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酒店的大厅总是很热闹，到处都是人，今天也不例外。准确地说，到处都是外国人。披金戴银的女士，穿亚麻西服或军装的男士。到处能听到热烈的交谈，闻到高级香烟的味道，还有忙忙碌碌穿梭不停的跑堂。当然也可能到处都是恶棍，其中有一位还在等我。虽然装出愉快的惊喜，但是一看到他我简直有些毛骨悚然。从表面上来看，他还是前几天那个马努埃尔·达席尔瓦，自信满满，穿着近乎完美的西服，鬓角的几丝白发彰显出成熟稳重，温文尔雅。没错，他看上去跟前几天没什么不同，但光是看他一眼，我心里就充满了抗拒，要很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要转身飞快地逃跑。逃到街上，逃到海滩，逃到世界的尽头，逃到任何一个远离他的地方。之前一切都只是怀疑，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在那迷人的外表下也藏着一个同样堂堂正正的灵魂。但现在我已经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很不幸，那些最坏的猜测都变成了现实。希尔加斯的怀疑在教堂的一张板凳上得到了验证。在战乱的时代，做生意不再以诚信和忠实为本，达席尔瓦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德国人。而且仿佛这样还嫌不够，他为这笔交易添上了最恶劣最阴险的一笔：如果那些老朋友妨碍他的好事，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消灭。想起马库斯正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心里又感到针扎般的疼痛。

我的身体告诉我应尽快从他身边逃离，但是理智告诫我不能那么做。并不是因为这时候一辆装满了衣箱和行李的小车暂时堵住了酒店的旋转大门，而是因为其他更加不容置辩的原因。我刚刚得知二十四小时后达席尔瓦将要在家里款待他的德国朋友。毫无疑问，那就是希尔加斯的妻子预见的聚会，而且在那次聚会上很可能会披露英国人渴望知道的所有信息。我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达席尔瓦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必须迎难而上。

“亲爱的艾瑞斯，我也感到很难过。”

我愣了两秒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他可能把我的沉默理解成了一种感情上的反应。

“谢谢。”等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低声说，“我父亲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还是愿意用宗教的方式来怀念他。”

“你有兴趣去喝一杯吗？虽然现在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听说你去过几次我的办公室，所以我今天特来回访。真不好意思，你去了几次我都不在，最近出差特别多，其实我很不愿意经常出门。”

“我觉得去喝点儿东西也不错，谢谢。我这一天也比较忙。没错，我去过你的办公室，不过就是想去跟你打个招呼，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我硬着头皮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得以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挤出了一个微笑。

我们走向头一夜见面的那个露台，所有的场景又开始重演。或者说，基本上一样。虽然表演的道具别无二致：微风中轻轻拂动的棕榈树，视线尽头处的大海，皎洁的银色月光，温度正合适的香槟酒，但是我们之间开始有了些不一样的东西，不在我，也不在周围的环境。当马努埃尔又开始跟周围的客人打招呼，我从身后细细地观察着他。于是我发现，那不和谐的感觉源自他。他表现得很不自然。虽然当面非常热情，像往常一样施展出浑身的魅力，嘴里说着友好的话，脸上挂满了亲热的表情，但是等到同他说话的人一转身，他的脸上就只剩下一丝严肃而专注的苦笑，不过他转身朝向我的时候，这种神色又自动消失了。

“这么说你又买了更多的布料？”

“还有丝线、辅料、装饰，还有许许多多小物件。”

“那你的顾客会很惊喜的。”

“尤其是那些德国女人。”

箭已经离弦了。我必须让他做出反应，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让他邀请我去他家参加聚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的任务也就到此结束了。

他扬起眉毛做了个询问的表情。

“那些德国顾客是最挑剔的，也最关注衣服的品质。”我解释说，“西班牙女人比较关注衣服做成以后的样子，但是德国女人却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完美，非常苛刻。不过幸运的是，我跟她们相处得很好，理解起来也毫无障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有种特殊的能力，能讨她们的欢心。”说着我狡黠地朝他挤挤眼睛。

我举起酒杯送到嘴边，强忍住没有一口喝光。来吧，马努埃尔，来吧，我心里想。想想我说的话，邀请我，我会对你有用的，在你们为“狼的口水”讨价还价、并且商量怎么摆脱那些英国人的时候，我可以负责帮你招待来宾们的太太，哄她们开心。

“马德里也有很多德国人，是吗？”他问。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绝对不那么单纯，并不只是因为好奇而想了解邻国的社会环境。事实上，他是想知道我有哪些熟人，跟他们的关系又怎么样。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我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使用什么样的字眼儿：一些关键的名字，有分量的职务，还有漫不经心的口吻。

“相当多。”我假装没什么兴趣地说，然后靠在椅背上，佯装慵懒地垂下手，又架起腿，喝了一口酒。“斯托赫尔女男爵，就是德国大使的夫人，上次来我店里的时候说马德里已经成了德国人理想的殖民家园。说实话，她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生意。比如艾尔萨·布鲁克曼，据说是希特勒的密友，每星期都会去我那儿两三次。而在汉斯·拉萨尔家最近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哦，他是德国大使馆的新闻官……”

我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趣闻轶事，又假装不经意地提了几个名字。

表面上漫不经心，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要紧。而就在我用淡然的语气讲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达席尔瓦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他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几乎根本就不理会身边人的招呼与问候，从未抬起过酒杯，指间的烟越燃越短，上面的烟灰越来越长，好像一条丝质的蠕虫。直到最后我决定松一松手中的绳子。

“真不好意思，马努埃尔。我想这一切对你来说一定相当乏味，宴会、漂亮衣服，还有一群无所事事的女人之间的琐事。还是你来说说吧，你出差还顺利吗？”

我们又聊了半个多小时，这期间谁也没再提德国人。但是这个话题仍像气味一样飘在空气中。

“我想现在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他说着看了看表，“你愿不愿章……”

“我觉得很累。要是你不介意的话，要不我们明天晚上一起吃饭？”

“明天恐怕不行。”我注意到他犹豫了几秒钟。我屏住了呼吸。然后他继续说：“明天晚上我已经有安排了。”

来吧，来吧，来吧。只需要再轻轻地推一下。

“那太遗憾了，那将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的沮丧是真真切切的，因为我是多么渴望从他嘴里听到等了那么久的一句话。“星期五我就要回马德里了，我那儿攒了一堆活。佩德利诺男爵夫人，就是拉萨尔的妻子，下星期四要开个招待会，到时候我有好儿位德国顾客想在宴会上……”

“也许你会愿意参加。”

我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

“只是几个朋友的私人聚会。几个德国人和几个葡萄牙人，在我家里。”

“带我去里斯本，多少钱？”

车里的男人左右看了看，然后摘下帽子，使劲挠了挠头。

“十块。”他嘴里叼着烟头说。

我递给他二十。

“我们走吧。”

在此之前，我想睡却睡不着。各种思绪和情感在脑子里不停地翻滚碰撞。为自己的任务终于有了转机而满意，又为第二天等着我的那一切焦虑，还为令人悲伤的真相而心烦意乱。此外，最烦恼的是，因为知道马库斯·洛根正是马努埃尔黑名单上的人物之一而感到极大的恐惧，而且我想很可能马库斯还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不知道怎么通知他，心里生出了沉重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两次遇见他的地点截然不同，距离也很远。也许只有在达席尔瓦的办公室里才能找到一些线索，但是我不该再去打扰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了，更何况她的老板已经回来了。

凌晨一点，一点半，一点四十五。我感到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两点。两点十分。我起来了无数次，阳台的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喝了一杯水，点亮了灯，又关上了。两点四十。三点。三点一刻。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办法，或者至少是值得一试的途径。

我从衣柜里找出颜色最深的衣服穿上，一套黑色的马海毛套装，一件铅黑色的外套，还有一顶宽檐帽，一直压到眉毛。最后我拿起了房间的钥匙和一把零钱。除了运气，不需要别的了。

我踮着脚尖从服务人员楼梯走下来，周围一片沉寂，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不知道自己走在哪里，只是凭直觉分辨着前行的路。厨房、食品储藏室、洗涤间、锅炉房，最后从地下室的一个后门来到了街上。这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刚刚才注意到那是一个垃圾出口，但至少都是有钱人的垃圾。

正值半夜，在相距几百米的地方，赌场的霓虹灯还在闪烁，时不时从那里传来最后几个熬夜赌客的声音，几句告别、哈哈大笑或者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一切又都归于沉寂。我竖起领子，双手插兜，坐在马路牙子上，躲在一堆吸管盒子后面，静静地等着。从小在贫民社区长大，我知道很快就有人要忙碌起来了，很多人天不亮起来，就为了让那些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的人们生活得更舒适。不到四点钟，酒店的服务人员区就亮起了灯，接着从里面走出两个服务员。他们在门口停下来，用手笼着火点了一根烟，然后慢悠悠地走远了，第一辆经过的车是一辆小客车，远远地停下，卸下十多个年轻女孩走了。那些女孩还带着朦胧睡意，我知道她们是下一班的服务员。第二辆车是一个三轮货车，从里面出来一个瘦瘦的男人，胡子拉碴，下车后就跑到车后部翻找着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他拎着一个大竹篮子走进了厨房，因为天黑，距离又远，我看不清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但是看上去很轻。当他出来，又走向那辆小车时，我来到了他身边。

我试图用一块手帕把座位上的麦秸掸干净，但是根本没用。车里一股鸡粪的味道，到处都是羽毛、碎的鸡蛋壳，还有干掉的鸡粪。别看酒店里用来招待贵宾的鸡蛋都被精心烹制，放在金丝边瓷盘里。但把它们从鸡窝运到酒店厨房的车可远远没那么精致。一路上随着三轮车的突突声不停地颠簸摇晃时，我试图不去想乔恩驾驶的宾利车那柔软的皮质后座。我坐在这位送货员的右边，两人挤在不到半米长的前座上。虽然身体贴得很近，但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除了不得不告诉他我需要去的地址。

“就是这儿了。”到达的时候他说。

我认出了这栋楼。

“如果两个小时以后您能来接我回去，我会再给您五十。”

他不需要口头表示同意，用手碰碰帽檐，表示成交。

门厅紧闭，我坐在一张石凳上等着巡夜人的到来，帽檐依然压得很低，领子高高地竖着。为了不让自己为那渺茫的机会担忧，我试图集中注意力把粘在衣服上的麦秸和羽毛一根根地摘掉。幸运的是，我并没有等得太久。不到十五分钟，我等的人就到了，手里拿着一大把叮叮当当的钥匙。我磕磕绊绊地告诉他我把包落在里面了，他相信了，帮我打开了门。我在信箱上寻找着名字，三步并作两步走上楼梯，用一个比我自己的手还大的铜把手敲了敲门。

里面很快就有人醒了。我听到有人趿着旧拖鞋，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出来，猫眼被拉开了，门的另一边出现了一双黑色的眼睛，眼里除了眼屎，还有诧异。然后又听到更加轻快敏捷的脚步声，低而急促的交谈声。虽然隔着厚厚的木门，我还是认出了其中一个嗓音，正是我要找的人。当一只蓝色且富有生气的眼睛出现在小小的洞口那边时，我更确信了这一“罗萨琳达，我是希拉，快开门！”

一个门闩打开了。另一个。

重逢是如此匆忙而出人意料，我们各自强压着心头的狂喜，她连珠炮一样低声地说：

“我的天啊，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可是，深更半夜的你来干什么？他们告诉我说你要来里斯本，叫我不能见你。你在马德里怎么样？还有……”

我心里也充满了喜悦，但恐惧让我变得更加谨慎。

“嘘——”我试图让她冷静下来。但是她没有理会我，而是继续说着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虽然是在凌晨时被我从床上叫起来，她却仍然光彩照人，消瘦的骨骼和近乎透明的皮肤外面是一件象牙色的丝绸睡衣，长及脚面。大波浪的长发似乎稍稍短了一些，说话又像以前一样，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混杂在一起，抢着往外蹦。

这么近距离地跟她在一起，长久以来一直埋在我心里的无数个问题一下子都蹦了出来。自从匆匆离开西班牙，她到底过得怎么样？她是怎么想方设法挣扎着开辟新的天地，又如何能承受贝格贝尔的离去？她的房子还是那样豪华气派，可我知道她的经济来源有限，绝对无力独自承担这样一栋住宅。但是我不想问她。不管境况有多么艰难，环境有多么黑暗，罗萨琳达·福克斯浑身上下还是散发着一如既往的自信和活力，那种乐观的精神足以横扫一切障碍，应对一切艰难险阻。只要她愿意，甚至可以令人起死回生。

我们手拉着手走过长长的通道，在黑暗中窃窃私语，然后来到她的房间，关上了门。那一瞬间，得土安的记忆像一阵非洲的风向我席卷而来。摩尔人的地毯，摩洛哥灯笼，还有那些画。我认出了一幅贝尔图奇的水彩画。阿拉伯人的石灰墙，卖橘子的里夫女人，负重的骡子，穿着长袍的男人女人，背景是摩洛哥天空下一座清真寺尖塔的剪影。我转移了视线，现在不是思乡的时候。

“我得找到马库斯·洛根。”

“不会吧，怎么那么巧。他前几天来找我，打听你的消息。”

“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警觉地问。

“我说的全是实话。”她说着举起右手好像要起誓一样，“我说我最后一次见你还是去年在丹吉尔。”

“你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他吗？”

“不知道。他只说还会再来卡尔戈，别的什么也没说。”

“卡尔戈是什么？”

“我的倶乐部。”她说着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斜靠在床上，“是我跟一个朋友合伙开的，很棒的生意。我们现在就以此为生。”她笑了起来，“不过我另找时间详细告诉你吧，现在我们集中精力来谈最紧急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马库斯，亲爱的。既不知道他住哪儿，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不过，你过来，坐在我身边，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重又找回一如既往的罗萨琳达，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虽然她仍特立独行，神秘莫测，但是即便是在半夜，也还是那么清醒果决。一旦经过了最初的惊喜，并且了解到我深夜来访的具体目的，她就再也不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问题上了。既不问我在马德里过得怎么样，也不追问我这趟是来做什么情报工作的，虽然当年正是她自己亲手把我送上了这条路。她很明白眼前有更紧迫的事情，而且做好了帮助我的准备。

我大概叙述了达席尔瓦的情况，以及马库斯跟它的关系。我们俩都窝在她那张大床上，旁边只有一盏昏暗的灯，上面罩着一个真丝的褶皱灯覃。虽然我明知自己已经违背了希尔加斯要求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跟罗萨琳达接触的命令，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让她帮我出主意会妨碍我的任务。我对她的信任几乎是盲目的，而且她也是我唯一可以求援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逼我来找她的，因为我被派到葡萄牙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没有紧急求援的线索，没有靠山，所以我别无选择。

“我经常碰见马库斯，有时候他会来我的俱乐部，有时候我们会在阿维玆酒店的餐厅里碰到，有几天晚上，跟你一样，我在埃斯托里尔赌场跟他相遇。他还是那么热情有礼，但是对自己的职业始终有些躲躲闪闪，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过我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不过当然，我相信肯定不是记者。每次我们遇见的时候都会聊几句，然后亲热地告别，承诺要常常约见，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些什么，亲爱的。也不知道他干的事情是不是干净，或在搅什么浑水。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定居在里斯本，还是经常在里斯本和伦敦或别的地方之间往返。但是如果能给我几天时间，我可以试着去调查一下。”

“我想可能来不及了。达席尔瓦已经安排他手下的人，要除掉他们给德国人让路。我必须得尽快通知他。”

“当心点儿，希拉。也许他也正在参与什么你不知道的勾当。别人没有告诉你他跟达席尔瓦之间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而且我们在摩洛哥跟他在一起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不知道他离开以后都经历了什么。事实上，就是那时候我们也并不了解他。”

“可是他帮我接回了我母亲……”

“他不过是个中间人，再说，他是提出条件作为交换的。你要记得，那不是一个完全无私的恩惠。”

“可那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个记者……”

“我们以为是，但事实上后来根本就没有看到哪张报纸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对胡安·路易斯的采访，可那不是他去得土安的主要目的吗？”

“也许……”

“而且他在摩洛哥的西班牙辖区待了那么长时间，却没发表过任何关于那里的报道。”

也许可以有上千个理由来解释这一切，而且一定很容易找到，但是我不能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非洲已经是过去了，葡萄牙才是现在。而我手头的事情真的十分紧急。

“你必须得帮我找到他。”我摒除一切疑虑，“达席尔瓦已经吩咐下去了，至少应该让马库斯知道这件事。然后他会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定会努力找到他的，亲爱的，你放心吧。但是我希望你行事谨慎些，你要知道我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也不是曾经的自己了。在几年前的得土安，你是一位年轻的时装师，而我是一个大人物单纯快乐的情人。你看看我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看看我们俩现在在哪里，得用什么样的方式见面。马库斯跟他的环境很可能也已经变了。这就是生活，尤其是在这样的年代。如果说我们当时对他不够了解，那现在更不了解了。”

“他在做生意，是达席尔瓦自己告诉我的。”

听到我的解释，她充满讽刺地笑了。

“别那么天真，希拉。这几年‘生意’这个词可以用来当做任何事情的黑色保护伞。”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该帮助他？”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困惑。

“不。我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你万事小心，不要太冒险，因为你都不能肯定自己想要保护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到底在干什么。命运的百转千回真是令人惊讶，不是吗？”她带着一丝笑意说道，从脸颊上拂开金色的头发，“在得土安的时候他疯狂地爱上了你，而你却始终不肯答应和他在一起，虽然你们之间相互吸引。而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为了保护他，你冒着暴露的风险，把自己的任务放在一边，谁知道你还为此做出了什么疯狂的事。我还是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不肯和马库斯开始恋情，但是我想他在你心里留下的痕迹一定很重很重，所以你才会为了他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我不想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因为我对拉米罗的事情还记忆犹新，他留下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可那已经过去很久了……”

“还不够久。一想到又要忍受那样的痛苦我就充满恐惧，罗萨淋达，我真的很害怕。拉米罗给我留下了太多伤痛，那段回忆对我来说真的鲜血淋漓，不堪回首。我知道马库斯迟早也会离开的，所以不想再经历一次。”

“可是他不会以那样的方式离开。他早晚会回来的，而且你当时可以跟他一起走。”

“不。得土安不是他的地方，却是我的。我母亲就要到了，我身上还背着两个官司，而且西班牙内战还没结束。最重要的是，我还在为自己之前的经历感到困惑、挫败和心力交瘁，一边急切地盼望着母亲的到来，一边努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形象，一边在那片奇怪的土地上招揽顾客。没错，我在心里筑起一道高高的墙，害怕自己会疯狂地爱上马库斯。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成功地逾越了，就像从裂缝中悄悄地挤进来，走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爱上过别人，甚至没有被任何一个男人吸引过。对他的回忆是我力量的源泉，帮助我面对孤独。相信我，罗萨琳达，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独身一人。而当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的时候，命运却让我们在最不适合的时候相遇了。我并不是想挽救他，也不想与他再续前缘，重新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我知道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那不可能。但是，如果有可能帮助他，不让他在某一天某一个角落被人暗杀，那我至少应该试一试。”

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我的声音在颤抖，因为她抓起我的手，紧紧地握，“好吧，我们只看现在。”她坚定地说，“等天亮以后我就找人帮忙。只要他还在里斯本，我就能找到他。”

“我不能见他，而且我也不希望你直接跟他说这件事。你得找个中间人，让他知道这个消息，但不知道来自于你。他只需要知道达席尔瓦不但不想得到他的消息，而且已经下令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除掉他。回到马德里以后我会告诉希尔加斯其他人的名字。哦，不，”我纠正说，“也许最好是把这些名字给马库斯，你把它们都记下来，我都记在脑子里了。让他负责散布消息，也许他认识那些人。”

这时候我感觉到一阵说不出的疲惫，自从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在圣多明戈教堂里递给我那张可怕的纸条以后，我的心一直像在被文火煎熬。这一天对我来说多么漫长而残忍：先是参加教堂的九日祭并跟贝阿特丽丝见面，然后跟达席尔瓦见面，想尽一切办法让他邀请我参加聚会，接着是辗转难眠的几个小时，在黑暗中守着酒店的垃圾堆等待，然后坐在浑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鸡蛋商身边一路颠簸到达里斯本。我看了看表。离他的三轮车来接我还有半个小时。缩在罗萨琳达温暖的大床上闭上眼睛，对这时候的我来说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事。可现在不是想着睡觉的时候，我得先知道我的朋友过得怎么样，就算是了解一丁点儿也好。谁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现在你告诉我，简单一点儿也行。在离开之前我一定要知道你的近况。你离开西班牙以后是怎么度过的？都经历了些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很困难，孤身一人，没有钱，而且不知道胡安·路易斯在马德里境况如何。但是我不能因为失去的一切坐在那里哭，必须得挣扎着活下去。我甚至遇到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有些情景简直像是最好笑的喜剧。有几个没落的百万富翁想要跟我结婚，我甚至还迷住了一位纳粹高官，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愿意跟他远走高飞，到里约热内卢去，他就从军队里逃走。这些事情很好玩，但有些事情确实没有那么如意。我见到一些以前的追求者，现在却装作不认识我，有一些老朋友也翻脸不认人了。有的人曾经受过我的恩惠，但是似乎突然全都忘记了，还谎称自己穷困潦倒，生怕我找他们借什么东西。但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在那段时间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跟胡安·路易斯断绝了一切联系。我们先是放弃了打电话，因为他发现有人监听，之后连通信都终止了。接着他被停职，然后监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收到的最后几封信就是他交给你，你又交给希尔加斯的那些。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他现在怎么样？”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又把头发从面前拂开。

“还算可以吧。他们把他遣送到隆达，这对他来说几乎算是种解脱，因为一开始他以为他们会将他处以叛国罪，直接把他结果了。但最终他们没有用军事法庭审判他，这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完全是出于利益考虑。用那种方式解决一个刚刚上任一年的部长将会在西班牙人民以及国际舆论中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他现在还在隆达吗？”

“是的，只是住所监禁。他住在一家酒店里，似乎刚刚有了一点儿行动自由，又开始抱着幻想参与一些计划。你也知道他是个不安分的人，永远都想找点儿事情做，参与一些有意义的事业，策划一些事情。我相信他很快就能来里斯本，然后，到时候再看吧。”说完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忧伤的微笑。

我没敢问都是些什么样的新计划，他刚刚从失去一切的悬崖边爬上来。这位前外交部长，英国人的朋友，在如今跟轴心国紧密无间的西班牙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他想要重新获得权力，那得等世道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又看了看表，只剩下十分钟了。

“继续跟我说说你吧，你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认识了提米特里，一位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他逃到了巴黎。我们成了朋友，他当时打算开一家俱乐部，我说服了他，让我做他的合伙人。他出钱，我负责装修和联络。卡尔戈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生意刚走上正轨，我就开始找房子，终于离开了之前在几个波兰朋友那里寄宿的小房间。就是那时候我找到了这座公寓，如果这栋有二十四个房间的房子也叫公寓的话。”

“二十四个房间！我的天啊！”

“你不相信吧。我是打算拿它挣钱的，这很显然。里斯本现在到处都是颠沛流离的人，身上的财产所剩无几，没有办法长期住在髙档酒店。”

“你别告诉我你在这里开了家客栈！”

“差不多吧。不过是些有层次的房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身份与教养并不能让他们幸免，还是徘徊在深渊的边缘。我跟他们共享我的房子，而他们尽自己所能向我支付费用。这里没有价目表，有人住了两个月一分钱也没给，有人住了一星期却赠与我一只闪闪发光的利维耶尔腕表或一个莱利胸针。而我也不会主动向任何人收取费用，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亲爱的，我们都得活下去。”

没错，我们都得活下去。而对我来说，活下去就意味着重新坐上那辆充满鸡粪味道的三轮车，在早晨到来之前回到帕克酒店的房间里。我真的很想一直跟她聊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躺在她那张舒服的大床上，什么都不去想，第二天早上只需要摁一下铃就会有人送来早餐。但是回去的时候到了，不管现实有多么黑暗，也必须回去面对。她把我送到门口，在开门之前，她用单薄的身体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不太认识马努埃尔·达席尔瓦，但是里斯本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声：一个大企业家，风度翩翩，善于拈花惹草，同时也是铁石心肠，对对手毫不手软，为了一笔大买卖他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要加倍小心，因为你正在一个危险人物面前玩火。”

“给您送干净毛巾！”卫生间门外有个声音说。

“放在床上吧，谢谢。”我大声喊道。

我没有向服务台要毛巾，所以很奇怪下午这个时候又有人来送毛巾。但是我想肯定是服务员之间没有协调好。

我对着镜子刷上睫毛膏，化完妆，现在只需要穿上衣服就行了。离乔恩来接我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我还穿着浴衣。为了找些事情打发时间，不要老是胡思乱想万一任务失败的种种可怕结局，我老早就开始梳洗打扮，因此时间还很充裕。我走出卫生间，一边系上腰带，一边犹豫着到底该干点什么。等一会儿再穿衣服吧。或者，也许至少应该先穿上长筒袜。不不，也许最好……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他，于是全世界的衣服和长筒袜都不复存在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马库斯？”我难以置信地问，几乎结巴起来。一定是刚才有人送毛巾来的时候放他进来的。也许不是。我用目光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但没看到有什么毛巾。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既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为自己以那样的方式贸然闯入我的房间做任何辩解。

“别再见马努埃尔·达席尔瓦了，希拉，离他远一点儿。我来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他站在那里，左手扶着墙角处一把椅子的椅背，穿着白衬衫，灰西服，既不紧张，也不放松，稍显庄重。就好像他有一种使命，而且一定要完成一样。

我没有回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继续说，“但是现在抽身还来得及。离开这里，回摩洛哥去……”

“我现在住在马德里。”我终于说得出话来了，我一直站在地毯上，一动不动，光着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起了凌晨罗萨琳达的话：对马库斯要谨慎一些，不知道他到底为谁效命，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生意。于是我打了个冷战。我不但现在不了解，或许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等待着他继续说话，以便判断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向他敞开心扉，又在多大程度上要对他加以防范。他认识的那个希拉可不可以偷偷地溜出来，还是我必须继续扮演这个截然不同的艾瑞斯·阿格瑞克。

他离开椅子，朝我走近了几步。他的面容没有任何改变，眼睛也没有。笔挺有活力的身体，丝丝分明的头发，皮肤的颜色，还有下颌的轮廓。我曾拥抱过多少次的肩膀，挽过多少次的臂弯，还有那双曾经捧起我手指的手，熟悉的嗓音。这一切突然显得那么近，那么亲密，同时又那么遥远。

“那就尽快离开，不要再见他了。”他坚持说，“这样一个男人不值得你交往。我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换了名字，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来里斯本，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近他。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还是有人强迫你这么做，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我来葡萄牙只不过是为了给时装店采购原料。我在马德里认识的一个人帮我联系上了达席尔瓦，所以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只不过是个普通朋友。”

“不，希拉，你别弄错了。”他斩钉截铁地打断我，“马努埃尔·达席尔瓦没有朋友。他有臣服者，有熟人，有阿谀奉承者，还有很多有利益关系的贸易伙伴，但是他没有朋友。而且最近这些贸易伙伴也开始不受待见。他正在参与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我们每天都能得到一些关于他的新消息，而你应该置身事外。这个男人不适合你。”

“这么说的话，他也不适合你。可是那天在赌场你们看上去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纯粹是因为贸易关系互相感兴趣。准确地说，是曾经。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他已经不愿意再跟我有什么交往，不只是我，他不愿意再跟任何英国人交往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说明罗萨琳达已经成功地找到了他，并且找人把我的信息传递过去了。我们还是面对面站着，但是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往前走一步，我也往前走一步。他再走一步，我也再走一步。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一人站在房间的一头，像两个互相猜疑、戒备森严的对手，彼此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的反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自觉地越走越近，直到两人都走到了房间中央，在床和写字台之间。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碰到彼此。

“我会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吧。你那天在赌场给我的纸条上，写着得土安的希拉怎么样了。现在你看到了，她已经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谨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幻想。现在，我要问你同样的问题，马库斯·洛根，那个拖着满身伤痕来到非洲的记者，就为了给总督做一个史上最长的专访……”

我没能说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话。有人在外面。如此不合时宜，而且正说到关键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问问是谁。”他小声说。

“我是坎博阿，达席尔瓦先生的助理。他叫我送点儿东西过来。”声音从走廊上传来。

马库斯悄无声息地跨了几步，闪身躲进了卫生间。我慢慢地走到门口，抓住门把手，深呼吸，然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开了门。坎博阿正捧着什么站在门口，看起来很轻，却用棉纸层层包裹着，看上去十分奢华壮观。我伸出手去想要接过来，但是他没有给我。

“最好还是让我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吧，里面的东西非常易碎，是一盆兰花。”他解释道。

我犹豫了一下。虽然马库斯已经藏到卫生间去了，但是让他进到房间里来我还是有些害怕。但如果我拒绝让他进来，反而像在掩饰什么一样。而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引起他们的怀疑。

“请进吧。”我终于让步了，“麻烦您把它们放在写字台上吧。”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它。真希望脚下的地板裂开一条缝，让我一下子陷进去，被吞噬，然后永远消失。这样我就不用面对刚刚看到的景象可能引起的后果了。就在那张小小的写字台中央，在电话和金色的台灯之间，放着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东西。它是如此无稽，不应该让任何人看到，更别提是达席尔瓦的亲信了。

我马上改口说：

“不不，最好还是放在这儿吧，放在床尾的这张凳子上。”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照我说的去做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发现了。怎么可能没看见呢。在写字台刚打过蜡、光亮如新的台面上，放着一样跟我毫不相关，而且跟一个单身女人所住的房间完全不协调的东西：马库斯的礼帽。怎么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呢。

听到房间门关上的声音，他从卫生间走出来。

“你走吧，马库斯。快离开这里，求你了！”我坚持着，一边在心里预测着坎博阿需要多长时间去向他的主人告发刚才看到的一切。或许马库斯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帽子可能引起的灾难，但他没有表露出来。“不用为我担心了。明天晚上我就回马德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从……”

“你真的明天就走？”他抓住我的肩膀问。虽然心里还是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但是一种久违的感觉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是的，明天晚上，露西塔尼亚特快专列。”

“你不会再回葡萄牙了？”

“不，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那回摩洛哥吗？”

“也不回。我会继续待在马德里，那里有我的时装店和我的生活。”我们沉默了几秒钟。很可能两人正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我们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候再次相遇，让我们不得不相互说谎，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好好照顾自己。”

我没有说话，点了点头。于是他轻轻地捧起我的脸，用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

“在得土安的时候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真是遗憾，你说是吗？”我踮起脚尖，把嘴唇凑到他的脸上，给了他告别的一吻。当我闻到他的味道，他也感觉到我的味道，当我们的肌肤贴在一起，我的气息弥漫在他的耳边，我小声地给出了答案：

“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