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引一句座右铭（并不是专为此章的，而是为一般的概念）：文学是爱。现在我们可以往下写了。

邮电局里黑黝黝的；每一个柜台前站着两三个人，大部分是妇女；在每一个柜台的小窗口前，显出一位职员的脸，就像一幅变色的肖像画。我找九号……在走向它之前我动摇了……邮电局中央有一些写字台，我往那儿慢慢走去，自己骗自己，仿佛我真有什么要写的：在一张我从口袋里找到的旧票据背后，我开始潦草地书写脑子里随意想到的字。公家提供的钢笔发出吱吱的声响，我不断地将钢笔往墨水池里、往那黑色的缸里蘸；我的胳膊肘撑在那白的吸墨纸上，吸墨纸上涂满了无法辨认的线条。这些胡乱涂抹的字，前面都有一个负号，这总是让我想起镜子：负×负=正。这使我想到也许菲利克斯也是一个负我，也许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没有彻底地将它思索清楚，我错了，哦，错极了。

同时，我手中这容易损耗的钢笔不断地吐出字来：停止不了，停止不了，停，不，去他妈的。我将纸条揉成一团，捏在手心里。一个胖胖的等得不耐烦的女人挤过来，将笔拿了去，我手中便空空的了，她的海豹皮屁股一扭，将我顶到了一边。

突然，我发现自己站在九号柜台了。一张蓄沙色唇髭的大脸询问般地望着我。我轻声说了暗号。一只食指上套着黑橡皮套的手给了我不是一封信，而是三封信。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刹那间；随后，我便行走在大街上，手按着胸口。我一走近一条长凳，便坐下来，将信打开。

在那儿竖立个什么纪念的东西吧；比如，一根黄色的杆儿。让那段时光在空间也留下一个痕迹吧。我在那儿，坐着读信——突然我意想不到地无法抑止地哈哈大笑起来，几乎要将我哽塞住。哦，有礼貌的读者，这是些讹诈的信！一封可能谁都不会去拆封的讹诈的信，一封寄往邮电局的讹诈的信，只有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下才能取到，也就是说，这封信直言不讳地说，寄信的人不知道他与之通信的人的名字和地址——那真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悖论！

在这三封信的第一封信（十一月中旬）中，讹诈的内容仅仅是预兆性的。那信说，它对我非常恼怒，它要求得到解释，它似乎和它的作者一样抬起了眉毛，准备随时调皮地那么笑一下；他说，他不理解，他非常想理解为什么我的行为如此神秘，为什么在深夜进行偷窃，却不拿东西。他有所怀疑，但不愿将这些怀疑说出来；如果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他准备将这些怀疑埋在心里；他很有尊严地表示了他的犹豫，他也很有尊严地要求得到答复。信写得非常不符合语法，夸张，这种混杂正是他的自然的风格。

在第二封信（十二月底。真有耐心！）中，这一内容便更为明显了。现在清楚了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对于那一千马克的记忆，对于那掠过他眼前、又瞬间即逝的灰蓝色景色的记忆啮噬着他的心；他因为他的贪婪而受到彻头彻尾的自责，他舔着他干裂的嘴唇，因为让我走了，他无法原谅自己，从而被那窸窣声所蒙骗，使他的手指尖痒痒的。所以，他给我写信，他准备再接受一次我的会见；最近，他把事情又思索了一遍；如果我婉言谢绝见他，或者根本不回信，他将不得不——就在这儿，啪，一摊大大的墨迹，这家伙故意涂上去的，目的是要让我迷惑，他自己也压根儿不知道要宣称什么样威胁的手段。

最后，这第三封写于一月的信，就他的水平来说，是一封真正的杰作。与其他两封信比较，我更为清晰地记得它，因为我将它保存得更为长久些：

没有收到关于我前几封信的回应在我看来是采取某种手段的时候了但还是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在这段时间之后我将径直到你的行为将受到公正审判的地方去如果我在那儿也找不到对如今拒绝被腐蚀的人的同情的话我将采取行动至于是什么样的行动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想象我认为如果政府不想惩罚骗子结束欺骗的话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打击这种坏蛋使国家也无可奈何地作出回应考虑到你个人的处境考虑到仁慈和顺应你的意愿我准备放弃我的计划不胡作非为任何事情条件是在此月中你给我寄一笔相当的款项作为对所有这些我经历的忧虑的补偿至于这笔款项是多少请你自己定夺。

签名：“麻雀”，下面是一家外地邮电局的地址。

我花了很长时间读最后那封信，那信有一种哥特式的魅力，我的循规蹈矩的翻译很难恰当地将它表述出来。它所有的特点都让我感到高兴：那庄严的流动的字，不用一个标点符号来约束它；这么一个瞧上去不会加害任何人的人表现出来的傻气；只要他能得到钱，他暗示同意接受任何建议，不管这些建议是多么让人讨厌。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愉悦是如此的强烈和成熟，几乎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菲利克斯不用我的提示，自己重又出现了，并愿意为我服务；不，还有：并命令我利用他的服务，除了做我希望的事情以外，他消除了随着致命事件的进展我可能负的任何责任。

我坐在长凳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浑身颤抖。哦，不管怎么样，在这儿立一座纪念碑吧！（一根黄色的杆儿）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这个笨蛋？由于心灵感应，他的信件会告诉我它们的来到，在阅读了信件的内容后，我会神奇般地相信他幻想出来的威胁的威力吗？多有趣啊，我竟然感到信件在九号柜台等待着我，我准备回这些信，换句话说，他——以他傲慢的愚蠢——猜想的一切果然发生了！

当我坐在那条长凳上，将信件搂在我燃烧的怀抱中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计划最后形成，一切，几乎一切都解决了；只剩下几个细节还没有想好，但处理这几个细节并不是难事。在这些事情中难事意味着什么呢？从我第一次见到菲利克斯那一刻起，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进行、发展、融合，按部就班地形成它们现有的形式。

啊，当与此事真正有关的数学符号、行星的运动、自然规律毫无障碍的运作都处于完全的和谐之中，为什么还要谈论难事呢？我的美妙的计划不用我使劲便开展起来；是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当我问自己给菲利克斯写什么时，我毫不惊讶地发现信就像现成的贺电一样已经存在于我的脑中，多花一点儿钱，便可以发给刚结婚的新人了。你只须在印刷好的表格的空白处填上日子便可以了。

让我们来谈一谈犯罪，作为艺术的犯罪；以及打牌的窍门。我现在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了。哦，柯南·道尔你的两个人物让你感到厌烦时，你仍然可以完成你的创作，这是多么神奇呀！你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因为你本可以再写一个故事，结束这整个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传奇；这最后的插曲使其他的一切变得更为美丽：那故事中的谋杀者不应该是那单腿的书店老板，也不是那名叫清的中国人，也不是那穿红色衣服的女人，而是这些犯罪小说的记录员华生医生本人——华生，他自己知道，比方说，华生是什么人。对于读者，这是一个叫人惊叹不已的惊讶。

道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勒布朗，华莱士——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创造了聪明的罪犯的伟大的小说家是什么人，所有那些从没读过这些聪明的小说家的伟大的罪犯是什么人——和我相比，他们是什么人？犯错的笨蛋！就创作的天才而言，我肯定得益于机遇（我的与菲利克斯的相遇），那点儿幸运正好适合于我创造的环境；我抓住了它，利用了它，而另一个处于我的地位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做。

我的成就等同于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比耐心的牌戏；首先，我亮出一副牌，使它绝对能成为一副赢牌；然后，我收回那副牌，将顺序兜底儿换一下，把原先准备好的牌给别人，心中完全肯定那副牌会出现的。

我的无数先辈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将重点放在行动本身，重视随后去除所有的痕迹，而不是以最自然的方式去行动，最后水到渠成，这行动不过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细节、一本书里的一行字而已，它必须从所有以前发生的事件中逻辑地推断出来；这就是所有艺术的本质。如果行动得到正确的计划和实行，那么，创造性艺术是如此的有力，即使罪犯在第二天上午就坦白了，谁也不会相信他，艺术的创造包含比生活的现实更多的内在真理。

我记得当我坐着在膝盖上读这些信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心灵里旋转，一会儿这件事，一会又是那件事；现在，我要稍微修改一下我刚才说的话，（美妙的艺术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们长期地拒绝理解、承认它，拒绝它的魅力）一个完美的罪愆所包含的天才是不为人们所承认的，它不会使人们去奇思梦想；相反，他们竭力挑出点东西来找岔子，挑出点东西来刺激作家，尽可能地伤害他。当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他们一直在追寻的小错，请听听他们的哄笑和嘲弄吧！但，是他们错了，而不是作家；他们缺乏他的敏锐的洞察力，不能从平凡之中洞察出不平凡的东西，而作家却能看到其中的奇妙所在。

在我笑了个够，平静地、清晰地思考下一步要做的事之后，我将第三封，也是最恶毒的那封信放进了袖珍笔记本里，将其他两封信撕了，碎片扔进了临近的矮树丛里（碎片马上吸引来了几只麻雀，它们以为是面包屑呢）。然后，我到办公室去，打了一封信给菲利克斯，具体说明他应该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来；在信中放了二十马克，又走了出来。

我紧紧抓住信，不敢有任何松弛，信就悬在深渊的裂缝之上。就好像跳进冰冷的水中，就好像从一个燃烧的阳台跳进看上去像是洋蓟的心中，现在就很难摆脱了。我吞咽了一下，我感到有种奇怪的东西沉到了胃底；我仍然抓着信，沿大街走去，在遇到的下一个邮箱面前停了下来，在那儿，一切又重复了一遍。我带着信，又继续往下走，在这巨大的白色重负下，我快受不了了，在一个街区的尽头，我又来到一个邮箱面前。我的犹豫不决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考虑到我的意愿的坚定性，这真是毫无道理、毫无意义的；也许它可以作为一种外在的机械的犹豫不决，作为一种肌肉拒绝松弛而得到解脱；或者，更好一点，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说的（我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接近绝对真理）——这可能是总不愿放弃财产的有产者的犹豫不决（这是有产者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对我来说，关于财产的思想不仅仅是我寄的钱，而且是有关我放进信中的灵魂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当我走近第四或第五个信箱，我克服了犹豫。我那时清晰地知道，正像我现在清晰地了解我得写下这个句子一样——我知道没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将信塞进信箱的口中去，我甚至预先想到在投了信之后我的小动作——将一个手心往另一个手心上擦一下，仿佛手套上留下了信的污垢，信一旦投了，就不是我的了，那它的尘埃也不是我的了。信一旦投了，事情便做好了（这就是我想象的手势的含意）。

但我没有将信投出去，而是站在那儿，像原先那样忍受我的压力，从眉毛下瞧着两个在我附近人行道上玩耍的小姑娘：她们轮流滚彩虹弹子，将它们滚进路缘附近的土洞里。

我选择两个小姑娘中较小的那个——她是一个羸弱的小玩意儿，深色头发，穿着一件格子长外衣（在寒冷的二月天她却不冷，真是奇迹），我拍拍她的脑袋，说：“喂，我亲爱的，我的眼力不好，我怕看不清那口子；请帮我将这封信投进那儿的邮箱中去。”

她抬头望了我一眼，从蹲着的姿势站起来（她的小脸有一种半透明的白皙，美极了），拿了信，对我圣洁地一笑，长长的睫毛往上扬了一扬，便往邮箱跑去。我并不想看余下的一切，眯着眼（这是应该注意到的）跨过大街，仿佛我真的看不清路：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周围压根儿没人。

在下一个街角，我溜进了一间玻璃公共电话亭，给阿德利安打电话：有必要对付他一下，因为我早就想好，这个爱管闲事的肖像画画家是我惟一应该小心防着的人。是模仿近视这一动作促使我立刻对阿德利安采取行动的吧，这是我早就想做的，还是由于我总提醒自己小心他的可怕的眼睛，这使我想到假装近视，这个问题让心理学家去回答吧。

哦，顺便说一下，我怕忘了，那孩子会成长起来，她会变得很美丽，也许幸福，她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在一个多么怪诞的事件中做了一个中间人。

还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命运，不会容忍这种盲目而天真的中间人，命运因为其大量的经历、各种各样骗取信任的把戏和竞争造成的仇恨而变得小肚鸡肠，它也许会因这小姑娘的介入而残忍地惩罚她，让她独自去纳闷——“我做了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幸？”她将永远，永远，永远无法理解。但我的良知是清楚的。不是我写给菲利克斯的，而是他写给我的；不是我给他寄回信的，而是一个不认识的孩子。

当我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一个令人愉悦的咖啡馆，在咖啡馆前，在一个小小的公共花园内，有一座喷泉，池底巧妙地用多色灯光打在泉柱上面，以前夏夜通常会喷出变色的泉水来（但现在花园光秃秃的，荒芜了，也没有彩泉闪烁了，咖啡馆的厚重的门帘在与漫游的穿堂风的阶级斗争中胜利了……我写得多么活灵活现，我是多么的沉静，我自我控制得多么完美）；正如我说的，当我到达时，阿德利安已经坐在那儿了，一看见我，他抬起手，打了一个罗马式的招呼。我脱下手套、帽子、白色的丝绸围巾，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往桌上扔了一盒昂贵的香烟。

“有什么好消息吗？”阿德利安问，他总是特别傻乎乎地跟我说话。

我叫了咖啡，开始大概说了这些：

“嗯，是的，有给你的新闻。最近，我的朋友，我很担心你会完蛋。正如普希金在什么地方说的，或者他应该这么说的，一个艺术家没有情人和华贵缎是没法活的。由于你所经历的艰苦，由于你沉闷的生活方式，你的才能在消融，姑且这么说吧，在衰退；没有迸发，就像花园那儿的彩色喷泉在冬天没有喷发一样。”

“谢谢你的比喻，”阿德利安说，似乎有点儿受到伤害了。“那糟糕的玩意儿……那用深褐色风格画的画。你知道，我不愿讨论有关我的才能的问题，因为你关于arspictoris的概念无疑达到了……”（在这儿，无法将他的双关语说出来。）

“丽迪亚和我常常谈到，”我继续说，没有在意他的蹩脚的拉丁语和庸俗。“谈到你的困境。我觉得你应该改变一下你的环境，重新充实你的心灵，吸收新的印象。”

阿德利安缩了缩身子。

“环境和艺术有什么关系？”他嘟嘟囔囔地说。

“不管怎么样，你目前的环境对你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我想，非常有关系。你用来装饰女房东餐室的那些玫瑰和桃子，那些可敬的公民的肖像画，在这些可敬公民的家，你挖空心思想蹭一顿饭——”

“好啊，真妙……挖空心思！”

“……它们全是出色的，甚至充满了才华，但——请原谅我的坦率——难道你不认为它们非常单调，非常勉强吗？你应该住到有阳光的地方去：阳光是画家的朋友。我看得出来，这个话题你不感兴趣。让我们谈谈其他的事儿吧。比方说，告诉我你的那块地现在怎么样？”

“天晓得。他们不断地给我寄用德文写的信；我得请你翻译，但它们叫我无聊得要死……得，我要么丢了，要么一收到它们就撕了。我知道他们要额外再加钱。明年夏天，我要在那儿建一座房子，那就是我要做的。我想，他们也不可能将房子下面的土地抽走。我亲爱的朋友，你谈到换个地方。说下去，我正听着。”

“啊，没什么用，你不感兴趣。我说的是常识，而常识却使你恼怒。”

“天啊，我为什么要恼怒呢？正相反——”

“不，那没用。”

“你提到意大利，我的老兄。说下去。我喜欢这话题。”

“我还没有提到它呢，”我笑着说。“但既然你说了那个词……我说，难道这儿不美好、不舒适吗？有传言说你戒了……”——接着我用手指轻轻弹一下我的下巴，发出瓶颈处的汩汩声。

“是的。完全戒酒了。但现在我不会拒绝喝上一口的。和朋友共饮，你明白我的意思。哦，好极了，我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更好一些，因为那不会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能让我紧张的。就那么回事。嗨呵，昨晚我睡得多么糟糕！嗨呵……啊！失眠太可怕了，”我继续说，透过眼泪瞧着他。“啊……请原谅我这么打哈欠。”

阿德利安沉思地笑一笑，将小勺放在手里把玩。他长着狮子般鼻梁的胖脸向前倾；他的眼睑——上面泛红的疣子充当睫毛——半遮着他的令人厌恶的放光的眼睛。突然间，他瞟了我一眼，说：

“如果我到意大利去，我会画一些好画的。我卖了它们，马上就能还债了。”

“你的债务？你欠债？”我嘲笑地问。

“哦，不谈这个了，赫尔曼·卡洛维奇，”他说，我想他第一次用了我的名字和父名称呼我。“你一定明白我想说什么。借我二百五十马克，或者借我美元，我会在佛罗伦萨所有的教堂里为你祷告。”

“首先拿上这些去付你的签证费，”我一边说，一边打开钱包。“我猜想，你的护照一定是一个胡闹的玩意儿，而不是像所有正派人那样持有的真正的德国护照。赶快去签证吧，否则你就要将这钱花在酒上面了。”

“握握手，老兄，”阿德利安说。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是因为充溢了激动之情，而这种激动之情对我毫无意义，而我呢，则因为此事就这么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了。

“妙极了的想法，”阿德利安突然喊道。“我亲爱的老兄，你为什么不让丽迪和我一起去呢；这儿沉闷死了；这小女人需要点儿东西让她快乐。如果我独自走……你知道她是属于那种妒忌心重的人——她会一个劲儿想象我在什么地方碰到倒霉事儿了。真的，让她跟我离开一个月吧，呃？”

“她也许会晚一点儿来。也许我们两人一块儿来。我这个快累垮的奴隶早就筹划到一个遥远的艺术和晶莹的葡萄之乡去躲避一下了。好极了。恐怕我必须现在就走。两杯咖啡；就这些，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