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蓝色的阿尔法罗密欧驶入了于塞勒的车站广场。穿过广场，车站对面还有一家咖啡馆开着，一些乘晚班车的旅客等在那里，呷着咖啡。咖啡店露台上的桌椅都已收拾齐整，准备打烊。豺狼用梳子梳了梳头，穿过露台上的桌椅，来到吧台前。他又冷又饿，自从二十八个小时之前的晚餐后，他除了早餐吃过一个抹了黄油的面包卷之外，水米未进，还以每小时超过六十英里的速度在寒气逼人的山里开着这辆阿尔法驶过无数山路弯道。现在他浑身僵直，大腿和手臂生疼。

他在柜台处要了两大块涂着黄油的长面包片、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加奶咖啡。服务员正在准备黄油面包，并从滤壶里析出咖啡，豺狼四下看了看，想找个电话间但没有找到，只有柜台的一端放着一部电话。

“你这里有本地的电话簿吗？”他问吧台服务员。服务员正忙着，没有答话，冲着柜台后架子上一堆电话簿示意了一下。

“你自己拿吧。”他说。

他在地址簿上找到了“沙隆尼尔男爵”，地址是沙隆尼尔高地庄园。这个豺狼早知道了，只是他的路线图上没有标出那个村子。但电话号码显示该处属于伊格尔顿区，找起来很容易。他顺着RN89从于塞勒又开出三十公里，然后停下来吃鸡蛋和三明治。

快凌晨两点的时候，他驶过一块路碑，上面写着“伊格尔顿，六公里”。他决定把车弃至路边的森林里。这里林木茂密，很可能是以前当地贵族的产业，他们在这里骑着马，带着猎犬猎捕野猪。也许现在也还是他们的产业，因为克雷兹有很多地方的历史悠久得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

又开了几百米，他找到了一条深入森林的小路，入口处吊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取了下来，把车开进树林，然后把木牌放回原处。

然后，他又继续向里开了半英里，车头灯照着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木，如幽灵发怒一般向入侵者伸出枝杈。最后，他停下车，熄灭车头灯，从驾驶室面板上的储物盒里拿出钳子和手电。

他在车底下忙了一个小时，后背都被森林里地上的露水洇湿了。最后，他把装着狙击步枪的钢套筒从车的隐藏处弄了下来——它们在那儿已经放了六十个小时。他把套筒、旧衣服和军大衣一起放进衣箱里，最后又围着车子看了看，确保没有在里面落下什么能提供线索的东西——让发现车的人知道谁曾经是这辆车的司机，然后把车开进了附近一丛野生杜鹃花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用钳子从附近的杜鹃花丛中剪下一些枝条，精心地插在被车子碾倒的花枝旁，使这个树丛恢复了原貌。接着，他又用一个树枝把阿尔法开过的车辙印细心地扫平，直到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用领带一头拴着一只箱子的提手，另一头拴着另一只箱子，把领带像铁路行李员的带子那样搭在肩上，一只箱子搭在胸口，另一只搭在背后。这样他就能用空着的两个手拎着剩下的两件行李了，然后向公路走去。

他走得很慢。每隔几百码就停下来，放下箱子，拿着从树上钳下的树枝，顺着车开过的印记走回去，把阿尔法通过时在苔藓和嫩枝上留下的浅浅的印记都除去。他低头经过木牌后，又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完从森林入口到公路的这半英里，回到公路边。

他的格子套装沾得到处是泥，圆领衫也因为油污贴到了背上，浑身肌肉都疼得要命，似乎要一直疼下去似的。他把箱子排成一排，坐下来等着。东边的天空在周围夜色的包围下，渐渐泛白。他安慰自己，乡下的公共汽车一般都发得很早。

事实上他很走运。五点五十分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干草的农场卡车经过这里，朝市集开去。

“车坏了？”卡车司机慢了下来，大喊着问他。

“不是。我是周末出来露营的，正在回家。昨晚我到了于塞勒，想再往前去图勒。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能帮我找辆车去波尔多。可是这会儿我才走到这儿。”他自嘲地冲司机咧嘴一笑，后者冲他大笑起来，耸耸肩。

“你疯了。走了一晚上走到这儿。天黑没人从这里经过的。上车吧，我带你去伊格尔顿，你到那儿再想法子。”

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们开进小镇。豺狼谢过农夫，在车站后面下了车，朝一家咖啡馆走去。

“镇上有出租车吗？”他喝着咖啡问服务员。

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号码，他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出租车公司告诉他，要过半个小时车才能到。等车的时候，他在咖啡馆的卫生间用凉水把脸和手洗了，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因为喝咖啡和抽烟的缘故，他觉得嘴里发苦，于是又刷了刷牙。

七点半出租车到了，是一辆又破又旧的雷诺车。

“你认识沙隆尼尔高地那个村吗？”他问司机。

“当然。”

“有多远？”

“十八公里。”对方跷起大拇指朝山上指了指，“在山上。”

“带我去那儿。”豺狼说道，他把行李搭在车顶的架子上，只随身带了一只箱子进车。

他在村镇广场邮局边的咖啡馆前下了车。他觉得不需要让附近城镇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要去那座庄园。出租车开走了，他拎着行李走进咖啡馆。广场这会儿已经热起来了。两头公牛拉着一辆干草车站在外面，安静地反刍；黑色的大苍蝇围着公牛温和的眼睛飞来飞去。

阴暗的咖啡馆里却很凉爽。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位年长的农妇丢下一群农夫，走到吧台后面。她穿一身黑衣，木制的拖鞋走过铺着地砖的地面，嗒嗒作响。

“要点什么，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豺狼放下行李，靠在吧台上。他发现当地人都在喝红葡萄酒。

“请给我一杯红酒，夫人。”

“到庄园还有多远，夫人？”她倒酒的时候，他问道。她瞪着那双黑色大理石一样的眼睛，狡黠地看着他。

“两公里，先生。”

他疲惫地叹了口气：“那个傻瓜告诉我，这里没有庄园。所以他把我放在了广场。”

“他是从伊格尔顿来的？”她问道。豺狼点点头。

“伊格尔顿的人都是傻瓜。”她说道。

“我得去庄园。”他说道。

围坐在一起的农夫纷纷转过头看着他。没人主动建议他该如何到那儿。他抽出一张崭新的一百法郎钞票。

“这酒多少钱，夫人？”

她死死盯住钞票。豺狼身后那些穿蓝棉布衣裤的人也开始有了动静。

“我找不开。”老妇人说道。

他叹了口气。

“如果有人有车的话，他应该可以找得开。”他说道。

有人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村里有辆车的，先生。”一个声音响起来。

豺狼转过身，假装吃惊的样子。

“是你的吗，朋友？”

“不是，先生，但我认识这个有车的人。他也许可以开车送你去那儿。”

豺狼点点头，仿佛在权衡这个主意的好处。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

这个农夫对那老妇人点点头，后者又给他倒了一大杯烈性红葡萄酒。

“还有你的朋友是吧？天很热啊，真渴。”

那个满脸胡茬的人笑了起来，又冲老妇点了点头，她给围在大桌旁边的人拿了两满瓶酒。“波诺伊特，去把车开来。”农夫命令道。人群之中一个人将他的葡萄酒一饮而尽，走了出去。

豺狼一路颠簸着走完通往庄园的最后两公里，想着，奥弗涅农民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嘴非常紧——至少对外人是这样。

克莱特男爵夫人坐在床边，呷着咖啡，又在看那封信。第一次看信时那种愤怒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乏味的厌倦。

她在想，她的余生到底能做什么。前天下午，她从加普开心地驾车回到家，迎接她的是老欧内斯廷和花匠路易森。欧内斯廷在阿尔弗莱德先生的父亲在世时就是庄园的女仆；路易森以前是个农夫的孩子，在欧内斯廷还是低级女佣时娶了她。

这对夫妇现在是这座庄园实际的管理者。庄园中，有三分之二的屋子都是门窗紧闭，积了厚厚的灰尘。

克莱特知道，她是这座空庄园的女主人。这里的花园再也不会有小孩玩耍，院子里也再不会有男主人骑马。

她回头看着她的朋友考虑再三才寄给她的一张从巴黎浮夸的社交杂志上剪下的图片。画面上，她的丈夫正冲着镁光灯傻笑，镜头照着他的眼睛正越过一个年轻女孩的肩膀，盯着她高耸的胸脯。这个女人原本是个酒吧女郎，后来在夜总会跳舞。杂志引用她的话说，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这位她非常要好的朋友结婚”。

看着照片上日渐衰老的男爵布满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隐约有些疑惑，曾经的那个抵抗组织年轻英俊的上尉到底怎么了。一九四二年她爱上了他，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

当时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飞马，是一个消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他们俩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在抵抗运动一名牧师的地窖教堂里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她在父亲家里生下了她的儿子。

战后，他的所有土地和财产都还了回来。盟军横扫法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而他则从草莽之中一跃成为男爵。他带着妻儿回到庄园时，得到了家乡农人的欢迎。不久他就厌倦了这份产业。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和草木从中失去的青壮年岁月的心情，这股冲动强烈得无法抑制。

今年他五十七岁，看起来却像是七十岁。

男爵夫人把那张剪页和信都扔在地上，跳下床，站在镶在远端墙上的全身镜前，解开束着睡衣前襟的衣带。她像穿高跟鞋一样踮起脚尖，绷紧腿上的肌肉。

还不坏，她想。原本可能要糟糕得多。丰满的身材，成熟的妇人的身体。臀部比较大，但万幸腰的比例还保持着，这是因为她每天都要在山上骑好几个小时的马，并且步行很远。她用两手托住胸部，掂着它们的分量。太大了，以真正的美丽来说，太沉，不过还是足以让男人在床上兴奋。

好吧，阿尔弗莱德，你我都能玩那种游戏。她摇摇头，散开齐肩的黑发，想起一天前的那个人。她真希望自己现在还在加普。也许他们能一起度假，编个化名一起驾车游玩，就像私奔的情侣。她何必那么匆忙地回家呢？

院子里开来一辆破车，叮当作响。她慵懒地拉上衣服，走到房子正面的窗前。一辆货车从村里开过来，停在门口，后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后面从货车尾部搬什么东西下来。刚好在门庭处修剪草坪的路易森走了过去，帮着卸东西。

一个男人从货车后面走到前面，往裤子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爬上驾驶座。离合器发出一阵噪音。有人来给庄园送东西？她没买东西啊。货车开走了，她吃了一惊。砾石地上放着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阳光里那亚麻色头发的光泽，立刻笑逐颜开。

“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漂亮的原始动物。你跟踪我。”

她急忙跑进浴室更衣。

当她来到楼梯平台上时，听见楼下大厅里的说话声。欧内斯廷正在问那位先生有何贵干。

“男爵夫人是住在这里吗？”

欧内斯廷连忙迈开她那两条老腿，奋力奔上楼梯：“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内政部星期五的晚间会议比平常开得短。唯一要通报的事就是没什么事要通报。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被通缉的汽车特征被以常规方式通知全法国，但没有任何发现。同样，司法警察署的每个地区总部都命令其下属地方城镇及乡村宪警机构，将所有旅馆登记卡最迟于当日早上八点前送达地区总部。地区总部则立即从成千上万张卡片里查找名字为杜根的卡片，但也没有发现。因此，豺狼昨天晚上没有住旅馆，至少，没有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

“我们必须接受这两个前提之一，”勒贝尔向这帮坐在一起一言不发的人解释道，“一种情况是，他仍然认为他没有被怀疑，换句话说，他离开瑟夫旅馆的行为并非事先考虑的行动，只是一个巧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使用他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并且公开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酒店。这样的话，他肯定迟早会被发现。而第二种情况是，他决定把车扔在什么地方，放弃使用它，只依靠自己。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

“他也许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因此他由于无法在酒店住宿而不可能走得太远，或者他正试图穿越某个边境哨所逃出法国。又或者，他有另外的身份，而且已经换用了那个身份。这种情况下，他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高度危险的。”

“是什么让你认为他可能有另外的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必须这样假设，”勒贝尔说，“显然‘秘密军组织’花了一大笔钱雇他来进行此次刺杀，这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刺客之一。这就意味着，他是有经验的。他努力不引起官方的怀疑，不进入所有警察的官方档案。他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化名易容进行刺杀。换句话说，他也是个易容的行家。

“通过两张照片的比较我们得知，这个凯斯洛普能够通过在鞋跟中做手脚来增加身高，减少体重瘦身，用隐形眼镜改变眼睛颜色，染发改变头发颜色，最终变成了杜根。如果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得不假定他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他会怀疑自己在接近总统之前暴露身份，”圣克莱尔反对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地提前准备一个或者几个假身份呢？”

“因为，”勒贝尔说道，“他显然已经费尽心机地准备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捉到他了。”

“我在从英国警方传来的凯斯洛普的档案里发现，战后他曾在伞兵部队服役。也许他现在正在利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在深山老林里藏着，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呢。”马克思·费尔内说道。

“也许是的。”勒贝尔表示同意。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就已不再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了。”

勒贝尔考虑了一会儿。

“就这个人而言，在把他逮捕入狱之前，我都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去之前。”罗兰说道。

“他要是机灵点儿，就会努力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逃离法国。”圣克莱尔说道。

会议说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真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回到办公室后，勒贝尔对卡伦说，“但就我目前所知，他活着，活得好好的，自由自在，而且随身携带着武器。我们一直在找他和那辆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这些他不可能徒步走太远。要找到那辆车，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吧。”

他们要抓的这个人这会儿正在克雷兹心脏地区的一座庄园里，就躺在新换的亚麻布床单上。他刚刚洗了澡，通体舒泰，吃了一顿颇具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烧兔肉，喝了些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他望着天花板上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在他执行巴黎任务之前的这些日子。他想，一周后他就得走；那时候离开可能会有点儿难。但是还是能做到的。他得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睡衣，领口系着缎带，但前襟却是敞开的。她走动时衣襟微微扬起，可以隐约看出除了午餐时穿的袜子和宫廷高跟鞋外，里面什么也没穿。她关上门，走到床边。豺狼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视着他。豺狼抬手解开她颈部系着睡衣的丝带，伸手扯落她肩上镶着蕾丝的睡衣。睡衣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地板上。

接连三天，勒贝尔的追踪毫无结果。每晚的例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豺狼已经夹着尾巴秘密逃离法国了。到十九号晚上开会时，只有他一个人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杀手还藏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只是暂时偃旗息鼓，静静等待着。

“他能等什么呢？”这天晚上，圣克莱尔叫道，“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他唯一能等的，就是一个冲出边境的机会。他一现形我们就能抓到他。如果你那个关于他和‘秘密军组织’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在法国根本没有朋友，无处可逃，也没人收留他。”

会议桌周围响起一片低声的赞同，大多数与会者都开始确信他们的看法：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杀手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观点也错了。

勒贝尔不断地摇着头。他很累，精疲力竭，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紧张忧虑，还由于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同事免受这些与会者不断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经验，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完全明白，如果他错了，他就完了。围坐在桌边的人中，有些人也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是对的呢？如果豺狼仍在盯着总统；如果他溜过防护网，靠近了他的猎物，那么这些围桌而坐的人肯定会竭力找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漫长的警察生涯即将终结了。除非……他能找到这个人，阻止他。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只得承认他是对的。但他没有证据，只有一个他难以言表的古怪信念——他在追踪的这个人也同样是一个专业人士。这个人会执着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

自从这件事情落在他肩上之后，八天来，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这个沉默的、不可预知的枪手，的确日益钦佩。这个人似乎把每件事都计划得十分周详，甚至包括意外事件的计划。如果他在这些政客面前承认他的这种感情，那他的职业生涯就全毁了。只有他旁边这个把脑袋缩在肩膀里，盯着桌子的大个子布维埃能给他少许安慰。至少他也是个警探。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勒贝尔答道，“但他肯定在等什么，或者是在等待某个特定的日子。先生们，我不相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豺狼的消息。同样，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圣克莱尔嘲笑道，“某个特定的日子！说真的，队长，你看来是看罗曼蒂克的惊险小说看太多了。这不是小说，我亲爱的先生，这是事实。这个人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他坐回原位，自信地微笑着。

“我希望您是对的，”勒贝尔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部长先生，我必须向您提出，我希望退出调查，回去办我的刑事案件。”

部长看着他，犹豫不决。

“你认为调查还值得继续吗，队长？”他问道，“你认为真正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我不知道。前一个问题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继续观察，直到我们能够完全肯定。”

“很好。那么先生们，我希望警长继续他的调查，我们也继续每天晚上开会听他汇报，散会。”

八月二十日上午，猎场看守人马肯格·凯利特正在克雷兹的伊格尔顿和于塞勒之间他的雇主的产业里捕杀害鸟。当时他正在追踪一只受伤的斑鸠。那只斑鸠跌跌撞撞地飞进一丛野杜鹃花丛。他在花丛中找到了那只斑鸠，它恰好落在一辆显然被遗弃的敞篷跑车的驾驶座上，正使劲扑腾呢。

起先他拧断斑鸠的脖子时以为，这肯定是一对情侣停的车——他们来森林野餐，无视他钉在半英里外入口处树枝上的警告。但随后他注意到，有些用来掩盖汽车的灌木枝条不是长在地里的，而是插在土里的。进一步检查发现，它们是从周围的灌木丛中剪下来的，白色的切口都被泥土弄污了。

从车座上的鸟粪来看，这辆车至少已经在这里放了好几天了。他扛着枪，带着斑鸠穿过树林，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天早上，他后来去村里买捕兔器的时候，向当地的乡村警察提起了这辆车。

快到中午的时候，乡村警察才在家里用手摇电话向于塞勒警所报告：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一辆被遗弃的汽车。是白色的吗？对方问他。他查了下自己的记事簿。不，是蓝色的。是意大利产的吗？不，是法国牌照，品牌不详。好的，于塞勒的声音说道，下午会派一辆拖车去。由于还有很多事要做，到处都缺人手，所以当地警方最好带人到现场去，好指引拖车的工人。现在他们正集中精力查找一辆白色的意大利跑车，巴黎的长官们等着要呢。这个乡村警察保证说，拖车到的时候他一定准备好，等在那儿。

直到过了下午四点，这辆轿车才被拖到于塞勒的汽车扣押场，快五点的时候一个机动车维修人员才开始检查车辆以确定其身份。这个维修员注意到，汽车的油漆粉刷实在是糟糕得很。

他拿了一把螺丝刀，在前翼子板上刮了刮。在蓝色下面，现出了一道白纹。他觉得很奇怪，开始检查车牌号，发现车牌似乎是反着装上的。几分钟后，汽车牌照正面朝上地躺在了院子里，露出的白字是：MI-61741。这个警察连忙冲过院子，奔向办公室。

克劳德·勒贝尔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电话是奥弗涅首府地区司法警察署的瓦伦丁局长打来的。瓦伦丁才开口，勒贝尔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好的，听着，这很重要。我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是的。我知道这很不合规矩，但必须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位局长，我亲爱的兄弟，但如果你想确认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权限，我可以把你的电话直接转给司法警察署的总监。

“我要求你，现在就带队去于塞勒。选最好的人，越多越好。从汽车发现的地点开始盘查。在地图上把事发地点标注出来，以那里为轴心，展开地毯式搜查。要问到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常在那条路上开车的农夫，每个乡村店铺和咖啡馆，每家旅馆和伐木窝棚。

“你要找的是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英国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带了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有很多现金，穿着讲究，但很可能看起来很疲惫。

“你的人必须要问：他在哪儿，去哪儿了，他买了些什么。噢，还有一件事，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媒体排除在外。你什么意思，他们做不到？嗯，地方特约记者当然会询问发生了什么。好的，告诉他们，有辆车翻了，可靠消息表明其中一位乘客可能精神错乱，正在到处乱转。是的，好的，一次营救任务。随便，只要能打消他们的怀疑就行。告诉他们，没发生那些国家大报会付钱的故事，这个假期每天起码会发生五百起交通事故，这种事不值得他们花时间采访。对，低调处理。最后一件，如果你找到这个人藏身的地方，不要惊动他。先包围他，把他困在那儿。我会第一时间赶来的。”

勒贝尔放下电话，转身面对卡伦。

“去见部长。让他把晚上的会议提前到八点进行。我知道这是晚餐时间，不过会议肯定不会太长的。然后给沙托里打电话，再调直升机来。连夜飞往于塞勒，最好能告诉我们会在哪里降落，这样我们就能找辆车在那儿接我。这里由你负责。”

日落之前，从奥弗涅首府和于塞勒来的警车已经在靠近汽车发现地点的小村落的乡村广场上搭建起了他们的临时总部。瓦伦丁通过一辆无线电通讯车向该地区其他村落的警车发布指令。他决定以发现汽车的地点为圆心，在半径五英里的地区内连夜搜查。天黑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待在家里。另一方面，天黑的时候，他的人在崎岖的山谷和山峦里更容易迷路，或者找不到逃亡者可能藏身的伐木工人的小屋。

还有一件事他不能在电话里向巴黎报告，而且他也不敢当面向勒贝尔报告。这是在午夜时有几个警察告诉他的。关于一队警察在离发现汽车地点约两英里处的一间农舍里进行查询的经过。

当时，农夫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显然拒绝邀请警探们进屋。手里的煤油灯在警探们的脸上投下闪烁不定的光影。

“说吧加斯顿，你经常从那条路开车去市场的，周五早上有没有从那条路去伊格尔顿？”

“可能去过。”

“噢，去过还是没去过？”

“不记得了。”

“你看到路上有个男人吗？”

“我只管自己的事。”

“我们没问你这个。你看见一个男人没有？”

“我什么人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体格很健壮，像个运动员。带着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没看见，你明白吗？”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他们只好离开了，其中一个探员将这件事一丝不苟地记到了他的记事簿上。几只拴在锁链上的狗将锁链拉至尽头，冲着他们狂吼，并向他们的腿上猛扑，他们只好退到另一边，踩进一堆肥料里。那个农夫一直看着他们退回公路，坐上车颠簸着开走了，然后才用力掼上门，踢开一只好奇的山羊，爬上床坐在妻子旁边。

“是那天搭你车的那个人，对吧？”她问道，“他们想把他怎么样？”

“不知道，”加斯顿说道，“不过永远不会有人说我加斯顿向他们出卖过什么人。”他咳了一声，向炭火的余烬里吐了一口痰，“臭警察。”

他把灯芯挑掉，吹熄了灯，又把妻子往里推了推。“祝你好运，兄弟，无论你在哪儿。”

勒贝尔看着与会的人，放下报告。

“先生们，会议一结束，我就要飞往于塞勒，亲自主持搜捕工作。”

会议室里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你怎么看，队长，从这件事上可以推论出什么？”

“两件事，部长先生。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定买了油漆，如果他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早晨开车从加普驶往于塞勒，那他应该是在途中把这辆汽车改装的，他是在加普镇买的油漆。现在查询工作正在进行，假定查询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他得到了警告，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或者他打电话得到了消息。有可能就在法国，也有可能在伦敦，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告诉他，他的杜根的假名暴露了。因此他就能判断出，我们在中午之前就能追踪到他和他的车。所以他跑了，而且跑得很快。”

他觉得会议室里安静得十分压抑，精美的天花板几乎要裂开了。

“你是否以为，”有人像从一百万英里以外的地方发来了疑问，“这间屋里有人泄密？”

“我不能那么说，先生。还有接线员、电报员、必须向其传达命令的中低层官员。他们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秘密军组织’的秘密特工。不过有件事现在看来非常清楚了。他已经得知刺杀法国总统的大致计划已暴露，仍然决定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他也知道他的假身份亚历山大·杜根已经暴露。他肯定有一个单线联系人。我怀疑这个人可能是那个瓦尔米，就是向罗马传消息时被边境检查处截听到的那个。”

“该死，”边境检查处的头头低声咒骂道，“我们本该在邮局抓到这家伙的。”

“我们能推断出的第二件事是什么，队长？”部长问道。

“第二件事是，当他知道假扮杜根败露，并没有准备离开法国。恰恰相反，他直奔法国的中心而来。换句话说，他仍然紧盯着我们的国家元首。他简直是在挑战我们所有的人。”

部长站起身来，收拢他的文件。

“我们不耽搁你了，队长先生。找到他。今晚就找到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干掉他。这是我以总统的名义发布的命令。”

说完，他走出会议室。

“傲慢无礼的猪。他怎么敢。居然说我们这些法国最高层的官员错了。我当然得在我的下一份报告里提及此事。”

雅克利娜解开套裙肩部的细带，让那件透明的衣服滑落下来。然后她捧住情人的脑袋，拉向自己的胸前。

“告诉我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轻声呢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