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伊住进了出院后看见的头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叫蒙特洛斯，就是前一天斯蒂芬向她提到的他住过的那家。进房间后，她脱去衣服，换上浴衣，唤客房侍者给她送一桶水，一只火腿三明治。但等东西送到时，她已累得不想吃了。

周六上午醒来时，她已恢复精神，兴致很好。她刚想给住在布鲁克林的西尔维娅打电话，告诉她她所知道的有关堪萨斯火灾的消息。但随即便犹豫了。跟斯蒂芬一样，西尔维娅也是个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者，虽则是个好人但玩世不恭。不过，另一方面来看，她对自己说，不管是西尔维娅还是斯蒂芬，也许并不比大多数人头脑来得更封闭。如果没有证据，谁也不会相信她的故事，而一个小孩的模模糊糊的回忆不足为凭。斯蒂芬已经证明了这点。

他们会说，孩子受了伤，又受了惊吓，记不清他那天所见到的真实情景。一切只是场误会，是他认错了人。

正如她在上大学时准备论文那样，托伊意识到必须将她所发现的材料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作为证据。这样，即使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玩世不恭者也无可争辩。

拿出一叠纸，托伊试图记下事情的发生经过。首先，她必须驳斥斯蒂芬的理论，说什么她也许是坐飞机去堪萨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是找到一位目击证人，证明她从医院里出去那段时间里见过她。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她才能进入下一步。

她拎起话筒，给那家餐馆打电话，描述了那个侍者的特征，想着大概能从他那里得到一张书面证明。

“听上去像托尼·希尔德戈，”电话里传来一个粗哑的女声，“托尼这会儿不在。他的班头要从午餐时间开始。”

“我明白了，”托伊赶紧说，惟恐那女人挂断电话，“那我在那里时你们叫来的那个警官呢？我是那个没穿鞋子的女人。你知道的，就是付不起咖啡钱的那个，还记得吗？”

“嘿，女士，要了食物而付不起钱的人很多。”

“那位警官呢？”托伊毫不气馁，“我敢肯定他常去那儿。我想他姓克雷默。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乔伊？”那女人“咯咯”笑道。

“你说是乔伊·克雷默？他不是真正的警官。不管怎么说，不是纽约警局的。他在交通局工作。”

“乔伊·克雷默是个好人，怪人，”那女人说，“想起来，他可真是个乐善好施者。你瞧，每当我们这儿来了乞丐，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叫乔伊来。他说他不介意。他甚至把名片分发给了这一带的所有商家。只要我们打电话叫他，他马上就会赶过来，把问题替我们解决了。而那些正式的警官，咳，他们才不会为这类事儿操心呢。”

“你知道怎么才能找着他吗？”托伊问，从电话里她能听到背景传来的现金出纳机的响声和一个粗嗓门。

“瞧，女士，”那女人仓促地说，“我这儿还有事呢。”

说完，她立刻挂断了电话。

托伊给搞糊涂了。她一直以为那人是位正式的警官，但她随即想起许多部门的人也穿制服。她查到交通局的电话号码，接线员给她转到了星期六还开着的惟一的一间办公室——管工作安排的督察办公室。

“我找一个叫乔伊·克雷默的人，”她说，“他是你们这儿的一位工作人员。我有急事找他，我是他加利福尼亚的一位亲戚。”

“等一会儿。”

那人说，几分钟后，他又拿起了电话，“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儿有姓科恩威尔的，有姓克雷默西的，有姓凯曼的，有姓克德威尔的，对了，有一个叫查尔斯·克雷默的，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不，”托伊说，“他的名字叫乔伊。”

“哦，”那人说，“我在这儿干了有十年了。我所听到过的惟一一个叫乔伊·克雷默的人死了。那可真是个能干的家伙呀，告诉你。”

“他死了？”托伊迷惑地说，“一定是有些误会，前两天我还见过他呢。大家都知道他，他在空余时间里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也知道，诸如此类的事。”

那人笑出声来：“真有趣，但听上去就像是老乔伊，愿他安息。他总是给人家钱或别的什么东西。正如我所说的，他是个极为正直的家伙。但听着，女士，我敢保证这不会是同一个乔伊·克雷默。瞧，一个疯子在火车上突然狂暴地向人群开枪，乔伊想制止他，但那人开枪打死了他。你听说过这回事吗？所有的报纸都登了。”

“没有，”托伊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二三年前的事吧。确切时间我也记不住了。”

托伊谢了那人，怎么也对不起来，比先前更糊涂了。但纽约是一个大都市，她提醒自己，那家餐馆收银员搞错名字也是完全可能的。

托伊洗了个澡，穿戴好之后，决定出去透透新鲜空气。等到十二点左右，再到那家熟食店去看看能不能从那侍者手里得到一份书面陈述。

几分钟后，托伊走出旅馆，踏进早晨清爽的空气里。她沿着大街往前走着，突然，她感到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头。

“我想那是你，”一位男人的声音，“嗨，你怎么样？”她转过头，呆住了。站在她面前，离她所住旅馆才不过几步远的正是那位神秘的乔伊·克雷默。他看上去跟她昨天在餐馆见到他时一模一样，穿着制服，帽子戴得微微有些靠后，俊秀的脸上挂着开朗、友好的微笑。直到这时，托伊才看见他衣袖上所戴的“交通局”的臂章。

“我真不敢相信是你，”她说，“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怎么会认为我在找你？”他说，“是你找到了我。”

“不，”托伊摇了摇头，“你不明白，我刚给交通局打过电话找你。他们说从没听说过你。他们所知道的惟一的乔伊·克雷默已经死了。”

他“噗”地笑出声来：“你怎么想，我看上去像个死人吗？”

“当然不。”

托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瞧，”他说，“我的全名叫查尔斯·约瑟夫·克雷默，但也叫乔伊。那个管工作安排的老家伙总是把我和我的堂兄搞混。”

“就是被杀的那位？”托伊问。

“唔。”

乔伊说，“真不幸，是吧？这家伙还有家有室的呢。”

他察看着托伊的神色，而后说：“你要干什么？干吗找我？”她怎么向他解释呢？“你能给我几分钟吗？”她问，“你对我那么好，我想请你吃午餐。”

“好吧，我显然无法拒绝这样的邀请。”

他说着，朝她眨眨眼睛，然后，他走近一步，挽起托伊的胳膊，两人一起沿着大街继续朝前走去。

女侍者手里拿着簿子，站在餐桌旁。她从耳朵背后取下铅笔，望着托伊：

“你想要什么，甜心？”

“一个报复，”托伊说着，跟乔伊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格格”地笑道：“不过，你们要是没有的话，我想你可以给我来一份烤牛肉三明治。”

在来餐馆的路上，托伊试着向她的新朋友解释她为什么要找他。最初她想随便编一个理由，然而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他是一位如此愉快的谈话对象，如此的友好，如此的善解人意。在她明白过来以前，她已经把她如何心跳停止，堪萨斯火灾，那位男孩，她与斯蒂芬之间的纠葛以及他如何拒绝她等等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接着，她还追溯到头一次事件，向他诉说了她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见到那个阴郁的男孩的情景。她甚至告诉了他那个男孩送她的南瓜戒指，她在急诊室醒来时如何发现手上戴着它的事。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并不那么古怪，”他说，“我的意思是，尽管这样的事很不寻常，但我相信。”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好像他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奇迹和诸如此类的事。嗨，法国的那个地方怎么样？那地方叫什么来着？洛德斯还是什么？好啦，你去那儿吧。那个地方一直有奇迹发生。”

“不过，这还是有点区别的。”

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的。”

乔伊背靠在座位上，摘下帽子，挠了挠他那浓密的黑发。

“听我说，我有个主意。”

他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电视台的人？就是那些拍摄火灾的人。要是你真的在那里，我敢打赌他们摄下的录像里会有你。要是你能搞到，那你就有了真凭实据。我精明吧？告诉你，乔伊可不是笨蛋。”

“你说得对，”托伊兴奋地说，身子朝前倾了倾，“这主意妙极了！高明，真的！如果他们有火灾的录像，也许其中会有我的镜头。惟一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把录像给我？”

“撒个谎，”乔伊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眼里露出调皮的神色。

“可别把我想得太坏哦！我并不认为撒谎是正当的。但是，难道一切都非得有个理由吗？照我看来，没什么真正的坏事，只有坏人。比方说吧，要是你撒谎伤害了某个人，那么，我们要说这是不对的。但这是两码事。好了，就跟他们说你在这个城市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你想对火灾作补充报道，需要那盘录像。”

就在这时，女侍者又走了过来，把他们的食物放在桌子上。托伊文雅地咬了一口她的烤牛肉三明治，而乔伊则一口就把他的午餐——一只夹有填料和酸果的火鸡三明治咬去了一大半。托伊停下来不吃了，伸出手越过桌子碰了他的手一下。

“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她对他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谢你。”

他嘴里正含着满嘴的食物，口齿不清地说：“嗨，你是我的天使，记得吗？你那天穿的那件T恤上哪儿去了？”

“噢，”托伊说，“还在，放在旅馆里了。”

“那你为什么不穿？”他指指她的绿色套装，摇摇头说：“你穿那件T恤看上去真漂亮。”

“哦，真的吗？”她顽皮地说。

“真的。”

他说着，报她以愉快的微笑。

“你肯定？”她说。

“你觉得我这身套装还不如那件便宜的棒球衫？这可是我最好的出客衣服之一。”

“是的，”他说，“我喜欢那件T恤。恨不得自己也弄一件，说真的。”

“告诉你吧，”托伊说，“你所说的正是我想听的，我保证给你弄一件，怎么样？”乔伊从桌上拿起一根牙签，剔着牙齿，一会儿剔这边，一会儿剔那边。

“那太好了，”他慢吞吞地说，“说话算数。”

在餐馆门口与乔伊分了手，手提包里装着他亲笔写的证明，托伊走在回旅馆的路上，打算一到旅馆的房间，就按他所建议的那样，给电视台打电话。

她明白要得到确凿的证据，接下来得做什么。她想暴跳，想高叫，这不是一个天使所该做的！但如果她真的是个天使，托伊知道她跟此前所有别的天使都不一样。如果有“临时天使”一说，自己就是了。她决定把这天使的事业带进二十一世纪。而乔伊·克雷默就是那个向她指明她该怎么做的人。

通过媒体！

如果人们以为飞碟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好奇心，托伊心想，那么，且看他们风闻这个故事后会怎么样吧。

萨拉睡在雷蒙德病床旁的一张帆布床上，当他们送早饭来时，她醒了，试图跟他交谈，让他吃东西。但他只是漠然地望着她，好像没她这个人似的。

没别的办法，她只得喂他，就跟昨天在他的阁楼时一样。每隔一会儿他便嘟囔着什么，但她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吃到一半，雷蒙德扭过头去，不肯再转回头来。萨拉便把剩下的早餐自己吃了。昨天夜里他们告诉她，医师今天上午会来。她一直注意着门。终于，门开了。

留着短短的黄头发和一撮小胡子，罗伯特·埃文斯通医师看上去比雷蒙德和萨拉大不了多少。这位年轻的医师也许是精力过于充沛，也许是由于咖啡因的作用飘飘然的，说话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至于萨拉只得不断地请求他重复所说的话。

“我完全理解你所说的，埃文斯通医师，”等他终于结束有关孤独症的专题论述后，萨拉说，“但你怎么知道他得的就是这病呢？”

“我们在他的皮夹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家里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往他的克萨斯的家里打了电话。他母亲非常吃惊以为他挺好呢，没想到他又旧病复发。”

“她准备来这儿吗？”萨拉问，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跟他呆在一起。

“这会儿她不能来，”医师回答道，“似乎她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手头捉襟见肘。”

那位年轻的医师的目光一会儿投向眼前这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姑娘，一会儿又转到他病人那阴沉、抑郁的脸上，来回打量着两人。两人看上去极不般配。

“如果你想带他回家的话，可以带他回家。”

他最后说。

“你说什么？”萨拉的嘴张大了，“就这副样子？你总得做点什么，让他改变这副状态。”

“我无能为力。我可以给他开些药。它们会有效果，但我怀疑。他身体没毛病，只是患了孤独病，表现出孤独症的明显症状。”

“可他自己甚至连饭都不会吃，衣服都不会穿，话都不会说，”萨拉争辩道，“他怎么活？”那位年轻的医师露出迷惑的表情：“你不是他妻子吗？”

“不是，”萨拉双臂抱胸，“我是他女朋友。”

那位医师迅速打开雷蒙德的病历，翻看着：“自己一个人住，嗯？”

“是的，”萨拉说，“他是位艺术家。他在特里比克有间阁楼。”

那医师走到雷蒙德跟前，坐了下来：“你今天怎么样，雷蒙德？你准备从这儿出去吗？跟我们说说，伙计。告诉我们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就在这时，他们都转过头来。雷蒙德说了句什么。两人屏住呼吸听着。

他又在咕哝了，只见他的嘴唇在动。萨拉凑近他的耳朵听着。

“我的天使，”他低声说，“我要我的天使。”

“我在这里，宝贝儿，”萨拉说，“我在这里。”

那位医师将雷蒙德的病历表搁在腿上，急切地想把他的话说完：“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他转到精神病医院，直到他的病情好转，生活能够自理为止；要么你对他担负全部责任。至于精神病医院，由于他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所以只能去州里设的医院。私人设的很贵。”

他顿了一下，喘了口气，“由你自己定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一张出院单，你今天上午就可以带他回家。”

“就这么办吧。”

萨拉决心已定，双臂紧紧抱住雷蒙德的头，他的头就抵在她的胸脯上。他称她为天使。她现在怎么还能一走了之？“你打定主意了？”那医师问，“我不愿意看到你带着这家伙离开这里，没过几天却发现他走到大街上被一辆大卡车压在车轮底下或什么的。在他好转前，得有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他呆在一起。你绝对肯定你能应付如此麻烦的事？”萨拉死死地盯着那医师有好一会儿，而后才调转目光凝视着雷蒙德的脸，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柔和。他就像个孩子，如此无助，如此迷惘。她怎么忍心让他们把他扔到精神病医院这样可怕的地方？她知道她这么做过于轻率，她所承担的超过了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只是，她设法不这么做。

“那么，”那医师说，“接下来做什么？你要我这就开出院单吗？”

“是的，”萨拉坚定地说，“我会照顾他。该怎么做确切的我也不知道，但只要他需要我，我保证不会离开他。”

托伊脱掉鞋子，躺在旅馆的床上打电话。刚才回旅馆前，她在一家文具店停了一下，进去买了些螺簧笔记本，这会儿正摊得满床都是。突然，对方说了句什么，托伊情不自禁地叫道：“棒极了！你们有录像带，那男孩与那位红发女人在一起，对吗？你们真的有。”

“是啊，我们有。你刚才说你在哪个电视台？”

“纽约WKRP。”

托伊但愿真的没有这么一家电视台。这几个字母是突然从她脑子里跳出来的：“听着，连夜通过联邦的特快专递把它寄给我。我把旅馆的地址告诉你。”

“喂，这带子归CNN所有。你家伙要的话，得拿钱买。”

“多少钱？”

“见鬼，我不知道。它对你来说值什么？”我的生命，托伊心想：“我给你二百美元。”

他大笑：“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用它来炮制一条轰动的新闻？也许那天我们遗漏了什么，你们想抢先发布。”

“求你了，”托伊恳求道，“我新到电视台工作，这只是个有关英雄行为的平常故事。人们的兴趣不是太大，你们不会重播的。帮帮忙吧，偷偷地给我复制一份，我会把支票寄给你。没有人会知道的。”

他仔细考虑了好一会儿，还是上了钩。

“杰夫·麦克唐纳。今天就把支票寄出来。你要是不寄，我会来找你。”

“没问题，”托伊说，急忙把旅馆的地址告诉了他。

“联邦特快专递，记住了？”她补充道，“一定要连夜寄出。”

接着，她想起了明天是星期天，而联邦特快专递星期天是不送的。

“瞧，我改变主意了。还是用航空邮件寄过来吧，要不，我明天就拿不到了。已经到了最后期限，我明天之前必须拿到它。”

“行行行。”

他说完，“砰”地撂下了电话。

由于钱包瘪瘪的，托伊没什么事儿可做。星期六晚上她仍然呆在房间里看电视，晚餐是让侍者送来的。好几次，她试着给布鲁克林西尔维娅哥哥家打电话，想跟她联络，可电话没人接，于是她便在机子上留了个口信。

星期天上午，她起得很晚。接着，她出去溜达着看橱窗看到傍晚才回来。

一进旅馆门，她便冲到服务台去看从堪萨斯寄过来的录像带有没有到。

旅馆职员告诉她还没有。与其上楼闷在小房间里，她心想，还不如在楼下等，便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不经意地翻看着一本杂志。每隔几分钟，她便瞧瞧腕上的手表。大约五点左右，她瞧见一位身穿制服，衬衫和帽子上印有爱默生空运公司字样的男人走进门厅。她跳起身几乎跟他撞个满怀。

“托伊·约翰逊。应该有我的包裹。”

“稍等片刻，”他说着，查了查名单。

“不错，有你的。在这儿签一下名，拿走吧。”

托伊草草地签了名，一把抓过包裹抱在胸前，几乎是小跑着朝电梯冲去。

一到房间，她便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将录像带塞进盒式录像机。就是它了，她对自己说。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如果录像带里有她，她就走在了通向光辉的道路上。

她连坐都没坐下，就那么站在电视机前，眼睛盯着屏幕。显然，当火灾发生时，教师们曾经疏散孩子，让他们等在前面的草坪上。然而，他们对火灾的厉害程度严重估计不足，三位教师又返身进了那幢大楼，也许是想抢救仪器、财产，也许只是想查看一下，确定里面没有孩子了。他们刚进去，煤气大爆炸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在这儿：一群孩子奔跑着穿过旷野。然而镜头太远了，托伊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个黑影。但穿过旷野的一群人中有一个比其他人都要高。托伊屏住呼吸，蓦地，摄影师的镜头迅速移向那个高个子，来了个大特写，托伊心中再也没有一线疑问：她看到的正是她自己的形象。

她的心跳加速。屏幕上的她是如此鲜明，抱着小贾森·卡明斯跑过旷野，火焰吞啮着她的脚跟。她瞧见自己将那孩子交给消防队员；瞧着自己跟在他边上跑着，而后双膝着地，俯身在他跟前。镜头又对着她的脸部来了个特写。

托伊从自己嘴唇嚅动中能看出自己正在说什么：“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欢乐，绕着旅馆房间就像一列火车似的跑起来。

接下来是播音员的声音，屏幕上不再有她的形象。她停住脚，谛听着。

“你刚才瞧见的那位跟贾森·卡明斯在一起的女人在拍摄刚结束便突然消失了。男孩的家人急切地想找着她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要不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从火海中救出，孩子极可能在这次灾难中丧生。”

揿了一下倒带键，托伊跳上床将录像带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她和斯蒂芬怎么会错过了报道的这部分呢？一定是他们打开电视机前刚播放完。她刚想倒过去放第三次，突然害怕录像机里的录像带会断掉，便赶紧揿了停止键。

她从录像机里退出录像带，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它是如此的轻，如此的小，然而这可是她自己的命运啊！

将录像带抱在胸前，她跑出房间，乘电梯到了门厅，冲到服务台：“我想要一只保险箱，行吗？”

“当然行，”服务台的职员说，“先把这张卡片填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托伊在卡片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而后环顾了一下她周围等在柜台旁的人们。要是有人从她手里把录像带抢走怎么办？那样，她便又回到了原地。不过，她对自己说，当然谁也不知道这带子里有什么内容，它有什么意义，不光是对她，而且是对整个世界。

“跟我来。”

那职员说，领着她走到柜台后的一间上锁的小房间，“你要多大的箱子？”

“大点的。”

托伊说，眼里燃烧着火焰。

“这个够大吗？”他拉出一只很大的金属箱子。

“还有更大的吗？”托伊问。

这回他拉出一只巨大的保险箱。托伊眼睛一亮：“这个就行。”

等他一走，托伊便虔诚地将黑色的盒带放进箱子。它看上去就像被湮没了似的，她心想，但不会太久的。这是她的第一件证据。但愿还会有更多。

关上保险箱，她拔下钥匙，小心地放进手提包的夹层。接着，她走到旅馆的大门口，让门口的仆役替她叫了一辆计程车。

“去哪儿？”计程车司机问，汽车已经驶离了人行道，引擎“吧哒吧哒”地响着，就像一匹奔蹄的赛马，只等一声令下便将如离弦之箭跃出栅门。

“沃尔夫熟食店，”她说，已经记下了那条街的地址，“第六大街五十七号。”

计程车歪歪斜斜地前进，越过了三辆汽车，而后司机一踩油门，计程车轰鸣着驶过街道，在头一个红灯前停住。

“小伙子，”托伊说，“你在哪儿学的驾驶？花了五百美元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拿的执照？”计程车司机大笑：“没那么远，女士。嫌震得慌你可以步行。好了，你家在哪里？”

“四海为家，”托伊妙语连珠，“头枕在哪儿的屋檐下，哪儿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了。”

几分钟后，他说，并把车开到路边。

车一停，托伊便透过玻璃橱窗往餐馆里面张望。接着，她走到餐馆大门旁的沿街铺面前，掏出连镜小粉盒，检查了一下口红，拢了拢头发。这不光是为了取证，她心想，还事关个人尊严。

她的目光朝右边一瞥，瞧见一个无家可归者身上盖着一块硬纸板睡在凹形的角落里。至少，现在还没下雪，她心想，再过一两个月，这些可怜的人会冻僵的。

“你要一个车厢座还是一张桌子？”坐在高脚凳上的那个桔黄色头发的女人问。

“都不要，”托伊干脆地说，“我想跟你们这里的一位雇员谈谈。他个挺高，面貌丑陋，脸上有麻点。”

“嗨，托尼，”她大声叫道，“有人找你。”

托尼正端着一托盘东西走向一张桌子。看到托伊，他眨眨眼睛，但没停下脚步。托伊等在收款台旁。她并不以为他认出了她。要认出她不是件易事。

她身穿她最好的套装，脚上蹬着她最好的皮鞋，手里拎的是她惟一体面的手袋。显然，她跟上次判若两人。

“你想要什么？”托尼在他返身上厨房时说，“嗨，我认得你吧？你是山姆老婆，对吗？”

“不，”她说，逼视着他的眼睛，“我星期五来过这里，就坐在那后面的车厢座上。我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没穿鞋子。现在记起来了吧？”

“不错，”他说着，上下打量着她，“你提起这事，我想起来了。”

托伊说：“瞧，那天发生的事我很抱歉。我生病住在医院里，我想我是迷了路。承蒙你的好意，叫那位英俊的交警来帮助我。”

她嘴里说着奉承话，心里则有股冲动，说来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她恨不得拿脚后跟往他的脚背上狠狠踩两脚。这家伙是个超级混蛋！要是他母亲躺在路中间，他也会驱车从她身上辗过去。

“因此，”她说着，眨了眨睫毛，“我要给你一笔小费。”

钱就攥在她手心里，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托伊前一天用信用卡预支了二百美元现钞。她伸手将钞票递给他。

“嘿，谢谢。”

他接过钱插进口袋，转身准备走开。

托伊一把拉住他的衣袖：“我要你帮点小忙。”

“噢，当我人还在你们餐馆时，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我中了彩票。嘘，”她说，“别到处传播。你知道的，也许有人会抢劫我或试图跟踪到我家里。”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纽约人精明得很，他们不会轻易上当。

“中了彩票，嗯？”他说着，咂咂嘴，把指关节摁得“劈啪”响，“中了多少？”

“很多，”托伊走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我要你做的只是桩小事，就跟给学校写一张请假条那么简单。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写下那天我的样子，穿着什么衣服，坐在哪儿，以及你如何叫那位交警把我带走等。当然，时间是最主要的，你记得那会儿是几点，对吗？”看他眼里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她赶紧提醒了一句：“那会儿是五点多一点，对吗？”

“不错，好像是那个时间。我这么做能得多少好处？你为什么要这么张条子？”贪得无厌的家伙！托伊心想。她刚给了他一张百元大钞，只为他把她赶到街头。而现在这无耻的家伙居然还想得到更多。

“我需要它是因为我没能及时认领彩票。谢天谢地，总算没人抢在我前面去冒领。我解释了我的情况，但由于那天我一整天都没在医院，正如你肯定知道的，我需要有点什么来证明我之所以没赶上的原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在他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才不关心这个故事呢，他所关心的只是钱。

“再给你一百，”托伊说，“但你现在得马上写。这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不想回头再来取。”

“没问题，心肝，”他说，“我会写得包你满意。只要给我一张纸就行了。”

“给你，”托伊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笔记本递给他。

“我就喝一杯咖啡，你要在这段时间内写好。”

将那侍者的书面证明装进手提包，托伊走出餐馆，踏进夜晚的寒风里。

她正要穿过大街，打听回旅馆的方向，却站在街角不动了，沉浸在思绪中。

她手头的证据够充分吗？她真的会走进某家报社或电视台披露她掌握的材料吗？她已经做了她当初打算做的事。有关堪萨斯发生火灾那天自己的行踪，她差不多每分每秒都了如指掌，而且她还有那盘录像带来证明她就是救那个孩子的人。此外，甚至那孩子自己也站在她这边。尽管如此，她仍然吃不准下一步她该怎么办。她真想把这一切都扔在一边，跟西尔维娅一起乘预订的星期二的航班回洛杉矶。她惦记着小玛吉·罗伯茨，也挂念着学校里所有期待着她的学生们。当他们迈进教室，却得知她没回来，他们会作何感想？

她的目光顺着大街张望着，瞥见了一片葱绿，那是中央公园。于是，她决定回旅馆前，到公园散会儿步，领略一番暮色中的中央公园的景致。一进公园，她就惊诧于它的巨大。就在这里，在这庞大的城市的中心，竟然隐藏着这么一片净土：树木，池塘，小径，灌木丛，溜冰场，组成了一道道怡人的风景。这时，她听见马蹄声，回头一看，一辆四轮马车擦身而过。赶车人一拉缰绳，马车停住了。

“想乘吗？”那人说。

“多少钱？”托伊问，为马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所吸引。那马似乎知道她在欣赏它，嗅及它身上的气息，昂首奋蹄，作势欲发。

“这个，今晚生意清淡，我正要回家。这样吧，我给你个低价，六十五美元绕公园一圈。”

头戴高帽、身穿燕尾服，那人看上去希奇古怪的，但他的眼睛跟她所见过的街头的骗子没什么两样。

“对不起。”

托伊说着，转身走开了。她当然不能挥霍六十五美元为坐一趟四轮马车。

马车又赶上她：“好吧，就算五十吧，但只对你一个人，而且是因为天晚了。”

“三十，一个子也不能再添。”

托伊坚决地说，“说真的，不是我不想给你钱，我只是不想浪费。”

“现金？”

“不，”托伊说，“我只能给你支票。”

那赶车人盯着她看了好久，下不定决心，而后似乎被她给征服了：“上来吧，你赢了。”

托伊一爬上马车坐定，立即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她早些时候曾经想象过这个城市的景象：淑女们头戴各式美丽的帽子，优雅地坐在马车里驶过街道。清理马粪远比净化空气来得容易，她心想，真希望时光倒流！

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托伊现在是独自一人。而独自坐在四轮马车里并不是桩十分有趣的事。她想起了斯蒂芬，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她突然希望他现在就坐在她身旁，她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她想起了他们刚结婚时所有那些倾心的长谈，以及斯蒂芬逗她乐的方式。他怎么就丧失了他的幽默感，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托伊还记得他对医学的激情和对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憧憬。

“那就像成了上帝，”做完第一例手术回家的那天夜里他这么告诉她。

“当你切开某人的身体时，仿佛你就成了上帝的延伸。你成为他的手，他的眼睛。那感觉真是妙极了，托伊！它使我惊叹于生命的神奇，使我感到自己成了这整个错踪复杂的过程的一部分。”

唉，托伊心想，近来她没从斯蒂芬那里听到任何关于上帝和生命的神奇之类的话。这些日子她丈夫似乎把他的病人仅仅视为商品，他的事业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他挣了多少钱而不是他挽救了多少生命。一个人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厉害！她毫不怀疑，她丈夫丧失的不仅是幽默感，某种意义上还有他的良知。

随着马蹄轻轻拍打沥清路面的“嘚嘚”声，马车缓缓地向前滚动。托伊拉过赶车人给她的羊毛披风盖在身上，闭上眼睛。

不一会儿，她就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胸口有一种奇怪的紧缩感。但她既不感到疼痛，也不感到恐惧。相反，她感到一种无比宁静。

接着，她听到了隐约的呜咽声，像是孩子的哭声，似乎从某个黑暗的深处呼唤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