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天，晚上六点十五分

迈克尔·格雷厄姆医生被释放已经两年了。他正站在他弟弟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前面的走廊上，跟全家人一起庆祝节日。埃尔顿提议他们到外面去谈，否则一会儿他的妻子萨莉就会让他收拾餐具。地面上覆盖着白雪，空气冰冷刺骨。

“女人，”埃尔顿嘟囔着，把衣服领子竖起来，双手在一起搓着取暖。

“萨利使唤我就像对一个孩子一样。狗屁，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快疯了。”

格雷厄姆医生身材高而且瘦，他已经驼背，面色苍白，这都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艰苦地劳动了十六年造成的。他的弟弟比他矮，从格雷厄姆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的体重增加了三十磅，他的腹部现在已经鼓起。

“我应该走了，埃尔顿，”他说。

“我必须去医院的墓地值夜班。”

埃尔顿抬头看了看夜空，空中乌云密布，看不见一颗星星。他住在一排联体房子里，房屋之间没有任何界限。他看到邻居从私人车道将车倒出来，他大声喊，“唷，吉米，我为你准备了一些很好的防滑轮胎。下星期在午饭的时候到店里来看看，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工作很忙，埃尔顿，”他的邻居说，“我以后会去找你的。”

他开车走了之后，埃尔顿转过身面对着他哥哥。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说：“他还以为被提升为银行经理助理就成了决策人了？他们让从学校刚毕业的孩子也干这些工作。但是他们比我做得好。我讨厌卖这些该死的轮胎。”

二

格雷厄姆医生问，“有没有办法再找一个教学的工作？”

“我被宣判为性犯罪者，我的教书生涯已经成为历史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无法从我们家庭发生的事情中恢复过来。你是我的英雄，我还记得你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妈妈是那么为你骄傲。我很庆幸她没有活到你进监狱的时候，否则会让她心碎的。当然，她从来不会肯定我，你总是她最欣赏的。教书挣钱不多，但至少我能从我的学生那里得到一点尊重。这都是因为那个撒谎的小婊子，你肯定后悔生了她。”

“她是我的女儿，埃尔顿，”迈克尔对他说，声音有些激动，“另外，我太粗心大意了，我把上了膛的步枪放在了孩子们能够发现的地方，而杰茜卡只有九岁。国家不会惩罚一个无辜的人，我是有罪的，你懂吗？我对她说我应该受到谴责，所以她才告诉警察是我杀了菲利帕和杰里米。”

“我的情况不一样，”埃尔顿坚持说。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从没有强迫一个女人和我发生关系，更不要说一个孩子。不管怎么说，这里冷得像个冰箱，我们可以到地下室去谈。除了浴室，我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保留隐私了，我这里有一些东西，我想你应该看看。”

“我们需要面包和牛奶，”当两个男人走进厨房的时候，萨利大声喊。

“你必须去市场了，不要以为你可以逃避家务，埃尔顿，你知道，我也工作。明天晚上，你来做晚饭。”

“好，好，好，”她丈夫说，“我稍后会去商店的。”他从腰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门。来到里面，他按下了灯的开关，然后顺着陡峭的台阶往下走。

地下室里有一股潮湿的麝香气味，它使格雷厄姆医生想起了斯塔岛区的阿瑟克尔监狱，他在那里服过刑。在一张掉了漆的橡木桌子旁边，放着两把破烂的塑料躺椅。

“坐下，”埃尔顿说着，打开了一个便携式的取暖炉，从桌子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些报纸。

“这是什么？”他开玩笑说，捡起一块带有三个孔的自制木头扁板。

“是你的教具吗？”

“再也不是了，”他弟弟说。

“我猜你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吧？”

“我没有看电视，而且我也很少看报纸，”格雷厄姆医生说着，坐到了另一把躺椅上，把扁木板放在了一个箱子上，他弟弟把它当做茶几使用。

“我想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我曾经加班很长时间，曼哈顿的房租太高了，我必须通过额外的轮班挣钱，否则我就得搬出这个城市。”

“为什么？你已经攒了一些钱。”

格雷厄姆医生说，“我将来需要那些钱。”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曾经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但现在成了一个忧伤的中年男人，他为了在医院里工作，不得不干倒便盆的活。监狱改变了他的一生，有时甚至剥夺了他生存的意志。他曾经渴望被释放的那一天，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迷失了方向，发现自己很难承受外部世界的压力。他在监狱里的洗衣房工作时，左手的拇指被压力机压坏了。埃尔顿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早就不去看望他了，尽管斯塔岛区并不遥远。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残疾，可能更多地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他的手指曾经长而灵巧，是做外科手术的完美工具。他的弟弟不会注意到的，埃尔顿是个只管自己的人，几乎不去考虑别人的情况。

“如果我能重新获得行医执照，那么自己开业要花一大笔钱，”格雷厄姆医生继续说，“别的医生是不会收留我的，因为我有被判刑的背景。我可能重新回到医学院，我已经从事过十八年医学事业。埃尔顿，在监狱的时候，为了阅读医学刊物，我晚上都不睡觉。医学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飞速发展，我再也不可能做手术了。但这也无所谓，如果我能做一个普通医师，我也会很幸福的。”

格雷厄姆医生在被判谋杀他的妻子和儿子之后，他在纽约州的行医资格就被取消了。

他刚被假释，就提出了恢复行医的申请，但他犯罪的严重性使他重新从事医疗事业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他在妻子和儿子死前有一些积蓄，他准备用全部时间来学习，也许他会重新回到医学院。但他的假释官中断了他的计划，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如何，假释条款都强制性规定他必须用全部时间来工作。

即使是内科医生，在被判过刑之后，也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无论如何，是犯罪导致了人生的大门被关上了，没有哪个职业愿意雇用一个凶手，哪怕他只要求最低的工资。

他最后只好求助于他原来的一个熟人——西尔玛·卡里罗，她现在是曼哈顿圣·安东尼医院人事部的负责人。在她刚刚被聘用为一个接待员之后不久，她十岁的儿子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格雷厄姆医生免去了她的费用。从那时起，她每年都要给他写两三次信，感谢他救了她儿子的命，并且直到最近还继续关心这个男孩的发育情况。听说他进了监狱，她非常难过，但仍然继续与他保持着通信。

“这个工作太委屈你了，格雷厄姆医生，”西尔玛曾说，“你肯定你能受得了吗？你要扫地和倒便盆。”

“我在监狱时就扫过地，”他回答说，“相信我，没有比在监狱里更令人感到羞辱的了。”当他听到弟弟说话时，才回到现实中来。

“你的孩子又有麻烦了，”埃尔顿说着，递给他几块剪下的报纸，“萨利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也许这一次，他们会把杰茜卡扔进监狱。恶有恶报，你不这样看吗？”

格雷厄姆医生盯着报纸上的照片，然后迅速地浏览了一个内容。

“这不是杰茜卡。我知道这个女孩，梅洛迪·阿舍是在塔西克多俱乐部长大的，菲利帕的父母和我是朋友。梅洛迪过去经常到我家和杰茜卡玩。”

“噢，那就是杰茜卡，”埃尔顿说，在另一把躺椅上伸直了身子。

“我已经注意她好几年了，难道你要告诉我你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

格雷厄姆又读了一遍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有关于被害女人的两张照片，劳蕾尔·古德温和苏珊娜·波特，然后是一个女人的近距离特写照片，他们确认她是梅洛迪·阿舍。他把报纸放在面前，担心他的眼睛是不是欺骗了他。他的女儿曾经是红头发，而这个叫阿舍的女人是却是金发，但现在他能更清楚地看到照片，他肯定那就是杰茜卡。她长着她母亲的下巴和高高的颧骨，还有她的小鼻子，尤其是她的眼睛是不会被认错的。他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为他的女儿卷入这些可怕的犯罪中感到震惊。

“这的确是杰茜卡。她一定住在洛杉矶，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她。报纸没说任何关于她是嫌疑犯的事，她与那个男人约会，而第二个女人在那个男人的房子里被杀了，如此而已。你不得不发泄对杰茜卡的怒气，我在监狱里都知道了，但这对你所恨的人没有什么，它只会使你痛苦。”

“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埃尔顿说，他的语气有些尖锐，“自从她编造了关于我和她发生关系的故事，我就一直暗中注意她。大约十年前她和一个怪模样的时装设计师结了婚，那时她已经是个模特儿，她的照片被贴得到处都是。我担心如果我告诉你，我在监视她，你可能以为这是出于某种让人恶心的原因。我的意思是，我不敢肯定在对我的审判中你会站在哪一边。当我告诉你杰茜卡在撒谎的时候，你说你相信我，但她是你的女儿。”

毫不奇怪埃尔顿为什么不去医院看他了。

“我尽力支持你，”格雷厄姆医生对他说。

“但我在监狱里，我什么也做不了。杰茜卡从来不给我回信，你也从没有带她去看我。”

“嗨，”他弟弟自我辩解说。

“这个小混蛋不愿意去，我还能做什么？我想给她一个体面的家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告诉她老师那些关于我的谎话。我的精神病医生说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你知道，在对你的审判中，每个人都对她大肆吹捧。她还嫉妒达斯迪和卢克，这两个男孩想赢得她的好感，但他们从来都取代不了杰里米。”

格雷厄姆的眼睛湿润了，杰茜卡和杰里米是永远不可分离的。

“她和里兹·琼斯结婚不久，”埃尔顿说。

“我读到一篇文章说这个家伙死了，他们说是自杀，也许是她杀死了他，却逃脱了惩罚。警察说这两个在洛杉矶的女人被注射了某种有毒的混合物。在你被判入狱、杰茜卡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让我们给她买了一套医疗用品的玩具，但她抱怨说注射器的针头不锋利。她说你用桔子教她怎样打针。”

格雷厄姆医生想起了杰茜卡多么热爱学习，她希望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医生，整天缠着他教她。他确信她会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我必须找到她，”他说，“如果我能让杰茜卡在医疗委员会面前放弃她的证词，我就可能重新获得执照。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洛杉矶是个很大的城市，我想她的名字肯定不在电话薄上。”

“给警察打电话，”埃尔顿对他说，“我几年前就失去了她的音信，但我保证警察知道怎么找到她。”他站起来，拿起报纸，伸到桌子旁，抓起他的放大镜，“在这儿，迈克。给文图拉警察局打电话，找汉克·索耶侦探，告诉他你有重要的关于谋杀的信息。噢，那个真正的梅洛迪出了什么事？你的女儿不仅是个撒谎者，还可能是个凶手。她是你的骨肉，你是想让她继续杀人，还是想阻止她？”

一小时以后，格雷厄姆医生坐上了回曼哈顿的地铁，他的思绪仍然徘徊在与弟弟的谈话中。他觉得很可笑，杰茜卡竟会使用她童年伙伴的名字——梅洛迪。她的哥哥杰里米曾经告诉他，她把自己的一个玩具命名为梅洛迪，然后把它扔在她的卧室里，用脚踩它。从那时起，一个有魔咒娃娃的九岁女孩就成了他们饭桌上的笑谈。但杰茜卡终究存在一个问题，她是一个喜欢操纵别人而且要求苛刻的孩子，唯一能和她友好相处的人就是她的哥哥。

过去的记忆涌入了他的大脑。

他淹没在周围的人群，地铁的声音和人们的谈话声中，思绪回到了十八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

知道真相的人会说那是一个意外事故，但他们错了。情况总是相似的，但没有谁曾经吸取过教训。最可恶的一点是那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意外。大多数人读了报纸上的文章后，很快就忘记了，只有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们才会理解。几乎在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不负责任的人都在导致他们的孩子和亲人的死亡。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杰里米不会允许他忘记。就像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小说里，他儿子的鬼魂每到节假日就来拜访他。他的目光穿过窗户凝视着黑暗的夜空，看到他九岁的女儿手里拿着他的步枪站在门口，杰里米在他母亲菲利帕旁边弯着腰。他想从杰茜卡手中夺过枪，但是太晚了。

三

“噢，我的上帝！”格雷厄姆医生大声喊，把杰里米的尸体从他妻子身上抱走。男孩正在吻她，说晚安，子弹就穿过了他的身体，射进了她的额头。

“按电话上那个红色的紧急按钮，赶快，杰茜卡！现在就去。”

格雷厄姆医生知道，他不能同时对两人实施心脑复苏。因为菲利帕摄取了一定量的酒精和镇静剂，子弹进入她的大脑时，她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她心跳已经停止，在这种头部重伤的情况下，她活下来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

格雷厄姆医生把他儿子放在地板上，开始进行心脑复苏。

“快点，杰里米！”他大叫着，“不要让我绝望，儿子。搏斗，为你的生命搏斗。”

警察和救护车在哪里？汗水从格雷厄姆的脸上流下来，他必须赶快抢救，否则他儿子的命就没了。

格雷厄姆医生用眼角看了一下杰茜卡，她靠着墙缩成了一团。她脸上的一块肌肉痉挛了，瞪大了眼睛，她显然是被吓坏了。步枪被扔在几英尺外的地板上。

一个人也没有来，因为他的女儿根本就没打电话。他现在来不及思考了，他抓起一个破旧的棕色皮箱，那曾经是他父亲的东西，他把它藏在壁橱里面一个不易找到的地方，所以孩子们就不会轻易发现它。如果他把步枪藏在同样的地方该有多好。他用手术刀切开他儿子胸部的软骨，打开他的胸腔，用手指抓住了里面的部分。他冲着杰茜卡大声喊了好几次，希望她能从恐惧状态中恢复过来，帮助他抢救杰里米。他无法向当局通报，他的手里捧着他儿子的心脏。

灯光好像突然暗了下来。格雷厄姆医生抢救他儿子的努力失败了。他盯着那支步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架可恶的杀人机器。

他曾经是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的注册会员。他的一个叔叔制造了这把五磅重的步枪，他的父亲在他十岁生日的时候把枪送给了他。当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武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时，他卖掉了曾经收藏的大量枪支，唯独保留了这支轻型步枪，那是他和他已故的父亲之间仅有的一点儿联系。杰里米一定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用过那支步枪，并且不负责任地在枪膛里留下了弹药。

片刻之前他还在争分夺秒，现在，一种可怕的沉寂占据了房间。死亡胜利了。格雷厄姆医生感觉自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最后一次吻了他的妻子，拉过一条床单盖住了她的头。他把杰里米前额的头发梳到后面，扯过血污的床单，把他也盖了起来。

他把杰茜卡抱在怀里，下楼来到客厅里，轻轻地把她放在沙发上。

“杰茜卡，”他声音颤抖着说，“你能听到我吗？我是爸爸。没有人要伤害你，宝贝。那是我的错，懂吗？爸爸从来都不应该把枪放在你们能发现的地方。”

格雷厄姆医生又一次喊她的名字，然后把手在她面前来回晃动。杰茜卡没有眨眼，他解开她的睡衣，检查了她的身体，确认她没有受伤。他记不起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大脑一片混乱，他的心破碎了。他抖动着肩膀，开始抽泣。

他走到厨房给警察打了电话，然后出来走到楼上的主卧室。他女儿目睹的事情是这样残酷，以至于她的精神已经崩溃。她可能永远都不能从中摆脱出来。她的身体可以在医院里继续健康地成长，但她的精神会处于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他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曾经看到过像雕像一样神情呆滞的孩子。

他跪在地上，“带我走吧，上帝，”他哭喊着，仰面盯着房顶。

“让我毁灭吧，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只留下我的宝贝女儿。”

他还有什么理由活着？他的医疗事业会被毁掉，他的妻子和儿子会在坟墓里腐烂，他的女儿可能永远不能恢复。即使她能恢复，也会被今天晚上的恐惧永远纠缠。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就是她哥哥。

格雷厄姆医生不加思索地就拿起步枪来到了车库里，把枪管塞进了嘴里。但他又抑制住自杀的冲动，把枪扔在了水泥地面上。他取出子弹，把它们放进口袋里，然后从橱子里找了一把大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向步枪砸去，每砸一下就发出一声痛苦的哭喊。

一个长着馅饼脸的胖大警官从后面抓住了他，把他摔倒在地上。他看见一个黑头发的小个子警官站在杰茜卡旁边，警官弯下腰抓住了女孩的手。格雷厄姆医生想说什么，但那个大个子警官用脚踩住了他的脖子。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小个子警官用一种柔和的声音问，“你能告诉我们是谁杀了楼上的人吗？”

杰茜卡的粉红色睡衣被血浸透了，脸颊上划了一道巧克力的颜色，她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着她的父亲。

“是他干的。”

“这个男人是谁？”

“我爸爸。”

“你肯定吗？亲爱的？”警官继续说，与他的伙伴交换了一下目光。

“你看见他开枪了吗？你怎么能肯定是你父亲干的这些坏事？”

女孩抬头用一种无神的、漠然的眼光看着他。她说话时，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成分，几乎像另一个人或一架机器在替她说，“我知道是他干的，”杰茜卡说：“我知道是他干的，因为他对我说是他干的。他也想杀死我吗？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

汉克离开验尸官的办公室之后，从卡尔那里买了一个干酪小汉堡包和一些油炸食品，在汽车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按响了斯坦利和简·卡普林家的门铃。他们的房子在码头上，还有一个小船坞。房子从外面看显得比较朴素，但光这块地就值将近一百万美元。

卡普林夫人把门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把门打开一道缝儿往外看。

“我是索耶侦探，”他说。

“我能进去吗？”

“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只比耳语大一点儿，“斯坦利正等着你呢。”

简·卡普林个子比较矮，大概有五英尺二，她的身材像芦杆一样瘦，弯曲的棕色头发使他想起那些癌症患者。她的痛苦是如此深重，侦探不得不扭过脸去。母亲好像总是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对待这种巨大的痛苦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发怒来释放，要么把自己扔进绝望的无底深渊。随着时间的流逝，坚强的人达到一种接受现实的状态。根据她痛苦的眼睛来判断，汉克发现卡普林夫人好像无法从女儿的死亡中摆脱出来。

他们一定是在二十年前买的这所房子，家具看起来已经过时，地板上铺的是粗绒地毯。圣诞节才过了一天，但他没有看到圣诞树或什么装饰。他看到铺着瓷砖的过道上散落了一些松针，他们一定有过一棵圣诞树，但是在劳蕾尔被杀后又搬走了。这所房子里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诞树几乎是令人讨厌的。

侦探跟着卡普林夫人走过通往书房的走廊，墙上的照片展现出了劳蕾尔·古德温的生活经历。他看了一眼那个在游泳池里嬉戏的女孩，她十几岁时化妆参加的第一次舞会，值得骄傲的大学毕业，容光焕发的新娘，最后是被崇拜她的学生包围着的老师。

这时，她不再是被切割的尸体，她是劳蕾尔。

照片突然没有了，就像劳蕾尔的生命突然结束了一样。在靠近书房门口的墙上留下了一大块空白，卡普林夫人一定是留出来给她外孙的。一个人被杀死后，就有一整个的世界被消灭了，她后面的子孙将永远不可能存在了。

汉克的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墙上的木板是黑色的，客厅狭窄而局促。他想，卡普林夫人的这面墙，已经变成了一堵悲哀的墙。

斯坦利·卡普林身高大约五英尺七，体重超过二百磅。他穿着一件棕色的高尔夫球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他的带坐垫的棕色躺椅旁边有个烟灰缸，上面放着一支正燃烧着的香烟。怪不得他感到这么难受，汉克握着他的手想。他刚才只顾注意卡普林夫人和照片，没有意识到房子里充满了香烟的气味。

“我们可以出去谈吗？”他问，掏出一块手帕捂住了嘴和鼻子。

“噢，”卡普林先生说。

“不用担心，我会把烟熄灭的，到外面去太冷了。再说，那些新闻记者会来纠缠我们。”

汉克不情愿地坐在了沙发上，把手帕叠起来放回了口袋里。卡普林以为把烟熄灭就解决问题了，但是要想除掉房子里的臭气，就得把房子推倒重建。

他以为卡普林夫人跟着他进了书房，他回头看了看门，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您妻子不想过来吗？”

“简很难过，”卡普林说着，用手摸着一天没刮胡子的下巴。

“自从我们听说劳蕾尔被杀了，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劳蕾尔是我们唯一的孩子。简的输卵管有点儿问题，我们用了十年时间，做了两次手术才怀上这个孩子。”

汉克掏出一个录音机，放在了咖啡桌上。

“我的记忆最近很坏，”他说，“希望你不会在意。”

“没关系，”卡普林先生说，他眯起了黑色的眼睛，“你们逮捕了那个叫沙利文的家伙了吗？狗娘养的凶手。我听说，他也杀害了苏珊娜·波特。她的丈夫昨天晚上又给我打电话，那个年轻人，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们都希望沙利文被判死刑。”

汉克想，波特案子的情况还没有一点儿进展。案发时她丈夫跟另外十个人在喝咖啡，房子也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都说他们像新婚夫妇一样恩爱。除了六支股票的投资和许多性感的内衣，他妻子没有隐藏任何东西。没有以前的情人、没有敌人、没有吸毒和酗酒。埃里克·瑞特米尔，那个邻居家的男孩，开始被认为是可能的嫌疑人。尽管他有一辆摩托车，但他的女朋友发誓说，在苏珊娜·波特被害时，他正在他的卧室里和她做爱。

他回过头面对着斯坦利·卡普林，“给我讲讲你女儿和尼尔·沙利文的关系。”

“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卡普林问，在椅子上向前欠了欠身。

“从第一次开始。”

“劳蕾尔是个好学生，”他说。

“她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和尼尔约会。我们对她的约会并不感到高兴，这个男孩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所以我们觉得这点挺好。但是，他是那种缺少男子气的孩子，简觉得他可能是个同性恋。”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汉克问，他掏出一根牙签塞进嘴里，“他们为什么断绝了关系？”

“我看到这个小混蛋在我的后院里吸毒，”卡普林大声说。

“他还把毒品给我的女儿吸。劳蕾尔的成绩开始下降，直到我亲眼看到，我们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叹了口气，思绪回到了过去。

“我阻止了他们的关系。我禁止劳蕾尔再去见尼尔，并且威胁要把他送给警察。她开始认真地学习，最终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她什么时候又开始见尼尔·沙利文的？”

“去年的某个时候，我想，”卡普林回答，耸耸肩膀，“我和我妻子都不知道。”

“你指控沙利文贩卖毒品，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卡普林说，他的声音大而沙哑。

“你问我证据？你没有在他浴室里发现注射器吗？上次我和你谈话，你告诉我验尸官在劳蕾尔身体上发现了一个注射针孔，那可能就是她致死的原因，这块狗屎给她注射了什么东西。这个家伙住着一百万美元的房子，开着一辆法拉利。你认为他的收入都是卖画赚来的吗？那些艺术品只是一个掩饰，他实际上是个毒品贩子。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证据？”

“我们正在调查尼尔·沙利文的所有行动，”汉克说。

“如果他在贩卖毒品，我们会最终发现的。沙利文说劳蕾尔住在你这儿，是真的吗？”

卡普林说话前深吸了几口气。

“她丈夫把她赶出来之后，她就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不要说我责备他，如果我是他，我也会那样做。”

“你能说详细点儿吗？”汉克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卡普林小声回答，“劳蕾尔在欺骗她丈夫，我从没有告诉我妻子。”

胡扯，侦探想，眼看着他的案子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通奸是历史上最主要的谋杀动机之一。

“你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吗？”

卡普林盯着地板，六神无主。汉克等了几分钟，然后说，“先生，我是问——”

“我听到了，”斯坦利·卡普林说，捡起他的香烟夹在嘴里。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必须问乔丹。我所知道的只是他是个年轻人，非常年轻，十八岁或十九岁。”

“劳蕾尔在学校工作了多长时间？她教十一年级，对吗？”

“是的，”卡普林紧咬着牙吐出了几个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那个家伙是她以前的学生或什么的，我听到了几乎所有能听到的说法。如果事情与性有关，一个男人不希望知道他的女儿在做什么事情。乔丹会告诉你其余的事情。”

“谋杀发生的当晚，”汉克说。

“你告诉我说，劳蕾尔的前夫最近给你打过电话，你还能回忆起那次谈话透露了什么信息吗？”

“首先，”卡普林说：“乔丹仍然还是她的丈夫，他们两年前就分居了，但他们的离婚还没有最终办理完毕。劳蕾尔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她觉得他们的婚姻还能挽救。我对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但她不听我的。”

汉克站起来，他感觉如果再不离开，他会窒息的，他必须回家换一身衣服。

“我需要与她丈夫取得联系，”他说：“我还需要知道他打电话的精确时间和日期。”

斯坦利·卡普林陪他走到门口，“那大约是三天前，在她……”他停下来，擦了擦眼睛。

“这太难了，我从未想到我不得不埋葬我的女儿，你们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归还她的尸体？”

那可的确很艰难，汉克想，但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还拥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侦探总是认真听取一个人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在刚才几分钟的时间里，卡普林已经从他过去的女儿劳蕾尔说到她现在——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事情因为节日被拖延了，”侦探对他说。

“我今天早上在验尸官的办公室里，我想不会晚于星期三的。一旦得到确切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那个电话——”

卡普林打断了他，“乔丹没有表现出生气或别的什么，他只是想知道劳蕾尔是不是已经签了协议。”

“他有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她可以找到他？”汉克问，“我们已经与海军联系了好几次，但他们不是非常合作。”

“像乔丹这样的军官可能在任何地方，由于朝鲜以及伊拉克的麻烦，他的位置可能是保密的。”

“让我们假设他不在海外，”汉克说着，把牙签放在了嘴的另一边。

“你认为他有机会杀死她吗？”

“没有，”斯坦利·卡普林摇着头说：“这说不通。乔丹在发现她和那个傻孩子睡觉时，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愤怒，为什么要在这时候伤害她？”

“也许他想和她重归于好，但被她拒绝了。”

卡普林盯着侦探的眼睛说，“凶手是尼尔·沙利文，如果在这个周末他没有进监狱，我就会亲自杀了他。”

“我不认为你会那样做，”汉克对他说：“那样你就与杀死你女儿的凶手没有什么不同了。”

卡普林怒视着他，然后把他关在了门外。汉克在那里站了几分钟，慢慢地离开了走廊。像卡普林这样的被害人亲属说出这样的话并不稀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说的话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也有人将他们所说的话付诸了实施。他希望斯坦利·卡普林不是后者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