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疾病在我体内蛰伏了二十五年，毫无痛苦，突然就发作了。人们说我得的就是那种病。

然而，这种病叫幽默，而不是麻疹。

时值我们经理五十岁生日，员工们给他买了个银墨水缸。我们涌进他的办公室去送给他。大家让我代表他们说几句，于是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那可是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准备的。

这让我一举成名。我的发言里充满了双关语、警句、绕口令，倾倒全场，喝彩声简直要把房顶给掀掉了——在所有的五金店中，我们店的房子可是最坚固的。老马洛自己笑得合不拢嘴，员工们也跟着哈哈大笑。

从那天九点半钟起，我作为幽默家就出名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同事们吹捧我，我自己也得意得难以言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对我说，老兄，你那天的发言简直是太妙、太精彩了。这样笼统的赞扬话儿当然不能让他们尽兴，于是他们就仔细分析起我发言中的每一个包袱和笑料。

渐渐地，人们都希望我能把这种幽默一直保持下去。在生意以及日常的事情上，别人只要说得合情合理就行了。而我，却必须要说得风趣幽默才行。

他们希望我拿陶器开玩笑，对花岗岩也做些嘲讽和调侃。我在店里是副会计师，要是我拿出一张资产负债表却没对总额发表一番搞笑的评论，或是在出售犁具的发票时没找到笑料，同事们就会很失望。渐渐地，我的名声越传越远，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不大，这事很正常。当地的报纸也常引用我的话。在社交场上，我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相信自己的确有大智慧，也能机敏地对答如流。这种能力是我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的本意是善良和友好的，并不是要刻意讽刺或攻击什么人。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会微笑。我经常用我准备好的妙语，把他们的微笑变成哈哈大笑。

我很早就结婚了，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孩。我们住在一个有藤蔓攀绕的小院里，过得很幸福。我在五金店当副会计师的微薄薪水，使我远离那些因财富过多而产生的罪恶。

偶尔，我也写些笑话和随笔，觉得挺有趣的，将它们投给专门刊登这类作品的杂志，它们都被立即采用了。有几位编辑还写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著名周报的编辑给我写的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文章来填补一个栏目的版面，并暗示，要是文章能让他满意，就给我设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个星期后，他和我签了一年的合同，薪水要比五金店的高得多。

我高兴极了。我妻子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戴上一顶永不凋零的桂冠。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一瓶黑莓酒。这可是一个让我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脱的机会。我和路易莎慎重地讨论了这件事。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辞去五金店的工作，专心投入到幽默小品的创作中。

我辞职了，同事们给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我在宴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妙趣横生，其全文都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去看闹钟。

“哎呀，迟到了！”我大喊，连忙抓起衣服。路易莎提醒我说，我不再是五金店的奴隶了，也不用再领承包商的生活费了。我现在是专职的幽默作家了。

早饭后，她自豪地把我领到厨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老天呀！这里摆放着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作家所需的一套装饰品——插满玫瑰和金银花的花瓶，挂在墙上的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一小袋在灵感缺乏时用来咀嚼的巧克力。啊，我的妻子，可爱的宝贝！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是伊斯兰式，或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酝酿着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原来是我的路易莎。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她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五个小时已经被时间老人收回了。我觉得有些无奈，便去吃饭。“一开始，你不要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个小时就够了。今天下午，带我和孩子去树林里玩玩，好吗？”

“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承认道，于是就一起去了林子里。

不久，我熟悉了这份职业。不出一个月，我的作品就像五金器具那样源源不断地问世了。

我很成功。我刊登在周刊专栏上的东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评论界也低声议论着我的名字，说我是幽默家队伍中的新秀。我又向别的刊物投稿，我的收入大大增加。

我找到了做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把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一则有两行字的笑话，挣一块钱。然后，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拉成四行，产值翻倍。假如换换行头，给它们加上韵脚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你根本无从再辨识出它本来的面目。

我开始有了积蓄，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作有点儿身份的人。我不再是从前五金店的小职员，只会逗人开开心而已。

五六个月后，我的幽默仿佛离我远去。警句和妙语再也不能脱口而出。有时我得四处收集材料。我开始注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盯着墙纸一坐好几个小时，想搜索一些有趣的新鲜笑料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是莫洛克、约拿、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大煞风景。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一些俏皮的措辞，我便像狗抢骨头似的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于是偷偷转过身去，把它记在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或是写在袖口上，以备来日之用。

朋友们都为我感到悲哀和可怜。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从前，我给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如今我却在掠夺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去逗乐他们。因为笑话太珍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那是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的那只可怜的狐狸，老是夸奖我朋友的歌喉——乌鸦的歌喉，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渴求的妙语。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躲避我。我甚至把笑也忘记了，即使听到了我即将窃为己有的话语，我也笑不出来。

为了收罗材料，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或是什么主题，都不能放过。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企图捕捉什么。

牧师一念长韵律诗，我立即想道：“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布道通过我大脑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不知不觉地遗漏过去。合唱队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狩猎场。我妻子温柔、坦率、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干涸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这些淳朴而又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平庸、裸露的印刷品中公布于世。

我吻着她，却又背叛了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币，我把她可爱的率直套上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残忍的狼窥视着柔弱的羊羔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语，希望能为我明天的苦工寻找到一些灵感。不过，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的孩子的稚气语言的脖颈。

幼稚可爱的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思想和语言的源泉。我发现这一类幽默的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的“童年拾趣”专栏提供稿件。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的偷偷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丛中间，偷听他们玩耍嬉戏。我成了一个非常贪婪的家伙。

有一天，我的思想突然枯竭了，而我的稿件必须随下一班邮件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到那儿去玩。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藏在那里，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的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送了我的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像躲避害虫一样躲着我。当我像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靠近时，我总是听到他们嘀咕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我成了一个多么卑鄙的可怜虫。

在经济上我获得了不少。不到一年，我攒下了一千美元，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舒服。

可是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不知道社会上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好像跟贱民毫无分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被断送了。我像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最美好的花朵，人们都怕我、躲我，因为我有刺。

一天，一个人愉快而又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了。那天我打彼得·赫费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口，向我招手。我站住了，他的热情让我感到很奇怪。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还下着雨。我们走进后面的屋子，那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待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美妙的感觉——一种静谧与满足的感觉。我环顾四周，发现屋里有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和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一项庄严行业的一切行头。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是庄严肃穆的沉思场所。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这里是一个为永恒的安静所笼罩的精神壁龛。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所有的愚蠢事物便在门口离开了我。在这个素朴庄严的环境中，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舒展得就像优雅地躺在卧榻上一样。

一刻钟之前，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幽默家。现在我成了一个哲人，怡然自得、平和安详。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逃离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找寻一句讽刺的双关语，不必斯文扫地去博人一笑，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找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彼得·赫费鲍尔不是很熟。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讲，唯恐他的言谈同这个地方的安眠曲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并非如此。他和周围相当和谐。我欣慰地长出一口气。我从来不知道有谁的谈吐像彼得那样平淡至极。同他相比，连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丝风趣的火花或闪光来损害他的言语。他嘴里吐出的字句像空气般平凡，像黑莓般丰富，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上星期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不禁一震，拿我最幽默的笑话讲给他听。结果石沉大海，他毫无反应。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喜欢这个人了。

每星期总有两三个晚上我会溜到赫费鲍尔那里去，陶醉在他的后屋里。那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自己的天堂里多待上一会儿。在别的地方，我没法摆脱从周围环境榨取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拼命围攻，也打不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竟然能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讶。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结果叫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魔鬼折磨得太久，以至现在像小学生那样急切地抓住休息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期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利索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到对我有益的隐蔽所去。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女人可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她要是知道了准会大吃一惊。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作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这可以联想到赫费鲍尔那可爱的后屋。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吓得尖声惊叫。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把这两件东西撤掉。

有一次，彼得·赫费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令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理智而平淡的态度把他的账本拿给我看，对我说，他的利润和事业正蒸蒸日上。他一直考虑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是最理想的。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彼得已经拿到了我存在银行的一千美元支票，我成了他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但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写那些无聊的幽默文章了，可以再度享受生活的甜蜜，而不必把它榨个稀烂，从中榨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对我将是一种何等的欣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里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费鲍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近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像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与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敬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满期。我们认为有必要奉告，我们为不再与你续签来年合同，深表遗憾。你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个月以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表现了左右逢源、驰骋自如的诙谐与风趣，近作则显得苦于构思，穷于应付，有捉襟见肘、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再次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希请见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妻子。她看了之后，脸拉得特别长，眼里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愤愤地喊道：“我敢说你的作品同过去一样好。而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当儿，我猜想路易莎一定是想到了以后不会再有支票寄来了。“哦，约翰，”她带着哭腔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围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我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逼疯了。倒是孩子们希望这样，因为他们在我背后瞎闹，学我的步子大声欢呼。如今我又像是他们往日的伙伴了。

“今晚我们去看戏！”我嚷道，“一定去。看完戏，大家再到皇家饭店大吃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登！”

这时，我说明了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见鬼去吧！

我妻子手里拿着编者的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赫费鲍尔——不，现在是赫费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的那个小屋是一个何等美妙的地方。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的人了，而且我还会说满口的笑话。我的笑话再度被小镇上的人传播，被人引用。我又能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图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身边戏耍，随意散布着他们孩子气的幽默，再也不用担心我拿着一个小本子，像鬼魂似的盯在他们背后了。

我们的生意也十分红火。我记账、照看店务，彼得负责外勤。他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标准的爱尔兰式追悼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