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到一个海拔高一点儿的地方：灾难迫使我变换住处。

我曾经筹划一共写十章——我错了！很奇怪，我记得我多么坚定地、平静地、不顾一切地在第十章将故事结束；但我没有做好——凑巧把最后一段在写到一个跟“喘息”这个词押韵的音节时中断了。女佣匆匆忙忙地跑进来打扫房间，没什么事儿可做，我便下楼到花园去；在花园里，一种天意的温柔的宁静包围着我。开始我对这种宁静还不太在意，我打了个冷颤，陡然间明白了最近肆虐的狂风暴雨安静下来了。

空气是绝妙的，到处飞扬着丝一般的柳絮；甚至常绿的树叶的绿意也想让人看上去焕然一新；半裸的像运动员断头缺肢的雕像一般的栓皮槠闪烁着一种深深的红意。

我漫步在主干道上；在我的右边，黝暗斜坡上的葡萄园里，仍然裸露的新枝以一律相同的方式立在那儿，瞧上去就像匍匐的或弯曲的墓园十字架。眼下，我坐在草地上，越过葡萄园望着金色的覆盖着荆豆的一个小山包，小山包的大部分被茂密的橡树叶遮掩，只露出山顶，望着那深蓝、深蓝的天空，我怀着一种销魂的温柔（也许我的灵魂虽然自惭形秽但本质的特点是温柔）想到一个新的简单的生活开始了，将痛苦的幻想的重负抛在了身后。远处，从旅馆的方向驶来一辆公共汽车，我决定最后让自己快乐一番再读一次柏林报纸。我假装打盹儿（继而假装在梦中微笑），因为我注意到在乘客中有那位销售火腿的掮客；我很快自然而然地睡着了。

在城里得到了我所想要的东西，我只在回到房间后才打开报纸，我怀着一副很好的心情咯咯笑了一下，便坐下开始阅读。我马上哈哈大笑起来：车找到了。

对它的消失是这样解释的：三月十日上午，有三个哥们沿着公路走——一个失业的机械师、我们已经认识了的理发师、理发师的弟弟，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青年——发现在森林的边缘闪烁着一辆汽车散热器的光，便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理发师是一个沉着踏实、遵纪守法的人，他说他们应该等车主来，如果车主不来，就将车开到科尼格斯道夫警察局去，但他的喜欢逗乐的弟弟和机械师却提出了另一个主张。理发师反驳道，他绝不同意那样做；他走进了森林，东看看西找找。他很快就看见了那尸体。他赶快回来，喊叫他的伙伴，但他惊诧地发现他们两人以及汽车都不见了。他在周围走了一会儿，心想他们也许会回来。他们没有回来。临近薄暮时，他下决心将他的“可怕的发现”告诉警察局，但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哥哥，他没提汽车的事儿。

据透露，这两个无赖很快便把我的伊卡勒斯搞坏了，将车藏了起来，想就此隐瞒过去，后来又后悔，便自首了。报道说：“在车中有一件物品可以确定被谋杀者的身份。”

起先，我眼睛一溜，读成“谋杀者的身份”，不禁一乐，难道不是在事情发生的最初的当儿便知道我是车的主人吗？但继续读下去便不这么想了。

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安。有点儿愚蠢的混乱。当然啦，我告诉自己要么那是一件新的发现，要么是一件比可笑的伏特加酒重要不了多少的东西。但它仍然使我忧虑——有好一阵我在心中仔细检查了牵涉到这件事的所有物件（我甚至于还记得他用作手帕的破布和他的令人恶心的木梳），由于在那时我的行动非常精确，我毫无困难地重复回忆一遍，我感到很满意一切都有序而不紊。这就是所要证明的。

但无济于事：我没有安宁……是结束最后一章的时候了，我停止了写作，却走到了外面，漫步到很晚才回来，我疲倦极了，尽管心乱如麻，但睡意很快征服了我。在我的梦中，在一场漫长的寻索之后（幕后——没有在我梦中表现出来），我终于找到了丽迪亚，她一直在躲着我，现在终于冷静地宣布，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她已经获得了遗产，将嫁给另一个男人，“因为，你瞧，”她说，“你死了。”我醒来气愤极了，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被骗了！没有办法！——一个死人怎么能告一个活人呢——是的，没有办法——她了解这一点！我清醒过来，哈哈大笑——骗子的梦有什么可信的。刹那间，我觉得有些事情真是非常讨嫌的，而这些讨嫌的事情任怎么笑一下是排遣不了的，并不与我的梦有什么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昨日那新闻的神秘性：在汽车中发现的物件……我想，那当真既不是一个狡猾的圈套，也不是一场空发现吗；当真已经证明了寻找被谋杀者的姓名是可能的吗，那姓名当真是对的吗。不，有太多的假设了；我想起昨日小心翼翼的试验，我回顾各种各样物件所走过的曲线，优雅而规则，如同行星的路径一般——我都可以用点画出它们的轨迹来！但，不管怎么样，我的心仍然不宁。

为了寻觅一种摆脱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预感的方法，我将手稿收拢起来，放在手心上感觉它的分量，甚至还哼哼滑稽的“嗨，嗨！”我决定在写最后的两三句之前，从头到尾读一遍。

我感到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快乐。我穿着睡衣，站在写字桌附近，翻动书写潦草的稿纸，发出一阵阵窸窣的响声，这可真有意思。做完了这个，我再一次爬上了床；将枕头服服帖帖地放在肩胛骨下面；我注意到手稿仍然躺在桌上，虽然我早就发誓要将它一直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静静地起床，嘴里也没有咒骂任何人，将手稿拿着回到床上，重新竖起了枕头，瞧着门，我询问自己门锁了没有（我不喜欢九点钟女佣拿着早餐进来时，我还要起床给她开门，打扰我的阅读）；我又起床——再一次非常安静地起床；很高兴门没锁，这样我就不用操心了，清了清喉咙，回到乱七八糟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正准备阅读时，我的香烟灭了。和德国牌香烟不同，法国烟需要人不时地照看着它。火柴到哪儿去了？我刚才还拿着它们呢！我第三次起床，手有点儿颤抖；在墨水瓶后面找到了火柴——但是，一回到床上，另一盒掉在被服里的火柴在我的大腿下被压碎了，这意味着我本来不用劳驾起床了。我发火了：将散落在地板上的手稿收集拢来，我刚才阅读前所有自满自足的感觉演变成了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忧虑，仿佛一个罪恶的小淘气要揭露我越来越多的错误，除了错误之外没有别的。我又点燃了烟，将那只不听话的枕头弄驯顺了，我能开始阅读手稿了。使我惊讶的是第一页上没有书名：我肯定想出了个书名的，好像是一个什么人的回忆，一个什么人，我记不得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回忆录之类标题似乎太沉闷，太普通了。我应该怎么给我的书起名呢？《双重人格》？俄国文学中已经有这么一个书名了。《罪恶与双关语》？不错——虽然有那么点儿粗俗。《镜子》？《一个镜子里的艺术家的肖像》？太枯燥了，太^la mod了……《酷似》怎么样？《无法辨认的酷似》？《酷似的释罪》？不——干巴巴的，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从《只有瞎子才不会谋杀》中摘出几行？太长了。也许：《对批评家的回答》？或者《诗人与贱民》？得好好想一想……我对自己大声说，首先让我读一读这本书，书名会自然而然地出来的。

我开始阅读——我立刻发现我在纳闷究竟是在阅读书写的文字呢，还是在看到幻觉。还有：我的变形的记忆，打个比方说，吸进了双倍的氧气；因为我的玻璃窗刚擦拭过，我的房间更亮了；我过往的经历更加生动，因为艺术照耀了它两次；我重又在布拉格附近爬山——聆听在天空中翱翔的云雀，瞧见煤气站红色的圆顶；我又一次站在那沉睡的流浪汉身边，被那强烈的感情所攫住，他又一次伸直了胳膊，伸直了腿，打起哈欠来，又见到那别在纽扣上的枯萎的小紫罗兰，紫罗兰的花朵耷拉下来。我继续阅读，他们依次出现了：我的玫瑰花一样美丽的妻子，阿德利安，奥洛维乌斯；他们都活灵活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捏在我的手中。我又一次瞧见了那黄色的路标，走过森林，心中已经在策划阴谋；我的妻子和我又一次在一个秋日，注视着一片树叶坠落，去与自己的影子会面；我温柔地沉沦到一座充斥奇怪的雷同的建筑的萨克森小镇，与我酷似的人在那儿轻轻地起身迎接我。我重又蛊惑他，将他置于我的陷阱之中，但他溜走了，我假装放弃我的计划，然而故事却赋有了一种先前无法预知的力量，要求作者将故事写下去，有一个结尾。在三月的一个下午，我重又做梦般地驾上一辆车行驶在公路上，在杆儿附近的一条水沟里，他等着我。

“上车，快，我们必须开车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

“到林子里去。”

“那儿？”他问，指着——

他手中拿着一个手杖，读者，手杖。手——杖，有教养的读者。一根粗糙地削打出来的手杖，上面刻着主人的姓名：菲利克斯·瓦尔法赫特，茨维考。他用手杖指着，有教养的或者卑下的读者，他用手杖指着！你知道手杖是什么吧，是不是？嗯，那就是他用来指认东西的物件——一根手杖——坐进了车，离开车时他自然把手杖留在了那儿——因为车暂时是他的了。事实上，我注意到了那“安详的满足感”。一个艺术家的回忆——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我想象，艺术家的回忆将一切都征服了。“那儿？”——他问，用他的手杖指着。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像这样惊骇过。

我坐在床上，睁大了眼睛瞧着手稿，瞧着那行我写的字——对不起，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独一无二的朋友——记忆——写的；我真切地看到一旦书写出来以后，它是如此地不可挽回。并不是他们发现了他的手杖，由此而了解我们共同的名字，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的逮捕——哦，不，不是那个使我烦恼——而是一想到我的整个的杰作，我如此仔细地筹划、算计的杰作，就这么因为我的错误从它的内部被摧毁了，变成了一小堆腐土，使我烦恼。听着，听着！即使他们把他的尸体看作了我的，他们也会发现那手杖，然后逮捕我，并且以为他们抓住的是他——这真是最大的耻辱！我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不可能犯错误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看来有漏洞了——最严重的、最滑稽的、最陈腐的漏洞。听着，听着！我俯身在我的杰作的遗体之上，一个可恶的声音在我的耳中尖叫，说那些拒绝承认我的贱民也许是对的……是的，我陷入了怀疑一切的境地，怀疑最根本的东西，我明白此后剩下的短暂的余生将在与这种怀疑作斗争的过程中度过；我像一个死刑犯那么微笑一下，一支粗钝的铅笔，发出吱吱的痛苦的声音，迅速而大胆地在我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上《绝望》；没有必要再去寻觅一个更好的书名了。

女佣给我送来咖啡，我喝了咖啡，但没有碰烤面包片。我匆匆忙忙穿了衣服，打好包，拎着就下楼了。非常幸运，医生没有看见我。经理对我的突然离去感到惊讶，让我付了好贵的房租；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我出走仅仅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我遵循的是一种传统。顺便说一句，我有理由认为法国警察已经在跟踪追捕我了。

在去城里的路上，我从公共汽车上看见两个警察开着一辆快车，那车雪白的，就像粉翅蛾的背：他们从对面急驶过来，然后扬起一团尘土飞驶而去；我说不好他们是否是来抓我的——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是警察——不，我说不好——他们开得太快了。到达匹格南之后，我到邮电局去，我现在很遗憾我那次到邮电局去了，如果我不去，不拿那封信的话，我便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同一天，我在一本华丽的小册子中随意挑选了一个地方，深夜到达了这里，到达了这个山村。至于那信……继而一想，我还是将它抄写在这儿吧，它是揭示人的阴险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你明白吗，我的好先生，我在此给你写信有三个理由：（一）她请我这样做的；（二）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三）我真诚地希望你去执法机关自首，这样可以将那血淋淋的、一团乱麻的、令人生厌的神秘事件弄个水落石出，当然，她，一个无辜的被惊吓得要死的女人，为此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我要警告你：我相当怀疑你不厌其烦地告诉她的那些阴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玩意儿。说得温和点儿，我敢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该死的谎言。从你玩弄她的感情来看，这也是一个该死的胆小鬼的谎言。

“她请我写这封信，因为她想你也许什么也不知道；她已经失去了理智，不断地说要是有人给你写信，你会烦恼的。我倒很想看看你烦恼：这一切真是太滑稽了。

“……事情就那么摆着！把一个人杀了，给他穿上你的衣服是不够的。在这儿需要另一个细节，那就是：两人之间的相像性；但在整个世界，不管你怎么伪装，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像的人。是的，像这样微妙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警察对她说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死人，身上带着她丈夫的证件，但那不是她的丈夫。最可怕的是：由于这小人儿受到一个肮脏的卑鄙下流的人的训练，甚至于在看到尸体之前就一个劲儿说（甚至于在看到尸体之前——明白吗？），就一口咬定这是她丈夫的尸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尸体。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给一个其实对你来说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陌生人的女人灌输这样神圣的恐惧感的。要达到这一点，人必须像一个魔鬼一样地与众不同。天知道一个怎样可怕的考验在等待着她！其实事情不应该这样。你的责任就是将她从这阴影中解救出来。啊，这案件对所有的人是那么一清二楚！我的老兄，这种有关寿险的小小的技巧多年来人们早就知晓了。我应该说你的技巧是最简单、最平庸的。

“下面讲另一点：我怎么看你的。最早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一个小镇上，因为与几位艺术家同行会面，我羁留在那儿了。你瞧，我从来没有到过像意大利那么远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嗯，当我读了那新闻，你知道我怎么感觉？没有任何惊诧！我一直知道你是一个黑心肠，一个欺负弱者的人，请相信我，在审问时我没有隐瞒所有我看到的情况。我详细地描述了你是怎么对待她的——你的嘲弄和讥讽，傲慢的轻蔑，残酷的唠叨不休，当你在场时，我们感到的那种叫人压抑、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你酷如一头多毛的、有讨人嫌的獠牙的大公野猪——真遗憾，你没有将一只烧烤野猪塞进你的外套里。我还有其他的一些话儿要吐露出来：不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意志薄弱的酒鬼也好，或者一个随时准备为了艺术出卖他的荣誉的人也好——让我告诉你，我因为接受了你扔给我的一点点好处而感到羞耻，我很高兴我将把我的羞耻告诉国外的人们，在街道上呐喊——如果那能使我摆脱心灵重负的话。

“明白了吗，你这头公野猪！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我希冀你灭亡，并不是由于你是一个谋杀者，而是由于你是一个最卑鄙的恶棍，利用一个易轻信的年轻女人的无辜来为你卑劣的目的服务，这个女人，在你那私人经营的地狱里生活了十年，被你蛊惑，被你摧残殆尽。如果在你的一片黑暗的灵魂里还有一线裂缝的话：去自首吧！”

我应该不去管这封信，不作任何评论。读过前面章节的有公正心的读者一定不会不注意到我温和的语气，我对阿德利安的仁慈；这就是这家伙对我的报答。随它去吧，随它去吧……最好想一想他是在酩酊大醉时写的这封信——否则信写得太离谱了，离事实太远了，充斥了太多诽谤性的断言，其荒唐性，专心阅读的读者是不难发现的。称我的快乐的、心中空空如也的、并不很聪明的丽迪亚为“一个被吓昏了头的女人”，或者——另一个说法是什么来着？——“摧残殆尽”；暗示她和我之间的麻烦事儿，几乎要来打我的耳光；真的，真的，那有点儿太过分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根本没有这样的词。写信的人将所有的词汇都用尽了——当然，这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正因为我最近快乐地假设我已经越过了痛苦、伤害、忧虑的极限，所以，当我现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陷入了可怕的境地，我的整个身子抽搐起来，周围的东西都在旋转：桌子啦，桌上的平底玻璃酒杯啦，甚至我新房间角落里的捕鼠器啦。

陡然间，我拍打一下我的眉头，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切多么简单！我对自己说，这封信所包含的神秘的狂怒就这么简单地给消解了。那是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拥有的人的狂怒！我将阿德利安的名字作为行动的密码，并在他的地产上行使谋杀，他当然是不会宽恕我的。他错了；他早就破产了；谁也不知道这片土地真正属于谁——而且……啊，够了，够了，我的愚蠢的阿德利安！在他的肖像画上涂上了最后一抹颜色。在最后点了彩之后，我在画的角上签了名字。这总比那色彩糟透了的、这小丑按我的脸画的死亡面具要好得多。够了！一种惟妙惟肖的相像性，先生们。

但……他怎么敢？……哦，见鬼去吧，见鬼去吧，一切都见鬼去吧！

三月三十一日，夜

啊，我的故事变成了日记。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习惯于写作了，已经无法抗拒了。我承认日记是文学的最低级的形式。文学的鉴赏者会欣赏那可爱的、羞答答的、赋有虚假含意的“夜”（意思是说，读者自己去想象那种种无法安睡的文学人，这么苍白，这么吸引人）。但事实上现在正是在夜里。

我在其间受折磨的小村庄位于两座陡峭的山之间的峡谷里。我从一个阴郁的老女人那儿租了一间偌大的类似谷仓的房间，这老女人在楼下开了一爿杂货铺。这村子就一条街。我可以不厌其烦地描绘这地方的魅力，比方说描写云朵怎么飘进屋子，又从对面的窗户飘了出去——但描述这些玩意儿太沉闷了。使我感到快乐的是我是这儿惟一的一个旅行者；我又是一个外国人，村民们嗅出我是从德国来的（哦，嗯，我想是我自己告诉女房东的），我在村民中引起不同寻常的好奇心。自从几个季节前电影公司来这儿拍《走私者》电影中童星的镜头，村子里还没有这么激动过。我肯定应该将自己藏起来，而不是将自己暴露于公众广庭之中；如果要找一个更亮的聚光灯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但我现在困顿得要死；越快结束越好。

今天，我非常适时地认识了当地的一名警察——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请想象一下一个有点儿肥胖的粉红色脸蛋的人，膝内翻，蓄一绺黑色的唇髭。我坐在街端的一条长凳上，村民们在我的周围忙碌着；或者说得更文雅一些：假装忙碌着；事实上不管他们碰巧处于什么样的姿势，他们一直都以极大的好奇心在注视我——他们利用每一个可能的视线，侧过头来，透过腋下，或者在膝盖下注视我；这一切我看得很清楚。警察漠然地向我走来；讲起雨天；然后聊起政治和艺术来。他甚至指给我看一个油漆成黄色的像绞刑架的东西，那是周围景色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一个走私者差一点儿在那儿给吊死。他旁敲侧击地给我说起已经死亡的可怜的菲利克斯：那一切审慎的计划，那靠自我奋斗而出人头地的人的天生的智慧。我问他这里最近的一次逮捕是在什么时候。他思索了一会儿，回答是六年以前，他们逮捕了一个西班牙人，在一次吵架中，他挥舞大刀乱砍，后来逃到山里去了。不久，我的询问者觉得有必要告诉我，在这些山里有熊，那是人们将它们放逐进去的，为了驱赶当地的狼群，这在我听来非常滑稽。但他没有笑；他站在那儿，垂头丧气地用右手去捻弄唇髭的左边尖儿，进而讨论现代教育：“就拿我作例子吧，”他说。“我懂地理，算术，战争科学；我写的字很漂亮……”“你拉小提琴吗？”我问。他悲哀地摇摇头。

眼下，我在冰冷的房间里冻得发抖；诅咒着狗叫；每分钟都在期盼听见屋角的捕鼠器啪地扣压下来，将一只不知名的老鼠的脑袋宰掉；机械地呷饮着美人樱茶，房东太太认为给我端来是她的责任，觉得我瞧上去憔悴不堪，担心也许等不到审判我就会死去；我说哪，眼下我正坐着，在这张划线的纸上写作——在村里，也找不到其他的纸——然后思索，又斜瞧一眼屋角的捕鼠器。感谢上帝，屋里没有镜子，除了我正在感谢的上帝之外什么也没有。周围是黑暗的、可怖的，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再在这黑暗的徒然制造出来的世界里苦挨日子。我并不是想自杀：那太不经济了——因为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是国家支付钱给一个处决别人的人的。然后，还有那空空如也的永恒的空洞的哼唧。也许最有趣的事情是有可能一切不会就此结束，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处决我，而是判我苦力劳动一个时期；那样的话，在牢狱里待上五年左右，逢上个大赦，我便可能回到柏林，重操巧克力生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听起来非常滑稽可笑。

让我假设，我杀了一头猿。没有人会碰我。假设那是一头极其聪明的猿。没有人会碰我。假设那是一种新的猿类——一种没毛的、会说话的猿。没有人会碰我。如果我如此谨慎小心地沿着这些微妙的阶梯往上爬，我有可能爬到莱布尼茨或者莎士比亚那儿，并杀了他们，没有人会碰我，因为很难说在什么地方越了界，一越过这界线诡辩者则会遇到麻烦。

狗在吼叫；我感到冷。那致命的无法解脱的痛苦……用他的手杖指着。手杖。从“手杖”可以演变出什么词来？生病，滴答，小猫，它，是，滑雪，幽默故事，坐。令人讨厌的寒冷。狗在嘶嚎：一只狗开始吠叫，别的狗便跟着吠叫起来。下雨了。这儿的电灯是暗淡的，昏黄色的。我到底干了什么？

四月一日

我的故事变成枯燥的日记的危险被可喜地排除了。那滑稽的警察刚才还在这儿：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腰间挂着刺刀；他没直瞧我的眼睛，毕恭毕敬地问我要看我的证件。我回答说完全可以，哪一天我会顺便到警察局来填写表格的，但，眼下，我不愿起床。他坚持要看，非常彬彬有礼，一个劲儿抱歉……他必须看。我起了床，把我的护照给他看了。当他走的时候，在门道里又折回，请（他总用那种彬彬有礼的口吻说话）我待在屋里，不要出去。不至于吧！

我偷偷地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街上站满了惊讶的人群；我敢说足有一百个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的窗户。法国梧桐浓密的树阴遮蔽着一辆蒙满尘土的警车，警车里坐着一个警察，警车小心地待在那儿。我认识的那警察正在扒开人群，慢慢地走着。最好别瞧。

也许这整个儿是一个虚假的存在，一场噩梦而已；我马上就要在哪儿醒了；在布拉格的一片草地上。这至少是一件好事，他们如此神速地将我困住。

我又往外偷偷地瞅。站着，瞧着。足有几百人——穿蓝色衣服的男人，穿黑色衣服的女人，兜售糖果杂志的小男孩，卖花姑娘，一个牧师，两个修女，士兵，木匠，釉工，邮差，职员，店主……但绝对静寂；只听见他们呼吸的声音。把窗户打开，作一个小小的演讲怎么样……

“法国人！这仅仅是一场演练而已。挡住这些警察。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马上就会从这楼里冲出来。他是一个主犯，他必须逃亡。请你们别让他们逮住他。这是整个情节中的一个情节。法国的群众！我希望你们能为他从门口到汽车之间留出一条道儿来。把那车里的驾驶员赶走！启动汽车！挡住那些警察，把他们击倒，坐在他们身上——我们会为此付钱的。这是一家德国公司，所以请原谅我的法语。Les preneurs de vues，我的技师和武装顾问已经在你们中间。Attention！我想要干脆利落地逃亡。就是这样。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