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先生的书《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得到了报刊的好评。多家主要日报和周刊都发了长篇评论。有评论说这本书“给人印象很深，很有说服力”。也有评论赞扬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能看清一个“本质上是现代的”人物。有的评论还引用了他书中的许多片断，说明他能有效地使用简明的话语。一位评论家甚至向古德曼先生脱帽致敬——让我补充一句，古德曼先生已经把自己的帽子当成了胡说八道的话筒。简而言之，人们本应敲古德曼先生的指关节教训他的，却拍着他的后背表扬了他

就我而言，如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只不过是另一本糟糕的书，到第二年春天就注定要和同类的书一起被遗忘的话，我根本不会理睬它。我知道“忘川文库”里虽然收入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可要是缺了古德曼先生的书就不够完整，就太可惜了。可是这本书虽然写得不好，还有别的意义。由于它的题材特点，它肯定会自动地变成炫耀另一个人长盛不衰美名的卫星。只要人们记得塞巴斯蒂安的名字，总会有博学的研究者勤快地爬上梯子，去寻找在书架上半睡半醒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这本书被排在戈弗雷·古德曼的《人类的堕落》和塞缪尔·古德里奇的《生平回忆录》中间。所以，如果我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题材，那完全是为了塞巴斯蒂安·奈特。

古德曼先生的方法和他的哲学一样简单。他的主要目标是说明，“可怜的奈特”是他所谓的“我们的时代”的产物和受害者——尽管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热衷于和别人分享他们的精密计时器般的概念。对古德曼先生来说，“战后的动荡”、“战后一代人”是开启每一道门的神奇词汇。然而有一种“芝麻开门”似乎不如万能钥匙魔力大，这恐怕就是古德曼先生的那种。可是他认为一旦撞开门锁就能找到东西，那是错误的。我并不是想说古德曼先生善于思考。他即使努力也思考不了。他的书只关注那些为了（在商业上）吸引平庸的读者而展示的观念。

在古德曼先生看来，“刚从剑桥大学那雕刻的蛹壳里脱颖而出的”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个具有敏锐感受力的青年，生活在一个残酷冰冷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种种外部现实如此粗野地侵入人最私密的梦幻之中”，因此年轻人的灵魂被逼入一种被围攻的状态，最后被彻底粉碎。“那场战争，”古德曼先生毫不脸红地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接着，他兴致勃勃地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多事之晨”所遇到的战后生活的许多特殊层面：严重受骗的感觉、灵魂的疲惫和狂热的肉体刺激（例如“狐步舞的愚蠢淫荡姿势”）、徒劳无功的感觉——及其后果：过多的自由。此外还有残酷的行为、仍在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炫目的电影院、昏暗的海德公园里轮廓模糊的一对对男女、标准化的荣耀、机器崇拜，以及美、爱情、荣誉、艺术等的堕落，等等。堪称神奇的是，古德曼先生本人（据我所知，他是塞巴斯蒂安的同龄人）竟然设法度过了那些可怕的年月并幸存下来。

可是古德曼先生能忍受的事，他笔下的塞巴斯蒂安却似乎不能忍受。作者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一九二三年，塞巴斯蒂安结束短暂旅行从欧洲大陆回来之后，在他的伦敦公寓里忐忑不安地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欧洲大陆“‘赌博地狱’的庸俗诱惑力使他不可名状地感到震惊”。是的，他“踱来踱去……突然抓太阳穴……表达不安的情绪……对这个世界表示愤慨……独自一人……急着要做点什么，可是太软弱，太软弱……”这些小圆点并不代表古德曼先生唱歌发出的颤音，而是代表我好心地省略掉的句子。“不对，”古德曼先生接着写道，“这不是一个适于艺术家生活的世界。你固然可以装出勇敢的表情，极力表现出奈特作品中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种态度令人恼火，在他最后两部作品中那种态度又使人痛苦）……你固然可以表现出鄙视和饱经世故的样子，但荆棘还存在，那尖锐有毒的荆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可是这根（完全神话般的）荆棘的存在似乎让古德曼先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如果我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上述《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的第一章里仅仅包括源源流出的黏稠的哲学糖浆，那我就有失公正了。第一章里也有构成这本书主体的那种文字画面和趣闻轶事（当古德曼先生写到塞巴斯蒂安与他相识后的那个阶段的生活时），作为点缀糖浆的岩皮饼。古德曼先生不是鲍斯威尔；但毫无疑问，他还是保存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他草草记录的他雇主的话——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关于他雇主过去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想象塞巴斯蒂安在工作间歇中会说：你知道吗，我亲爱的古德曼，这让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某一天，多年之前，当……故事就讲起来了。在古德曼看来，有六七件这样的事就足以填补他所谓的空白——塞巴斯蒂安在英格兰度过的青年时代。

这些故事中的第一个（古德曼先生认为它特别典型，表现了“战后大学本科生的生活”）描述塞巴斯蒂安领着一个从伦敦来的女友参观剑桥大学。“这是院长的窗户，”他说，然后他拿一块石头砸破窗玻璃，并说，“这就是院长。”不用说，塞巴斯蒂安一直在和古德曼先生开玩笑：这个故事和剑桥大学的历史一样悠久。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塞巴斯蒂安去德国短期度假期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天夜里，他被街上传来的尖叫声惹恼了，于是开始向吵闹的人扔东西，包括一个鸡蛋。很快就有一个警察来敲他的门，把他扔下去的东西都带来了，除了那个鸡蛋以外。

这个故事来自杰罗姆·K·杰罗姆的一部旧作（或用古德曼先生的话来说是“战前的”作品）。这又是开玩笑。

第三个故事：塞巴斯蒂安谈到他的第一部（没有发表便销毁的）小说时解释说，它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胖学生的故事，那学生旅行回到家时发现他的母亲嫁给了他的叔叔；这位当耳科医生的频频谋杀了他的父亲。

古德曼先生竟没看出这里边的笑料。

第四个故事：一九二二年夏天，塞巴斯蒂安工作过累，出现了幻视，他常看见一个光影般的鬼魂——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修士从天上朝他快速飘来。

这个故事有点难懂：它是契诃夫写的短篇小说。

第五个故事：

可是我想咱们还是打住吧，要不然古德曼先生就有变成蜈蚣的危险了。咱们还是让他继续当四足动物吧。我为他感到遗憾，但是没有办法。要是他没有那么认真地给那些“奇怪的事件和遐想”添枝加叶，发表评论，没有做出那么多的推论就好了！坏脾气的、多变的、疯狂的塞巴斯蒂安挣扎在一个粗俗的世界里，那里充满世界主宰者、飞机驾驶者、卑微委琐者、不可描述者……唔，唔，也许这里面有点什么意思。

我要像科学家那样精确。我不喜欢仅仅因为在研究的某个时刻盲目地被毫无价值的拼凑东西激怒而受阻，得不到哪怕一丁点儿真理……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他以前的秘书。他们两人是朋友吗？不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一个脆弱的、热切的塞巴斯蒂安与一个邪恶的、厌烦的世界，两者形成的对照有真实性和可能性吗？一点都没有。两者之间有没有另一种鸿沟、缺口、裂缝呢？肯定有。

你只要读一读《丢失的财物》的前三十页，就能明白古德曼先生（顺便提一下，他从来不引用任何可能与他那充满缪见的著作的主题相悖的材料）是如何无动于衷地误解了塞巴斯蒂安深藏于内心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对于塞巴斯蒂安来说，“时间”从来都不是具体的一九一四、一九二〇或一九三六年，而总是“第一年”。在他看来，报纸的大标题、政治理论、流行的观念不过是印在某种肥皂包装纸或牙膏包装纸上的喋喋不休的说明书（用三种语言写成，至少两种里有错误）。肥皂或牙膏的泡沫很多，说明书也很令人信服——可是仅此而已。他完全可以理解那些敏感而聪明的思想家因为中国发生地震而睡不着觉；可是，以他的性格，他不能理解那些人想起许多年前（年数与距离中国的英里数一样多）发生的类似天灾时为什么全然感觉不到同样的反感和痛苦。对他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测量同一种永恒未来的尺度，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以任何特殊的、“现代的”方式对古德曼先生所谓的“战后欧洲的氛围”做出反应，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塞巴斯蒂安来到这个世界，有时感到快乐，有时感到不自在，就像一个旅游者可能因看到海上的景象而激动万分，而几乎同时又晕船。无论塞巴斯蒂安可能生在什么时代，他都会既惊喜又难过，既高兴又恐惧，就像一个看哑剧表演的小孩子不时想着明天不得不去看的牙科医生。塞巴斯蒂安感到不自在，不是因为他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里讲究道德，也不是因为他在一个道德的时代里不讲究道德，更不是因为他的青春在一个充斥着过分迅速产生的一系列葬礼和焰火的世界上没有充分自然迸发而产生压抑感，而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节奏比其他人的要丰富得多。就是在那时候，在他的剑桥大学阶段行将结束的时候，也许再早一点，他就知道自己最细微的想法或感觉总是比邻室学友的想法和感觉多出至少一个维度。如果他生性爱故弄玄虚的话，他很可能会炫耀这一点。可是他的本性并非如此，所以他只因为自己是玻璃当中的水晶、圆圈当中的球体而感到尴尬（但是与他最后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时的经历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塞巴斯蒂安在《丢失的财物》中写道：“我是那么羞涩，不知怎么总是犯我最不想犯的错误。我极力去适应周围的环境，与其保持颜色一致；在这灾难性的努力中，我只能被比作一条患色盲症的变色龙。对我和对别人来说，我的羞涩本来更容易忍受，如果它是正常的、黏黏糊糊、疙疙瘩瘩的那种：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且谁都不会真正介意；可是在我身上，羞涩以一种病态的隐秘形式表现出来，这与青春期的痛苦没有任何关系。酷刑房里最陈腐的发明中，有一项是不让犯人睡觉。大部分人度过一天时，大脑的这部分或那部分会处于昏昏欲睡的快乐状态：一个正在吃牛排的饥饿的人只对自己的食物感兴趣，而不会有兴趣，比如说，去回忆一个他七年前做过的关于戴高礼帽的天使的梦。但我的情况是，我大脑里所有的百叶窗、盖子和门全天候同时打开。大多数人的脑子星期天都休息，而我的脑子却连半天休假都得不到。这种全天清醒的状态特别痛苦，而且它的直接后果也是痛苦的。我理所当然必须做的每一个普通动作都显得那么复杂，在我的脑中引起了那么多的联想，而且这些联想是那么微妙和费解，对于实际生活毫无用处，因此我要么放下手头的事不做，要么因为神经紧张而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一天上午，我去见一家评论杂志的编辑，我想他有可能刊登我在剑桥时写的诗。我听着他结结巴巴的说话声，看着外面由房顶和烟囱构成的图案中的多个斜角组合，它们由于窗玻璃的瑕疵而显得有些扭曲，再闻到房间里一股发霉的怪味（是玫瑰花在字纸篓里腐烂的气味吗？），我的思想开了小差，去执行费时间的复杂任务去了，所以我没有说出原来想说的话，而是突然对这个初次见面的人谈起了我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的文学创作计划；那个朋友曾叫我替他保密，可是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知道我的意识经常开小差，很危险，因此我害怕见人，害怕伤害他们的感情，害怕自己在他们眼里会显得可笑。但是这个如此折磨我的特性或者说缺点，在遭遇所谓‘生活的实际方面’的挑战时（虽然你我都知道，记账和卖书在月光下都显得那么怪，那么不真实），却变成了一种产生极大快乐的手段，每当我向孤独让步的时候都是如此。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它是我的家园（只要我的本性能够承受“家园”的概念）；我有吉卜林那样的心境，有鲁珀特·布鲁克那样的心境，有豪斯曼那样的心境。无论是哈罗德百货公司附近一个盲人的狗还是一个街头画家的彩色粉笔，无论是去新福里斯特乘车游览时见到的棕色树叶还是贫民区黑砖墙上挂着的一个锡制澡盆，无论是《笨拙》周刊上的一幅画还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华丽段落，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和谐，在这和谐之中，我也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我在伦敦度过的青年时代，我记得那些次无休止的、漫无目的的游逛，记得一扇被阳光照耀得晃眼的窗户突然刺穿蓝色晨雾的情景，记得一根根黑色电线上雨珠流动的美丽景象。我似乎迈着缥缈的脚步越过一片片鬼影绰绰的草坪，穿过一个个充斥着夏威夷音乐刺耳音响的舞厅，经过一条条名字好听但毫无生气的小街，最后来到一个温暖的山谷，那里有一个与我的自我最相像的东西蜷缩在黑暗之中。”

可惜古德曼先生事先没有闲空仔细阅读这一段；即使他读了，他是否能抓住其中的含义还值得怀疑。

古德曼先生很大方，给我寄来一本他的书。在附带的信函里，他用极其诙谐的口吻（以及让人从字里行间能体会出的和善的一眨眼）解释道：如果我们那次访谈时他没提这本书，那是因为他想让这本书给我极度的惊喜。他的口气、他的大笑、他的言辞浮夸的妙语——这一切都暗示：一个声音粗哑的老世交出现了，并且给最小的孩子带来了珍贵的礼物。可是古德曼先生不是一个好演员。他也根本不是真的认为我见到他写的书会高兴，不是真的认为我会因为他特意给我家的一个成员扬了名而高兴。他一直都知道他的书是垃圾，他知道这本书从封皮、护封，到护封上的简介都骗不了我，报刊上的任何评论和短评也都骗不了我。我不太清楚他当时为什么认为不让我知道这事更为明智。也许他以为我会调皮地坐下来以飞快的速度写我的书，好赶上与他那本书同时出版。

可他并不只是给我寄来了书。他还按照承诺给我写了细节说明。这里不是讨论那些事情的地方。我把那些材料交给了我的律师，他已经告诉了我他的结论。在这里我只能说，塞巴斯蒂安在实际事务方面的真诚态度被人以最粗暴的方式利用了。古德曼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文学代理人。他只是在书籍上下赌注。他当然不属于那种智慧的、诚实的、努力工作的职业人士。这事我们就说到这里；但是对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或者不如说是《古德曼先生的闹剧》，我的话还没说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