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托伊嘴里咕哝着：“快跑！快点！别停下来！”西尔维娅哼哼着，睁开眼睛，瞥了一下托伊，看看她是否醒了。意识到她只是在说梦话，西尔维娅悄悄地滑下床，上了一趟卫生间。等她回来时，只见托伊仰卧着，胳膊伸到了她那一侧，使得西尔维娅没法再睡。她不想弄醒她，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继续睡觉，没别的什么事可做，而要想睡，只能挪开她的胳膊。

她先是抬起托伊的一条胳膊，搁在她的胸前。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地方躺下来，她只得把她推到一边。托伊睡得可真沉。她心想。在西尔维娅推她时，她没有睡到一边，身子又滚了回来，脸冲下趴在那里。西尔维娅爬上床，等待着，以为托伊会调整姿势，好睡得舒服点。可托伊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摊着胳膊，脸埋在枕头里。西尔维娅不安起来。她们一起上大学时，她见过她睡觉，如果她没记错的话，托伊睡觉挺文气。

有些不对劲。

“托伊！”她低声唤道。

没有回答。

西尔维娅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肋骨，希望能使她翻个身而不弄醒她，可托伊仍然没有反应。她不能让她继续这样睡下去，会窒息的。

“托伊！”她又唤道，这回声音大了一点，“醒醒！你得翻过身来！”还是没有动静。

西尔维娅从床上坐起来，推推她的肩膀。当托伊还是没有反应时，她开始心慌起来，一把抓起她的胳膊，量她的脉膊。

“啊，天哪！”她断定她已经没有脉膊，尖叫起来。她迅速将托伊的身子转过来仰躺着，将她的头搁在自己的胸前。没有反应。接着，她侧过脸想试试托伊还有没有呼吸。没有热气喷到她脸上。她抓过床头的电话，拨通总机，朝接线员嚷道：“叫辆救护车来！快点！我朋友没有呼吸了。我想她的心跳停止了！”西尔维娅深深地吸了口气，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集中注意力，回忆如何做人工呼吸。

“坚持，宝贝儿！”她说，声音有些发抖，脸上冒出了汗珠。

“求求你，上帝，别让她死去！我一定得做对，千万不能出错！”她的手指在托伊的胸部摸索着，总算找到了胸骨，于是，她开始用力挤压。第一步完成后，她嘴对着托伊的嘴开始往里吹气。她竭力不去想所发生的一切，把注意力集中在回忆所学过的有关知识上。这不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对自己说。要不然，她会不知所措，该做的都不会做。

也不知过了多久，西尔维娅终于听到走廊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她再一次将嘴对着托伊的嘴，突然感到托伊是在自己呼吸。将头再度移到托伊的胸口，她听到了“怦”、“怦”、“怦”的心跳声。

“感谢上帝！”她不由自主地说。接着，莫名其妙地，她开始用希伯莱语急促地祈祷。

就在这时，门开了，两位救护人员带着一只盛有急救器械的钢制大箱子冲进来，旅馆经理留在走廊上没有进来。两人中，一位皮肤黝黑、个子高高的；另一位则肤色白皙，个头较矮，一头金发披散着，盖过了耳根。

“她的心脏现在跳了，”西尔维娅激动地说，“我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他们赶到躺在床上的托伊跟前，那位黑发男人拉起她的T恤，把听筒放在那儿仔细听着。

“她的脉膊虽然微弱但挺稳定，”他说，“你敢肯定她得的是心脏病吗？”

“我想是的。”

西尔维娅说，突然变得没有把握起来，“我听了，但什么都没听见，而且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她没有呼吸。”

她顿了一下，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晚上早些时候我们在机场提行李时她就有些气急。”

那位金发男子已经打开了一个小包，准备给托伊进行静脉滴注。就在他将注射器递给他的同伴，戳入托伊的静脉之后，他随即用对讲机跟医院联系，简单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在两个男人围着托伊忙乎之时，西尔维娅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踱到房间的另一侧。

“她以前生过什么病吗？”其中一位男人问。

“我想没有。”

西尔维娅说。接着，她想起了托伊跟她说过的她在读高中时生病的事；“有一次，她心脏附近染过病毒，不过那是快十年前的事了。”

救护人员在书写板上记下了西尔维娅所提供的信息。接着，他们打开担架两人合力将托伊抬上去。就在这时，托伊的一只胳膊滑落到了一边。西尔维娅瞧见她的手心又红又肿。

“她的手！”她叫出声来，“瞧她的手！”那两人停住了，其中一个人小心地拿起托伊的手，仔细检查着。

“看上去像是烧伤的，”黑发男子说，“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

西尔维娅摇摇头，沮丧地噘着嘴，“她根本就没离开过房间，怎么会被烧成这样的？莫名其妙！”她拉开抽屉，又到卫生间翻来翻去，“这是不吸烟房间，连一盒火柴都没有。”

“你的推测跟我的一样。”

黑发男人说着。点点头，两人用力，又把担架抬起来。

当他们把托伊抬出房间时，西尔维娅变得歇斯底里。眼看着她的朋友如此虚弱，连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怕自己永远见不着托伊。

“你们要把她送到哪里？”她问，眼里噙着泪水。

“罗斯福医院，”黑发男人回答道，担架从门口穿过，“阿姆斯特丹大街五十九号。”

“我会去那儿的。”

西尔维娅边说边匆匆更衣。

眩目的灯光和浓烈的消毒药水味刺得托伊睁开眼睛，她随即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适才的梦境尚记忆犹新。

“好了，你总算醒了，”金发碧眼的俏护士低头望着她说，“我去叫医生。”

“我在什么地方？”托伊虚弱地问道，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到这里，竭力想将刚才的梦境理出个头绪来。

“你在罗斯福医院的观察室。”

护士告诉她，“不过，既然你的情况已趋于稳定，我想医生会把你转到心脏病科的普通病房去的。”

托伊还想说什么，可那位护士已经离开了。几分钟后，一位个头高高、皮肤黝黑、相貌堂堂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身着考究的褐色西服。

“我是埃斯特班医师，”他说话略带有一点口音，边说边走到床沿边，“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托伊踌躇了一下，回答道，“我为什么来这儿？”

“你心脏病突然发作，是被救护车送来的。我是这儿的心脏病医师，医院打电话叫我来看看你。”

“我跟一个人在一起的。”

托伊说，怎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他说什么。

他瞧见自己的手臂上插着针头，与挂在床头的药水瓶相连，并感到有什么粘乎乎的、令人讨厌的东西贴在她的胸口。侧过头，她看见了监视器。原来她身上接着心电图描记器，还能听到机器发出的“嘟嘟嘟”的声音。

“一位妇女，我的朋友。她在哪儿？”

“如果你指的是戈尔茨坦女士，”埃斯特班医生说，“我想她还在等候室。”

“哦。”

托伊说着，闭上眼睛，恨不得重新回到梦中，这样她便能见到那位男孩，确定他平安无事。就像她做的所有的梦一样，这个梦那么真实，跟现实中的事似的。她深深吸了口气，还能闻到她身上残留的浓烟味儿。

“你能告诉我们你手上的这些烧伤是怎么搞的吗？”医师问。

蓦地，托伊感到左手发木，抬起来一看，上面缠着绷带。她的另一只手也钻心似的疼。可却没有缠绷带，布满了水泡。就跟戒指的事一样，她心想。

她已经从梦中带回了什么，她心中一阵欢欣。

“我的心跳停止了吗？”她问医师，一双绿眼睛分外的明亮，“你刚才说过心脏病突然发作什么吗？”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戈尔茨坦女士声称你在旅馆的房间里心脏病突发。她为你做了人工呼吸，很可能这才救了你的命。”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已经安排了一系列检查。等检查结束后，你就可以换到普通病房去。在我们断定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之前，你还是继续呆在观察室妥当。”

“我不想做任何检查，”托伊厌烦地说，“我现在好好的。我要走。”

埃斯特班医师沉下脸：“这是愚蠢的。你的病情很重，约翰逊夫人。你当然明白这点。你朋友说你曾经得过心包炎。那次的病很可能对你的心脏造成了损害。所以才会发生今天的事件。我们已经通知你丈夫，我知道他也是一位医师，他现在正从加利福尼亚往这儿赶。”

斯蒂芬！托伊对他们未经她的同意叫他来极为生气。她到纽约的头一天就进了医院这一事实本身只能证明他的观点——那就是，他妻子是一位娇弱、幼稚的妇女，自己不能照顾自己。

“我不想见我的丈夫，”托伊边说边试着想坐起来，“我要出去。”

医师轻轻地把她推回到床上：“别这样，约翰逊夫人。你是在自寻烦恼，毫无理由地将事情搞复杂。在我们做出适当的诊断，看看这次发作是否又给你的心脏造成了损害之前，我决不能让你走。”

托伊掉过头，知道再争执下去也没有用。眼前这人是一位医生，跟斯蒂芬没有什么两样。他不可能理解那个梦所带给托伊的欢乐。他也不可能理解托伊暗中以为是个奇迹的事件，只会将它纳入到狭隘的科学范畴，而这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

过了很长时间，托伊才转回头，望着那位医师说：“能让我的朋友进来吗？”

“只能呆一会儿。”

他回答道，“他们马上就要来给你测试。等我一知道结果，我就会告诉你。”

那位医师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西尔维娅走了进来。她看上去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充血的眼睛里满是关切之色。她冲到托伊的床前吻着她的前额：“今天早上你可真的把我吓坏了。兄弟，瞧瞧，就这么着开始度假，嗯？”托伊朝她笑笑。

“我好了，”她说。接着，她的眼里充满感激：“医师说是你救了我，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西尔维娅骄傲地挺起胸脯。有好几次，她在紧急情况下惊慌失措，做错了事。大约在六个月前，她的一位学生在做实验时，不小心被锯齿状的铝片划破了手，伤得不轻。西尔维娅试着用止血带止住流血。遗憾的是，由于她过于慌乱，止血带抽得过紧，把他手臂上的皮肤都勒破了。那回她沮丧透了，发誓以后再也不替人急救。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记得，没弄错。”

过了几分钟，她对托伊说，“我的意思是，我上人工呼吸课至少是六年前的事儿，此后又从来也没温习过。”

“你是个英雄。”

托伊说，此时此刻，她比任何时候都迷人。只见她的一头秀发散落在脸庞周围的枕头上，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般澄澈，如丝绸一般光滑、半透明。

西尔维娅兴奋得脸都红了。她到底又碰上了一次危急的事件。而这一回，她没有表现得跟个白痴似的。不过，几秒钟后，她便转而关切地问道：“你手上那些烧伤怎么弄的？你夜里离开过房间还是怎么的？真是怪事，托伊，我一向睡觉很惊醒的，可夜里我没听到你离开过房间呀。我敢肯定你一直跟我一起睡在床上。”

“发生了某些事。”

托伊说着，迅速拔掉手臂上的针头，由于刺痛，身子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

“住手！”西尔维娅惊恐地叫道，双目圆睁，“你不能拔掉它。他们在给你治疗，托伊。现在我得去叫护士再给你插回去。”

托伊坐起身，脱掉病号服，低头去扯胸口上的吸杯：“把我的衣服拿来。我们在斯蒂芬来这儿前回到旅馆。”

西尔维娅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我要去叫护士来，”她生硬地说，“你不能像没事儿似的起床走出去。该死，托伊，你差点儿死掉！”

“我是死了，”托伊说，嘴角露出顽皮的笑容，“如果我的心跳停止，从医学上说我已经死了。是不是这样？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你便死了。”

西尔维娅摊开双手：“那么说，你只是从医学上说死了。这有什么分别？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起床离开这儿。”

托伊摇摇头，“你不会明白的，西尔维娅。我这会儿没法向你解释，回头我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你。”

接着，她凝视着她朋友的眼睛，看出她是多么的不安。

“我们一走出这里，我就告诉你，行吗？我保证。”

西尔维娅叉开腿，双臂抱胸，挑战似的望着她：“现在就告诉我，我不会让你走的。托伊。要是斯蒂芬来了，发现我让你结帐离开了医院，他会对我大发雷霆的。”

“所以说你不该打电话告诉他。”

托伊说着，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快点，把我的衣服拿来。”

西尔维娅一动不动：“回到床上去，托伊。”

托伊没理她，在床脚边一只塑料袋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几秒钟的时间，她就穿好了衣服，只差鞋子了。

“我的鞋在哪儿？”西尔维娅耸耸肩，她朋友的举动使她由焦急转为烦恼。托伊一向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西尔维娅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这样。

“你不是自己走进来的，托伊，”她语气中带有讥讽，“你是用担架抬进来的。”

接着，她噘着嘴，怒气冲冲地说：“失去知觉，还记得吗？”托伊这会儿已经穿上了棒球衫，黑裤子，准备离开，也不管脚上有没有穿鞋子。

“你是走呢，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你上哪儿去？”西尔维娅问，“回旅馆，我希望。求你了，托伊，答应我你只是回旅馆去。”

“是啊，当然。”

托伊说：“我还能上哪儿去？怎么，你不跟我一起去？”西尔维娅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是傍晚了。她在旅馆打电话给斯蒂芬时，他说乘下一班飞机离开洛杉矶，再从机场直接来医院。托伊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让西尔维娅等在外面，直到心脏病专家来了后才作检查。

“斯蒂芬马上就到了，”她对托伊说，“也许我该留在这儿等他来。要不然，这家伙走进来，发现人已经走了，会暴跳如雷。”

“随你的便。”

托伊说着，耸耸肩。她刚要走，又在门口停住了脚：“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西尔维娅。只是……只是我不能留在这儿。请你理解。”

“我试试吧。”

西尔维娅说完，一屁股坐在病床上，接着，身子朝前倾，双手抱住头伏在膝盖上。

当一位赤着脚，身着印有“加州天使”的T恤衫，有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的女子在医院的走廊上匆匆与人擦肩而过时，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托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对人们的注视并不在意。

那些梦终于又回来了，她明白她的祈祷有了回音。正如以前所猜测的那样，那些梦之所以不光顾，或许就是由于斯蒂芬的缘故，她对自己说。他是个铁石心肠、好挖苦人的家伙，对任何他不能分门别类或透过显微镜观察的东西都不信。托伊感到手心阵阵刺痛。然而，她不但没有觉得痛苦，反而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欢欣。让他设法去解释这个吧，她这么想着，走出医院的大门，踏入潮湿、阴冷的空气中。

她抬头望望天空，只见阴云密布，风雨欲来。抱紧双臂以驱散寒意，她沿街走去，时时提防着人行道上的碎玻璃。街上的人群不断越过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穿着雨衣，或带着雨具，所有人看上去似乎都匆匆忙忙的。

托伊搞不清楚自己到了哪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不然，她一定会踩着什么东西，划破脚的。

这个城市的景致与声光纷至沓来，充斥她的耳目。但这没使她感到厌烦。

她还能闻到从街角飘来的炒栗子和热狗的香味。即使是从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也不那么令人讨厌。托伊瞥了一眼，不知怎么的，想起了黎明时分，迷蒙的薄雾浮于宁静的池塘的情景。

在又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托伊怔怔地望着那些高楼，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她瞧见了一块巨大的霓红灯广告牌——“沃尔夫”。这个名字像一记钟声，唤醒了她的记忆。她随即想起前一天夜里在出租车上西尔维娅跟她提到过这个餐馆，还说它离她们所住的旅馆没多远。她停住脚，望着橱窗。由于不久就是万圣节，橱窗里装饰着巨大的金黄色的南瓜、鲜艳的红辣椒和一串串的谷穗，透出一派节日的气氛。托伊的嗓子发干，又冷又湿，有点儿头晕。

雨越下越大，托伊决定进餐馆去，看看能否喝杯热咖啡暖暖身子。然后，再问问去旅馆的方向。

托伊赤着脚，羞怯地等到一大群商人进餐馆后，才跟在他们后面悄然溜进门，紧跟着他们走到餐馆的后半部，迅速在头张空座上坐下来。

当计程车在罗斯福医院的大门口前停下时，斯蒂芬·约翰逊睁开眼睛。

还在洛杉矶时间凌晨三点他就被叫起来去做一例急性阑尾切除术。他刚回到家里，准备补睡几小时，西尔维娅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他有关托伊的消息。

又是疲倦，又是愤怒，他烦躁得几乎发疯。此外，还混杂着一丝内疚。

他不该拒绝跟托伊谈话，让她跟那个傻里傻气的西尔维娅·戈尔茨坦去了另一个城市。尽管她跟托伊是多年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西尔维娅。首先，这个女人又矮又胖，至少超重二十到三十磅，他看不上连自己的身体都照料不好的人。再者，她说话带着那种鼻音很重的布鲁克林口音，也不合他的口味，令他厌烦。还有，她老是怂恿托伊做些蠢事。

他递给计程车司机几张钞票，下了车。他决定：一旦他确信他妻子得到了适当的治疗，他要跟她的这位最要好的伙伴明确地、好好地聊一聊，向她说明真相，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责备自己早几年前就该做此事。不然，托伊也许不会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

即使现在，他也无法断定，无法从医学角度正确地解释为什么他二十九岁、身体健康的妻子怎么会突然得心脏病。他知道她得过心包炎，不过，在他们想要个孩子时，托伊做过多次检查，包括彻底的心脏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发现，一切正常。

在住院处登记完，打听到了托伊所住的楼层，他往电梯走去。

“我是约翰逊医师，”在护士办公室，他对护士说，“我来看我妻子，托伊·约翰逊。”

那护士在花名册上查到了托伊的名字：“746房间，在右边。”

斯蒂芬奇怪托伊怎么没在观察室，大概是他们觉得她没有生命危险，而把她转到了普通病房吧。这是个好迹象。找到了房间，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托伊不在。一定是他们带她做检查去了，他心想。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拿起话筒给他办公室打电话。

“不，不，不，”他在电话里朝他的秘书吼道，同时一把扯下领带扔在床上，“我不要亨利克做那例手术。他是个夸夸其谈、浮而不实的讨厌的家伙。上次他开刀的那个人死了。让比尔·格兰特替我。”

挂断电话，斯蒂芬心想：托伊挑了最糟糕的一个星期生病，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这周每天都有安排。大多数日程都是不能变动的。斯蒂芬去年跟他的合伙人解除了合约，所以现在他只能靠信誉，靠他的朋友在他不在的这几天替他。然而，他的多数朋友就跟他一样，每天的手术排得满满的。要他们替他做手术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托伊可以旅行，他决定今晚就带她乘飞机回去。要是她的情况稳定，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她还要继续呆在纽约。

等了好几分钟还不见她回来，他走回到护士办公室。

“对不起，”他对刚才那位护士说，“我妻子这会儿一定是在做检查。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带她回来？或者请你告诉我，她的主治医师在哪儿？我想跟他谈谈。”

“噢，”她说，“埃斯特班医师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至于你妻子——”她翻了翻托伊的病历表，“我没看到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埃斯特班医师用铅笔标了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可他离开医院前都画掉了。”

“她没在病房里。”

斯蒂芬粗声粗气地说。

“你肯定吗？你走对房间了吗？746房间？”

“当然，”他说，“我认得数字，你知道。”

她没理会他的讽刺。整天跟医师呆在一起，她习惯了：“再瞧瞧，也许她散步去了。”

斯蒂芬瞪了她一眼，拖着脚沿着走廊往回走。托伊还是没在病房里。几分钟后，他再次来到护士办公室，气得直跳：“瞧，”他边说边拍着佛米卡台子，“她没在病房里，也没在走廊上。你们怎么会把我妻子弄丢的，你们这些白痴！你们一定是把她转到别的什么地方，而谁也没记下来。给交换台打个电话，也许他们知道她在哪个房间。”

那女人赶紧拎起电话，打电话给医院的交换台。几秒钟后，她望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医师说：“那是她的房间，再去瞧瞧。”

“让埃斯特班医师到这儿来！我要跟他谈谈。试着通过广播找找她，要是她在医院的哪个地方走丢了，会听到的。”

“没问题，约翰逊医师。”

那女人爽快地答应道。斯蒂芬刚回到病房，广播里就传来了寻人启事。这肯定会起作用，他心想。又等了十分钟，他困倦得实在支持不住，便爬上他妻子的病床，倒头就睡。

“约翰逊医师？”一位男子的声音，“对不起，你是斯蒂芬·约翰逊医师吗？”斯蒂芬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揉揉眼睛。

有好一会儿，他没回过神来：“你是谁？”

“里卡多·埃斯特班。我是这儿的心脏病医师。”

“我妻子呢？”

“我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得知我妻子得了心脏病，我乘头班飞机从洛杉矶赶到这儿。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们把她搞丢了。我能不发疯？这是一场噩梦吗？”

“我很遗憾，”埃斯特班说，“她是在这儿的，可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据我看，她走出医院回旅馆去了。护士说她朋友一走进去看她，监视器就乱了套，而后她就不见了。”

斯蒂芬脸涨得通红，轻蔑地说：“你说的是西尔维娅·戈尔茨坦，我敢保证。我早就该知道，这个女人是灾星。”

“好吧，”埃斯特班慢条斯理地说，“据观察室的护士说，戈尔茨坦女士在你妻子走后还在这里呆了段时间。也许她是在等你来？而后才决定也回旅馆。”

“什么旅馆？”斯蒂芬问，站起身从椅子上抓起他的上衣和领带。

“我不清楚，”医师回答道，“你干吗不到住院处去查一下？他们一定有这方面的信息。据我所知，你妻子是在旅馆里突然得了心脏病。那位西尔维娅女士为她做了人工呼吸。要不你妻子这会儿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斯蒂芬第一次感到惊慌。这可不是疯疯颠颠的西尔维娅在跟他说他妻子曾濒临死亡的边缘，说话的是一位他的同僚。

“你在心电图上看到了什么？”斯蒂芬发疯似的问，“你给她做了什么检查？结果怎么样？”

“冷静点！”埃斯特班医师说着，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我相信她会好起来的。她坚决要求出院，不肯做检查，所以我们也就没做成。不过，既然她有心包炎的历史，惟一的办法是让她住院彻底地做一次检查。我还想在她出院后让她佩戴一个便携式心脏监视器，这样，我们可以长期对她进行跟踪监测。”

他顿了一下，“你到门房查过吗？也许她在登记簿上留下了旅馆的名字。”

“整个这件事阴错阳差，不是吗？”斯蒂芬说，在埃斯特班给门房打电话时，他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埃斯特班缓缓地摇摇头，轻轻地把话筒搁在原位。

“我该怎么办？我的业务会给弄成一团糟，我妻子不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却跟着一位神经兮兮的女人在这个讨厌的城市到处乱跑。”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妻子会露面的。既然登记处没有旅馆的名字，你可以在她的病房里等她，万一她回来呢。”

“她怎么会突然得了心脏病的？”斯蒂芬朝另一位医师吼道，“出了什么事？”

“我不清楚。说实话，这事颇为奇怪。他们一把她送进来，我们就给她戴上了心电图描记器。毫无心搏过速或诸如此类的心率不规则的迹象。我这会儿能告诉你的惟一的事是她的心脏病是自发的。她是否背地里用过什么麻醉品？也许是可卡因或别的兴奋剂？这正是我今天上午想要做的检查之一。我想做一个化学测试。”

“荒唐！”斯蒂芬脸色如此苍白，着上去他倒像个病人似的，“我妻子坚决反对吸毒，即使是在大学时代她也从来没吸过毒。相信我，她没有服用麻醉剂。”

埃斯特班摇摇头：“很遗憾，我无可奉告。”

斯蒂芬盯着对方的眼睛有好一会儿，而后冲出房间找她妻子去了。

“你想要点什么吗？”一位男侍者问托伊，眼里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她坐在餐馆后部的一个车厢式座位上，怔怔地直视前方。

“噢……对不起，”她说，“你说什么？”

“这是餐馆，女士，不是避难所。你要么要点儿什么，不然就走。”

“我要一杯咖啡。”

“哼！”他双手在系在腰间的白围裙里擦了擦。收拾了邻桌的几个盘子后，他走到柜台旁，开始与收银员窃窃私语：“来了一个小时了，没穿鞋子，穿着滑稽，几乎像个捡破烂的女人。”

收银员约摸有五十八九岁，一头桔黄色的头发，显然是为了遮盖灰发染的，高踞在柜台后的一把高脚凳上。

“要我叫警察吗？”她嘴里正嚼着一大块口香糖，这时发出响亮的咂嘴声。她边说边伸长脖子朝餐厅后部看。

“没穿鞋，嗯？看上去就像个乞丐。”

“我们再等着看看她有没有现钱，我没看见她拿钱袋。”

“让她滚出去！顾客不喜欢进餐时旁边坐着这类臭气熏天的下贱女人。她没钱。”

街头的流浪汉往往逛进餐馆，点了食物，等付帐时就想溜走了事。

托伊听到了杯盘碰撞声和人们的说话声，却置若罔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梦中的形象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使她搞不清孰是梦，孰是现实。

埃斯特班医师、医院，以及前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模糊，仿佛不是真实的，而那个小男孩以及田野上的孩子们则真实得就跟面前的桌子一样。那侍者又走过来，一脸怒容，将咖啡杯“啪”地放在桌上，一旁是一张帐单。

“要我替你去付吗？”他双手叉腰，问道。

“哦，”她说着，拍拍旁边的座位，自觉跟个十足的白痴似的。她当然没带钱包。她一直在想什么？“不，谢谢，”她礼貌地说，“我走的时候会付的。”

她刚捧起咖啡杯，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她感到双手就像在火上烤一般。她得等到咖啡凉了，再端起来喝。

“嗨，女士！”大约五分钟后，身旁响起了一个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友好的男声：“对不起，你现在得跟我走。”

托伊转过头，看见一位警官站在那里，头上戴的帽子微微朝后倾斜。他也许高不过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一头浓密的黑发。要不是唇上留了一撮整齐的小胡子，托伊心想，这张脸活脱一张她母亲常常提到的娃娃脸。尽管晒得黑黑的，他的皮肤看上去光滑、细腻。他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当他望着你时，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

“我做了什么，警官？”托伊轻声问。

“这儿的店主告你无事生非。”

他走近她，抓住托伊的胳膊，把她拉离座位。

“请等等，”托伊恳求道，餐馆里别的客人都把目光转向她。

“我知道，我穿得不得体。我是在医院里，所以没穿鞋子。我走进这儿时没想到没带钱包，可我住的旅馆就在这条街上，我可以去取钱来。”

说完，她低下头，又是羞愧又是沮丧。他会仅仅为了一杯咖啡把她投入监狱吗？蓦地，纽约似乎不再是个熙熙攘攘、充满活力与人性的城市。失落与屈辱快把她压倒了。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官，或那个这会儿正站在角落冲她假笑的卑劣的侍者。还因为在这拥挤的餐馆吃饭的所有客人投来的不屑的目光。托伊意识到他们都把她当成了一个神经病或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乞丐。

“好的，女士，”那位警官耐心地说，“还是站起来吧，我不会伤害你或怎么样的。”

站起身，托伊明白所有人都会看见她那脏脏兮兮的赤脚。她感到平生没有遭遇过的奇耻大辱。斯蒂芬是对的，她心想。他一直是对的。是她头脑不正常，有严重的毛病。

“谁能告诉我戈塞姆旅馆怎么走？”托伊问，“你用不着逮捕我，我去取钱。我保证，我住的旅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只是我记不得它的方位。”

那位警官凑近托伊的脸低声说：“我们还是出去吧，好吗？我不会逮捕你的，女士。你瞧，我已经替你付了帐单，可餐馆方要你离开，所以我们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托伊木然地站着，任由那位警官抓起她的胳膊护着她走出了餐馆。她的头由于羞愧而低着。经过那位侍者身旁时，那警官扔出一句话：“你们这些家伙还欠我一块钱呢，托尼。给我留一份乳酪牛肉饼，一盘炒杂碎。五分钟后就回来。”

走出饭馆后，那位警官继续盘问托伊。在谈话的当儿，他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托伊。人们川流不息地经过他们身旁，人人都行色匆匆，很少有人朝他们看。

“你住的是哪家医院？是贝尔弗吗？”

“我想不是的。”

托伊说。她感到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哭。只要有一滴眼泪掉下来，就会使她仅有的骄傲荡然无存；“我能肯定是罗斯福医院，可我不想回那儿。你只要告诉我，我住的旅馆怎么走就行了。”

“好的，”他说，眼里露出疑虑之色，“要是我给你叫辆车，答应我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接着，他的脸色和缓下来，亲切地朝她笑笑：“这不是个最安全的地方，一位正派的女士可以孤身一人到处乱跑。人们在这儿都不多逗留。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托伊顺从地说，依然低着头，望着人行道上的地砖。一手仍拉着托伊的胳膊，那位警官走了几步，突然吹响了他的哨子，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托伊转过头想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嘎”的一声停在了路边的红圈内。四周触目所见的只有混凝土、砖块和钢筋，在曼哈顿没有篙草丛生的旷野。托伊明白不管那一切显得多么的真实，只是在做梦，只是她的想象，是她心智迷失所致。斯蒂芬一直警告她的一切都发生了。

他总说她会遇到麻烦，会做傻事，受到伤害。她的双手阵阵抽痛。她看了看，于是瞧见了左手上的绷带。她的右手掌心和好几只手指的皮肤都烧伤了，伤口红肿发炎，渗出了血水。这一定是如西尔维娅所猜测的，是她梦游时出了旅馆，不知怎么把自己弄伤的，她心想。也许是她走到大楼的底层或哪儿，不小心手触到了暖气管所致。

头都没抬，托伊任由警官领着走到停在路旁的警车。接着，她感到她的手按在她的头上，免得她撞着了车门，顺势将她推进了汽车后座。立刻，她的恐惧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她安全了。她知道不管他们把她领到什么地方，那一定是她该去的地方。她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但她能直觉到这一点。仿佛她能读懂那年轻警官的心思，而他竭力在消除她的疑虑。

越看，她越觉得他像那个旷野上的小男孩。

“送她到罗斯福医院，”他对另一位警官说，关上后座的门。

“把她一直送到里面，别只开到路边就停车。要不，她又会跑出来的，明白吗？”

“她是个精神病吗？”坐在前排的警官问，透过后视镜打量着托伊。

“不，”先前那位警官说，笑着朝后座上的托伊眨了眨眼，“她是位特殊的女士。她跟我是好伙伴。你怎么能那么说？你是什么，伯尼，一个白痴？你没瞧见吗，她是一位天使，就写在她T恤上呢。写着她是一位加州天使。到曼哈顿帮助我们这些家伙。”

“现在正是晚餐时间，克雷默，”另一位警官抱怨着，并不觉得他朋友说的有多有趣，“我正要下班，给我弄点吃的！”

“我能自己走，”托伊透过将她与前排隔开的金属网说，“你们不必浪费时间，警官。你们只要指出我所住的旅馆的方向就行了。”

坐在车里的警官跟倚在车窗上的警官都没理会她。

“嗨！伯尼，替我好好照看她，”后者说，“我会替你叫晚餐的。对了，你想吃什么？要托尼给留一份牛肉饼吗？”

“不要，”坐在车里的警官说，舔了舔嘴唇。

“给我要一份五香牛肉和黑麦面包，一盘甘蓝色拉，一瓶樱桃汽水，再给我要点新鲜的泡菜，不是那种他们放在桌子上的泡菜。”

一说完，他便发动引警，汽车“嗖”地蹿了出去。托伊猛地往后一仰，撞在后座上，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前往罗斯福医院。尽管身处如此尴尬的境地，她还是不由得暗自好笑。她到这个城市时坐的是计程车。接着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这会儿坐的则是一辆警车。惟一尚待尝试的是地铁。这一天过得如此丰富多彩，她心想，她应该入选这周的《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