，闹闹嚷嚷向我讨酒喝；但上尉声色俱厉，向他们大声一喝，他们便立即散去。

“就是这么一帮子百姓！”他说，“用俄语连个‘面包’也不会说，可‘长官，给点伏特加钱吧’，这话却说得很利索。我看鞑靼人倒好些：好歹他们不喝酒……”

离驿站还剩一俄里来地。四下悄无声息，那么宁静，以致可以循音追踪飞蚊。左边深邃的峡谷里黑黝黝的；峡谷的对面和我们的前方，千沟万壑纵横交错，常年积雪层层覆盖着的深蓝色山巅，呈现在苍白的穹隆上，山上尚留有最后一抹晚霞的反光。最早的几颗星星，已隐隐约约出现在昏暗的天空上，说来也怪，我觉得它们要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得多。道路两边，矗立着光秃秃的、黑魆魆的石块；有一处雪下露出几棵小灌木，上面连一片飘动的枯叶也没有，所以在大自然寂静的梦境中，听着疲惫不堪的三匹驿马打着响鼻，俄罗斯铃铛忽紧忽慢地叮当作响，让人觉得心情十分愉悦。

“明天是个大好天！”我说。

上尉只字未答，而是伸手指着我们正前方高高耸立的一座大山。

“您指什么呀？”我问。

“咕德山。”

“咕德山怎么啦？”

“瞧哇，好像冒烟一样。”

实际上咕德山就是像冒烟一样：它的两侧飘浮着缕缕轻柔的白云，山顶却横着一团浓黑的乌云，那么浓重乌黑，即便在昏暗的天空里，它也俨然是个黑团。

我们已经看清了驿站和它四周山民们的房顶了，而且我们的眼前已有让人感到亲近的点点火光在闪烁。当潮湿的寒风要来时，峡谷便咕咕咕咕，狂呼怒号，并下起小雨。我刚把毡斗篷披在身上，天上便下起了鹅毛鹤羽般的大雪。我满怀仰慕之情看了一眼上尉……

“我们只好在这里过夜了，”他神情懊恼地说，“这样的暴风雪天气是翻不过这座山的。情况怎么样？克列斯特山那里出现过雪崩吗？”他问车夫。

“没有，老爷。”奥塞梯车夫答道，“不过半山腰里挂的雪却很多，很多。”

由于驿站没有客房，便让我们到一间烟雾弥漫的山民平房中过夜。我约同路人一起喝杯热茶，因为我身边带着一只生铁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途中的乐趣。

平房的一面山墙依附在峭壁上；门前有三级台阶又滑又湿。我摸索着走进去，一下撞到了一头母牛身上（这里牲口棚也就是下人的住处）。我不知该朝哪边走：这里羊在哀叫，那里狗在怒吠。幸好旁边闪过一点影影绰绰的光亮，让我找到了用作房门的另一个窟窿。那里的场面足可动人魂魄：房顶架在两根熏得乌黑的柱子上的、宽宽大大的平房里，人挤得满满的。房子当中的地上，一小堆火正噼噼啪啪在响，从房顶窟窿里灌进来的风，把正朝外冒的烟顶了回来，在四周织结成浓重的烟幕，让人许久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火堆旁坐着两个老太太、许多孩子和一个皮包骨头的格鲁吉亚人，个个身上都是破衣烂衫。出于无奈，我们凑到火边，抽起了烟斗，很快铁壶就发出悦耳的咝咝声。

“好可怜的人呀！”我对上尉说着，指了指我们肮七八脏的房东，他们则一声不吭，愣愣磕磕地看着我们。

“愚不可及的民众！”他答道，“您信不信？他们什么也干不了，什么教育也不配受！至少说，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是车臣人，哪怕落草为寇，赤身裸体，但拼个你死我活的心还是有的，可这些人，摸摸任何兵器的意思都没有：从他们哪个人身上也见不到一把地地道道的匕首。一帮名副其实的奥塞梯人！”

“您在车臣待的时间长吗？”

“长，我带着一连人在那里的要塞守了十年，在卡门内依-勃罗德附近——知道这地方吗？”

“听说过。”

“就在那里，老兄，对那伙亡命之徒我们烦透了；眼下，感谢上帝，世事平稳了些；可从前，出了要塞围墙走上百步，就会有个蓬头垢面的小妖在那儿等着：只要你一愣神儿，就会要你的好看——不是套马索套住你的脖子，就是枪子儿钻进了后脑壳。可真是些好手呀！”

“看来您有不少稀奇遭际呢？”我问，好奇心使我对这个话题难丢难舍。

“咋能没有呢！有哇……”

说着他就捻起左侧的一绺胡髭，低头陷入了沉思。我极想从他嘴里抓到一个小典故，这是天下所有旅游者和札记作者固有的心愿。这时茶煮好了；我从箱里掏出两只旅行杯，倒上茶，把一杯放到他的面前。他呷了一口，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是的，有哇！”这种感叹给我带来很大希望。我知道，上岁数的高加索人喜欢说，喜欢聊；不过他们很少如愿：有的人带着一个连，在这偏远地方驻扎了五年，但整整五年却没有一个人向他道声“您好”（因为身边的上士司务长是说“愿您健康”）。可要聊的话题却有的是：周围尽是些稀奇的、怪异的人；每天的险情、遭际都天下少有，妙趣无穷。说到这儿，不由得感到惋惜，我们的记载如此之少。

“要不要添点罗木酒？”我对自己的交谈伙伴说，“我有梯弗里斯白罗木酒，这会儿天冷。”

“不用了，谢谢，我不喝酒。”

“怎么会不喝呢？”

“真的不喝。我自己发过誓。还是少尉时，有一次，您知道吗？我们聚在一起喝得晕晕乎乎的，夜里却响起了警报；我们就这样带着几分醉意到了阵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知道以后，我们可遭了大罪：就别提他的脾气发得有多大啦！差一点没把我们送上法庭。不过下面这也是实情：有时您待上整整一年，连个人影也见不着，还谈什么伏特加哩——一个倒了大霉的人啊！”

听他这么说，我差一点失去信心。

“就说切尔克斯人吧，”他接着说，“在婚宴丧席上布查酒灌得多了，他们就动起家伙来。有一次，我紧跑慢跑才算跑脱，就这还是在归顺了的王爷府上做客呢。”

“怎么出这种事呢？”

“是这么回事（他给烟斗装满烟，深深吸了一口），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带着一个连驻守在捷列克河对岸的一个要塞里——转眼就快五年了。有一回，秋天，来了一支送粮草的运输队，队里有位军官，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一身戎装来见我，报告他奉命留在我的手下。他那么细高、白净，一身军装那么新，我一看就知道他到高加索我们这里还没多久。‘您，想必，’我问他，‘是打俄罗斯调来的吧？’‘正是，上尉先生。’他回答道。我拉住他的手说：‘非常高兴您的到来，非常高兴。以后您多少会感到闷得慌……嗯，不过我会以朋友待您的。对啦，干脆就请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好啦，再说，何必要穿一身戎装呢？您早晚来我这儿，就请戴便帽好啦。’我给他拨了套房子，他就搬到了要塞。”

“他怎么称呼？”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他叫……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是个出众的小伙子，您尽管信就是啦；就是脾气怪一点。您知道吗？比如说，阴雨天，气候冷，一整天地狩猎；所有的人手脚都要冻僵了，累得爬不起来——他却跟没那回子事儿一样。可有时候，他坐在房间里，一阵小风轻轻一吹，他就让您相信他感冒了；护窗板一响，他准吓得哆哆嗦嗦，脸色苍白；可我亲眼见过他与野猪一对一地干；常常是几个钟头听不见他吱一声，但有时一开口，准能让您笑得肚子疼……是——呀，怪僻得很。另外，想必是个有钱人：既然有各种各样的贵重东西……”

“您跟他处的时间长吗？”我又问。

“一年光景。嗬，不过这可是让人忘不掉的一年：它使我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不是因为这忘不了！您要知道，真的，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天生就是要惹出些稀奇古怪的典故来的！”

“稀奇古怪的？”我带着好奇的神色惊叹道，同时给他杯里添了茶。

“这正是我要给您讲的。距要塞约莫六俄里地，有一个归顺我们的王爷。他那个宝贝儿子，十五岁上下的男孩子，三天两头儿来我们那里泡：不管什么日子，常常是，推说有这事，有那事。也是的，都让我和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把他给惯坏了。那可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什么事都干得干净利落，出手不凡，或飞马平地取冠，或举枪百步穿杨。可就是有一点：贪财。有一回，为了取乐，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答应，要是他从父亲的羊群里偷来一只最好的羊，就给他一个金币；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夜里他揪住羊角就把它给拉来了。常常是只要我们一激，他就两眼充血，伸手拔剑。‘喂，亚扎玛特，你可要吃大亏了，’我对他说，‘你的脑瓜子яман！’

“有一天，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参加婚礼：他要打发大女儿出嫁，我们跟他是好友；所以，您知道，不能推辞不去，尽管他是鞑靼人。我们就去了。寨子里一大群狗迎着我们乱叫。女人们见我们就躲了起来；我们看得清面孔的女人们，远不算漂亮。‘我对切尔克斯人有一条妙论——’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对我说。‘等一下！’我讪笑一下回答说。我心里还装有自己的事呢。

“王爷的平房中已经高朋满座。您知道，亚洲人有一种风俗，上下左右、远近亲疏都得请来参加婚礼。我们受到大礼相迎，被让进客厅。但是，我却没忘暗暗记下我们的马拴在了什么地方，以防——您知道吗？——什么意外。”

“他们的婚庆是如何进行的呢？”我问上尉。

“倒也平平常常。开始教士给他们诵一段可兰经；接下去是向两位年轻人和双方亲属送礼道喜；吃饭，喝罗木酒；随后开始特技骑术表演，而且往往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骑着一匹瘸腿劣马，扭捏作态，出尽洋相地表演小丑儿，招惹有身份的人们发笑；随后，天黑下来，客厅里开始了——拿我们的话说——舞会。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头儿，划拉着一把三根弦的……忘了他们那里怎么个叫法，嗯，类似咱们的三角形的巴拉来喀琴。丫头和小伙子们分两排面对面站着，拍着手唱歌。这时一个丫头和小伙子出列站在中间，拖腔拿调地朗诵自己随时想出来的诗，其他人就都同声附和。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这时主人的小女儿，一个十六岁上下的姑娘走到他跟前，给他唱……叫什么呀？……类似我们恭维性的赞歌。”

“那么唱了些什么呢？还记得吗？”

“对啦，好像是这样唱的：‘都说我们的骑手是身材修长的年轻人，他的衣衫上缀有白银，俄罗斯的青年军官比他们更洒脱，他们戎装上的饰带更是黄金。他是他们中间的一棵白杨，可惜不在我们园中开花生长。’毕巧林起身向她躬了下身子，手掌抚额抚心，并且请我回答她。我十分熟悉他们的话，翻译了他的答辞。

“她离开我们时，我低声问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喂，您看长得咋样？’‘可谓倾城倾国！’他回答说，‘她叫什么呀？’‘叫贝拉。’我回答说。

“还真是那样，她长得很好看：高高的个儿，窈窕的身材，一双眼睛像岩羚羊的眼睛那样黑，一个劲地直勾勾看人。毕巧林满腹心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也不时蹙眉看一眼他。不过，不只是毕巧林一个人在观赏这位美貌的王府郡主，房子的一角还另有两只发直的、冒火的眼睛在看她。我开始仔细端详，终于认出了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对我们，您知道吗？说不上是归顺，也说不上是不归顺。他可疑的地方很多，尽管从没见过他有任何越轨之举。他常把绵羊给我们拉到要塞来，低价卖掉，但从不还价：即使漫天要价，你也得给；即便杀了他，他价也不落。人们谈起他时，说他爱带上一些山贼到库班去，而且，实话实说，他那副嘴脸就很有些匪气：矮小的个子，干枯的脸，宽肩膀……但机灵倒真叫机灵，活像一个精灵！短棉袄总是穿得稀烂，上面补丁连着补丁，可器械却是镶银的。他胯下的那匹马，在整个卡巴尔达都出了名——真的，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棒的马了。难怪所有骑马的人都看着眼红，而且还不止一次偷盗那匹马，只是没得手罢了。现在每当看到这匹马时，它都显得那么良骏：毛色乌黑如漆，四腿紧绷似弦，那两只眼睛也不在贝拉的眼睛之下；而且浑身都是力气！即便让它飞跑五十俄里，它都不喘大气；另外，驯得真叫得心应手——像只好狗一样紧跟着自己的主人，连他的声音都熟悉！当时他从来都不拴马。真是一匹顶呱呱的贼马！……

“那天夜里，卡兹比奇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阴沉，而且我发现，他短袄里面穿有锁子甲。‘他不会无缘无故穿这件锁子甲的，’我想，‘他肯定有所图。’

“房子里开始感到有些发闷，我就来到外面，想换口新鲜空气。夜幕已经落在山间，山谷里开始雾气弥漫。我想拐到我们拴马的棚里，看看它们有无草料，再说，小心谨慎总没错：我当时的那匹马是匹好马，所以不仅一个卡巴尔达人十分动情地说：‘Якшитхе，чekякши！’

“我正顺着篱笆朝前走，突然听到一阵说话声；一个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公子哥儿亚扎玛特，这家主人的儿子；另一个人说话少，话声低。‘他们在合计个啥呀？’我想，‘不会在打我马的主意吧？’于是我就蹲到篱笆下，用心细听起来，一字一句都不放过。可是闹嚷嚷的唱歌声和说话声从房子里传出，盖过了我感兴趣的那席谈话。

“‘你这匹马可真叫绝！’亚扎玛特说，‘要是我是当家的，手里有三百匹马，就会拿出一半来换你的快马，卡兹比奇！’

“‘啊！果然是卡兹比奇！’我想，并想起了他穿的那件锁子甲。

“‘是的，’卡兹比奇沉默一阵后回答说，‘在整个卡巴尔达也找不到这样的好马。有一回——事情发生在捷列克河对岸——我带着抵抗战士抗击俄罗斯马队；我们打得很不顺，大伙就各自逃命。我身后有四个哥萨克打马飞奔；我已听到了身后异教徒们的喊声，面前却是茫茫密林。我把身子贴向马鞍，把自己托付给了上帝，而且平生第一次让马蒙受鞭打的屈辱。它像一只飞鸟，隐身于树林之间；树上的利刺撕破了我的衣服，叶榆的干枝抽打着我的脸。我的马飞跃树桩，用胸脯劈开灌木丛。假使我把它扔到林边，徒步藏入密林就好了，可我不忍和它分开——于是受到了先知的奖赏。几颗子弹在我头顶呼啸而过，我已听到下马徒步走路的哥萨克人在身后紧追不舍……忽然，我面前横着一道深沟；我的飞马略加思考——纵身跳起。它的两只后蹄从沟岸拔地腾空，全身就撑在两条前腿上。我扔开缰绳，随即飞落沟中；这样便救了我的马：它一下就跑开了。这一切哥萨克都看在眼里，不过一个人也没有下马找我：他们或许认为我已摔死了，所以我听见他们急急忙忙跑着去逮我的马。我整个心都在流血；我顺着沟在厚厚的草上朝前爬——一看，森林完了，一些哥萨克从林子来到空地上；我的卡拉骄斯也照直朝他们奔去；所有的人，一窝蜂一样，大喊大叫扑过去抓它；他们追了很长很长时间，特别是一个人有两次都差一点把套马索套在它的脖子上；我发起抖来，低着眼睛，开始祈祷。过了一会儿，抬眼一看，我看到，我的卡拉骄斯正扬着蓬松的尾巴飞奔，逍遥自在，就像一阵轻风一样，而那些异教徒，却在草原上一个个骑着折腾得精疲力竭的驽马，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天哪！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呀！我在沟里一直坐到深夜。突然，您猜怎么样，亚扎玛特？在一片昏暗中，我听见有一匹马沿着沟边奔跑，打着响鼻，发着嘶鸣，四蹄敲打着地面；我听出了我的卡拉骄斯的声音：这是它，我的伴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再没分开过。’

“当时我听到，他用手拍着自己骏马光溜溜的脖子，向他发出种种温柔的称呼。

“‘要是我手里有千匹马，’亚扎玛特说，‘我会把它们全都交给你，来换你的卡拉骄斯。’

“‘Йok，可我不想。’卡兹比奇冰冷地回答说。

“‘你听我说，卡兹比奇，’亚扎玛特跟他套起了近乎，‘你是个好心人，你是个英勇的骑手，可我父亲害怕俄罗斯人，不放我上山；你把马给我，我就会尽力报效你的，从父亲身边给你偷来最好的步枪或者马刀，你要什么都行，不过他的刀是地地道道的古尔达宝刀：你只要把刀刃靠近胳膊，它自己就会刺进肉里；而锁子甲——像你身上这件，一点都没用。’

“卡兹比奇不说话。

“‘第一次见你这匹马时，’亚扎玛特接着说，‘看它打着响鼻在你胯下旋转，蹦跳，蹄下溅起飞沫一样的硅石，我心中出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而且从那时起，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连我父亲最好的马我都看不上了，骑上它们就感到无脸见人，同时一种苦闷塞在我的心里；于是，我苦恼透了，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悬崖边，一分一秒一个心眼儿想着你那匹乌骓马和它均匀的脚步，光溜溜的、箭杆一样直顺的脊梁骨；它以自己那双机灵的眼睛看着我，好像要对我说句什么话呢。你要是不把它卖给我，卡兹比奇，我可要死了！’亚扎玛特声音颤抖地说。

“我听得出，他哭了：这里还应该告诉您，亚扎玛特是个宁折不弯的倔孩子，通常情况下什么也别想让他落泪，哪怕更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

“作为对他眼泪的回答，听到的像是一声冷笑。

“‘你听我说！’亚扎玛特石板钉钉似的说，‘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要是要，我就去把我姐姐给你偷来，行不行？她跳舞，那叫棒！唱歌，那叫棒！另外，她那手金丝刺绣——那叫绝了！过去就连土耳其皇帝也娶不到这样的妻子哩……愿意吗？明天夜里，你在河水奔腾的峡谷里等我；我带上她，从那里走进紧挨着的山寨——她就是你的啦。能说贝拉还抵不了你那匹快马？’

“卡兹比奇很长时间守口不语；最后他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一首古时候的歌作答。

我们村寨的漂亮姑娘数也数不完，

她们的眼睛夜空繁星般辉耀光灿。

甜蜜地爱她们，是惹人羡慕的福分；

好男儿志如钢才更能教人开心。

黄金买得来成群的娇妻，

银海金山也难抵剽悍的坐骑；

它赛过草原狂飙，疾驰如飞，

它不背信弃义，它不阳奉阴违。

“亚扎玛特徒劳无益地求他，又是哭，又是巴结，又是赌咒发誓；卡兹比奇终于打断了他的话。

“‘滚开，浑小子！你哪能配骑我的马呢？它三步两步就会把你摔下来，你会在石头上把脑壳撞个稀巴烂呢。’

“‘就让他摔吧！’亚扎玛特疯狂地喊着，他重剑上的铁碰击着锁子甲，发出铿铿锵锵的响声。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推开，使他重重跌在篱笆上，撞得篱笆摇摇晃晃。‘这下有好瞧的了！’我想，并随即跑进马厩，给我们的马戴上嚼铁，把它们拉到后院。两分钟后房内人声像开了锅一样，乱成了一团。你猜怎么着？亚扎玛特穿着撕得葱花儿一样的短棉袄撞了进去，说是卡兹比奇要杀他。大伙儿拍案而起，各抓自己的兵器——这就热闹喽！喊声、闹声、枪声；不过这时卡兹比奇已经骑在马上，手中挥着他的军刀，像凶神厉鬼一样，在沿街的人群中迂回穿行。

“‘别跑了偷牛的，抓了拔橛儿的，让咱替人受罪。’我抓住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胳膊，对他说，‘我们是不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

“‘等一下，看怎么收场。’

“‘收场一准不妙；这些亚洲人向来这样：逮住布查酒猛灌，接着就大动家伙！’说罢我们骑上马匆匆回家。”

“那卡兹比奇呢？”我急不可待地问上尉。

“这号人还能怎样呢？”他回答说，随即把杯中的茶一饮而尽，“溜掉了呗！”

“也没受伤？”我问。

“天晓得他咋样！大难不死的、泼皮胆大的土匪这一号人，譬如说，我在打仗时就碰见过，浑身上下，刺刀捅得跟筛子眼儿一样，可手里仍然挥舞着军刀。”沉默片刻，一跺脚，上尉又说，“有一点，我啥时候也不会饶恕自己的：回到要塞后，我真是多事，把自己蹲在篱笆下听到的东西全都倒给了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听；他一声讪笑——这个滑头！——就琢磨起自己的鬼花招来。”

“他琢磨什么呀？请讲讲。”

“嗬，实在是没办法！既是讲了个头儿，就得往下说。

“过了三四天，亚扎玛特到了要塞。像通常那样，他去找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总拿好吃的东西款待这小子。我当时在场。谈话从马开始，毕巧林对卡兹比奇的马大加吹捧：它那么机敏灵机，体态俊美，简直像只岩羚羊一样——嘿，照他说，简直是盖世无双。

“这个鞑靼哥们儿的两只小眼睛闪闪发光，毕巧林却好像就没往眼里去；可我谈点别的，你瞧瞧，他立即就把话题拉到卡兹比奇的马上。这个事头儿，只要亚扎玛特一来，他就一次不少地接着再往下说。差不多三个星期过后，我开始发现亚扎玛特脸色苍白，一天比一天憔悴，就像罗曼史里那种陷入失恋的人一样。你说稀奇不稀奇？……

“您猜是咋回事儿，后来我才了解了这里面的原委；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激将法把他激得晕头转向，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他都不会眨一下眼。您听他咋对鞑靼哥们儿说的：

“‘看得出，你对这匹马爱得要命，亚扎玛特，不过你永远也看不到它，就像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一样！喂，你说吧，假若有人把这匹马奉送给你，你拿什么报答他呀？……’

“‘无论他要什么，我都会分毫不差地如数给他。’亚扎玛特回答说。

“‘若这么说，我给你搞，不过有个条件，你要发誓说到做到……’

“‘我发誓……你也得发誓！’

“‘好！我发誓，这匹马会到你手里；不过作为交换，你得把你姐姐贝拉送我：卡拉骄斯将是她的聘礼。我相信，这笔买卖对你是合算的。’

“亚扎玛特噘着嘴不言语。

“‘不愿意？那就悉听尊便！我原以为你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可你却是个毛孩子：离骑马还早着呢……’

“亚扎玛特火冒三丈。

“‘那我父亲那儿咋交代呢？’

“‘难道他就永世不出远门？’

“‘倒也是……’

“‘同意了？……’

“‘同意。’亚扎玛特少气无力地说，脸色蜡白，像个死人，‘那啥时候呢？’

“‘在卡兹比奇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答应过赶来几十只羊；剩下的事，包在我身上了。你就瞧着吧，亚扎玛特！’

“他们就这样拍板了……说实话，这不是个好事！后来我把这话对毕巧林说了，可他却对我说，切尔克斯这样尚未开化的女子有他这样的可爱丈夫是种福分，因为，照当地俗话说，他毕竟是她的丈夫，而卡兹比奇呢，却是个该受惩罚的山贼。您评评理，我能拿什么话对付他呢？……不过当时，对他们的阴谋我也一无所知。这不，有一天，卡兹比奇来了，问要不要绵羊和蜂蜜；我吩咐他第二天带来。

“‘亚扎玛特！’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说，‘明天卡拉骄斯在我手上了；如果今夜贝拉不在这里，你就别想见那匹马了……’

“‘好吧！’亚扎玛特话一出口，就快马加鞭赶回寨中。

“黄昏时，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武装齐备，骑马出了要塞。这事他们是咋商量的，我不知道，可是夜里他俩回来时，哨兵看见，在亚扎玛特的马鞍上，横着一个女人，她的手脚都被绑着，头被伊斯兰妇女的恰得拉披纱蒙得严严实实。”

“马呢？”我问上尉。

“现在就说，现在就说。第二天清晨，卡兹比奇早早就到了，并赶了几十只绵羊来卖。把马拴在篱笆上后，他进来见我；我拿茶来招待他，因为虽说是山贼，可毕竟是伙伴。

“我们天南地北地闲聊；猛然间，我一瞧，卡兹比奇打了个寒战，脸色全变了，并立即走到窗前；可窗户，真糟，是开向后院的。

“‘你咋啦？’我问。

“‘我的马！……马！……’他说着，浑身上下不住哆嗦。

“是的，我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想必哪个哥萨克来了……’

“‘不是！呜（俄）罗斯人坏，坏呀！’他哇哇叫起来，像只凶猛的雪豹一样，纵身跳了出去。他两步就跳到了院里；在要塞门口，哨兵用枪拦住了他；他从枪上跨过，跳上大道飞奔……远处荡着尘土——亚扎玛特骑着卡拉骄斯狂奔；卡兹比奇一边跑，一边从枪套中拿出枪来，打了一枪，在那里一动不动愣了一分来钟，直到确信自己没有打中；接着尖声厉叫，拿枪往石头上砸，把枪砸得稀碎，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眨眼工夫，他身边站满了要塞的人们——可他谁也没看见；人们站了一阵子，说了一阵子，就都回去了；我吩咐人在他身边放上买他绵羊的钱——他没有动它，趴在地上，像个死人。他在地上躺到深夜，躺了整整一宵，您信不信？……只是第二天清早他才来到要塞，开始要求告诉他谁是盗马贼。那个看见亚扎玛特解开马，骑上它逃窜的哨兵，觉得没啥可隐瞒的。一提起这个名字，卡兹比奇两眼发亮，随即到了亚扎玛特父亲的寨中。”

“他父亲呢？”

“文章就做在卡兹比奇找不到他这上头：他得到很远的地方去六天，不然亚扎玛特想把他姐弄走能得手吗？

“可当父亲回到家里时，无论女儿，还是儿子，都已没有了。儿子是个滑头，要知道他看准了，假使他一露面，定会凶多吉少，所以从那时起就没有音讯，想必到抵抗战士那帮匪徒那里搭伙了，随后，或许死在了捷列克河那边，或许死在了库班那边了结了他泼皮胆大、无法无天的一生，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我承认，我管得太宽了。当我知道切尔克斯女人在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那里时，我就佩戴上长穗肩章、长剑找他去了。

“他在房内外间的床上躺着，一只手垫在后脑勺下，另一只握着就要熄灭的烟斗；房内里间的门锁着，没有开门的钥匙。这一切我一眼就发现了……我开始咳嗽，用鞋跟来磕门槛，可是他却装蒜，好像听不见。

“‘准尉先生！’我尽量把话说得严厉，‘难道您不知道我来了吗？’

“‘啊嗬，您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不抽袋烟吗？’他躺着不动回答我。

“‘对不起！我不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是步兵上尉。’

“‘反正都一样。要喝点茶吗？您简直不知道我心烦意乱成了什么样子！’

“‘我全清楚。’我回答说，并随即走到床前。

“‘那更好；我也没有叙述的兴致。’

“‘准尉先生！您闯下的祸连我也得负责……’

“‘嗨，得了吧！这算得什么呀？要知道我们早就同甘共苦了。’

“‘开什么玩笑？交出您的佩剑！’

“‘米济卡，拿剑来！……’

“米济卡把剑拿来了。执行完公务，我到他身边坐到床上说：

“‘听我说，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认个错吧。’

“‘我什么事上错了？’

“‘您把贝拉弄来这件事上……我恨亚扎玛特这个骗子！……喂，认错吧……’我对他说。

“‘那么假使我喜欢她呢？……’

“‘唉，这话您叫我咋回答呀？……’我不知道说啥好。不过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我对他说：‘要是她父亲要她，那就应当送还。’

“‘根本不成！’

“‘他要是知道她在这里呢？’

“‘他怎么会知道呢？’

“我又不知道该咋回答才好。

“‘您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稍稍抬了下身子说，‘您可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假若我们把女儿还给那个野人，他会把她杀了，或者把她卖掉的。现在木已成舟，不能只是存心拆台；您把她给我留下，把我的剑您自己留着……’

“‘让我看看她。’我说。

“‘她在这扇门里面，不过我自己今天想见到她也毫无希望：她把头包得严严的，坐在墙角，不说话，也不看人；她胆怯害怕，像只受惊的野羚羊一样。我雇来了我们小酒馆的老板娘：她懂鞑靼话，来照看她，开导她，对她是我的人这一点让她渐渐习惯，因为她谁也不属，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他用拳头砸了下桌子，补充说。连他说这我也认啦……您说有什么办法？有一种人，对他们说的你不能不答应。”

“为什么呢？”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真的让她习惯了，还是在身不由己、苦苦地思乡想家中日渐憔悴了呢？”

“不会的，有啥可思乡的呢？在要塞中，和在她们寨里一样，都能看到那几座山，而对这些没开过眼的偏远野民来说，除此之外也就啥也不需要了。再说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每天都赠送她点什么。头几天她不言不语、心性高傲地把礼品推开，那些东西便落到了小酒馆老板娘的手里，使她变得能说会道，巧舌如簧。嗬，好神的礼品呀！一块花布头儿就会把一个女人哄得团团转！……这先不说……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跟她苦苦折腾了很长时间；而且还学了说鞑靼话，随后她也开始懂我们的话了。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她看惯他了，一开始是皱着眉头看他，斜着眼看他，而且总是满腹忧愁，低声哼着家乡的曲儿，从隔壁听着她唱歌，连我都为她伤心。我永世也忘不了下面这个场面：我从房前走过时，往窗内看了一眼，贝拉坐在轻便床上，耷拉着个脑袋，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她的前面站着。

“‘听我说，我的仙女，’他说，‘你要知道，你迟早要成为我的人呢，何苦一味折磨我呢？难道你看上了哪个车臣人啦？如果是那样，我现在就放你回家。’她让人难以觉察地打了个寒战，摇了摇头。‘或者是，’他继续说，‘你根本看不上我？’她长叹一声。‘再不然是你的信仰不允许你爱我？’她脸色苍白，不言不语。‘相信我吧，对各个民族来说，上帝只有一个，既然他允许我爱你，他为什么会禁止你回报我呢？’她直盯盯对着他的脸看了一眼，像是对这种新的说法大吃一惊；两只眼睛显得半信半疑。这哪是两只眼睛呀！它们那么明亮，简直像两块燃亮的火炭一样。‘你听我说，亲爱的、善良的贝拉！’毕巧林继续说，‘你看到了我多么爱你，只要你能开心，我一切都在所不惜：我想让你幸福；如果你再愁眉不展，我可要死了。你说你会开心吗？’

“她两只黑眼睛照旧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稍微思考了一下后，她温存地一笑，点头表示同意。他抓住她的一只手，劝她亲他一下；她无力地保护着自己，口中一个劲地重复说：‘好了，好了，别这样，别这样。’他就一直坚持；她浑身哆嗦，哭了起来。

“‘我是你的俘虏，’她说，‘你的奴隶；当然，你可以逼我。’说着泪又下来了。

“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用拳头朝自己脑门儿上捶了一下，一步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走到他的身边，他脸色阴沉，抄着两手，走来走去。

“‘咋了，老兄？’我问他。

“‘是个妖魔，不是女人！’他回答说，‘但我敢放话，她将是我的……’

“我摇了摇头。

“‘要打赌吗？’他说，‘一个星期之后！’

“‘行！’

“我们击掌约定后，分手了。

“第二天，他就派通讯员到基兹利雅尔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买回了许许多多各种花色的波斯纺织品，数都数不过来。

“‘您看如何，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指着礼品问我，‘在这些重炮猛轰之下，亚洲美人也岿然不动吗？’

“‘您不了解切尔克斯人，’我回答说，‘他们全然不像格鲁吉亚人或外高加索鞑靼人那样，一点也不一样。她们有自己的规矩，她们受的是不同的教育。’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微微一笑，用口哨吹起了进行曲。

“事情终见分晓了，证明我说得对：礼品只起了一半作用；她变得更温存了，更信任人了，不过也仅是这样罢了；于是他就决定孤注一掷。一天早晨，他吩咐备马，照切尔克斯人的习俗穿戴整洁，披挂齐备，进去见她。‘贝拉，’他说，‘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下了决心把你弄出来，认为你了解我以后会爱我的；但我错了。再见吧！你留在这里，做我所有财产的全权主人吧，如果愿意，就回到你父亲那里去吧——你自由了。我错待你了，所以应该惩罚自己：再见吧，我走了——上哪儿去？我怎么知道！也许我不久就赶上中弹或触雷；到那时请念及我，并宽恕我吧。’他转过身，伸手与她握别。她不握他的手，也不说话。不过我站在门后，能从门缝看到她的脸；于是心里一阵怜悯——那张可爱的小脸儿，蒙上了一层死人样的惨白！听不到回答，毕巧林朝门口走了几步；他浑身发抖——不用说，我想，他真的要兑现他开玩笑时许下的东西了。他就是这么个人，天晓得他咋搞的！可是当他轻轻碰一下房门时，她便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号啕大哭，扑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我站在门背后，您信不信，也哭了起来。这么说吧，您知道吗？也不叫哭，而是叫——犯傻！……”

上尉不说话了。

“是，我承认，”然后，他捋着胡子说，“当时我很难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那样爱过我。”

“他们的幸福持续下去了吗？”我问。

“是的，她向我们承认，从见到毕巧林那一天起，她就常常梦见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男人给她留下过这样的印象。是的，他们是幸福的！”

“真没味儿！”我不由自主地喊道。实际上我等待的是悲剧性的离别，但突然我的愿望破灭了！……“难道，”我继续说，“她父亲就没猜到她在你们要塞吗？”

“看来，确切说，他曾起过疑。过了些天，我们听说老头儿被打死了。您瞧这事闹的……”

我的心又一次提了起来。

“应该说，在卡兹比奇的想象中，亚扎玛特是在父亲同意下偷他的马的，至少说，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有一次，他就来到路上，在离寨子三俄里的地方等着；老头儿一无所获地寻找女儿归来；他那些随从都落在他后面——因为是在夜里——他满腹心事，骑着马慢慢往前走，猛然间，卡兹比奇就像只猫一样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嗖的一下跳到他的马上，一剑把他捅了下去，伸手抓过缰绳，一溜烟地跑了；这一切，他的一些随从在小土岗子上都看见了；他们冲下来追赶，可是没有追上。”

“他是要找补自己的失马痛苦，而且要报这一箭之仇的。”我这样说，想引出对方的看法。

“当然啦，照他们的习俗，”上尉说，“他做得完全正确。”

我不由得为之吃惊，俄罗斯人只要有机会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就能适应那里的风俗习惯；我不知道，人的头脑的这一属性是应该责备呢，还是值得赞扬，但这证明了它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和它具有一种清晰而健全的理性——当恶必然降临，或是无力消除时，不管在哪里遇见它，便统统加以宽恕。

当时茶已喝光；早已套在车上的马在雪地里哆里哆嗦；西天上的月亮惨淡无光，眼看就要沉入自己下面的乌云里了，这些乌云垂挂在远方的几座山巅上，宛若被扯成碎片的帷幔一般；我们走出了平房。与我同路人的预言恰恰相反，天放晴了，而且一准会给我们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远方穹隆的四壁上，繁星结连成一种花色妙不可言的图案，而当东方的一抹晨曦弥漫于深紫色的天幕，逐渐将身披洁白无瑕的积雪的陡峭山坡照亮时，那些星斗也就一一熄灭了自己的光亮。左右两侧，阴暗而神秘的深谷里黑咕隆咚，如同墨染一般，晨雾则盘旋萦绕，迂回蜿蜒，像蛇一样，沿着邻近峭壁上皱纹纵横似的壕沟，朝那里低身匍匐，似乎它们感到了白日逼近，心中害怕了，惊慌失措了。

长空大地，都静谧无声，如同晨祷时分人的心田一样；只是偶或跑来一阵清冷的东风，掀动落满白霜的马鬃。我们动身上路，五匹瘦骨嶙峋的驽马，拉着我的驿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步履艰难地朝咕德山走着；我们则步行跟在车后，当马拉得筋疲力尽时，拿块石头支住车轮。道路好像通向青天似的，因为极目望去，只见它越升越高，最终消失在白云里面。那白色的云团从黄昏起，就在咕德山的山巅歇脚，酷似一只等待猎物的老鸢；雪在我们脚下咯吱咯吱作响；空气变得如此稀薄，致使呼吸十分艰难；血液不时涌向头顶，但尽管如此，仍有一种兴奋心情充满浑身的血管，而且似乎感到很开心，因为我高居世界之上了。这种心情，毋庸置疑，是一种童心，远离社会制约而靠近大自然，我们不由自主就变成了孩子；万般宠辱得失，统统置之脑后，于是心地又回归到人之初的和有朝一日想必还会重现的那种心地。如果有谁像我这样，曾经游荡于人迹罕至的大山之中，久久观赏它们万千离奇的景象，贪婪地吞吸着弥漫于大山峡谷之中的、使人精神振作的清新空气，他自然就能体会到我想转达、叙说、描绘这些奇异画面的这种愿望。你看，我们最终登上了咕德山，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山上垂着灰色的云团，而它发出的冷气，足以使人感到山雨欲来的恐怖；然而东方却依旧晴空朗朗和金光灿烂，致使我们，也就是说我和上尉，把灰色云团的冷气忘得一干二净……是的，包括上尉在内，普通人心里对大自然的瑰丽与壮观的情感，要比用语言与笔墨兴致勃勃讲述在我们口中与笔下的成百倍强烈与生动。

“您对这些壮观的画面，我想，都习以为常了吧？”我对他说。

“是呀，连子弹的呼啸声都能习惯，也就是说，能够习惯掩藏异常情况下的那种骤然心跳。”

“我听到的说法相反，说是对一些久经沙场的老将来说，这种音乐是悦耳的。”

“当然了，要是您喜欢，它也是好听的；反正都是因为心跳更加剧烈罢了，您来看，”他手指着东方补充说，“多秀丽的山川啊！”

也确是如此，这样的景色我未必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我们的下面，是被阿拉格瓦河与另一条河的两条银练拦腰切断的科伊尔沙乌尔山谷；蓝莹莹的晨雾沿着山谷飘动，躲开温暖的晨光，移到附近的峡谷；左右两边都是山梁，一梁高过一梁，纵横交错，向远方延伸，上面覆盖着积雪和灌木丛；远方还是这样的山，可是即便两处的山岩完全相同，但这里山上的积雪让绯红的晨曦映照得那么喜兴，那么亮堂，以致使人顿生奇想：好像它们有意世代在此安居似的；太阳从蓝黑色的山头背后微微露了下脸，这样的蓝黑山头，也许只有看惯了它的人的那双眼睛，才能把它们与暴风雨中的乌云分得开；可是太阳上方，长长一抹血红的云彩引起了我的旅伴的格外注意。“我对您说过的，”他大声嚷道，“今天将是个糟糕的天气；得赶紧些，要不它就把我们阻止在克列斯特山了。动身！”他向车夫喊道。

他们把铁链拦在车轮前面刹车，以防车轮下滑，手里抓着马的笼头，就开始下山了；右边是悬崖峭壁，左边是万丈深谷，居住在谷底的奥塞梯人的整座村落，看起来竟酷似一个燕窝儿；一想到一名邮役常常走过这里，在四下没有人声的深更半夜，沿着两辆驿车难以错身的狭路，一年到头不离吱吱歪歪、摇摇晃晃的邮车，从这里走上十来次，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们的车夫中，一个是俄罗斯雅罗斯拉夫汉子，另一个是奥塞梯人；奥塞梯人事先卸下了拉前套的梢儿马，手里拉着辕马的笼头，谨慎小心，以防任何不测，而我们那位心不在焉的正宗俄罗斯人，连从他的车夫座儿上下来都没有！当我向他指出，即便为了我那口箱子他也该小心点，我绝不想爬到无底深谷中去找它时，他回答说：“咦，哪会呢，老爷！上帝保佑，我们不会比他们到得晚，要知道我们这不是头一回啦。”——让他说对了，我们似乎很难抵达，却竟然还是到了，所以假若都多推敲一下，那就会相信，对生活用不着那么处心积虑，谨小慎微……

不过，各位想知道的也许是贝拉故事的结局吧？首先，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游记；所以上尉实际上尚未开口讲述的东西，我不能逼他提前讲出来。因此要稍等片刻，不然，如果您愿意，就翻过几页，不过我还是劝您别这样，因为翻越克列斯特山（或者像学者加姆巴那样，把它说成：Le Mont st.-Christophe），准会让各位击掌叫绝的。当时我们正从咕德山下到乔尔塔谷地……你们看，多么富有浪漫情调的地名呀！各位也许已在不可攀缘的陡壁上看到厉鬼的魔窟了，然而这里却不曾有过厉鬼；因为乔尔塔谷地这个名字，来自“界线”（черта）一词，而不是来自“魔鬼”（черт）一词，因为从前，这里曾是格鲁吉亚的边界线。这座山谷中满是雪堆，活像我国的萨拉托夫、唐波夫及其他叫人陶醉的地方。

“瞧，这就是克列斯特山！”我们的驿车走进乔尔塔谷地时，上尉指着一座积雪覆盖的山冈对我说；山冈顶上，有一个颜色发暗的岩石十字架，旁边有一条影影绰绰的道路，只有当山腰的路上堆满积雪时，车辆才走那条路：我们的车夫解释说，暂且还没有雪崩，所以为了爱惜马，就拉着我们绕行山腰的那条路。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们碰上了四五个奥塞梯人；他们提出要为我们效力，说着就手把车轮，吆吆喝喝，开始拖拉和紧紧照看我们的驿车。也的确需要，道路十分险恶：右边，我们头顶的上方，悬着一些巨大的雪团，似乎一阵风起，它们顿时就会落入谷中；窄窄的道儿上，一部分路面蒙着一层积雪，有几处，它已被踩塌陷了，而另一些地方，在阳光照射和夜里严寒的冻结下则结成了冰，所以我们自己从这里走得极其艰难；马匹跌跌撞撞；左边露出一道深深的裂罅，里面一道流水，时而隐藏在冰层下面，时而带着泡沫，翻腾跃动于黑色的岩石之上。用两个钟头能勉勉强强翻过克列斯特山就算不错了——两俄里得走两个钟头呀！这时乌云低垂，冰雹大雪交加；风灌入峡谷，狂呼怒号，啾啾啼啭，就像那只暴徒夜莺，而东方来的大雾则一浪浓似一浪，一浪重似一浪，岩石十字架便很快隐没其中……顺便说一句，关于这处十字架，有一则奇特却又广为流行的传说，说它似乎是彼得一世路过高加索时放置那里的；但是，第一，彼得当时仅仅到过达格斯坦；第二，十字架上头斗大的字母写得分明，那是根据叶尔莫洛夫先生的命令放置的，也恰好是1824年。然而题词归题词，传说却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说实话，你不知该信什么好，何况我们往往不相信题词呢。

要到科毕站，我们还得沿着结冰的山岩和泥泞的雪地，往下走四五俄里。马疲惫不堪，我们浑身瑟瑟发抖；暴风雪越下越猛，怒吼声越来越大，就像故乡北方的暴风雪那样；只是它的吼声更加忧伤，更加凄凉。“而你，异国他乡的流亡者，”我想，“不也在苦苦思念自己广阔无垠的草原吗！那里有你舒展寒冷双翅的天际，可这里，却使你感到堵塞和拥挤，宛若一只铁笼里的鹰，哀鸣着，在笼子的铁栏上碰来撞去。”

“不好了！”上尉说，“您看，周围啥都看不见了，都是雾和雪；千万得小心点，别跌进深谷或掉进大石窟窿里头，而再靠下，那条巴依达拉河正水急浪高，让人难以过河。这就是我碰到的亚洲！无论人，还是河，一点都靠不住！”

车夫们大声吆喝，骂骂咧咧，使劲抽打马匹，但是鞭子尽管抽得噼啪作响，那些马却打着响鼻，四蹄着地，死活不肯挪动一步。

“大人，”一个车夫终于开了口，“您知道，我们今天到不了科毕了；趁着还来得及，现在您是不是吩咐往左拐呢？您瞧，那边山坡上有一个影影绰绰的东西，想必是房子，天气不好时外来的人常在那里歇脚；他们说，要是您给点酒喝，他们管引路。”他指着一个奥塞梯人说。

“我知道，老弟，你不说我也知道！”上尉说，“简直是一帮滑头！为了刮些酒钱，啥点子都想得出。”

“不过您应该承认，”我说，“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处境会更糟！”

“就算那样，就算那样吧！”他喃喃自语，“算我有幸碰上这帮子向导！他们一闻就能嗅出哪里有油水可捞，好像离开他们路都找不到啦。”

于是我们就朝左拐，而且费尽周折后好歹赶到了一个简陋的栖留地。它有两间石板和鹅卵石盖成的房子，院墙也是用这些东西砌的；穿戴寒酸的主人殷勤地接待了我们，后来我听说，政府付给他们钱，管他们饭，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接待被暴风雪困在路上的旅客。

“一切都会好的！”我坐到火边后说，“现在您就把您那则关于贝拉的故事给我讲完吧，我相信它不会就那样结束的。”

“您咋这样自信呢？”上尉瞧着我狡黠一笑，回答道。

“因为这不合事物的规律：开头非同寻常，结局就也应该别具一格。”

“算让您猜着了……”

“非常高兴。”

“您有福分高兴，可我，真的，只要想起这事，就感到伤心。贝拉是个多好的女孩子呀！我最后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和她处得非常熟，她也喜爱我。应该告诉您，我没有家；我已十二年没有父母的音信了，而娶妻的事，以前连想都没想过，即便现在，您知道的，也不合适；所以我乐意有那么个人，以寄托自己的宠爱。她时不时给我们唱唱歌，跳跳列兹金卡舞……哎呀，那舞跳得真叫棒！我见过我们的省城小姐，有一次还到过莫斯科的贵族俱乐部，是二十年前，可那些人哪比得上她呀！差十万八千里！……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她打扮得洋娃娃一样，娇她宠她，疼她爱她；在我们那里她也出挑得那么好看，简直成了下凡的仙女；脸上和臂上的黝黑没有了，两颊红润得桃花一样……您瞧她乐呵呵那个样子，另外，这个可爱的小鬼头儿，还总是拿我开心……愿上帝宽恕她！……”

“那么您跟她讲了她父亲死的消息后，她怎么样呢？”

“她还没有习惯自己的处境前，我们很长时间瞒着她；讲了以后，她哭了两天，后来也就忘了。

“有四个来月，顺顺当当，百事称心。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这个人，我好像说过了，嗜好打猎，所以常常鬼催的一样到林子里去打野猪或野山羊，可现在，连要塞的大墙都懒得出。不过，我看出来了，他现在心中又在犯嘀咕，两手反背在身后，在房中走来走去；随即，有一天，跟谁也没招呼，就出去打猎了，整整一个上午不见个人影；一次，又一次，越来越勤……‘不对头，’我心里想，‘两人肯定闹别扭了！’

“有一天早晨，我去看他们——好像现在就在眼前一样：贝拉坐在床上，身上穿着黑绸子紧身衣衫，脸色煞白，一副愁相，我看着心里发毛。

“‘毕巧林呢？’我问。

“‘去打猎了。’

“‘今天走的？’她闭口不答，好像难以开口。

“‘不，昨天就走了。’末了才说，并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是不是出啥事了？’

“‘昨天一整天，我想了又想，’她眼里噙着泪，回答说，‘想到了种种不幸：有时我感到他让野猪伤了，有时觉得他让车臣人拉到山里了……但是今天我已经感到，是他不爱我了。’

“‘真的，亲爱的，咋哪里坏偏往哪里想呢！’

“她哭了，随后高傲地抬起头，擦干眼泪，继续说：

“‘他如果不爱我，可以把我送回家，谁拦着他啦？我也没有逼他。可是如果长此下去，那我就自己走：我不是他的女奴——我是王爷的千金！……’

“我开始劝她。

“‘听我说，贝拉，要知道他不能老待在这儿，像缝在你的裙子上一样；他是个年轻人，喜欢去猎取野味，爱来来去去，跑跑颠颠；你要伤心，可就让他烦透了。’

“‘说得对，说得真对！’她回答说，‘我要高高兴兴的。’说着，乐呵呵地拿起自己的手鼓，开始围着我唱歌，跳舞，蹦跳；只是没持续多久，她就又趴到床上，两手捂起脸来。

“我拿她有啥办法呢？我，您知道吧，从来跟女人没啥来往；我想了又想，看咋安慰她好，结果啥也没想出来；好一阵子，我俩都没有开口……那可真叫窘呀！

“末了，我对她说：‘咱们到城墙上走走，愿意吗？天是个大好天！’当时正是九月份；真的，难得的好天，晴朗又不炎热；千山万岭，都看在眼里。我们出去了，顺着要塞的城墙走来走去，不言不语；最后她坐在长满野草的地上，我也坐在她的身旁。嘿，真的，想来觉得好笑：我跟着她的屁股跑，活像一个老妈子。

“我们的要塞建在一处高地上，所以从城墙看去，景色喜人：它的一边是一条宽宽的林中空地，上面凹下几道大沟，空地尽头是一片森林，一直延伸到山梁；空地上有一个地方，几座寨子上炊烟飘飘袅袅，马群在附近款款走动；要塞的另一边——一道小河奔腾不止，岸旁有一片密密的灌木丛，覆盖着与高加索主山脉紧密相连的多石的丘陵。我们坐在棱堡的一角，所以左右两厢，一览无余。这时我突然看到，有个人骑着一匹大青马从林子里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最后停在小河对岸，离我们百把俄丈地，就像发疯一样，开始盘旋自己的马。这玩的是啥把戏呀！……

“‘看呀，贝拉，’我说，‘你年轻，眼神儿好，这叫哪路骑手？他这是在讨谁的喜欢呢？……’

“她看后尖声叫起来：‘是卡兹比奇！’

“‘嘿，这个山贼，想耍我们不成？’我仔细一看，正是卡兹比奇：他还是那副黝黑的嘴脸，像通常那样破衣烂衫的，而且肮脏。

“‘这是我父亲的马。’贝拉抓住我的胳膊说；她好像一片叶子，哆里哆嗦，两只眼睛却炯炯发亮。‘啊哈！’我想，‘在你身上，我的宝贝，山贼的血还在不停地流呀！’

“‘过来，’我对哨兵说，‘好好查看一下自己的枪，把那个年轻东西给我收拾下来，你就能得到一个银卢布。’

“‘是，大人；不过他不是原地站着不动呀……’

“‘你命令他站嘛！’我笑着说。

“‘喂，伙计！’哨兵向他挥着手喊，‘稍停一下嘛，咋像个陀螺一样打转转呀？’

“卡兹比奇原地站定，开始谛听：他大概以为要跟他谈判了——咋不会哩！……我的贴身卫兵却枪托上肩……砰！……没打中——火药刚在药池里起爆，卡兹比奇一打马，那马一下就跳到了旁边。他从马镫子上站起，用他们的话嚷了一嗓子，扬起短马鞭吓唬了一下，飞马跑了。

“‘看你脸往哪儿搁呀！’我对哨兵说。

“‘大人！他是去死的。’他回答说，‘这种千刀万剐的东西，你不能一枪把他打死。’

“一刻钟后，毕巧林打猎回来了；贝拉扑上去搂住了他的脖子，对于他久去不归无艾无怨，不嗔不怪……连我对他都满肚子的火。

“‘您咋能这样呢？’我说，‘要知道刚才卡兹比奇还到过小河对岸，我们朝他开了一枪；嗨，天长日久咋能碰不上呢？这些山民可是些复仇心很重的人；您以为他猜不到您在一些地方帮了亚扎玛特吗？我敢打赌，他今天认出了贝拉。我知道，他一年前爱她爱得要命——他亲口对我说过——而且，假使有希望弄到一份体面的彩礼的话，他肯定就求婚了……’

“毕巧林当下陷入沉思。‘是的，’他回答说，‘应当小心些……贝拉，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再到城墙上来了。’

“晚上，我耐心细致地跟他谈了很长时间：我感到懊丧，因为他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变心了；另外，他半天时间花到了打猎上，态度冷得像块冰，对她难得温存。她也开始明显地消瘦了，小脸儿拉得老长，一双大眼睛变得暗淡无光。我曾问过她：‘你叹啥气哩，贝拉？你伤心了？’‘不！’‘你想要点啥？’‘不！’‘你想亲人啦？’‘我没有亲人。’一连几天，除了‘是’和‘不’外，从她嘴里一句话也难得听到。

“我开始对他说的也是这些。‘您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说，‘我有一个倒霉的个性：是把我教育成这样啦，还是上帝把我造的就是这样，这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如果我是别人不幸的原因，那么自己的不幸也不亚于他人；当然，这对他们是一种蹩脚的安慰，但问题在于，实情就是这样。青春伊始，我刚刚离开父母的庇护，就没命地受用金钱所能得到的各种享乐，随后，自然啦，这些享乐都让我玩腻了。然后，步入了贵族社会，很快社会让我同样腻味；我看上了那些交际场中的美人儿，也受到了别人的青睐，不过她们的爱只能激起我的幻想和虚荣心，内心却变得空虚无聊……于是我开始读书，学习——做学问也同样做不下去；我看到，无论荣誉，还是幸福，一点也不取决于学问，因为最得意的人，却都是些无知的草包，名誉则看你机遇如何，所以要想名扬天下，只需机灵乖巧即可。于是我感到百无聊赖……很快就到了高加索，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光阴。我本指望在车臣的枪林弹雨之下，心中不会再有苦闷——纯属枉然：过了一个月，我对弹雨蜂鸣和死在眼前毫不介意，以至于，真的，更多地关注起蚊子来，于是我比以前更觉苦闷，因为我连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当我在自己的房中看到贝拉时，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膝头，亲吻她一绺绺黑色的鬈发时，我，这个笨蛋，还认为她是大慈大悲的命运之神给我派来的天使呢……我又错了：山野女子的爱，比上流社会小姐的爱相差无几，虽好，却有限；一个女人的无知与单纯，像另一个女人的卖弄风情一样，让人感到乏味。如果您需要的话，那我就爱她，报答她那甜蜜的几分钟，我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我与她在一起却味同嚼蜡……我是个傻瓜，还是个恶棍，我不知道；但是说实话，我同样非常值得怜悯，也许比她更可怜：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剩下的只有神不守舍的幻想，难以满足的奢望；世间万物我都觉得微不足道，因为对忧伤我轻而易举就可习以为常，就像把享乐看成家常便饭一样，所以我的生活一日比一日空虚；我的出路只剩下一条：旅游。日后只要捞到机会，我就出游，只是不去欧洲，绝不能去！我去美洲，去阿拉伯，去印度——碰巧在半路的什么地方就死了！至少说，我相信最后这一线慰藉不会很快消失殆尽，暴风雨和恶劣的道路会成全我的。’他就这样说了很长时间，而且这些话深深刻入我的记忆中，因为我还是头一回从一个二十五岁的人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但愿也是最后一次……简直不敢想象！就请您说说，”上尉转过脸来，继续说，“您，这不，好像到过京城，而且刚离开不久，莫非那里的青年也都这个样子？”

我回答说，嘴上讲的同这完全一样的人很多；其中讲的是实话的人想必也有；不过失望沮丧，心灰意冷，像所有的时髦风尚一样，从社会最上层开始，向最下层成员降落，直到在他们身上弃若敝屣，而今天最大多数的、真正感到苦闷的人，却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幸，就像掩饰自己的缺陷一样。上尉不理解这些奥妙，摇了摇头，调皮地一笑，说：

“不过，以发愁为时髦，想必是法国人哄起来的吧？”

“不，是英国人。”

“啊哈，这样呀！……”他答道，“可您知道，他们一向是臭名远扬的酒鬼呀！”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莫斯科小姐，她一口咬定拜伦是个酒鬼，其他一概不论。不过上尉的见解倒是情有可原：为了戒酒，他当然要使自己相信，酗酒是世上的万恶之源。

当时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神情，继续讲自己的故事的：

“卡兹比奇没有再来，不过不知为什么，我难以打消头脑中这样一个念头，就是他上次不会是白来的，他在开始琢磨一个毒招。

“这不，有一次毕巧林要拉我和他去打野猪；我推辞了很长时间：算了吧，野猪对我来说有啥稀罕！可他还是把我拉去了。我们带了五六个士兵，一大早就出发了。十点以前，我们在苇丛和森林中东寻西找——没发现野兽。‘喂，是不是该回去了？’我说，‘何必那么痴心呢？也许今天命里该着不走运！’可是尽管天气酷热，人困马乏，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却不肯空手而归，他就是这么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看来小时候让他妈给惯坏了……天到正午，终于找到了一只该死的野猪：叭！……叭！……一看，那里地上没有，跑进苇丛了……这一天真是倒霉！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

“我们松开缰绳，不声不响地并着两马往前走，眼看就到要塞跟前了，只是因为灌木丛遮挡，我们才看不见它。突然一声枪响……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一种相同的疑心使我们毛发倒竖……我们扬鞭催马，赶往枪响的地方，一看，城墙上的士兵们扎成一堆儿，朝田野里指指点点，那里有个人骑在马上没命地奔跑，鞍上有个白色的东西。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声尖叫，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车臣人；枪从枪套中取出，又放进；我紧跟在他的身后。

“幸好由于打猎中运气不好而没有把马累垮：它们在胯下纵身飞奔，我们也随着一分一秒过去而离得越来越近……我终于认出了卡兹比奇，只是难以看清他身前带的东西是啥。当时我已与毕巧林两马走齐，就向他喊了一声：‘喂，是卡兹比奇！’他向我看了一眼，点了下头，朝马就是一鞭。

“说话间，我们和他都在射程之内了；不知卡兹比奇的马是累坏了，还是本来就比我们的马差，尽管他紧打紧催，马却不肯卖命地往前冲。我想，这个节骨眼上，他会想起自己的卡拉骄斯的……

“我看见毕巧林一边跑，一边端起了枪……‘别打！’我朝他喊了一声，‘节省子弹，就这样我们也会追上他的。’可他毕竟血气方刚，向来气盛……枪已打响，而且子弹打穿了马的一条后腿；它心急火燎地又蹦跶了十来步，脚下一绊，跪在了地上。卡兹比奇跳了下来，这时我们看清了，他怀里抱着的是被披纱紧裹着的女人……这是贝拉……好可怜的贝拉啊！他用他们的语言朝我们大喊大叫，把剑举到了她的上方……火燎眉毛，不能迟疑：我开了枪，同样也击中了；可能子弹打中的是他的肩膀，因为他的胳膊突然耷拉下来了……当硝烟散去时，地上躺着受伤的马，马的旁边是贝拉；卡兹比奇则扔下枪，穿过森林，像只猫一样，爬上了悬崖；我本想把他从上面掀下来，可惜没有上膛的子弹！我们跳下马，飞身扑向贝拉。可怜的人儿呀，她躺着一动不动，血从伤口涌出来，就像一道道溪水……这样惨无人道：哪怕朝心上捅一刀也好，唉，要是那样，一下子也就完了，可这是朝着背上呀……这是最残忍的刺法啦！她不省人事。我们撕下披纱，包扎好伤口，尽量扎得紧些；毕巧林纯属多余地亲着她冰冷的嘴唇——任何东西也不能使她恢复知觉。

“毕巧林骑到马上，我把她从地上举起，凑凑合合放到了他身前的马鞍上；他一只胳膊搂着她，我们就朝回走。沉默了几分钟后，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对我说：‘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像这样我们难以把她活着弄到家的。’‘是的。’我说，随即催马尽力猛跑。在要塞门口，一大群人在等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受伤的贝拉抬到了毕巧林的住处，并派人去请大夫。大夫虽然喝醉了酒，可还是来了：检查了伤口，说她活不过一天了；但是他错了……”

“康复了？”我禁不住一阵高兴，抓住上尉的胳膊，问道。

“没有，”他答道，“说大夫错了，是因为她又活了两天。”

“那您给我讲讲，卡兹比奇怎样把她捆走的？”

“是这么回事：虽说毕巧林不让她到要塞外面，可她还是到了小河边。当时，您知道吧，天气很热；她坐在石头上，把两只脚伸进了水里。这时卡兹比奇一下溜到她跟前，揪揪扯扯逮住了她，把嘴塞上，拉进了灌木丛中，在那里翻身上马，打算逃跑！不过她还是来得及喊了几声；哨兵们惊慌失措，开枪射击，没有打中，我们立即就赶到了。”

“不过卡兹比奇为什么要把她弄走呢？”

“这还不明白吗！这些切尔克斯人是帮有名的盗贼：无论什么东西，你一错眼，他们准保偷走；有些东西，他们也没用，可他们还是偷……这些事对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另外他也早就看中了她。”

“贝拉就这样死了？”

“死了；不过受了好长时间的罪，连我们也同她一起遭罪。夜里十来点钟，她恢复了知觉；我们坐在床边；她刚一睁眼，就叫毕巧林。‘我在这儿，在你身边，我的占溜琪卡（也就是我们俄语说的心肝儿）。’他抓住她的手回答说。‘我要死了！’她说。我们就开始安慰她，说医生保证一定把她治好；她摇摇头，把脸转向墙壁——她不想死啊！……

“夜里，她开始说胡话了；头上很烫，有时由于忽冷忽热而浑身发抖；她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她的父亲、弟弟；她想上山，回家……随后同样也说毕巧林，用各种温柔的称呼叫他，或是责备他不再喜欢自己的心肝儿……

“他低头用两手捂着脸，一言不发地听着；但是只有我注意到，从头到尾他的睫毛上都没有挂过一滴泪：是真的不到痛处不落泪，还是克制着自己——这我不知道；至于我，可是从未见过这么让人痛心的场面。

“黎明前，她不再胡说了；约有一个钟头，她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脸色惨白，而且极为虚弱，只能勉勉强强看出她在呼吸；随后她好了点，并且开始说话了，不过您想她会说些啥呢？……这种念头只有临死的人才会有！……她开始为自己不是基督信女而伤心，为在阴曹地府永远不能与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灵魂相遇，而另一个女人将是他天堂里的女友而伤心。我突然产生了个念头，想在她死前为她祝福；我向她提了这个建议；她心神不定地看了我一眼，久久说不出话来；末了她回答说，她生前信仰啥，就怀着那种信仰去死。她就这样又过了整整一天。那一天她变得多厉害呀！苍白的双颊深深塌陷，两只眼睛变得很大，很大，嘴唇火烫火烫。她感到体内发热，好像她的胸内装着一块烧红的铁一样。

“又是一个夜晚；我们没有合眼，没有离开过她的床边。她痛苦得要命，嘴里哼哼着，疼痛稍微缓和了一些时，她就竭力要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相信，她好点了，劝他去睡觉，吻他的手，捧住他手不放。早晨到来之前，她对死亡感到心慌意乱，开始辗转反侧，翻来滚去，撕开绷带，这样血又流了出来。给她包扎好伤口，她又能安静一会儿，开始请毕巧林吻她。他单腿跪在床前，把她的头从枕头上抬起，把嘴唇贴在她正在变冷的双唇上；她瑟瑟发抖的两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好像要在这一下亲吻中把自己的灵魂转交给他……不，她的死，这步棋走得妙：请问，万一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她给甩了，她怎么办呢！……而这一天，或迟或早总是要来的……

“第二天上午，她都不管我们的大夫用药水和药膏咋折腾她。‘您听我说！’我对大夫说，‘您亲口说过，她无可救药，那您何必老是使用您这些药呢？’‘毕竟好些，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说，‘这样良心过得去。’一片苦心啊！

“中午过后，她便干渴难耐。我们打开了窗子，可院里比房内还热；把冰块摆在床前没有用处。我知道，这难忍的干渴，是最后一刻到来的兆头，并把这告诉了毕巧林。‘水，水！……’她从床上欠欠身子，嗓音沙哑地说。

“他面色如土，抓起茶缸，倒水递给了她。我双手掩面，开始祈祷，不记得都说了些啥……不错，老兄，死于野战医院和死在战场上的人我见得多了，可那跟这都不一样，天地之别啊！……还有，我承认，这一点也让我伤心：她死前一次也没有念起我；好像我没像父亲那样爱过她一样……啊，愿上帝宽恕她！……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何苦要耿耿在心，让她在死前一定要念叨我呢？……

“她刚刚呷了口水，就松快了点，可是过了三分钟，她就断气了。我们把一面镜子放在她的唇上——愿她一路平安！……我把毕巧林从房内拉了出来，两人朝要塞城墙走去；我们两臂反背在身后，哑口不语，来回在上面走了很长时间；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失望，这使我感到懊恼：换作我是他，悲痛得寻死的心都会有的。最后他坐在石头上，坐在阴凉处，拿起一根树枝儿在沙地上瞎画起来。我，是这样的，更多是出于礼节，想安慰他几句，就开口了；他却仰起脸，笑了起来……这笑声，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就去订购棺材了。

“我承认，我去干这档子事，部分原因是想消除愁闷。我有一块绸缎，我拿它来蒙棺材，并拿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买给她的切尔克斯白银饰带加以装饰。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她安葬在要塞外面，葬在小河边上，她最后一次坐的那块地方附近；现在，她的坟头四周长满了白合欢树和接骨木。我本想竖个十字架的，可您知道，这不太妥当；她毕竟不是基督徒呀……”

“那毕巧林呢？”我问。

“毕巧林病了很长时间，瘦得像根柴火，可怜巴巴；不过从那时候起，我们从没提起过贝拉：我看得出，他不喜欢谈，那又何苦呢？过了三个来月，他被派到E团供职，就到格鲁吉亚去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没见过面，不错，好像谁前不久跟我提起过，说他回俄罗斯了，可是在边防军的那些命令中却没提到过这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消息很晚才到我们这里，这事也是这样的。”

他随即陷入冗长的论证，说明消息晚听一年是多么不快——这大概是要压下伤心的回忆吧。

我没打断他，也没有听他。

一小时后，走的可能有了；暴风雪停了，天空晴朗，我们就出发了。路上我又情不自禁谈起贝拉和毕巧林这个话题。

“那您听没听说卡兹比奇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卡兹比奇的情况呀？啊，还真不知道……我听说右翼沙普苏格人那里有个叫卡兹比奇的，真是一条汉子，枪弹就在身边嗖嗖直叫，他穿一件红色紧身上衣，在我们的火力射击下小碎步走来走去，而且还毕恭毕敬地朝四面鞠躬致意；不过这未必就是原来那个卡兹比奇！……”

我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科毕分手了；我乘的是驿车，他因为行李重，不能和我同行。我们没有料到我们还会再次相见，可是却又见面了，所以，如果想听，我就给各位讲讲。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过各位是否承认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是位令人敬重的人？……若蒙承认，那我就算因自己的，也许过于冗长的故事愧领各位重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