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很快地接近塞巴斯蒂安感情生活的关键时刻。我想了想我仍面临的任务，当我根据它来考察已完成的工作时，深感忐忑不安。到目前为止，我对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描述公正吗？是否像我先前所希望做到的那样？是否像我现在描述他最后阶段生活时所希望做到的那样？使用外语惯用语的困难和文学创作经验的缺乏，都不会让人感到过分自信。可是尽管我在写前几章的过程中可能犯过错误，我还是决心写下去，支持我的是一种隐密的认识：塞巴斯蒂安的幽灵正用某种循循善诱的方式努力给我提供帮助。

再有，我现在已得不到那么多精神上的帮助了。诗人P·G·谢尔登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间曾与克莱尔和塞巴斯蒂安交往甚密。我那次与克莱尔仓促相遇后不久便去拜访了谢尔登，他很和善，愿意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两个月之后（当时我已开始写这本书了），又是谢尔登告诉了我克莱尔的死讯。克莱尔看起来是那么正常、那么健康的年轻女人，她怎么会因大出血而死在空空的摇篮旁边呢？谢尔登告诉我，在《成功》证明了它的标题名副其实的时候，她有多么高兴。因为《成功》这次确实成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本优秀的书会失败，而那本同样优秀的书却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原因将永远是个谜。与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小说的情况一样，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为了让《成功》受到热情的宣传和热烈的赞扬而动一根手指头，也没有拉关系走后门。当一家剪报社开始不断地给他寄来赞扬他的书评样张时，他拒绝订购那些剪报，也绝不感谢那些好心的评论家。在塞巴斯蒂安看来，一个评论家说出自己对一本书的看法不过是履行职责，对这样的人表示感谢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侮辱，因为评论家做出的评判本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如果感谢他，就意味着对他那冷若冰霜的平静态度报以温暖的感情。再说，塞巴斯蒂安一旦开始感谢某个评论家，就不得不对其以后的每一行评论文字感谢来感谢去，唯恐突然停止感谢会伤害人家；最后，这种潮湿眩晕的温暖会发展下去，因此，无论这位或那位评论家多么以讲实话著称，心存感激的作家可能永远无法确知评论的字里行间是否悄悄掺杂了个人的同情。

在我们的时代，名望太平常了，不能与始终环绕着一本值得称赞的书的光环混为一谈。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名望，克莱尔都愿意享受它。她想见一见那些想见塞巴斯蒂安的人，而塞巴斯蒂安却绝对不想见他们。她想听听陌生人谈论《成功》，可是塞巴斯蒂安却说对那本书已经不感兴趣了。她想让塞巴斯蒂安参加一个文学俱乐部，与其他作家交往。有一两次，塞巴斯蒂安穿上浆洗过的衬衫去了，在专门为他安排的正餐会上连一句话都没说，回来就把衬衫脱了。他感觉很不自在。他睡不着觉。他一阵阵地发脾气——对克莱尔来说这可是个新添的毛病。一天下午，塞巴斯蒂安在书房里写《有趣的山》，试图在“神经痛”的黑暗岩石之间走一条滑溜溜的陡峭小路，这时克莱尔进来了，她用最柔和的声音问他是否愿意会见一位访客。

“不见，”他说，一面对着刚写下的字呲牙咧嘴。

“可是，你叫他五点来的，而且……”

“你把事搞糟了……”塞巴斯蒂安喊道，并把自来水笔甩向受到惊扰的白墙，“你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干活吗？”他喊道，声音越来越大，就连刚才一直在隔壁房间和克莱尔下棋的P·G·谢尔登都站了起来，关上了通向大厅的门。大厅里，一个谦恭的小个子男人正在等候。

有的时候，塞巴斯蒂安会有一种疯狂嬉闹的心绪。一天下午，他和克莱尔以及几个朋友在一起，他发明了一个绝妙的捉弄人的把戏，准备和一个他们将在正餐后会见的朋友开玩笑。奇怪的是，谢尔登忘记了那个计谋具体是什么了。塞巴斯蒂安哈哈大笑，转过身去，两个拳头一起敲，他由衷地感到高兴的时候总会那样。他们就要出发了，大家都迫不及待，而且克莱尔事先已用电话订了一辆出租车，她的新银丝鞋闪闪发光，她已找到了她的手包，可是突然间，塞巴斯蒂安似乎对这些失去了兴趣。他看上去很厌烦，几乎没张嘴就打了个哈欠，一副很恼火的样子，他当即说要出去遛狗，然后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他有一条黑色的小斗牛㹴；最后那狗病了，不得不被消灭掉。

《有趣的山》写完了，然后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然后是他的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月亮的背面》。你还记得《月亮的背面》里那个令人快乐的人物吧——那个等火车的谦恭的小个子男人，他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了三个可怜的旅行者。这位西勒先生大概是塞巴斯蒂安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最鲜活的一个，而且也恰好是他的“研究主题”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主题我在评介《棱镜的斜面》和《成功》时已谈过了。在那两本书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某种思想，似乎突然间成了真正存在的具体东西，因此西勒先生鞠躬的每个细节都符合习俗和礼仪的规范，引人注目，独具特色——他那浓密的眉毛和较稀疏的胡子，他那柔软的衣领和“像帷幕后的偷听者的凸出身形那样移动”的喉结，他那双棕色的眼睛，他那显露出酒红色静脉的肥硕鼻子，“其形状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把自己的肉瘤丢在了什么地方”；他的黑色小领结和旧雨伞（“一只悲痛服丧的鸭子”）；他鼻孔里浓密的黑鼻毛；他摘帽子时光鲜而完美的动作给人带来的美好惊喜。可是塞巴斯蒂安的作品越好，他自己的感觉却越坏——特别是在创作两部作品的间歇里。谢尔登认为，塞巴斯蒂安几年之后才写的最后一本书（《可疑的常春花》）中所反映的世界，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把阴影投射到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了，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过是光亮的假面具，是狡猾的诱惑物，借艺术探险之名引领他准确无误地达到某个近期的目标。他可能仍像以往那样喜欢克莱尔，但是人必有一死的强烈感觉开始困扰他，使他与克莱尔的关系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要脆弱。至于克莱尔，她出于好心和天真，不经意间已在塞巴斯蒂安生活中某个阳光照耀的宜人角落里消磨时光，而塞巴斯蒂安则从未在那里停留；现在她被甩在了后面，不知道是应该努力追上他呢，还是试图叫他回来。塞巴斯蒂安一直让她快乐地忙碌，让她替他打理文学事务，帮他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她肯定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感觉到自己与塞巴斯蒂安那具有想象力的生命失去接触是危险的，但她很可能主观地认为这只是一时的不安情绪，认为“一切都会慢慢回归常态的”，并以此来安慰自己。我自然不能触及他们关系的私密的一面，首先是因为讨论一件谁都不能断言的事是很可笑的。第二是因为“性”（sex）一词的发音，包括粗俗的嘶嘶声和“［ks］、［ks］”的嘘声，在我看来是那么荒唐，我不禁怀疑这个词是否真的代表什么概念。说实在的，我相信我们在处理人性问题时，给予“性”一种特殊的情境，让“性的概念”流传（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并用它“解释”其他的一切，是一个严重的推理错误。“一朵浪花的激荡不能解释整个大海，包括从海上明月到海蛇在内的整个大海；但是岩石臼里的积水与通往中国的波光粼粼的航路同样都是水。”（见《月亮的背面》）

“肉体的爱不过是表达同一件事物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由‘性管’奏出的特殊音符，你一旦听到那种音符，它就会回响在你灵魂的所有其他区间。”（见《丢失的财物》第八十二页）“一切事物同属于天地万物的秩序，因为这就是人类感知方式的一致性；是个性的一致性；是物质的一致性，无论物质可能是什么。唯一真正的数字是‘一’，其他数字无非是‘一’的重复。”（见《丢失的财物》第八十三页）即便我从某个可靠的来源得知克莱尔不大符合塞巴斯蒂安做爱的标准，我也不想把塞巴斯蒂安经常发生的焦虑和紧张归咎于他对性生活的不满意。可是由于他经常对什么事都不满意，他也可能不满意这段浪漫爱情的色彩。请注意，我用“不满意”这个词是广义的，因为塞巴斯蒂安在生活中的那个阶段情绪很复杂，比Weltschmerz或者说忧郁情绪要复杂得多。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可疑的常春花》来理解。在那个时候，《可疑的常春花》还只是远方的浓雾。它很快就要变成海岸的轮廓线了。一九二九年，一位有名的心脏科专家奥茨医生劝塞巴斯蒂安去阿尔萨斯大区的布洛贝尔住上一个月，那里有一种疗法证明很有效，已治好了几个与他情况相似的病人。当时似乎有个默契，塞巴斯蒂安将独自去那里。动身之前，塞巴斯蒂安和普拉特小姐、谢尔登、克莱尔一起在他的公寓里喝茶，他很快活，很善谈，还取笑克莱尔，说她帮他收拾行李时，不顾他爱挑剔，竟当着他的面把自己皱皱巴巴的手绢掉在他的衣物里。然后他猛地抓住谢尔登的袖口（他自己从来不戴手表），眯着眼睛看了看时间，突然往外跑，尽管离开车还有大约一个小时。克莱尔并没表示要送他去车站——她知道他不喜欢那样。塞巴斯蒂安吻了她的额头，谢尔登帮塞巴斯蒂安把旅行包提了出去（我刚才说了吗？塞巴斯蒂安一般不雇用仆人，除了一个心不在焉的女清洁工和一个附近饭店送饭的侍者以外）。他走后，那三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突然间，克莱尔放下茶壶说：“我想，那块手绢想和他一起去，我非常能领会那个暗示。”

“你别傻了，”谢尔登先生说。

“为什么不行？”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想去赶那趟火车，”普拉特小姐说……

“为什么不行？”克莱尔又说一遍，“我还有四十分钟，可以赶上那趟火车。我现在就跑回住处，带上一两件东西，跳上出租车……”

她确实这样做了。在维多利亚车站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给已回到家的谢尔登打了电话，苦笑着告诉他塞巴斯蒂安甚至不愿意让她待在站台上等火车开走。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幻象：克莱尔到了车站，带着手提包，就要张开嘴幽默地一笑，她那双朦胧的眼睛费力地盯着车窗搜寻塞巴斯蒂安，最后找到了，或许是塞巴斯蒂安先看见了她……“你好，我来了。”克莱尔一定是很快活地说，也许有点过于快活……

几天之后，塞巴斯蒂安给克莱尔来了信，告诉她布洛贝尔非常宜人，自己的身体特别好。然后就没有音信了，只是在克莱尔给他发了一封表示担忧的电报以后，他才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要缩短在布洛贝尔的日程，要去巴黎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家。

就是在那个周末，塞巴斯蒂安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两人一起到一家俄国饭店去吃饭。我从一九二四年就没再见过他，现在已经是一九二九年了。他看上去很疲惫，像是有病，由于他面色苍白，给人的印象是没刮胡子，尽管他刚去过理发店。他的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疖子，上面贴着粉红色的护创胶布。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了解了我的情况，然后我们两人都觉得继续谈话很不自在。我问他我上次见过的、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哪个姑娘？”他问，“哦，克莱尔呀。是啊，她挺好的。我们就算结婚了吧。”

“你显得有点病态。”我说。

“就是有病我也不在乎。你愿意吃‘佩尔米尼饺子’吗？”

“真想不到你还记得那东西的滋味。”我说。

“我为什么不应该记得呢？”他冷淡地说。

我们吃着饭，有几分钟没说话。然后我们喝咖啡。

“刚才你说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布洛贝尔？”

“是啊，布洛贝尔。”

“那儿好吗？”

“这要看你认为什么叫好，”他说，他下巴的肌肉动了动，咬了一下牙，把要打的哈欠憋了回去，“对不起，”他说，“我希望在火车上能睡点觉。”

他突然抓我的手腕。

“八点半。”我回答。

“我得打个电话，”他咕哝着说，并迈开大步穿过饭店的店堂，手里还拿着餐巾。五分钟后，他回来了，上衣口袋露出一半餐巾。我把它揪了出来。

“你看，”他说，“非常抱歉，我得走啦。我忘了还有个约会。”

“我总感到沮丧，”塞巴斯蒂安·奈特在《丢失的财物》中写道，“人们在饭店里从来不注意那些给他们端饭、存大衣、推门的活跃的神秘人物。几个星期前，我曾提醒一位刚和我一起吃过午饭的商人说，刚才那个递给我们帽子的女人耳朵里塞着棉花。他显得很困惑，并说他根本就没注意到那里有女人……在我看来，因为忙着赶路而注意不到出租车司机有兔唇的人，是个偏执狂。当我想到一群人里只有我一人关注那个卖巧克力糖的女孩的轻微的、非常轻微的跛足的时候，我常感觉自己就像坐在许多盲人和疯子中间。”

就在我们离开饭店走向出租车车站的时候，一个眼睛昏花的老人舔了舔大拇指，递给塞巴斯蒂安，或者我，或者我们两人，一张他在散发的广告。我们两人都没有接，都直视前方；我们是面色阴郁的梦想者，无视他的赠予。塞巴斯蒂安对一辆出租车打手势时，我对他说：“那就再见吧。”

“哪天到伦敦来看我吧，”他说，并向后扫了一眼，“等一等，”他又说，“这不行。我伤害了一个乞丐的感情……”他离开了我，很快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他仔细地读了上面的内容后才把它扔掉。

“你想搭一段车吗？”他问。

我感觉他恨不得快点甩掉我。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没听清楚他对司机说的地址，可是我记得他叫司机开快点。

当他回到伦敦时……不，这段故事的线索断了，我又得求别的人把线索接上。

克莱尔马上注意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吗？她马上猜疑发生的是什么事了吗？我们要不要猜想一下她都问了塞巴斯蒂安什么，塞巴斯蒂安是如何回答的，她又说了些什么？我想不必了……谢尔登在塞巴斯蒂安回来后不久就见到了他们两人，发现塞巴斯蒂安显得很怪。可是他以前也显得很怪呀……

“我很快就开始担心了。”谢尔登说。他单独约见了克莱尔，问她是否认为塞巴斯蒂安还正常。“塞巴斯蒂安？”克莱尔说，脸上慢慢显现出可怕的微笑，“塞巴斯蒂安疯了，疯得厉害。”她睁大浅色的眼睛重复道。

“他不跟我说话了。”她又小声说了一句。

然后谢尔登约见了塞巴斯蒂安，问他有什么事不对头。

“这跟你有关系吗？”塞巴斯蒂安厌恶而又冷静地问。

“我喜欢克莱尔，”谢尔登说，“所以想知道她为什么整天像丢了魂似的。”（她每天都去塞巴斯蒂安那里，坐在她过去从来不坐的角落里。她有时给塞巴斯蒂安带去糖果或者一条领带。糖果还放在那里没有动，领带还半死不活地挂在椅背上。她就像幽灵一样穿过塞巴斯蒂安的身体。然后她会默默地消失，就像来的时候那样悄无声息。）

“唔，”谢尔登说，“伙计，你说吧，你都对她干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