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之前，一架双引擎螺旋桨推进的比奇空中国王商务机从特拉维夫北部斯德多福空军基地起飞，转向东南，开始爬升。飞机越过贝尔谢巴，穿过迪莫纳核电站上空的禁飞区，从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离开以色列领空。

飞机通体雪白，机身上写着“联合国”的字样。尾翼上巨大的字母“WFP”代表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如果有人查验它的注册号，会发现飞机属于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被世界粮食计划署长期租用。所有这些都是伪造的。

飞机实际上属于摩萨德的马萨达师（特种部队），机库位于斯德多福。以色列空军的缔造者埃泽尔·魏茨曼的黑色喷火战斗机就曾经停放在那里。

空中国王选择的航线在亚喀巴湾以南，介于东面的沙特阿拉伯陆块和西面的埃及、苏丹之间。飞机一直在国际空域沿红海飞行，然后越过索马里兰海岸，进入索马里。这些国家都没有截听机构。

银色的飞机从摩加迪沙北部再次飞越索马里的印度洋海岸，然后转向西南，在近海位置与海岸线保持平行飞行，高度五千英尺。由于它没有外置油箱，显然航程受到限制，所以任何观察员都会以为它来自附近的慈善援助基地。不过观察员不可能看见，在飞机的内部，有两个巨大的油箱，占据了大部分的飞机内部空间。

飞到摩加迪沙以南的时候，摄影师准备好设备，从马尔卡开始录影。整个海滩，从马尔卡到基斯马尤以北五十英里，跨度总共有两百英里。拍摄到的图像非常清晰。

然后，摄影师关闭了设备。空中国王飞离了海岸，照着来时的航线原路返回。燃油的供给从内部油箱切换到了主油箱，飞机开始返航。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进入埃拉特机场，加好油，继续飞往斯德多福。一个摩托车手把相机包送往摩萨德照片分析部门进行图像分析。

本尼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个沿海岸公路上的明确会合地点，不会弄错。他将带着最新的指令和必要的设备，在那里和特工奥珀尔碰头。他想要的地点对高速路上的摩托车手以及从海上乘充气皮艇过去的人来说，都不会弄错。

他找好了会合地，开始准备给奥珀尔发消息。

多尔蒂典狱长试图经营一座令人心仪的监狱，所以自然就有了监狱的这座小教堂。不过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这座教堂里结婚。作为新娘的父亲，他准备让女儿的大喜日子真正令人难忘，所以婚礼被安排在圣弗兰西斯·沙维尔天主教堂，接待处设在市区的克莱伦登酒店。

《共和国凤凰报》的社交日志专栏几次提到这场婚礼，包括时间和地点。所以当这对幸福的夫妇出现的时候，教堂门外簇拥着一群满心好奇或是来祝福的人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人群里有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穿着一身白色长袍，凝视着远方。一直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直到他猛然蹿过围观的媒体人员，右手拿着什么东西跑向新娘的父亲，看上去好像是送上了一件礼物。不过那不是礼物，而是一把柯尔特点四五口径的手枪。他朝多尔蒂典狱长开了四枪。典狱长被这四发子弹的力量打得向后倒下，瘫作一团。

通常当人们还没意识到真正的恐怖时，总会因为还没弄明白而沉默两秒钟，然后才会反应过来——尖叫、大喊。在这宗案件里，由于两名当值的凤凰城警官拔枪射击，因此有了更多的枪声。凶手也倒下了。多尔蒂夫人一直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痛哭的新娘被带走了。警车和救护车拉响了报警器。惊恐的人群四散奔逃。在这随后的混乱中，其他人把中枪者和凶手在地上放平。

现场随后被国家机器接管。罪案现场被用胶带隔离开来。手枪被找到了，装进了一个塑料的证物袋。凶手的身份随后得到查证。那天晚上，亚利桑那州的新闻广播告诉所有美国人，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那个狂热分子工作的汽修场楼上，人们在他的复式公寓里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经过修复，发现上面有许许多多传教士的在线布道。

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是负责美军录影相关工作的单位，位于弗吉尼亚的尤斯蒂斯堡。该机构通常制作教学片或纪录片，解释、赞美军队工作和职能的各个方面。所以司令部丝毫没有犹豫，立刻同意了杰米·杰克森中校要求会见的要求。这个杰米·杰克森中校服务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追踪者也不认为有理由暴露自己实际是来自技术行动支援局的基特·卡尔森中校和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在同一个州，并且离它只有几英里远。这就是所谓的“有必要才知道”。

“我想拍个短片，”他说道，“绝密级的，短片制成后只有极有限的人能看到。”

司令官有些好奇，暗暗一惊。不过他并不担心，他对于自己单位制作电影的才能非常自豪。他想不出之前有过类似的奇怪要求，不过这让这份差事更有趣了些。基地里就有摄影设施和录音室。

“片子很小，很短，只有一个场景。没有外景拍摄。需要一个小组，很可能要去基地之外拍摄。除了一台有音频和视频的便携式摄像机，不需要其他摄像机。事实上，短片只能在网上看到。所以摄制组会非常小，可能不超过六个人，所有人必须宣誓保守秘密。我要一名精通电影的年轻摄影师。”这位“顾客”说道。

追踪者得到了他想要的——达米安·梅森上尉。司令官可没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他的无数疑问的答案。不过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名中将告诉他，必须服从这个人的命令。

达米安·梅森很年轻，十几岁在纽约白原市的时候就是个电影迷。他在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服役的时候，想去西边的好莱坞，拍真正的电影，那种有剧本和影星的电影。

“这会是一部教学片吗，长官？”他问道。

“我希望它是有教育意义的，以它的方式。”海军陆战队中校回答道，“告诉我，有没有那么一个名录，上面有这个国家所有演员的照片？”

“有个东西差不多算是。我想你说的是学院演员名录。这个国家所有星探都有一本。”

“基地有吗？”

“没有，长官。我们不用职业演员。”

“我们现在要用了，或者至少用一个。你能给我找一本吗？”

“当然，中校。”

联邦快递用了两天就送到了，很厚的一本，一页一页都是怀揣梦想的男女演员的头像，从新手到有经验的都有。

全世界的警察和情报机构都有另外一门本事，那就是相貌比对。这能帮助探员们追踪那些在逃的、想要改变外貌的罪犯。

通过计算机的编纂，警察的这种小手段成为一种科技。在美国，这种软件被称作“编队”，由联邦调查局位于马里兰州匡提科的电子研究所研制。

首先，要对成百上千人的脸部尺寸进行采集、存储。耳朵要单独进行，它和指纹一样——永远不会相同。不过因为长发的缘故，并不总是能从照片上看到。度量两眼瞳孔之间的间距精确到微米，可以在瞬间排除或者确认一个比对样本。“编队”不会被做过全面整形手术的重犯所欺骗。

恐怖分子被无人机的摄像头捕捉到后，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确认他们的身份是排名靠前的目标人物，而不是普通的搬运工。这样可以节省昂贵的导弹。很快，追踪者回到东部，给“编队”布置了一项任务——扫描演员名录的所有男性脸谱，给我找这个人的替身。他把传教士没胡子的照片给了他们。胡子回头可以加回去。

“编队”扫描了大约一千张男性的脸谱，最终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比其他任何人都像那个叫阿布·阿萨姆的巴基斯坦人。这个人是西班牙裔，名字叫托尼·苏亚雷兹。履历表明，他演过一些小角色，跑过龙套，在电影中总是出现在人群里，有时还有几句买烧烤架之类的台词。

追踪者回到自己在技术行动支援局的办公室。有一份爱丽儿的报告。他父亲找到一家卖外国食品的商店，给他买了一罐马萨拉泡菜和另外一罐芒果酸辣酱。计算机显示，几乎所有的水果和香料都产自下朱巴河谷的农场。

还不止这些。商业数据库显示，马萨拉的辛辣食品还有印度的咖喱，在巴基斯坦、中东地区还有英国，都经营得非常成功。公司由它的创立者穆斯塔法·达达里完全拥有。他在卡拉奇有一所大宅子，在伦敦有一座联排别墅。最后，还有一张这位大亨微笑的照片，是从一张董事会会议室照片上放大得来的。

追踪者盯着那张脸。皮肤光滑，胡子刮得很干净，面带笑容，隐约有些熟悉。他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他在伊斯兰堡用iPhone拍回来的最初的那张照片。照片中他不需要的那一半从中间被折了起来。这会儿他有需要了。另外一个十五年前咧着嘴在笑的男生。

追踪者是独生子。他知道，像这样的两个从学生时代就最要好的伙伴，他们之间的纽带有时候永远都不会消失。他想起来爱丽儿的警告——有人从基斯马尤给那座仓库发送网络信息。洞穴巨人收到后都会回复“谢谢”确认。传教士在西方世界有个朋友。

梅森上尉仔细看着可能是传教士的那张照片，还有之前的佐勒菲卡尔·阿里·沙，再之前的阿布·阿萨姆，以及照片旁边毫不知情的托尼·苏亚雷兹的相片。这个龙套演员现在没工作，住在马里布一所闲置的空房子里。

“这确实可行。”他轻轻敲着传教士的照片，最后说道，“化个妆，做个头发，弄身行头，戴副隐形眼镜，照着剧本排练，再弄个提词机。”

“这个家伙曾经讲过台词吗？”

“偶尔。”

“声音不像。”

“声音的问题交给我了。”追踪者说道。

梅森上尉穿了身便装，打扮成梅森先生，带了一大叠钞票飞去好莱坞。回来的时候，带着苏亚雷兹先生一起。他住在离尤斯蒂斯堡二十英里的一家连锁酒店的套房里，房间很舒适。为了确保他不到处乱逛，梅森安排了一名十分可靠的下士看着他。下士金发碧眼，非常漂亮。为了她的国家，所有她需要做的就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防止这位加利福尼亚客人走出酒店或者进入她的卧室。

苏亚雷兹先生是不是真的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要为一位有大把银子的中东客户拍一部不公映的电影进行前期制作并不重要。这部电影是否有什么情节也和他无关。他非常满足于住在带有香槟吧的奢华套间里，钱多得足够买好几年的烧烤架，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美得让人抬不动腿的美女相伴。梅森上尉在这家酒店订了一间大会议室，并且告诉他，明天试镜。

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小组到了。他们坐的两辆车都没有标识。另外还开来了辆小型家具搬运车。他们进驻会议室，把所有的窗户都用黑纸和遮蔽胶带盖起来。弄完这些之后，他们又搭了个世界上最简陋的电影摄制现场。

基本上，只是弄了条床单钉在了墙上。床单也是黑色的，上面有草体的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经文。床单是事先在尤斯蒂斯堡录音棚准备的，是传教士做所有节目时背景幕布的复制品。床单前面放了一张很简单的木制扶手椅。

在大厅的另一头，用椅子、桌子和灯做了“服装”和“化妆”两个工作区。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人有哪怕一点点质疑的念头。

摄影师对着椅子架好摄像机。他的一个同事坐在椅子里，配合他调适距离、焦距和清晰度。音响师检查好音量。提词机操作人员把屏幕放置在摄像机镜头的正下方，这样讲话者的目光看起来会像是直视镜头。

苏亚雷兹先生被领了进来，带到服装区。那里有一位中年女性高阶军士，拿着苏亚雷兹要穿的长袍和头巾在等他。她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也穿着便装。这些衣服也是追踪者从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海量资源里挑出来的。后来又经服装保管员对着传教士的照片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修改。

“我不用讲阿拉伯语吧，需要吗？”托尼·苏亚雷兹申辩道，“没人跟我说过。”

“绝对不用。”梅森“先生”给他吃了定心丸，这会儿他貌似是个导演了，“呃，只有几句话。不过怎么念不重要。这里，先看一下，只要对上口型就可以了。”他递给苏亚雷兹一张纸片，上面写了几句阿拉伯文。

“扯淡，伙计。这太复杂了。”

有个年纪大一些的男人一直靠在墙边等着。这会儿他走上前来。

“试着模仿一下我。”他说道，然后说了句外文，听着像是阿拉伯语。苏亚雷兹学着说了一遍，完全驴头不对马嘴，不过嘴唇动作是对的。配音可以完成剩下的工作。托尼·苏亚雷兹走向化妆椅。化妆用了一个小时。

化妆师经验丰富。他加深了皮肤的色调，让他看起来稍微有些发黑。然后又给他贴上了黑色的连鬓胡和上唇的八字胡。脑袋上的头发被用阿拉伯头巾盖了起来。最后是隐形眼镜，让他的眼睛变成了动人的琥珀色。他站起来，转过身。追踪者非常肯定，面对着他的“就是那个传教士”。

托尼·苏亚雷兹被领到椅子那儿坐下。摄像机、音量、焦点和提词机又对着他稍稍调适了一下。男主角坐在化妆椅里，花了一个小时看台词。等会儿会有提词机提示他读出来。他把大部分台词都背了下来。虽然他的阿拉伯语发音不像阿拉伯人，可也不再打磕巴了。

“开拍。”梅森上尉说道。他梦想着，有一天，他可以对着布拉德·皮特和乔治·克鲁尼说这句话。那位临时电影演员开始说台词了。

追踪者在梅森耳边嘀咕了一下。

“再严肃点，托尼，”梅森说道，“那是忏悔。你是伟大的维齐尔，你在告诉苏丹，你完全错了，你感到很抱歉。好，再来一遍。开拍。”

拍了八条，苏亚雷兹已经到了极限，表现开始下滑。追踪者叫了停。

“好了，各位，停机。”梅森说道。他喜欢这样说。组员们把搭起来的东西拆掉。托尼·苏亚雷兹重新穿上牛仔裤和衬衣，把胡子去掉。卸妆油的气味很不好闻。服装区和化妆区重新把包装箱放回卡车上。床单取了下来，卷好，也拿走了。窗户上的黑纸还有胶带都被弄掉了。

众人忙活的时候，追踪者让摄影师给他挑了最好的五条演说的录影。追踪者从中挑出自己想要的那条，把其他的都删了。

男主角的声音还是那种纯正的加利福尼亚腔。不过追踪者知道有个英国电视模仿演员，他用幽默的方式模仿那些社会名流的声音，让他的观众开怀大笑。今天他会乘飞机过来，获得丰厚的报酬。技术人员会把口型对得丝丝入扣。

他们把租来的会议室退还给酒店。托尼·苏亚雷兹非常遗憾地退掉他的套间，被带回华盛顿国际机场，乘晚间航班飞回洛杉矶。尤斯蒂斯堡的小组离总部要近得多，日落时分就要到了。

他们今天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那个传教士，对自己今天做的事也没有一点想法。只有追踪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等他把自己手里录像带上的东西发到网上，圣战分子的各个组织肯定一片大乱。

一名男子从摩加迪沙机场的土耳其航班上走下来。他对索马里略知一二。护照显示他叫戴恩·詹森，其他证件用包括索马里语在内的五种文字证明，他为拯救儿童基金会工作。

其实他不叫詹森，而是为摩萨德情搜部工作，负责通常的谍报。昨天，他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到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更换了姓名和国籍，然后继续飞往伊斯坦布尔。

飞机在吉布提中途停靠。他在商务舱转机大厅无聊地等了很久，准备继续往南飞去往索马里。只有土耳其航空公司是唯一还在为摩加迪沙服务的航空公司。

早上八点，沥青铺就的地面已经很烫了。五十名乘客涌入到达大厅。从经济舱出来的索马里人用肩膀把三名商务舱乘客挤开。戴恩没什么急事，他在海关官员面前排队等着轮到自己。

当然，他没有签证。他以前来过，就他所知，签证都是在到达后买的。海关官员仔细看了看他之前的出入境章，又查了一张禁止出入的名单，没找到有叫詹森的。

戴恩从玻璃屏下面塞了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进去。

“签证。”他用英语低声说道。海关官员把钱拿了过来，发现护照的内页里还有另外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给您孩子的一点小意思。”戴恩低声说道。

海关官员点点头，面无表情地盖上了签证章，扫了眼黄热病的保单，合上护照点点头，递了回去。给他孩子的，当然。一份体面的礼物。碰到懂规矩的欧洲人真不错。

外面有两辆破旧的出租车。戴恩就一个手提箱。他拎着上了第一辆出租车，说道：“和平酒店，谢谢。”司机朝机场大楼的入口处开去。门口有乌干达士兵在站岗。

非洲联盟的军事基地在摩加迪沙飞地的内部，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尖刺铁丝网、沙包和防爆墙，还有卡斯帕装甲运兵车巡逻。在要塞的内部，是另外一个堡垒：班克罗夫特军营是白人区，里面有好几百个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救援机构人员、媒体人员，还有一些以前给那些大亨做保镖的雇佣军。

美国人住在跑道尽头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这里是大使馆人员的家。还有几座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的飞机库，一所培训索马里年轻人的学校。未来有一天，这些年轻人会作为美国特工，回到那个危险的索马里。那些长久以来对索马里不再抱有幻想的人们，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希望。

透过行驶中的车窗，能看到在这个避难所里面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聚居区，里面住着联合国工作人员、非洲联盟的高级军官、欧盟工作人员，甚至还有老土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他们或因激情，或因谎言，坚持认为这里不是另外一个“幽灵中心”。

戴恩·詹森不敢住在班克罗夫特里。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另外一个戴恩或者一个真正的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去的是防爆墙以外的一家酒店。白人住在那里，安全比较有保证。

出租车穿过最后一道有人把守的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红白相间的横杆和乌干达士兵。这样走了一英里，才终于来到摩加迪沙的中心地带。尽管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戴恩还是十分震惊，二十年的内战，让昔日非洲这座优雅的城市沦为一片瓦砾的海洋。

汽车开上了一条小路。一堆尖刺铁丝网旁边站了个小孩，这是酒店雇的。他让车停了下来。九英尺高的钢制大门吱嘎作响地打开了，没人通报，有人从门上的小洞看着。

戴恩付了车钱，在酒店做了登记，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屋子很小，只有基本的功能。窗户是磨砂的，防止外人窥探住客，还挂着窗帘，可以隔热。他脱掉衣服，在只有些许微热的淋浴喷头下站着冲了一会儿，尽量用肥皂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擦干身子，换了套衣服。

他穿得很像索马里当地人的打扮——人字拖，粗燥的帆布牛仔裤，没有纽扣的棉质长衬衣，肩膀上挎着个背包，环绕式的黑色墨镜。两只手早就被以色列的太阳晒黑了。只有苍白的面孔和金色的头发说明他显然是个欧洲人。

戴恩知道一个租摩托车的地方。他通过和平酒店叫了第二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去那里。在车里，他从包里取出阿拉伯人常用的头巾，把金色头发的部分包起来，让头巾的末段从脸上遮过去，把头巾的边儿塞进另外一边的衣服褶缝里。这样完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那些戴头巾的人通常都这样保护鼻子和嘴不受风沙的侵袭。

他租了一辆快散架了的比亚乔机动脚踏两用车。以前他也来过，老板认识他，知道他总是给很多美元的定金，车子还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没什么损伤，所以对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走那些愚蠢的手续流程，像什么有没有驾照之类的。

马卡·穆卡拉马高速路从摩加迪沙的中心穿过。戴恩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出门办事的索马里人，驾驶着机动脚踏两用车，钻进了高速路上的滚滚“车流”，一路开去——驴车、快散架的卡车、皮卡、各种摩托车，还有不时需要躲闪的骆驼和行人。

戴恩驶过闪闪发光的朱巴河谷清真寺。它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伤，这让他印象深刻。他的目光掠过公路，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目标。从他上次来索马里到现在，达若沙难民营就一直没换过地方，也没什么改善。脏兮兮的小房子无边无际，里面住着一万名饥饿恐惧的难民。他们没有卫生设施，没有食物，没有工作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地上的一摊摊小便里玩耍。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像弗朗兹·法农所说的，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达若沙是这块飞地上最为贫穷的十八个城市之一。西方援助机构曾经努力过，但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戴恩看了一眼自己那块便宜的表。他来得很准时，会面总是在中午十二点。他今天来见的人会朝老地方看的。如果他不在那里，另外一个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忙自己的去了。如果他在那里，就会互相交换信号。

摩托车载着他来到已经被摧毁了的意大利区。来这里的白人不带上一大队武装护卫，肯定是个傻瓜。危险并不是谋杀，而是绑架。欧洲人或者美国人能值两百万美元。不过因为穿着索马里人的拖鞋、非洲人的衬衣，脑袋和脸部都蒙着阿拉伯人的头巾，以色列特工觉得自己待的时间不长的话，还是很安全的。

乌鲁巴饭店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马蹄形海湾。每天早上，岸边都会有鱼来。印度洋的海浪把那些捕鱼的小舢板都推上了海滩。然后，那些皮肤黝黑、打了一夜鱼的渔民就扛着他们的鲭鱼、石首鱼，冲进集市的大棚，等着顾客光顾。

集市离海湾有两百码，是一个九十英尺长的大棚。棚里有灯，到处弥漫着鱼的臭味，有的鱼是新鲜的，有的不是。戴恩的特工是集市的经理。每天中午，卡玛尔·杜阿勒先生都会走出他的办公室，望着那群盯着集市的人。

大多数人来是买鱼的，但是还没到时候。那些带着钱的人会买到新鲜的鱼。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任何形式的冷藏设备，鱼很快就有异味了。然后讨价还价才会开始。

如果说杜阿勒先生在人群中看见他的上司有些惊讶，那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他只是盯着看，点点头。跨在比亚乔上的男人点头回应，然后抬起右手横在胸前，五指张开又并拢，然后又张开。两个人又轻轻点了下头，摩托车手推着车走开了。接头地点定了：老地方，明天早上十点。

第二天，戴恩八点钟下楼吃早餐。他很幸运，有鸡蛋可以吃。他拿了两个煎蛋，要了点面包和茶。他不想吃太多，因为他在努力避免使用厕所。

他的摩托车停在酒店的墙旁边。九点三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发动，等着钢制的大门打开，让自己出去。他朝非洲联盟的军营大门开去。当他靠近那个钢筋混凝土区域的岗楼时，他伸出手，摘掉了自己的阿拉伯头巾。金色的头发立刻让他得以通行。

一名乌干达士兵从掩体里走了出来，端着枪。不过因为没有障碍杆，金发骑手一下就冲了过去。他抬起一只手，冲警卫喊道：“Jambo。”

这个乌干达士兵听到了自己的家乡话，把枪口放低了。又一个白人疯子。他自己就想回家，不过这份差事薪水不错，很快他就够钱买牛、娶老婆了。白人冲进大门入口处旁边的乡村咖啡馆停车场，停好车，走了进去。

渔市的经理在一张桌子边喝咖啡。戴恩走向吧台，要了一份和他一样的饮料。点咖啡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在特拉维夫办公室里喝的那种浓郁芬芳的咖啡。

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乡村咖啡馆的男卫生间交换了东西。戴恩给他的是美元。这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性最好的货币，即使在敌对的土地上也是这样。索马里人数着钱，目光中透着满足。

早上还得给那个把消息往南带去基斯马尤的渔民一部分钱。不过他付给那个人的其实只是没什么价值的索马里先令。杜阿勒要把所有的美元都存着，以便将来攒够了移民。

然后是要托运的货物——一根短的铝管，样子就像那种上等的雪茄用的外包装。不过这根是定做的，比那个要沉得多，强度也大。杜阿勒把它藏进自己的腰带里。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很小但很结实的发电机，是这个以色列人秘密提供的。它烧的是最差的煤油，不过可以产生电能，给他的空调和冰箱供电。他是那个渔市里唯一一个总是有新鲜鱼类的人。

冰箱里有一条大约一码长的石首鱼。是他昨天早上买的，现在冻得和石头一样硬。铝管会被塞进鱼的体内，晚上就由他的渔民带着它向南航行，一路打渔，两天后停靠在基斯马尤的渔港码头。

渔民会在那里把这条鱼卖给一个集市的理货员，告诉他这是从他的朋友那儿来的。那会儿鱼肯定已经不是太新鲜了。渔民不知道原因，也不关心。他只是又一个可怜的索马里人，正在尽力养活四个儿子，等着他们哪一天准备好了，可以接过他的小渔船。

乡村咖啡馆里的两个人从卫生间走了出去，喝完自己的咖啡，然后各自离开。杜阿勒先生带着铝管回家，把它使劲塞进那条冷冻的石首鱼的鱼腹深处。金发男子又戴上阿拉伯头巾，把脑袋和脸包上，骑摩托回到租车场。他把比亚乔还了，拿回了大部分的保证金。租车老板开车送他去酒店。这周围没有出租车，他不想失去一个优质客户，如果他能常来的话。

戴恩得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乘坐八点的土耳其航空公司航班离开。他在房间里读英文小说打发时间，然后吃了一碗炖骆驼肉就睡了。

黎明的时候，那个渔民把石首鱼包进湿帆布，放进他的小渔船的储鱼柜。他在鱼尾巴上划了一道，以便他打到别的鱼时方便区分。然后他出海向南，一路撒着他的渔网。

第二天早上九点，登机口像往常一样混乱。在此之后，土耳其航班起飞了。戴恩目视着班克罗夫特军营的建筑物和碉堡朝身后远去。向南很远的地方，一艘小渔船迎风扯满了它的三角帆，慢慢地驶过马尔卡。飞机转向了北方，在吉布提加上油，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在伊斯坦布尔降落。

拯救儿童基金会的戴恩在机场航空活动区稍作停留，一路冲过所有的转机手续，搭上了去拉纳卡的最后一班飞机。他在酒店的房间里更换了自己的名字、护照和机票，搭乘第二天的头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

“有什么问题吗？”本尼少校问道。就是他派“戴恩”带着最新指示去摩加迪沙给奥珀尔的。

“没有。一切正常。”戴恩说道。现在他又重新成为摩西了。

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西门·约旦发来一封加密的邮件。他和那个叫追踪者的美国人碰过面了。他希望在酒店的酒吧作第二次碰面，不过酒店和第一次的不是一家。第二次会面的地点是乔治敦区的四季酒店。

时值盛夏，他们在花园酒吧的凉棚下会面。这里另外还有几个中年男子，他们没穿外套，在喝鸡尾酒。不过他们看起来都比坐在后面的那两个人要胖。

“我被告知，你在南方的朋友现在已经联系上了，”西门·约旦说道，“所以，我必须问你：你具体要他做什么？”

西门很专注地听着追踪者向自己解释他脑子里的想法，若有所思地搅着自己的苏打水。对于这位在自己旁边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脑海里为那个传教士设计的命运，他一点都不怀疑。那肯定不是去古巴度假。

“如果我们的人能够用这种方式帮助你，”西门慢慢地说道，“而你们却让他在搜集情报的时候被导弹袭击终结了，那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配合你们的问题上，我们都将严词拒绝。”

“我从来没想过导弹袭击。”追踪者说道。

“我只是希望我们对此事能了解得更清楚些，追踪者。我们了解得够清楚吗？”

“清楚得就像你杯子里的那些冰块。不会有导弹袭击的，除非奥珀尔跑出好几英里之外。”

“非常好。那我会考虑你所给出的指示。”

“你想去那里？”格雷·福克斯问道。

“只是去伦敦。他们和我们一样非常希望传教士闭嘴。他的那些外围分子就住在那儿。我想离事件的中心近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得离这个传教士近一些。我和康拉德·阿米蒂奇说过了。他说非常欢迎我，他的人会尽力帮我。我只是打了个电话。”

“保持联系，追踪者。我必须就此事向海军上将汇报。”

基斯马尤的码头上，一个黑皮肤的年轻人拿着个有纸夹的笔记板，扫视着从海上来的一个个渔民。2012年，经过之前的一年血战，基斯马尤被青年军收复，脱离了政府军的控制。狂热分子们依然十分警觉。他们的宗教警察遍布四处，以确保人们保持绝对忠诚。怀疑从北方来的人是间谍是非常普遍的。甚至那些通常生龙活虎卸下自己收获的渔民，也会因为恐惧而默不作声。

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发现一张他认识的脸。他已经有好几周没见过他了。他用板上拴着的笔在笔记板上记下卸到岸上的货物尺寸，走向他认识的那个渔民。

“真主至大，”他吟诵道，“你都打到些什么？”

“有些鲭鱼，还有三条石首鱼。印沙安拉。”渔民说道。他指了指其中一条石首鱼。那条鱼已经失去了鲜鱼才有的银色光泽，尾巴还被划了一道。“你的朋友给的。”他低声说道。

奥珀尔示意这些全都可以买。渔民把鱼卸到石板上。奥珀尔把那条有记号的鱼装进一个粗麻布的布袋里。即使是在基斯马尤，也是允许理货员拿条鱼做晚餐的。

他独自一人在自己城外岸边的小屋里，把那根铝管掏出来，拧下盖子。里面有两卷东西，一卷是美元，一卷是指令。后者必须记下来，然后烧掉。美元被埋到了地下。

这卷美元是十张一百美元。指令很简单。

“首先，用这笔钱买一辆性能可靠的摩托车，越野摩托车或者机动脚踏两用车，再买几罐燃料放到后座里。需要骑摩托远行。

“其次，买一台好一点的收音机，要能收得到《以色列之声》的。周日、周一、周三和周四在第八频道有子夜脱口秀节目，名叫《夜猫子》，晚上十一点半开始。

“节目开始一般都是天气预告。在沿着去往马尔卡的高速路上，标注了一个新的当面接头地点。你可以在这次送去的地图上找到。不可以弄错。

“当你听到密码指令，等到第二天黄昏再出发，骑摩托去往那个接头地点，拂晓时抵达。你的联系人会在那里，给你最新的指示、装备和经费。

“天气预报里，你要听的内容是：‘明天在阿什凯隆有小雨。’好运，奥珀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