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上面所说这些话只是一个铺垫。

我写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受到命运的垂青，我的处女作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各色人等竞相与我结识。

我刚被引介到伦敦的文人圈子里时，自己既热切又羞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难免有些许的忧郁。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光顾那个圈子了，如果现在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是真实的，则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圈子所在的地点也不同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和肯辛顿的高街。那时，不到四十岁就出名就会被认为是出类拔萃，而现在超过了二十五岁才出名会让人觉得很荒唐。我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点羞于表露自己的感情，害怕过分张扬会引起嘲笑。我不相信在放浪形骸的文人圈里会有什么严谨的纯洁文化，但我也不记得那时会有在今天似乎大行其道的滥交。我们把怪诞的行为遮上一层体面缄默的幕布，并不认为这是虚伪的。我们讲话含蓄，并不直截了当，而且那时女人也没有完全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记得我不得不坐公交车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热情好客的文人圈子人们的家里。在怯懦心理作祟下，我要在街上来回徘徊几次，才能鼓起勇气按响门铃。随后，惶恐不安地被领进一个透不过气、高朋满座的房间。我被介绍给一个又一个名人雅士，他们对我的书的褒奖之词更让我局促不安。我觉得他们指望我说些妙言隽语，但我直到聚会结束，也没有想出什么风趣的话来，我只好用端茶倒水，把切得乱七八糟的黄油面包递给别人来掩饰我的尴尬。我不想让人注意到我，这样我就能放松地观察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和聆听他们睿智有趣的谈话。

我记得聚会上有一些身材高大，腰板笔直，大鼻子而眼神放光的女人，穿着如同甲胄的服装；也有一些身材矮小，像小老鼠一样的老处女，说话细声细气，眼睛滴溜乱转。我一直既好奇又好笑，她们始终戴着手套去吃抹着黄油的面包片，随后，我又观察到她们在以为没人注意的时候，把手指上的残留物往椅子上揩，那种漠然的劲头让我着实佩服。这种行为肯定对家具不好，但我也能想到，当轮到这家的女主人回访她们家的时候，她也会对她朋友家的家具实施同样的报复手段的。有些女人穿着时髦，她们说她们怎么也看不出为什么一个人写出一部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身材很好为什么不去尽量展现呢？一双小脚上穿着时尚的鞋子，绝不会让编辑拒绝采用你的稿子。但是，另外一些女人打扮很轻浮，她们身着“艺术的织品”，戴着蛮荒风格的珠宝首饰。男士们的打扮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可能地让自己看上去不像作家，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是老于世故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城市里公司的高管。他们总显得有点疲态，我过去压根儿不认识什么作家，我发现他们很奇怪，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他们似乎不太真实。

我记得那时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不同凡响，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弟兄刚一转身，他们便会用幽默的谈吐将他刺得体无完肤，让我听得瞠目结舌。艺术家有着世上别的行当的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嘲笑他们朋友的外貌和性格，还可以嘲笑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谈锋所向机智锐利，口若悬河，让我自叹弗如。在那些日子里，聊天要像艺术一样养成，一句巧妙的对答会大受赏识，远远超过锅下荆棘燃烧时的噼啪声受到的关注。格言警句那时还不是笨伯们机械模仿的工具，彬彬有礼的闲谈中随便用上几句便会妙趣横生。令人难过的是，我现在丝毫不记得那些灵光闪烁的妙语了。然而，当谈到我们所从事的艺术的另一面——作为交易的细节来时，我认为那种交谈到头来也不会让人舒服。我们品评完最近一本新书的成就后，就会自然而然地猜测这本书卖出了多少册，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费，最终他可能会得到多少收益。随后，我们还可能谈到这家出版商，那家出版商，把一家出版商的慷慨和另一家的吝啬做对比。我们还会争论是应该把稿子交给一个版税丰厚的出版商好，还是交给一个会“推广”，彰显书稿价值的出版商好；有些出版商广告做得差，而另外一些则很不错；有些出版商很老套，而另外一些则很摩登。再后来，我们还会谈到代理商以及他们能够为我们争取到的利益，也会谈到各种类型的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稿件，一千字他们能给多少稿费，以及他们付稿费是及时或是拖拉。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具有浪漫的意味，它给了我一种成为某个神秘兄弟会成员的亲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