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利·李特维诺夫，爽快人，地道的俄罗斯灵魂，我向您介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着，把李特维诺夫领到一个中等身材、地主模样的人面前，这人敞着领扣，穿着一件短上衣和灰色睡裤，趿着拖鞋，站在光线充足、陈设精美的屋中央。庞巴耶夫又对李特维诺夫说：“而这位，就是他，正是他本人，明白吗？哦，总之，这就是古巴廖夫。”

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他本人”。乍一看来，他没发觉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瞧见自己面前有一个外表可敬但略带几分蠢相的绅士，大额头，厚嘴唇，大眼睛，大胡子，宽头颈，低垂的微斜的目光。这位绅士咧着嘴喃喃说道：“嗯……是的是的……这很好……我很荣幸……”把手高举到自己脸上，但是马上转身把背朝着李特维诺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慢吞吞地、样子很古怪地、像是偷偷摸摸地摇摇摆摆。古巴廖夫有一种习惯，喜欢来回踱步，不时用又长又硬的指甲扯一下胡子，搔搔它。房间里除了古巴廖夫而外，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她穿着一身旧绸衣，脸色黄得像柠檬，然而表情变化极快，上唇上面生着黑汗毛，一双眼睛滴溜溜直转，像是随时要跳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壮实的男子，弓腰缩坐在墙角上。

“嗯，可敬的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很明显，古巴廖夫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李特维诺夫介绍给她，所以径直对这位太太讲，“您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这位太太（她的名字是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苏汉奇柯娃，是个寡妇，无儿无女，也没有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已经漂泊了两个年头）马上就用一种特别激愤的口吻津津有味地说了起来：“嗐，于是他就去见公爵，对他说：大人，他说，您这样官高爵显；他说，改善改善我的困境，在您值得了什么？您，他说，不能不尊重我纯真的信念！在我们这种时代；他说，难道可以由于信念而对我一个人加以迫害吗？可您猜猜，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爵，高官厚禄的贵人，是怎么做的呢？”

“嗯，他怎么做呢？”古巴廖夫咕噜一句，沉思着，点燃一支香烟。

太太直直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翘起了食指。

“他叫来自己的侍从，对他讲：‘马上给我把这个人的礼服剥下来拿走。这件礼服我送给你了！’”

“侍从就剥了？”庞巴耶夫高举起双手拍了一下，问道。

“剥了，而且拿走了。这就是巴尔纳乌洛夫公爵干的事，这么一位有名的大富翁，达官贵人，有权有势，政府的代表人物！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孱弱的苏汉奇柯娃太太气得浑身打战，脸上不停地痉挛，干瘪的胸脯在平塌的紧身衣下剧烈地起伏，至于那双眼睛，更没法说：几乎要跳出来了。其实，不论她谈论什么，它们永远像要跳出来。

“不能容忍，简直不能容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简直死有余辜！”

“呣……呣……从上到下统统腐败透顶，”古巴廖夫说，然而并没有提高声音，“这不是刑罚可以……这需要……另外的措施。”

“得啦，这是真的吗？”李特维诺夫咕噜了一句。

“真的吗？”苏汉奇柯娃重复了一句，“这一点，绝对不能怀疑，绝——绝——绝对不能……”她使劲说出这个词，以至于浑身抽搐起来，“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告诉我的。而且您，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认识他——卡比东·叶利斯特拉托夫。他听另外一个人讲的，那个人亲眼目睹了这出不成体统的丑事。”

“哪一个叶利斯特拉托夫？”古巴廖夫问，“是在喀山的那个吗？”

“正是他。我知道，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他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他从什么包工头，或是酿酒商手里拿钱。可这又是谁说的呢？彼利康诺夫！但是彼利康诺夫这个人能够相信吗？谁都知道，他根本是个密探！”

“对不起，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庞巴耶夫出来说话了，“我跟彼利康诺夫是好朋友。他怎么是密探？”

“是的，是的，就是密探！”

“别这样，请您……”

“密探，密探！”苏汉奇柯娃尖叫起来。

“不是，不是，就不是。我对您说……”这回该庞巴耶夫高声喊叫了。

“密探，密探！”苏汉奇柯娃坚持不变。

“不是，不是！至于坚捷列耶夫，那是另外一件事！”庞巴耶夫也扯开嗓门大吼起来。

苏汉奇柯娃马上不吱声了。

“这位老爷的事，我可真知道一二，”他用自己正常的声音接着说，“第三厅传讯他，他就跪倒在勃拉辛克拉普伯爵夫人脚下，苦苦央告：‘救救我，替我说个情！’可是彼利康诺夫绝对不做这种卑鄙的事。”

“呣……坚捷列耶夫……”古巴廖夫喃喃说道，“这……这应当注意。”

苏汉奇柯娃轻蔑地耸耸肩膀。

“他俩都是好样的，”她说了起来，“不过，我还知道坚捷列耶夫的一个故事。谁都知道，他对待自己的农奴简直像是最可怕的暴君，可是还要冒充解放派。有一次，他在巴黎到一个熟人家去玩，斯托夫人突然走了进来，你们知道《汤姆叔叔的小屋》吧，坚捷列耶夫原是个傲慢得要命的人，他要求主人替他介绍介绍。可是那一位，刚一听见他的名字，马上就说：‘怎么着，居然敢要认识《汤姆叔叔》的作者？’扬手就给他一个耳光！她还说：‘滚出去！马上滚！’你们猜猜后来如何！坚捷列耶夫拿起礼帽，夹着尾巴就溜了。”

“嗐，我觉得这可是太夸大了，”庞巴耶夫说，“她确实对他讲了‘滚！’这是事实；但是她没有打他的耳光。”

“打了耳光，打了耳光，”苏汉奇柯娃一再重复，又紧张得抽搐起来，“我绝不说瞎话。可您就跟这种人交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我从来没有把坚捷列耶夫当好朋友，我说的是彼利康诺夫。”

“好吧，不是坚捷列耶夫，那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米赫涅夫吧。”

“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庞巴耶夫问，已经有点心虚了。

“什么事情？像是您根本不知道？他在升天大街上当众叫喊，应当把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关进监狱。还有，一位中学时期的老朋友，当然是穷的，去找他，说：‘我能在你这儿吃顿中饭吗？’可他回答说：‘不，不行；今天有两位伯爵到我这来午餐……快滚开！’”

“得了吧，这简直是诽谤！”庞巴耶夫带着哭声喊叫起来。

“诽谤？诽谤？……第一，瓦赫鲁施金公爵也在您那位米赫涅夫那儿进午餐……”

“瓦赫鲁施金公爵，”古巴廖夫严峻地插了进来，“他是我的堂兄。不过我从不让他进门……所以嘛，没必要提到他。”

“第二，”苏汉奇柯娃顺从地朝古巴廖夫点点头，接着往下说，“是普拉斯柯维娅·雅柯夫列芙娜亲口对我说的。”

“可找到了个证人！她，还有那个萨尔吉佐夫，最会说瞎话。”

“哦，对不起。萨尔吉佐夫爱说谎，这不假，他偷走了亡父盖的锦缎衾被，这一点，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跟人抬杠。但是普拉斯柯维娅·雅柯夫列芙娜怎么跟他比！你们该还记得，她是多么高尚地跟丈夫离了婚！可您，我明白，您永远是……”

“得，够了，够了，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庞巴耶夫打断了她的话，“丢开这些垃圾，往高处飞飞吧。我可是个糟老头子了。您读过《Mademoiselle de la Quintinie》吗？真是绝妙！而且跟您的主张恰好一致！”

“我再也不看小说了。”苏汉奇柯娃冷冷地、断然地说。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时候。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缝纫机。”

“什么机？”李特维诺夫问道。

“缝纫机，缝纫机。应该使全体，全体妇女都有缝纫机，而且组织一些社团。这么一来，她们就能赚钱自给，马上就独立自主了。否则，她们永远无法解放自己。这是一个重要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跟波列斯拉夫·斯达德尼茨基有争论。波列斯拉夫·斯达德尼茨基人倒是极好，但是看这些问题轻率得可怕。他一直笑个不停……笨蛋！”

“善恶到头终有报。”古巴廖夫缓慢地，用一种又像导师，又像预言家的口吻说道。

“是呀，是呀，”庞巴耶夫重复一句，“会报应的，就是会有报应的。喂，怎么样，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他又补了一句，压低着声音，“论文有进展吗？”

“正在收集资料。”古巴廖夫回答，皱起了眉头，然后转向李特维诺夫。李特维诺夫由于这一连串不熟悉的名字，还有那种疯狂的造谣，正觉得脑袋都晕了。古巴廖夫问李特维诺夫从事什么研究。

李特维诺夫满足了他的好奇。

“啊！那么说，是自然科学啰。作为一种学习，这是有益的。作为学习，但不是当作目的。现在的目的应当是……呣……应当是……另外一种。请问，您持有何种见解？”

“什么见解？”

“是的，这指的，当然啰，指的是您有什么政治信仰？”

李特维诺夫微微一笑。

“说实在的，我没什么政治信仰。”

那位坐在墙角的壮实男子，听见这句话突然抬起头，注意地观察李特维诺夫。

“这是怎么回事？”古巴廖夫带着奇特的温和，轻声喃喃地说，“是还没有考虑过，还是已经厌倦了？”

“怎么对您说呢？我觉得，对我们俄国人来说，无论是持有哪一种政治信仰，或是设想我们已经持有它，都是为时过早。请注意，我所说的‘政治’两字，是指它本身的意义……”

“啊哈！是属于没有十分成熟的。”古巴廖夫依然那样温和地打断了他的话，走近渥罗希洛夫，问他读了他赠的小册子没有。

渥罗希洛夫使李特维诺夫感到很是惊奇，因为打他一进门来就一言不发，只是愁眉苦脸，意味深长地动动眼睛（一般说，他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沉默不语），此刻渥罗希洛夫像军人似的挺起胸膛，脚后跟“啪”的一声，微微点头表示肯定。

“哦，怎么样？还满意吗？”

“在主要的论据方面，还满意。但是它的结论我不同意。”

“呣……可是安德烈·伊凡内奇对我还夸奖这个小册子呢。请以后把您的疑点告诉我。”

“需要写成书面的吗？”

古巴廖夫显然有点吃惊：他根本没料到这一点。不过，他沉吟了一下说：“是的，书面的。同时，我请您把自己的看法也写给我……关于……关于协会的。”

“您是指对拉萨尔的方式，还是对舒尔泽—德里奇的？”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初曾参加工人运动，号召运用公债制度组织一种置于政府监督之下的工人的生产协会。1864年，拉萨尔曾与舒尔泽·德里奇就这个问题进行论争。所以渥罗希洛夫提出：是指拉萨尔的方式，还是舒尔泽·德里奇的。“呣……两个都要吧。在这方面，您知道，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财政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哦，还有劳动组合……作为核心……这些全都要搞清楚。必须研究。同样还有农民份地的问题……”

“您呢，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对什一税的数量有什么意见？”渥罗希洛夫问，声音里带着尊敬的客气。

“呣……那么村社呢？”古巴廖夫沉思地说，咬着一绺胡子，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桌子脚，“村社……您理解吗？这是个伟大的字眼！而后，这些火灾……政府反对主日学校、阅览室、报刊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农民不同意在章程的约纸上签字的事？最后，在波兰发生的事情？难道您没看到，这一切导致什么后果？难道您没有看到……呣……我们……我们现在需要和民众打成一片，了解……了解他们的意见？”古巴廖夫突然被一种沉重的、几乎是愤懑的激动所控制，他甚至涨红了脸，用力地喘着气，但仍然没有抬起眼睛，不断嚼着胡子，“难道您没有看到……”

“叶夫谢耶夫是个卑鄙小人！”苏汉奇柯娃突然脱口而出，原来庞巴耶夫一直在对她说些什么，不过由于对主人的尊敬压低了声音。古巴廖夫猛然一转身，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新客人开始不断出现，到了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来的人相当多。其中有被苏汉奇柯娃臭骂过的叶夫谢耶夫先生：可她现在却非常友好地跟他交谈，而且请求他送她回家。还来了某位毕沙尔金，一位理想的中间和解人，这种人也许正是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虽然眼光狭窄，知识短浅，没有才能，但是认真、有耐心而且正直。他那区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自己也非常自尊，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物。还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到欧洲来短期度假，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聪明的甚至有点危险的人物来往，他们当然很谨慎，而且并没有把团长抛诸脑后。两个海德堡的文弱的大学生也跑到这儿来了，一个始终轻蔑地东张西望，另一个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两人都感到不自在，跟在他们之后，挤进来一个法国人，俗话叫作petit jeune homme：邋遢、寒酸、笨头笨脑……因为有几个俄国伯爵夫人看上了他，所以他在自己的商品推销员的同伙中间有点名气，可他本人却更希望能吃点白食。最后出现的是季特·宾达索夫，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喝酒、喜欢决斗、吵吵闹闹的大学生，但实际上是个富农，骗子手，口头上的恐怖分子，天生的警察分局局长，俄国老板娘和巴黎娼妇的密友，他秃头、无齿，成天醉醺醺的。他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再三说，他连最后一文钱都输给“这个小滑头潘纳谢特”了，其实是他赢了十六个银币……总而言之，来了许多客人。奇怪的是，真正奇怪的是全体客人对古巴廖夫那副恭恭敬敬的态度，真像对待导师或是首领，他们向他陈述自己的疑惑，请他评断，而他一一回答以……哼哼嗯嗯，揪扯着胡子，旋转着眼珠，或是说些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话，马上就被人奉为最高智慧的格言。古巴廖夫本人极少参与辩论，因而其他的人更加热衷于扯开喉咙大叫。不止一次地三四个人同时大声喊叫了十来分钟，可是大家心满意足，相互理解了。谈话延续到深夜，照例有大量各色各样的话题。苏汉奇柯娃谈到加里波第，谈到某一个卡尔·伊凡诺维奇竟被家仆们毒打了一顿；谈到拿破仑三世，妇女劳动，谈到商人普列斯卡奇夫，分明是他把十二名女工活活累死了，反而因此得到一枚“造福社会”的奖牌；又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格鲁吉亚公爵丘克切乌利谢夫用大炮射死了自己的妻子，还谈到俄国的未来。毕沙尔金也大谈而特谈俄国的前途、谈专卖、谈民族性的意义，还说到他最恨的是庸俗。渥罗希洛夫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一口气提到不少人，差点没噎着，什么德莱比尔、费尔霍夫、谢尔贡诺夫、毕夏、亥姆霍兹、斯达尔、斯都尔、莱蒙特、生理学家约翰·米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米勒（很明显，他把这两个人搞混了）、泰纳、雷南、沙波夫，然后又是汤姆斯·奈施、皮尔、格林……庞巴耶夫惊骇地喃喃说道：“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哪？”“莎士比亚的前辈，他们之于莎士比亚，就像是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渥罗希洛夫简洁有力地回答，并且也同样的涉及俄国的前途。庞巴耶夫也谈论俄国的前途，甚至还添枝加叶地描绘得五光十色，但是他以特别的狂热谈到俄国音乐。他认为它“呜呼，极为宏大”，而且哼了一段瓦尔拉莫夫的浪漫曲为证，但马上就被大家叫嚷着打断了：“瞧瞧，他唱的是《流浪诗人》中的Miserere，而且唱得那么糟糕。”一个年轻军官乘着大家不注意大骂俄国文学，另一位引了《火星报》的几首小诗。而季特·宾达索夫更干脆：他说，应该把所有这帮骗子手的牙齿统统打掉——这就结啦！可是并没有指明究竟谁是骗子手。雪茄烟的烟味使人窒息，大伙都又热又闷，所有的人嗓子都叫哑了，所有的人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人人都汗流满面。冰啤酒刚一拿进来，刹那间就剩下了空瓶。这一个说：“刚才我说什么啦？”另一个问：“方才我是在跟谁争论来着，又在争什么？”而在这种喧哗与乌烟瘴气之中，古巴廖夫依旧是捋着胡子，不知疲倦地在房间里晃晃悠悠来回踱步，时而侧耳倾听某一种议论，时而插上一两句话。不论什么人都不由自主地觉得，只有他，古巴廖夫，才是所有人的领袖，而且他是这儿的主人，是首要人物……

快到十点的时候，李特维诺夫头痛极了，正巧苏汉奇柯娃想起了巴尔纳乌洛夫公爵最近干的一件坏事：据说他差点没下令把一个人的耳朵咬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李特维诺夫乘机不声不响地悄悄走了。

清新的晚风温柔地拂着李特维诺夫滚烫的脸，像是一股芬芳的清流淌进他那干渴的嘴里。“这是怎么啦，”他走在幽暗的林荫道上想着，“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他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要拼命地叫呀骂呀？这一切为了什么？”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走进韦伯咖啡厅，拿了份报纸，要了一客冰淇淋。报上议论着罗马问题，而冰淇淋很不好。他正想起身回去，突然一个头戴宽边礼帽的陌生人朝他走来，用俄语说着“我不打扰您吧？”就在他那张小桌旁坐了下来。李特维诺夫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人，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缩在古巴廖夫屋角的壮实男子，谈论政治信仰时，他曾非常注意地看了李特维诺夫一眼。这位先生整整一晚上没有开口，此刻，他坐在李特维诺夫身旁，摘下帽子，友好而略带几分惶惑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