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之前的两本书，加上翻译的版本，给我带来了一些钱，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入了。收到的新书预付款已经快要用完了。我晚上熬夜写的文章，要么稿费极少，要么完全没有稿酬。总之，我是靠彼得罗每月定期给我汇的抚养费，还有尼诺的补贴过活。尼诺会把房租、水电费付了，我得承认，他经常还给我和几个孩子买衣服。刚回到那不勒斯时，我不得不面对的变化，还有各种不方便和痛苦，我都觉得很正常。现在呢？编辑到访的那晚让我决定尽快变得独立。我要定期发表东西，拿出作家的样子，我要赚钱，但原因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和我的未来有关：我真的以为，尼诺会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几个女儿吗？

这时候，我开始慢慢形成了一种意识——但不是很清晰，我觉得我不用太考虑他，我并没感觉到太痛苦。那不仅仅是之前的一种担忧，担心他会离开我，而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我不再想很远的事情，我开始考虑当下的事儿，我不能期待着尼诺给我更多，而是我自己要掂量一下，他给的够不够。

当然了，我依然爱他，我喜欢他修长纤细的身体、他的聪明，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很欣赏他现在的工作，他之前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的能力，现在非常符合社会的需求。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备受欣赏的文章——可能是圭多·艾罗塔比较喜欢的那篇，是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从危机源头开始，谈到了建筑、金融和私人电视行业，说这都是需要探察的问题。然而，我开始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厌烦的东西。比如说，我前夫的父亲赦免了他之后，他表现出来的欣喜让我很难受。我也不喜欢他把彼得罗和他父亲撇开关系，他觉得彼得罗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小老师，他备受追捧，只是因为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他对于共产党的追随也很盲目”，而他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教授，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我之前的公公，说他写的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著作是其奠基之作，另外他还是社会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又一次对阿黛尔表现出来的赞赏，也让我心里很不痛快，他说阿黛尔是一位真正的名媛，在社交方面无与伦比。总之，我觉得他对权威的认同很敏感，而另一方面，他会因为嫉妒排斥或者羞辱那些还没有权威，或者权威很小但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人。这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有他维护的自我形象遭到了破坏。

但事情不仅仅是这些，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说一些极端的话，让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我开始认同几年前和彼得罗吵架时我找茬贴到他身上的标签。但尼诺比我更过分，他不仅仅认为，任何革命性、破坏旧世界的观点都很滑稽，他也觉得任何自我标榜道德高尚的姿态很可笑。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

“社会上有太多傻人。”

“也就是说？”

“就是些大惊小怪的人，就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些党派各自为政，或者他们会把武装分子还有秘密组织掩盖起来。”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一个党派只能通过给别人好处来换取支持，那些理想主义都是装饰。”

“好吧，那我就是一个傻子。”

“这我知道。”

我开始觉得，在政治上，他哗众取宠的言行让我很不舒服。当他邀请客人来家里吃晚饭时，他会从左派的立场，提出右派的观点，让那些客人很尴尬。他说，法西斯并不是说的都没道理，要和学会和他们对话。或者说，假如我们要改变现状，就不能一味批判，也需要亲手去实践。或者说，假如不希望法官成为民主系统的地雷，法律很快就会顺应那些当权者的需求。或者说，需要控制薪水上涨，那种阶梯式的工资机制会毁掉意大利。假如有人对他说的提出反对，他就会充满鄙夷地冷笑起来，会让人觉得，他不愿意和那些目光短浅、脑子里只有一些过时口号的人进行讨论。

为了不和客人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反对他的观点，我很不自在地沉默下来了。他喜欢现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他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一点。他了解党内还有议会上发生的一切，他了解资本和劳动组织的所有内部活动。但我只看到了很多恐怖事件的报道，红色武装分子制造的血腥事件和绑架，还有关于工人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形成了一些新的反抗者的论点。结果，我通常都是和其他人，而不是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在建筑系教书的朋友吵了起来。他头发凌乱，充满激情，看起来很英俊。

“你们没办法区分向前一步、退后一步，或者停步不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向前一步指的是什么？”这个朋友问。

“就是国家总理不再是通常的天民党的人。”

“那停步不前指的是什么？”

“冶金工人的一场游行。”

“后退一步是什么？”

“就是要搞清楚，社会党和共产党哪个干净。”

“你现在越来越犬儒了。”

“但你一直都很混！”

不，尼诺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可以说服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表达自己时会用一种很挑衅，但同时又态度暧昧的方式。他在突出自己的远见，就好像他能看到国家管理的各个步骤，但在我还有他的朋友们眼里，这个国家好像已经从根子上坏了。他还在坚持：“我们不要再那么天真地反对权力了，我们要身处那些有生有死、新旧交替的地方：党派、银行、电视。”我听他说这些，但他对我说话时，我会垂下眼睛。他的话让我很厌烦，我已经无法掩饰这一点了，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松散，这正在降低他的格调。

有一次，他也对黛黛这样说话，因为老师给她布置了一个很离奇的作业，让她做个调查。

为了中和一下他的实用主义，我说：

“黛黛，人们总有把一切都摧毁的可能。”

他满脸笑容地反驳说：“你妈妈喜欢编故事，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但她不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每次她不喜欢什么东西，就会求助于一个神奇的句子：我们把一切都摧毁吧！你要告诉你老师，说我们要让现有的世界好好运转。”

“怎么才能做到？”我问。

“通过法律。”

“比如你说要控制那些法官。”

他摇了摇头，对我很不满，就像以前彼得罗的态度一样。

“你赶紧去写你的书吧。”他说，“否则，你又说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你没法工作。”

他给黛黛讲了三权分立的事情，我默默地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每个字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