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雨下得意味深长、欢天喜地，有一种兴奋的冲动。雨点不再毫无目的地洒落；它们呼吸，它们说话。像紫色的水晶，像浴盐一般，融化在雨水之中。水坑里盛的不再是泥浆，而是清澈透明的颜料，描绘出美丽的图画，映照出房屋的正面、路灯、栅栏、蓝天白云、一只赤裸的足背、一个自行车的踏板。两个胖乎乎的出租车司机，一个系着浅黄色围裙的清洁工，一个金色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女佣，一个赤脚穿着亮晶晶橡胶套鞋的白人面包师傅，一个手里提着饭盒、胡子拉碴的年迈移民，两个牵狗的女人，以及一个身穿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博尔萨利诺帽的男人，他们拥挤在人行道上，抬头看着街道对面一栋公寓大楼的角楼，那边一群燕子叽叽喳喳尖叫着往一处聚集。随后，那个身系浅黄色围裙的清洁工将他的黄色垃圾桶滚上卡车，两个司机回到了他们的车里，面包师傅重新跳上他的自行车，漂亮的女佣进了文具店，两个女人跟在她们的宠物狗后面走了，狗因闻到新气味而兴奋不已；最后离开的是那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男人，只有那个带着饭盒的年迈的大胡子外国人和一份俄文报纸仍然留在那里发呆，抬头凝视远方图拉的房顶。身着灰色衣服的男人慢慢地走着，他眯起了眼睛，因为驶过汽车的挡风玻璃突然折射过来几道曲折刺眼的亮光。空气中弥漫着某种东西，产生了一种让人感到晕乎乎的有趣感觉，暖流和寒流交织着传遍他丝绸衬衫里面的身体，一种有趣的变化无常，一种缥缈的激动不安，一种身份、姓名、职业的丧失。

他刚吃过午饭，从理论说应该回办公室，然而，在这春季的第一天里，“办公室”的概念已经悄悄蒸发了。

一位身材苗条、留着短发的女郎沿着大街洒满阳光的一侧朝他走来，她身穿卡腊库耳大尾绵羊毛皮外套，身边有个四五岁的男孩，身着蓝色水手装，骑着一辆儿童三轮脚踏车。

“埃丽卡！”男子惊呼道，他停住脚步，展开双臂。

男孩使劲蹬车从他身边驶过，孩子的母亲停了下来，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此时此刻，女郎显得更加高雅，她那张生动、聪明、小鸟般的脸蛋似乎比过去更加清秀。但是，她昔日魅力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光泽已不复存在。他们分手时她二十六岁。

“八年中我见过你两次，”她说，声音是那么熟悉、刺耳、急速、细小，“一次你开着敞篷轿车，一次我在剧场里看见你——你与一位高个子黑皮肤的女郎在一起。她是你的妻子对吗？我坐在——”

“对，对，”他边说边快活地哈哈大笑，同时用他的大手掌掂量她戴着绷紧的白手套的小手，“今天我压根儿没想到会见到你，不过，这种天气遇见故人是最令人开心的了。我以为你回维也纳了。那次看的戏名叫《王，后，杰克》，目前他们正在把它改编成电影。我也看见你了。你怎么样——结婚了吗？”

她也同时在说话，所以他俩的对话难以记录下来。五线谱纸需要两种谱号。当他在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时，她已经在继续说：“……离开你大约十排。你一点没变，库尔特。你现在只是肌肉松弛了。对，这是我的男孩。不，我没有结婚。对，大部分时间在奥地利，对，对，《王，后，杰克》。”

“七年了，”老库尔特说，“我们在这里走一会儿吧，”（他引导兴高采烈的小男孩踏着小三轮车进入一个公共小花园）“你知道吗，我刚刚看见第一——不，没那么多——”

“……数百万！我知道你收入有数百万。我自己也过得不错”（“没那么多，”库尔特插话说，“不过，告诉我——”）“……我非常幸福。与你分手后，我只有过四个恋人，不过为了弥补那段情感，他们四个人一个比一个有钱，现在我生活非常稳定。他有个肺痨的妻子，一位将军的女儿，她住在国外。事实上，他刚离开，去达沃斯与妻子待一个月。”（“天哪，圣诞节我就在那里。”）“他上了年纪，却非常时髦。他非常喜欢我。你呢，库尔特，你幸福吗？”

库尔特笑了，轻轻地推了推穿蓝色衣服的男孩的车子，小孩到了几条小路的分岔口：男孩瞪着圆圆的眼睛抬头看着他；随后嘴巴发出嘟嘟的声音，继续往前骑去。

“……不，他父亲是个年轻的英国人。瞧，他的头发跟我的头发一模一样，但颜色较红。那时候要是有人告诉我就好了，当时我们站在那架楼梯上——”

他听着她喋喋不休，脑海里回想起上千件琐事：她喜欢反复朗诵的一首旧诗（《我是海布尔戈尼的男侍》）；喜欢酒心巧克力（“不，这块巧克力里又加了杏仁——小埃丽卡总拿到杏仁口味的——我喜欢库拉索酒心的或者至少是樱桃白兰地的”）；喜欢动物园里月光石上大腹便便的国王，在春天的夜晚里国王们显得那么威严；喜欢丁香在弧光下开出了绒毛状的灰色花朵；喜欢白色楼梯上移动的图案。啊，那么芳香的味道，上帝啊……那短暂幸福的两年，埃丽卡是他的情人，他把她视作这一连串意外琐事中的一件：情景包括她家前厅那巴掌大的地方，她在沙发上上下跳跃的样子，或者坐在双手上的样子，或者突然在他脸上轻轻快速拍打，她特别喜欢的《放荡不羁的人》，乡间的旅行，他们在露台上喝果子酒，她在露台上丢了饰针……所有这些随风云掠过的记忆，那么琐碎，那么可怜，当埃丽卡用极快的语速跟他描述她的新套房、她的钢琴、她情人的生意时，这些往事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不管怎么说，你幸福吗，库尔特？”她再次问。

“记得——”他答非所问但满怀感情地说，“Mi chiamano Mimi……”

“噢，我不再漂泊不定了，”她摇了摇头，哈哈大笑，“可你还是老样子，库尔特，那么（她的嘴皮子不再快速运动，做状要接着说下去，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那么缺乏常识。”

“那么笨。”他说着弯下腰又推了一下童车；他想抚摸一下孩子长着鬈发的脑袋，但孩子已经离开太远了。

“你还没有回答呢，你幸福吗？”埃丽卡逼问，“告诉我，说吧，求你了！”

那首诗轻快的节奏不住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他诵咏了出来：

她的嘴唇苍白，

可在接吻的时候却那么鲜红，

如果有人想猜测结局，

我依然不能说出藏在心里的话：

关于王后爱抚的话。

“难道你忘了吗，埃丽卡？你会一边行屈膝礼，一边朗诵这首诗，哎呀，难道你忘了吗？”

“我当然没忘。不过我问你，库尔特，你妻子爱你吗？”

“嗯，怎么说呢。呃……她不是一个你称之为充满激情的女人。她不会在公园长凳上，或者在阳台上像燕子一样做爱。”

“她对你忠诚吗，你的王后？”

“Ihr' blasse Lippe war rot im kuss...”

“我敢打赌她欺骗了你。”

“可是我告诉你，她冷若冰霜，理智，有自制力。情人！她都不知道‘通奸’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你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证人，”埃丽卡笑着说，“在我情人的未婚妻给你打电话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我欺骗了你。嘿，我能想象你是如何对待你妻子的。你爱她，但并不注意她。你爱她——疯狂地爱——但不在乎她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吻她，但依然不注意她。你总是粗心大意，库尔特，从长远来看，你会永远是这个样子，非常幸福自负的人。唉，我已经把你看透了！”

“我也是。”他说。

于是勃艮第高地的男侍说

他挽着王后的拖裙，

哒嘀嘀，她的嘴巴，她的嘴巴哒嘀，

在大理石柱的台阶上。

“你知道吗，库尔特，坦率地说，有时候你让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明白你的爱只是——浮在表面。你把一个人安置在一个小货架上，以为她会永远那样一直坐着不动。但是，知道吗，她会坠落下来，你还以为她仍然坐在那里，甚至她消失了，你也不会叫一声。”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他打断她的话说，“我非常善于观察。你头发的颜色过去是金黄色的，而现在是浅红色的。”

她跟过去一样假装恼怒地轻轻拍了他一下。

“我早就不跟你生气了，库尔特。希望不久后我们能一起喝咖啡。他要到五月中旬才回来。我们好好聊一聊，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

“好的，好的。”他说。突然，他感到很无聊，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是根本不会再与她一起喝咖啡的。

她递给他一张名片（几分钟后，他把名片撕碎了，塞进了出租车的烟灰盒里）；分别时，她跟他握了许多次手，依然像机关枪似的喋喋不休。埃丽卡可真有意思……那张小脸，不停扇动的眼睫毛，翘鼻子，语速极快、嗓音嘶哑的唠叨……

骑着三轮童车的男孩也举手告别，随后立刻骑车走了，他的膝盖快速上下运动。德雷尔边走边回头张望，好几次挥动他的帽子，不小心撞上了路灯柱子，他说了声对不起，戴好帽子，继续向前走去。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不必要的相遇。现在我对埃丽卡的记忆永远不会是从前那种样子了。二号埃丽卡将永远影响他对她的看法，她是那么衣冠楚楚，那么一事无成，身边还有个骑着童车毫无用处的小维维安。现在，她推断我过得不幸福，这样做对吗？我怎么不幸福啦？为什么要那样说话？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养一个热辣的小娼妓？也许，妻子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冷冰冰。毕竟，一时真正的幸福之后是应该有一阵冰冷的哆嗦。她就是那种寒气。染了头发的埃丽卡没法理解王后的冷漠就是最好的保证、最好的忠诚。我不应该像那样回答。此外，四周的一切，那些晶莹闪亮的水坑——面包师傅们为什么赤脚穿橡胶套鞋？我不明白——但是，每日每夜，每时每刻，我四周的所有这一切都在笑，都在闪光，恳求人们看它们，爱它们。整个世界像一条狗一样站着，乞求人们逗弄它。埃丽卡忘了上千条格言和歌曲，忘记了那首诗歌，还有她粉色帽子上的咪咪二字，果子酒，初次幽会时那条长凳上的月光斑点。我想明天我要与伊索尔达幽会。

第二天，德雷尔特别开心。在办公室里，他向赖希小姐口授了一封信，写给一家历史悠久、声望很高的公司，这封信绝对难写。傍晚，在有着诡异古怪的照明的工场里，一个奇迹正在慢慢变为现实，他拍了拍发明家的背，拍得那么重，发明家都躬起了身子。他打电话给家里，说回家吃晚饭会晚一些；晚上十点半他回家时，调侃弗朗兹，考查他的销售技巧，问他一些非常荒唐的问题，比如：如果我妻子去你的销售部，当着你的面偷走罗纳德，你该怎么办？弗朗兹对于幽默，尤其是德雷尔的幽默，反应很慢；他睁大了眼睛，摊开了双手。这把德雷尔逗乐了，他很容易被逗乐。玛莎玩弄着一把小匙，不时用它敲击玻璃杯，然后用一个冰冷的手指抑止杯子震动的声音。

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和弗朗兹研究了几种新的谋杀方法，像以前一样，她说这说那都十分简洁，因此弗朗兹没感到恐惧或不舒服，他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种奇怪的感情重新组合。德雷尔已经一分为二：一个是危险的令人讨厌的德雷尔，他到处走动、说话，他在折磨他，他在狂笑；第二个纯粹是简图式的德雷尔，他与第一个德雷尔分离了——一张格式化了的扑克牌，一种纹章图案——这就是要予以毁灭的。不管计划用什么方式毁灭它，那也仅仅指毁灭这种简图式的形象。巧妙处理这个二号德雷尔是非常方便的。他是二维的，不动的。他就像那些近亲的照片，用剪刀沿着人物的轮廓剪开，然后用薄板纸加固，放在书桌上，人们喜欢这种廉价的效果。弗朗兹并没意识到这种无生命人物的特质和格式化的显现；因此，他没有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讨论这些罪恶的行为那么容易和无害。事实上，玛莎和他谈及两种不同的个人：玛莎想处置的目标绝对震耳欲聋，强悍活跃得让人难以忍受；他用男性生殖器威胁她，并且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一个几乎是致命的伤口。他用一把银色的小刷子梳平他下流的八字须，他夜间鼾声雷动，像凯旋时那样久久回响；而弗朗兹的眼中那个男人毫无生气，平淡无味，可以烧掉或者扯掉，或者像一张撕坏的照片一样随手扔掉。当玛莎拒绝使用毒药，认为下毒是“用不适当的方式谋害人命”（在那本被翻烂了的百科全书里详细阐释了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合法性），是某种与许多现代实用谋杀方法水火不容的东西时，这种难以表述的重复讨论又开始了。她开始谈论使用武器。天哪，她冷酷的理智与鲁莽的无知结合到一起，产生了相当怪诞的效果。她潜意识里从记忆最深处招募力量，无意识地回忆一些蹩脚、无聊小说中描述的一些精心策划却荒唐可笑的枪杀细节，由此抄袭罪恶的行为（该隐都避免使用的谋杀行为）。玛莎提议采用下述方法：首先，弗朗兹去购买一把左轮手枪；然后（“顺便提一下，我知道如何射击，”弗朗兹插话）——那太好了（“尽管你知道如何射击，亲爱的，你仍然应该练习一下，在某个僻静的小胡同里”）。计划是这样的：她设法把德雷尔留在楼下，直至深夜（“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别打断我的话，弗朗兹，女人知道如何留住男人”）。半夜里，当德雷尔喝着香槟，为玛莎突然百依百顺而兴高采烈时，玛莎就走到隔壁房间的窗户前，拉开窗帘，在那里站一会儿，手里举着闪闪发光的笛形细长酒杯。那就是信号。弗朗兹处在靠近花园栅栏的位置，从那里他能清晰地看见玛莎站在炉火很旺的矩形凹处。玛莎让窗开着，然后重新回到客厅卧榻德雷尔的身边。德雷尔也许坐在那里，已经衣冠不整，喝着香槟，吃着巧克力。弗朗兹立刻在黑暗中跳过栅栏门（“跳过栅栏门很容易。当然，门上有尖铁，可你是那么优秀的运动员”），迅速穿过花园，小心翼翼地走，别留下任何泄露秘密的脚印，从落地窗进屋，她会让落地窗半开着。客厅的门也会开着。弗朗兹从客厅门槛处连开六枪，就像美国电影那样。为了造成假象，在离开前，他应该从死者身上拿走钱包，也许还要从壁炉架上拿走两件法国古董银质蜡烛架；随后，从原路返回。与此同时，她奔上楼去，宽衣就寝。这就是整个行动过程。

弗朗兹点点头。

另一个计划是这样的：她单独与德雷尔去乡间。两人进行一次长途跋涉。他喜欢徒步旅行。她和弗朗兹事先选好一个绝好的僻静处（“在树林里，”弗朗兹说，他想象自己在一个昏暗的松树和橡树林里，想象树林覆盖的山上有个古老的地牢，童年时他经常想起这些地方）。他提着左轮手枪等候在大树后面。当他们再次把他杀死时，弗朗兹就朝她的一只手上开一枪（“对，这是必要的，亲爱的，都是这样干的，必须看上去像我们遭到了强盗袭击”）。弗朗兹应该拿走钱包（事后他应该把皮夹连同蜡烛架一并还给她）。

弗朗兹点点头。

这两个计划是基本的。其他计划仅仅是这一主题的变异形式。那么多小说家相信，如果细节设计周密，那么情节和人物就会水到渠成。玛莎小心翼翼策划夜袭别墅计划和树林抢劫计划（不幸的是，这两个计划经常会混淆起来）。结果弗朗兹被证明是意想不到的最幸运的礼物：他能够图解似的清楚想象他的行动，还有玛莎的行动，事先还得将这些行动与那些时间、空间、事由等概念协同考虑。在这清晰明了和灵活机动的计划中，只有一件事始终不变，不过，玛莎对该漏洞却视而不见。其盲点就是受害者。受害者在遇害之前没有显露出任何生命的迹象。如果还有哪一点事先没有想到，那就是在安葬尸体之前，必须要移动和处理它，它似乎比活着的时候更加活跃。弗朗兹的思绪围绕着这一固定点像杂技演员那样展开敏捷的思索。所有必要的动作以及它们的后续发展都一一作了周密考虑。那个目前叫做“德雷尔”的东西与未来的“德雷尔”之间的不同就像一根直线与一根横线的差异，一种角度和视角的不同——仅此而已。玛莎并非故意鼓励弗朗兹朝着这些抽象概念去思考，因为她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德雷尔事先不会察觉，没有时间捍卫自己。至于其他细节，她展开了非常生动、现实的想象：想象外甥用枪瞄准她丈夫时，德雷尔会如何耸起眉毛，如何开始哈哈大笑，以为手枪是玩具，如何带着笑声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了消除一切危险，她把德雷尔想象成一种商品，已经包装好，捆扎好，随时准备发送。她并没意识到这样做会使弗朗兹下手方便得多。“聪明的孩子，”她哈哈大笑，在他的脸颊上亲吻一下，“机灵，你真机灵，亲爱的。”在玛莎赞扬声的鼓励下，弗朗兹提供了一份估算单（不幸的是这份估算单后来不得不被烧毁了）：从栅栏到窗户的步数，走这段距离需要多少秒，从窗户到客厅大门的距离，从大门到扶手椅的距离（在他们的计划中，在某个时刻要让德雷尔从沙发移至扶手椅），从悬空举起的左轮手枪到恰当安置的那颗脑袋背后的距离。当德雷尔真的坐在那把扶手椅中，在四月阳光的照耀下阅读周日的报纸时，玛莎的发髻里插着一把梳子，身穿一套高级定制的粉红色新衣，与不穿外套的弗朗兹忙着在花园里来回踱步，汤姆跟在他们后面，口里叼着一个黑球。他俩沿着别墅的围墙一直走到客厅的窗前，然后回到边门，边走边数着步子，记住步数，演练前进和撤退的方法。德雷尔双手叉腰，走出客厅，来到露台，随后立刻来到花园，加入他们一起散步，帮助他俩讨论怎样重新铺设石板路，怎样重新设计花圃；其实，玛莎和弗朗兹也在煞费苦心地计划花园小路和花圃的重新规划。

当他俩单独在那间乏味但钟爱的小租房里时，他们继续计划着，卧床上方还挂着那幅没有售出的大乳头奴隶姑娘画，以及一把装在框子里的崭新、昂贵、闲置的网球拍。是时候考虑弄手枪了！刚到这一阶段，他们就遇上了一个荒唐的障碍。他俩确信，为了购买左轮手枪，必须弄到特许证。玛莎和弗朗兹都根本不知道如何弄到这张特许证。他们必须得打听，也需要去警察局，这也许意味着不得不填写并签署申请单。很显然，现在比起武器被派上用场，弄到武器的可能性要渺茫得多。玛莎不能忍受这种自相矛盾的荒谬说法。她不把弄武器当作一回事，却在执行这个计划时遇到了各种同样不可逾越的困难。比如，那个花匠——他也是个警卫（可以收买？可以施以麻醉药？）——是个头脑冷静、身强体壮的老恶棍；他目光锐利，一眼就能识别入侵者，他捏死毛毛虫的方法很特别，他用长着铁指甲般的食指和大拇指那么特别可怕地一捏，毛毛虫就会尖叫一声，流出不少黏液，弗朗兹第一次亲眼目睹那种绿色绞刑，他像女孩一样尖声高喊。还有那个警察，他经常沿街巡视，好像在散步一样。森林计划中也出现不少错误估计和漏洞：短途去格吕内瓦尔德旅行之后，弗朗兹报告说，那里野餐的人比松树还多。柏林市郊还有许多其他树林，但是得想出办法把德雷尔弄到那里去才行。妥善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之后，获得武器的问题也似乎不再那么难以解决：柏林北部也许有些友善的枪支经销商，他们不在乎有没有许可证。一旦有了枪，机会肯定就在他们一边，他们的目标就会在恰当的时刻处在恰当的位置。于是，玛莎很满意，因为她传达了自己对各种正确关系的感觉（“要紧的事情先做”、“如果你有两个鼻子，那么你应该满足于只有一个眼睛”，这些都是她特别喜爱的谚语）。

于是，获得一支可靠的小型左轮手枪的时候到了。她想象弗朗兹如何——动作缓慢、身材修长、生性腼腆的弗朗兹——穿梭于各个枪支商店，热情的销售员如何突然开始问他一些需要谨慎回答的问题，那个白痴店员日后如何记得弗朗兹的玳瑁眼镜和他细长、洁白、幼稚的双手做出的各种解释性的手势，那支枪被使用和埋掉之后，如何被某个爱管闲事的侦探查获……那么，如果她去购买武器呢？……也许，她认为汤姆患了狂犬病，她想杀了它，事实上只是练练枪——女人也能学会精确射击。突然，一个新异的形象在眼前浮现、停顿、转身、继续向前浮动，就像商业电影广告中那些能自己移动的逗人喜爱的东西那样。她意识到为什么那支左轮手枪会在她脑海里有着这样清晰的形状和颜色，尽管她对枪一无所知。威利的脸从她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他笑起来是那么张扬，他弯腰去看某样东西，他挡住汤姆不让它靠近，汤姆以为那东西是它的玩物。她再努力回忆，于是就想起德雷尔坐在他的书桌前，向威利展示——展示什么？一把左轮手枪！威利把枪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哈哈大笑，狗汪汪直吠。她再也记不起更多了，但是，那已经足够了。她大为惊愕，她高兴地发现，几年来，她的头脑里是如何煞费苦心和未雨绸缪地保存着那种一闪即逝但必不可少的印象的。

又是一个星期天。德雷尔牵着汤姆外出散步。别墅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阳光舒坦地照射到每个房间平时很难照到的角落。露台上，微风吹乱了一本四月刊杂志的书页（已经旧了），杂志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新近发现的维纳斯非常可爱的双臂。首先，玛莎彻底翻查了书桌的抽屉。在蓝色文件夹中，她发现了几根金色封蜡棍、一个电棒、三个金币、一个先令、一本写有英语单词的练习簿、他龇牙咧嘴微笑的护照（谁会在正式场合龇牙咧嘴？）、一个坏了的烟斗（是她很久很久以前送给他的礼物）、一本陈旧的夹着褪色快照的小相册、一位姑娘最近的快照（如果照片中的她身上没穿时髦滑雪衣的话，那么她很像伊索尔达·波茨）、一盒图钉、几根带子、一块手表的玻璃表面，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不值钱的东西，保存这些琐碎的东西总让玛莎火冒三丈。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都被玛莎扔进了废纸篓，包括那本习字簿和冬季体育用品广告。她猛地推回抽屉，离开那张被震昏的书桌，朝卧室走去。在卧室里，她在两个白色五斗橱里仔细翻寻，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到了一个实心球，球上留下了汤姆的牙印，天知道这个球怎么会跑到橱里来的，橱里整整齐齐放着两排共十双丈夫的鞋子。她把球从窗口扔了出去。她飞奔下楼。经过更衣镜时，她发现自己鼻子上的脂粉掉了，两个眼睛明显憔悴。她应该去看肺科医生呢还是心脏医生？或者两科都看？她在各个房间又翻查了一些抽屉，她责怪自己都在一些荒唐的地方翻找；最后，她认为枪要么藏在保险箱里（她没有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里藏着遗嘱、金银财宝，还有未来！），要么藏在办公室里。她再一次搜查了那张该死的书桌。书桌卑躬屈膝，屏住呼吸，任她气势汹汹地翻找。抽屉开始像抽耳光似的噼啪作响。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在一个抽屉里，她注意到一个棕色的公文包。她生气地提起公文包。她发现在公文包底下的抽屉深处有一把珍珠母手柄的小左轮手枪！与此同时，周围传来了她丈夫的声音，她急忙放回公文包，关好抽屉。

“天气太好了，”德雷尔欢快地说，“简直像夏天。”

玛莎阴郁地说，连头也没回：

“我在找药片。你的书桌里有氨基比林。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我不知道。今天天气这么好，谁的头还会裂开？”

他坐在一把椅子的皮扶手上，用手帕擦了擦额头。

“知道吗，我亲爱的，”他说，“我有个想法。听着——弗朗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们一块儿驾车去网球俱乐部。是个好主意吧？挺有吸引力吧？”

“你想什么时候吃午饭？他会来吃午饭的。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其他人，然后吃过午饭去打网球呢？”

“现在才十点。我们可以在一点半吃午饭。浪费这样的好天气真是可惜了。你也去，好吗，好吗，好吗？”

她同意一起去，只是因为她明白让弗朗兹单独与德雷尔去该有多难受。“我来给他打电话。”她说。

房东问她是谁，为什么要跟他的房客通话，玛莎让他少管闲事。弗朗兹颇感意外，穿着平常的衣服就来了，脚上简单换了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德雷尔很不耐烦，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他担心天空中随时会形成雷暴云。他急急忙忙推着弗朗兹上楼，给了他一条法兰绒裤子，这是他两年前在伦敦购买的，现在穿起来太紧了。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眼睛鼓鼓的，脑袋侧着，留心看着弗朗兹更换衣服。可怜的弗朗兹像山羊一般腥臭。这样的天气还穿着厚厚的长内裤！不管是谁，在内裤上绣了那个交织字母就不是个专业的——至少不是个专业的女裁缝。弗朗兹尴尬得不知所措，他完全意识到，他的内裤非常难看；他很荒唐地担心，这整个换衣服的过程也许会暴露许多通奸的肮脏秘密。当一个脚一个脚地换裤子时，他变得非常笨拙，伸出一条腿，另一条腿单足跳跃；他努力劝说自己，这只是一场噩梦。德雷尔也开始两腿交替站立。这种难受的情形痛苦乏味地延续着。裤子似乎太长太大，在这套袋赛跑的过程中，一阵痉挛，弗朗兹倒在一个破损的行李架上，这个破行李架是不该放在梳妆室里的。德雷尔做了个含糊的动作，好像要出手拉他一把似的。扣好裤纽对他来说更是噩梦一场，德雷尔让他自己扣好。之后，试衣匠用两个手指灵活地拎起裤腰，调整边带，内行地将一根皮带围到对方僵硬的腰部，跪下一条腿，用皮尺去丈量裤腿，像人们舞动毒蛇那样将皮尺挂在身上。最后，他咯咯地轻轻一笑，表达出一种宽慰和认同；随后，他在弗朗兹的屁股上重重拍了一下。这一拍让可怜的弗朗兹的屁股刺疼了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他格外拘谨地弯着双腿向前走，裤子夹在屁股里。甚至坐进出租车后，屁股上的刺痛还在持续。从出租车下来时，德雷尔又重重拍了弗朗兹一下，这一次是用弗朗兹的球拍，因为他差点把球拍遗忘在车上。“Aber lass doch，”玛莎对粗俗的丈夫说。

在赤褐色的球场上，白色的人影奔来冲去，雇来的球童飞快地捡球。四周，高高耸立着铁丝网，外面还套着绿色的纱网。俱乐部会所前放着白色的桌子和柳条扶手椅。一切都非常干净，井井有条。玛莎与一位双腿白里透红、有着浅色眼睛、身穿白裙的漂亮女人闲聊了起来，那女人的裙子跟纸灯罩差不多大。她俩点了饮料——一种咖啡色的美国冰镇混合饮料。德雷尔进会馆去换衣服。穿黑衣服的玛莎和穿白衣服的女士大声地说话，可是弗朗兹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球弹跳着从他面前飞过，落到了一张桌上，然后再弹到椅子上，再落到草皮上。他捡起球，仔细看了看：球相当新，上面有一个公司的紫色商标，这家公司在“花花公子”百货商场里可是名声显赫。弗朗兹把球放在桌子上。又有两个赤裸着手臂和双腿的年轻女子从身边经过，她俩穿着丝绸花边、红色鞋底的白鞋子（“墨丘利”牌的——不，“爱情”牌的）走在草坪上相当平坦，好像是在赤脚走路。她们的眼睛里充满着幸福，她们的嘴唇鲜红。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童年的梦想和欲望，早已烟消云散。她们错把他当作某个其他人，朝他暧昧地微笑，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往远处看，一个球场边上有个裁判模样的人，或者是赛场警卫，坐在一把梯凳上，注视着球飞过落球网；他像一个自动装置，有节奏地晃动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你不是玩网球的料。德雷尔一身白色网球装，从会馆的黑色大门里走了出来，耀眼炫目。“我们走吧！”他高声说。他脖子上围着一块松软的毛巾，迈着轻松的步子，一个手臂下夹着两把球拍，另一个手里拿着一盒新球，朝着六号球场走去。玛莎告别了那位女士，在一把椅子里坐下，观看两人打球。在球场上，德雷尔像刽子手行刑时准备垫头木那样仔细周到，正在用他的球拍丈量落球网的高度。弗朗兹站在球场边缘，靠近他的情人，抬头瞭望一架从头上飞过的飞机。玛莎用挑剔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恋人弗朗兹充满朝气的脖子、闪光的眼镜和漂亮的网球裤（裤子的臀部太宽松了些，否则很合身）。德雷尔完成了他邪恶的摆弄之后，慢慢跑到网球场他一侧的底线。弗朗兹依然站在他那一端的长方形球场中央。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满是雀斑的脸上毫无表情，她从盒子里取出一个球，把球弹向他。球猛地弹起，击中了他的阴部。他试图用球拍把球往下打，但是，球从他的两腿之间穿了过去。女孩又掷给他一个球，他又没抓住。不过，这次他跟在球后面追逐，最后终于在毗邻球场一个球员的脚下把球捡了起来，那个球员漏接了球，生气地朝他瞪眼睛。弗朗兹饶有兴趣，把球放进口袋跑了回来，又站到了他原先的位置上。德雷尔宽容地朝他笑了笑，挥手示意他往后站，作为热身活动，他发了一个低手球，动作还算正确，是从俱乐部教练朱波夫伯爵那里学来的。弗朗兹挥手接球，作为初次上场的人，他运气不错，尽管动作并不标准，但他用力猛击，使球飞到远远超过德雷尔接球的范围。玛莎禁不住鼓起掌来。德雷尔又发了个低手球。弗朗兹“嗖”地用力挥拍，但是连球的皮毛都没有碰到，网球直直地落到了他身后的小女孩附近。弗朗兹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网球，伸直手臂，估算高度，将球抛起，试图使球弹起。结果他又一次没击中，却踩到了球，差一点跌倒在地。他一阵小跑，来到网前，结果，球卡在网上了。德雷尔叫他多往后退一些，继续接连给他发球。弗朗兹一会儿弓步向前，一会儿急忙转身。但是，他大多数击球依然是徒劳的挥拍。那个小女孩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跑来跑去，用她的小手接住每一个球，冷漠但精确地滚球或将球掷还给德雷尔。

“别碍手碍脚的！”玛莎对着这个不懂礼节的接球小女孩高声喊道，但是，女孩要么没有听见，要么听不懂她的话。她的一个手指上戴着一个黄铜戒指。她也许是个肮脏的小吉卜赛人之类的。

这种煎熬仍在继续。最后，弗朗兹在一阵绝望之中终于“啪”的一声击中了球，球“呼”地高高飞起，越过了会馆的屋顶。

德雷尔慢慢走到网前，向弗朗兹招招手。

“我赢了吗？”弗朗兹气喘吁吁地问。

“没有，”德雷尔说，“我只想作些解释。我们不是在玩美国棒球，也不是玩英国板球。这种游戏叫做‘草地网球’，因为刚开始时人们是在草地上玩球的。”他总是发不好lawn这个字，好像老要与down混淆起来。

随后，德雷尔缓慢地、遗憾地回到他的底线。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玛莎再也忍不住了，她从就座的地方高声嚷嚷道：

“够了，够了！你很清楚，他不会——”

她想高喊“不会打球”，但是，一阵春风把最后两个词给吹没了。弗朗兹故意停下来检查球拍的弦。一个年轻人，也是身材细长、戴着眼镜，一直不怀好意、嘲弄似的看着他俩打球；这时，他走上前来，鞠了个躬。德雷尔用球拍指了指弗朗兹，示意他可以走了，同时，兴高采烈地迎接那个新来的家伙，他知道那人的球艺很棒。

弗朗兹走到玛莎跟前，在她身边坐下。他的脸色苍白憔悴，汗珠闪亮。玛莎对着他直笑，而他则擦擦眼镜，眼睛不朝她看。“亲爱的。”她低声说，试图吸引他的目光。她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可是他沮丧地摇摇头，紧咬着牙齿。

“没关系的，”她柔声地说，“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我跟你说件事，”她更加轻声地补充说，“听着，我找到它了！”

他的目光游离了，但她坚定地重新捕捉到了它。“……在书桌里找到的。过几天你去拿就是了。明白了吗？”

他眨巴着眼睛。“你这样会感冒的，”她说，“有一股凉风吹来。穿上你的毛衣和外衣，亲爱的。”

“别说得那么响，”弗朗兹低声说，“求你了！”

她笑了，朝四周看了看，耸耸肩。

“我必须解释一下……不，听着，弗朗兹——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

德雷尔刚打出一次漂亮的削球，球贴着网飞了过去。他朝妻子瞟了一眼，看见妻子正看着他，心里很高兴。

“嗨，”玛莎低声说，“我们走吧。我必须把一切给你解释清楚。”

德雷尔未能截击一次空中球，摇着头回到了底线。玛莎把他召唤到身边，说她头痛更加厉害了，让他吃午饭别迟到了。德雷尔点点头，继续打球。

他们没能叫到出租车，不过没关系，快点走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他们穿过一个公园，公园里，幸福的恋人们站在去年的枯树叶上相互紧紧地拥抱着，她一边走一边开始解释。

这个计划没有危险，这很令人高兴：计划从他的英语学习展开。有时他会让她给他做些听写。她认识的英语词汇不如他多，但是她的发音也许比他好些，或者至少与他的发音不同。比如，她发的lawn与own近似，不是与down谐音，她跟他说过很多次，发成down是很可笑的，说她的倔丈夫是个蠢蛋。过去，他常常在一本练习本里记录她口授的词汇。随后，他就拿自己记下的与原文对照。永久的幸福就是依存于在一个私人花园里进行这样的听写。他们会拿一本陶赫尼茨小说，在书中找一个适当的句子，比如I could not have acted otherwise或者I am shooting myself because I am tired of life。剩下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你在场的时候，”她说，“我向他口授这个挑选好的句子。当然，他一定不可以听写在练习本里，而是写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事实上，我已经撕毁了那本练习本。他一听写完那个句子，还没来得及抬起头，你就接近他，非常靠近，在他身后一点，好像你想越过他的肩膀看，随后非常小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