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希尔伯恩是个瘦高个，浑身上下没有一寸脂肪。他自视为艺术界的缔造者，是使许多年轻人从不为人知的无名小卒到举世公认的艺术家的引路人。约摸四十五岁左右的年纪，希尔伯恩穿着一身黑：黑衬衫、黑裤子，一条窄窄的黑色丝绸领带。他的头发一度是浅褐色的，几年前，他将它们几乎漂成了白色。他架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左耳上戴着一克拉的钻石耳饰。

几年前，希尔伯恩在达拉斯学院发现了还是个学生的雷蒙德·冈萨雷斯，便竭力怂恿这个年轻人到纽约定居，这样他可以监督他的工作，修正他的举止，改善他的技巧。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希尔伯恩计划的那般如意，这会儿他正站在他为雷蒙德租的阁楼里，向他发出最后通牒。

“我从没说过你可以无限期地住在这儿，”经纪人说，一双眼睛打量着挂在墙上的油画，“我们的协议上订的是你可以住到首次画展举行之时。告诉我，在你手上只有十五幅一模一样的油画的情况下，叫我怎么举办一个画展？”雷蒙德怔怔地望着虚空出神，没有回答。

“得啦，”希尔伯恩一脸愠怒的表情。两年来，他忍受了雷蒙德的阴郁情绪和恒久的沉默。他弄不清这个人到底哪儿出了毛病。如果他再不立即回心转意，希尔伯恩决定洗手不干了。

“也许你聋了？”他大声说，“我问你话可是有一会儿了？”还是没有回音。

“我给你三天时间，”希尔伯恩断然地说，“如果你还创作不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至少开始一个新的题材的创作，你就得自己去找一间工作室。我另有一位法国的艺术家要来。”

雷蒙德没想如果希尔伯恩强迫他搬出阁楼，他上哪儿去，怎么生活的问题。黝黑、清秀、眼神捉摸不定的年轻人盯着地板，心里在想那位女人，她那明亮的红发和光彩照人的绿眼睛。他能看见她那温柔、圣洁的面庞，那天她趴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一手托着脑袋，一手拿着一支绿色的蜡笔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雷蒙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必须找到她。

她彻底俘获了他的心。她的形象出现在他如今的每一幅画中。不管他开头想画什么，最后他画的总是她的脸，她的头发，她的眼睛。他与她相识这一人生中的非常事件，以及他对她的着迷，窒息了他的创造力，妨碍了他的事业。

就在希尔伯恩与他擦肩而过时，他瞧见黑光一闪，并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水味。

“那么，雷蒙德，”希尔伯恩说，“你想出一个新名字了吗？只要你再画哪怕一件新作品给我，我下个月就给你办画展，不过我还认为你需要另外取个名字。雷蒙德·冈萨雷斯这个名字太正经，太普通了。你需要有个异乎寻常的、带有神秘味道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

“黑。”

雷蒙德说，巴望此人早点走，好让他重新回到冥想中。

“不错，”希尔伯恩说，捻弄着耳饰的尾端，使得那粒钻石转个不停。

瞅见雷蒙德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追随着闪烁的钻石，希尔伯恩立即停止手上的小动作。他了解他相中的人。雷蒙德喜欢有反光的东西，也喜欢旋转的东西。

希尔伯恩曾经见过他为某样毫不起眼的东西所着魔，躲进他自己的世界，连着好几个星期都不说不动。

“好，”他大声说，想以此吸引雷蒙德的注意力，“不过，得有两个字。你总不能叫你自己‘黑’吧。”

“石头，”雷蒙德凝视着希尔伯恩的耳饰说，“黑石头。”

“嗬！”希尔伯恩撮着肉感的大嘴说，“黑石头，嗯？我喜欢这名字。听上去真不赖，就像印第安人的名字。神秘、刺激、吸引人。”

“我得干活了。”

雷蒙德轻轻地说。

“当然，石头。”

希尔伯恩满意地笑了。妙极了！他们短短的谈话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雷蒙德已经跃跃欲试地想开始创作新作品。而对他来说推销“黑石头”当然比推销“雷蒙德·冈萨雷斯”要容易得多。

“从今天起，你就是黑石头了。在你的新作上就这么属名。”

他盯着雷蒙德看了足有好几秒钟，而后朝门口走去。

“你画好了就打电话给我，”临走他又扔出句话，“记住了，三天时间。”

希尔伯恩一走，雷蒙德就抓起他的外套，冲下楼到了街上。那名字不错，他心想，尽管他并不知道他的名字跟那些购买他的作品的人有什么关系。不过，这名字含有象征意义。对雷蒙德来说，它象征着他被困在一块黑色的石头里，无法动弹。石头是用玻璃做的，他成了玻璃的一部分。但他无法触及到外界。那个女人出现之前他所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人类，只有色彩和图案。

他瞥了一眼手表，惊慌起来，加快了步伐。已经三点钟了，他得赶在四点之前上班。在外套里面，雷蒙德穿着工作衣——黑裤子和白衬衫，长长的直发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以符合卫生准则。他不在乎在餐厅做收拾桌面的低级侍应生，尽管要是能够，他更愿意整天呆在阁楼里作画。谁也不会来烦扰他，一个低级侍应生是不可能和顾客直接接触的。

几分钟后，他到了西街，瞅见了“达尔菲芳餐馆”的招牌。他匆匆踏进大门，朝餐馆后部走去。挂好外套，打过上班卡，他系上围裙。

“你叫什么名字？”就在他走进餐馆的正厅，准备收拾桌子时，一个黑头发的姑娘问他。

“哦，”他不自然地说，“我只是个低级侍应生。那边那个女的是个侍者，也许她可以帮助你。”

“哦，是吗？”她冲他笑笑，“好啦，我也是个侍者。”

她指指她的制服，奇怪这位清秀的小伙子怎么就没有注意到。

“这是我第一天来这儿上班。”

她顿了一下，伸出手准备同他握手，“萨拉·门德尔斯，”她接着说，“你是——”语词像砖块一样向他砸来，他的脑袋疼得像要裂开似的。她在说什么？

为什么他听不懂她的话？有时，他的病几乎令他发狂。有些日子，他毫不费劲就能听懂别人的话，在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颇为顺当。接下来就是另外的日子——在那些日子，他感到如此迷惑，跟人们是如此的疏远，以致他简直想死。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还是走开的好，他对自己说。这是他在这种时候惟一可做的事。

这当儿，一阵独特的、淡淡的香味刮进了他的鼻孔，闻上去像是巧克力，又像是柠檬味儿，若即若离。他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萨拉以及她周围。绿色！雷蒙德喜欢散发绿色调的人。绿色意味着宽厚、清新、友善。他在主日学校遇见那位女人那天，他分明看见她被绿色的祥云所笼罩。但这个姑娘显然不是他那位神秘女人，尽管他不知哪儿有点像她。只见她一头缎子般光滑柔软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散在背上，双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但脸上其它部分，包括眼睛都未加修饰。相貌出众！他注意到：她脚上穿的是一双橡皮底、系带的黑靴子，这可不是一个侍者常穿的鞋。

他笑了，目光掠过她会说话的双唇，搜索着她的眼睛，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也是绿的。祖母绿般的绿，动人心魄的绿。他认识这样的眼睛，认识这样的绿。跟大多数人或许不值得交流，但雷蒙德热切地渴望跟面前的这位姑娘交流。

在他目不转睛的注视下，萨拉·门德尔斯将飘散到脸前的黑头发掠到一只耳朵背后，正要走开，却发现雷蒙德在模仿她的举止。为了证实自己没有搞错，她边搓手边注视着他，眼瞅着他又重复了一遍她的动作。尽管她发现他富有魅力，萨拉现在明白一定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她突然问。看他茫然地望着她，她加上一句，“你也知道，模仿我的姿势？”

“我不知道。”

他尖声说，显然不像他自己的嗓音，而是在尽量模仿她的嗓音。

“你能说话吗？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雷蒙德，”他操着跟刚才同样的女声说，接着又迷惘地摇摇头。

“不，是石头。”

他叹了口气，羞愧地垂下头，“对不起。”

“嘿，”她拍拍他的臂膀，微笑着说，“别不好意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雷蒙德这个名字。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叫你雷蒙德。石头这个名字怪怪的，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要这么说，听上去就像你是块顽石或别的什么似的。”

在他开口说什么之前，她扭身招待顾客去了。他的心陡地一沉。他还是头一回发现一个真正吸引他的人，可却无法与她交流。

接着，他心想：这丝毫无益。他怎么向她解释？他怎么告诉她有时他得借助别人的手势和声音才能开口说话。不去管医学人员的看法，他知道多数孤独症患者确乎具有语言能力。可他们的语言由口哨、咕哝、哼哼及各种叫不出名堂的声音所构成，难以为常人所理解。当人们说话时，在雷蒙德听来，那只不过是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而没有什么含义。就像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他得将人们那些生疏的词汇、奇怪的声音翻译成他自己所懂的语汇。但许多时候，只有当他假装成说话人，仿效他或她的声音和身体语言时，他才能完成“翻译”工作。

雷蒙德热切地盯着那位皮肤微黑的俊俏姑娘。有一种直觉告诉他：她与别的人都不一样。他曾接触过不少姑娘，并学会了享受性爱所带来的肉体快感。但他发现自己无法与她们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尽管弗朗西斯要他另外寻找题材，他怎么也无法让手中的画笔去画好些姑娘。她们太单调，她们的脸太平板，她们的气味令人反胃，她们的声音刺耳尖厉。尽管她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还年轻，可却虚度人生，比她们的实际年龄要苍老。她们的头发闪耀着人造的光泽。她们的眼睛黯淡无光。那些留宿过一夜的则不可避免地会对那个他画个不休的人产生荒谬的嫉妒。

“这女人是谁？”她们不断地这么问，“她是你的女友，是吗？你为什么不画我？你为什么总画她？”过不了多久，她们就离开了。在多数时候，他看到她们走暗暗高兴。他的世界里很难容下她们，她们跟他纯粹的肉体接触令他烦恼，使他无法工作。

近来他选择了独处，但独处时间越久，他便越想那位神秘的女子。

经过了那么多年，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他竭力想使之变得清晰，却明白那只是徒劳而已。很难将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与他母亲、米勒执事和老鲁滨逊夫人跟他说的区别开来。他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他在主日学校时的老师已经辞世。米勒执事则早已过世多年。这样，这世界上还记得那个日子的就只剩下雷蒙德和他一家了。

但，有什么东西确实发生了。而那一奇异事件中的枝枝节节则深深地植根于年轻艺术家的脑海中。

“那就像一根银线进入了我的世界，”他反复地对他母亲说，每当他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强迫她听他重复那个故事，“我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玻璃世界。那根银线不知怎么地穿过玻璃而入。我瞧见它蜿蜒曲折地绕着我，便试图抓住它。那根线穿过我的身体，就好像一根纱线穿过针眼似的。一点儿都不痛。起初我有些害怕，你知道的，就在我刚看见它到我身边——穿过玻璃跟我在一起时。当它离去时，将我的一部分也带出去了。仿佛发生了裂变似的，我突然就到了玻璃的外面。喧嚣声，各种各样的色彩、气味和感受纷至沓来，淹没了我。这就是我看见她的脸时的情景，一切都改变了。”

在来纽约后的两年里，他将他那微薄的收入中的大部分都化在寻找那位红发女子身上了。他对自己是如此苛刻，以致于他一度好几天不吃东西。

那个戒指是她曾经存在过的惟一的物证。这戒指并没什么不寻常：一克拉重的红宝石戒指，四周镶了二十粒小碎钻。他所雇的私家侦探替他追踪戒指的来源，最后追到了“威斯曼珠宝店”。那是一家本部在以色列、在各地有连锁店的大珠宝店。然而，他带回来的消息却不乐观。他们制作的一模一样的戒指有上百个，销往世界各地，无法辨认买主。

“为什么他们不以红宝石为线索，看看是谁切割的？”雷蒙德恳求道，“每个珠宝切割匠都有独特的风格。”

“这没错，”侦探说，“可‘威尔曼’的所有珠宝都切割成同一样式。他们的切割匠都是由同一师傅教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所谈的是一颗一克拉重的宝石，而不是那颗举世闻名的‘希望之星’，你不可能四处追踪。随它去吧，老弟。好好过你的日子。海里有的是鱼，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雷蒙德瞧见有张桌子的客人已经吃完了色拉，赶紧跑过去收拾盘子。可他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位女子和戒指上。每个人都劝他忘了那只戒指，忘了那位女子，忘了整个事件。

他忘不了。他在水中沉浮挣扎时，是她救了他。她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创造物。在他的周围，触目可见的是暴力和绝望，警笛整夜在尖叫，电视上的新闻报道充斥着血淋淋的恐怖场面，以致于前不久的某一天他忍无可忍抓起一只灯泡打碎了屏幕。她是一把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雷蒙德必须找到她。只要她存在，一切就有希望，未来就有希望。

她一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一股醉人的香味，是从萨拉·门德尔斯身上散发出来的。她手托着一只沉重的托盘，与他擦身而过，“三号桌需要收拾。”

她说得很快，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要画你。”

雷蒙德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哦，是吗？”她讥讽地说，以为他有那种画别人身体的怪癖，“你想画我的全身？是这样吧？什么颜色？”雷蒙德感到胸腹一阵愉快的颤栗，适才的紧张烟消云散。他可以和她沟通，由表及里。他断定：他能画她。他凝视她越久，便发现她跟那位女子越像。

“绿色。”

他傻兮兮地回答道。

萨拉毫不费力地将沉重的托盘举过头顶，闲着的那只手搁在髋部，重新打量着雷蒙德·冈萨雷斯。她早该知道，她对自己说。他并非头脑迟钝或有精神病，他只不过是又一个傻里傻气的艺术家而已。在此以前，她曾跟一打令人头疼的演员一起做过卑贱的工作，与这些人合作过。正如她常跟她的朋友说的那样——在餐馆工作也不错，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男人。雷蒙德极为俊秀。就她的了解，他也许真的很有天赋：“你是个艺术家，是吗？”

“是的，”雷蒙德说，“你愿意为我摆姿势吗？”

“也许吧，”她说着，朝他眨眨眼睛，“不过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先收拾桌子。”

尽管丈夫没在身旁，托伊睡得很香。她已经习惯了他不在。常常，半夜三更他会被叫到医院去。大约六点左右，她醒了，从地板上拾起她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小的黑皮书。那是一本圣公会的祈祷书，是她有一天路过大教堂瞧它的彩色玻璃窗时买的。现在，每天早晨醒来后，她总是念上其中几句，但这都是在斯蒂芬离家去上班后才做。跟她父亲一样，斯蒂芬也是个不可知论者。然而，托伊却为宗教所吸引，对之充满好奇。她不能什么都不信地过一辈子。仅仅触摸祈祷书便使她感到安心，尽管她也搞不清她究竟相信什么。她之所以跟西尔维娅提到她童年当修女的梦想，可能与她新近得到的这本祈祷书有关。

念了几句祈祷文后，托伊将书放回手提包，走到盥洗室去淋浴、洗头。

然而，托伊并没有马上淋浴，而是站在镜子前端详着镜中的自己。透过镜子，她相信此时此刻只要她盯着镜子看一段长时间，她便可以透过镜子，看见那另一面。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威胁着她的婚姻，她的生存。她一直是如此的幸福，如此满足，如此安宁。就在她的高中和大学的同窗好友纷纷陷入成绩退步、男友移情别恋、对未来忧心忡忡等苦恼中时，托伊幸而不在其列。她一直是大家注目的中心，活得潇洒、泰然。除了童年时因淘气而惹出的事件以及那一次重病之外，她没生过比感冒更重的病，并且每次至多不过几天。

她害怕吗？她并不怎么害怕。她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害怕死亡。那回在医院的经历完全消除了她对死亡的恐惧。就像她试图告诉玛吉的那样，死无疑是最后一个谜，是所有奇遇中最为神秘的。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她从医学角度已经死亡之时，她既没有感到痛苦，也没有感到恐惧。想到玛吉·罗伯茨，她真希望她能分享她的体验。她决定下一次见到她时，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贫穷对她来说也不像对她丈夫一般可怕。她知道，渴望富裕和受到社会的尊重是他活着的原动力。如果他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如果某人批评他的工作，甚至就连一位女人抱怨斯蒂芬给她留了一道难看的疤这样的小事，也会使他勃然大怒，他会一连几个星期在家里绷着个脸，弄得托伊的日子不好过。

对托伊来说，钱并不重要。她不在乎自己住在那儿，穿得怎么样，开什么汽车。只要头上有屋顶，桌子上有食物，她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说害怕什么，她心想，那就是哪天早晨醒来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尽，而自己所索取的超过了所付出的。

托伊喜欢设想自己最终离开地球时，这个星球会跟她出生时一样美好。

她虔诚地节约用水。她所开的是耗油很少的车子。哪怕气温高达华氏100度，托伊为了省电也不肯开空调。甚至在去食品杂货店时，她也是背自己做的购物袋。一身衣服总要穿好几次，她才肯洗。

她如此热忱地保护环境并为了她的学生而作出许多牺牲，但却有时感到没什么意义。那样她渴望已久的东西——孩子——总是得不到。在她死后会有人记得她吗？她会在这世界上遗留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使她感到没有虚度此生吗？

她打开水龙头，开始沐浴，但只淋了几秒钟，她就关掉水龙头，往头发上抹洗发香波。接着，她又打开水龙头，一边迅速冲洗头发上的香波，一边对自己说，她至今为止所体验的惟一真正的创伤就是她目前所经历的。而除了跟斯蒂芬的纠葛，她感觉挺好，就像平素一样感到幸福、安全、热爱人生。

难道她真的像她丈夫所说的，或者像西尔维娅昨天夜里话中所隐含的那样，需要治疗吗？

洗完澡，托伊揩干身子，用毛巾裹住湿发，决定一穿好衣服就给斯蒂芬打电话。看见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的“加州天使”T恤和牛仔裤，她意识到她只能穿着它们去学校。她总不能穿西尔维娅的衣服。

再说，她心想，斯帝芬一定会担心她，这可不好。看了看钟，她发现已经快七点钟了。隔壁房间里，西尔维娅的闹钟正在嘀铃铃地响，托伊不想让她大声叫她。这会儿斯蒂芬应该离开手术室回到办公室，准备看病人。

“能跟他说话吗？”她问接待员，“是我，托伊。”

“他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那女人回答道，“不过我可以叫他一声。”

要是在平常，托伊一定会婉言谢绝。她不喜欢在她丈夫工作时打断他。

她要跟他说的通常是些日常琐事，可以回头再说。

“那么，请你叫他一声，卡伦，”她说，“我等着。”

几分钟后，电话里又传来那女人的声音：“我……我不知该说什么，他不想跟你说话。也许今天早上他的工作不顺心，你得呆会儿再打。你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有时，当事情不顺心时他就会喜怒无常。”

“我不这么认为，”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气还没消，想要惩罚一下她昨天夜里出走的举动，恢复他的控制。

“你瞧，卡伦，我恨把你也卷进来，但我还是得求你捎话给他。告诉斯蒂芬我要离开几天，我爱他，我会想念他的。不过我觉得我们彼此需要分开一些时候。”

她顿了一下，喘了口气。把这种个人问题透露给外人是件难堪的事，可她丈夫逼得她别无选择，“你能替我转告他吗？多谢你了。正如你可能猜测的那样，我们俩之间现在有点麻烦。”

“当然可以，”那女人说，“你没事儿吧，托伊？我能做点什么吗？”

“没事儿，”托伊回答道，“我挺好，谢谢你。”

搁下电话，托伊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想到自己的婚姻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不由黯然。今天午休时，她得到那所房子里拿些东西。

就在这时，西蒙悄悄地跑进屋，跳上她的膝头。她抱起大肥猫举到自己的脸前。

“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这么一只毛绒绒的大家伙，”她说道，拿自己的脸挨擦着黑猫的皮毛，“你不会在乎我化多少钱，是吗，西蒙？”西尔维娅庞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只见她披头散发，睡眼惺松的，嘴里不住地打哈欠。

“别逗了，”她对托伊说，“西蒙跟任何别的男性没什么两样。他宁可你把所有钱都给动物保护组织。”

“好吧，西蒙，”她冲那猫爱恋地说，“我能处理好跟动物保护组织的事。”

接着她转而对西尔维娅笑道：“只要他不要‘梅赛德斯’，他就是我的好小伙子。”

“我好像听见你在跟斯蒂芬通话？”托伊摇摇头，将猫放在尚未整理的床中央。

“他不肯跟我说话，不过我已经让他的接待员转告他我要离开几天。”

“感谢上帝，”西尔维娅夸张地说，“我还以为你会径自回他那儿去，置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到纽约去。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她顿了一下，热切地注视着托伊，“如果你现在回去，他决不会让你按自己的意愿过日子。现在是坚持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托伊，向他表明你是认真的。”

托伊点点头，她暗自下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所有权利。哪怕为此而最终付出离婚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尽管离婚是可憎的。她了解她丈夫，他会为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个铜板跟她斤斤计较。就在西尔维娅到厨房去煮咖啡时，托伊对着梳妆镜理着乱蓬蓬的头发，目光转向海军蓝T恤的图案。

“加州天使”，她心想，望着T恤胸口饰有光环的大大的A字。遗憾的是那只是一支棒球队，她悲哀地想。此时此刻她真巴望着能出现几个天使。

接着，她瞥了一眼镜中的人影，将梳子放回到梳妆台上。她必须面对离婚这一现实，诸如求助于天使、神灵只是幻想而已。托伊明白没有什么天使。

如果天使真的存在，他们就决不会任由事情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

整个漫长的黑夜，雷蒙德一直醒着，要么盯着天花板；要么走到窗户边，坐在窗沿上，边抽烟，边想心事。四点钟时，他开始作画，先是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挥毫泼墨，随即揉成一团扔到一边，改为用炭笔勾画。只用寥寥数笔，他便完成了脸部的素描，这是第一张那个神秘的红发女子之外的脸。初升的太阳透过阁楼的窗户照进来，给画上的脸镀迷惘的金光。在晨曦中，他发现了萨拉·门德尔斯前一天晚上给他的纸条，纸条上有她的电话号码。

“请给我叫一下萨拉。”

他对话筒里的女人说。

“别挂，我想她还在睡觉。”

几分钟后，话筒里传来一个瞌睡懵懂的声音：“喂，我是萨拉。”

“雷蒙德·冈萨雷斯，”他说，“刚才接电话的是你母亲吗？”

“噢，”她大笑，从声音里很显然地能听出她的兴奋，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给她来电话，“不是，是我的一位同屋。”

“你昨天晚上说过你肯给我摆姿势，我想见你。”

“真的？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

“就现在，你能到我的阁楼来吗？”

“我……我不知道。在哪儿？”

“在特里比克。”

他说。

“我不知道。”

她说，有点儿紧张。她对这个男人还不怎么了解。尽管他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但他古怪、阴郁，而且这么一大早就打电话给她，使她害怕。当一个人过于急切时，就无疑给对方敲响了警钟。

“或许我还是不来的好，”她说，“为什么我们不先相互了解？”

“坐计程车来，我会付钱的。”

“真的？”

“真的。”

话筒里一片沉默，她在考虑。最后，她作出了决定。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想找个英俊的单身男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吧，等一下，我去拿一支笔，记一下地址。”

没过多久，当蜂音器响起时，雷蒙德冲下楼，付了计程车费。然后，两人站在那里等电梯。为了不想让她闻到楼梯井里发出的混杂着的尿和秽物的臭味，雷蒙德让她乘电梯到四楼他的阁楼。尽管他平常避免坐电梯，他不喜欢跟别人挨得那么近。

“你住在哪儿？”

“王后区。”

她轻轻地说，有点儿紧张，“我与另外一位姑娘合租了一所房子。这样我们才付得起房租。”

“是这样。”

电梯门正好对着他所住的阁楼。

“棒极了！”她径直走到房间中央，在原地转了几圈。墙上挂满了画布，有的上面画着栩栩如生的肖像，有的还是空白的。她走近一幅画前，细细地端详着。他的风格与她所见过的任何画都不同。尽管从远处看画上的女子似乎是三维的，呼之欲出。但走近了，萨拉发现画上的人是由无数细小的、各种颜色的小圆点组成，就跟镶嵌画似的。看久了，她发现那些色彩似乎在画布上活动、旋转，就跟有生命似的。这使她想起了生物课时，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结构的情景。

她被迷住了，侧过头，试图揣磨出他作画的意图：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她意识到自己离得太近了点，后退了几步，发现画中的女子看上去仿佛长着翅膀似的。可那女子跟萨拉所见过的天使一点都不像，她越看越觉得他并不有意想画翅膀。那些煞费苦心调和的圆点和色彩就跟光似的，映得画中的那女子光彩照人。

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萨拉于是瞧见了一块用铁链悬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木板。一开始，她还以为它是一个电子装置，布满木板的五彩缤纷的小圈是标度盘。然而走近了细看，她发现那实际上是块巨大的调色板。她猜测，他这么做是想调出各种色彩任何可能的细微变化。调色板下的地板上放着一管管现成的颜料，调色板上的色彩却是异乎寻常、极富想象力的。

随后，她看见了画架上的画，就是他一大早开始画的那幅。前一天穿在她脚上的那双笨重的黑靴子不见了，代之以一双黑色的芭蕾舞鞋。她像个蹒跚学步的幼儿似的一步步走进那幅画，仿佛对自己所要见到的东西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画。画上只是一张脸的轮廓，此外就是几根粗略的线条，表明他所设想的身体的运动。

“她是谁？是你的模特吗？”萨拉问。

“是的。”

雷蒙德答道，情不自禁地走到她身后，任由自己的双手做它们想做的事。它们在寻找她的腰，想要触摸她的衣裳，感受她身上散发出的温暖的气息，“那是你，萨拉。至少等我完成时她会是你。现在她只是一个幽灵，一个影子。不久她会活生生的了。”

萨拉掩住自己的嘴，斜靠在他身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干什么，意识到自己这会儿正在抚摸他，他所呼出的热气喷在她的脖颈上，他身上发出的那种混杂着颜料、松香、汗液的强烈气息令她心醉神迷。她吮吸着，心跳加快。他在画她！跟她有过约会的多数男人都是些傲慢的家伙，给她留下的无非是不快的回忆。而这个男人，可能跟那些男人不同，想永远留住她的印象。

“我太荣幸了。”

她说，“我做梦都没想到……”萨拉身着黄绿色的印花上衣，黑裤子。雷蒙德深信他能闻到她衣服上的印花的气息。绿，黄，青草与南瓜。长满青苔的池塘和盛开着向日葵的田野，梵高的向日葵。它们现在也是他的，他心想。

“别离开我！”他说。

她有着与他的天使同样的眼睛。她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气息与色彩，它们就像一个光环盘旋在她的头顶。

“她是一位天使。你长得像她。也许你也是位天使。”

雷蒙德说道。

“不完全是这样。”

她说，避开他的眼睛，暗想他现在的神情颇为奇怪。

她以前也听到过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称呼叫她，但从来没有人称她为天使：“你有香槟、葡萄酒、或啤酒吗？”尽管那会儿才上午十点来钟，他没说什么。对雷蒙德来说，白天与黑夜没有什么分别，除了光之外。那是因为他需要借助光来作画，“我没有香槟，”他说，“不过我有瓶葡萄酒。”

他穿过房间往冰箱走去，在与她擦身而过时，他的肌肤、他的衣服、他的头发上现在都沾染了她的气息。所有她的气息混杂在一体，于是，他即刻了解了她。绿，她闻上去是绿色的。

在地板上找着了两只玻璃杯，他往两只杯中倒满葡萄酒，递给她一杯。

然后他就静静地站着，看着她喝酒，看着泡沫沾满了她的双唇。她今天抹的口红不是红色的，而是赤褐色的。

“为什么光是嘴唇？”他问。

“什么？”她没听明白。

“为什么你只抹口红？”

“噢，”她说，“为什么不呢？我喜欢我的眼睛的自然颜色。”

“我也喜欢你的眼睛，”雷蒙德说，“很漂亮。”

“真的？”她说，粉红色的舌尖迅即舔了舔下唇，舔掉了嘴边的酒沫。

“你不喜欢你的嘴唇吗？”

“不像眼睛那么喜欢。”

她伸长双臂，递过杯子。他离她有几步，背靠在墙上。见她递过杯子，他俯身替她倒满酒，随即又恢复了先前的姿势。他在观察她，被她迷住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嗨，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谈谈你自己，你成为艺术家多久了？”

“一辈子了。你漂亮多久了？”她羞涩地一笑：“一辈子。”

他没察觉自己的脚挪动，也没看见她朝他移动。但他们碰在了一起，他的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

“我可以抚摸你吗？”

“这是不是跟请我跳舞有点儿像？”

“可能吧。”

他双臂环住她的腰，将她拉近他，并把自己的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她的头发黑亮、浓密、湿润、光滑，使他想起了他母亲的头发。不过，他母亲的头发是褐色的，而萨拉的头发则是黑色的。

“你父亲是东方人吗？”他问，在白种人中从没有见过她这样的头发。

“他是阿根廷人。我母亲家则来自英国。”

“我父母是墨西哥人。”

“拉丁人，”她说着，咂咂嘴，“我们都是拉丁人。这可能有些麻烦，你懂吗？”这种谈话已经使他厌烦了。他再也不想听到她或自己的嗓音，或任何诸如此类的声音，但环绕着她盘旋的色彩激发着他。他推开她，转身走到画架前，拿起画笔。她没有动。当他眯缝着眼盯着她，而后画笔在悬空的调色板上轻涂时，萨拉的头朝后仰，摆出一个迷人的姿势。

时间在流逝，阁楼里静悄悄的，只有街上传来汽车喇叭声、人们的喧哗声、以及他的闹钟的“嘀嗒”声。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她动了动。她说，她的脚站麻了。他放下手中的画笔，凝视着眼前的画，立即明白它很棒，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画中的人幽雅、美丽，身材苗条，小巧而坚挺的乳房在薄薄的黄绿色衣裳下若隐若现。

“你打算把它叫作什么？”她问，声音回荡在大房间里。

“我……我不知道。”

他结结巴巴地说，突然感到烦恼不安：魔法被她的声音给破坏了。他的脸由于厌恶而扭曲，画笔在调色板上蘸了蘸，而后气急败坏地在刚完成的油画上横七竖八地乱涂一气，将他精心创作的肖像涂得面目全非。他不能画眼前这个女人。她不是他的天使。她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不同，是一个令人恶心、令人讨厌的多嘴的家伙。使这么个人不朽，究竟有何意义？像她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

“为什么你要那么做？”萨拉紧张地问，不再摆姿势，走到那幅画跟前，“这下，它毁了。它是那么美，而我站了那么长时间。”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挥舞着双手：“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让我一个人呆着。”

雷蒙德朝她咆哮道，为了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模仿着她的动作，用假嗓说话，“那是我的作品，不是你的。我想要毁了它，就毁了它。”

“你怎么回事？”她给搞糊涂了，“为什么你要模仿我？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可笑。还有，你干吗那么激动？”她朝他走去，但半道上却停住了脚，她看见了他眼睛里阴郁的神情，“我是说，我了解艺术家的脾气，不过，你不觉得你做得过分了吗？”

“回家去，萨拉·门德尔斯，”他说，眼里的神色是决绝的、冷漠的，“这里没你的事，我所在的地方是你决不可能进入的。”

说完，他将画笔扔在地板上，脸冲下趴在床上，胸中交织着极度的失望与愤怒。

“你疯了！”萨拉嚷道，“你不是艺术家，你是个疯子！”雷蒙德没有动，也没有吭声。他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在那里，他感到安全、有保障；在那里，毫不费力地可以生存；在那里，用不着相互交流。

很快，那天在主日学校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在心底里呼唤那位走进他生活的美丽天使，恳求她来到他的面前，帮助他，再一次为他指路。连着几个星期，他感到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洞。那个玻璃的囚牢在向他招手，使他无力抗拒。跟疾病作战，成为他无法了解的那个世界的一分子，这对他来说太艰难了。那个世界仿佛是为魔鬼而存在的，无法容忍他这样的人。

萨拉站在那里，望着床上的他，迷惑地摇摇头。有好几次她注视着那幅画，竭力想从中找出自己的残存的影子。但除了糊里糊涂的一片，什么都找不到。这个古怪的年轻男人把她带进他的生活，而后一把将她抹去了，勾销了。这个人太不可测、太可怕。她的目光再度投向那幅画，他毁的仿佛不仅仅是画，而是她本人。透过那些触目惊心的叉叉杠杠，萨拉看出了无比的愤怒与苦痛。她犯了个错误，她不该来这儿。不过，这个错误至少不是不可纠正的。她急不可耐地抓起手提包，离开了那儿，留下他与病魔孤身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