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早上，我尽量起得早一些。通常，我们在八点左右起床，就是说我、母亲和妹妹；韦尔西洛夫总爱赖在床上，到九点半才起。每天准时，在八点半，母亲会给我端咖啡来。但是这一回，我没有等咖啡，就于八点整从家里溜了出去。还在昨天晚上，我就拟定了整个这一天的行动计划。尽管我满腔热情地决心立即实施这一计划，但是在这计划中，我还是感到，在最重要的几点上，有许许多多不够坚定和不够明确之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一整夜都似睡非睡，仿佛梦呓似的，乱梦颠倒，做了许多梦，几乎一次也没有好好睡着过。尽管如此，我起床时还是比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头脑清醒。我特别不愿意碰到母亲。我见了她就不能不谈到昨天的某个话题，我怕我由此获得的某个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感受，会使我偏离我预定的目标。

早上很冷，到处都笼罩着潮湿的乳白色浓雾。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忙忙碌碌的彼得堡清晨，尽管它的形状非常糟，十分恶劣，但是我却始终喜欢它，除此以外，还有所有那些正在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而且总是愁容满面、若有所思的人，在这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却对我始终都具有某种特别的吸引人的魅力。我尤其喜欢一边急匆匆地赶路，或者自己有什么事问人家，或者人家有什么事问我：而且对问题的回答总是简短明了、详尽无遗，常常是边走边说，并不停留，而且态度几乎总是友好的，这是一天中最愿意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刻。彼得堡人，在中午时分或者傍晚时分，就逐渐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稍有不如意处，就开口骂人或者尽情嘲笑；可是在一天的清晨，还在上班以前，在最清醒和最严肃的时刻，情形就完全不同。我发现了这点。

我又向彼得堡老城区走去。因为在十一时许我一定要回到芳坦卡河旁的瓦辛家（最常见的是，多半在十二点才能碰到他在家），所以我才马不停蹄地急急忙忙赶路，尽管我饥肠辘辘，很想在什么地方喝杯咖啡。再说，我又非赶在叶菲姆·兹韦列夫在家的时候抓住他不可；我这已经是再一次找他了，说真的，我还差点迟到了；他刚喝完自己的咖啡，正准备出门。

“你一再来找我干吗呀？”他冲我说道，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这就给你说明。”

任何地方的清晨，包括彼得堡在内，都对人的本性具有一种清醒作用。某种火一般热烈的夜间的幻想，往往随着晨曦初露和寒气逼人一起，甚至会完全烟消云散，而我每逢早晨有时候就会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某些夜间的、刚刚消失的梦想，而有时候还会不由得感到歉疚和羞愧地想起自己的某些行动。但是，我还是想顺便指出，彼得堡的早晨，看去似乎是地球上最乏味的早晨，——但我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充满幻想的早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者，不如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但是我仍坚持这一看法。在这样的彼得堡早晨，发霉、潮湿、多雾的早晨，《黑桃皇后》中普希金笔下的某个格尔曼的奇异幻想，一定会更加坚定（格尔曼是一个巨大的形象，是个非同寻常的、完全彼得堡的典型——彼得堡时期的典型！）在这一片浓雾中，我曾上百次地油然产生一种纠缠不清的奇思异想：“怎么样，当这迷雾一旦消散，升上天空，这整个发霉的、滑腻腻的城市会不会也跟它一起消失不见呢，会不会跟这迷雾一起烟消云散呢，然后就剩下那一片沼泽，即过去那沼泽遍布的芬兰湾，而作为点缀，在这一片沼泽上，也许还会剩下那跨在喷着热气、奔驰而来的骏马上的青铜骑士？”总之，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感受，因为这一切都是幻想，说到底，是一种幻景，因此全属想入非非；再说，我还经常向自己提出一个完全无意义的问题（过去如此，现在也一仍其旧）：“你瞧这些人东奔西跑，忙忙碌碌，你又凭什么知道，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某人做的一个梦呢，这里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这里也没有一个行为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旦这人突然醒来，在这人梦想中出现的这一切，——一切就会突然消失。”但是，我浮想联翩，似乎扯远了。

我要预先说明：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打算和幻想，其荒诞程度，足以使人一眼看去就正确无误地认定，这肯定是发疯。这天早上，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幻想，跑去找兹韦列夫的，——我之所以去找兹韦列夫，因为这回在彼得堡要办这件事，除了他我无人可找。然而，要是可以挑选的话，那我可以向其提出这一建议的人中，叶菲姆应当排在最后一个。当我在他对面坐下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梦呓和狂热的化身，而坐在我对面的却是一个中庸之道和平庸的化身。但是在我这一面有思想和真情实感，而在那一面却只有一个务实的结论：而事情却从来不是这么做的。简言之，我向他简单明了地说明，由于此事非同寻常，而且事关名誉，我想派一个决斗证人去知会对方，可是在彼得堡，除了他，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而他是我的老同学，因此，他甚至都没有权利拒绝我的请求，而我希望与之决斗的人是近卫军中尉索科尔斯基公爵，原因是一年多以前，他在埃姆斯给了我父亲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在此，我要指出，叶菲姆对我的所有家庭情况，我与韦尔西洛夫的关系，都知道得十分详细，连我自己所了解的韦尔西洛夫的经历，他也几乎全知道；我在不同时期曾经陆陆续续地告诉过他，不用说，除了某些秘密之外。他坐在那里，照老习惯，无精打采地听着，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麻雀，默不作声，一本正经，脸有点浮肿，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他嘴边一直挂着一丝僵硬的嘲弄的微笑。这微笑之所以更加令人讨厌，还因为它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情不自禁的；看得出来，他自以为是，而且在这一刻他还当真以为他无论在聪明才智，还是在性格方面，都远远地在我之上，比我高明得多。我还怀疑，他之所以瞧不起我，还因为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的那一幕；这也在情理之中：叶菲姆是庸众，叶菲姆是市井匹夫，而这样的人崇拜的永远只有成功。

“而韦尔西洛夫不知道这事吗？”他问。

“当然不知道。”

“那你有什么资格干预他的事呢？这是第一。其次，您想以此说明什么呢？”

我知道他会反对，因此我立刻向他解释，这事根本不像他认为的那样愚蠢。首先，可以向那个无赖公爵证明，在我们这一阶层中，还有人懂得什么是名誉；其次，可以使韦尔西洛夫感到羞耻，汲取教训；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即使韦尔西洛夫做得对，根据人的某种信念，可以不要求公爵接受决斗，而决定忍受一记耳光之辱，那，至少，也可以让他看到，还有一个人能够强烈地感到他所受的侮辱，并且感同身受，准备为了他的利益，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与他人相搏……尽管他即将与他永远分手，各奔东西……

“等等，你别嚷嚷，姑姑不喜欢。请问，韦尔西洛夫不就是同这个索科尔斯基公爵因遗产纠纷而在打官司吗？既然这样，这倒是一桩打赢官司的全新的、别出心裁的做法——在决斗中把对手打死。”

我向他en toutes lettres说明，他简直蠢透了，是个无赖，如果他那嘲弄的笑容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厉害的话，这只能证明他的自以为是和俗不可耐，他根本想不到，我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这对打官司是否有利的想法，只有他那奇思怪想的脑袋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接着我又对他说，官司已经打赢了，何况这官司不是同索科尔斯基公爵打的，而是同他们的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打的，因此，如果只打死一个公爵，那还有其他人在，但是，毫无疑问，向他提出决斗，必须推迟到上诉期限之后（虽然公爵及其家族并不准备提出上诉），而且这样做的唯一目的，也只是为了礼貌。必须等到过了这期限，才能提出决斗；而我之所以现在来找他，而决斗并非马上要举行，因为，我必须事先得到保证，因为没有决斗证人，而我又谁也不认识，如果叶菲姆一旦拒绝，那赶在这时间以前我还来得及再找。我说，我之所以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一点。

“嗯，你来说一声就好啦，何必白白地跑上十俄里地呢。”

他站起来，拿起了礼帽。

“那，你肯去吗？”

“不，我不去，那还用说。”

“为什么？”

“因为单凭这一点我就不能去，我如果同意那时候我一定去，那在上诉的整个这段时间里，你还不每天都往我这儿跑。而最主要的是这一切都是胡闹，就这么回事。我又何必为了你这点屁事而断送我的前程呢？万一公爵突然问我：‘谁派您来的？’——‘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跟多尔戈鲁基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还要把你的家谱一五一十都告诉他不成吗？他非哈哈大笑不可！”

“那你就给他一嘴巴！”

“好啦，这全是无稽之谈。”

“你害怕了？你这么一个大高个儿，你在学校里不是力气最大吗。”

“我是害怕，当然害怕。再说，公爵也不会同意决斗，只有身份相同的人才会决斗。”

“就教养来说，我也算个绅士了，我有资格，我同他平起平坐，相反，他才不够资格呢。”

“不，你还小。”

“我怎么小啦？”

“小就是小；咱俩都还小，他是大人。”

“你真蠢！依法，一年前，我都可以结婚了。”

“那就结你的婚去吧，然而，你毕竟还嫌嫩：你还在长个儿！”

我当然明白，他这是想嘲笑我，拿我打哈哈，毫无疑问，这整个愚蠢的插曲，我本来是可以不讲的，甚至，让它湮没无闻更好。虽然这事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就其琐碎和不值得一提来说，这毕竟令人厌恶。

但是，为了更厉害地惩罚我自己，我决定把这事完完全全摊开来，要说就说到底。我看到叶菲姆要拿我打哈哈，我就恶狠狠地伸出右手，或者不如说，右手握拳，狠狠地捶了一下他的肩膀。于是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双肩，把我的脸转过去，用力一推，使我脸朝下，搞了个嘴啃泥——他用事实来向我证明，在我们学校，他的确是最孔武有力的。

二

读者当然会认为，我从叶菲姆家出来后，心情一定坏极了，然而，此言差矣。我非常明白，这不过是一件中学生间的玩笑打闹而已，而事情的严肃性依旧存在，丝毫未变。我开怀痛饮，喝足了咖啡，已经是在瓦西里岛上了，我故意没去位于彼得堡老城区的那家我昨天去过的小饭馆；这家小饭馆以及里面的夜莺，现在对于我变得加倍地可恨。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特点：我能够像恨一些人那样地恨某些地方与物品。然而在彼得堡，我也有一些幸福的乐土，就是说，在彼得堡有这样一些地方，由于某种原因，我曾经在那里感到过十分幸福，十分快乐，——因而我很珍惜这些地方，而且故意尽可能长地不到那些地方去，以便以后，一旦我形单影只，完全孤独，十分不幸的时候，就能够到那里去一掬伤心之泪，伤感与怀旧。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叶菲姆及其正确想法，作了完全公正的评论。是的，他这人比我实际，但未必比我现实。那种鼠目寸光、仅限于自己鼻子尖的现实主义，其实比最疯狂的幻想更危险，因为它是盲目的。但是，在还叶菲姆以公道的同时（这时候，他大概在想，我正走在街上，在骂他哩），我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退让，正如我至今都不肯退让一样。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刚给人泼了一桶冷水，他不仅立刻退避三舍，放弃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他自己还开始嘲笑总共一小时前他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噢，他们这样做是多么地轻而易举啊！即使就事情的本质而论，叶菲姆比我正确，而我是天底下最笨的人，只会装腔作势，自以为高明，但是，毕竟在事情的最深处有这么一个点，而站在这个点上，我还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我还是对的，而主要是他们始终都不明白这道理。

我几乎在十二点整才赶到谢苗诺夫桥旁，芳坦卡河畔的瓦辛家，可是我没有碰到他，他不在家。他上班的地点在瓦西里岛，回家的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几乎总是在十一时许。此外，因为又恰逢什么节日，因此我想我肯定能遇到他，因为没有碰到他，所以我就打算等他回来，尽管这还是我头一回到他家登门拜访。

我是这么想的：关于遗产的那封信，这事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我之所以选中瓦辛当仲裁，是想以此来表明我对他的深深的敬意，当然，这肯定会使他感到高兴。当然，我也确实因为这封信而思虑重重，我也确实深信必须有第三者来裁决。但是我怀疑，即使我到时候能够摆脱困境，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帮助。主要是我自己也知道这点；具体地说：就是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韦尔西洛夫，那时候他想怎么办，就让他怎么办好了：这就是解决办法。在这类事情上，把自己置于最高仲裁者和决定者的地位，甚至是完全不对的。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而且不置一词，因而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样我就使自己的地位高踞于韦尔西洛夫之上，从而占得上风，因为这事多少与我有关，我如果放弃我将因遗产而可能得到的所有好处（因为，我作为韦尔西洛夫之子，在这笔钱中，当然，总应该有点什么归我所有，即使不是现在，那也是将来），那我就将永远保留最高的道德观来看待韦尔西洛夫未来的行为。再说，谁也不能指责我，说我毁了公爵一家，因为区区一个文件，并没有决定性的法律意义。我坐在空无一人的瓦辛的房间里，对这一切已经好好想过了，而且也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甚至我还突然想到，我之来找瓦辛，是渴望他给我出个主意，教我怎么办，——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从这件事中看到，我这人是多么高尚和多么无私，可见，我是想报复他，借此洗刷我昨天在他面前表现出的屈辱。

意识到这一切之后，我却感到十分懊恼；然而我并没有走开，而是留了下来，虽然我心里明白，我的懊恼，每过五分钟，只会更糟糕。

首先，我变得非常不喜欢瓦辛的这个房间。“让我看看你的房间，我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不错，可以这样说。瓦辛住在一间带家具的房间里，是从二房东手里转租来的，这些二房东显然很穷，以此为生。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房客。我很熟悉这些窄小的、稍微摆了几样家具的房间，房间虽小，却觊觎具有一种舒适的外表；这里肯定有一张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放有软垫的长沙发，一动就有散架的危险，此外，还必定有一个洗手盆，一张用屏风隔开的铁床。瓦辛显然是个十分可靠的好房客；每个女房东常常都有这么一个最好的房客，为此，他常常受到特别的优待：他屋里常常经过精心的打扫和收拾，长沙发上方还挂着一幅石印画，桌子下面还铺着一方破旧的小地毯。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带有霉味的整洁，主要是喜欢女房东的尊敬和巴结，——这种人本身就很可疑。我深信，这个好房客的封号，一定使瓦辛感到很得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张堆满书籍的桌子的样子，却渐渐地使我感到很恼火。书籍、文件、墨水瓶——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但这种整齐却令人十分厌恶，这是一种整齐的理想，符合德国女房东及其女佣的世界观。书相当多，不是指报章杂志，而是指真正的书，——他显然在读这些书，大概还坐下来读，或者还带着一种十分严肃和俨乎其然的样子，动手写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更喜欢书籍杂乱无章，随便乱放，至少无须把读书和写作看得神乎其神，弄得煞有介事的样子。大概，这个瓦辛对待来访者一定十分有礼，大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来访者说：“我可以陪你坐上个把小时，以后，等你一走，我再做我的事。”大概，跟他也可以进行十分有兴趣的谈话，听到一些新鲜事，但是——“咱们俩现在可以谈谈了，我的话可能使你很感兴趣，可是等你一走，我要做的就是最有兴趣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走，而是坐着等他回来。我根本无需向他请教什么，对此，我已确信无疑。

我已经坐等他一个多小时了，我坐在窗户旁的一把藤椅上（放在窗户旁的藤椅共有两把）。使我恼火的还有一件事，时间白白地浪费了，可是在傍晚前，我还必须去找房子。由于无聊，我本来想拿一本书看看，但是想拿又没拿：一想到我居然想给自己寻找消遣，就更感到恶心。异常的寂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忽然，在门后的一个很近的地方，也就是在沙发挡着的那扇门后面，我开始不由得和渐渐地听清楚了一个声音越来越大的私语声。有两个声音在说话，显然是女人的声音，这是听得清的，但是却完全没法听清她们究竟在说什么；但是，我由于无聊，不知怎么开始了侧耳倾听。很清楚，她们在十分激动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并不是在谈裁剪衣服之类的事；而是在商量什么事，她们在争论，一个声音在说服对方，在恳求，而另一个声音则不肯听从，在反对，想必，是另外的什么房客。我很快就听腻烦了，耳朵也听习惯了，因此，我似乎在继续听，其实是在无意识地似听非听，有时候还完全忘了我在听，突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似乎有某个人两脚着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或者忽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开始跺脚。接着便发出一声呻吟，忽然又发出了一声喊叫，甚至不是喊叫，而是尖叫，像野兽一样怒号，它已经不在乎别人会不会听见了。我向门口扑去，拉开了门，与我一下子同时打开的还有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女房东家的门，门后有两只好奇的脑袋伸出来，向外张望，然而喊叫声又立刻停止了，这时，紧挨着我的房门的另一扇门，两个女邻居家的房门，又忽然打开了，我觉得似乎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猛地冲了出来，跑下了楼梯，另一个女人，上了点岁数的女人，本来想拦住她，不让她走，可是没拉得住，只好望着她的背影，发出一声哀叹：

“奥莉娅，奥莉娅，你去哪呀？唉！”

但是，她看清我们两家拉开房门后，就迅速拉上自家的房门，只留下一条小缝，并从里面倾听着楼梯上有何动静，直到跑下楼去的奥莉娅的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为止。我又回到我的窗户旁。一切又归岑寂。这事很无聊，也许还很可笑，于是我也就不再去想它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在走廊里，在紧挨瓦辛家的门口，响起了一个男人随便而又响亮的说话声。有人抓住了门把手，稍许推开了点门，让我恰好可以看清走廊里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显然，他也看见了我，甚至已经把我仔细打量过，但是还没有走进房间来，而是手握门把手，通过整条走廊，在继续同女房东交谈。女房东则尖着嗓子，发出快乐的笑声，跟他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答着，从她说话的声音听得出来，这位来访者她早就认识，而且受到她的尊敬和敬重，他既是一位有身份的客人，又是一位快活的先生。这位快活的先生大声嚷嚷，妙语连珠，其实说来说去也只是说，瓦辛不在家，他不管怎么着总也碰不着他，这也是他命该如此，他这一回又只能同上一回一样，少安毋躁，等他回来啦，等等。总之，这一切，在女房东听来，毫无疑问，是妙语之最，风趣的顶峰。最后，这位客人终于猛地推开门，走了进来，使房门敞开着。

这是一位衣着考究的先生，他的穿着显然出自上好的裁缝之手，正如俗话所说，有一副“老爷的派头”，然而他身上最少的恰好是这种老爷的气派，尽管他非常想有，可是想有而不可得。他倒不是行为放肆，而是有点天生的厚颜无耻，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对着镜子练就的厚颜无耻终究还让人好受些。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略显灰白，黑眉毛，大胡子和大眼睛，非但没有衬托出他的个性，反而赋予他以某种与他人相似的共性。这样的人总是嬉皮笑脸，说说笑笑，但是不知为什么您跟他在一起总也快活不起来。因他可以从嬉皮笑脸很快地转为一本正经，从一本正经很快地转为浮躁轻薄或者挤眉弄眼，但是这一切总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似的，似乎毫无缘由……话又说回来，也大可不必提前来描写这主儿。对这位先生，我后来就了解得更多，更清楚了，因此，比起他刚推门进屋时，现在，我不由得认为此人我已经比较熟悉了。不过，即使现在，我也很难说出什么准确和明确的东西来，因为这种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变化无常、难以捉摸，说不清，道不明。

还没等他坐下来，我就突然依稀想到，这人大概是瓦辛的继父，某位姓斯捷别尔科夫的先生，对这位先生我虽然有所耳闻，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没有听准，也说不出我究竟听见了什么：我只记得，反正不是什么好话。我只知道，瓦辛在他的管束下一直过着孤儿般的生活，但是他已经早就摆脱了他的影响，他俩的无论目标还是利益都不相同，现在他俩在所有方面已经完全分开了。我还记得，这个斯捷别尔科夫似乎略有资产，甚至是个什么投机商，喜欢东窜西跳；总之，我原可以对他的底细知道得更多些，但是我忘了。他用目光打量了我一下，然而并没有向我鞠躬问好，他把自己的高筒礼帽放到沙发前的桌子上，威严地把桌子踢开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坐下，而是伸开手脚直接躺到沙发上，而这张沙发我都不敢坐，因为一坐下去它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垂下两条腿，把他那双漆皮靴的右脚尖高高翘起，开始摆弄着欣赏。当然，他立刻向我转过头来，又用他那大而稍许有点呆滞的眼睛打量了我一番。

“又没有碰到他！”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没有吱声。

“这人没准谱！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从老城区来吗？”

“就是说，您是从老城区来的？”我反问。

“不，我这是在问您。”

“我……我是从老城区来，不过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呣。”他眨了眨眼，使了个眼色，但是不肯惠予解释。

“就是说，我并不住在老城区，但是，我现在刚去过那里，是从那里到这里来的。”

他继续默默地微笑着，似乎此笑别具深意，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笑容。这样的挤眉弄眼显得很蠢。

“去过杰尔加乔夫先生那儿啦？”他终于说道。

“什么叫去过杰尔加乔夫那儿啦？”我睁开了眼。

他以一种得胜的姿态望着我。

“我又不认识他。”

“呣。”

“随您便。”我回答。他使我越来越觉得讨厌了。

“呣，不错，您哪。不，您哪，劳驾；您在这一家铺子里买东西，而在旁边另一家铺子里，另一位顾客则在买另一样东西，您想，他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钱，您哪，是向一个名之曰高利贷者买的，您哪……因为钱也是东西，而高利贷者也是商人……您在听我说话吗？”

“大概在听吧。”

“又有第三名顾客从一旁走过，他指着一家铺子说：‘这家可靠’，他又指着另一家铺子说：‘这家不可靠’。对这名顾客我又能说什么，做出什么结论来呢？”

“我怎么知道。”

“不价儿，您哪，请听我说。我是举个例；人活着，应以好人为榜样。我走在涅瓦大街上，我发现，在对面大街上，在人行道上，走着一位先生，我想弄清这位先生的性格。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直到紧临拐向海洋街的转角处，也就是开着一家英国商店的那个拐角，我们又看到了第三个行人，他刚被马踩死。现在请注意：又走过去了第四位先生，他想弄清我们所有三个人的性格，包括那名被马踩死的先生在内，就我们的办事能力和可靠程度而言……彼此有何不同……您在注意听吗？”

“对不起，听得很费劲。”

“好，您哪；我早料到会这样。我再换个题目。我在德国的一处矿泉疗养地，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到过那儿，至于究竟是什么地方——那就无所谓了。我常在温泉边散步，看到了一些英国人。您也知道，要跟一个英国人相识是很难的；但是过了两个月，疗养期结束，我们却一起去了山区，结成一伙，手持尖头拐棍，去爬山，至于爬什么山，这也无关紧要。在拐弯的地方，也就是在歇脚处，在修道士们酿造沙尔特廖斯酒的地方，——请注意这点，——我遇到了一名本地人，他正独自站着，在不声不响地看我们。我想判断一下他的家底是否殷实：您以为如何，我能不能请教一下那群同行的英国人呢？而我之所以要请教他们，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矿泉疗养地没能找到同他们攀谈的机会。”

“我哪知道。对不起，我很难跟上您的思路。”

“很难吗？”

“对，您让我越听越累。”

“呣，”他又眨了眨眼，用手打了个手势，大概是想表示某种他感到非常得意和得胜的意思；接着他又非常神气和非常平静地从兜里掏出一份显然是刚刚买来的报纸，打开后便开始阅读报纸的最后一版，看来，他已不想再来打扰我，能够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了。大概有五分钟，他根本就没有抬头看我。

“布列斯特—格拉耶沃铁路的股票居然没有大跌，啊？要知道，它一直看涨，现在还在涨！我知道有许多支股票一眨眼就大跌而特跌。”

他满心得意地看了看我。

“我暂时对交易所的事还不大懂。”我回答。

“您持否定态度？”

“对什么？”

“对金钱呀，您哪。”

“我并不否定金钱，但是……但是，我觉得，首先应当是思想，然后才是金钱。”

“就是说，劳驾，您哪……有这么个人，可以说吧，自己有一笔资本……”

“必须首先有崇高的思想，然后才是金钱，光有钱而没有崇高的思想，这社会肯定会完蛋。”

我也不知道我干吗激动。他有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仿佛给弄糊涂了，可是忽然他的整个脸又绽放出非常愉快而又非常狡黠的笑容。

“韦尔西洛夫呢，啊？他宰了人家一刀，宰了一刀！昨天宣判了，啊？”

我忽然看到，而且出乎意外地看到，他已经早知道我是什么人了，而且他还知道许许多多事。我只是不明白我的脸干吗突然红了一下，而且非常愚蠢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分明很得意，他快活地望着我，仿佛十分狡猾地抓住了我的把柄，揭穿了我的底细似的。

“不价儿，您哪，”他扬起两道眉毛，“关于韦尔西洛夫先生的事，您该问我才是呀！至于是否可靠，我刚才跟您说什么来着？一年半以前，因为这个孩子的事，他本来可以把这件好事办得十分圆满的——是啊，您哪，可是他却栽了个大跟头，可不是吗，您哪。”

“因为什么孩子？”

“因为那个吃奶的孩子呀，您哪，他现在还把他养在外头，不过，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因为……”

“哪来的吃奶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是他的孩子啦，他亲生的孩子，您哪，跟mademoiselle莉季娅·阿赫马科娃生的……‘美丽的姑娘与我相爱……’吞了含磷的火柴——啊？”

“您胡说什么，真是瞎掰！他从来不曾跟阿赫马科娃小姐有过孩子！”

“没那事！再说，我在哪？我可是个大夫和产科医生呀，您哪，鄙姓斯捷别尔科夫，您没听说过吗？不错，当时我已经好久都不行医了，但是在临床实践方面出个主意，会个诊还是可以的。”

“您是产科医生……是您给阿赫马科娃小姐接生的？”

“不，您哪，我从来就没有给阿赫马科娃小姐接过生。那里，在城郊，有位大夫，名叫格兰茨，他拉家带口，负担很重，他每次给人看病，人家只付给他半个塔勒，他们那儿给医生的报酬就是这样，再说那里谁都不认识他，因此，他就代替我去出诊了……我之所以介绍他去，就是为了保守秘密，无人知晓。您在注意听吗？而我只是在一旁会个诊，出个主意，因为韦尔西洛夫，也就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私底下曾就这个极其秘密的问题向我咨询过。但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却想一箭双雕。”

我非常吃惊地听着。

“民间有句俗话说得好，或者不如说老百姓有句俗话说得好：‘想要一箭双雕，结果一个也射不着。’我就是这么说的：本来是例外，因为不断重复，就成了惯例。想要一箭双雕，翻译成俄语，就是想一举两得，他想逮住的是另一位太太——结果是鸡飞蛋打，落了个一场空。到手的东西，就应该牢牢抓住嘛。本该当机立断的事，他却优柔寡断。韦尔西洛夫——要知道，他是个‘娘们的先知’，您哪——这是那个小索科尔斯基公爵，当时当着我的面给他起的一个雅号。不，您还是来找我的好！如果您想多了解一些韦尔西洛夫的情况，那您不妨来找我呀。”

我惊讶得张大了嘴，他显然对我的这种表现很欣赏。关于有一个婴儿的事，我至今一无所知，我从来就不曾听说过。就在这一刻，女邻居家的房门突然“砰”的一声响了一下，有个人急促地走进她们的房间。

“韦尔西洛夫住在谢苗诺夫团，莫扎伊街十七号的利特维诺娃公寓，我亲自去住址问讯处问过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的声音，大声嚷嚷道；每句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斯捷别尔科夫扬起眉毛，举起一根手指，在头上晃动。

“我们在这里说起他，他就在那里出现了……这就是不断重现的例外！Quand on parle d'une corde……”

他纵身一跃，在沙发上迅速坐了起来，开始贴近那扇被沙发挡着的房门，侧耳倾听。

我也感到非常吃惊。我想，这声喊叫大概是那位十分激动地跑出来的年轻女人发出的。但是这跟韦尔西洛夫又有什么关系呢？突然，又发出了方才那声尖叫，这是一种发狂般的尖叫，这是一个人因怒不可遏而发出的尖叫，一定是人家不肯给她什么，或者是人家不让她干什么。跟方才发出的尖叫声不同的仅仅是，喊叫声和尖叫声持续的时间更长了。可以听到彼此的撕扯声，像连珠炮似的急促地说什么话：“我不要，我不要，还给他，马上还给他！”——或者还有这一类的什么话——我记不全了。紧接着，又跟方才一样，又有什么人急匆匆地冲到门口，拉开房门。住在隔壁的两个女人都冲到了走廊上，其中一个，像方才一样，显然在使劲拦住另一个女人。听得津津有味的斯捷别尔科夫，早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一个箭步冲到房门口，又立刻毫无顾忌地冲出去，冲到走廊上，冲到那两个女邻居跟前。不用说，我也跑到门口。但是他出现在走廊，就像泼了一桶冷水似的：隔壁的那两个女人迅速躲了进去，而且乒乒乓乓地随手带上了门。斯捷别尔科夫本来想跟在她俩后面一个箭步也蹿进去，但是他欲行又止，举起一根手指，面带微笑，在思索；这一回，我在他的笑容中看到了某种非常恶劣、非常阴险和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看见女房东站在自己的房门口，就踏着碎步，急促地、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向她跟前跑去；他跟她窃窃私语了大约两分钟，当然，得到了应有的情报，之后，他就神气活现和步履坚定地回到房间，他从桌上拿起了自己的高筒礼帽，匆匆照了照镜子，把头发捋了捋，弄松了些，接着就带着一副颇为自信的尊严感，甚至都没有望我一眼，迈开双腿，去找那两位女邻居了。他把耳朵贴近房门，先侧耳倾听了片刻，得意洋洋地越过走廊，向女房东挤眉弄眼地使了个眼色，女房东则举起一根手指吓唬他，摇了摇头，似乎在说：“噢，淘气包，淘气包！”最后，他终于态度坚决但又十分有礼貌地，甚至有礼貌得还似乎有点点头哈腰地，屈起手指的关节，敲了敲女邻居家的门。可以听到里面有声音问道：

“谁呀？”

“我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能让我进去吗？”斯捷别尔科夫大声而又威严地说道。

里面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把门开了，先是打开一点儿，仅有四分之一；但是斯捷别尔科夫紧紧地抓住门锁的把手，坚决不让她们把门再关上。彼此开始交谈，斯捷别尔科夫先是粗门大嗓地开口说话，总想挤进门去；我不记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他提到了韦尔西洛夫，说他有话要说，有事奉告，他可以把一切都说清楚——“不，您哪，你们可以问我呀”，“不，您哪，你们可以找我呀”，——诸如此类。很快她们就让他进了门。我又回到沙发旁，开始偷听，但是整个儿说些什么，我听不清，只听见他们常常提到韦尔西洛夫的名字。根据说话的声音，我听得出来，斯捷别尔科夫已经主宰了谈话，说起话来已经不是曲意逢承了，而是威严地、懒洋洋地，就像方才对我那样：“你们在注意听吗？”“现在请注意”等等，等等。然而，跟女人说话，他想必还是异乎寻常地客气。已经有两次传来他放声的哈哈大笑，大概，笑得很不是地方，因为，就在他说话的同时，有时还传来那两个女人的声音，把他的声音压倒，而且根本没有表现出快活，主要是那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也就是方才发出尖叫的那个女人，她说了很多话，说得既快又神经质，显然在揭露什么和抱怨什么，想找人评评理和说句公道话。但是斯捷别尔科夫也不示弱，声音越提越高，发出的哈哈大笑声也越来越频繁；这些人对别人的话是根本听不进去的。我很快就从沙发上爬下来，因为我觉得偷听别人说话是可耻的，于是我又挪到自己的老地方，靠近窗口，坐到藤椅上。我相信，瓦辛也肯定认为这位先生一无是处，但是，如果我也发表同样的意见，那他一定会立刻严肃而又自尊地站出来替他说话，而且还会像教训人一样指出，这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属于现今那种精明能干的人之列，对这种人是不能用我们一般的和抽象的观点来评论的”，然而我记得，就在这一刻，我不知怎么整个人在精神上被打垮了，我的心在跳，我无疑在等待着什么，料定会出事。过了大约十分钟，突然，在发出一串哈哈大笑声的正中间，有人，仿佛就像方才那样，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接着就传来了那两个女人的喊叫声，听得出来，斯捷别尔科夫也跳起来以后，正在开口说什么，但已经换了腔调，似乎在替自己辩护，似乎在恳求听他把话说完……但是人家不听，不让他把话说完；传来愤怒的喊叫：“滚！您是坏蛋，您不要脸！”总之，很清楚，他被人家推了出来。我拉开房门的时候，恰好赶上他从女邻居家跳出来，跳到走廊上的那一刻，似乎，他简直就是被她们用手推出来似的。他一看见我，就指着我，突然喊叫起来：

“你们瞧，这就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这就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劳驾，请看呀！”他威严地抓住我的一只手。

“这就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他把我拉到那两个女人面前，然而也没作任何补充说明。

那个年轻女人站在走廊里，那个上了点年纪的，则离开她一步，站在她身后，站在房门口。我只记得这位可怜的姑娘长得不难看，二十上下，但是人瘦瘦的，似乎有病，略显棕红的头发，脸长得有点像我妹妹；这一特点闪过我的脑海，并且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不过丽莎从来不会，当然，永远也不可能像这位站在我面前的姑娘那样，怒气冲冲和气得发狂：她的嘴唇发白，浅灰色的眼睛冒着光，她气得浑身发抖。我还记得，当时我自己也陷入一种非常愚蠢和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由于这无赖的青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儿子又怎么啦！既然他跟您在一起，可见他也是坏蛋。既然您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她突然转身对我说道，“那就请您替我转告令尊，他是个坏蛋，他是个不要脸的坏人，我不要他的钱……给，给，给，请您立刻把这钱交还他！”

她从口袋里迅速掏出几张钞票，但是，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母亲）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奥莉娅，要知道，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这位先生并不是他的儿子呢！”

奥莉娅迅速看了看她，想了想，又轻蔑地看了看我，扭头回到了房间，但是在砰地一声带上门之前，她站在门口，再一次怒不可遏地向斯捷别尔科夫叫道：

“滚！”

甚至冲他跺了跺脚。接着，门便砰地一声关上了，而且还别上了锁。斯捷别尔科夫还依旧抓着我的肩膀，举起一根手指，咧开嘴，露出一副长长的、凝神思索的笑容，并用一种疑问的目光紧盯着我。

“我认为，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是可笑的和不成体统的。”我愤怒地喃喃道。

但是，虽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却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这倒需要研——究——研究！”他沉思地说。

“但是，话又说回来，您怎么敢把我拽出来出这个洋相？这是什么人？这女人是干什么的？您抓住我的肩膀，带我过去，——这是怎么回事？”

“唉呀，见鬼！这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女人……‘一个经常重复的例外’——您在注意听吗？”他指指戳戳地，手指都差点戳到了我的胸部。

“唉，见鬼！”我推开了他的手指。

但是他忽然，完全出乎意外地低声笑了起来，不出声地笑，长久地笑，快乐地笑。他终于戴上了自己的礼帽，带着迅速变换的，但已是阴沉的面孔，皱起眉头，说道：

“必须教会女房东给她们来这么一手……必须把她们赶出公寓——就这样，而且要尽快，要不然的话，她们在这里……得，您瞧着吧！记住我的话，您会看见的！唉，见鬼！”他突然又变得欢天喜地起来，“您不是要等格里沙回来吗？”

“不，不等了。”我坚决回答道。

“唔，随您便……”

此后，他再也没有作声，便转过身子，走了出去，动身下楼去了，甚至都没有正眼瞧一下女房东，而女房东显然一直在等着他的解释和消息。我也拿起了礼帽，并请女房东转告，就说我多尔戈鲁基来过了，说罢便跑下了楼梯。

三

我只是浪费了时间。出门后，我就立刻开始寻找出租屋，但是我心不在焉，在街上来来去去地溜达了好几小时，虽说也曾进去看过五六处二房东愿意转租的房屋，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视而不见地错过了二十来处。更使我懊恼的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租个房子就那么难。到处都是像瓦辛住的那样的屋子，甚至还糟得多，可是租金却很高，就是说，根本不符合我的打算。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只要有个身体能够转动的栖身之所就行了，于是，人家就鄙夷不屑地让我明白，既然这样，那去“贫民窟”好啦。此外，到处都是许多古里古怪的房客，单看他们的外表，就没法跟他们做邻居；甚至让我倒贴他们几个钱，只要不同他们住在一起就成。一些不穿上装的先生，只穿背心，胡子拉碴，随随便便，而又十分好奇。在一间很小的屋里，坐着十来个人，在打牌和喝啤酒，而房东居然就让我住在他们旁边。在另外一些地方，房东向我问这问那，我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胡乱回答，以致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而在另一套住宅里，我甚至同他们吵了起来。然而，何必描写这些琐琐碎碎、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呢；我只想说，我累坏了，找到一家小饭馆吃了点东西，这时，天已经几乎全黑了。我终于拿定主意，干脆回去，独自一人，去找韦尔西洛夫，把那封有关遗产的信立刻交给他（不作任何解释），然后从楼上拿起自己的东西，放进箱子和包袱，立刻搬出去，哪怕先找一家旅馆过了这夜再说呢。在奥布霍夫大街尽头，在凯旋门旁，我知道有几家大车店，只要花三十戈比，就可以在里面找个单间；我决定豁出去了，就住一夜，反正决不在韦尔西洛夫那里过夜。就这样，我已经走过纺织学院，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灵机一动，想顺便去看看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她就住那儿，在纺织学院对面。说实在的，我去看她的借口，仍旧只是那封有关遗产的信，但是，我想去看她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当然，另有原因，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直到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时我脑子里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什么“吃奶的孩子”呀，“变成通例的例外”呀，等等。我到底想找个人说说话呢，还是想炫耀一番呢，还是想打一架，甚至大哭一场呢，——我也不知道，只是爬上了楼，去找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迄今为止，我只是从莫斯科初到这里的时候去看过她一次，是受母亲的托付去的，我记得：走进去，办完事情后，待了一分钟，就走了，甚至都没有稍坐片刻，她也没有请我坐。

我拉了门铃，厨娘立刻给我开了门，把我默默地让进了房间。正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对后来的一切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这件疯狂的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必须把所有这些详情细节如实地描写一番。首先谈厨娘。这是一个凶巴巴的、翘鼻子的芬兰女佣，似乎恨透了她的女主人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可是女主人却相反，出于某种癖好，偏偏离不开她，就像一些老处女偏偏离不开她那湿鼻子的老哈叭狗或者老爱睡觉的猫咪一样。那个芬兰女佣要么发脾气和说粗话，要么就大吵一场，几个星期不说话以此来惩罚太太。想必是我正好赶上这么个一言不发的日子，因为她甚至对我的问题：“太太在家吗？”（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向她问过这问题）——她都不予回答，而是默默地走进自己的厨房。见状，我自然坚信不疑：太太在家，于是我就走进屋子，因为没一个人，我就开始等候，满以为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就会从卧室里走出来；要不然的话，厨娘干吗让我进去呢？我没有坐下，等了两三分钟；天已经开始几乎黑下来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昏暗的房间，由于触目皆是到处挂着的印花布，显得更加阴森森的。我想先说两句，交代一下这个可憎的小屋的状况，以便让读者明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生性顽固，就爱发号施令，再加旧日地主的癖好，她是住不惯由二房东那儿转租来的带家具的房间的，因此才租下这套恶劣的似乎像住房的住房，就为了能够独门独户，自由自在，不受他人干扰。这两个房间简直就像金丝雀的两只鸟笼，一个紧贴着另一个，一个比一个小，在三层楼上，窗户面向院子，您一走进她的住房，就像立刻走进一条狭小的过道，宽度只有一俄尺半，左面是上面提到的那两只金丝雀鸟笼，而沿着过道一直往前走，它的深处就是进入那间不大点儿的厨房的入口。一个人在十二小时内所必需的一个半立方俄丈空气，在这些房间，恐怕还是有的，但未必会更多。房间低得很不像样，但最蠢的是，窗户、房门和家具——一切，一切都挂上或铺上了印花布，一种上好的法国印花布，还镶上一种锯齿形的花边；但是这房间却因此而显得更昏暗了，简直就像旅行马车里一样黑咕隆咚。在我等候主人出来的那间小屋里，总算还能转开身，虽然里面塞满了家具，顺便说说，这些家具倒很不坏：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茶几，镶嵌精致，还有青铜装饰，还有几只箱子和一张雅致、甚至豪华的梳妆台。但是我正在等她出来的下一个小房间，即卧室，却挂着一层帷幔，严严实实地把它和这房间隔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房间就够放下一张床。这一切细节都是必需的，否则您就看不懂我做的那件蠢事。

就这样，我等着，而且毫不怀疑她一会儿就会出来，这时却突然响起了门铃声。我听见厨娘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走过那条窄小的过道，接着就默默地跟方才让我进来时一样，让来者进了屋。这是两位女士，两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当我从谈话声辨别出，一个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而另一个正是我最没想到现在会碰到她的那个女人，而且还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对此，我是多么吃惊啊！我不可能弄错：我昨天就听见过这个响亮、清脆、银铃般的声音，诚然只有三分钟，但它却留在了我的心里。是的，这就是“昨天那个女人”。我怎么办呢？我根本不是向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不过在想象当时那一刻的情景，甚至直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我竟突然冲过帷幔，躲进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卧室。简而言之，我躲了起来，我刚跑出去，她俩就走了进来。为什么我不向她们迎上去，而要躲起来呢，——我也不知道；一切都出于无心，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冲进卧室后，碰到了床，我立刻发现从卧室到厨房有一扇门，那就是说，还有出路，可以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可以逃之夭夭，但是——噢，可怕！——门锁上了，而钥匙孔里又没有钥匙。我无奈，只能跌坐在床上；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来，现在，我就非得偷听她们的谈话不可了，而从她们一开口，刚开始说话，我就听出来了，这是她俩一次秘密而又微妙的交谈。噢，当然，一个诚实而又高尚的人，即便是现在，也应当站起来，走出去，大声说：“我在这里，请等一等！”而且，尽管我的处境很荒谬，也应当从她们身边走出去，但是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走出去；我不敢，我非常卑劣地胆怯了。

“我的亲爱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使我深深地感到难过，”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央告道，“您尽管放心，这甚至不符合您的性格。哪有您，哪就有快乐，可是忽然现在……我想，您总还信得过我吧：要知道，我对您一向多么忠心耿耿呀。我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是永远忠心耿耿的，这点我并不隐瞒，但是我对您的忠心，决不亚于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忠心……那，就请您相信我，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他手里决没有这份凭据，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有这份凭据，再说，他也不会耍这样的花招，您连怀疑他都是罪过。这种敌对，是你们俩自己臆造出来的……”

“凭据是有的，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昨天说吧，我一进门，首先碰见的——就是ce petit espion，是他硬给安插在公爵身边的。”“唉，ce petit espion。首先，他根本不是espion，因为这是我硬要他到公爵身边去的，要不然的话，他在莫斯科非发疯或者非饿死不可，——那儿大家都这么说他；主要是，这个粗鲁的孩子，甚至根本就是个傻瓜，他哪做得了奸细呀？”

“是的，一个傻瓜，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坏蛋。要不是我昨天正好心烦，我非笑死不可：他脸上一阵发白，跑过来，两脚刷的一声并拢，行了个礼，说起了法国话。可是在莫斯科，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却硬要我相信他是个天才。至于说那封倒霉的信，的确完好地存在着，并且放在某处，放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这主要是我从这个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脸上看出来的。”

“我的大美人呀！您不是自己告诉我，她手里什么也没有吗！”

“问题就在于有；她无非在撒谎，我要告诉您，她多会装假呀！到莫斯科去以前，我还存着一线希望，以为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可是，现在，现在……”

“啊，亲爱的，恰好相反，人家都说她是个善良的、懂道理的女人，她那位已故的叔叔，在他所有的侄女中，最器重她了。不错，我并不十分了解她，但是，您一定能笼络住她的，我的大美人！您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她，把她俘虏过来的。我是个老婆子了——连我都爱上了您……唔，笼络住她，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曾经笼络过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曾经试过，甚至哄得她满心欢喜，可是这女人太狡猾了……不，这是一个人的整个性格，与众不同的、莫斯科的性格……您想想，她竟建议我去找这里的一外名叫克拉夫特的人，他曾经当过安德罗尼科夫的助手，也许他知道点什么也说不定。关于这个克拉夫特，我倒有点儿印象，甚至还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她一提到这个克拉夫特，我就立刻认定，她不是简简单单地一无所知，而是在撒谎，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那她又为什么，为什么呢？要知道，兴许，能从他那里打听出什么来也说不定！这个德国佬克拉夫特不爱多嘴，我记得，他还是个十分诚实的人——真的，可以问问他嘛！不过，好像，现在他不在彼得堡……”

“噢，昨天他就回来了，我刚才还去过他那儿……我这么心慌意乱、手脚发抖地来找您，正是想请您，我的天使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因为您认识所有的人，能否请您查阅一下他的文件，因为他身后肯定会留下一些文件的，那现在这些文件又会落到谁手里呢？兴许，它们又会落到某个危险的人手里呢？我急煎煎地跑来就是为了向您求教，求您出个主意。”

“您这是说他的什么文件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听不懂，“您不是说您刚去过克拉夫特那里吗？”

“去过，去过，刚才去过，但是他开枪自杀了！还在昨天晚上。”

我从床上腾地跳了起来。她们管我叫奸细和白痴的时候，我还可以坐得住，但是她们越说下去，我就越觉得不能露面了。这简直无法想象！我心里决定，干脆不声不响地坐下去，直到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把客人送走为止（如果我有幸，她本人没有因为什么事过早地走进卧室的话），而以后，等阿赫马科娃一走，哪怕那时候我跟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再打上一架呢！……但是现在，我忽然听到克拉夫特自杀的事，我再也坐不住了，从床上腾地跳了起来，仿佛全身抽筋似的。我什么也没有想，即没有考虑，也没有想想会出什么事，我一步跨出去，掀起了门帘，出现在她俩面前。房间里还有足够的亮光可以看清我那苍白的、发抖的脸……她们俩发出一声尖叫。怎么能不叫呢？

“克拉夫特？”我喃喃地问阿赫马科娃，“开枪自杀了？昨天？在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刚才在哪？你从哪出来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发出一声尖叫。硬是抓住我的一只肩膀不放，“你在做奸细？你在偷听？”

“我刚才怎么跟您说来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向她指着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道。

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

“瞎掰，胡扯！”我狂怒地打断她的话，“您刚才管我叫奸细，噢，上帝！别说当奸细，就是挨着像您这样的人活在这世上，都不值得！舍己为人的人可以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克拉夫特开枪自杀了——为了思想，为了赫卡柏……但是，您又有什么资格知道赫卡柏的痛苦呢！……而这里——就只能活在你们的阴谋诡计中，在你们的谎言、骗局、陷阱左右——苟且偷生……够了！”

“给他个嘴巴！给他个嘴巴！”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叫道，可是因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尽管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可是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此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再过一会儿，很可能就会自己动手来执行她的提议，因此我不由得举起手来保护自己的脸；正是因为这一动作，她起了疑心，以为我要挥手打她。

“好啊，你打呀，打呀！由此证明，你是个天生的孬种！你比女人有力气，还客气什么呀！”

“别诽谤啦，够啦！”我叫道。“我是从来不打女人的！您不知羞耻，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一向看不起我。噢，同下人打交道用不着尊重他们！您在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大概您在笑我的模样吧；是的，上帝没给我一份就像您那些副官似的好模样。但是我并没有感到自己不如你们，而是相反，我觉得我比你们强，比你们高尚……唔，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一样，不过我没有错！我到这里来是无心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错的都是您那芬兰女佣，或者，不如说，都是您宠坏了她：为什么她不回答我的问题，而把我直接领到这里呢？而其次，您也会同意，从一个女人卧室里冲出来，我觉得太丢人现眼了，因此，我才情愿默默地承受您的信口雌黄，也不愿露面……您又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滚开，滚，滚！”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叫道，几乎在推我出去。“您别把他的胡说八道当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告诉您，那边，就说他是个疯子！”

“说我是疯子？那边？这话是谁说的，打哪传来的？随便他们说好了，够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敢向您发誓，用一切神圣的事物发誓，这次谈话以及我所听到的一切，将绝对保密……我听到了你们的秘密，我又有什么错呢？再说，我明天就将结束我和令尊的工作，因此，有关您在到处寻找的文据，您尽管放心！”

“什么？……您说什么文据？”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慌乱地说，甚至慌乱得脸都发白了，或者，也许我觉得是这样。我明白，我说得太多了。

我急匆匆地走了出去，她俩默默地目送着我，她俩的目光流露出非常惊愕的表情。一句话，我给她们出了个哑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