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日记

我全不费力地找到了小波利。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他出现在旅馆的台阶上，在一架为旅客所设的望远镜口眺望远山。我立刻就知道是他。不久，一个比他长得稍高的小女孩跑到他身边。我坐在客厅敞开的玻璃窗前，离他们很近，因此他俩的谈话字字听得清楚。当时我很想和他说话，但我相信先和那女孩子的母亲有了接触比较来得谨慎。这是一位波兰籍的女医生，波利就由她在看护，她无时不在注意他的一切。小勃洛霞非常可爱，她大概已有十五岁。她那金栗色的长发束成发辫一直垂下腰际，她的目光和语声仿佛都是天使一样的。我记下这两个孩子的对话：

“波利，妈让我们别动那千里镜。你不愿意过来散散步吗？”

“是，我很愿意。不，我不愿意。”

这两句相反的话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勃洛霞只注意到第二句，便问：

“为什么不？”

“天太热，天太冷。”（这时他已离开望远镜。）

“波利，听话些！你知道我们一同出去妈妈一定很高兴，你的帽子放到哪儿去了？”

“Vibroskomenopatof，Blaf bLaf.”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那你为什么说？”

“为让你不懂。”

“你说那根本没有意思，自然我懂了也无用。”

“但如果那算是有点意思，你也一样不会懂。”

“人说话是为让别人懂。”

“你可喜欢我们来造几个字，那些字只有我们两人能懂？”

“你先学好了法文再说。”

“我妈，她能说法文、英文、罗马文、俄文、土耳其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贝鲁文、齐齐都文。”

这一切说得非常快，像是在一种诗情的怒放中。

勃洛霞笑了。

“波利，为什么你整天胡说？”

“为什么你总不相信我跟你说的？”

“你跟我说真话时我就相信。”

“怎么你才知道是真话？你那天跟我讲天使时，我倒很相信你。勃洛霞，告诉我！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我一心祷告，我也能看到天使？”

“也许你能看到他们，如果你以后不再说谎话，如果上帝愿意你看到他们。但如果你的祷告只是想看看他们，上帝就一定不让你看到他们。如果我们肯做好人，有很多好看的东西我们都能看到。”

“勃洛霞，你是个好人，所以你能看到天使。我总是个坏人。”

“为什么你总想做坏人？你肯过来我们两人到（这儿是一个我听不懂的地名），在那儿，我们两人一同祷告上帝和圣母救你不再做坏人。”

“是。不，听我说：我们去找一根棒，你拿一端，我拿另一端。我把眼睛闭上，我答应你到那儿以后我才把眼睛睁开。”

他们稍稍跑远了；而当他们跨下台阶，我还听到波利的声音：

“是，不，别拿这端。等我把它擦干净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拿过。”

当我独自用完早餐，正在想法去接近莎弗洛尼斯加时，她却自动跑来了。她手上拿着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这颇引起我的惊奇。她非常和蔼地微笑着，问我她荣幸地见面的是否正是那书的作者；立刻她就对我的书加了一番赞许。她的意见，她的颂扬与批评，在我认为比我一向所惯听的高明得多，虽然她的观点完全不是从文学出发。她对我说她所唯一感兴趣的是心理的以及一切有关阐明人性的诸问题。但她又加上说：“真能抛弃现成的心理来写作的诗人、戏曲家或是小说家实在不可多得。”（我就对她说：“能使一般读者满意的唯有这种现成的心理。”）

小波利是他母亲托付给她同来过暑假的。我尽力不显露自己所以对他感兴趣的原因。“这是一个极柔弱的孩子，”莎弗洛尼斯加夫人对我说，“他母亲来往的社交界对他全无益处。她最初说和我们同来沙费，但我不能接受管理这个孩子，除非她完全把他交给我，否则我的治疗是不会见效的。”

“试想，”她又接着说，“她使这小东西生活在一种不断兴奋的状态下，这只能更增加他神经的失常。自从他父亲去世以后，他母亲就只能自己谋生活。她是个钢琴家，而我可以说，她的演奏是很难有敌手的，只是一般的听众不能欣赏其中的微妙。她就决定在音乐会中、在游艺场中、在剧院中演唱。她把波利带到一起；我相信这孩子的失常不能不归咎于这种戏院中不自然的气氛。他母亲非常喜欢他，但实在说来，如果能让他和他母亲分离，对他倒是更好的。”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问。

她笑了：

“您想知道的是他的病名？唉！如果我背一个好听的学名对您也是一样。”

“就请您告诉我他病的是什么。”

“他犯种种小毛病、怪习、幻想，即是一般所谓一个神经质的孩子。而普通治疗都着重注意卫生以及使病者能在新鲜空气中休养。其实一个健全的体格是不会让这些毛病自由发展的。体质虚弱固然能助长这些毛病，但它们所以发生却并不一定由于虚弱的缘故。我相信这种病症的根源往往种下在一个人生活中所受到的某件事情的打击，而我们需要设法去发现的就是这件事情。病者只要知道他致病的起因，他的病也就一半治愈了。但这种起因病者自己往往记不起来，它像隐匿在病的阴影中。我的工作就是要在这隐蔽后面去探找致病的起因，设法把这起因放在阳光下，也即放在我们视觉可及的境地。我相信正像光能澄清污水，同样，明晰的目光不难洞察病者的内心。”

我就告诉莎弗洛尼斯加昨天我所窃听的波利与她女儿的谈话，从那谈话看来，我觉得波利离治愈的阶段似乎还远得很。

“这就因为我对波利已往生活中必须认识的一切还嫌不足。我开始这种治疗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您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啊！简单得很，我就让他自己随意谈话。每天我在他身边消磨一两个钟点。我试着问他，但问得很少，因为最重要是取得他的信赖。我已经知道好些事，我正在探究很多别的。但那小东西还在自卫，他怕羞；如果我太坚持，如果我不觅取他的信赖，结果一定会和我所预期的相反，即是无法使他自己尽情吐露。他会反抗。所以在我未能克服他的审慎与拘谨以前……”

她所谈的这种讯问方式在我认为相当偏执，使我忍不住不起抗议；但我的好奇心胜于一切。

“您的意思是您等待着这小东西会告诉您一些不洁的秘密？”

如今是她抗议了：

“不洁？在诊察中就无所谓洁与不洁。我需要知道一切，而尤其是人们最想隐瞒的一切。我必须设法使波利自供。在没有完全知道他过去以前，我是无法治愈他的。”

“那么您猜想他有可以向您供认的事？原谅我，我的意思是您是否能自信他所供认的不正就是您自己所暗示他的呢？”

“自然我必须不断地预防这一点，这正是所以使我滞缓的原因。我见到一些笨拙的法官无意地给孩子很多意想的证据，而诘问之下，这孩子就自然地撒起谎来，一口咬定是他自己所亲历的，而使很多想象的罪状成了实证。我的职务是让孩子自己无意中吐露出来，而绝不从旁给以暗示。因此非有极大的耐心不可。”

“我认为这儿所用的方法其效力完全须看执行者自身的价值而定。”

“这话我不敢说。不过我可以对您保证，当您有过相当时间的经验以后，您不难把握住一种特殊的智巧，一种预知，或是说一种直觉。自然有时也很可能扑空；重要的是不应太固执于某一点。譬如说，您可知道每次我们谈话是怎样入手的？波利总先告诉我他夜间所做的梦。”

“谁知道也许他的梦就是造作的？”

“而如果他真造作？……一切由病者的想象所造作的全是带有启示意味的。”

她停了一忽儿，又接着说：

“‘造作’，‘病者的想象’……不！这都无关。我们每每受字面的拘束。波利在我面前简直就是一面做梦一面说话。每天早晨他总有一个钟点在这种半醒的状态下，那时在脑海中所出现的种种意象往往不受我们理智的支配。它们的结合并不依照正常的逻辑，而全借机遇的化合。它们应顺着一种神秘的内在的要求，而这种内在的要求正是我最需要知道的；所以我在一个孩子的这些呓语中听得的启示远胜于一个最理解这些问题的人所下的缜密的分析。天下不少事情超出理性的支配，所以一个想理解生活的人，如果只应用他的理性，就正像想用火钳能把火钳住的人一样。结果留在他眼前的只是那瞬息即灭的一片木炭。”

她又停住了，顺手翻着我的那本书。

“你们对于人性的理解是真够肤浅的。”她喊出来，突然她又笑着加上说，“啊！我并不特别指您。当我说‘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们小说家们’。你们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临空构成的，他们既没有一个基础，也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我倒相信能把握真理的还是诗人；一切仅借智力所创造的全是假的。但我此刻所谈的实在与我自己无关……您可知道我对波利所以无从入手的缘故？就因为我相信他是非常纯洁的。”

“为什么因此反使您无从入手？”

“因为在这情况下我就无从探发病之所在。像他那种神经上的错乱，普通十有九次都源由于一种羞于告人的秘密。”

“也许这种秘密我们人人都有，”我说，“但幸而它并不使我们每人都得病。”

正在这时，莎弗洛尼斯加夫人看到勃洛霞从窗前经过，她就站起身来，指着她女儿对我说：

“您看，外面的那位才真是波利的医生。她在找我，我得去瞧瞧，但我相信我们以后还有再谈的机会，是不是？”

事实上我很懂得莎弗洛尼斯加所责备于小说的一切；但这儿她忽视了某些艺术上的理由，某些更高的理由。这使我想到一个好的小说家决不是一个高明的自然科学家所能承当的。

我已把萝拉介绍给莎弗洛尼斯加夫人。她们似乎很能投合，因此我也感到很愉快。有时当我知道她们在一起闲谈时，我可以一无挂虑地离去。我所抱憾的是裴奈尔在这儿找不到一个适当年龄的同伴，但至少他有会考需要预备，这样每天也可以消磨他几个钟点。我自己可以继续从事于我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