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丈夫离开后，托伊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房门。她以为她丈夫只是出去冷静一下，为自己大发脾气，对她说那样的话感到不好意思。但三十分钟过去了。托伊明白他不会再回来了，也许一去就不复返了。他丈夫也许改了机票，赶下一趟航班飞回洛杉矶。

那位像打机关枪似的说笑话、把她逗得捧腹大笑的年轻的实习医师已消失了。甚至连他跟她做爱的方式也变了，动作粗暴，草草了事。似乎他觉得他们只是在打发日子，机械地活着，等着各自大限的来临。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越来越苛刻，处事轻率而很少道歉。

你先哭一场吧，托伊对自己说，允许自己暂时沉溺于自我怜悯，像个孩子似的伤心地抽泣，双脚在被子底下乱蹬。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她头上？

眼瞅着自己的婚姻走向崩溃，一切都变了形，走了样。对此该如何解释呢？

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该往何处走，向谁寻求帮助。瞅见桌子末端的电话机，她想给父母打电话。仅仅是听听她母亲的声音也是一种安慰，也会使她感觉好一点。她可以跟他们住一段时间，直到她把事情处理好。继而一想，不行。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有着自己的生活，听到她病了会使他们着急，而又无能为力。

她脑子里又浮现出刚才电视里的镜头。她知道她在火灾现场，知道她将那个孩子救离了火海。她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贾森·卡明斯。她在脑子里搜索着他所住的那家医院的名字。想起来了，是托比克的卫理公会医院。托伊顾不得手疼，拎起电话急切地想证明她所知道的是真实的。从长途电话接线员那里得到医院的电话号码，她便让她替她拨到医院，然后等待着。

“我是长途。请给我接贾森·卡明斯的病房。”

她对医院总机说。

“请稍等。”

几分钟后，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卡明斯太太吗？”托伊问。

“是的。”

“卡明斯太太，你不认识我，我是今天上午跟你儿子一起在旷野上的那女人。他怎么样了？”

“贾森，”那女人激动地对她儿子说，“是她，贾森。是那位女人。”

接着，她转而对托伊说：“你救了我儿子的命。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嗯……我得去赶飞机。”

托伊说，除此之外，她不知该怎么说，“贾森的烧伤怎么样？”

“医师说他的情况很好。要是不感染的话，我们下星期就可以带他回家。一开头，他们断定他需要植皮，不过现在他们说他会好起来的。他会留下一些疤，但不会太可怕。”

“感谢上帝！”托伊说。

“是啊，我们是要感谢上帝，”那女人说，接着，她的声音放低了，“我们还要感谢你。跟你说吧，我当时一直在祈祷啊祈祷。他们不让我们靠近学校。而我肯定贾森在里面，被大火烧着了。”

她停了一会儿，托伊能听见她在哭泣。

“跟贾森说说话吧，”她边吸鼻子，边说，“他想跟你说话。天哪，他是如此可爱！他断定你是他的守护天使。”

这话使得托伊“腾”地从床上跳起来：“他记得我穿着什么衣服吗？”托伊等着她跟那位男孩说话。

“很遗憾，”那位女人回过来说，“我猜他可能光顾着害怕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不提这事儿。”

托伊赶紧说。

“上帝保佑你！”那女人继续说，“我们可能永远碰不到你，但我们会永远为你祝福。噢，”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托伊·约翰逊。”

“多好听的名字！好极了，我让你跟贾森谈谈。”

电话里传来一个小小的、虚弱的声音：“你好！”

“贾森，”托伊说，“你在那里表现得怎么样，小伙子？你妈咪说你下星期就能回家。瞧，我跟你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疼，”他说，“他们给我吃了药，可我还是疼得厉害。”

“我知道，贾森。可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会挺过去的。”

“给我讲讲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小机车的故事。”

托伊心潮澎湃。是的，上帝存在着。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如何奇怪和难以置信，托伊现在肯定那不仅仅是梦。脑子里回味着那件事，她感到自己如沐春风，精神为之一振。手不再抽痛，整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力充沛。她似乎能听见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鸟儿婉转的歌唱和孩子们欢快的笑声，闻到春花芬芳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好像才十七岁——与宇宙间每一个生物、每一个物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融为一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病房。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她感到安全，自己没有被遗弃。

是的，她对自己说，干裂的嘴唇绽开无限欢欣的微笑。奇迹确乎发生了。

她一直为此而祈祷，终于有了结果。她以死换回了某些东西，某些也许有力量改变世界的东西。

她带回了奇迹。

这天夜里十点钟，斯蒂芬满面笑容，手捧着一大束鲜花，轻快地走进门。

托伊正靠在床上吃一碗巧克力布丁。

“首先，你还生我的气吗？”他说，在门口停住脚，笑容从他脸上退去，“如果你还生气，我就不进来了。”

托伊抬头看看他，目光又转回到碗里的布丁上。

“好，我明白了。”

斯蒂芬说着，刚想把手中的鲜花扔到地板上，转而一想，还是镇定下来，再作一次尝试，“瞧，我在旅馆租了个房间，睡了会儿觉，感觉好多了。事情是有过不愉快，我想是由于我过度劳累的缘故。”

“那好，”托伊边吃布丁，“你可以进来。”

她丈夫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她当他没有在房间似的，继续吃她的布丁。

“以沉默相待，嗯？”

“不，我在吃东西。”

“对不起，托伊，真的。我是个傻瓜。不过你了解我，有时我就是控制不住。”

“也许你该去看看心理医师，”托伊不客气地说，“控制一下你的怒火。你会得某种情绪紊乱症的。自己还不知道。”

“别这么说，托伊。要么接受我的道歉，要么叫我走。你自己决定吧。”

移开托盘，托伊深深地吸了口气，而后目光转向他：“我在堪萨斯火灾的现场，斯蒂芬。我不知道我怎么到的那里，可我确实在那儿。”

瞧了瞧丈夫的脸色，她举起双手。在跟贾森·卡明斯谈话之后，她已经拆除了绷带。

“你的手，你为什么把纱布拆掉？”

“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好了。”

她兴奋地嚷道。烧伤处约略呈淡红色，但令人惊异的是，差不多已彻底痊愈。既没有水疱，皮肉也不焦黑。

“看上去好了。”

他漫不经心地说。接着，他低下头，瞪大眼睛仔细瞧了瞧。

“真的好了，棒极了！”他说，“噢，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来治疗烧伤的，真不可思议！”他放下她的手，望着她的眼睛，“既然你恢复得这么好，我估计我们明天就可以走了。”

“我哪儿都不想去，”托伊说，“至少在你不愿意听我开诚布公地跟你说之前不打算走。你准备听我谈吗？”她丈夫耸耸肩。

“好，”托伊说，于是她像炒豆子似的一口气激动地说下去。

“我给那个小男孩的医院打过电话，就是电视上所说的那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贾森·卡明斯。你猜怎么的，斯蒂芬？他还记得我。”

托伊顿了一下，想看看斯蒂芬的反应，而后接着说：“明白吗，斯蒂芬？他甚至还称我为天使，也许是因为我穿着那件T恤的缘故。”

“什么T恤？”斯蒂芬问，心想片刻间她的故事越来越玄了。

托伊撩起病号服，露出里面所穿的玛吉·罗伯茨给她的T恤。她脱去病号服：“你瞧，他看见了T恤上的字和光环。这就是他之所以认为我是一个天使的原因。”

“荒谬！”他说。

“不，斯蒂芬，”托伊辩护道，“这跟我其它的梦不一样，与我上高中时心跳停止那一次更像。我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真的在那儿。头一次有桔黄色的南瓜戒指，这一次有那个男孩为证。这孩子记得我。他甚至还记得我给她讲的故事。”

她转向他，朝他笑道：“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凭实据，斯蒂芬，真凭实据。”

托伊不由自主地继续往下说，向她丈夫透露了更多的东西，比她想要说的多得多。

“瞧，我总想，这些梦不仅仅是梦，它们有特别的意义。那些孩子，以及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所谓濒死的体验，你也知道，因为我的心跳停止了。后来，我看了些有关的灵魂和超验的书籍，以为自己的体验跟这差不多。我总是回避宗教和上帝，因为它看上去如此牵强。但斯蒂芬，你没见吗，也许天使和奇迹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呢？我们知道什么？天使可能无处不在。其中一些甚至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极为普通的人。甚至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岂非一大乐事？”她停住话头，大笑。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认为这整个想法妙极了！”她丈夫手捧着脑袋，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他妻子的一席话把他惊呆了。

从手指缝望着托伊，他试图再一次劝说她。

“你不可能身在纽约州的同时，分身到堪萨斯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闻里说火灾发生在上午八点，也就是纽约时间十点。我看了你的病历，托伊，你心脏病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正好是十点，所以你不可能在堪萨斯。”

接着，他有了另外的一个想法。

“可能我在时间的推算上有误。他们说火灾发生在八点，但我不能完全肯定。如果火灾发生的时间还要迟一些，我猜你可能在从医院失踪的那段时间飞到堪萨斯，因为你出去了好几个小时。火灾后，你又登上飞机飞回来。”

他停住嘴，“啪”地靠在椅子上，意识到即使这种假设也是站不住脚的。托伊去向不明有几个小时，但路上交通拥挤，他怀疑她能否设法赶到机场，在短短的时间里飞到堪萨斯又赶回来。他想相信她，安抚她，只是这个假设太荒谬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托伊说，“但我还是在那里。我没有编造火灾和那个男孩的事。那都是真实的。”

她顿了一下，挥动双臂做了个飞行动作。

“嗨，也许我就是展翅飞到堪萨斯的。”

说到这里，托伊“格格”地笑起来。这一想法挺妙，挺自然。过去几天里的种种重压似乎一扫而空，她没法让自己止住笑声。斯蒂芬瞪着她。

“我知道，”她说，爆发出又一阵笑声。

“我就像多萝茜在《山猫奇才》中一样，飞到了堪萨斯。瞧，也是同样的飓风，还有……”

“这并不好笑，托伊，”斯蒂芬沉着脸说，“整个这件事都不好笑。”

“可这确实好笑，斯蒂芬，”她强调说，“也许这并不好笑，但挺有趣。它令人激动！它是一个奇迹！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活力！当我在电话里跟那孩子说话，他说他记得我时，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我是多么的快乐。”

他一手托着脑袋，说：“你弄错了，托伊。你的手是被垃圾筒烫坏的。你喋喋不休地谈到的那个男孩受了伤，用了麻醉剂止疼，他跟你所说的一切无非是在麻醉状态下胡说八道。”

托伊毫不妥协。

“不，是你弄错了。此事非比寻常，不同凡响。跟我有关的事不可跟他人同日而语。我负有使命，仁慈的使命。此外，还能怎样？我做的所有那些梦，每一个梦都有孩子，处于这样那样的困境。我使情形变了样，”她自豪地说，眼里燃烧着热情的火焰，“我感觉妙极了！仿佛我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最终得到了证实，仿佛我一辈子寻求的就是这个。”

斯蒂芬望着他妻子，好像他才头一次见到她，好像她是个素不相识的人。

瞧她眼里那狂热的神情，瞧她说话那种着魔般的方式！“你是个理智的、聪明的人，托伊，怎么说是位教师，”他说，“你怎么能接受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东西？”托伊靠回枕头，慢慢转过头望着他。他越争辩，他在房间里呆的时间越长，她便越觉得她的精力和快乐在消退。

“我怎么能不接受呢？我别无选择。”

“那么，你怎么会突然心脏病发作的？这跟你那荒谬的假设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吗？”托伊叹了口气，“我也不太清楚。我没考虑过这个。你怎么知道每次我做这样的梦时就没发心脏病呢？这妙极了，你明白吗？这意味着我所做过的所有这些梦都是真实的。”

她的眉毛往上挑，“我做过许多梦，斯蒂芬，比你所知道的多得多。这意味着我也许已经帮助了许多的孩子。假如我能设法多做些这样的梦。那么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斯蒂芬挥舞着双手：“对，没错。就像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乘风飞去，将人们从燃烧的房子里撤出来。接下来怎么样呢？你附回体内，复活了吗？嘿，托伊，也许你是个鬼魅。想到过这点吗？”他决不会接纳她的，托伊心想，决不会接受他无法看个黑白分明的东西。

她的倾吐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只会使得他更深信她是癔病患者。

想到这里，托伊明白自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她彻底屈服，任由斯蒂芬拖着她从一个诊所到另一个诊所，在那里，他们会系统地对她的身体和头脑进行解剖，直到他们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将某种要命的疾病硬套到她头上。要么，她自己挺起来。

她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她要么相信自己死了或病了，要么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着她的生活。作为一个梦想家，一个乐观主义者，托伊选择了后者。

“跟你说吧，”她说，躺回床上，“你回加利福尼亚，继续开你的诊所，过你井井有条的生活。我留在纽约。”

他张大嘴，所有的血往脸上涌：“你是说你想离婚。”

“差不多，”托伊说，目光在房间里睃巡着，心“怦怦”直跳。她感到自己似乎喘不过气来，就像越过雷池，再也无法回到原地。话从她嘴里像一股细细的急流喷涌出来：“我想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不是离婚，是试着分居。”

“就因为我不肯附和你那愚蠢的幻想，你准备抛弃我们拥有的一切？你在学校的教书工作怎么办？你也准备一走了之吗？”

“不完全如此，”托伊说，意识到他所说的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请几个星期的假。甚至我也许会在这儿找到一所更需要我的学校。谁知道呢？我得去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我上这儿来就因为这是我该来的地方。你知道，就像有种力量在指引我。”

托伊想起了玛吉·罗伯茨，这孩子是如何依赖她。她得继续给这个家庭寄钱，她心想。要是她决定留在东海岸，她将每个月或差不多时间去看她父母和玛吉一次。

他转身走了。托伊屏住呼吸。她想叫他回来，要他抱住她，相信她，爱她。他应该跟她有同样的感受：越是惊叹和敬畏，便越有种宁静和幸福的快乐感。世界在她面前展开，日常的束缚不复存在。

可他走了，那样也好，她心想。在他们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托伊变得无足轻重，她自己的欲望和想法屈服于他丈夫的压力之下。只有他的事业才是重要的，才不断受到关注。只有他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在购买了豪华住宅后，又添了昂贵的轿车。以至他的自我膨胀到了如此的地步，就像一个注满了水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不能将之剖开、检查、观察的东西。他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治病救人者。对斯蒂芬来说，他梦寐以求的就止于此。

托伊把被子抱在胸口，羞怯地笑了。不管发生什么，显然跟她丈夫无关。

她知道这不对，但她无法否认她的满足感。人们有自己的选择，她丈夫坚持他的玩世不恭，就如同他死抱住钱财不放一样。托伊一直以为她丈夫是个明智的人，但现在她开始怀疑起来。他明智在哪里？那么多的牺牲才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一位治病救人者，换来的却是这么些年来的辛苦工作和紧张焦虑，而对奇迹则掉头不顾。

萨拉对雷蒙德的关切与时俱增。她做了通心粉和色拉，但令他进食的惟一办法是喂他。他不看她，也不跟她说话。但他似乎知道她在。喂他吃吧，她让他像个小孩似的回到床上。于是，他便呆呆地坐在那儿，空漠地注视着前方。

萨拉心想：是时候了。虽则已经晚了，她该回家去，但她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回头发现他已经自杀。就她所知，他可能是得了什么病，甚至可能是瘤。既然他让她喂他吃东西，牵着他上床下床，她决定给他穿好衣服，带他进电梯。到了楼下，她立即拦住一辆计程车，送他去医院。她已经想好去哪儿，就是几年前她被一辆车撞伤去过的那家医院。纽约的某些医院远远不尽如人意，但在这家医院——萨拉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治疗。她决定带雷蒙德去罗斯福医院。

托伊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她怎么也无法将白天所发生的事件从脑子里驱除出去。

夜间值班的护士走进来，量了她的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等。

“你要安眠药吗？”她问托伊，“我可以查一查你的病历，看看埃斯特班医师有没有给你开。”

“不要，”托伊说，“我没事儿。”

护士的身影在门口一消失，托伊就再一次闭上眼睛试着入睡。她巴望着再被送到什么地方。但她有种预感，只要她还呆在医院里，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科学的王国，她心想，与未知的王国一定是敌对的。怎么会不是呢？

只要她还被扣押在敌人的营垒，任何奇迹就不会发生。她蓦然睁开眼睛，身体发僵。不仅如此，她心想，她还在浪费时间。还有事情等着她去做，还有地方等着她去，还有生命等着她去拯救。

主意已定，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脱下病号服。斯蒂芬已经取来她的行李，托伊找了条舒适干净的裤子穿上，又在T恤外面套了件宽松的白毛衣。

穿戴完毕，她走进盥洗室，梳了梳头，洒了些香水，而后对镜自笑。她看上去没病，挺好，她心想。也许有点儿苍白，但这她可以化妆。她从行李中掏出化妆盒，拿起一支她很少用的旧唇膏，瞬即，她的双唇便娇红欲滴。熄灭电灯，拍拍手上的灰尘，她检查了一遍房间，断定没什么东西落下，于是，她手提行李箱，肩背短途旅行包，走出房间朝门厅走去。

“你上哪儿？”还是刚才的那位护士，站在柜台后问道。她是个娇小的金发女子，一双富于表情的蓝色的大眼睛，一张文静的脸。

“我想出院。”

“你不能这样做，没得到医师的同意不能出院。”

“我不这么认为，”托伊说着，严厉地看了那姑娘一眼，“这不是监狱。”

“但……你得付清钱。”

托伊记得在手提包里看见过她的支票簿：“我会在那儿停一下，把帐结清的。告诉埃斯特班医师，就说我谢谢他。”

电梯门开了，托伊走了进去，心里还在想：但愿她的保验能支付大部分住院费。她不知道在他俩共同的支票帐户上还剩下多少钱。没有了斯蒂芬，她还是需要钱活下去的。今天晚上她还可以住在旅馆，但明天得去找一套公寓。斯蒂芬也许肯配合，电汇给她一些钱，也可能一意孤行，如所有的律师劝他们的面临离婚的当事人的那样：管牢财产，冻结存款，取消信用卡。电梯门开了，托伊来到门厅，沉浸在思绪中。她了解斯蒂芬，她得做好心理准备：他会是个难缠的对手。星期一上午头一件事，她得找到他们开户的那家银行的本地支行，提部分款子。她也许生活在边缘地带，但她身上的一部分却不得不植根于现实，跟她丈夫打交道。

她随着指示牌前往住院处，“噔噔噔”地拐过一道道楼梯，一会儿往这儿拐，一会儿往那边拐，把她都给拐晕了。她就像掉在迷宫里。最后，她发现自己到了急诊室。

“对不起，”她说，将行李箱放在台子上，“我在找住院处。”

一位黑头发的漂亮姑娘走到她的身旁，她的脸由于焦虑而皱成一团。

“我现在就去那儿，”她对托伊说，“你愿意跟我去吗？”

“当然。”

托伊说。

那姑娘朝她勉强笑道：“我叫萨拉·门德尔斯。你叫什么名字？”

“噢，”托伊说，“托伊·约翰逊。”

“你住院吗？”

“不，”托伊回答道，“出院，谢天谢地。”

“恭喜你。你生什么病住院？”

“我意外地烧伤了手。”

托伊回答道，心想这比告诉她实情要简单得多。

“这太糟糕了！”萨拉抬头看了看门口的牌子，走了进去。托伊紧跟在她后面。里面用墙隔出一间狭长的小室，都是人。

“我想我们得等一会儿。想不到这么晚了。他们还如此忙。”

“唉，这是在纽约。”

托伊对那年轻姑娘说，“你住在这儿？”

“是啊，”她说着，在等候室拣了个座位坐下，“喔，不是在曼哈顿。我住在王后区。你呢？”

“加利福尼亚，不过我正在考虑搬到纽约住。”

“为什么？我真想住到加利福尼亚。你住在海滩边吗？”

“是的，我们就住在海滩边。”

“听上去多诱人！”

“没那么回事。”

托伊说完笑了。所有人都总是这么想，以为那里的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迎面可以碰上电影明星，点缀着海滩的尽是俊男美女。

萨拉没在听。她整个人都滑进座位里，手捂着眼睛，细长的脚叉开前伸，姿势不甚雅观。托伊突然意识到这姑娘在哭：“怎么了？我连你为什么来这儿都没问。你病了吗？要我替你叫护士来吗？”

“不，”萨拉吸着鼻子说，在手提包里找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不是我，是我朋友。他……他不太好。”

“你知道他生什么病吗？”

“不知道，不过他们在给他检查。急诊室的医师似乎认为是精神病，也许他是对的，但他们准备检查他是否有脑瘤以确诊。”

萨拉顿了一下，用手背擦了擦脸：“我害怕极了。我怕我不该带他来这儿。要是他们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托伊背靠在椅子上，心想萨拉·门德尔斯也许是对的。要是她让斯蒂芬继续下去，托伊心想，那么她自己可能也会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手拿一张纸，从住院处走出，迅速下楼去了。

“我想你可以进去了，”她对萨拉说，“那位女人刚走，肯定有一位收费员空着。”

“哦，你先吧。”

“不，”托伊说，“还是你先。”

“好吧，”萨拉说着，凝视着托伊的脸，“很高兴遇见你。愿你万事如意。”

她正要走开，蓦地愣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托伊的脸。

“你……你看上去那么面熟。我在哪儿见过你。我……我们碰到过吗？你在电视上或什么地方出现过吗？”

“天哪，没有。”

托伊说着，“格格”地笑了。人们以为只要你住在加利福尼亚，你就会跟电影业有关。

“不过，我老听别人这么说。我想，是因为我长着那么张脸，人们总以为他们在哪儿见过我。”

那姑娘仍然没动窝，一双眼睛好像胶着在了托伊脸上：“我知道我见过你。你是那么面熟。你的红发，你的眼睛，还有你的嘴。”

她微微摇了摇头，像是要澄清什么，仿佛她看见了什么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接着，她的眼睛一亮：“你是那个模特，肯定是！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是雷蒙德的模特！”

“谁是雷蒙德？”托伊问，那姑娘此刻是如此兴奋。

“我朋友。他是位艺术家，你的脸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画中。那一定是你，只能是你。”

“对不起，”托伊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摆姿势让人画过。正如我所说的，我长着一张寻常的脸。人们老把我跟别人的什么人搞混。你还是快进去吧，不然会被别人抢先的。”

“等一下，”萨拉不为托伊的话所动，认真地说。首先，眼前这位女人的相貌绝非寻常，一双流光溢彩的大眼睛，一头松软飘逸的红发，清丽脱俗，优雅迷人。

“雷蒙德说你是位天使。我想你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打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不停地画你。”

于是，她记起了她为什么来这里，想到那个她带到急诊室的沉默、忧伤的男子，她的脸黯淡了下来。

“你得去看看他。他要是见到了你，”萨拉恳求道，几乎想跪在托伊的面前求她，“也许会振作起来。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显然很在乎你。他这些年来一直在画你。他家人不在这里。他是那么孤独，我现在就带你去。”

“不，”托伊摇摇头，“我不去。真的，我不认识你的男朋友。”

“求求你了！”萨拉依然恳求道，“他其实还不是我的男友。他跟我一起在一家餐馆工作。但他是个特殊的人，极有天赋。他这会儿正处于可怕的境地。”

这时，有几个人走进来，托伊羞得脸都红了。她这会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不能再卷入别人的麻烦。正如老话所说，人贵在自知。蓦地，她对于她新近发现的神圣使命的热忱显得可笑而不现实。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斯蒂芬，他这会儿在哪儿呢，也许已经回洛杉矶去了吧，要是她没对他说过那番蠢话，该有多好！每个人不时会有古怪的想法，但他们不会荒唐得将之付诸实施。

要是那年轻姑娘再不进去，托伊决定，她自己进去。她站起身说：“我得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有信心，你知道的。”

托伊走进住院处，在车厢式座位上坐下，等着收费员在计算机上打进数字，调出她的帐户。

“国债，嗯？”当那女人在打印机上打印收费单时，托伊问。托伊以为这打印机永远不会停下来了。当那女人终于从打印机上撕下收费单时，她手里拿的纸看上去有五六页。

“没那么糟糕，”收费员说，“你的保险支付了其中大部分，还差五百美元。”

托伊打开支票簿，开始签支票。开完支票，她查了一下登记表，看看收支情况。登记表上写着还剩一千一百美元，但她搞不清这些钱是不是还在。

斯蒂芬在她走后可能开过支票。即使他没开过，如果她决定住下来，付清住院费后剩下的六百美元也不够她租一套公寓。她得再弄些钱，打电话给他们存钱的银行，试着取些钱，或电汇给她。

“好了，”托伊说着，将支票递给办事员，而后伸出胳膊，以便让那女人从她腕上取下塑料的住院牌：“把我放了吧。”

托伊将收据放进手提包，朝出口处走去。萨拉正坐在另一个位置上，托伊走过她身旁时，她一把抓住了托伊的胳膊。

“喏，”她将一张纸条硬塞进托伊手里，“这是雷蒙德所住的阁楼的电话和地址，我还写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等你在这里找到地方住下，安顿好以后，请打电话。即使没别的事，你可以来看看画。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跟他的模特有多像。”

“那很好，”托伊说，将纸跟收据一起装进手提包。

“祝你好运！”

“是啊，”萨拉低声说，“我需要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