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著述已经够多的了，似乎不用我再增加笔墨加以赘述。况且，能够树立起一个画家丰碑的应该是他的作品。但是，事实上我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和了解他，我初次遇见他是在他成为画家之前。他在巴黎的那段困难岁月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烽火而来到塔希提岛的话，我也没有想到会把对他的回忆诉诸笔端。众所周知，在塔希提岛他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在岛上我碰巧也遇到了一些很熟悉他的人，于是我发现自己正是那个可以阐明他悲剧人生中最为湮没阶段的人。如果坚信斯特里克兰的伟大是对的，那么作为一个亲身接触过他，并对他很了解的人，我个人的叙述就不能说是多余的了。假如有个人跟艾尔·格列柯像我同斯特里克兰一样熟稔，为了读到这个人写的关于格列柯的回忆录，我们为什么舍不得花些时间呢？

但是，我不会以这些借口为自己辩解。我忘了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让灵魂受益，一个人每天应该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情。说这话的人是个智者，这句话本身也是个格言，我一丝不苟地遵守。所以每天硬着头皮起床，逼着自己睡觉。在本性上我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我每周都会让肉体经受一次更加严酷的磨难。我没有漏读过一期《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试想每天洋洋万言的书籍被写出来，作者们满怀希望地看着它们出版，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这也是有益身心的磨炼。若一本书能够从书堆中脱颖而出，这希望会是多么的渺茫！那些所谓成功的书也只不过是季节性的。只有天知道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历经了多少苦难，承受了多少伤心，才能侥幸给读者几个小时的休闲，或者打发掉他们在旅途中的单调与乏味。我可以从书评中作出判断，这些书中很多都是作者精心的力作，有些是殚精竭虑，有些甚至是终其一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的喜悦和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中获得回报，对于其他别的东西都可以漠然待之，根本不用去在乎什么赞扬或责难、成功或失败。

现在战争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态度。年轻人已经求助于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神祇，已经有可能看到那些继我们之后的年轻人活动的方向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意识到了力量与喧嚣，不再敲门，蜂拥而至，占据了我们的座位。空气中吵吵闹闹，充斥着他们的喊叫。某些老一代人，模仿着年轻人滑稽的行为，努力说服自己他们尚未落伍，他们用最高音量大声叫喊，但是他们口中犹如战斗时的呐喊已经变得空洞；他们就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眉笔、化妆和脂粉，靠尖声的媚笑来唤回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的则做出优雅的姿态。在他们多少有点抑制的微笑中有着某种放纵的讥讽，因为他们还记得自己也曾经把稳坐钓鱼台的一代踩在脚下，那一代人也曾高声喊叫，也曾带着这种讥讽，他们也曾预见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们有朝一日会让位于人。世上没有什么终极箴言，当尼尼微城把自己的伟大吹上天时，新的福音已经作古。那些说豪言壮语的人以为他们的话很新颖，可实际上这些话前人已经说过百遍，连腔调都几乎没有变化。钟摆来回摇摆，这一循环永不停歇。

有时，一个人在一个时代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了一定地位，当进入另一个时代，他会感到陌生，而这种违和感呈现了人类喜剧中最为奇特的景象。比如，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雷布呢？这位当时著名的诗人，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天才，而由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强，这种一致公认的情况变得比较罕见了。他从亚历山大·蒲柏那一派学得写诗的技巧，用押韵的双行体形式创作道德故事。后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都开始作新歌、唱新曲了，可克雷布先生还是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写他的道德故事，我认为他肯定已经读过那些年轻人所写的搅动世界的诗歌了，而且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会认为这些新诗肤浅贫乏。当然，这些新诗大多的确如此。但是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歌，以及雪莱的更多的几首诗歌，发现了前人所未探及的广袤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虽然已经过气，但他仍然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写他的道德故事。我也曾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在他们当中，可能有更加热烈的济慈和更加空灵的雪莱，他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被世人所愿意记忆的作品，但我说不好这一点。我欣赏他们的诗艺——他们的青春已经很完美，再说什么前途无量似乎已经荒唐。我惊叹于他们风格的恰如其分，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词汇量上看，似乎在摇篮里时，他们就翻读过罗杰的《词汇宝典》了），在我看来，他们的诗歌却言之无物：在我脑海中，他们知道得太多，感受得太明显，他们轻拍我后背的亲密劲儿或者全身扑向我怀中的热烈情感，我还真受不了；他们的激情有点贫血，他们的梦想有点平淡枯燥。我不喜欢他们。我也已经过气，我也会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来写道德故事，但是，如果说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娱自乐的话，我就会是天大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