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将近六点的时候，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回到他的办公室，发现卡伦督察卷起衬衣的袖子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起来既紧张又疲惫。

他面前有几大张纸，上面都是手写的记录。办公室里已经有些和之前不同了。文件柜的顶上，一个过滤式电咖啡壶正在咕嘟着，散发出新煮制的咖啡的香气。它旁边放了一摞纸杯，一瓶无糖牛奶和一袋糖。这些都是昨晚由地下室的食堂送上来的。

在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墙角支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一床粗毛毯。废纸篓已经倒空了，放在门边的扶手椅旁边。

卡伦的香烟腾起一抹微弱的蓝色烟雾，从敞开的窗户飘了出去，消散在凉爽的清晨里。窗外，清晨斑驳的光线洒在了圣许毕斯修道院的尖顶上。

勒贝尔穿过房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重重地倒在椅子里。尽管才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但他看起来和卡伦一样疲惫不堪。

“没事，”他说道，“我刚把过去十年的材料翻了一遍。唯一一个曾经试图在这里动手的外国政治刺客叫德盖尔格尔，但他已经死了。而且，他是‘秘密军组织’的人，我们的档案里有他的记录。可以想见，罗丹选择与‘秘密军组织’无关的人是相当正确的。过去十年间，除了本土杀手以外，一共有四个雇佣杀手在法国蠢蠢欲动。我们抓住了其中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的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而且，他们都是黑帮杀手，不具备刺杀法国总统的能力。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正在彻底盘查，但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个人。无论如何，罗丹在雇他之前，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卡伦又燃起一支烟，喷烟的时候叹了口气。

“那我们必须从国外那边开始了？”

“没错。这样的人一定在别的地方受过训练或者历练。他必然有一连串辉煌的纪录，否则他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名顶级杀手。他以前的目标也许不是国家元首，但一定是重要人物，比黑帮头目更大。那就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过别人的注意。肯定是这样。你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

卡伦拿起其中一张纸，左边列了一个名单，以及一系列的时间。

“七个都定好了，”他说，“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七点十分。华盛顿时间是凌晨一点十分。考虑到美国时间比我们晚，我先和他订好的。”

“然后是布鲁塞尔，七点半；阿姆斯特丹，七点四十五分；波恩，八点十分；约翰内斯堡，八点半；苏格兰场，九点；最后是罗马，九点半。”

“都是各国凶杀处的负责人？”勒贝尔问道。

“是，或者是相应职务的人。苏格兰场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刑事助理警务处长。看来他们的城市警察系统里没有凶杀处。除此之外，除了南非，都是凶杀处的头儿。我实在找不到凡·鲁伊斯，所以您将和助理警务处长安德森通话。”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

“很好。我更希望是安德森。我们曾经一起办过一次案子。还有语言问题，他们之中，三个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的会讲法语。其他人如果需要的话，差不多也能说英语——”

“德国的那个迪特里希会说法语。”卡伦插嘴道。

“好，那我就直接和讲法语的说。其他五个，我得让你给我在分机配个口译员。我们该动身了，走吧。”

六点五十分，两个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勒利路，在一扇绿色大门外停下。这里就是国际刑警的总部。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勒贝尔和卡伦窝在地下通讯室的电话旁，和世界顶级刑警的老大们通电话。高频信号就是从这座建筑物屋顶交错高耸，仿佛豪猪棘刺一样的天线发射出去，穿越三大洲的。信号先是飞越平流层，在其上的电离层反射，然后返回几千英里之外的地面，最后到达另外一根从某个房顶伸出的铝杆上。

波长和干扰器都可以保障通话不被截听。在整个世界都在品尝早晨的咖啡或者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时，探长们正在电话里紧张地联系着。

每一通电话前，勒贝尔的要求都差不多。

“不，警务处长，我目前不能把我对您的帮助请求设定为两国警方之间的官方请求……当然，我会以官方身份行动，只是目前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进入实地准备阶段。目前只是初露端倪，纯属例行调查……嗯，我们在找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外貌特征描述也只是个大概……”

每次通话他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讲给对方听。但对话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外国同事总会问到一个让他难堪的问题。他们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要找他们帮忙，有没有什么线索他们可以据以提供帮助。每当这个时候，他只能报以一阵尴尬的沉默。

“现在只知道这些；这个人到底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某种资质让他出类拔萃。他应该是世界上顶级的职业杀手之一……不，不是黑帮枪手，可能是一个有几次成功刺杀记录的政治刺客。如果你们的档案里有这样的人，甚至他从未在你们的国家行动过，我们也很感兴趣。或者是任何一个让你们忽然想起来的人。”

这段话说完后，电话那头都会不可避免地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对方再开口后，声音往往显得更沉稳、更关切。

虽然勒贝尔不能明说，但这些西方世界主要国家的凶杀处头头们不会不明白他所暗示的意思。对于这一点，勒贝尔从没抱有一丝幻想。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一样的：“是的，当然。我们会为你查阅所有的档案。我尽量今天就给你回复。喔，另外，克劳德，祝你好运。”

勒贝尔最后一次挂上电话听筒时心想，这七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总理要多长时间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种级别的消息，就是普通警察也得向那些政治家们汇报的。不过他很肯定这些部长和总理们会保密的。毕竟，在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凌驾于政治分歧之上的强有力的默契。他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统治者俱乐部。他们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比一个政治刺客的行动更有威胁呢？不过勒贝尔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这次调查真的让媒体知道并且披露出去，那全世界都将为之震动，而他也就完了。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如果只限于警界，他是可以相信曼林逊的。但他知道，天亮之前曼林逊的上级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就在七个月前，夏尔·戴高乐才刚粗暴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自从戴高乐将军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之后，即使是勒贝尔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伦敦外交部对法国总统的激烈措辞充满了火药味。这会儿他们会趁此机会报复这个老头吗？

勒贝尔盯着面前已经没有声音的送话器面板；卡伦则在一旁安静地望着他。

“走吧，”这个小个子警长说着，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咱们去吃点早饭，尽量睡一会儿。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挂上电话，离开通讯室。他眉头紧锁，连进来接早班的年轻警官向他敬礼都没有看到。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仍然紧皱着眉头。他的办公室宽敞、朴素，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泰晤士河。

他很清楚勒贝尔是在做什么样的调查，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法国警方一定得到了消息，一个顶尖刺客就要动手了，他们很为难。正如勒贝尔所预料的那样，不用动什么脑子就能知道，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法国，谁才是那样的杀手唯一可能的目标。站在一个资深警官的角度上，他对勒贝尔的处境十分同情。

“可怜的家伙。”他俯瞰着热气腾腾的河水，大声说。泰晤士河正沿着窗下的堤岸懒洋洋地流过。

“什么事，长官？”他的私人助理问道。他跟着曼林逊走进房间，把早上需要他阅读的信件放在了胡桃木办公桌上。

“没什么。”曼林逊仍然望着窗外，助理离开了。尽管曼林逊能体会克劳德·勒贝尔的难处——他的任务是全力保护他的总统，却不能进行公开缉捕。但是，曼林逊也有自己的麻烦。今天早上勒贝尔对他的请求早晚得让上面知道。每天早上十点有一个各部门领导的例会。这会儿离会议还有半个小时。开会的时候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权衡再三他决定还是先不提了。就勒贝尔请求的主要内容，给警务处长写一份正式的个人备忘录应该就足够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事后解释之所以要保密而不在早上的例会提及此事的原因。而且，不露声色地进行调查不会有什么坏处。

他坐在办公桌后，按下了内部通讯器上的一个按钮。

“长官？”助理的声音从隔壁办公室传过来。

“约翰，你现在可以过来一下吗？”

身着深灰色套装的年轻督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记事本。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马卡姆总督察，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而且我现在无法向他解释原因。请他查阅国内还健在的职业刺客的全部现存档案。”

“刺客吗，长官？”助理望着助理警务处长，仿佛他要求对所有已知火星人进行日常检查一样。

“是的，刺客。不，我强调一下，不是普通的黑帮枪手，那种人只能在黑社会的仇杀里干掉个把人。是政治刺客，约翰，若干或者某个人，能够被雇佣刺杀被周密保护的政治家或者国家元首的人。”

“听起来像是政治部的事，长官。”

“是的，我知道。我是想把整个事情转给政治部。不过我们最好先做个常规筛查。噢，我中午就要回音，明白吗？”

“是，长官。我现在就去办。”

十五分钟后，助理警务处长曼林逊坐下来参加晨会了。

回到办公室后，他翻了翻信，然后把信推到一边，叫助理拿来一台打字机。他坐了下来，给城市地区警务处长打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报告提及了早上打到他家中的电话，早上九点通过国际刑警通讯系统进行的直线电话，以及勒贝尔要求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把备忘录的下半部分空了出来，然后把备忘录锁进办公桌的抽屉，开始处理当天的工作。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助理敲门进来。

“长官，马卡姆总督察刚从中央档案局来电，”他说道，“看来刑事档案里没有符合描述的人。已知的雇佣杀手一共十七名，在坐牢的有十名，另外七人在逃。但他们都为这里或者其他大城市的主要黑帮做事。总督察说，没人能针对来访的政治家。他也建议由政治部处理，长官。”

“好的，约翰，谢谢。我要的就这些。”

助理走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写了一半的备忘录，重新放到打字机上。在备忘录下部他这样写道：

“刑事档案处报告，经调查，我国所存档案中没有符合勒贝尔警长所述之人。此项调查现转交政治部助理警务处长。”

他签上名，取下上面的三份副本。剩下的副本则被扔进保密级文件垃圾筒里，过一会儿就会被粉碎成数百万片，然后被销毁。

三份备忘录，一份被他折好放进信封，寄送警务处长；第二份被他归到了“秘密信函”中，锁进了墙上的保险柜；第三份他折好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在办公桌上的便笺本上写了一份电报。

致：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克劳德·勒贝尔队长

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

正文：根据您今日之要求，我方已查阅了全部刑事档案。就我方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未发现此类人员。进一步调查的请求已被转往政治部。如获有价值情报将尽快告知贵方。

曼林逊

送发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时间刚过十二点半。他拿起电话，让应答的接线员给他接政治部负责人助理警务处长狄克逊。

“你好吗，亚历克？我是托尼·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但不行啊。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这些天都是这样。不，我只是想在你离开前见你几分钟。可以，好，我这就来。”

他走出办公室，把给警务处长的信封放在助理的办公桌上。

“我上去见政治部的狄克逊。约翰，把这个送到警务处长办公室好吗？交给他本人。再按这个地址发一份电报。你按相应的格式打一下。”

“是，长官。”曼林逊就站在桌旁，看着这个年轻的督察浏览电文。看到电报结尾时，助理的双眼惊讶地瞪了起来。

“约翰……”

“长官？”

“请保密。”

“是，长官。”

“要严守秘密，约翰。”

“一个字也不说，长官。”

曼林逊冲他微微一笑，离开了办公室。助理又看了一遍曼林逊写给勒贝尔的电报，回想了一下早上曼林逊吩咐他去档案局做的调查，顿时就明白了。他轻声说了句：“活见鬼。”

曼林逊和狄克逊一起待了二十分钟，成功地毁了狄克逊即将开始的俱乐部午餐计划。他把给警务处长的备忘录复印件递给了这位政治部的头头。他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又突然转过身来，手还握着门把手。

“对不起，亚历克，但这的确是你那条道儿上的事。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这个国家里很可能没人能符合那些条件。你只要仔细查一遍档案，也许就能给勒贝尔打个电报，告诉他我们无能为力。我必须说，我对他眼下这个任务一点都不眼热。”

狄克逊助理警务处长的首要职责就是监视英国所有稀奇古怪，疯疯癫癫，整天想着去刺杀某位来访的政治家的人，当然更不用提那些住在英国，却又心怀不满，暴躁不安的外国人。因此，他更加同情勒贝尔当前的困境。虽然保护本国或是来访政治家免受心态失衡的狂热分子暗算是个累人的差事，但好在那些人都是外行，所以在面对他手下那些久经沙场的专业特警时总是以失败告终。

如果自己的国家元首成为本国前军队组织的暗杀目标就更糟了。尽管如此，法国还是搞垮了“秘密军组织”。作为一名业内人士，狄克逊对法国同行的工作能力十分钦佩。但雇佣外国的职业杀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狄克逊看来，只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入选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怀疑在政治部的记录上，绝对没有与勒贝尔的描述相符的英国人。

曼林逊走了。狄克逊读完备忘录的复印件，叫来自己的助理。

“请告诉托马斯警司，我想在办公室见他，时间是，”他看了一眼手表，估算了一个简便午餐的耗时，“下午两点整。”

豺狼降落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时刚过中午十二点。

他在主候机厅把三件大行李箱放进一个带自动锁的行李柜，只随身携带了那个装着个人物品的手提箱进城，里面装着一包巴黎买的石膏、几包棉花和绷带。他在火车站下了出租车，走向行李寄存处。

装枪的胶木箱子还在架子上，那是一周前他看着行李员放上去的。他拿出存根，取回箱子。

他就近找了一家旅馆，就是那种又小又脏，看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干线车站附近都有的那种。在这里没人会对你感兴趣，如果非要问的话，谎话倒是一堆。

他用现金订了一个单人间。在机场的时候他就事先换好了比利时货币。他提着箱子走进房间，把门完全锁好后，放了一池冷水，把石膏和绷带取出来放到床上，开始工作。

石膏打好了，不过干的话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他就坐在那儿，把那只打着石膏的重重的腿搁在凳子上。他一边抽着过滤嘴香烟，一边望着卧室窗外一排排污浊的屋顶。他不时用拇指捏捏石膏，觉得在走动前最好还是让它再硬些。

之前装枪的胶木箱子已经腾空了。为了预防万一他需要再做些修补，剩下的绷带和几盎司石膏一起被放进手提箱。最后他准备停当，把便宜的胶木箱子塞进床底，烟灰倒到窗外，又最后环顾四周，检查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便准备离开了。

他发现，打上石膏之后想不跛都不行。他走下楼梯后高兴地发现，前台那个睡眼惺忪，浑身污迹的服务员不见了，也许是去吃午饭了。不过如果接待室里有人，对方还是能从镶着毛玻璃的门口看到他的。

豺狼看了一眼前门，确信没人要进来，便把手提箱抱在胸前，然后弯下腰，四肢着地，悄悄地迅速穿过瓷砖铺就的大厅。兴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前门开着。他爬到门口朝向街道的三级台阶上，在前台服务员看不见的地方站直了身子。

他一跛一跛费力地走下台阶，顺着马路来到主路经过的街角。不到半分钟，一辆出租车就发现了他，然后他就启程返回机场了。

他来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拿出护照。服务小姐微笑着接待他。

“两天前有一个叫杜根的人在你这里订了一张去米兰的机票。”他说道。

服务小姐查了一下下午去米兰的航班预订情况。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

“是的，没错。”她微笑着说，“杜根先生。票已经预订了，但还没付款。您想现在付吗？”

豺狼用现金付了款，拿到了机票。服务小姐告诉他，一小时后会广播通知登机的。他腿上打着石膏，显然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行李员对他裹着石膏的脚不断叹气。在行李员的帮助下，豺狼从行李柜里取回了三个箱子，交由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过海关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出境游客，所以只是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护照。他用余下的时间去候机厅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因为他的腿上有伤，航班上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和善，关切有加。他被扶上机场的登机巴士，所有人都关心地看着他费力地迈上台阶，走向飞机舱门。可爱的意大利空姐欢迎他时笑容也格外灿烂，并且一直目送他舒舒服服地在飞机中间一组面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特意指出，那里的腿部的空间更大些。

其他旅客就座时都极其小心地不去碰到他裹着石膏的脚，而豺狼此时则靠在座位上，冲着他们露出宽慰的微笑。

四点十五分，飞机起飞了，向南朝米兰疾飞而去。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痛苦不堪地从助理警务处长的办公室出来时都快三点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回热伤风的程度最厉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同时也是因为他刚接到的任务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周一早上一开始就很糟糕，他先是得知手下一个人被盯梢的对象——那个苏联贸易代表团代表给甩了；晌午时候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军情五处礼貌地请求他的部门放弃这个苏联代表团。意思很明白，在他们看来，整个事件最好交给他们处理。

下午看来更是糟糕。没有什么事会比政治谋杀更让警察、政治部或是别的什么人觉得更心烦了。但他刚从顶头上司那里接到的案子甚至连个人名都没有。

“没有姓名，不过正好能让你大显身手。”这就是狄克逊就此事给的漂亮话，“试一试，看明天能不能整理出一些眉目。”

“眉目。”托马斯到了办公室，从鼻子里哼出这个词来。尽管已知的疑犯名单的确极短，但他和他的部门照样得把档案、政治事件记录和判决等资料查上好几个小时。这可不像刑事处，他们只要怀疑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都要查阅。狄克逊提供的简要介绍里只有一线“曙光”，这个人是一个职业刺客，而不是那些脑子里萦绕着各种怪念头的小商小贩。在某个外国元首访问前后，那些人几乎使政治部的工作成为一场噩梦。

他知道有两个督察手头正在调查的工作不算太重要。他通知他们，不管手上正忙些什么，都必须搁下，立刻来他办公室报到。他对两个人说的比狄克逊对他说的还要少。他只告诉他们要找什么，却没解释原因。他认为，法国警方怀疑有个人可能要刺杀戴高乐，应该和在苏格兰场政治部搜索所有档案和记录没什么关系。

三个人把办公桌上的卷宗都清理干净，立刻干了起来。

六点刚过，豺狼的航班便降落在米兰林内特机场。一直关注着他的空姐扶着他走下舷梯，来到柏油地面上。然后，他在一名地勤女职员的护送下来到主候机楼。通过海关之前，他把装枪的匣子放到了手提箱里。他精心设计的这种方式更不容易被怀疑，在过海关时收到了效果。护照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当箱子顺着传送带隆隆而来，停在海关检查台前时，危险就开始增加了。

豺狼让一名行李员帮忙把三个箱子挨着排成一排，把手提箱放在旁边。看到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检查台，一名海关检察员迎上前来。

“这些行李都是您的吗，先生？”

“呃，是的，这三个衣箱和这个小箱子。”

“您有什么要报关的吗？”

“没有，没什么要报关的。”

“你是商务旅行吗，先生？”

“不，我来度假的。但是现在看来还得包括一段恢复时间了。我想去湖区。”

海关检察员对他的话没什么反应。

“我可以看看您的护照吗，先生？”

豺狼把护照递了过去。这个意大利人仔细地看着，然后递了回来，一句话也没说。

“请把这个打开。”他指着三个大箱子中的一个。

豺狼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箱子。行李员帮他把箱子放平。幸运的是，这个箱子里装的是用来扮丹麦牧师和美国学生的衣物。海关检查员在衣服里翻着。一套深灰色套装、内衣、白衬衣、运动鞋、黑色便鞋、风衣、袜子，没什么特别的。丹麦文的书也没让他感到惊奇。封面上是沙特尔大教堂的彩色照片，尽管书名是丹麦文，但和相应的英文单词很像，没什么特别的。他没仔细检查重新缝起的衬里，也没发现伪造的身份证。如果彻底检查的话是可以发现的。但他现在做的只是常规的粗略检查，只有在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后他才会严格起来。整支狙击步枪的部件都在他桌子对面，离他只有三英尺，但他毫无察觉。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重新锁上。然后迅速在四个箱子上用粉笔逐个标上记号。这一番工作都完成之后，他才露出微笑。

“谢谢您，先生。祝您假期愉快。”

豺狼给了行李员很多小费，他帮忙找到一辆出租车。豺狼很快就来到了米兰市区。一贯熙熙攘攘的街道被下班回家的车流和司机们摁喇叭的声音弄得更加喧闹。豺狼让司机送他去中心车站。

在中心车站他又找来一个行李员，一瘸一拐地跟着对方来到行李寄存处。在出租车上时，他已经把剪刀从前天晚上的箱子里取了出来，放进裤兜里。他把手提箱和两个衣箱存在行李寄存处，留下了那个还空着很多的箱子，那里面装着长长的法国军大衣。

把行李员打发走后，他跛着走进男厕所，发现小便池左边的一排洗手池只有一个人在用。他放下箱子，仔细地洗起手来。等到那个人离开，厕所里便没有其他人了。他走进一个单人隔间，从里面锁上门。

他把脚放在坐便器上，轻轻敲了十分钟，石膏开始脱落，露出了垫在底下的棉花。他就是靠这个把腿包扎得像真的由于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样臃肿的。

等把脚上的石膏都清理干净，他把起先用石膏包在小腿内侧的丝袜和纤细的皮质软帮鞋穿上。然后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拢在一起，放进马桶。第一次冲水时堵了一半，第二次才全冲下去。

他把衣箱放在马桶上，把装着步枪的那套钢管逐件放进大衣的折缝里，箱子塞满之后，再把里面的皮带扣紧，以免里面的东西相互撞击。然后他合上箱子，朝门外张望了一下。有两个人在洗手，另外两个站在小便池旁边。他走出隔间，径自大步走了出去，来到车站大厅。他动作很迅速，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来不及看清楚。

他现在不能回行李寄存处——刚才走的时候还是个瘸子，不可能这么快回去就全好了。所以他叫来一个行李员，向对方解释他时间紧迫，需要赶快换点钱，还要把行李取出来再叫辆出租车，越快越好。他把行李寄存处的存根和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一把塞进这个行李员的手里，指给他行李寄存处的位置，并且告诉他，他要去兑换处把英镑换成里拉。

意大利人兴奋地点点头，去取行李。豺狼则把身上最后的二十英镑换成里拉。刚换完，那个行李员就拎着三件行李回来了。两分钟后，豺狼坐在出租车里，飞驰电掣地穿过奥斯塔公爵广场，朝大陆酒店驶去。

在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里，他对前台服务员说：

“我想你们这里有我预订的房间，名字是杜根。是两天前在伦敦电话预订的。”

晚上八点前，豺狼正在他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淋浴、刮脸。两个衣箱被小心地锁进衣柜。他的衣服都装在第三个箱子里，这会儿正大敞着躺在床上。晚上穿的一身夏季海军蓝轻质纯羊毛上衣就挂在衣柜门上；鸽子灰套装则挂在酒店待洗熨衣服的衣帽架上。在他面前放着鸡尾酒和晚餐，时间还早。而明天，八月十三日，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