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多·艾罗塔自始至终都没被叫到法官的面前，但报纸和周刊每天在谈论到腐败问题时都会提到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很高兴彼得罗在美国，黛黛和艾尔莎也在海外开始了她们各自的生活。我担心的是阿黛尔，我想我至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但我很犹豫，我想：她一定会认为我很享受，很难让她相信，事情并非如此。

最后我决定给马丽娅罗莎打电话，我觉得和她方便说话一些，但我错了，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和她联系了，她接电话时口气冷冰冰的。她用一种带刺儿的口吻说：“亲爱的，你真是成果丰硕啊！到处都能看到你的文章，打开任何一份报纸或杂志都能看到你的名字。”她说了自己的情况，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提到了一些书、文章，还有旅行，让我震撼的是，她已经离开大学了。

“为什么？”我问。

“大学让我很恶心。”

“现在呢？”

“现在什么？”

“现在你靠什么生活？”

“我家里有钱啊。”

但她马上很懊悔自己说的话，她很不自在地笑了一下，主动提到了她父亲。她说这事儿迟早都会发生。她提到了弗朗科，她嚅嗫着说，弗朗科是第一批明白这一点的人：要么迅速改变一切，要么局势会越来越艰难，就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她很生气地说：“我父亲想着可以你通过深思熟虑，这里改改，那里改改，但当做出的改变太少，或者几乎没有改变时，你不得不进入一个谎言系统，要么你和其他人一起说谎，要么你就出局了。”我问她：

“圭多·艾罗塔拿钱了吗？他没做错什么吧？”

她很紧张地笑了一下：

“拿了，但他是非常清白的，他一辈子都没拿过任何不属于他的钱，一里拉也没有。”

然后她又说到了我，几乎是一种生气的口吻，她又一次强调说：“你写得太多了，但已经不能给我带来惊喜了。”尽管是我打的电话，但是她先挂的电话。

马丽娅罗莎对她父亲的双重评价，最后被证实是真的。围绕着圭多·艾罗塔的媒体热潮慢慢消散了，作为一个无辜的有罪者，或者是一个有罪的无辜者，他又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我觉得这时候我可以打电话给阿黛尔了。她用带着讽刺的语气，感谢我的关心，她好像比我更了解黛黛和艾尔莎的学习和生活，她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国家真的没办法待了，小人当道，善良的人都得赶紧移民。”我问她，我能不能向圭多·艾罗塔问好，她说：“我代你向他问好，他在休息。”然后她充满敌意地说：“他唯一犯的错误，就是他周围全是些没有底线的新文盲、贱民，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年轻人。”

那天晚上，电视上出现了前社会党议员乔瓦尼·萨拉托雷的影像——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也被列入了那份人数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