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写作说明很没必要，甚至很讨厌。理由是，需要解释的故事极有可能不是好故事。我对此观点并非全然反对，这也是我把它作为补充放在书末的原因之一（放在这里也是为了避免它引来某些人大骂其“老鼠屎”的恼人声音，而这些骂声通常是来自于常会搅坏一锅粥的人）。

之所以还要附上这些说明，是因为有许多读者喜欢它们。这些读者希望知道诱发一个故事最终被写出来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写作时作者脑子里在想什么。本书的作者并不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他能提供一些随意的想法，读者或许会感兴趣。

《薇拉》

这很可能并不是本书中写得最好的一篇，但我十分喜欢它，因为是它引领了我的一个新的创作时期——至少对于短篇来说如此。《日落之后》的大多数故事都是在《薇拉》之后写的，并且是在一个很短的、连续的时间段里（不到两年）。

至于故事本身……幻想故事有一点很棒，它能使作家们有机会去探索生命消亡后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发生的事。在这本《日落之后》中，有两篇是探讨这个主题的。（还有一篇是《〈纽约时报〉特惠中》。）我从小接受的是正统卫理公会教义，而尽管很久之前我就摒弃了系统的宗教及其种种生硬而顽固的断言，心中却一直相信它的主要观点，即我们以某种形式超越了死亡。我实在无法接受，如此复杂并且有时如此美妙的生物到最后竟会灰飞烟灭，如路边垃圾般不堪。（很可能只是我不愿意接受而已。）不过，是以何种形式超越的呢？

我还需要等待有朝一日得到答案。目前能想到的最合理的答案是，我们会困惑，而且不太愿意接受新的状态。我最大的希望是，爱可以超越死亡。（我承认我是个浪漫主义分子，不服气就去告我吧。）若真是这样，那么就会是困惑的爱……还有一点点忧伤。当爱与忧伤同时出现在脑中时，我开始听乡村音乐：乔治·斯特雷特、BR549、马蒂·斯图尔特……和脱轨器乐队。当然，最后一个担当了这个故事的背景音乐。我想，薇拉和大卫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订婚期。

《姜饼女孩》

现在，我和妻子每年都会在佛罗里达州过一段时间，靠近墨西哥湾旁边的环岛。那里有许多十分庞大的住宅——有些古老而优雅，有些花哨而浮夸。几年前，我曾和一位朋友在其中一个岛上漫步。他指着一排巨无霸豪宅对我说：“这里的大多数住宅一年里有半年，甚至八个月都是空的，你能想象吗？”我能……而且觉得可以从中想出一个好故事。故事由一个非常简单的设定而来：无人的海滩上，恶棍在追逐一个女孩。可是我想，首先这个女孩要先逃离某样东西或某件事才会来到这里。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姜饼女孩。只不过，就算是跑得最快的人也必须要停下来抗争。还有，我喜欢用关键性小细节推动的悬念故事。这个故事里有很多。

《哈维的梦》

关于这个故事，我只能告诉你们一点，因为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很可能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它来自于梦中。我一气呵成地写完，所做的不过是把潜意识讲述的故事记录下来而已。这本书中还有一个关于梦的故事，关于它我知道得稍微多些。

《休息站》

六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圣彼得斯堡的一所大学里读书读到很晚，所以，等我将车开上佛罗里达收费公路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中途，我在一个休息站停下小解。如果读过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那里的厕所就像个中等安防标准的监狱里的小隔间。言归正传，我在男洗手问外停了一下，因为我听到一男一女正在女洗手间里争吵。两人听上去都十分激动，似乎马上就要动起手来。我的脑海里天人交战，不知道万一他们真打起来我该怎么办。我想：看来必须把理查德·巴克曼召唤出来，因为他比我强悍。结果，女洗手间的两个人相安无事地走了出来，尽管那位女士在哭。于是此事不了了之，我开车回了家。那一周的稍晚些时候，我写下了这个故事。

《健身车》

若是曾经骑过这一类玩意儿，你肯定知道它们有多乏味。而要是你也曾逼着自己坚持每天锻炼，你就会明白那有多难。（我的格言是：吃更容易。不过，是的，我也坚持锻炼。）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与此类健身器械除了恨还是恨的不良关系，不只是健身车，还有我踏上过的每一台跑步机和每一台爬阶器。

《遗物》

就和几乎所有美国人一样，九一一事件对我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根本性的。和大批文学小说或大众小说的作者相同，对于书写这样一个与珍珠港被袭和肯尼迪遇刺并列为美国历史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也有所迟疑。可是，写作是我的天职。双子楼倒下的大约一个月后，我有了这个故事。如果不是想起二十五年前和一位犹太裔编辑的谈话，或许我还不会把它写下来。他对于我写作《纳粹高徒》颇有微词。

他说，你不该写集中营，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不是，那个故事才更有意义——因为写作是一个主动去理解的行为。像每一个那天早上看到纽约的天际线燃烧的美国人一样，我想去理解那个事件和它不可避免地留给人们的伤疤。这个故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写下的。

《毕业日午后》

一九九九年的车祸以后，我开始服用一种名叫多塞平的抗抑郁药——并不是因为我抑郁（他忧郁地说），而是多塞平据说有镇痛作用，而事实证明它的确是有用的。可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前，去伦敦宣传《丽赛的故事》时，我感觉是时候扔掉那玩意了。我没有征询主治医师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停了药。骤然停药的副作用是……有趣的。大约一周时间，夜里闭上眼时，我会看见栩栩如生的摇摄镜头，就像电影里一样——树林、田野、桥梁、河流、篱笆、铁轨、挥舞锨镐的筑路工人……然后，所有画面会一遍又一遍重放，直到我睡着为止。只有这些纤毫毕现的画面，从来没有情节。画面消失时，我莫名地感到有些伤感。停药后，我还做过一些梦。其中一个——我在梦里看到巨大的蘑菇云在纽约上空炸开——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题。写下它时，我甚至意识到这个画面已经在不计其数的电影（更不用说电视系列片《耶利哥》中出现过，因为那个梦有某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我一边心怦怦地乱跳，一边想，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迟早会发生。就像《哈维的梦》一样，这个故事更像是听写下来的。

《N.》

这是本书中最新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发表。它深受阿瑟·梅森的《潘神》的影响，那个故事（和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一样）克服了冗长叙事带来的疲惫，毫不留情地击中了读者心中的恐惧区域。它带来过多少不眠之夜呢？上帝才知道，但其中有些是我的。在我看来，《潘神》在恐怖小说类型中的地位己接近一头“白鲸”，每一个严肃对待此类型的作家或早或晚都会触及它的主题：现实是稀薄的，而其背后真正的现实是个满是怪物的无底深渊。我想尝试将梅森的主题和强迫症嫁接在一起……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强迫症的困扰；（我们不是都曾临出门前又回过头去检查烤箱或煤气炉关掉没有吗？）部分是因为强迫症几乎是所有恐怖故事不可或缺的因素。你能想出任何一个成功的恐怖故事里的人物没有主动去触碰自己讨厌和厌恶的东西吗？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壁纸》。如果它是你大学课程的选读篇章，教授们很可能会告诉你那个故事体现了女权主义思想。的确是那样，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描述思想如何在其自身强迫性思维的重压下挣扎的故事。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了《N.》里。

《来自地狱的猫》

如果说《日落之后》里有像CD的隐藏曲目似的作品，这篇《来自地狱的猫》应该就是了。为此，我要感谢跟我共事已久的助理玛莎·德菲利玻。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再出一个短篇集时，她问我是否终于决定要将《来自地狱的猫》收进去了。这个短篇还是我年轻时向男性杂志投稿阶段写的，曾经于一九九零年被拍成电影，成为影片《黑暗的故事》中的部分内容。我答复她说，那个故事已经被放人以前的四个短篇集中的一个了。她向我出示了目录，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就这样，在它出现在《骑士》杂志三十年后，这个故事终于在此时被放进了精装本中。说起当初为何写它，还有个有趣的过程。当时，《骑士》杂志小说版的编辑名叫奈·维尔登，为人十分体贴和善。他寄给我一张猫的特写照片。照片中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愤怒的表情——它的脸从中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纯白，另一半却黑得发亮。奈计划举办一次短篇小说比赛。他提议以那只猫为主题，由我写个五百字的开头，再请读者们接着往下写，最好的一篇将被出版。我同意了，却在写的时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完成了整个故事。我记不清最终写出的故事是否被当做最佳作品发表，但之后它确实被别人编入了几部短篇小说选集中。

《（纽约时报）特惠中》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去澳大利亚旅行，租了一辆哈雷·戴维森，把它从布里斯本开到了珀斯。（好吧，我承认，穿越澳大利亚大沙漠时，我把它塞进了丰田陆上巡洋舰的后备箱里，那里的路，比如说枪筒高速公路，简直就像你所能想象的地狱之路的样子。）旅行很愉快，我经历了许多冒险，也吃了很多尘土。痛苦的是在二十一小时的飞行后倒时差。我从不在飞机上睡觉，怎么都睡不着。要是空乘拿着时髦的睡衣出现在座位旁，我就会画个十字，请她离开。从旧金山飞到布里斯本的奥兹酒店后，我拉上窗帘倒头就睡，一觉睡了十个小时，醒来后精神抖擞，立刻便可上路。只可惜那时是当地时间凌晨两点，连电视节目都没有，而我带的书又在飞机上看完了。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笔记本，于是我趴在酒店房间的小桌子上写下了这个故事。太阳升起来时，我已经写完了，于是爬到床上又睡了几个小时。故事也应该让它的写作者感到愉快——这是我的观点，欢迎你们提出自己的看法。

《哑巴》

我在本地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报道：一位在某所高中工作的秘书挪用公款逾六万五千美金去买彩票。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不知她的丈夫对此作何感想，于是我写下这个故事来探究答案。它让我想起了曾经每周在《希区柯克剧场》中品尝到的“毒糖果”。

《阿雅娜》

如我早些时候在这些注解文字中所说，愿意涉猎幻想题材的作家总是能在“死后的世界”这一主题中找到灵感。上帝——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这类故事的另一主题。每当我们问关于上帝的问题时，排在前几位的总有：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另一些却死去；为什么有些人康复，另一些却没有。一九九九年我在车祸中重伤，只要当时坐的位置再偏上几英寸，我的命就保不住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是往别的方向偏一点，我可能一点伤都不会受。）当时，我就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一个人活下来了，我们说“这是奇迹”；如果他或她死了，我们则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会以理性对待奇迹，也无法理解上帝的旨意——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他对我们的兴趣恐怕不会超过我们对皮肤上细菌的兴趣。可是，在我看来，奇迹确实会发生；每次的呼吸都是一个奇迹。现实固然稀薄，却不总是黑暗的。我并不打算给出答案，我只想书写问题，并试着表达这样的看法：奇迹有可能不只是神佑，也可能是负担。或许，这都是胡扯。不过，不管怎样，我喜欢这个故事。

《困境》

每个人都会偶尔用到路边的可移动厕所，哪怕只是用过夏季里公路部门为了应付旅客高峰而在休息站里临时增加的那些。（想到这句话听上去能让人产生多么不愉快的联想，我忍不住偷笑。）天，没什么比在炎热的八月午后，踏进一个那样阴暗闭塞的小房间里更让人感觉糟糕的了。热得像蒸笼，加上那非凡味道。事实上，每次进去，我都会想到爱伦·坡的短篇故事《活埋》，并不停地担心万一厕所倒下来该怎么办？特别是周围没有人能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最后，我写了这个故事，原因同我写其他一些特别让人不舒服的故事一样，亲爱的读者：为了将那些让我恐怖的东西传达给你们。不得不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带着孩子气的恶趣味，我甚至把自己恶心到了。

好吧。

有一点点被恶心到。

说到这里，我要向亲爱的你们说再见了，至少是暂时。如果奇迹继续发生，我们将再次见面。在此期间，谢谢你们阅读我的故事。我希望，这些故事中至少有一个会让你在熄灯之后辗转难眠。

保重……等等！烤箱是不是还开着？

露台烧烤后有没有忘记关煤气？后门锁了吗？你真的记得把锁拧了一圈吗？那些小事是很容易忘记的，说不定现在就有人溜进来了，可能是个拿刀的疯子。所以，不管是不是强迫症，你……

最好还是去看看，对不对？

斯蒂芬·金

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