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傍晚：位于圣安娜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学的走廊上空空荡荡的，一种异样的寂静取代了学生们成群结队、乱哄哄地冲出校门时的喧哗声。学校的保卫人员亚当·伦纳德站在大门旁，耐心地等待着最后一位老师离开教学楼。

亚当是一位健壮的男子，约摸二十八九岁年纪，目前正在读夜大学，准备有朝一日也成为一名教师。当他看见一位纤细、娇弱的红发女子朝大门走来时，他挺直腰板，并迅速捋了捋头发。他知道她已经结婚，他这么做并不是想引起她的注意。

可托伊·约翰逊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使她区别于其他教师。不但学生们为她的魅力和使命感所吸引，几乎与她接触过的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点。她的出现使亚当感到有种莫名的力量，驱策他站得更挺、更直，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对学生们说话更温和、更耐心。她的出现一方面使他振作；另一方面又使他感到不安，似乎他和别的人一样，做得还不够。

他用眼角扫了她一眼，只见她边与一位同事聊天，边慢慢地走近，一头亮泽的红发随意地披散着，大朵的发卷不时飘拂到她的面庞上。她使他想起了图画书上的某个人物，就是他小时候他母亲常为他买的那种图画书。她没有化妆，她的面貌是如此的柔和、娇弱，看上去就像是铅笔画的素描，能轻易擦去。对亚当来说，托伊·约翰逊既美得难以置信，又平庸得令人生厌。

当她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她的脸是那么的光彩照人，绿色的眼睛像两个碧绿的深潭，格外的清澈、明亮。可当孩子们走开后，她就似乎变成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年轻女人，一个你一眼看过之后随即便会忘记的女人。

“今天没人带枪吧？”在与她的同事西尔维娅·戈尔茨坦一道经过大门时，托伊跟亚当打招呼。学校里的人有时笑话这两位女人之间的亲密友谊，因为她们俩外貌的反差是如此之大。托伊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嗓音柔和、委婉，而西尔维娅矮胖、黝黑，心直口快，操着一口响亮、刺耳的纽约口音。

托伊身着一条朴素的长过膝盖的布裙，听说是她自己做的；而她的朋友西尔维娅则服饰时髦：考究的上衣，长裤，平头皮鞋，显见是一套出自名设计师之手的时装。她们俩在一起是如此的不般配。

“没有，今天没人带枪。”

亚当回答道，报托伊以微笑，“不过，明天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

西尔维娅脱口而出。

“那次有个孩子躲在街对面的公寓里的差点朝我们开枪，你在吗？”她顿了一下，用手指了指，“他就站在那儿，在那幢公寓的二楼。你也知道，在那个小阳台上。警察说他手持一支AR—15来复冲锋枪，枪口正对着学校大门。”

保卫人员摇了摇头，用一条粗铁链拴住门把手，上了锁，“我到这儿才六个月。没碰上这事。不过，男盥洗室发生用刀捅人的事件时我在。”

“明天见，亚当。”

托伊突兀地说，猛地拉住女友的胳膊，拖着她离开了那儿。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托伊边朝停车处走，边责问道。

“做什么？”西尔维娅反问道。

“你知道的，”托伊停住嘴，用手挡住刺目的太阳光，“总是谈些消极的事情。”

相对于她的身高来说，西尔维娅显然大大超重了，大多数赘肉堆集在身体的中部，一头直直的黑发在脑后挽了个髻，使她的脸看上去更鼓胀。最近两年她的上唇还长出了淡淡的胡髭。

“好吧，可那并不见得事情就不发生。”

她说着，多肉的脸皱成一团，“你想说什么？”

“光这么说说什么也解决不了，”托伊认真地说，“只会产生消极作用。我以为，如果你总说这些坏事，就好像你希望它们发生似的。”

西尔维娅猛地张开手臂，而后任双手拍落在屁股上。

“消极作用，嗯？”她语气中带着讥讽。

“那么用冲锋枪指着某人就不消极了？放我一回吧，托伊。你生活在乌托邦，可这是一个战区。”

“他们都是些孩子，”托伊毫不放松，“他们只是孩子，西尔维娅。孩子们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得适应他们所处的任何环境，要不然，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好，”西尔维娅回敬道，“你要我们怎么做？给他们统统发一支枪或别的什么，好让他们来瞄准我们？”顿了一下，咂了咂嘴，“不管怎样吧，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有了。”

“这不是真的，”托伊不想让西尔维娅的话扰乱自己。她自打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起读书时就认识了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一家在她还在读高中时就移到了西海岸。托伊最终说服她两年前从郊区的一所异常清静的学校调到杰弗逊中学。她深知她的朋友是一位好人，也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

可她不像托伊那样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教室里瞪着她的大多是黑面孔，其中不少含有敌意或会惹麻烦。

“我们得给他们以爱，”托伊接着说，“向他们表明我们关心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接受他们。别忘了，对街那个被捕的学生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了解他。他所做的无非是拿起了一支属于他父亲的枪。他只是吊儿郎当而已，而现在却给逮起来，关在少教所里了。”

她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父亲才是真正该受惩罚的人，是他把那支枪带进家门，也许他正出外抢劫某人，而他儿子却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吊儿郎当？”西尔维娅吃了一惊，“好吧，原谅我，可我不以为用冲锋枪指着某人的脑袋只是吊儿郎当。”

“你瞧，”托伊立即说，“这正是我想说的。孩子们会玩在他们家中发现的任何东西。这些孩子跟枪一起长大，与枪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西尔维娅打断了托伊，一脸决绝的神情，“你不用多说了，托伊。我已经提出了调动的申请。”

托伊垂下眼，半晌无言。一阵微风蓦地吹过，吹起了她的印花布裙的裙边，可她全然没注意到。她的膝盖上有擦伤的痕迹，那是这礼拜早些时候一群学生突然将她撞倒在人行道上所留下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西尔维娅哀诉道，她的脸由于沮丧而涨红，“我早就知道你会使我产生负疚感。”

接着，她的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八度：“我在这儿没法再呆下去，知道吗？我也试过，可不管用。我想教书，托伊。我想教那些从正常的家庭出来、有学习能力的正常孩子。我不想做一个看守、狱卒。我不想在闲暇时间把自己锁在教室里、战战惊惊地害怕某个恶棍会强奸我或毙了我。”

眼见她朋友仍是一脸失望的表情，她又火上浇油：“我不想整天到晚听叽里呱拉的外国话。这是在美国，你知道。这儿有一半孩子甚至不会说英语。他们是西班牙人、越南人、海地人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论。”

“你可以什么使你幸福就做什么，”托伊慢慢地抬起眼睛温和地说，“可孩子们喜欢你，西尔维娅，尽管他们并不总是表露出来。你跟他们处得不错。你可以在这里开辟新局面。”

西尔维娅将手指插进头发，扯了扯。当她松开手时，手指上绕着一绺头发。

“瞧瞧！”她叫道，手在托伊的脸前挥舞着，“我并不想将头发扯下来，它是自己掉的。如果我再在这个臭洞里呆一个月，我就会变成秃头。肥胖和离婚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要是我成了秃头，那我就永远别想找到男人。”

托伊想到她朋友没了头发的样子，不禁大笑。西尔维娅也跟着大笑，刚才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

“我得走了，”几分钟后她说，“今天下午我得去看玛吉。”

西尔维娅变得严肃起来：“她怎么样？”托伊作了个起伏的手势：“你也知道，她正在好转。不过，化疗后身子很虚弱，没法回到学校上课。跟你说吧，要是通过最后一轮治疗，好转之前白血病复发，我可真说不准她能否挺过去。”

“你还在接济这一家子？”托伊脸色苍白，后退几步，朝她的“大众”车走去。

“稍微给点儿。”

她不自然地说，对话题转到这上面多少有些忸怩。

“斯蒂芬知道吗？”托伊走到她的车旁，打开车锁，弯身钻了进去。

“明儿见。”

她从车窗中探出脑袋说。

“那么说，他并不知道。”

西尔维娅说着，皱起眉头。

托伊发动了引擎，朝她朋友挥挥手，想让她的朋友从车窗旁走开，她好上路。

“你犯了个错误，”西尔维娅告诫道，竖起一只手指在托伊面前摆了摆，就好像托伊是她的某个学生似的。

“他早晚会发现的，托伊。要是我跟那么一位英俊的医生结了婚，我不会干任何会危害我们之间关系的事。”

“你瞧，”托伊提高噪门，跟她平时的嗓门比起来，近乎在喊，“你得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而我也得做我心里觉得要做的事。”

话音刚落，她将车倒退了几米，迫使另一位女人不得不闪开。

“离婚可不是好玩的事，”西尔维娅追着开车远去的托伊嚷道，“相信我，你不会觉得它有趣。”

托伊驾驶着她的“大众”车过了几个街区，来到多拉多街，她将车停在一所拉毛水泥粉刷的住宅前。住宅显得有些寒酸，油漆斑驳，院子里杂草丛生。一位小个子西班牙妇女推着一辆装有杂货的婴儿车经过她的身旁。有几辆车座极低的汽车沿街开过来。从车窗内传出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托伊奇怪的是，这个地方何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快。圣安娜市座落在奥兰治县境内，离迪斯尼乐园不过几英里。从前，这里占优势的是白人和清教徒。如今的情形已完全不复如此。占统治地位的是西班牙文化。但由越南人和韩国人构成的亚洲社团也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船民，逃离了故土前来寻求他们的美国梦。托伊小时候，快车道上不像今天那样有“小西贡”这样的标志物存在。

她正要跨出车门朝那所房子走去，突然西尔维娅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她一时不知所措，把头伏在方向盘上。她知道她朋友的忠告是对的。斯蒂芬禁止她再给罗伯茨一家钱。他说，那家人的父亲不干活，他不想再抚养另一位男人的孩子。尤其是因为他和托伊无法生育他们自己的孩子。她曾试着解释这一家的悲惨处境——如果父亲有固定工作，这一家人就再也领不到州政府的救济金，就没法支付玛吉的医疗费。而母亲的情形比父亲的更糟糕。由于患风湿性关节炎而被困在轮椅上。她丈夫争辩说，我们有自己的帐单要付，并提醒她他上医学院期间所欠下的巨额债务，都得彻底付清。她丈夫现在有了自己的外科诊所，就托伊所知，他每月所挣的钱不少。为什么他不能用其中的一些钱去帮助处于绝境中的人们？几个月前，她丈夫买了一辆崭新的“梅塞德斯”。当他要为托伊也买一辆新车时，她委婉地拒绝了。她那用了十年的“大众”车还跑得好好的，她对他说。孩子们在挨饿。她宁肯摒弃在他觉得不可抵挡的新皮革的香味，继续开她那辆旧车。

托伊无法理解她丈夫在别人要帮助时的吝啬态度。他总提到的那笔贷款已经拖了十年以上尚未付清。为什么他们不能等段时间再还？她平时居家过日子从不挥霍浪费，所买的都是生活必须品：食物、衣料、遮阳篷。她只求这一切能增添希望。为一个垂死的孩子，为将来，也为别人的仍不得不呆在家中的孩子。但愿他们能度过困厄。

抬起头，托伊通过反光镜瞥了眼自己的形象，只见镜中的女人面无血色，扭歪着脸，几乎都认不出那就是自己。也许他们是对的？她是一位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她只图帮助别人，却任自己的生活从指缝中溜走？她能就此罢手吗？她摇摇头，算是对自己的问题的回答。西尔维娅可以调到另一所学校，只要她愿意甚至可以放弃教职。但托伊却别无选择。有某种力量牵引着她，某种她朋友无法理解的、而她亦无法使自己与之分享的东西。

这种神秘的现象第一次发生在托伊读高中二年级时，她突然得了重病。

刚开始时，她父母以为她得了感冒。可到半夜时，病情加剧，父母慌忙把她送到当地医院的急救室，医师诊断她患的是心包炎，即位于心脏周围的液囊发炎。送到医院仅仅几秒钟后，托伊就转成了心脏病。她母亲断定那天要不是在医院，在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下她肯定活不过来了。可托伊对自己的病却很少这么想。对托伊来说，她之所以生病有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从此永远改变了她的生活。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从生理上来说她死了。可她却感到从不曾如此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她感到自己与树，与风，与大地，与宇宙融为一体，仿佛自己就是整个宇宙的一分子。

就打那时起，她明白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孩子必将成为她终身的事业。

正当医师们忙于救她时，托伊却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坐满孩子的房间里。一位特别的孩子走近她，跟她说话。她记得那孩子为孤独和痛苦所包围，无法逃脱。不过，在梦境结束之前，托伊感到它是那样的美丽，孕育着无穷的希望，令人敬畏，令她永志不忘，并愿意用她的余生去再次寻觅它。她不知道那男孩是谁，但她深信自己以某种方式帮助了他。

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托伊这次不寻常的旅行却不乏确凿的证据——她记得清清楚楚：在梦中她将那只父母在她十六岁生日时送给她的戒指给了那个男孩。作为回报，她醒过来时戴着一只塑料戒指，就是人们有时在盒装麦片内会发现的那种。这件不值钱的小玩意随即成了她最宝贵的财富。在阴霾的日子里，托伊会躲在卫生间，从她放香波和别的个人用品的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那只戒指，戴在手上，并静静地等待着。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期待着被重新带回那一刻。对托伊来说，这只小小的戒指好像一只从天上掉下来的护身符。她将它带回，从濒死的边缘将它带回。

它一定具有某种意义，某种神秘的内涵。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将它带回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将它带回。但她知道戴着它会使她感到镇定、安宁。每当她摘下桔黄色的塑料南瓜戒指，将它放回隐蔽处，便是她准备与这世界再度奋战之时。

她父母当然只能从低层次上理解她的这番奇遇，为他们的爱女绝境逢生而欣喜万分。他们坚持认为他们送给她的那只戒指不过是在混乱中丢失了，甚至可能就是在她刚送进医院时被急救室的救护人员摘下的。但托伊明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她到医院时，她病得厉害，他们立即把她交到等候在那里的医师手上。她敢肯定戒指一直戴在手上，正如她敢肯定那天晚上发生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事，某些她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仔细考察那次濒临死亡的体验及有关的现象，试图将发生在她身上的偶然事件推到一个深层次，可她所看到的文章和第一人称叙述的报道或者声称看见了基督显圣，或称看见了长长的隧道，或称看见了万丈光芒，还有的人则称他们看见了死去的亲人和所爱的人。

而托伊看到的只是孩子的脸。

从纷繁的思绪中收回神，托伊打开车门，穿过人行道朝大门走去。这天是月中，托伊深知这意味着从月初起攒下来的帐单已到最后的期限。如果明天之前再不付房租，这家人就会被赶出门。那样的话，叫一个垂危的孩子在污秽、拥挤，充斥着精神病人和醉鬼的公共避难所里如何活？一次，托伊把有好几个孩子的一家安置在避难所，随后痛苦地得知最小的男孩惨遭一个老头的骚扰。她决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在玛吉或她的兄弟姐妹身上。命运对这一家已经够残酷的了，他们需要一线转机，而她发现这惟一的转机就寄托在自己身上。

在敲门前，她打开手提包，查了查她的支票簿，埋怨自己怎么没到银行去一趟。如果她再开支票，斯蒂芬就会发觉。她应该改用现金。合上皮夹，她心头掠过一丝阴影，明白自己已经作出决定，便毅然举手敲门。如果斯蒂芬将一辆新“梅塞德斯”看得比人的生命还重，那末，他完全可能为了一个亮丽的模特儿而折价出卖她。

她可以为他改变发型，甚至可以为了与他的医生同事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那些时髦的聚会而任由他替她买花哨的服饰，但她不能改变她内心的东西。

托伊赶在丈夫之前回到家，小心地脱下鞋子放在门口的小垫子上，随即冲进厨房去准备晚餐。斯蒂芬坚持用黑白两色来装饰房子。她脚下这块毛绒地毯很难保养。赤着脚走过起居室，她瞧见锃亮的黑色表面上都是灰，思忖着在她丈夫回家之前是否要搞好卫生。有时，当她真的对他很气恼时，她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将白色的地毯泼满墨汁，再拿把雕刻刀在黑色的家具上乱刻一气。她抗议过。她希望她的家就像一个家——一个温暖、舒适的所在，而不是一个无菌、禁忌重重的地方。她喜欢一些随意收集到的小摆设、温馨的盆景和色彩绚丽的图画。而斯蒂芬受不了零乱，更讨厌明亮的色彩。她想要一条小狗，可斯蒂芬却说那对白色的地毯将会是一场灾难。

有时，她简直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一间手术室里。

在纯白色的厨房里，托伊将几只土豆搁在案板上开始削起来。可她的思绪又回到玛吉和她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尽管那女孩表现得挺顽强，病情有所减轻，可她仍然极为虚弱、消瘦，无法起床。今天，她说出了她的恐惧，跟托伊谈到了死，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

“你会好起来的，”托伊坐在她睡的双人床的边沿上，不住地劝道，“你不会死的，玛吉。你会战胜病魔，拥有美好的人生。”

“我不这么想，”她轻声说，“我感到它了，你知道，我知道它正等在门口。”

孩子挨近托伊的脸，声音低得近乎于耳语。

“有时在晚上，”她接着说，“当大家都睡着的时候，我在床上望过去，我敢肯定我能看见它。它看上去像一个巨大、丑陋的阴影，就站在那儿瞪着我。”

“你瞧，那都是因为你害怕所致，”托伊柔声安慰道，“那不是死神，玛吉。死是美丽的、神奇的、无痛苦的。你不是看到了吗？人生是如此艰难，死是对我们的一种报偿。”

“这些我都知道，”女孩微弱地回答道，“你以前也这么跟我说过。可我不相信。”

她停住嘴，两眼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转回到托伊身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也许，这应该是件圣诞礼物，可我想现在就送给你。”

“先收着吧，”托伊说，“我宁愿在圣诞节早上跟你一起打开它。你知道我会来这儿的。去年我就在这儿，不是吗？”女孩的嘴瘪了瘪，摇了摇头。她不想告诉托伊她在想什么：她熬不到圣诞节那天了，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别那么想，”托伊连忙说，温柔地抚摩着她瘦瘦的胳臂。

“我没告诉过你有天晚上我梦见了什么吗？我梦见你身披白色的婚纱，漂亮极了。听着，玛吉，”她接着说，“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新娘。”

女孩舔了舔干燥、皲裂的嘴唇，当她再度开口时，声音里已带喘息，“把礼物取出来。就在柜子上。”

想到这里，托伊放下手中的小刀，搁在厨房的台子上，走进卧室，打开女孩送给她的小包裹，轻轻地抚摸着里面的东西。玛吉送给她的是一件印有“加州天使”字样的棒球衫，跟她生病那天晚上穿的T恤一模一样。后者是她的一位男朋友带她去看棒球赛时买给她的，托伊后来就拿它当睡衣。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她心想，玛吉竟然会送给她同样的T恤。当然，她对自己说，那不是女孩自己买的，是女孩的一位亲戚送给她的礼物，她又转送给了托伊。突然，她决定穿上它。于是，她脱下身上的衣服，挂在橱里，然后套上那件T恤，又蹬上一条退了色的牛仔裤。赤着脚回到厨房，她想起了被送到医院的那天晚上所穿的拖鞋，希望它们还在。那种卧室里穿的拖鞋确实很滑稽，又大、又蠢，制作成动物模样。她那双的样子像企鹅。她决定下礼拜给玛吉买一双，玛吉一定会很开心，而此时此刻，一笑值千金。她得鼓起女孩的精神，驱散她对死神的恐惧。

“怎么样？”斯蒂芬在门口说，“晚餐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托伊欢快地说，迎上前去拥抱他。尽管托伊身高五英尺八，可她丈夫的身高超过六英尺三，裹住了她。他身材瘦长而结实，像个运动员，黑眼睛，黑头发，英俊的脸上永远是一副自信的神情。她嗅吸着他刚刮过胡子的脸上的麝香味儿，把头埋在他的胸前轻轻挨擦着：“今天过得怎么样，宝贝儿？累吗？”

“别问了，”他生硬地说，推开她，从脖子上拽下领带，“还记得我三个月前做的那例胆囊手术吗？唉，那蠢女人告我治疗不当。我救了她的命，可她却只担心她身穿比基尼是什么样子。她认为那条疤太大了。”

“对不起，”托伊说道，温柔地吻着他的前额，“会没事儿的。法庭对这类诉讼有多头疼，这你知道。”

但她也明白确实有担心的理由。每次斯蒂芬被起诉，他要支付的治疗不当的保险费就提高，而近来他接触过的每个病人都想要起诉。

“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大概半个钟头后。”

她说着，返身将土豆倒进锅里去煮，竭力不去理会他脸上烦恼的表情。他俩刚认识时，斯蒂芬还是位实习医生，约会时他总给托伊讲笑话，使她笑个不住。他们坐在那儿，谈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谈如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侃就是好几个钟头。如今，他们几乎不再交谈。但托伊深知做一名外科医生的不易。哪怕你做得再成功，人们也总是不以为然，这些年来，斯蒂芬变得紧张、刻板。她曾经爱过的无忧无虑的年轻男人已不复存在。现在，她的丈夫变得苛求、粗暴，在家里就好像在手术室里一样发号施令。他似乎再也无法放松。即使在他们做爱时，她都能感觉到贯穿他体内的紧张。

“你知道，我喜欢在六点钟吃饭，”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得在上床前消化吃下的东西。这个要求过分吗？”

“不，斯蒂芬，”托伊说着，点燃炉子，准备烧菜，“我刚回家。放学后我还得办些事。”

“什么事？”他问。

“一些小差使，”她撒了个谎。接着，她满脸生辉地说：“嗨，要是你饿了，我可以为你做份快餐。”

“我不要吃快餐。”

他断然拒绝道，话音刚落，人消失在门口。

大约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今天发生了一桩异常的事。你认识一个叫雷切尔·麦古芬的人吗？”托伊呆住了。雷切尔·麦古芬是玛吉的婶婶，由她替罗伯茨一家兑换支票，因为这家人在银行里没有帐户。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睃巡着。

“什么问题？”接着，她咯咯地笑道：“我还以为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无关紧要的谈话呢。我没想到这是一场审讯。”

“别这样！”他放大嗓门，“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女人？银行今天下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称她试图兑换一张我们的面值六百元的支票。我跟他们说支票是伪造的。”

托伊手中的擦碗布掉在地板上：“什么？你怎么能那么做？他们也许会逮捕她。天哪，斯蒂芬，支票是我给她的。她没有伪造。”

她往墙式电话机旁走去，想打电话给罗伯茨家，对这场误会表示歉意，但愿银行没有报案，可她丈夫挡住了她的去路。

“谁都休想，”他怒不可遏地说，“我是说谁都休想拿走我的钱，除非我同意。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托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你要开支票给她？我有权知道，我现在就想知道。”

托伊的上唇在颤抖，脸色白得跟她身后的墙一般。她憎恶争吵。每当她与斯蒂芬发生口角时，她便走出房间，呆在卧室里直到他平静下来。她很少提高嗓门，讨厌任何形式的摩擦。可这是一场她无法逃避的战斗，彻底解决的时机到了。

“那并不全都是你的钱，”她迎着他严厉的目光说，“我也在挣钱。你今天设法在你那宝贵的银行帐户上保住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玛吉一家免遭无家可归的厄运。可你毁了这一切，不是吗？”他双手乱舞，“我早该知道，”他说，“又是这该死的罗伯茨一家。你难道就不明白他们是在利用你，托伊？你怎么就那么幼稚？”她站稳脚跟，挺直身子：“你怎么能那么麻木不仁？”

“我恨这个！”他咆哮道，他呼出的热气喷到了她脸上，“我禁止你再给这些人一分钱！你管做饭，搞卫生，我来管这个家里的钱。我们结婚时我就告诉过你该这样。”

托伊大踏步走到炉子旁，熄灭了火。在她明白过来前，他会不知不觉地走向“大男子主义”。托伊感到这正像心理学家们所说，人们会竭力仿效其父母，而不管其父母是好是坏。斯蒂芬的父亲也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以铁腕来治理他的家庭。尽管斯蒂芬也曾经反对过他父亲的清规戒律和家长作风，却不由自主地以同样的方式来治理他自己的家庭。

托伊抓起她的手提包，夺路而走。

“你想到哪儿去？”他嚷道。

“我得重新给他们开一张支票，他们的房租今天晚上必须付。他们已经得了逐客令。”

“那是他们的事，跟你无关。”

他说，跟在她后面到了大门口。

“跟每个人都有关。”

托伊回过身面对着他，“当一个孩子病了，需要帮助时，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你是个医生，斯蒂芬，我还以为你懂得这点呢！”他扭住她的胳膊，疼得她停止了脚步，“你走出这个门，托伊……我……就别回来！”蓦地，她感到自己仿佛是茧中的蚕蛹，被死一般的寂静所包裹。斯蒂芬早些时候已经把起居室的电视打开了，可她全然听不见。街上车流如织，可她置若罔闻。她所能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心跳声。如耳语般，她低声说：“你此话当真？”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气咻咻地说，“我不可能成为这整个城市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他开始在她面前踱来踱去。

“我今天一大早就进了手术室，谁知道我今天晚上就不用出诊？我辛辛苦苦地挣钱。那些人……他们懒惰……游手好闲。他们想搭便车。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现状：一些人指望着别人养活他们。好啦，”说到这里，他鼓起胸脯，向她吼道：“他们别想从我的银行帐户得到任何免费的享受，别想再利用我妻子。我受够了！”他停止踱步，镇定下来，瞅了瞅他妻子脸上灰心的神情。托伊每每总是回心转意，他心想，自信地以为问题已经解决。

“你不明白吗？”他恢复了平静的声调，“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的缘故，你都有点儿精神变态。就像你老是跟我谈到的那些古怪的梦，你想象自己把孩子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啦，我以为就是歇斯底里的一种表现。我想，你需要治疗。”

斯蒂芬一开设自己的诊所，便声言要开始生儿育女。可托伊却不怀孕。

他丈夫肯定她没有不育的身体障碍。她做过测试、检查，甚至忍受了手术探测，都没有查出毛病。斯蒂芬也检查过，同样没有毛病。他的精子数量正常。

他们得等，最终会怀上孩子，专家如是说。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我们吃饭去吧，”斯蒂芬说道，往厨房走去，“我饿了。”

走到房门口，他停住脚，回转身，等着托伊跟在后面。大门仍然开着，风将几片树叶吹落在进门的大理石通道上，给屋内带来了一丝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