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傻瓜。现在，大家能不能安静下来，等叫到谁的时候，谁再去对号入座？

我当过各种各样的傻瓜，可有一种除外。我挥霍掉了祖传的家产，妄想结婚。我打扑克赌钱，玩草地网球，做投机买卖——我的钱就这样子被我花了个精光。但是，有一种头戴系铃帽的角色，也就是埋藏财宝的探求者的角色，我还没有扮演过。只有很少的人能染上这一令人愉快的狂热病。在所有追随着迈达斯国王的脚迹、愿意去寻求财宝的人们中，没有谁能像我一样，在寻找中得到了那么珍贵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过，我还是要扯几句题外话——拙劣的作者往往是这样——我也是一个多情的傻瓜。在我第一次见到梅·玛莎·曼格姆后，我就属于她了。玛莎年方十八，肤色像新钢琴的象牙琴键那么白皙，容颜秀丽，她端庄、淑雅，又有凄婉的魅力，像是一个纯洁的天使被贬下人间，注定要在得克萨斯草原的一个小镇里过沉闷的生活。以她的气质和容貌，她完全可以轻易摘下比利时或者是任何花哨国王皇冠上的红宝石，就像摘木莓一样简单。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过她。

你知道，我想赢得并拥有梅·玛莎·曼格姆。我想与她长相厮守，想让她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都藏在我晚上找不到的地方。

梅·玛莎的父亲是个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人，他的整个脸庞都几乎掩在了他的胡子和眼镜里面。他活着就是为了昆虫，为了蝴蝶，为了在天上嗡嗡飞舞的，为了地上爬的以及钻进你脖子里的或是落在黄油上的虫子。他是位昆虫学家，或者是与此相类似的什么家。他这辈子都是在外面用纱网捕捉甲虫科的飞虫，然后用大头针把它们钉起来，再给它们起出名字。

玛莎的家中只有她和她的父亲。父亲对女儿赞扬备至，说她是人类仅存的精美样本，因为女儿要管他的吃喝，帮他把衣服穿对了，替他把保存标本的玻璃瓶里填满酒精。人们都说，科学家们是最心不在焉的。

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人看上了梅·玛莎·曼格姆。他就是古德罗·班克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回到家里来的年轻人。凡是书本上有的知识，他几乎都具备了——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尤其是高等数学和高级逻辑学。

如果不是因为他总是在人前夸耀他的学问，我本来是会很喜欢他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可以认为，我和他是好朋友。

我们俩一有空就凑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想从对方的口里捞到些稻草，打探出梅·玛莎·曼格姆内心的动向——这一比喻也许并不恰当。古德罗·班克斯才不会犯这种错误呢！情敌之间往往是如此，彼此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

可以这么说，古德罗能告诉你许多有关书本、风度礼仪、文化、划船、智慧和衣饰方面的知识。而我则可以给你的脑子里灌输进更多关于垒球、周五辩论会——这在我来说，就是文化了——和骑马等方面的东西。

不过，不管是在我和古德罗的闲聊中间，还是在我们俩拜访梅·玛莎·曼格姆和她聊天的时候，古德罗·班克斯和我都看不出，她到底喜欢的是我们俩中间的哪一个。梅·玛莎生性内敛，当她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就知道让人们去揣摩她的心事了。

就像我所说的，曼格姆老头子是那种心不在焉的人。只是在过了好长的时间以后，他才于某一天发现——一定是一只蝴蝶告诉了他——有两个年轻人正在网走那个照顾着他生活安逸的年轻姑娘，他的女儿，或是法律上所称的直系亲属。

我从不知道科学家们也能自如应对这样的局面。曼格姆老头子把我和古德罗分了类，把我们归入脊椎动物中最低级的纲目，而且是用英文说的，中间只用了一句拉丁文Orgetorix，Rex Helvetii——我也只懂这么一句拉丁文。他还说只要再在他家附近看到我们，就把我们两个添加到他收集的标本中去。

古德罗和我躲了五天，没有在他们家附近露面，想等着这老头子的气消下去点儿再说。可等到我们再去往她家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的父亲已经离开了。离开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已经上了锁，他们仅有的财物也都搬走了。

古德罗和我谁也没有从梅·玛莎那里听到一句告别的话——在山楂树上，她也没有给我们系上一个迎风飘摆的纸条；她没有在门柱上用粉笔画上一个记号，也没有在邮局留下一张明信片，给我们一些提示。

古德罗和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各自想尽了招数去寻找逃亡者的踪迹。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火车站的售票员、出租马车行里的伙计、火车上的乘务员，还有我们镇上的唯一的一个警察，结果也是毫无所获。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成为了关系更好的朋友，同时又是更加相互戒备的情敌。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要在斯奈德酒馆后面的房间里聚会，玩骨牌、聊天。我们两个都是话中有话，都想从对方口里套出一些消息，看看对方最近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情敌之间往往是如此。

现在，古德罗在表现他的学问的时候，总要对我嘲讽上几句，说我是属于这样的一类人，只配读读“简·瑞真可怜，她的小鸟死了，没有什么东西可玩了”之类的读物。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古德罗的，尽管我看不起他在大学里学到的那些书本知识，而且人们都认为我是那种心地宽厚的人，所以我没有跟他去生气。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梅·玛莎的消息，因此我耐着性子，继续同他来往。

有天下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

“埃德，就算是有一天你找到她了，你想想看，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曼格姆小姐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她受的教育也许不多，可是她所追求的注定要比你能给予她的那些东西更为高尚。在谈话中间我发现，没有谁似乎比她更懂得欣赏古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以及那些吸收并发展了古人之人生哲学的近代文人的魅力。所以，你难道不认为你寻找她，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吗？”

“在我看来，”我说，“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就是在得克萨斯草原上有一幢里面有八间屋子的大房子，周围橡树葱茏，宅邸旁边还有一泓池水。”我接着说，“在客厅里，放着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的栅栏里养着三千头牛，一辆四轮马车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马随时听候着太太，也就是曼格姆小姐的使用。曼格姆小姐随心所愿地享受着牧场的财富。她与我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藏到我晚上找不到的地方，幸福的家庭，”我说，“将会是这个样子。你的那些课程啦，文人崇拜啦，哲学啦，连士麦拿地摊上卖的那种干瘪了的无花果都不如。”

“她是为更高尚的东西而生的。”古德罗·班克斯重复道。

“不管她是为什么而生的，”我回答说，“眼下，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没有你的学问的帮助，我也能尽快地找到她。”

“这副牌没法玩了。”古德罗说着放下了手中的骨牌，我们喝起了啤酒。

不久，一个我认识的年轻人来到了城里，给我带来了一张折叠起来的蓝颜色的纸。他说他爷爷刚刚去世。我忍住了悲痛，没有让眼泪掉出来，然后，他接着说他爷爷把这张纸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二十年。他把这张纸作为他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他的家人。其他的财产还包括两头骡子，一块不长庄稼的土地。

这张纸有年头了，它上面所标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废奴主义者反对分裂主义者时期所使用的那种纸张。上面记载着价值相当于三十万美元的十驮金、银币的埋藏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孙子山姆的祖父——从一个曾参加过宝藏埋藏的西班牙传教士（他很多年前，不，是很多年以后，死在了老朗德尔的家中）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老朗德尔根据传教士的口述记载下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去挖出这笔宝藏呢？”我问小朗德尔。

“我父亲在很早的时候，眼睛就瞎了。”他说。

“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寻找呢？”我问。

“哦，”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也只有十年。春天我要忙着犁地，然后要把野草从玉米地里除掉。接下来，就该准备饲料，寒冷的冬天就会到了。年复一年，我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

李·朗德尔的话在我听来都很有道理，所以我决定立即跟他去一起寻找。

有关宝藏的方位，这张纸上说得非常简明。驮着宝藏的骡队从多洛雷斯县的一个古老的西班牙传教士基地出发。他们根据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朝正南行进，直到他们抵达了阿拉米托河。他们涉过河水，把宝藏埋在了两座大山中间的一座马鞍形的小山顶上。在宝藏埋葬的地方，垒起了一堆石头。几天以后，埋葬宝藏的人都被印第安人杀害了，只有那个西班牙传教士没有遇难。这个秘密没有泄露出去。这在我看来，是个好的兆头。

李·朗德尔建议我们添置一套野营装备，雇上一个勘测员，测量出西班牙传教士基地到藏宝地点的路线，然后等三十万美元价值的金银币一到手，就去沃斯堡游山玩水。但是，尽管我没上过多少学，我倒是有一个能节省时间和开销的好办法。

我们去了州土地局，请他们根据老传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带的全部的测量图，给我们绘制了一份实用的简图。我在图上对着南方，画了一条通往河岸的直线，实用简图上表明了每条测量线路的长度和所处地区。凭借这些材料，我们在河岸上找到一个点，把它同洛斯安尼莫斯五里格测量图上的一个重要的已标明的地区连接起来——这片土地以前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授地。

这样一来，我们就无须雇一个勘测员来测量出路线。这就省下了不少的费用和时间。

我和李·朗德尔套好一辆两匹马的大车，装上了所有必需的物品，赶了一百四十九英里的路，到达了奇科。这是离我们所想要到达的目的地最近的一个城镇。我们找了镇上的一个代理勘测员。他帮我们找到了洛斯安尼莫斯测量图上的地区，又按照我们实用简图上的要求，向西行进了五千七百二十瓦拉的路程，然后在所到达地点放置了一块石头。勘测员喝过了咖啡，吃过了咸肉，就搭邮车回了奇科。

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那三十万美金。李·朗德尔的所得只占宝藏的三分之一，因为寻找宝藏的所有费用都是我支付的。用我将要得到的二十万美元，我知道只要梅·玛莎·曼格姆还在这个地球上，我就能找到她。有了这笔钱，我能使曼格姆老头的蝴蝶在鸽子窝里扑腾。要是我能得到那笔宝藏该有多好！

我和李·朗德尔在那里搭建起了帐篷。河的对岸有十多座小山，上面都长满了茂密的松柏，可是没有一座小山是马鞍形的。这并不能叫我们灰心。地貌也是富于欺骗性的。马鞍形就像美人一样，只是出现在情人的眼中。

我跟李·朗德尔仔细查看了那些松柏覆盖的小山，就像女人们找叮咬的跳蚤那么细心。我们沿着河岸，在两英里的范围内，看过了每一个山坡、山顶、周缘和洼陷处，测过了它们的海拔、角度和坡度，整整忙活了四天，毫无所获。末了，我们套好了那匹杂色马跟那匹暗褐色的马，把剩下的咖啡和咸肉拉到了一百四十九英里之外的康卓镇。

在回来的路上，李·朗德尔嚼了许多的烟草，我忙活着赶车，急着要回去。

在这样空着手归来后不久，我跟古德罗·班克斯又聚在斯奈德酒馆的后屋里，一起玩着骨牌，向对方刺探着消息。我告诉了古德罗我寻觅宝藏的事。

“如果我能找到这三十万美金的财宝，”我跟他说，“我就可以走遍全世界，最终找到梅·玛莎·曼格姆。”

“她是为更高尚的东西而生的，”古德罗说，“我将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找到她。现在你来说说，你是如何去寻找那笔还未出土的宝藏的。”

我详细地告诉了他寻觅的经过。我叫他看了制图员绘制的实用地图，上面各地间的距离标得清清楚楚。

在颇为老练地浏览了一下地图后，他向后靠在了椅背上，冲着我发出了一阵大笑。在他这笑声里有嘲讽，有他强于别人的优越感，有饱学之士的自得和傲慢。

“哦，吉姆，我说你真是个傻瓜。”在他的笑声终于止住的时候，他说。

“该你出牌了。”我忍住性子说，手中捏着两边都是六点的牌。

“二十。”古德罗说着用粉笔在桌子上画了两个叉。

“我怎么傻了？”我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现过埋藏的宝藏。”

“因为，”他说，“在你计算你那条线路与河岸的相交点时，你没有考虑到磁差。那里的磁差应该是偏西九度。把你的铅笔给我。”

古德罗在一个信封的背面急速地计算起来。

“从西班牙传教基地自北向南的那条线路的距离正好是二十二英里。按照你的说法，这条线是按指南针画定的。如果把磁差也考虑进去，那么，宝藏埋藏的地点应该是从你现在实际到达的地点，顺着阿拉米托河岸，向西再走六英里九百四十五瓦拉。噢，吉姆，你真傻！”

“你说的这个磁差是什么意思？”我问，“我觉得，数字这东西是从来也不骗人的。”

“磁差是磁针与子午线之间出现的偏差。”古德罗说。

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一具有优越感的笑容，同时我还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宝藏探寻者的那种想要吞噬一切的贪婪和急切。

“有的时候，”他用预言家的口吻说，“这些有关宝藏的传闻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你愿意让我看一下这份有关藏宝地点的记载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一起——”

结果，古德罗·班克斯和我这对情场的对手，成了一起探宝的合伙人。我们从离铁路线最近的镇子亨特斯堡搭驿车到奇科镇。到了奇科镇之后，我们雇了一辆装有弹簧和车篷的马车，来拉我们的野营装备。我们仍然请了上次的那位勘测员，按照古德罗根据磁差修正的距离，重新测定了路线，然后打发走了勘测员。

在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了。我喂了马，在靠近河岸的地方点起了一堆火，做我们两个人的晚饭。古德罗本来可以帮些忙的，可是他这个书生尽顾了念书，做不来这些粗活儿。

不过，在我干活的时候，他把一些古代死人流传下来的伟大思想说给我听，他还大段大段地引用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中的话，叫我觉得很开心。

“阿那克里翁，”他解释说，“这可是曼格姆小姐最为喜欢的他的一段作品——就是我刚才朗诵的那一段。”

“她是为更高尚的东西而生的。”我重复着他的那句话。

“有什么能比整日徜徉在古典作品中间，整日生活在浓郁的知识与文化的氛围中间，更为幸福，更为高尚的呢？你常常蔑视教育。由于你在简单的数学方面表现出的无知，你还不是白白地浪费掉了许多的时间？如果不是我给你指出了你的错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宝藏呢？”

“我们还是先到河对面的山上去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我对你说的磁差，还是有疑问。我活到这么大，一直相信磁针是正对着北极的。”

次日，六月里的一个艳阳天。我们起得很早，一块儿吃过了早饭。古德罗一时诗兴大发，在我煮着咸肉的时候，他背诵了济慈、凯利和雪莱的诗歌。这里的河不过是一条浅浅的小溪，我们已经准备好渡河到对岸，去勘探对岸那些山峰陡峭、松林茂密的山峦。

“我的尤利西斯阁下啊，”在我洗盘子的时候，古德罗拍着我的肩膀说，“让我再看看这份关于财宝的记载吧。我觉得这上面应该标有如何能爬上马鞍形山坡的路径吧。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马鞍？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吉姆？”

“这一下，学问没用了吧，”我说，“我一看见，就能认出来的。”

古德罗仔细查看着老朗德尔留下的这张纸，突然冒出了一句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的骂人的话。

“你过来一下，”他说，将那张纸冲着阳光举着，“你看看这个。”他用手指着说。

在那张蓝色的纸上——在此之前，我从未曾注意到这一点——我看到了一行白色的字母和数字：“莫尔文，1898年。”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这是水印，”古德罗说，“这张纸是在1898年生产出来的。而它上面的内容的写作时间则是在1863年。这份东西显然是伪造的。”

“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说，“朗德尔一家是那种可以值得信赖的，朴实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人。这还说不定是纸张制造商设下的骗局呢。”

这时，古德罗发火了，尽管这火发得还没有叫他丢去他知识分子的颜面。他摘下了眼镜，愤愤地盯着我。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傻瓜，”他说，“你让你自己受了那个乡巴佬的骗。你反过来又来骗我。”

“我怎么骗你了？”我问。

“用你的无知，”他说，“我已经在你的方案中发现了两处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可以避免。而且，”他继续说，“在这次实为一场骗局的探宝中间，我花掉了不少的钱，它远远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我不干了。”

我站起身，拿着一把刚从洗碗水里捞出来的锡制勺子指着他。

“古德罗·班克斯，”我说，“在我的眼里，你所受的教育连煮得半生不熟的豆子都不如。不管是对任何人所受的教育，我几乎常常都是难以容忍。同样，我也蔑视你的学问。你的学问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它祸害了你，也叫朋友们讨厌你。你，连同你的磁差和水印，都见鬼去吧！对我来说，它们什么也不是。它们根本阻止不了我寻宝的决心。”

我用勺子指着河对岸的一座马鞍形的小山说：

“我要到对面的那座山上去寻找宝藏了。现在，你就决定你是退出，还是留下来。如果你要是让水印和磁差动摇了你的意志，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探险家。你决定吧。”

一团白色的尘土从远处的滨河路面上升腾起来，这是从赫斯帕鲁斯到奇科的邮车驶过来了。古德罗向邮车挥舞起手臂。

“我再也不愿受骗了，”他恼恨恨地说，“现在，只有傻瓜才会把那张纸当回事。哦，吉姆，你一直以来都是个傻瓜。我退出了，不想再沾你的晦气了。”

古德罗整理好自己的物品，爬上邮车，神经质地正了正自己的眼镜，在一片飞尘中远去了。

我洗了碗碟，把马牵到一块新鲜的草地上拴好，然后涉过浅浅的河水，又慢慢地穿过松柏树丛，爬上了马鞍形小山的山顶。

这是六月里的一个美好的天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鸟儿，这么多的蝴蝶、蜻蜓、蚂蚱，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长翅膀的、带螫刺的。

我从山下到山顶，把这座马鞍形的小山搜了个遍，没有发现与所埋宝藏有关的任何线索。山上没有垒起的石堆，树上没有标示着宝藏方位的刻痕，老朗德尔图纸上所说的那笔价值三十万美金的宝藏连个影儿都没有。

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凉爽的下午。我走出松柏树丛，蓦然意外地进到一个绿油油的山谷，那里风景如画，有一条小溪穿过其间，注入阿拉米托河。

在那里，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像野人一样的男子。他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正在追捕一只翅膀格外美丽的大蝴蝶。

“或许，他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吧。”我想。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跑到这样一个远离文明和人世的地方。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看到小溪旁边有一座藤蔓攀绕的小屋。在林间一块草地上，梅·玛莎·曼格姆正在采摘野花。

她立起身子，看到了我。认识她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白皙的脸——宛如新钢琴雪白的琴键——变红了。我默默地走上前去，她手中折下的花儿慢慢地散落到草地上。

“我知道你会来的，吉姆，”她一字一句地说，“父亲不让我写信，但是，我知道你会来的。”

后来发生的事，我想读者一定猜得到了——我的车辆和马匹就在河的对岸。

我常常想，一个人学的知识如果不能为他自己所用，那任凭他有再多的学问，又有何益呢？如果知识带来的好处都跑到别人那里去了，那他要它还有什么用呢？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最终得到了梅·玛莎·曼格姆。我们俩有八间屋子，宅邸周围有橡树环抱，屋子里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我们牧场上所养的牛正向着三千头发展。

在我晚上骑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烟斗和拖鞋都被藏到了我找不到的地方。

不过，有谁会在乎这？有谁会在乎——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