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贾斯丁

昨天出轨后,我被一阵不安的狂潮吞噬,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稀奇,倒是今天心神不宁的感觉让我吃惊。我感到烦躁又兴奋,像是每个关节、每根筋腱都在皮肤底下抽动。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心里有一幕幕电影播放,我的身体在火焰中。转个身,我心想,抛开它。我把这些念头从心里拔出来,用尽全力丢到床底下。我在黑暗中伸手向着我的妻子,把手抚过她柔软的身躯,想象我或许会在她身上找到不那么容易屈服的力量。她转过身来,压低声音说了声“哦”。我扑向她,仿佛我想要她胜过全世界任何东西。之后在沐浴时,我跪在莲蓬头喷出的水花中,身体来回晃动,拼命地默祷,希望上帝尽管没听到,但只要看着我,只要几分钟就好。

当然,当我们在大厅集合,分配拍摄小组时,肯恩不在,让我松了一口气(尽管还有一丝低贱的失望感)。我不知道他是被叫回去还是被派赴一般的摄像工作,反正不管怎样,以后和他接触的机会是有限了。这个段落我们的摄像是粗胖而不讨喜的男人,名叫史都;我们的音效师是人见人怕、气味难闻的雷蒙,所以也许果真有某个人在某处保佑我。

我和艾比对字谜都很拿手,所以没用多久就确定这个提示是回文字谜,要让人从混杂的字母中挑出“瑞典”这个词。要找到不是日文的瑞典地图似乎还比较难,但是我们运气好,我们跟旅馆服务台经理谈了一下,希望他能指点我们一家英文书店。当我们告诉他我们要找什么时,他说瑞典大使馆就在两条街外。制作人显然早知道这一点,他们才会挑这家旅馆,但我不确定是否一开始就想让我们去问,但我敢说其他队伍绝对没有想到。大使馆的人很帮忙,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坐上一辆向机场疾驶的出租车。“朱卡斯加维”几个字草草写在我大腿上的一张纸上,两旁的日本景色不断往后退去,我连往窗外看都不想看,几乎等不及要把这个国家抛到脑后。

此刻我们在飞往哥本哈根的班机上,这段航程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凯西和朱丽叶也在这班飞机上,卡尔和罗拉也在;不知道另外两队在我们之前或之后多远。艾比睡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醒,而我却眼睛直视前方七个小时,一边求上帝让我重新被唤醒的神经麻痹。我有个地方不对劲了,非常、非常不对劲。

“嗨,小懒猫。”我对艾比说。声音的冷静让我感到神奇。我的声音就像任何人,任何人的丈夫。

“嗨。”她说,声音带着甜美的睡意。我想象有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想象有一种生活,让我在各方面都无愧于她。

“还要多久?”她问。

我看看表。我已经把表调成哥本哈根时间,不用再换算成瑞典时间了。“四小时,”我说,“能够再到一个基督教国家真好。”

“嗯。”她说,却同时往下看。有时候我担心她和主的关系,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尽力将自己完全交给主。有时间我会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现在我无力做训诲师了。

我在座椅上挪挪身体,这里双脚能伸展的空间不大。我真受不了坐在飞机里。空服员正在送点心,五小时以前我们才吃过午餐,是冷鸡肉和沙拉,还有一个硬的棕圆面包。现在空服员发给每人一个白色纸袋,我们像过圣诞节一样把纸袋打开,里面是一杯原味酸奶、一份鲔鱼和腌黄瓜三明治、一塑料杯水,还有一根巧克力棒!我的精神振作了短短一刹那,然后我想我连这么小小的开心都没有权利去感受。忏悔的念头浮上心头,冰凉而且让人感到抚慰。

“拿去吧,亲爱的,”我说,一边把糖拿给艾比,“我的给你。”


当我还自称“同性恋”的时候——相信我,没有什么词比这更可悲更讽刺了,原本是表示快乐的词(同性恋,gay,亦为快乐开心之意。),意思一转,竟变得这么下流——我还算是个活跃分子,我会参加游行。我试着说服自己:同性恋的“骄傲”和字典里的意思不同,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骄傲。

我是在一个情绪低落的寒冷清晨加入“救赎会”的,虽然说老实话,那个早晨和我经历过的一百个其他龌龊早晨并没什么不同。前一晚我在酒吧遇到一个男人,后来跟他回家。我很遗憾地说,这对我也不是新鲜事了,我们做了一些我不想详述的事。虽然在热情持续之际我能够驱逐心中疑惧,但醒来时却感觉有千百火蚁在皮肤里爬。我必须离开,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丢下那个在这件淫欲行为中的共犯、丢下那间公寓房子,它的四壁见证了我的恶行。我悄悄起身,用颤抖的双手找衣服,但是我在病态的仓促下,绊到自己的鞋子,结果那个人醒来了。

“你要去哪儿?”他问。他跪坐在床上,手伸向站着的我,两手搂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拉倒在床上。他光着身子,碰触到我的光裸皮肤,让我几乎软化。但是衣柜门上有一面全身镜,眼看就要陷落在他的怀抱中时,我看到我们在镜中的样子,也就是别人看到我们时的样子。吓到我的是我脸上的表情:迟疑、惊怕,却又如此急切。我从没有比那时候更嫌恶自己。也就在那一刻,我的生命缩窄到镜中:一片玻璃上的一个小光点,两个男人因为一种罪恶的饥渴连在一起。于是我找到挣脱的力量了。

加入“救赎会”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你的同性恋根源。这像是一个谜。对男人来说,可能是母亲不关心或是父亲不在;也可能是与父母的关系处于两个极端:与母亲太疏离,与父亲又太过亲密。我的案例不那么清楚明确。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被教导“同性恋是错误”的观念。我父母至今仍然在一起,我相信父亲是个很好的男性角色典范,我不觉得曾有被父亲或母亲放弃的感觉。我从没有受过虐待,至少我记得没有,不过我并不排除我会压抑自己某些重要情绪的可能性。我有个哥哥,但是我们并没有玩过什么性游戏。我从没有希望自己是个女孩,我父母给我的穿着打扮,就和其他父母给他们的小男孩的一样。但是显然,一路走来就是有些事情出了错。完全正常的家庭是不会造就出同性恋小孩的。我仔细追查,并且祷告,因为我知道除非我找出偏差起源、成长出轨的正确时刻,否则我永远没办法过一种完整生活。

最后我在“救赎会”和讲师得出几种结论,可是我并不确定哪一种结论是我痛苦的真正来源。

我在九年级时和一个女孩子交往了几个月,后来她因为一个帅男生甩了我,或许这次背叛和失势导致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某些迷惑。(当然,后来每次我想到他们在一起会做什么时,在我想象中,那个会一直被置换掉的角色却是她。)还有,我有一个姑姑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虽然从没有任何家人暗示过她俩关系不对劲,我想大人们一定很清楚这两个女人并不是过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所有家庭都将她俩——艾薇姑姑和她“朋友”——算在内的这件事实,也让我至少会怀疑父母的判断力。将这种影响带进一个有成长中的孩子的家庭,似乎是最危险的愚行。我必须揣测是不是父母对这种生活方式默许,不肯为正道挺身,没有在家中发现罪行时拒斥罪恶,这让我觉得错乱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要解的谜团太多,我生命中不健康的念头生根成长的时机也太多。只知道每当我碰触一个男人,对男人有欲念,我都会羞愧。我深信我感觉到的懊悔、罪恶、自责……我相信这些感觉都是上帝的讯息,是征兆,表明我所为不对。我试着把这些欲望看成一种障碍,一种上帝为我安排的挑战。我试着要像个男人一样凌驾在它们之上。我能做的只是相信,早晚我终能胜利。


我和艾比用鸡尾酒纸巾玩“吊死鬼”游戏。摄像小组过来很快拍了几个镜头,再回到他们的座位上休息。我们拼出电视台词(“美好的分手礼物”,“以下是提供商信息”)、圣诗歌名(“晨中之晨,白日之日”,“自从耶稣走进我心中”),以及我们回家后想吃的东西(“蓝莓煎饼”、“烤肉”、“辣热狗”)。

“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真好,”我说,“我觉得这些天我们好像从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唔——唔。”她说,俯身在餐桌上,正在为上一回合的纸人修饰。她给他一头鬈发,又加上一顶圆顶礼帽。“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实况节目’和‘浪漫假期’不是同义词。”

我看看她的头顶,她那光滑的棕色头发,我想要亲吻她,但我没有。“我希望我们很快能有孩子。”我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再吐出。“哦,我不认为这次旅行会发生这种事,”她说,“时间全都不对,而且还有这些压力……”

“噢,我知道,”我说,“我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上帝自有计划,我们只要尽我们的责任就行了。”

艾比突然抬头看着我,神情专注而谨慎。“但是即使我们回到家,”她说,“你真的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过了这个阶段,但是此刻我仍然……”她目光往下看,我可以看到她脸涨得通红。

“你必须说出来,”我说,“大声承认。”

“我仍然有很多……念头,是我希望不要有的。”她闭上眼。

我把手放在她肩上。“不要紧的,亲爱的,”我说,“没关系。我知道这是一种奋战,但是你必须抗拒。会好转的,我保证。”我扮演这样的角色是最棒的:顾问,予人安慰,给人力量。在这种时候我更觉得自己像个丈夫。

她点头,露出笑容,但是看起来却像是极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知道,”她说,“对不起。”

“你想不想祷告呢?”我问。

“好。”她低声说。

我执起她的手,然后低下头。我开始说话,说着能够安抚我俩的字句。我们寻找的安慰就在这里,在我们握住的手心中,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领取它。我们在空中翱翔,在大地之上,天堂的抚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