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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有一次偶然走进一个农妇的木屋,她刚失去她心肝宝贝般的独子,然而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她居然非常平静,甚至还挺快活。“请别管她,”她的丈夫说,显然注意到我们的惊讶,“她现在已经麻木了。”李特维诺夫此刻也同样是“麻木”了。他登上旅程的最初几个小时,心里就是这样的平静。虽然他已经完全毁了,而且万分不幸,然而却得到了休息,经历了最近一周来的焦急与苦痛,经历了所有这一次又一次落在他头上的猛烈打击之后得到了休息。他本来就经不起这种风暴,风暴偏偏猛烈地打击他。他此刻什么也不再指望,也尽量不去回想——尤其是不愿去回想;他要回俄国去……总得有个栖身之处呀!但是再也不去做出什么计划,特别是牵涉到他本人的计划了。他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他不理解自己的行为,正像他失去了真正的“我”,而且一般说来,他很少参与这个“我”。有时他觉得他是在搬运自己的尸体,唯有当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的痛苦的痉挛偶尔掠过脑海,才使他想起,他仍然有着生命。有时他觉得简直不能理解,一个男子——男子汉!——怎么能让一个女人,让爱情……来左右自己。“可耻的软弱!”他低声说,抖抖大衣,坐得更舒适些,似乎表示: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来开始新的……这时刻,他唯有苦笑着,自惊自讶而已。他向窗外看去。这是灰暗而潮湿的一天,没有雨,但浓雾未散,低云遮天。火车逆风疾驰,一团团白蒙蒙的水蒸气,有时混杂着另一种暗色的浓烟,有时完全纯是蒸汽,结成无穷无尽的一串串,在李特维诺夫的窗外翻滚急驰。他注视着这蒸汽,这烟。它无止无休旋转飞翔,时而飘起,时而下降,沾挂在草尖,盘旋在树丛,忽而曲绕成团,忽而又延伸着,融化着,一团团地飞驰而去……它们变幻万千,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老是这单调、匆忙而又枯燥的游戏!有时道路转折,风向转变,于是蒸汽陡然间统统消失了,但是又立刻出现在对面窗外,接着又拖着巨大的尾巴跳到这边,再次遮住李特维诺夫的视线,使他看不见莱茵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平原。他凝视着,凝视着,忽然心里出现一个古怪的念头……他独自坐在车厢,没有任何人来打扰。“烟,烟。”他反复说着,忽然间他觉得一切都是烟,一切,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人世间的一切,特别是俄国的一切。他想:一切都是烟和蒸汽;一切似乎在不停地变幻,到处都有新人的形象,一些现象追赶着另一些现象,而实质上,始终还是老一套;一切都匆匆忙忙急着奔向什么地方——然而什么也达不到,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股风吹来——一切又奔向相反的方向,在那边,同样是一场孜孜不倦、激动兴奋,然而却是——毫无必要的游戏。他想起了近年来他耳闻目睹的轰动一时的事……烟,他悄声说,烟。他想起在古巴廖夫,在其他地位或高或低、思想或先进或落后、年纪或老或少的人们那里,一场场热烈的争论、清谈与叫嚣……烟,他一再说,烟和蒸汽。最后,他回忆起那次值得纪念的野餐,还回忆起另一些国家要人的议论与言谈——甚至连波图金的全部说教……统统是烟,烟,如此而已。那么自己的愿望、感情、尝试和梦想呢?他只能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了。
而在此刻,火车奔驰着,奔驰着,拉施达特、卡尔斯鲁厄、伯鲁撒冷早已统统留在后面。铁路右边的群山,起初推远了,退到远方,然后又移近了,只不过没有刚才那么高峻,覆盖的树木比较稀疏……火车来了个急转弯……海德堡到了。车辆驶进站台,响起报贩的叫卖声,他们出卖各种各样的甚至俄国报刊。乘客在座位上忙碌起来,然后走到站台上。但是李特维诺夫却没有离开自己的角落,继续坐着,低垂着头。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是宾达索夫的那副嘴脸伸进了窗口,而身后——也许这不过是他的错觉吧?——不,这是真的,全是巴敦的熟面孔:这里有苏汉奇柯娃,有渥罗希洛夫,还有庞巴耶夫,他们全都朝他走来。宾达索夫高声喊叫:“毕沙尔金在哪儿?我们等着他呢,不过也没有关系。出来吧,小子,我们一块去找古巴廖夫。”
“是的,老弟,是的,古巴廖夫等着我们呢,”庞巴耶夫附和着,一直往前走,“出来吧。”
若不是心头那死沉的负担,李特维诺夫就要发脾气了。他瞟了宾达索夫一眼,默默地掉过脸去。
“对您说,古巴廖夫在此地呢。”苏汉奇柯娃尖声叫嚷,眼珠子快跳出来了。
李特维诺夫仍然纹丝不动。
“喂,听着,李特维诺夫,”庞巴耶夫终于说,“此地不光是古巴廖夫一个,有整整一批最最杰出、最最聪明的年轻人,俄国人——全都从事自然科学,全都有最高尚的信念!天哪,哪怕是为了他们,你也该留下来。此地还有,例如,那位……嗐!名字忘啦!不过,这位可简直是天才!”
“嗐,别理他,别理他,罗斯吉斯拉夫·阿尔达里奥内奇,”苏汉奇柯娃插嘴了,“别理他!他们瞧瞧,他是个什么人;他一家子都这样。他有一个姑姑,起初我以为她是个聪明人,前天我跟她一起到此地来的。她刚从此地到巴敦去的,瞧,已经又回来啦——我又跟她同路到这儿来,盘问了她半天……你们信不信,从这个骄傲的女人嘴里一句话也问不出来。讨厌的贵族!”
可怜的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竟然成了贵族!她能料到会有这样的羞辱吗?
但是李特维诺夫一直默默无言,转过头去,把帽子盖到眼睛上。火车终于开动了。
“总得说句告别的话吧,你这个石头人!”庞巴耶夫叫了起来,“这真不像话!”
“废物!傻瓜!”宾达索夫号叫起来,火车越开越快,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人,“守财奴!废物!穷得叮当两响的乡巴佬。”
最后一个名称,不知道是宾达索夫当场发明的呢,还是从别人那里转手而来的,总之它使得旁边那两个从事自然科学、最最高尚的年轻人大为欣赏,因为几天以后,这个名称就出现在当时在海德堡出版的,名叫《A tout venant je crache》!或是《上帝若不泄露,连猪都不会来吃》的俄文定期刊物上。
可是李特维诺夫仍旧一再念叨着原来那个字:烟、烟、烟!他想,现在海德堡有一百多个俄国留学生,他们学的是化学、物理、生理——别的方面听也不愿听……可是过上五六年,这批名教授的讲座上连十五个人也没有了……风向一转,烟就朝另一方一拥而去……烟……烟……烟!
将到夜半,他经过凯塞尔。难以忍受的愁闷和沉沉黑夜一起朝他猛烈袭来,他缩在车厢的一角哭起来。他久久地流着眼泪,这非但不能使心头轻松,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撕裂着他的心。而就在此刻,在凯塞尔某旅舍里,发着高烧的达吉雅娜躺在床上,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守在她身旁。
“达妮雅,”她说,“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发个电报给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吧。让我去吧,达妮雅!”
“不,姑姑,”她回答,“不必了,别怕。给我点水,很快就会好的。”
果然,一周以后,她恢复了健康,于是两位女士又继续自己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