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明家（此时在德雷尔的头脑里它的第一个字母已经是大写的了）制造出他称之为“自动人体模型”第一批样品那个难忘的日子以来，已经近三个月过去了。因为那些无灯罩高支光照明灯，他的工作室简直像个医学实验室，的确，过去这里曾是医学实验室。示范表演在一个没有陈设的大房间举行，这个房间曾经用来存放尸体以及身体器官，爱开下流玩笑的学生（他们中一些人，并非所有人，如今已是受人尊敬的老外科医生了）经常来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纵欲活动。发明家和德雷尔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观看。

在灯光明亮的房间中央，一个约一英尺半高的胖乎乎的玩意，全身用棕色粗麻布紧紧捆束着，只露出两只血红的短脚。两只短脚是用某种橡胶和轮胎似的东西做的，穿着装饰着纽扣的儿童靴，来回走动，动作非常自然，很像真人；它神气活现地迈着小步，每走十步就转身，转身时会轻轻叫一声，听起来介于hep和help之间，其实是为了掩饰它机械装置发出的轻微嘎吱声。德雷尔双手紧抱着肚皮，怀着柔情观看着，就好像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客人关注着一个孩子——这孩子也许是他自己的小杂种——孩子第一次蹒跚学步，自豪的母亲在深情地观望。发明家留了胡子，现在看上去像个穿便服的东方神甫，他的一只脚一直不停地轻轻叩击，与小人的一举一动合拍。“天哪！”德雷尔突然高声惊呼，好像多愁善感的眼泪会随时夺眶而出。事实上，戴着风帽的侏儒的确走得非常引人入胜。它身上裹着的棕色布头只是为了体面。事后，当机械装置停止转动时，发明家解开裹在他的样品身上的布头，暴露出它的活动机件：关节和肌肉的精密系统，三节小而相当沉重的电池。即便在这第一个粗糙的样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发明的一个特色：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电子神经系统和有节奏的电流输送，而是这个机器侏儒轻快而富有弹性、饶有风格但非常逼真的步态。可笑的是，机器侏儒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与其说它像个树林里的侏儒，还不如说它像个沉思冥想的数学家。这种动作的秘密在于“沃斯金”——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发明家用这种物质取代了真人的骨头和肌肉——的灵活程度。这个原创“沃斯金侏儒”的两条假肢看上去像真的一样，这不是因为它们（机械“散步侏儒”毕竟不罕见，它们像兔子一样，在复活节或圣诞节前后的人行道上常可以见到）能迈开步子走，而是因为材料本身，由所谓的“生物电流”驱动，会一直保持活动状态——扭动、绷紧、放松，好像人体器官在活动，或者甚至有意识，双重波纹变为三重斑纹，像水中反射那样平稳。它行走时不会出现抽搐现象——神奇之处就在于此。德雷尔最欣赏的就是这一点，他对神秘的技术方面的反应却相当冷淡。狡猾的发明家先告诉他密码，然后再用编码方式给他解释密码。

“它的性别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当那个棕色小人在他面前站住时，德雷尔问。

“还没有区别开来，”发明家回答，“不过，一两个月后，就会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身高五英尺。”

换言之，侏儒必须长大。这不仅需要创造一种类似人类的腿，而且需要创造类似人类的优美身体和富有表情的脸。然而，发明家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解剖学家。因此，德雷尔为他找到了两个帮手：一个老雕塑家，他的作品十分逼真，比如，可以表现急性舞蹈病的特征；再比如，可以表现刚要打喷嚏的样子。另一个是生理学教授，为了解释众所周知的在自我设定的时间里苏醒的能力，他写过一篇长篇论文，文章首次描述了肌肉的“自我觉醒”，配以漂亮的彩色插图，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解释清楚。很快，这个工作室开始看上去好像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又在用马驮着肢解的尸体四处走动。这个解剖学教授和那个古怪的雕塑家非常成功地协助了发明家。他们一位身体精瘦、脸色苍白、神经紧张，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还有个硕大的喉结；另一位神情安详，头上光秃秃的，戴了一个浆过的高领圈。他们的到来给德雷尔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因为第一位是教授，第二位是艺术家。

此时此刻，他能够清晰地想象到这个成熟、完美、衣着高雅的机器人在商场凸形橱窗里来回走动，在盆栽植物中间走动，然后悄悄消失，在幕后更换衣服，又悄悄回来，逗得客人们乐翻了天。这是一种诗意般的幻想，毫无疑问，是一种赚钱的买卖。五月中旬，他从发明家那里买下了专利权，价格相对低廉。现在，他在心里盘算——下一步怎样做比较好——按原计划将这些机器人在库达姆大街巡回展出制造轰动呢，还是将发明卖给外国辛迪加：前者比较炫耀有趣，后者比较安全盈利。

正如许多商人一生中经历过的那样，一九二八年春天，德雷尔开始觉得自己的事业不知怎的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生存。他的部分资本处于一种持续盈利的运转状态，势不可挡，发展太快了；他似乎正在失去对自己财富的控制，似乎不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停止这个大金轮的转动。他的一半财富尚且安全，但是，另一半财富是他在某一年奇特多变的运气中创造的——那一年需要运气（尽管是小运气）和他特殊的想象力——现在变得太活跃，太流动。他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希望这只是暂时失控，他一刻也没有想到资本的这种加速运转也许会把幸运轮改变成运转微光；如果他用手停止了轮子的转动，那就证明这个轮子啥也不是，相反那只是它自己金色的灵光。但是，此时的玛莎比以往更加讨厌丈夫的古怪轻率和变化无常（尽管这种性格曾经帮助他富裕起来），她不禁担心，在她能够除掉他并且亲自阻止轮子的随意转动之前，丈夫也许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陷入财政灾难。

商场依然生意兴隆，但是利润却没有理所当然地稳步累积起来。最近，股票市场突然震荡。他赌了一把，但是输了，现在他又在赌。在所有这一切之中，玛莎预见到一种充满厄运的警示。她也许愿意准予他缓期受刑，以换取某种体面的交易，因为她承认她“相信他的嗅觉”，但是，玩弄股票实在是太危险。当每过一个月就意味着财富进一步缩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拖延将他处以死刑呢？

在那个阳光灿烂、糟糕可怕的早晨，一从网球俱乐部回来，她就领着弗朗兹去书房看那把左轮手枪。她在门槛处朝房间尽头的那个书桌快速递了一个眼神，并同时令人几乎难以察觉地耸了一下肩膀示意：就在那里，在一个抽屉里，躺着他们实现幸福的工具。

“你马上就会见到它。”玛莎低声说，随后轻手轻脚地朝书桌走去。就在这时，汤姆大大咧咧、欢快地进了屋。“把这条狗弄走！”弗朗兹说，“有这条狗在这里，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出去！”玛莎大声吆喝。汤姆耷拉着耳朵，向前伸了伸它温和的灰色鼻子，鬼头鬼脑地钻到一把椅子的背面。“不行，把它弄出房间！”弗朗兹咬紧牙关浑身颤抖着说。玛莎拍拍手。汤姆钻入椅子底下，又从另一边跑出来。玛莎做一个吓唬的手势。汤姆及时往后一跳，带着委屈的神态舔了舔嘴，快步朝门小跑去。在门槛处，它回头张望了一下，随后举起一只前爪。不过，玛莎朝它逼近。狗屈服了，乖乖离开了房间。玛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一股强风“呼”的一声震响了窗玻璃。“现在可以了。我们快一点，”她有点恼火地说，“你干吗绷着脸站在那里？过来呀！”

她飞快地打开抽屉，拎起公文包。公文包底下，一样散发着微光的东西出现了。弗朗兹呆呆地伸出一只手，将它拿在手里左看右看。

“你有把握吗？”他漠然地说。

他听见玛莎气愤地哼了一声，便抬头望去。她冷冰冰地笑了一下，走开了。

“把它放回原处。”她站在窗前一边敲击窗玻璃一边说。怪不得威利要笑他呢。

“我说了，把它放回去！你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打火机。”

“对，当然啰。可它真的很像一把小左轮手枪。相当时髦，对不？我想我在商店见过几个。”他轻轻地关上抽屉。

那天，玛莎想到了一件伤心事。直到那时，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她一生中所做过的或想要做的事情中最聪明的。此时，她看见某种可怕的梦境正在接近她人生的航图。新手的自信也许可以原谅——但是那种可以原谅的阶段出现过而且已经远去。好吧——她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嫁给那个手里捧着臭钱的小丑；咳——她不应该受到金钱的诱惑，她不应该年轻无知，希望把那个小丑变成一个平常、高尚、顺从的丈夫。不过，她至少为自己安排了想要的生活方式。将近八年的恐怖挣扎。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可以不买这栋典雅的别墅，而想把她带到锡兰或佛罗里达去。她需要的是一个坐得住的丈夫，一个顺从、严肃的丈夫。她需要一个死人般的丈夫。

好几天休息的时候，她好像陷入了自己最荒凉的精神沙漠，检讨自己的错误，鼓起所有勇气，专心投入谋杀计划，以便不再重犯以前的错误。精心计划的组合行动，错综复杂的详情细节，华而不实的虚假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摒弃。从现在开始，座右铭将是：简单和常规。所追求的谋杀方法必须绝对自然，绝对纯净。必须规避中间人物。毒药是老鸨，手枪是男妓。他们都可能出卖她。必须停止购买有关博尔吉亚家族的小说。不可能用香烟打火机杀人，而有些人显然认为她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玛莎一本正经地说，随着她话题的转变，弗朗兹有时摇头有时点头。小房间里充满着阳光。弗朗兹坐在窗台上。窗格已经敞开并用三角木固定。尽管是假日，建筑工人们仍然坚持工作，丁零当啷东敲西凿，房子越建越高。有个姑娘从下面一个窗口高声叫喊着什么，另一个姑娘从大街对面的一个阳台上回应，嗓音更加甜美。在家乡，这是在河上乘着筏子弹奏吉他、在柳树的阴影下轻声歌唱的季节。

他的背开始感到热乎乎的。他滑下窗台，站在地板上。玛莎的双腿紧紧地交叉着，裙子下露出一段胖乎乎的大腿，她侧坐在桌边。无情的太阳照得她皮肤显得比较粗糙，她的脸似乎比较宽，也许这是因为她用拳头支撑下巴的关系。她湿润的嘴角下垂，她的眼睛向上看着。在弗朗兹的意识中闪过一个念头，她完全是个陌生人，很像一只癞蛤蟆。玛莎动了动脑袋，又回到了现实之中。一切又都变得那么压抑、黑暗、无情。

“……掐死他，”她含糊不清地说，“如果我们能简单地掐死他。我们就赤手空拳地干。”

两年前，伟大的赫兹医生告诉她，她的心电图显示出一种值得注意、不一定危险，但一定是不治之症的反常情况，这种病情他只在另一位妇女身上见过，一位霍恩措伦妇女，她仍然活着，快四十岁了。现在，在玛莎看来，她的心脏会爆裂，没法承受德雷尔一举一动、一声一息在她心中所引起的那种仇恨的感觉。有时夜间，他温情脉脉、嬉皮笑脸接近她时，她会感到一种冲动，想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使劲扼勒，用尽全身力气扼勒。相反，最近有一次，她迫使他作出许诺，不用荒唐的价格出售他三处套房中最好的一套，那么低的价格是威利提出的。作为慷慨的补偿，她主动让他短暂抚摸，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他缺乏男性的反应，这与他的挑逗一样，让她大倒胃口。她意识到，在这些情况下，要想符合逻辑地分析，形成简单、平稳、精巧的计划是多么困难，因为她心里的一切都在尖声呐喊，都在怒火肆虐。然而，如果她必须活下去，那么她就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德雷尔像恶魔一样展现在她的面前，就像电影里的一场大火。人的生命就像大火，很难扑灭，不过，如果把人的生命比作大火，那么，扑灭烈火般的生命就一定得，简直必须得，有某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自然方式。德雷尔那么庞大，头发黄褐色，因打网球皮肤被晒成棕褐色；身穿亮丽的黄色睡衣，张开血盆大口打哈欠，散发着热量和健康活力，发出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声响，正如没法控制自己粗俗肉欲的男人醒来舒展身子时会发出的响声。德雷尔塞满了整个卧室、整栋房子、整个世界。

从情人房间里得意洋洋地出来，玛莎再也不计后果，而且越来越频繁。弗朗兹在商店工作的时候，她甚至也会光顾；高空建筑工地上震耳欲聋的噪声掩盖不住身边收音机里的播音声，她会边听边织补袜子，她紧锁黑眉，满怀自信和合法的温柔等候弗朗兹下班归来。没有他顺从的嘴唇和年轻的身体，她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在他们幽会的时刻，当他们还能感受到渐渐消融的愉悦涟漪时，她会睁开眼睛，她感到一切似乎很奇怪，情人性交时一次次猛烈的插入怎么还没能摧毁德雷尔。很快，她会试着诱惑性功能不足的弗朗兹重新振作起来，她费了一番周折才达到目的（商店里的那份工作让这只可怜的宠物累坏了！），她会再次感到德雷尔正在完蛋，每次猛力的插入都会更加深深地伤害他，最后他在极端痛苦中瘫倒了，凄厉地嚎叫，体液横流，在她难以忍受的极度愉悦中融化了。

然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似的，他又复活了，闹腾着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兴高采烈，饥渴难忍，坐在她对面用餐，用餐叉刺住一片火腿，然后将其折叠起来，嚼食物时胡子作绕圈运动。

“救救我吧，弗朗兹，天哪，救救我吧！”有时，她会摇动他的肩膀，细声细气地说。

擦得十分干净的眼镜片后面，弗朗兹的眼神完全是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然而，他却想不出任何办法。他的想象完全受到她的控制，随时准备为她服务。是她必须得给他的想象提供推力和食粮。在过去几个月中，他的外表改变了很多：他的体重减轻了，他的颧骨突出了，看上去更像一个饥饿的印度人，一种奇怪的虚弱感使他视觉模糊，仿佛他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却是很不情愿地活着，他很乐意随时回到动物般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白天，他按部就班，但是他的夜晚杂乱无章，充满恐怖。他服用安眠药了。早晨，闹钟把他从睡眠中猛地惊醒，就像一枚硬币落入投币式自动售货机。他起床，拖着沉重的脚步去臭气熏天的盥洗室（盥洗室本身就是一个黑暗的小地狱），然后再拖着脚步回屋，洗手，刷牙，剃胡子，抹去耳朵上的肥皂沫，穿上衣服，步行去地铁车站，登上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阅读头顶上同一张旧广告，听着地铁咔嚓咔嚓有节奏的噪音到达目的地，攀爬石阶，眯着眼睛瞟一眼地铁出口处，那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花圃里色彩斑驳的圆三色堇。他穿过大街，完成商店里他该干的活，以同样的方式回到住处，然后再次完成所有希望他做的所有事情。她离开后，他会花大约一刻钟时间读报，因为读报已经成了习惯。随后，他会步行去舅舅的别墅。晚饭时刻，他有时会重复在报上读到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复述每一个句子，奇怪的是，他在复述过程中经常会混淆事实；不过，德雷尔会先怂恿他，随后再纠正他，并以此取乐。十一点左右，他离开别墅，沿着同一条人行道回家。一刻钟后，他宽衣，然后关灯睡觉。

他思想的特点就跟他的行动一样单调乏味，它的顺序与他一天的顺序一模一样。他为什么不喝咖啡了？抽水马桶的拉绳每次脱落，那么就不能放水冲洗啦？刮胡子刀片钝了。皮夫克在公共厕所里戴着衣领刮胡子。这些白短裤不实用。今天是九号——不，是十号——不，六月十一号。她在阳台上。赤裸着双臂，被晒干了的老鹳草花。每天早晨，地铁越来越拥挤。用Dentophile牌牙膏刷牙，你每分钟都会微笑。那些把座位让给身强力壮的胖女人的人都是傻瓜。用Dentophile刷牙，用你的微笑清洗这一分钟。我们鱼贯而出。

在这些每天常见的思绪背后隐藏着黑暗，就像写在玻璃板背面的词汇一样，这是一种人们不该偷窥的黑暗。然而，人们总会受到陌生人的偷窥。有一次，好像有个满嘴奶酪味的警官，手臂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坐在对面座位上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他母亲的来信有些含蓄的批评，比如说他拼错了一些字，或者说他没有把一些词拼写完整。在商店里，用来取悦游泳者的橡胶海狮的脸开始像德雷尔的脸；当罗贝街一号的施特勒夫人让他把橡胶海狮包装好给她送去时，弗朗兹非常高兴。他闻到一股椴树的香味，这使他怀念起了家乡的校园，在玩捉人游戏时，他们要碰触椴树的树皮。一次，有个乳房有弹性的年轻姑娘差一点撞入他的怀抱，她手里拿着一串钥匙，他觉得她像学校里一位工友的女儿，很多年以前他就开始暗恋她。那些只是短暂闪现的感觉，他会立刻回到恍恍惚惚的现实之中。

到了晚上，他服用安眠药后昏昏入睡，某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情会突然在脑海中闪现。他会与赤身裸体的玛莎一起在公共厕所里用锯子锯掉皮夫克的脑袋，尽管首先他很难分辨皮夫克与德雷尔已经死去的司机，而且，梦语中皮夫克被叫成德雷尔。恐怖和无助的厌恶感带着某种非人世间的感觉出现在这些噩梦之中，只有那些刚死去的人，或者那些看穿红尘之后突然发疯的人才会体验到的感觉。于是，在一个梦中，德雷尔站在梯子上，慢慢摇动一台红色留声机，弗朗兹明白，很快那台留声机就会叫喊那个解决整个宇宙的词，之后，存在的行为将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儿童游戏，就像一个人每走一步，他的脚都踩在每面旗子的边缘上。留声机会低声播放一首有关一位伤心的黑人和黑人爱情的熟悉歌曲，但是，从德雷尔的面部表情和贼头贼脑的眼神来判断，弗朗兹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阴谋诡计，他不知不觉受骗了；他明白了歌中就隐藏着那个不能让人听见的词，他会尖叫着醒来，他没法分辨远处一个光线暗淡的广场，渐渐地，那个广场变成了黑暗中一扇暗淡的玻璃窗；随后，他的脑袋再次落到枕头上。突然，玛莎，脸色可怕——蜡黄，光滑，下巴宽厚，因年老而布满皱纹，头发花白——会冲进屋里，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拖到高高悬在大街上空的阳台上，阳台底下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身前拿着某样东西的警察，警察慢慢变大，直至他的脸够到阳台，原来，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报纸，他对着弗朗兹高声宣布他的死刑。

弗朗兹在体育用品部的同事——运动员似的施维默和他没有男子气概的瑞典朋友（他现在专卖泳装）——有一天碰巧注意到他脸色苍白，建议他星期天到格吕内瓦尔德湖去做日光浴。但是，弗朗兹却一脸冷漠倦怠的样子，一小时休闲就意味着要与玛莎一起度过一小时。不过，玛莎却把弗朗兹的郁郁寡欢错当成他像她一样患了忧郁症，是因为心里老想着谋杀，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德雷尔在场时，弗朗兹有时会攥紧和放松拳头，拗断火柴，玩弄盐瓶，这使玛莎十分高兴。她觉得她发出的关于死亡的光线已经清清楚楚地穿透了他，她只要用那种光刺他，他紧张的幼小灵魂（禁锢的死亡形象就隐藏在他的灵魂里）就会爆炸，在爬行的大黄蜂身上印上巨大的弗朗兹印记。相反，当弗朗兹进行解释时，她反而十分恼怒。听到他嘟嘟哝哝说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会耸耸肩膀。

“难道你不明白吗——他精神不正常，”弗朗兹会反复说，“我知道他精神不正常。”

“胡说八道，不是精神不正常，而是有点怪。这甚至是个有利因素。身体别扭来扭去的，好不好！”

“可是，这太可怕了，”弗朗兹坚持说，“他不再给我送咖啡了，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随后，他突然端来一碗红色的牛肉汤。”

“好啦，别说了！谁在乎？他确实没有害处。他有个患病的妻子。”

弗朗兹不住地摇头，“我们从来没见过她。我敲了数千次厕所门，让他快点出来，可厕所里的总是他，不是她。我讨厌这样！”

“傻瓜！嘿，我告诉你，这倒是个有利因素。不会有人打探我们。我感觉我们在这方面非常幸运。”

“天知道他们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弗朗兹叹息道，“有时那个房间里会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不是笑声，而是母鸡的咯咯声。”

“够了，别说了。”玛莎平静地说。

他不再说了，赤身裸体地坐在床沿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地板。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她阴郁急躁地说，“这有关系吗？难道你不觉得岁月正在消逝，而我们则在漫无目的地瞎谈，不知从何下手？难道你不明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按捺不住，某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会就这么简单地猛扑到他的身上，将他撕成碎片？我们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我们必须想出某种办法。你知道吗，最近他变得生龙活虎，好让人害怕。他的力气比我们两人大吗？他比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更加有活力吗？”

不过，她是对的，她是对的！那个老家伙生龙活虎，浑身是劲。他还年轻，他打网球反手击球与正手击球一样有力，他的消化能力简直让人羡慕；明年冬天他将去巴西或者桑给巴尔。伊索尔达花钱大手大脚，而且不忠诚；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在一处为她姐妹俩租用的漂亮小套房里发泄一下他的淫欲（不过，艾达很快被一个嫉妒的情人一阵风似的带走了）；在卢森堡商务领事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上，个子高挑的玛莎穿着黑色丝袜，袒露漂亮的削肩，挂着翡翠耳坠，使所有其他女士都黯然失色。他决定暂时不将自己的特殊计划告诉她，等待适合的时机，尽管他确实在三四个场合暗示过要进行一个新的非同寻常的计划。可是问题又来了，他该如何向她解释这个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的计划呢？这是不可能的。她会一口否决，把它视作一种毫无意义的怪念头。搞什么机械人体模型！下一步搞什么，皮格马利翁？你的伽拉忒亚？不行，这个计划毫无希望！她会说：“你在浪费时间，想出这种垃圾计划！”话是不错，但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垃圾计划！一想到这里，他笑了，她也有她自己古怪的地方。睡觉时，她会把冰凉的玫瑰水抹在脸上。几乎每天都做柔软体操。他用拐杖在栅栏的尖板条上连续刮动，使之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他俩正沿着街道洒满阳光的一侧散步。与他一起走的是那个黑胡子发明家，发明家不停地暗示穿过大街到对面有树荫的人行道上去散步也许不错。但是，德雷尔听不进去。如果他喜欢阳光，那么其他人也一定要喜欢阳光。“还有很长一段路啊！”发明家叹息道，“你很肯定吗，你确实想散步？”“那要得到你的允许才行呀。”德雷尔心不在焉地说，并且越走越快。充满活力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比如，现在这位黑胡子天才正带他去看某样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他叫住一位路人，问他：“猜猜看，朋友，我现在去看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它？”路人根本答不上来。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街上所有来去匆匆的路人，在电车站候车的人们——那么多的秘密、那么多让人惊讶的职业、那么多令人称奇的回忆。比如，那个家伙，拄着拐杖，留着正统的英国黄色八字须：谁知道呀，也许在战争期间，他曾被分配去执行单调愚蠢的任务，改制所缴获的各种各样的敌人军装，为国家所用；但是，两年之后，这种军装布料开始逐渐减少，他又被派往前线，在前线，他至少感受到了在一个村庄的废墟上参加一场恶战的兴奋，那个村庄曾经以它的啤酒和猪肉著称，于是，敌对情绪暂时缓解了，最后一名士兵是被飞机空投的一麻袋停战宣言传单砸死的。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回忆告诉陌生人呢？那边长凳上坐着的老头还很年轻——噢，我不知道——也许，是个著名的杂技演员；那个黑胡子外国人，那个乏味的同路人（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而已），也许搞出了一项惊人的发明。一切都是未知数，任何结果都有可能。

“在右边，”乏味的同伴气喘吁吁地说，“在那边，那栋有雕塑的大楼。”

在法院的增建楼里，警察举办了一个犯罪展览会。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民突然毫无理由地肢解了一个邻居家的孩子，还在他的套房里发现了一个人造女人。她能够行走，能够扭动双手，能够小便，现在放在警察博物馆里。受专业焦虑的驱使，发明家想去参观一下。在一个退役警官的引导下，他俩参观了那个女人，德雷尔贿赂了警官，让那个机器女人动起来。结果，他们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造得非常粗糙，报纸上所说的那种神秘材料，天哪，只是古塔胶。驱动她活动的能源也被夸大了。一种发条装置使她能够闭上她的玻璃眼睛，展开她的双腿，两条腿可以注满热水。她身体上的毛发是真的，披在肩上的棕色头发也是真的。综上所说，这个机器女人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仅仅是一个粗俗的玩偶。发明家立刻不屑一顾，高兴地走了，不过，德雷尔总怕错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悠闲地浏览了所有的展厅。他仔细看了那些罪犯的脸，放大了的照片：耳朵、乱七八糟的指印、厨房用的各种刀具、绳子、褪色的衣服碎片、满是灰尘的罐子坛子、肮脏的试管——上千件被误用了的不值钱的小东西——又是一排排的照片，身体肮脏、穿着邋遢的凶犯苍白的脸，以及那些受害者浮肿的脸，受害者死时倒很像罪犯；一切都是那么破破烂烂，那么愚蠢，德雷尔禁不住笑了起来。他想，这是个多么没才华的人！谋杀自己邻居的人是个思想多么肤浅，多么歇斯底里的蠢蛋！展品死一般的灰色，罪行的陈腐平庸，资产阶级的家具，让人惊恐万分的慰藉：找到了血印，榛子的果仁注入了士的宁，纽扣，锡盆，又是照片——所有这一切垃圾都表明了犯罪的本质。那些傻瓜失去了多少美好的东西！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每天生活的乐趣，单纯的生存的乐趣，而且也像这个展出的案例那样，失去了怀着好奇心去观看原本枯燥乏味之事的能力。还有最后一件乏味的事情：黎明，脸色苍白、头戴黑色大礼帽的都市父亲们顾不上吃早饭就开着车去看处决。天气寒冷，雾气茫茫。早晨五点戴着黑色大礼帽，那种感受该有多难受！死囚被押进监狱的院子里。刽子手的助手求他文明一点，别挣扎。啊，行刑的斧子！说时迟那时快——砍下的头颅立刻示众。看着砍下的头颅，一个身穿礼服的公民该做什么呢——对它同情地点头？指责地皱眉？微笑着鼓励？仿佛在说：“瞧，砍头多么简单利索！”德雷尔发现自己心里在想：拂晓时刻醒来，彻彻底底刮好胡子，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穿好条纹囚服去外面的放风场，适当开个玩笑，摸摸胖刽子手的肌肉，朝众人友好地挥挥手，最后再好好地看一眼官员们苍白的脸，那也许很有意思……对，所有的脸都异常苍白。比如，这里有个年轻的家伙，把他的父母都砍死了：他的耳朵真大呀，脸上的小脓包真多呀！这里有位郁郁寡欢的绅士，他把装有他未婚妻尸体的箱子留在车站里。这里是吉隆廷博士的发明——噢，不，那是中世纪瑞士的发明，一模一样——木板，木项圈，两个垂直构件，中间的刀片。吉隆廷先生，你是个骗子！啊，美国牙医的椅子。牙医戴了面具。病人也戴了面具，面具上有两个洞眼。他们在裤腿的腿肚子处撕了个口子，用于连接电极。啊哈！接通电流。一跳一跳的，就像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多么郁郁寡欢的傻瓜们！这里就是白痴般的脸和受折磨的物件的集合。

室外真好，暖风拂面。路人的鞋底在洒满阳光的柏油马路上留下了银色的足迹。多美啊，蓝色的，芳香的，我们的柏林已经进入了夏季。在海边也会感觉不错。那些云彩灿烂——假日的云彩。工人们懒洋洋地修理着人行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想，仔细追寻那些工人的脸、那些路人的脸该多有意思，因为他刚刚看过无数照片中的脸部表情。让他吃惊的是，在他遇见的每个人的脸上，德雷尔都能认出一个罪犯，过去的，现在的，或者将来的罪犯；很快，他完全沉浸在这种游戏之中，他开始为每个人虚构一宗特别的罪行。他注视着一个肩膀滚圆的男人提着一个可疑的箱子，他走上前去借个火。那人掸掉香烟上的烟灰，很平常地将两支香烟轻轻对接，不过，德雷尔注意到那人的手颤抖得多么厉害，他很遗憾自己亮不出侦探的警徽。一张张脸从面前掠过，眼神躲闪，在那些胖乎乎、慈母般的家庭妇女身上也发现了谋杀的迹象。于是，他走着，像螺旋桨那样转动着手杖，一时间感到相当开心，还不由自主地对着陌生人咧嘴而笑，他开心地注意到，那些人都时不时地表现出局促不安。随后，他厌倦了这种游戏，感到饿了渴了，于是就加快了脚步。但他走进门口时，他发现妻子和外甥在花园里。他们正一动不动地并肩站着，注视着他渐渐走近。德雷尔终于看到两张熟悉的、完美的具有人性的脸，他感到愉悦和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