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尔睡眼蒙眬，依然还眨巴着眼睛，他黄色的睡衣没有扣上，露出了粉红色的肚皮。他走出房间，来到阳台。湿漉漉的树叶闪烁着刺眼的光亮。大海一片白花花蓝兮兮，波光粼粼。隔壁阳台上晾晒着他妻子的泳装。他回到自己昏暗的卧室，急忙穿上衣服，出发前往柏林。八点钟有一班公交车，花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斯维斯托克以及它的火车站；如果乘出租车，那就用不了半小时就可以赶早一班火车。淋浴时，他克制着不唱出声来，以免影响隔壁邻居。他在阳台上对着一面用螺丝固定在栏杆上的绝对稳定不易破碎的新式镜子，高高兴兴地刮好胡子。他奔回昏暗的卧室，轻快地穿上外衣。

他非常轻声地打开毗邻卧室的房门。床上传来玛莎语速很快的声音；“我们去凤尾船上玩‘翻筋斗’赌戏。请你快点。”

睡梦中她经常含糊不清地念叨弗朗兹、弗丽达、东方绝技。

德雷尔拍了拍身体两侧，看看合适的口袋里是否已经放好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他笑了，说：“再见，我亲爱的，我走了，回城去了。”

她用苏醒的嗓音嘟哝，随后清晰地说：“给我一些水。”

“我急着要走，”他说，“你自己弄，好吗？你该与弗朗兹一起去游泳了，晴空万里的早晨哪！”

他弯腰倾向卧床，闻了闻她的头发，然后穿过他自己的卧室，进入通向电梯的长走廊。

他在库尔豪斯露台喝了咖啡，吃了两个黄油蜜糖小圆面包；他看了看手表，又吃了第三个面包。在海滩上，你可以看见身披艳丽浴衣的早起游泳者。大海变得越来越波光粼粼。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跳上一辆门卫叫来的出租车。

大海被抛在了身后。到了这个时刻，绿蓝交织的大海上星星点点又多了一些海浴者。每个阳台都发出清脆的丁零当啷的早餐声。弗朗兹机械地用手臂夹了一个讨厌的水球，沿着走廊来到玛莎的房门前，他敲了敲门，没有应答。房门是锁着的。他敲了敲德雷尔的门，推门进去，发现舅舅的房里乱七八糟。他正确判断：德雷尔已经离开饭店前往柏林了。等待他的是可怕的一天。通向玛莎房间的门虚掩着。屋里很黑。就让她睡吧。这样很好。他开始蹑手蹑脚地离开，可是，黑暗中传来玛莎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给我水？”她没精打采地坚持说。

弗朗兹找来一个细颈盛水瓶和一个玻璃杯，然后朝卧床走去。玛莎慢慢起身，伸出一条赤裸的手臂，急切地喝了起来。他将水瓶放回梳妆台，想再次偷偷溜走。

“弗朗兹，过来！”她用同样倦怠的声音招呼道。

他在她的床沿坐了下来，讨厌地估计她会命令他完成一项任务，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他一直设法避免这项任务。

“我想我病得很重。”她忧虑地说，她的头没有从枕头上抬起。

“我来摁铃，让宾馆送咖啡来，”弗朗兹说，“今天是星期天，而且这里很昏暗。”

她又开始说话：“他用完了所有的阿司匹林。去药房给我买一些。叫他们把那根桨拿掉——它一直硌疼我。”

“桨？那是你的取暖瓶。你怎么啦？”

“求你了，弗朗兹，我不能说话。我很冷，需要很多毯子。”

他从德雷尔的房间里取来一块毯子，笨手笨脚地、随随便便地盖到她身上，心里很烦恼，觉得这是女人一时的怪念头。

“我不知道药房在哪里。”他说。

玛莎问：“你买来啦？你买了什么？”

他耸了耸肩，出去了。

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药房。除了阿司匹林，他还买了一罐剃须膏和一张海湾风景明信片。邮件安全到达了，不过埃米上次来信担心：他的头没事吧？他记得自己回了信，要她别瞎担心，尽管放心等等。在沿着阳光明媚的海滨步道回宾馆的路上，他停下脚步俯瞰整个海滨。他将阿司匹林的包装盒与剃须膏分开，剃须膏放进了口袋。突然，一阵轻风吹来，吹走了那个装两样东西的小纸袋。这时，一对让人迷惑不解的外国夫妇超越了他。他们两人都穿着海滨浴衣，走路飞快，边走边用他们神秘的语言快速交谈。他觉得他们看了他一眼，然后暂时停止了交谈。超越他以后，又开始交谈；他觉得他们是在议论他，甚至说到了他的名字。这让他感到尴尬，让他火冒三丈：这个该死的幸福的外国人带着他皮肤棕褐色、头发浅黄色的可爱女友，急急忙忙前往海滩，竟然对他的尴尬处境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十分怜悯，而且说话时并不是不带某种嘲弄的口吻：一个诚实的青年被一个老女人诱奸了，私自占用了，尽管她衣着华丽、脸上涂脂抹粉，但依然像一只白色的大蛤蟆。通常来说，在这些一流时尚的旅游胜地，游客总爱打听别人的隐私，他们嘲弄别人，是一些很刻薄的人。他感到羞耻，自己汗毛浓密的身子几乎袒露无遗，那件浴衣也是冒牌货。他咒骂海风，咒骂大海，手里紧攥着那个药片盒子，走进了宾馆大堂。他那个被风吹走的薄纸袋沿着海滨步道飘起，落下，又飘起，轻轻飘过那对幸福的恋人，随后朝着露台栏杆孔眼里边的一个长凳飘去，长凳上坐着一个晒太阳的老头，他正在用拐杖的末梢略有所思地刺破它。接下来纸袋会有什么结果，那也就不得而知了。那些急急忙忙赶往海滩的人们没有追踪它的命运。木台阶连通沙滩。人们都急于投入大海缓缓的晶莹的层层浪潮。白色的沙子在脚下发出阵阵歌声。在上百个相同的彩色条纹棚屋中间，人们很容易认出自己的棚屋——不仅依靠棚屋上印着的号码：那些出租物品已经习惯迅速熟悉它们的偶然租用者，它们成了游客生活的一部分，简朴而可靠。三四个棚屋以外就是德雷尔家租用的棚屋，此时它空关着——德雷尔、他妻子、他外甥都不在那里。棚屋四周有一堵高高的防御土墙。一个身穿红色短裤的小男孩正在攀爬那堵土墙，沙子慢慢地流下来，闪闪发光，不久，一整块沙墙溃塌了。德雷尔夫人不喜欢看见陌生孩子毁了她的堡垒。堡垒里面和四周不安分的家伙们已经有机会留下乱七八糟光脚丫子的脚印。没人能分辨出德雷尔粗壮的脚印和弗朗兹狭窄的脚底印。过后不久，施瓦茨和魏斯来到此地，他们惊讶地发现棚屋里还没人来。“有趣、可爱的女人。”他们中一人说，另一人的目光越过海滩，瞭望海滨步道，瞭望步道那边的宾馆，回答说：“噢，我断定几分钟后，他们会下来的。我们去游一会儿，过一会儿再来。”那间棚屋和它的城壕依然人迹罕至。那个小男孩已经奔回到他姐姐的身边，他姐姐已经提来一桶蓝色的玩具水；经过一番魔术般操弄和轻轻拍打，从水桶里小心翼翼摇晃出一个已经成形的完美巧克力沙子圆锥体。一只白蝴蝶迎风飞过。彩旗迎风招展。摄影家的喊叫声越来越近。游泳的人们进入浅水区，像没有滑雪杆的滑雪者那样移动着他们的双脚。

与此同时，火车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南行驶，德雷尔的脑海里舒舒服服地回想起这些海边的景象——层层叠叠的绿色海浪波光粼粼，他乘坐的柏林快车离开大海越远，这些景象就越发持续不断地唤起他的关注。一想到他正在再次被转化成一个有着商人计谋和幻想的商人时，城里等待着他的那件已经预先尝到滋味的事情变得有点淡然无味；而在那里，在海边，在真正现实的白色沙滩上，他正在把自由留在身后。他越接近大都市，那闪光的plage对他来说就越发引人入胜，从罗克角看去很像海市蜃楼。

回到家里，园丁告诉他汤姆死了：他认为狗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发现时已经昏迷不醒，他说它死在他的怀抱里。德雷尔给了他五十马克作为安抚，他悲伤地想到，除了这个老大粗的士兵之外，没人真正喜爱那条可怜的狗。到了办公室，他得悉里特先生不打算在阿德勒霍夫宾馆的大堂见他，而是改在“皇家”酒吧。去那里之前，他给伊索尔达挂了电话，她在施潘道她母亲的家里。他百般奉承，求她晚上短暂约会一次，但是伊索尔达说她很忙，建议他明天或后天再给她打电话，带她去看电影《王，后，杰克》的首场公映，然后看情况再说。

他的美国客人是个和蔼可亲、教养有素的人，铁灰色的头发，下巴三叠。他问候了玛莎，两年前他见过她。德雷尔失望地发现，那次令人愉快的聚会以来他所学的英语不足以应付里特先生的鼻腔发音——里特先生很有礼貌，他改成用老式德语来交谈。等待德雷尔的另一个失望是那个“实验室”。原先许诺他有三个机器模特儿，而现在只有两个可供演出——一个是最初的那个老绅士，身着德雷尔蓝色运动上装的复制品；另一个是表情僵硬、头戴古铜色假发的女士，她颧骨高高的，下巴粗壮像个男人，身上穿着绿色的裙子。

“你是否应该把她胸部再填充得鼓一点？”德雷尔责备地建议说。

“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发明家说。

“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德雷尔说，“有点像男扮女装！”

“如果你喜欢，可以填充可塑性混合物。我们遇上了一些麻烦，一根肋骨没能正常起作用。毕竟，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要比上帝给的多，经理先生。但是，我敢断定，你会喜欢她屁股的扭动。”

“还有一件事，”德雷尔说，“我不太喜欢那个老家伙的领带。你一定是从克罗地亚或者列支敦士登买来的。不管怎么说，领带不是我商店出售的。事实上，我记得上次他戴的那根领带；它很漂亮，淡蓝色的，像你戴的这一根。”

默里茨和马克斯吃吃笑了起来。

“我坦白，”发明家镇定地说，“为了这个重要时刻，领带是借来的。”他开始担心起他窸窣胡须下高领的饰纽，不过在饰纽绷开之前，德雷尔已经“嗖”地摘去了他自己的蓝灰色领带，敞开衣领，在人们所知道的他在场的剩余时间里一直保持这种姿态。

里特先生在“剧场”的椅子中打瞌睡。德雷尔大声咳嗽，他的客人惊醒了，像孩子一样揉揉眼睛。表演开始了。

那个机器女人扭动着尖屁股穿过舞台，与其说像个梦游者，还不如说像个拉客妓女。她后面跟着个醉醺醺的放荡人。不一会儿，她穿着貂皮外套又一次抽搐着走过，打了个趔趄，然后恢复正常，完成她令人感到痛苦的舒展身子；这时，厢房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她潜在的客户没有出现。一阵长时间停顿。

“你请我的那顿饭确实不错，”里特先生说，“明年春天你和太太来迈阿密探访我时，我会报答你们对我的款待。我有个西班牙厨师，在伦敦一家法国餐馆工作过好几年，所以你们一定会吃上一顿丰盛的大都会菜肴。”

这一次，机器女人踩着四轮旱冰鞋慢慢飘然而至。她穿着黑色的晚礼服，双腿僵硬，侧面看上去像个骷髅；她的露肩上衣泄露了里面罗纹织物上的污迹，那是制造者匆忙制造时留下的。她的两个合作伙伴在幕后没能抓住她，“嘭”一声不祥的撞击声，她短暂的生涯结束了。又一阵停顿。德雷尔心想，自己怎么会一时冲昏头脑，接受这种歪歪斜斜、摇晃不定的机器模特儿，更不要说赞赏他们了。他希望表演的高潮能够来临，但是里特先生和他都没能看到最精彩的表演。

那个老家伙登场了，他身着晚礼服，手戴白手套，一只手举到高顶黑色大礼帽的帽檐处，看上去兴高采烈、精神十足。他在观众面前停了下来，开始摘下帽子，过程复杂，过分复杂地致礼。某种机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停！”发明家镇定自若地嚎叫一声，迅速朝这个机械疯子奔去，“太晚了！”帽子在炫耀的挥动之中掉落了，手臂也掉落了。

一位摄影师慈悲地按下了黑色的快门。

“How have you liked？”德雷尔用英语说。

“非常有意思，”里特先生边说边起身离开，“过几天我会答复你的。我必须作出决定，明白吗？资助两个项目中的哪一项。”

“另一个项目跟这个相同吗？”

“噢，不。天哪，不！另一项有关豪华宾馆的自来水。使水发出人们能听懂的曲调。字面意思是‘水的音乐’。水龙头交响曲。听着威尼斯船夫曲洗手，听着罗恩格林沐浴，一边听德彪西一边漂洗衣物。”

“或者在一首巴赫乐曲中淹死。”德雷尔一语双关地说。

傍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里度过，想读一部英语剧本，名叫《坎迪德》，可是头脑不时陷入倦怠的思绪。机器模特儿已经尽了全力。天哪，它们被逼得太甚了。蓝胡子浪费了他的催眠力，现在它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意义，所有活力和魅力。他很感激它们，有点含糊不清地感激，因为它们完成了魔幻般的任务，那种激动，那种期待。可是现在它们只会让他倒胃口。

他又费力地阅读了一场戏，每当遇到生词，就尽量翻阅词典。明天他给伊索尔达挂电话。他要雇用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教他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式的英语。他会再次把发明兜售给蓝胡子。啊，绝妙的主意！只要象征性的十美元！

屋子多么安静！没有汤姆，没有玛莎。她不肯轻易认输，可怜的姑娘！突然，他明白了，为什么屋子显得格外死气沉沉，安静得让人难以捉摸：家里所有的钟都停了！

十一点刚过，他从舒适的椅子里起来，刚要上楼去卧室，电话响了，电话像一只冰凉的手拽住了他的肩膀。

此时，他正乘着一辆豪华高级出租车奔驰在路上，司机熊腰虎背，驾车穿梭在夜色茫茫的浩瀚树林、田野和北部小镇之间，焦急的黑夜将它们的地名全都搞混了——瑙萨克、乌斯特贝克、普里茨堡、内布科。车子驶过时，这些地方微弱的灯光胡乱地在他面前闪过，汽车抖动着，摇晃着，他们给他许诺过，五小时便可到达，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他到达斯维斯托克时，灰色蒙蒙的早晨已经来临，自行车闹哄哄地穿行于慢慢费劲爬行的大卡车中间；从斯维斯托克到格雷维茨还有二十英里。

服务台的接待员是个黑头发的年轻人，面颊瘦削，戴了副大眼镜；他告诉德雷尔，宾馆的一位客人碰巧是国际著名的利斯特教授，他昨晚去探望夫人，现在与她在一起。

德雷尔朝他的套房走去。医生是个高个秃顶的老头，身穿一件朴素的晨衣，手臂底下夹着一个棕色小包，从玛莎的房间里出来。“真是闻所未闻！”他对着德雷尔低声抱怨说，甚至不愿费劲与他握手，“一个得了肺炎的女人，高烧发到一百零六度，竟然没人去关心她！她丈夫就让她这样留在这里，独自外出旅行了！她的外甥是个傻子。如果昨晚女佣不叫我，你也许还在柏林寻欢作乐呢！”

“病情严重吗？”德雷尔问。

“严重吗？呼吸五十下。心律不齐。二十九岁的女人心脏这种样子是不正常的。”

“三十四岁，”德雷尔说，“她的护照上弄错了。”

“三十四岁也一样。不管怎么说，应该马上把她送到斯维斯托克诊疗所去，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对她进行适当医疗。”

“好的，马上送去。”德雷尔说。

老医生生气地点点头，然后拂袖而去。玛莎讨厌的三个女佣之一，三天里至少偷了三块手帕，现在穿成了护士模样（冬天她曾在诊所里工作过）。

身着棕色平纹衫还是混色花呢衫？弗朗兹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正打着哈欠。医生一阵风似的走过，想在回斯维斯托克之前再快速下海游一阵。棕色平纹衫。看着这个年轻的家伙神情沮丧，格鲁夫·利斯特禁不住有些伤感，他在海滨步道上对着弗朗兹高声喊道：“你舅舅来啦！”

弗朗兹上楼去德雷尔的房间，他站着倾听隔壁房间里阵阵呻吟和含糊不清的嘟哝声。命运会不会让她泄露他俩之间的秘密？他非常轻声地敲了敲门。德雷尔从玛莎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看见弗朗兹心烦意乱的样子，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不一会儿，他们从阳台上看见救护车开进了宾馆的专用车道。

玛莎坐在白色的小船上，漂浮在海浪之上，小小的尖尖的海浪，浪头随着她的呼吸卷起回落；德雷尔和弗朗兹掌舵。弗朗兹越过德雷尔低垂的脑袋朝她微笑，她看见自己色彩鲜艳的阳伞在他的眼镜里幸福地闪动。弗朗兹穿着衬衫式长睡衣，一件属于他父亲的长睡衣；他继续期待地朝着她微笑，小船随着波浪回落，吱嘎作响，像安在弹簧之上一样。玛莎说：“时间到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德雷尔站起身来，弗朗兹也站起身来，两人都站立不稳，一起爽朗地哈哈大笑，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一起。弗朗兹的长睡衣在海风中轻轻飘动，此时，他独自一人站着，依然在哈哈大笑，依然在摇晃，突然从海里伸出一只手。“拿桨打他！”玛莎高声喊道，她笑得噎住了。弗朗兹稳稳地站在海水的蓝色玻璃之上，举起了桨，那只手消失了。此时，在船上只有他们两人，那不再是艘船，而是一家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张大理石的大桌子。弗朗兹正坐在她对面，他奇怪的服饰不再是个问题。他们喝着啤酒（她多么口渴啊！），弗朗兹分享她那杯摇晃不定的啤酒，与此同时，德雷尔不断用他的钱包击拍餐桌，招呼服务员。“现在，”她说，弗朗兹对着德雷尔的耳朵说些什么，德雷尔起身，哈哈大笑，他们两人都离开了。玛莎等着椅子升起和回落，这是一个浮动的咖啡馆。弗朗兹独自回来了，手臂上挂着她已故丈夫的蓝色夹克衫；他意味深长地对着她点点头，将夹克衫扔到那把空椅子上。玛莎想亲吻弗朗兹，但是，桌子隔离着他们，大理石边缘刺疼了她的胸膛。咖啡送来了——三壶咖啡，三个杯子——她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咖啡多了一份。咖啡太烫，她想既然天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最好还是让雨水稀释咖啡，但是雨水也太烫；弗朗兹指着路对面他们的别墅，不住地催她回家，德雷尔脸色苍白，满脸是汗，开始穿上他蓝色的夹克衫。这让她心绪不宁。这是不诚实的，这是非法的！她无声地做了个愤怒的手势。弗朗兹明白了，他坚定地责备德雷尔，开始把德雷尔领开；德雷尔摇晃着寻找他上装的袖孔。弗朗兹独自回来了。但是，他刚一坐下，德雷尔就从另一个方向出现了，鬼鬼祟祟地回来了，他的脸好恐怖，几乎认不出来。他斜眼看了她一下，摇摇头，一声不吭地坐到卧床的舵跟前。玛莎再也按捺不住了，床刚开始移动，她就尖声叫喊起来。新船沿着长长的走廊移动。她想站起来，但是一把桨挡住了她的去路。某种预感告诉她，并非一切都顺利。她记得——那件夹克衫！那件蓝色的夹克衫撂在小船的底部，它的袖子看上去是空的，但是背部却不够平坦，事实上，是鼓鼓的，像个驼峰，叫人怀疑。现在，两个袖子正在鼓起来。她看见那东西试图靠四肢撑起身子，于是就一把抓住它，弗朗兹和她将它来回荡了几下，把它抛出了小船。但是，那东西不沉入水中，它在浪间滑动，仿佛活着。她用一把桨轻轻推了推它，它一下子抓住桨，试图爬上船来。弗朗兹提醒她，它还有手表，那件衣服，因为海水，此时成了一件蓝色的雨衣，它开始慢慢下沉，有气无力地挪动它疲惫的袖子。他们看着它渐渐消失。现在好了，事情办成了，她沉浸在一阵巨大紊乱的快乐之中。现在呼吸顺畅了，他们给她喝的那杯饮料是一种神奇的毒药，本尼迪克特甜酒和胆汁，她丈夫已经穿好衣服，说：“快点，我带你去舞会，”但是弗朗兹不知把她的首饰放到哪里去了。

送玛莎去医院之前，德雷尔叫弗朗兹代为管理有关事务，他们几天以后就会回来。也许，玛莎的神志失常与她情人的思想状态基本上没多大差别。有一次，在学校考试前夕，为了避免留级，弗朗兹非常希望能够及格。有个聪明狡猾的男孩对他说，有一个窍门，如果你知道如何运用它，百试百灵。你必须十分清楚，运用你所有的脑力，攥紧拳头，想象不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不是那个及格的分数，不是她的死亡，不是自由，而是其他可能：失败，及格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以及一个健康、淫欲无度、残酷无情的玛莎回到她寻欢作乐的海滨地狱，迫使他执行他们推迟的谋杀计划。但是，根据那个男孩建议，那样还不能满足要求：那个窍门最难掌握的部分就是别去理会成功，而且要做得彻底自然，好像脑海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念头。弗朗兹想不起来在那次学校考试中自己是否成功运用了那个窍门（他最终考试及格了），但是他明白现在他没有能力运用那个窍门了。不管他如何清晰地想象他们三人又坐在马莫拉酒店的露台上，重新打赌，再次把德雷尔骗到小船上，他从眼角处也能察觉小船没有载上他们就漂走了，德雷尔正从医院打电话来说：她死了。

他走另一个极端，让自己危险地胡思乱想那种自由，让自己为等待着他的自由而狂喜。随后，在那种可怕的骄奢淫逸的幻想之后，他用其他方式卜算扑朔迷离的命运。他数了数出租的游船，然后将游船数加上海滨露天咖啡馆里的人数，他跟自己说，如果总数是奇数，那就意味着死亡。总数是奇数，不过他心想，他数数的时候是否有人离开或到来？

前天，他决定利用独自一人的机会，买些东西，要是在平日里，买这些东西德雷尔也许会风趣地嘲笑他；在他们生活中的这种关键时刻，玛莎认为这种做法是轻浮的。他一直梦想买条运动裤。他在好几家商店里逛了好几个小时，差点买下一条，然后转念一想，决定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棕色或紫色的花呢上装。此刻，他回到那家商店，试穿那条平纹棕色裤子，结果裤腰好像有点太大。他说如果在打烊前他们能够价格优惠点，那么他就买下了。他们答应了。他还买了两双棕色羊毛长筒袜。然后，他去海里游泳；游泳结束后，他去酒吧喝了三四杯白兰地，等待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摆脱两个老头笨拙下流的挑逗，结果白费心思。突然，他想到自己选择比较保守的色调就意味着自己想象到了死亡，不是生活，衣服上的五彩斑点使人联想到生活。不过，当他回到裁缝店的时候，运动裤已经准备好，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订购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弗朗兹穿上崭新的运动裤和高翻领羊毛套衫，一边喝着午餐后的第二杯咖啡，一边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水。这时，服务台接待员——据小丑舅舅说，这个接待员长得很像他——给他送来了消息。德雷尔打电话来说，夫人需要她的翡翠耳坠——弗朗兹立刻想到，是否玛莎想跳舞？不像马上要死的样子！接待员解释说，德雷尔经理先生叫他外甥去他舅母的梳妆台里取珠宝首饰，然后马上乘出租车去斯维斯托克。显然，她轻微的感冒已经很快痊愈，医生允许她当晚外出。弗朗兹苦涩地想，他预想了那么多各色各样的不测事件，但就是没有特别想到这件事。消息是一份电报，是通过电话收听的，然后由懂多种语言的服务台工作人员译出：Wisch Tu Clynch Deel Muss Have That Drunk Stop Hundred Oakey Ritter。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不过，谁管它呀！他一边咒骂利斯特，那个创造奇迹的人，一边与假弗朗兹一起乘电梯上楼，一个肥胖的锁匠，嗓子粗哑，满口啤酒味。锁匠开始打开梳妆台的锁。他擦擦鼻子，一个膝盖跪在地上，然后双膝跪地。假弗朗兹和或多或少是真的弗朗兹肩并肩地站着，眼睛盯着锁匠肮脏的鞋底。

抽屉终于开了。弗朗兹打开一个黑色的首饰盒，把翡翠给神情沮丧的宾馆工作人员看。

半小时后，他到达了医院——一幢白色的新楼，位于小镇郊外一片松树林中。出租车司机要求给小费，弗朗兹摇摇头，司机生气地砰的关上车门。一位兴高采烈的护士又递给他一条消息。她满脸幸福地微笑着说，他舅舅在小客栈等着他——下高速公路约一英里就是小客栈。弗朗兹左手按着身体左侧，那里放着鼓鼓囊囊的首饰盒，步行前往客栈，首饰盒和他的手在大腿之间稍许有些摩擦。接近客栈时，他看见玛莎轻快地从店里走出来；她一个手指搁在雨伞的扳扣上，抬头仰望天空。她快速看了弗朗兹一眼，沿着他刚才过来的那条路走去。她比玛莎年轻，嘴巴也不一样，但是她的眼睛和走路的样子与玛莎一模一样。这意味着在斯维斯托克一家小客栈里他们将愉快地重新团聚。舅舅，外甥和两个舅妈。

他在客栈大堂找到了德雷尔。德雷尔正在仔细欣赏一个银镴装饰器皿，甚至当弗朗兹把黑色首饰盒和电报塞到他面前时，他还继续看那玩意。德雷尔看也没看就把两样东西塞进了口袋，然后把银镴器皿放回到挂钩上。

他转身面对弗朗兹，这时弗朗兹才看清此人不是德雷尔，而是一个精神错乱的陌生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敞开着门襟；他眼睛肿胀，黄褐色胡子拉拉碴碴，下巴在颤抖。

“太晚了，”他说，“戴上它去参加舞会太晚了，不过戴上它仍不算太晚——”

他拉弗朗兹的袖子，力量那么大，弗朗兹几乎失去了平衡，但是德雷尔只想领他去服务台。

“带他上楼去。”他对客栈老板的遗孀说。随后他回头对弗朗兹说：“我们得在这里住到明天。过一会儿，最讨厌的俗套程序就要开始了。现在去你的房间吧。希尔达刚从汉堡过来。两小时后她会来带你回去。”

“是不是——”弗朗兹十分惊讶地问，“是不是——？”

“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新德雷尔哭泣着问，“天哪，一切都结束啦！现在走吧。”

弗朗兹试图抓住他恩人的手，深切哀悼似的猛力摇动他的手；但是德雷尔把这种隐约暗示的握手错当成拥抱的开始，沾满泪水的粗硬短须轻轻蹭了蹭弗朗兹发烫的脸颊。

她的遗言（用他从没听见过的甜蜜超然的语气写的）是：“亲爱的，你把我的翡翠拖鞋放到哪里去啦——不，我是说耳环？我需要它们。我们将一起跳舞，我们将一起死去。”随后——用她平常熟悉的严厉尖刻的语气说：“弗丽达，那只狗为什么又在这里？它被杀了。它不可能再出现在这里。”

傻瓜们说不存在什么洞察力。

弗朗兹跟着那个老太太上了楼。她带着他走进一间昏暗的房间。她一下打开百叶窗，打开床头柜底下的层架，看看夜壶是否在里头，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弗朗兹走到敞开的窗户前。德雷尔穿过大路，在一棵树下的长凳上坐下。弗朗兹关上窗子。此时，他独自一人。透过薄薄的墙壁，他听见隔壁房间有个女人，一个可怜的流浪者，一个被旅行推销员抛弃的情人，听起来好像几个寻欢作乐者在同时说话，放肆大笑，相互打情骂俏；年轻人的欢乐，又一次发疯似的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