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声不吭。他是抽鸦片的。孩子们说他已经让鸦片把他的胡须也熏黄了。也许确实如此。她觉得那可怜的人很不幸，他每年要到他们这里来，作为对现实的一种逃避；然而，她每年都有同样的感觉：他不信任她。她说，“我要进城去。要我给您带点邮票、纸张或烟草吗？”而她觉得，他总是畏缩地拒绝。他不信任她。这是他妻子干的好事。她想起了他妻子对他的恶劣态度。在圣约翰胡同那个可怕的小房间里，当她亲眼看见那可恶的婆娘把他从屋子里赶出去时，她简直吓得目瞪口呆。他蓬首垢面；他的外衣染上了污迹；他像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年人那样疲惫厌倦；而她居然会把他赶出房间去。她用令人讨厌的腔调说道，“现在我要和拉姆齐夫人谈一会儿，”于是，拉姆齐夫人看到他一生中数不尽的苦难似乎都浮现在眼前了。他连买烟草的钱也没有吗？他不得不伸手向她要钱吗？要两个半先令？要十八个便士？啊，想起那个女人使他遭受的种种屈辱，她简直难以忍受。可现在他总是避开她，（她猜不透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亏待了他，使他对于女性敬而远之。）他从来不把任何事情告诉她。但她还能为他再做些什么呢？已经给他腾出了一个阳光充足的房间。孩子们都待他挺好。她从来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不欢迎的表示。实际上，她往往特意去对他表示友好：您要邮票吗？您要烟草吗？这本书也许您会喜欢？她常用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对他表示关心。毕竟——毕竟（想到这儿，她不知不觉地挺直身躯，她难得注意到的自己的美丽姿容，就展现在她眼前），毕竟，一般来说，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人们喜欢她。例如，乔治·曼宁和华莱士先生，尽管他们是知名人士，他们会在黄昏时分来到她这儿，安静地在炉火旁边和她娓娓而谈。她不能不察觉到，她具有火炬般光彩照人的美，她把这美的火炬带到她所进入的任何一个房间。尽管她尽可能用纱巾把它掩盖起来，尽管她的美强加于她的那种单调的负担使她畏缩，她的美还是显而易见的。她受人赞赏。她被人爱慕。她曾走进坐着哀悼者的房间，人们在她面前涕泣涟涟。男子们，还有妇女们，向她倾诉各种各样的心事。他们让自己和她一起得到一种坦率纯朴的宽慰。卡迈克尔先生竟然避开她。这使她感到异常不快。这伤了她的心。而且是不明显地、不恰当地伤了她的心。在她对她的丈夫感到最强烈的不满之时，碰到这不愉快的事情，这使她耿耿于怀。现在卡迈克尔先生穿着黄拖鞋，腋下夹着一本书，懒洋洋地拖着脚跟走过，对她的邀请漠然点了点头。她感觉到他不信任她；她感到她想给他人以帮助和安慰的种种愿望，不过是虚荣心罢了。她如此出于本能地渴望帮助别人、安慰别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是为了使别人对她赞叹：“啊，拉姆齐夫人！可爱的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可真没说的！”并且使别人需要她，派人来邀请她，大家都爱慕她。她心中暗暗追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因此，卡迈克尔先生像现在那样避开她，走到一个什么角落里去，没完没了地吟他的离合诗，她不仅觉得她助人为乐的天性被人冷落了，并且使她意识到她本身的某些渺小之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多么美中不足，多么卑鄙，多么自私自利。憔悴而疲惫不堪，她确切无疑地知道（她的面颊瘦削，头发灰白）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使别人的眼睛迸射出喜悦的光芒的美人儿了，她最好还是集中思想去讲那个渔夫和他老婆的故事，以便使那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她的幼子詹姆斯，平静下来（她的子女中再也没有像他那样敏感的了）。

“那个渔夫变得心情沉重，”她大声朗读。“他不愿意去。他想，‘这是不应该的。’然而，他还是去了。当他来到海边，海水是深紫的、蓝黑的、灰暗的、混浊的。它不再是黄绿色的了，但它是平静的。当他站在海边说道——”

拉姆齐夫人真希望她的丈夫不要选择这样的时刻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为什么他不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去看孩子们玩板球呢？但他没说话；他瞧了一眼，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又继续往前走去。他悄悄地走了过去，他看见他前面的篱笆一次又一次围绕着他脚步的停留而旋转，象征着某种结论；他看见他的妻和孩子；他重新看到那些经常点缀他思想进程的、插着蔓延开去的红色天竺葵的石瓮，在天竺葵的叶瓣之间，书写着（好像它们是一张张的纸片）、记载着快速阅读时潦草地记录下来的笔记——他看到了这一切，忽然想起了《泰晤士报》上一篇文章中关于每年访问莎士比亚故乡的美国人的估计数字。如果莎士比亚从未存在过，他问道，这个世界的面貌和今天的现状会大不相同吗？文明的进展是否取决于伟大的人物？现在普通人的命运，是否要比古埃及法老王时代人们的命运好一点？然而，他又思忖，普通人的命运，是否就是我们借以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呢？也许并非如此。或许最伟大美好的文明，有赖于一个奴隶阶级的存在。伦敦地下铁道中开电梯的工人，永远是不可缺少的。这想法使他感到不快。他仰起了头。为了避免这种结论，他要想个办法来削弱艺术的支配地位。他要论证，这个世界是为芸芸众生而存在的；各种艺术仅仅是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装饰品而已；它们并没有表现出人生的真谛。对于生活来说，莎士比亚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为什么他要贬低莎士比亚而去袒护永远站在电梯门口的工人。他愤然从树篱上揪下一片叶瓣。所有这些论点，到了下个月，都将装在盘子里献给卡迪夫学院的青年学子，他想，在这儿，在他家的阳台上，他不过是在搜寻粮秣、用点野餐罢了（他扔掉了他刚才怒气冲冲揪下来的那片树叶），就像一个人骑在马上，一面顺手摘下一丛玫瑰，或者采下几枚核桃来塞满他的兜儿，一面晃晃悠悠安闲自得地穿过童年时代就熟悉的乡村的阡陌田垄；这拐弯的岔道，那篱边的阶梯，那穿越田野的捷径，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他往往带着他的烟斗，把一个黄昏就这么消磨过去，一面思考着，一面在这些古老而熟悉的狭路小巷和公共草坪往复徘徊，这些地方使他浮想联翩，那儿使他想起一次战役的战史，这儿使他联想到一位政治家的生平，还有诗歌和轶事，甚至还有人物形象，这位思想家，那位战士，等等；这一切都非常生动而清晰，但是最后这些小巷、田垄、草地、果实累累的核桃树和开满红花的树篱，把他引向那条道路另一端的拐弯处，他总是在那儿跳下马来，把它系在一棵树上，独自步行前进。他走到草坪的边缘，眺望下面的海湾。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独特的命运，不管它是否符合他的愿望：他就这样来到了一小片正在被海水缓慢地侵蚀的土地，站在那儿，像一只孤独的海鸟，形单影只。这就是他的力量，他的天赋——他突然间把过剩的才华全部扬弃，收敛起幻想、降低了声调，使他的外表更为直率、简朴，甚至在肉体上也是如此，但他并未丧失思想的敏锐，就这样，他站在那片小小的悬崖上，面对着人类的愚昧和黑暗：海水在侵蚀、冲垮我们脚下的那片土地，而我们对此却毫无知觉——这就是他的命运，他的天赋。当他下马之时，他已经抛弃了一切浮夸的态度和姿势，丢掉了所有的核桃和玫瑰之类纪念品，他奔放的想象力收敛了，以至于他不仅把他的声誉，甚至把自己的姓名也抛到九霄云外，即使在那样孤寂的状态之中，他仍旧保持着一种不放纵幻想和不沉溺于幻景的警惕性，就是这种求实的姿态，使他在威廉·班克斯身上（间歇地）、在查尔士·塔斯莱身上（奉承地）、现在又在他的妻子心里（她抬起头来望见他站在草坪的边缘）深深地激起仰慕、同情和感激之情，就像插进海底的一根航标，海鸥在它上面栖息，浪花拍打着它，它孤单地屹立在浪潮之中履行它的职责，标明了航道，在满载旅客的欢乐的航船中，激起一种感激之情。

“但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可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声音不高地喃喃自语，他的冥想中断了，他转过身来，叹了口气，举目寻找正在给他的幼儿朗读故事的妻子的倩影，他装满了他的烟斗。他要是能够执著地关注人类的愚昧，人类的命运以及海水侵蚀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些现象，他可能会获得某种结果；但他却转过身来，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去寻求安慰，这和他刚才面临的那种庄严的主题相比，是如此渺小，以至于使他想要忽视、贬低这种安慰，似乎被人发现他在一个悲惨的世界中过着幸福生活，对一位光明磊落的男子汉来说，这是一种最可耻的罪恶。确实如此，他大体上是幸福的：他有他的妻子；他有他的儿女；他已应邀于六个星期之后去对卡迪夫学院的青年学子讲几句关于洛克、休谟、贝克莱以及法国大革命之原因的“废话”。但是，这件事以及他从其中获得的乐趣，他从他的讲演，从青年人的热情，从他妻子的美丽，从斯旺齐学院、卡迪夫学院、爱克斯特学院、南安普敦大学、凯特密内斯特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他的赞扬中所获得的荣誉和满足——这一切都必须用“讲几句废话”这几个谦逊的字眼来加以贬低和掩饰，因为，实际上他并未完成他原来应该完成的事业。这是一种掩饰；这是一个不敢公开承认他自己感觉的人所用的遁词。他不能说：这是我所喜欢的——这就是我的本色；而威廉·班克斯和莉丽·布里斯库感到相当惋惜和别扭，他们感到迷惑不解：他为什么必须如此矫揉造作地掩饰？为什么他老是需要别人捧他？为什么他在思想的领域中如此勇敢，而在生活的领域中如此懦弱？他既可敬又可笑，多么令人惊奇！

训导和说教是超出人类能力的事情，莉丽猜想。（她正在收拾画具，把它们放到一边去。）如果你被人们所推崇；你肯定会不知不觉就栽个跟头。他要什么，拉姆齐夫人就给什么。要是情况突然变化，肯定会使他心烦意乱，莉丽说。他从他的书堆里钻了出来，发现我们在玩耍和闲聊。请想一想，这和他所思考的东西相比，是个多么大的变化，莉丽说道。

他正对着他们逼近过来。他突然止步，默然注视着大海。现在他又转身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