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了一场，后来我平静下来了。我去找尼诺，我想告诉他我打电话的事儿，我想让他安慰我。正要敲门时，我听见他在和人说话，我犹豫了一下。我听见他在打电话，但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也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语言，但我马上想到，他正在给妻子打电话。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打电话给妻子？当我回到我的房间里，为入睡做准备，他单独一个人时，会打电话给埃利奥诺拉？他们想找到一种没有冲突的方式分开？或者他们正在和解，在蒙彼利埃的这几天结束之后，她会接受尼诺回到自己身边？

我决定敲门，尼诺的声音停了下来，一阵沉默，然后他又压低了声音，接着说话。我变得很着急，又敲了一次门，他还是没开门。我不得不用力地敲了第三次，他才给我开了门。门一开，我就开始指责他，我直接说，他对我隐瞒他妻子的事儿。我叫喊着说，我给彼得罗打电话了，我丈夫再也不让我见两个女儿，我的全部生活都搭进去了，但他却偷偷摸摸给埃利奥诺拉打电话。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吵的夜晚，我们很难和好。尼诺用尽一切办法想让我平静下来，他很神经质地笑着，他为彼得罗的态度感到愤怒，他吻了我，我推开了他。他嘀咕了一句，说我疯了。但无论我怎么逼他，他都不承认他在和妻子打电话，相反，他用儿子的性命发誓，说离开那不勒斯之后，就再也没有和她打过电话。

“那你给谁打电话啊？”

“一个学者，也住在这家宾馆。”

“半夜打？”

“就是半夜。”

“你撒谎！”

“这是事实。”

我拒绝和他做爱，抵抗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让步了，因为我害怕他不再爱我。我献身于他，就是为了不用考虑：这一切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心情就很坏，这是五天的同居生活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很糟糕。研讨会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要走了，但我不希望蒙彼利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害怕回家，我害怕尼诺回他自己的家。奥古斯汀和科隆布建议我们一起坐车去巴黎，他们甚至说，我们可以住他们家里，我对尼诺说我想去。我希望他和我一样，只想延长那段时间，推迟回家，但他很遗憾地摇了摇头说，这不可能，我们要回意大利。他提到了飞机、机票、火车和钱的问题。我内心很脆弱，我既失望又恼怒。我看得没错，我想，他对我说谎了，他没有彻底和妻子断绝关系。他真是每天晚上都和妻子讲电话，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他很着急回家，连两三天也不能耽搁，但我呢？

我想起了南泰尔的出版社，还有我写的那个关于男人捏造女人的故事。直到那时候，我从来都没和任何人说起过我自己，我和尼诺也没说过这家出版社。那几天里，我只是一个面带微笑、一声不吭的女人，晚上和那个年轻有为的那不勒斯教授睡在一起，一个总是粘着他，对他无微不至、百依百顺的女人。但现在，我用一种佯装的愉快语气说：“尼诺要回家去，我在南泰尔有点事儿；我有一本书正在出版——也可能已经出来了，那是一本介乎于小说和杂文之间的东西；我有点儿想和你们一起走，去出版社拜访一下。”那两个人看着我，就好像只有在那时候，他们才真的认识我一样，他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对他们讲了我的写作，说来说去，我发现，科隆布认识那家小出版社的主编，这时候我才发现，那并不是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我整个人很放松，我想，随他去吧！我有些过于热情地谈到了我的写作生涯，也许有些夸大其词。我并不是说给那两个法国人听的，而是做给尼诺看的。我想让他记着，我的生活很有成就，假如我有勇气离开我的两个女儿和彼得罗，那我离开他也能活，不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也不是在十天之后，马上离开他都可以。

尼诺听我说完，很严肃地对科隆布和奥古斯汀说：“好吧，假如不打扰你们的话，那我们就搭你们的顺风车。”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跟我说了一通话，语气很焦虑，内容充满激情。他说，我应该相信他，尽管我们的处境非常复杂，但一定能理清，为了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我们要先回家。我们不能从蒙彼利埃逃到巴黎去，然后不知道要逃到哪个城市。我们需要面对各自的家庭，才能最后生活在一起。忽然间，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而且也很诚恳。我脑子很乱，我拥抱了他，嘟哝着说，好吧。然而，我们还是去了巴黎，我只想在外面多待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