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日这一天，也是我在彼得堡某“私人”家帮忙以来该领头一个月头一笔薪俸的日子。关于这件差事，他们根本就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似乎，就在我来到这里的头一天，他们就直接把我送到那里去了。这样做很粗暴，我几乎要提出抗议。这工作就是在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家帮忙。但是那时立刻提出抗议——无异是与他们立刻决裂，虽说我根本不怕，但却有害于实现我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只好暂时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差事，用沉默维护了我的尊严。下笔伊始，我就该申明一下，这位富翁兼三品文官，与莫斯科公爵索科尔斯基家族毫无亲属关系（后者已连续好几代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穷光蛋），而韦尔西洛夫与之打官司的正是后者。他们只是姓氏相同。然而老公爵却对他们很感兴趣，尤其喜欢这个公爵家族中的某一位公爵，即这一家族的所谓族长——一位年轻军官。还在不多久以前，韦尔西洛夫对这位老人的一应事务还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曾是他的朋友，不过是奇怪的朋友，因此，正如我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位可怜的公爵非常怕他，不仅在我去他们家当差的时候，甚至在他们交好的时候，也一向如此。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好久不见面了。韦尔西洛夫被人指责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正是与这位老公爵家有关，但是又突然冒出了一个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就是由她推荐，到老人家身边去做事的，老人家希望有位“年轻人”到他的书房里帮他做些事。其实，这事无非是他非常想讨好韦尔西洛夫，也就是说首先向他迈出第一步，而韦尔西洛夫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趁他女儿不在家的时候，老公爵作了这一安排，他女儿是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如果她在家，肯定不会让他迈出这一步。关于这事，以后再说，但是，我要指出，他对跟韦尔西洛夫的这种奇怪的关系，使我感到惊诧，并使我对韦尔西洛夫有了好感。试想，如果一位受到侮辱的家庭的一家之长，居然对韦尔西洛夫仍旧怀有敬意。那，由此可见，外面散布的关于韦尔西洛夫的所谓卑劣行径的种种传闻，很可能是荒谬的，或者至少应该是两说的。正是这一情况，多多少少促使我在走马上任时没有提出抗议：我在他们家上班，正是希望借此来核实这一切。

当我在彼得堡遇到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时，这个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正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差点把她全忘了，因此，我怎么也没料到，她居然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过去，当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曾遇到过她三四次，天知道她从何而来，接受谁的委托，而且她每次来都是必须对我作出安排的时候——让我进图沙尔那所破寄宿学校，或者后来，过了两年半，又让我转学到古典中学，和安排我住到那位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去。她来以后，就一整天不离我左右，检查我的内衣、被褥和外套，带我去铁匠桥和进城，给我采购各种必需品，总之，大大小小各种物品，直到我的小箱子和削笔刀；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还低声叨咕个没完，数落我，骂我，刺儿我，考我，要我学习别的好孩子们的样，她还胡编乱造，说这些孩子是她朋友家和亲戚家的，似乎他们都比我强，说真的，她甚至还拧我掐我，还货真价实地推我，甚至好几次把我弄得很疼。把我安排好和安置停当之后，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去好几年。这次也一样，我一到这里来，她又立刻出现了，又来安排我的生活起居了。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小个子女人，有一个鹰钩鼻和一双像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她像个女奴一样伺候韦尔西洛夫，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就像崇拜罗马教皇一样崇拜他，但这崇拜是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很快，我惊奇地发现，简直人人处处都尊敬她，主要是简直无人不认识她，无处不认识她。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对她非常敬重；他家里的人也一样；韦尔西洛夫那两个傲气的孩子也一样；法纳里奥托夫家的人也一样，——然而，与此同时，她却靠做针线活和洗涤某种花边艰难度日，她还常常向商店揽活干。我们俩刚说第一句话就吵开了，因为她一开口就想跟过去，跟六年前一样，絮絮叨叨地埋怨我，数落我；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吵架，每天都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时候也聊聊天，而且，我得承认，到一个月末了，我竟开始有点喜欢她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她那独立不羁的性格。话又说回来，关于这点，我并没有告诉她。

我立刻明白，把我安插到这个病老头身边来帮忙，仅仅为了给他“逗乐”而已。所谓帮忙云云，也就是干这事。这自然使我感到屈辱，我差点没有立刻采取对抗措施，但是很快，这老怪物却对我产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影响，类似于某种怜悯感，因此第一个月行将结束时，我竟有点古怪地对他恋恋不舍了，至少我放弃了对他恶语顶撞的念头。话又说回来，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六十岁。这时出了一件大事。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忽然犯了一场病；当时他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半路上突然疯了，因而出了某种类似乱子的事，这事便在彼得堡传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照例便立刻把他送到国外，但是，过了约莫五个月，他又突然回来了，已经完全康复，虽说也辞去了原来的职务。韦尔西洛夫严肃地（而且十分热烈地）要大家相信，他根本就没疯，充其量，不过是某种神经性的发作罢了。韦尔西洛夫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我立刻就注意到了。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我自己也几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老人只是有时候显得有点过分浮躁，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据说他过去从来不曾这样。我又听说，过去他曾在某处当过什么顾问，有一回，他在交办给他的一件任务中还做得十分出色。我认识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足以胜任顾问一职。有人发现（虽然我没有发现），在他发病之后，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想赶快续弦的倾向，而且在这一年半中，他似乎曾经不止一次地动过这念头。关于这点，上流社会的人似乎都知道，而且相关的人对此也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一企图并不符合公爵周围某些人的利益，因此老人便受到了各方面的监视。他家人口不多，他丧偶已经二十年，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也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等她从莫斯科来的那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她还很年轻，她那脾气，老人无疑很害怕。虽然他家人口不多，可是他却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远房亲戚，主要是他亡妻那方面的亲戚，而且都很穷，穷得差点没有要饭；此外，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干儿子和受过他恩惠的干女儿，他们也都等着从他的遗嘱里分得一杯羹，因此大家都帮着将军夫人监视这位老人。此外，他从年轻时候起就有一种怪癖（不过，我不知道这怪癖是否可笑）：专爱给穷姑娘们找婆家，然后备办嫁妆，把她们嫁出去。他帮穷姑娘们出嫁的事已经干了连续二十五年——这些姑娘既有他的远房亲戚，又有他妻子的姑表兄弟的什么继女，或者教女，甚至还帮过他的看门人嫁过女儿。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他就先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来，请了家庭女教师和法国女教师来教育她们，然后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上学，最后又置办好嫁妆再把她们嫁出去。他身边的这些事儿总是层出不穷，接二连三。不用说，这些干女儿嫁出去以后，又生下一大堆女孩，这些生下来的女孩又个个争先恐后地来做他的干孙女，他必须到处去给人家行洗礼，每逢他过命名日的时候，大家又全都来给他祝寿，这一切都使他非常开心。

我到他那里帮忙后，立刻发现，老人的脑海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痛苦想法——（而这点是无论如何不会看不出来的，）——他似乎觉得，上流社会的人开始有点异样地看待他，所有的人对他的态度开始与过去有点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把他看成一个健康的人；这一想法，甚至在社交界最开心的聚会时，也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去。老人变得多疑起来，他开始察颜观色，发觉所有人的目光都似乎有点异样。一想到人们依旧在怀疑他神经不正常，他就十分痛苦；甚至对我也常常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如果他认定，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这一流言或者证实此言非虚，那，这个似乎最无恶意的人，就可能成为他永久的敌人。正是这一情况，我要恳请诸位注意。现在我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从头一天起就决定了我决不能对他无礼和出言不逊；如果有时候我也偶尔有机会能够使他开心或者替他解闷的话，我甚至感到高兴；我不认为，我这样说，这样做，会对我的人格投下什么阴影。

他的大部分钱都放在外面，用于周转。已经是病后了，他参加了一家很大的股份公司，不过这家公司很可靠。虽然一应事务均由别人管理，他还是非常关心，经常出席股东大会，并当选为董事，参加董事会，发表长篇演说，提出反驳，吵吵嚷嚷，显然，他干得很开心，很痛快。他很喜欢发表演说：至少可以让别人看到他很有头脑，很有见解。一般说来，他非常喜欢哪怕在最不足为外人道的私生活中，在谈吐间，插入几句意义特别深刻的内容或者特别风趣的话；这，我太了解了。在他家楼下，设置了一个类似家庭账房的房间，由一名办事员处理各种事务，算账和记账，同时又兼作管家。此外，这位办事员还在某公署当差，本来有他一个人就完全足够了，可是按照公爵本人的要求，又增加了一个我，仿佛给这办事员帮忙似的；但是我又立刻被调到书房，因此，甚至为了做做样子，我也常常无事可做，我面前既没有公文，也没有账簿。

我现在写这些，是作为一个早就醒悟的人，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近乎一个旁观者，但是我怎样来描写当时盘桓于我心头的忧伤呢（这忧伤想起来至今又历历在目），而主要是怎样来描写我当时的激动不安呢，这不安往往达到一种黯然神伤和头脑发热的状态，甚至常常使我彻夜难眠——这往往由于我心头烦躁，由于我自己给自己出了许多解不开的谜。

二

伸手要钱，甚至要薪水，如果你扪心自问，你根本不配得到这钱的话，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事。然而头天晚上母亲却悄悄地瞒着韦尔西洛夫（“免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知道了不高兴”），跟妹妹低声商量，她想把神龛里的一帧圣像拿出去典当（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这圣像特别宝贵）。我在这里工作，月薪五十卢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薪水该怎么领。让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跟我说。大约三天前，我在楼下碰到了那名办事员，我就向他询问：在这里该向谁领取薪水？他露出一副十分惊奇的样子，笑嘻嘻地看了看我（他不喜欢我）：

“您还领薪水？”

我想，他在我的回答之后一定还会加上一句：

“凭什么，您哪？”

但是，他只干巴巴地回答了我一句：“他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就埋头于他那打了很多格子的账簿，把某些单据的账目填在账簿上。

但是，他不会不知道我还是做了点事情的。两周前，他交给我一份工作：让我誊写一份草稿，结果几乎等于重写，我足足伏案工作了整整四天。这是公爵准备递交给股东委员会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意见”。必须把这一切归纳起来，组织成文，然后按照某种文体，予以重写。后来，我同公爵坐在一起，讨论了一整天，来商讨这一文件，他跟我争论得很激烈，但最后却觉得很满意；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把这文件递了上去。我且不说还有两三封信，也是商务上的信件，也是应他之请，由我捉刀代笔的。

讨薪水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还因为我已决意辞职不干了，我预感到，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将不得不离开这里。这天我早晨醒来，正在楼上我那小屋里穿衣服，我感到我的心跳起来，虽然我满不在乎，但是，在走进公爵家大门的时候，我又感到了那同样的激动不安。这天上午会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到这里来，我一直指望她来后会帮我弄清使我感到痛苦的一切！这女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那位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一位年轻的寡妇，关于她，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了，而且她与韦尔西洛夫誓不两立，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终于写出了这女人的名字。当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女人，同时我也想象不出我会怎样同她交谈，而且会不会同她交谈。但是我总觉得（或许，也有充足的理由），她来后，在我心目中，围绕韦尔西洛夫周围的那片迷雾，必将烟消云散。我没法始终保持平静：我心中十分懊丧，刚迈出第一步就那么胆怯，那么手足无措；我感到十分新奇，而主要是又十分厌恶，——这就是当时横亘在我心头的三个感受。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整个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关于女儿可能到来的消息，公爵还一无所知，以为至少还要过一星期她才能从莫斯科回来。我在头天晚上就知道了这事，不过纯粹出于偶然，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告诉我母亲时说漏了嘴，因为我恰好在场，而她则收到了将军夫人的信。她俩虽然在悄悄说话，而且又是让人捉摸不透地绕着弯说话，但是还是被我猜到了。自然，我并不是在偷听：我看到，我母亲听见这女人要来的消息后，忽然变得十分激动，因此，我简直没法不听。当时，韦尔西洛夫不在家。

我不想把这消息告诉他老人家，因为我不能不看到，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对她的到来感到很害怕。三天前，他甚至还说漏了嘴，虽然是怕兮兮和绕着弯说的，说他担心的是我，怕她来后将因我而找他的麻烦。不过，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家庭关系上，他始终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家长的地位，尤其在支配金钱方面。我起先认定，他是个胆小怕事的十足的娘们，但是后来我改变了看法，即使说他胆小怕事说他是娘们也罢，但是他身上毕竟还保持着某种倔强，如果不是真正的刚强的话。常有这样一些时刻，看来，他的性格是胆小怕事和万事忍让的，可是他发起倔来，简直拿他毫无办法。关于这点，后来韦尔西洛夫曾对我作过比较详细的说明。现在，我想好奇地提一提，我同公爵几乎从来没有谈到过将军夫人，就是说，我们似乎在逃避这一话题：尤其是我，而他本人则避免谈到韦尔西洛夫，我一下子就猜到，如果我向他提一个使我非常感兴趣的微妙问题中的某个问题的话，他肯定不会回答。

如果有人想问，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跟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会回答，说实话，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不过总是谈些怪人怪事。我很喜欢他跟我谈话时的那种非常天真的样子。有时候，我非常困惑地注视着这人，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哪能像过去似的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呢？像他这样的人只能送到我们中学去，而且只能进四年级，——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同学。”看到他那张脸，我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奇：表面看去，一本正经（而且几乎很潇洒），很严肃；一头浓密的灰白的鬈曲的头发，开朗的眼神；而且他整个人很清瘦，身材挺拔；但是他的脸却有一种令人不快、几乎有失体统的特点，它会忽然从异常严肃的表情转变成某种过分轻薄的神态，因而这也是初次看到他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料到的。我曾经把我的这一看法同韦尔西洛夫谈过，他十分好奇地听了我的这番话，似乎没有料到我居然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却捎带地指出，公爵只是在病后，很可能也仅仅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们谈的主要是两个抽象话题——关于上帝及其存在，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女人的问题。公爵是一个笃信上帝和十分敏感的人。他书房里挂着一个很大的神龛，点着长明灯。但是他却忽然异想天开——忽然怀疑起上帝的存在了，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显然想让我回答。其实，一般说，我对这种想法一点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俩却谈兴很浓，往往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一般说，所有这些谈话，即使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愉快。但是他最爱谈的还是女人，可是因为我不喜欢谈这类话题，没法做他的好的谈话对象，所以，他有时甚至觉得颇为扫兴。那天上午我刚去，他就抓住我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他情绪轻快，可昨天我离开他时他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但是我却必须在今天（在某些人到来之前）解决薪水问题。我估计，今天我们俩一定会被人离间（难怪我的心在怦怦跳），——到时候恐怕就无心再谈钱不钱的问题了。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始终谈不起来，因此，我自然很生气，怪我自己太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提了一个十分开心的问题，我感到很懊恼，因此我就一口气和十分热烈地向他讲了我对女人的看法。结果他倒更来劲了，恨不得搂住我的脖子。

三

“……我之所以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粗俗，因为她们笨手笨脚，因为她们不能独立，因为她们穿的衣服不成体统！”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结束了我那长篇大论。

“亲爱的，你就饶了我吧！”他叫道，简直高兴极了，这就更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

在小事情上，我可以忍让和无所谓，但在大事情上，我寸步不让。在小事情上，在上流社会的某些交际应酬中，人家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因此我常常诅咒我身上的这一弱点。出于某种好心肠的臭脾气，有时候，只要上流社会随便哪个花花公子，仅仅用他的彬彬有礼迷住了我，我就会对他唯命是从，或者卷进一场跟一个傻瓜的争论，而这是最不可饶恕的。这都是因为我缺乏自制力，因为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长大的。我离开时往往怒气冲冲、赌咒发誓地说，明天再不会出现这一套了，可是到了明天又是老样。因此有时候人家往往把我当成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但是现在我非但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自制力，反而宁可更深地封闭在我那角落里，虽说采取的是一种厌恶人类的极端形式：“就算我笨手笨脚吧，但是——对不起，再见！”我说这话是严肃的，而且永不反悔。话又说回来，我写这些根本与公爵无关，甚至也与当时的谈话无关。

“我说这话根本不是为了让您开心，”我几乎冲他嚷嚷起来，“我不过是说说自己的看法。”

“但是说女人粗俗和穿戴不成体统，这话又从何说起呢？这倒新鲜。”

“粗俗就是粗俗。您不妨上剧院去，您不妨去散步，任何一个男人都知道靠右走，碰到一起，就各自让道，他往右，我也往右。可是女人，就是说太太小姐，——我说的是那些太太小姐们——却向您直冲过来，甚至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似乎您一定而且必须躲开，给她让道。女人是一个弱者，我乐意为弱者让道，但是为什么这就成了权利，为什么这女人就那么自以为是，我就必须这样做呢，——正是这点太气人！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十分厌恶。遇到这样的情形后，有人却大呼小叫地说，她们受到了蔑视，要求平等；这哪来什么平等，这是女人把我踩在脚下，或者塞我一嘴砂子！”

“砂子！”

“是的；因为她们的穿着伤风败俗，对此，只有伤风败俗的人才视而不见。当法院审理一个有伤风化的案子时，必须关起门来，关门审理；为什么在大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中，却允许这样呢？她们公然在自己身后塞个腰垫，以显示体态妖娆，是个大美人；简直明目张胆！要知道，我不会看不出来，连小伙子也看得出来，连小孩，刚上学的小孩，也看得出来：这简直下流。就让那些老色鬼们去欣赏吧，就让他们垂涎欲滴地跟在她们屁股后面跑吧，但是我们还有纯洁的青年必须保护。凡此种种，我只能唾弃。她走在林荫道上，身后拖着一俄尺半长的曳地长裙，扬起一片尘土，在扫地；那，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要么跑步超过她们，要么就躲到一边，要不然，她就会满鼻子满嘴地给您塞上五俄磅重的尘土。再说，这是绸裙，她在石子路上拖着它，蹭来蹭去地走上三俄里，仅仅是出于时髦，而她丈夫在枢密院供职，年薪才五百卢布：这就是贪赃受贿的根源！因此我才呸呸连声地啐唾沫，大声地啐，还骂人。”

虽然我略带幽默地写下了这次谈话，而且这也符合我当时的特点，但是这些想法我至今保持不变。

“居然太平无事？”公爵好奇地问。

“我啐了口唾沫就走了。不用说，她还是感觉到了，可是却不动声色地大摇大摆地走着，头也不回。而我完全认认真真地骂人只有一次，是跟两个女人，她们俩都拖着尾巴，走在林荫道上——不用说，不是用脏话骂的，只大声说，这尾巴真恶心。”

“你真这么说了？”

“当然。首先，她践踏社会公德，其次，她弄得尘土飞扬，而林荫道是为大家服务的：我可以走，第三个人，费奥多尔，伊万，谁都可以走。这话，我就这么说了。总之，假如从后面看，我不喜欢女人走路的姿态；这话我也说了，但用的是暗示，指桑骂槐。”

“我的朋友，但是，要知道，你会惹麻烦的，她们会扭送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

“她们什么也干不了。她们没有上告的理由：一个人在一旁走路，他在自言自语。任何人都有权对着空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只是抽象地说，并没有对她们说。是她们自己缠住我不放，她们还骂人，骂得比我更不堪入耳：什么乳臭未干的混蛋呀，什么不该给他吃饭呀，什么虚无主义者呀，应该把我交给警察呀，又说什么我之所以缠住她们不放，是因为她们势单力薄，是弱女子呀，如果她们身边有个男人，我一定会夹起尾巴，乖乖地溜走呀。我冷冷地向她们宣布，让她们不要再纠缠我，我要到对面去了。为了向她们证明我不怕她们的男人，准备接受她们的挑战，因此我决定跟在她们后面，离她们二十步，一直护送她们到家，然后站在门前等她们的男人出来。而且，我说到做到，就这么做了。”

“真的？”

“当然，这很蠢，但是我头脑发热。她俩带着我走了三俄里多，大热天的，走到贵族女子中学，进了一座木头平房，——我得承认，这房子非常好，——打窗户里望进去，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花，两只金丝雀，三只一般的小狗和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版画。我在房前的街上站了约莫半小时。她俩偷偷地向外张望了两三次，后来就把窗帘全拉上了。最后，从篱笆门里走出来一位上了年纪的文官；看样子，刚才在睡觉，是被人特意叫醒的；倒不是穿着睡袍，而是穿得随随便便，一身家常打扮；他站在小门旁，倒背两手，开始打量我，我也打量他。后来他挪开了眼睛，再后来他又看了看我，突然向我露出微笑。我就扭过身子，走了。”

“我的朋友，这倒有点席勒的味道！我一直感到奇怪：你这人红光满面，脸上透着健康——竟对女人，可以说吧，感到这么恶心！像你这样的年龄，居然会对女人毫不动心！Mon cher，我还只有十一岁的时候，家庭教师就批评我，一到夏园就盯着女人的裸体像，看得入了迷。”

“您巴不得我去找一个本地的约瑟芬鬼混，然后再回来向您汇报。完全用不着；我才十三岁的时候，就亲眼看到过女人的裸体，全身赤裸；从那时起，我看见女人就恶心。”

“此话当真？但是，cher enfant，一个漂亮而又娇艳的女人，往往像苹果一样芬芳馥郁，怎么会感到恶心呢！”

“我还在从前的图沙尔寄宿学校读书，还在上中学以前，就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他老打我，因为他比我大，比我大三岁还多，而我只好老老实实地伺候他，给他脱靴子。有一回，他去行坚信礼，修道院院长里戈特地赶来，向他祝贺第一次领受圣餐，两人热泪盈眶地互相拥抱，搂住对方的脖子，里戈院长摆出各种姿态，把他紧紧地搂在自己胸前。我也哭了，而且十分羡慕。后来他父亲死了，他离开了学校，我有两年没看见他，可是两年后我却在大街上遇到了他。他说他会来找我的。当时，我已经在上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有天清早他来找我，拿出五百卢布给我看，要我跟他走。两年前，他虽然老打我，但总也离不开我，倒不仅仅是为了给他脱靴子，他心里有事都要告诉我。他说，他偷偷地配了把钥匙，这钱就是从他母亲的首饰盒里偷来的，因为这钱是他父亲的，依法应当完全属于他，她不敢不给，他又说，昨天，里戈院长来开导他——一进门，站在他身旁，就哭丧着脸，向老天爷举起双手，描写受到上帝惩罚时的恐怖，‘可我却拔出刀子说，我宰了他’（他把‘宰了他’说成：菜了他）。我们坐车去了铁匠桥。路上，他对我说，他母亲同里戈院长有一腿，又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才不在乎呢，他又说他们对领受圣餐所说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他还说了许多话，而我则越听越害怕。在铁匠桥，他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狩猎袋，几发装好的子弹，一根驯马的鞭子，后来又买了一俄磅糖果。后来我们又出城练习打枪，路上碰到一个提着鸟笼的小贩，兰伯特向他买了只金丝雀。在小树林里，他又把金丝雀放了，因为这鸟在笼子里关过以后飞不远，他向它打了一枪，但没打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开枪，而他早就想买支枪了，还在图沙尔那儿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朝思暮想地想弄支枪。他像被烟呛着了似的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头发长得墨黑，他的脸色白净而又白里透红，就像戴着面具似的，鼻子长长的，微微隆起，像法国人那样牙齿雪白，眼珠则是黑的。他用线拴住金丝雀，绑在树枝上，然后举起双筒枪，对准了，距离仅一俄寸，连发两枪，打得这只金丝雀血肉横飞，到处飞散着羽毛。然后，我们又回城，走进一家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开始吃东西和喝香槟酒；这时来了一位女士……我记得我十分吃惊：她穿得那么华丽，穿着绿色的绸裙。这时我就看到了一切，也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事……后来，我们又开始吃东西，他就开始逗她，骂她；她则光着身子坐在那里，他把衣服抢走了，后来她就开始骂人，向他要衣服，她要穿上衣服，他就抡起鞭子，使足劲，抽她那两只赤裸的肩膀。我站起来，揪住他的头发，而且十分灵巧地一下子就把他摔到地板上。他操起叉子，猛地一下，戳进了我的大腿。这时，听到喊叫，侍役们跑来了，而我则溜之大吉。从那时起，我一想到裸体就感到恶心；说真的，那女人还是个大美女。”

随着我的娓娓道来，公爵的脸色也慢慢在变，由轻快渐渐变得十分忧伤。

“Mon pauvre enfant！我一直相信，你在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

“请放心。”

“但是你自己也对我说，你很孤单，虽说有个兰伯特；你对此是这么描写的：金丝雀呀，含泪趴在院长胸前的坚信礼呀，然后，过了这么一年，他又讲到他母亲和院长私通……噢，mon cher，这儿童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太可怕了：眼下，这些天真烂漫、长着金黄色鬈发的小脑袋，在童年之初，就在你面前飞来飞去，看着你，带着开朗的笑声，睁着明亮的眼睛，——就像一群上帝派来的小天使，或者像一群美丽的小鸟；可是后来……可是后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倒不如他们压根儿没长大好！”

“公爵，您的心多软啊！倒像您自个儿有孩子似的。要知道，您没有孩子，也永远不会有。”

“Tiens！”他的整个脸霎时变了，“恰好，有位叫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的，——就在前天，嘿嘿！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西尼茨卡娅，——约莫三星期前，你大概可能在这里遇到过她，——你想想，前天，她忽然对我说，因为我说了一句笑话，如果我现在结婚，我至少可以放心，我不会有孩子了，——她却忽然对我说，甚至是恶狠狠地说：‘相反，你肯定会有孩子，像您这样的人肯定会多子多孙，甚至从头一年起就会接二连三地生，您瞧着吧。’嘿嘿！而且所有的人不知为什么总以为我会忽然结婚；但是虽然说这话的人不怀好意，可是你得同意——这话很俏皮。”

“很俏皮，但也很气人。”

“好了，cher enfant，哪来这么多气呀。我最看重别人的俏皮和风趣了，可是现在这股劲儿正在明显地消失，至于将来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会说什么——难道能把它当真吗？”

“什么，您说什么？”我抓住不放，“哪来这么多气呀……对，就是这么说的！不是任何人都值得把他的话当真，——这是一个好极了的规则。我要的正是这一规则。我要把这记下来。公爵，您有时候真是妙语连珠。”

他顿时兴高采烈，容光焕发。

“N'est-ce pas？Cher enfant，真正的妙人妙语正在消失，而且越往后越厉害。Eh, mais……C'est moi qui connait les femmes！请相信，任何女人的一生，不管她鼓吹什么，始终在寻求一个她能够对之顺从的人……可以说吧，这是一种顺从欲。请记住——无一例外。”

“完全正确，妙极了！”我十分赞赏地叫了起来。换了在别的时候，我们俩肯定会就这一话题高谈阔论，而且一谈就是整整一小时，但是这一回却忽然有件事猛地剌了我一下，使我的脸猛一下涨得通红。我不由得想到，我夸他妙语连珠，是否在要钱之前有竭力对他拍马逢迎之嫌呢，在我当真开口向他要钱的时候，他肯定会这么想。因此我不如干脆现在就把这事提出来。

“公爵，我恳请您现在就把这个月欠我的五十卢布给我，”我一口气说了出来，甚至怒气冲冲地近乎粗暴。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这天上午的一切，直到最小的细节），当时在我俩之间产生了一场就其现实真相来说最糟糕的状况。他先是没听懂我的意思，久久地看着我，不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钱。自然，他想也没想到我还要领薪水，——再说，我凭什么拿钱？诚然，后来他一再要我相信他忘了，当他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后，就立刻掏出五十卢布，但是手忙脚乱，甚至脸都红了。我看出原来是这么回事，就站起身来，坚决申明，这钱现在我不能拿，人家告诉我关于薪水的事，显然弄错了，或者为了骗我，让我不要拒绝这门差事，我又说，现在我十分清楚，我没有资格领薪水，因为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公爵害怕了，开始一再说服我，我做了很多很多事，而且以后要我做的事还更多，又说五十卢布太少了，相反，他要给我加薪，因为他责无旁贷，这是他亲自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谈妥的价钱，但是他却“不可饶恕地全忘了”。我腾地一下涨红了脸，斩钉截铁地宣布，因为我讲了几件丑事，说我怎么尾随那两条尾巴，一直走到贵族女子中学，为此而领薪水，我觉得下流，再说，我不是雇来给他寻开心的，而是来做事的，既然无事可做，那就应当从此结束，等等，等等。我简直无法想象，他听了我这些话以后竟会这么害怕。不用说，结果是我不再反对，他则把五十卢布硬塞给了我；一想到我收下了钱，我至今都感到一阵阵脸红！世上常有这样的事，最后总是以卑鄙告终，而最糟糕的是，他当时竟能千方百计地几乎向我证明，我无可争议地应当拿到这笔钱，而我居然愚蠢到信以为真，而且不知怎么，不拿这笔钱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Cher, cher enfant！”他叫起来，一边吻我和拥抱我（我得承认，鬼才知道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差点儿哭出来，虽然我霎时就忍住了，甚至现在，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感到脸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就像我的亲人；这一个月里，你好像成了我的心头肉！在‘社交界’就只有‘社交’，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的女儿）是个很出色的女人，而且我为她而自豪，但是她常常，我的亲爱的，常常使我非常生气……嗯，而这些小女孩（elle sont charmantes）和她们的母亲常来祝贺我的命名日，——她们也就会送我一点她们自己绣的十字绣，而她们自己却什么话也不会说。她们的十字绣，我已经攒到足够做六十个枕套了，总是绣些小狗呀，小鹿呀。我非常喜欢她们，但是我跟你却似乎同亲人一样——不是像儿子，而是像亲弟弟，我尤其喜欢你反驳我的时候；你有文学修养，你读过不少书，你善于欣赏……”

“我什么书也没有读过，而且毫无文学修养。我只是碰到什么读什么，而近两年我根本就没读过任何书，而且也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呢？”

“我另有目的。”

“Cher……如果一个人在临终前只能像我一样对自己说：je sais tout, mais je ne sais rien de bon，岂不遗憾！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可是，我非常感谢你……我甚至想……”

他不知怎么忽然打住了，无精打采，陷入沉思。激动之余（而激动的状态，他是时刻都会发生的，天知道因为什么），在若干时间内，他通常就会似乎失去健全的理智，不能自持；然而，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因此这一切无伤大雅。我们坐了片刻。他那厚厚的下嘴唇，完全耷拉了下来……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他忽然提到了自己的女儿，而且态度还十分坦率。当然，我认为这是他心绪不宁的缘故。

“Cher enfant，要知道，我对你以你相称，你不会生气，是不是？”他忽然冒出了这句话。

“一点也不生气。我得承认，起先，头两回，我有点不高兴，也想对您本人以你相称，但是我发现这样做很蠢，因为您对我称你并不是因为您想贬低我，是不是？”

他已经不在听我说话了，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提的问题。

“嗯，你父亲怎么样？”他忽然向我抬起他那沉思的目光。

我蓦地一惊。首先，他把韦尔西洛夫称作我的父亲，这是他过去从来不允许对我这样说的，其次，他向我谈起了韦尔西洛夫，这也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

“没有钱，干坐着，闷闷不乐，”我简短地回答，但自己却十分好奇。

“是的，与钱有关。今天地方法院要开庭审理他们那桩官司，所以我在等谢辽查公爵，他一定会带点什么消息来的。他答应，开庭后就直接来找我。他俩的命运都在此一举；这事关乎六万或八万卢布。当然，我一向希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即韦尔西洛夫）好，而且看来，这回他将胜诉，而公爵家将一无所获。法律嘛！”

“今天开庭？”我大惊失色地叫起来。

一想到韦尔西洛夫竟不屑把这事告诉我，这使我非常吃惊。“可见，他也没告诉母亲，或许，也没告诉任何人，”我立刻想到，“瞧他这德行！”

“难道索科尔斯基公爵在彼得堡吗？”另一个想法又忽然使我很吃惊。

“昨天就来了。直接从柏林来，特意赶在开庭之前。”

这消息对我也非常重要。“今天他也要到这里来，这个曾经给了他一记耳光的家伙！”

“那又怎么样呢，”公爵的脸色陡地大变，“他会一如既往地宣传上帝，而且，而且……说不定，又要去追女孩子，追那些涉世不深的女孩子了？嘿嘿！现在恐怕又要出现一个十分逗乐的故事了……嘿嘿！”

“谁会宣传上帝？谁会追逐女孩子？”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呀！你信吗，他当时就像一片树叶似的老粘着我们大伙儿：问我们每天吃什么和每天想什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是这样。他吓唬我们和帮我们清除杂念：‘如果你笃信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去当修士呢？’他差不多总是这样要求我们。Mais quelle idee！即使说得对，不也太严厉了吗？他尤其喜欢用最后审判来吓唬我，在所有的人中，他尤其喜欢吓唬我。”

“我已经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类事情，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呀，”我一面不耐烦地听他说话，一面回答。我感到十分懊恼，他的病还没好，嘟嘟囔囔，语无伦次。

“他这话只是现在不说罢了，但是，请相信，我说的没错。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无可争议，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的脑子正常吗？而这一切都是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以后发生的。而且，我得承认，我感到很吃惊……他也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很吃惊……Cher enfant, j'aime le bon Dieu……我信仰上帝，尽我所能地信仰，但是——当时我却大光其火，怒不可遏。就算我当时采取的方法有欠周全吧，然而，那也是我在恼怒中故意为之的——再说，我提出反驳的理由是严肃的，而且从开天辟地起就是严肃的：‘如果真有一个高级生物’，我对他说，‘而且作为一个人的形态而存在，而不是以某种造物主无所不在的圣灵的形态，不是以液态而存在（因为这更难理解），——那他到底住哪呢？’我的朋友，无疑，c'était bète，但是，要知道，一切反驳都会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Un domicile——这事很重要。他勃然大怒。后来他在国外就改信了天主教。”

“关于他的这一想法，我也听说过。想必是胡扯。”

“我敢以一切神圣事物向你保证。你再仔细看看他……不过，你说他变了。可是那时候他却把我们大家折磨得够呛！你信吗，他那神气就像他是圣徒似的，而且他死后定将出现圣尸。他要我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报告，我敢向你发誓，真的！圣尸！En voilà une antre！嗯，如果他是个修士或者隐修士，那还好说，——而这里，这人却穿着燕尾服，还有其他等等……忽然，又来了个他的什么圣尸！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居然有这么奇怪的愿望，老实说，还有这么奇怪的口味。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当然，这一切都是神圣的东西，而且一切都可能发生……再说，这一切de l'inconnu，但是对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这甚至是有失体统的。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有人希望我这样做，我敢发誓，我肯定会拒绝。比如我吧，忽然，我今天还在俱乐部里吃饭，以后却忽然——显灵了！这岂非让人笑掉大牙吗！这一切我当时就对他说了……他曾经戴过脚镣。”

我气得脸都红了。“您亲眼见过脚镣？”

“我倒没亲见，但是……”

“我要向您郑重申明，这全是胡扯，卑鄙的阴谋，恶意的造谣和仇家的诽谤，也就是说，他，就有一个仇人，一个最主要的，最无人性的仇人，因为他只有一个仇人，这人就是令嫒！”

公爵也腾地脸红了。

“Mon cher，我请你，并且坚决请你，从今往后，永远不要再把小女的名字同这件丑恶的事连在一起了。”

我微微欠起身子。他怒不可遏；他的下巴都在发抖。

“Cette histoire infàme！……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永远不会相信，但是……人家对我说：请相信，请相信，我……”

这时忽然进来一个仆人通报有客来访；我只好又坐到我的椅子上。

四

进来了两位女士，两个姑娘，一位是公爵亡妻堂兄的继女，或者这一类的什么亲戚吧，又是他的养女，他已经拨出一部分钱做她的陪嫁，不过她自己也有钱（我先指出这点，以备后用）；第二位女士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娃，她是韦尔西洛夫的女儿，比我大三岁，她和她哥哥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在此以前，我总共才见过她一次，在街上匆匆见过一面，虽然我与她哥哥也曾匆匆见过一面，但已经是在莫斯科与他发生过一次冲突以后的事了（很可能，如果有篇幅，以后我会再次提到这次冲突的，因为，说实在的，这事不值得一提）。这位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小就受到公爵的特别宠爱（韦尔西洛夫同公爵认识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正感到十分困窘，因此她俩进屋的时候，我都没有起立，虽然公爵起身迎接了她俩；后来我想，再要起立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因此干脆坐着不动。主要是三分钟前公爵冲我大叫大嚷，我的思路都被他打乱了，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但是，那位老人已经把一切全忘了，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一见到姑娘就觉得开心，浑身来劲。他的容貌很快就变了，甚至有点神秘兮兮地向我眨了眨眼睛，在她俩进屋前，他匆匆地向我悄声道：

“你仔细瞧瞧这个奥林皮阿达，瞧仔细点，仔细点……以后我再告诉你……”

我相当仔细地看着她，但是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姑娘，个子不这么高，长得很丰满，脸蛋红润，异常娇艳。不过这脸很招人喜欢，属于实利主义者很喜欢的那种。也许，是善良的表现，但又别具风韵。她并不显得才智超群，但仅从最高意义上说，因为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年龄不超过十九。总之，并没什么出众之处。在我们中学可能会把她称之为绣花枕头（我在这里所以这么详尽地描写她，唯一的目的是因为将来有用）。

话又说回来，我至今所描写的一切，显然太详细了，没必要，——这一切将留待将来，对将来有用。到适当的时候，一切自会互相呼应；我无法避而不谈；如果诸位觉得乏味，也可以跳过去不看。

韦尔西洛夫的女儿完全是另一种人。高高的个儿，甚至略显消瘦；椭圆形的、明显苍白的脸蛋，但是头发乌黑、浓密和蓬松；眼睛是深色的、大大的，目光深沉，鲜红的樱桃小口，娇艳欲滴。这是走路的姿态不使我感到恶心的第一个女人；然而她却身材苗条，略显消瘦。她的脸部表情不十分和善，但却十分端庄；二十二岁。差不多没一点外部轮廓长得与韦尔西洛夫相似，但是，说来也怪，她的神态却与他十分相像。我不知道，她长得是否漂亮；这要看各人的审美观而定。两人穿得都很朴素，因此不值得描写。我等着韦尔西洛娃一定会用某种目光或者姿态来欺负我，因此拭目以待；她哥哥曾在莫斯科，在我们生平第一次相遇时欺负过我。她不可能认识我的脸，但是她一定听说过我在公爵家帮忙。公爵打算做或者已经做过的一切，会立刻引起那一大帮亲属和“等候分得一杯羹”的人的兴趣，成为一件大事，——何况他又突如其来地对我产生了偏爱。我心中十分清楚，公爵很关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命运，正在为她物色乘龙快婿。但是要给韦尔西洛娃找到乘龙快婿，比给那些绣十字绣的姑娘找到婆家更难。

但是，出乎我的一切预料，韦尔西洛娃跟公爵握过手，同他稍事寒暄，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客套话以后，又异乎寻常好奇地看了看我，当她看到我也在看她，便突然笑嘻嘻地向我点了点头。诚然，她刚进来，作为来客，总要向人点头致意，但是她的微笑却满怀好奇，显然是有备而来。因此，我记得，我当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愉快感觉。

“而这……而这是我的一位可爱的年轻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公爵发现她向我点了点头，而我始终坐着，于是他含混不清地喃喃道，——可是他又忽然卡住了：可能是因为他把我介绍给她（就是说，其实是把弟弟介绍给姐姐），感到不好意思。那个“绣花枕头”也向我点了点头；但是我却非常愚蠢地猛地火了，从座位上噌地跳了起来：涌出一股毫无意义的做作出来的傲气；都是因为自尊心作怪。

“请原谅，公爵，我不是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而是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完全忘记了我应当微微一鞠躬来回答女士们的问候。让鬼把这种十分失礼的举动抓了去吧！

“Mais……tiens！”公爵用手指敲了敲脑门，叫了起来。

“您过去在哪上学？”“绣花枕头”径直走到我身边，我耳边响起了她那拉长了声音的愚蠢的问题。

“在莫斯科，您哪，在中学。”

“啊！我听说了。怎么样，那儿教得好吗？”

“很好。”

我一直站着，而说起话来活像士兵向长官报告似的。

这姑娘的问题，无疑，并不聪明，但是她却十分巧妙地借此掩饰了我愚蠢的举动，也减轻了公爵的困窘，公爵这时候正笑容可掬地倾听韦尔西洛娃在他耳旁说的快乐的悄悄话，——显然，不是说我。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我素昧平生的姑娘，居然挺身而出，帮我掩饰我那愚蠢的举动和其他等等呢？与此同时，又无法想象，她对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倒像她也希望我多多地注意她似的。这一切都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且——没有想错。

“怎么，难道是今天？”公爵忽然叫道，一边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么说，您不知道？”韦尔西洛娃诧异地问。“Olympe！公爵竟不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今天要来。我们就是来找她的，我们还以为，她乘早班车已经早到家了呢。刚才我们还在台阶旁碰过头：她一下车就直接过来了，让我们先来找您，她马上就来……瞧，她不是来了！”

侧门打开，于是——那个女人出现了。

根据挂在公爵书房里的那帧惊人的肖像，我已经认识了她的脸；我用了这整整一个月时间研究过这帧肖像。她进屋后，我又在书房里待了约莫三分钟，我紧盯着她，一秒钟也没离开过她的脸。但是，如果我没有见过这帧肖像，在这三分钟以后有人问我：“她长得怎么样？”——我会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心中的一切都被什么东西蒙上了，变得模糊不清。

在这三分钟里，我只记得有个的确非常漂亮的女人，公爵吻了她，用手替她画了十字，而她刚一进门就忽然很快地开始看我。我清楚地听到，公爵显然指了指我，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微微地发出某种笑声，似乎在说什么新秘书，又说了我的姓氏。她微微扬起脸，令人不舒服地看了看我，又十分放肆地微微一笑，以致我向前迈出一步，走到公爵面前，浑身发抖，喃喃说道，一句话也没有说全，似乎牙齿在作对儿厮打。

“从今以后，我……我现在有自己的事……我走了。”

于是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谁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甚至公爵；大家都面面相觑。公爵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的脸色非常苍白，他“简直害怕极了”。

然而，毫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