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本题为《友谊》的小说，就是在那种虚弱的状况下诞生的。当时我在那不勒斯，是一个下雨天。当然了，我很清楚，我把莉拉的事情写出来，这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知道她一定会受不了。但我相信，假如这本书写得很好，她最后会对我说：“我很感激你，有些话是我没勇气说的，你替我说了出来。也有这种可能，那些觉得自己注定要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尤其是要从事文学的人，他们写作时就好像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什么使命，是他们自己授权自己成为作家。我们在听别人说这些话时，会感到懊恼：你写的这些破玩意儿，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看了让人觉得很讨厌，谁让你写的。”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小说，有好几年我一边希望，一边又畏惧莉拉也在写这个故事，我甚至想象着她笔下的每个细节。我这么做是因为她身上的所有一切，或者说我从小归到她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都要比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更有意义，更能打动人。

我在一家小宾馆的房间里完成了初稿，那个房间有一个小阳台，正好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也能看到半圆形的灰暗城市。我本应该通过手机打电话给莉拉，告诉她：我写了我们、蒂娜还有伊玛的故事，你要看吗？只有八十页，我可以去你家里给你大声读一遍。我没有那么做是因为担忧，她不仅明确地禁止我写她，也禁止我提到城区里的人和事。过去我提到城区时，她迟早都会找机会告诉我，我写的书很糟糕。尽管她会用很痛苦的语气，但她会说：要么你就讲述事情本来的样子，乱七八糟堆在一起，要么你就按照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个故事主线。我既不能做到第一点，也不能做到第二点。因此我没理会她，我心想：她一定会像往常一样，说她不喜欢那本小说，她会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过几年她会让我明白，或者对我直说，我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我想，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实际上我不应该出版任何东西。

那本书出版了，我有很久都没有受到过那么多赞赏，得到大家的承认让我觉得很幸福。《友谊》的出版，避免让人们把我列入那些大家都认为已经过世，但实际上还活着的作家。我以前的书又继续在书店销售了，读者又对我产生了兴趣，虽然我已经很年老了，但我的生活又变得丰富起来。刚开始，我觉得那是我到那时候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但后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了，是莉拉让我开始痛恨这本书。因为书出版之后，她一直拒绝和我见面，她拒绝和我谈论，她也没有骂我或扇我耳光。我不停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了无数邮件，甚至回到城区和里诺交谈，但我一直都没有见到她。同时她儿子也从来没对我说：我母亲这么做，是因为她不想见你。他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嘟哝了一句：“你知道她的，她现在老是在外面，手机要么一直关机，要么就忘在家里，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睡觉。”我不得不想到，我们的友谊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