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第二天哈米拉又回了一趟公寓，带回来一大包杂志，几乎都抱不下了。

“坎德拉利亚女士说让希拉小姐看看这些。”她用甜美的嗓音说着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

因为走得急，她脸上浮现出两朵红云，充满活力，洋溢着青春梦想。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曾经的我。在祖尔巴诺街那个时装店里的头几年，我的任务就是简单的跑腿，捎个口信、送点货物，轻快地穿行于大街小巷，毫无心事，像一只活泼的小猫，在回时装店的途中总是东张西望，任何有趣的小东西都能让我恋恋不舍地耽误几分钟，尽可能地推迟禁闭在四面墙之内的生活。思乡之情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但是我及时止住了汹涌而来的乡愁，假装盈盈一弯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我已经学会了在每一次忧伤来袭的时候，巧妙地让自己逃走。

我迫不及待地翻看起这些杂志来。所有的都很旧，很多快被翻烂了，有些甚至连封面都掉了。关于时尚的很少，大多数是综合类杂志。有一些是法国的，还有些是西班牙甚至西班牙保护区内部的，比如《视界》《黑与白》《新世界》《摩洛哥地理》《凯塔玛》。有的页脚被折起来了，很可能是坎德拉利亚已经事先扫了一遍，给我做上了相关内容的记号。我翻开这些记号页，第一页没有我要找的东西，只有一幅照片，上面两个涂着发蜡、全身穿着白色衣服的男士越过一张球网握手，左手都握着球拍。另一张照片上，一群美丽的女士正在为一名接受颁奖的男选手鼓掌欢呼。我这才想起来，给坎德拉利亚的那个简短口信里没有特别说明要找的是女式网球服。我正要让哈米拉再去一趟拉鲁内塔，突然情不自禁地发出狂喜的惊呼。第三张做记号的书页上出现的正是我需要的东西。这是篇报道，篇幅很长，配着一位网球女选手的插图，上身一件浅色的球衣，下身一条很特别的裙裤：一半是普通的半裙，一半是阔腿短裤。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衣服，而且我敢肯定，这本杂志的大多数读者也都没见过，要不杂志不会花那么大的篇幅用照片如此详尽地展示这位女选手的装束。

报道是用法语写的，我几乎完全看不懂，但是有一些词语在文中反复出现：女子网球选手利利德·阿尔瓦雷斯，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丽，有一个地方叫温布尔登。虽然找到这些能帮助开展工作的参考词让我又惊又喜，但很快另一种不安又袭上心头。我合上杂志，细细地审视。这本杂志很旧了，有些发黄，衬页缺失，书页边缘有很多受潮的污溃，有几页都已经撕坏了。最后我找到了它的出版日期：一九三一年。我又开始焦虑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一本又老又破的杂志拿给那个德国女人看，并征求她对这套衣服的意见呢？她一定会当场拆穿我这个所谓最前沿最新潮的高级时装师的谎言。我紧张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找到一个出口，一种解决办法，或者任何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的东西。在走廊的地砖上来回转了好几十圈，我唯一想出来的办法是照着书上的模特画一个，试着把它当做自己的创意。可是我根本不会画画，画出来的图会大大降低这个高级定制服装店的档次。我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只好再次求助坎德拉利亚。

哈米拉出去了。这个家基本没什么家务活，所以她能经常出去转转，这在公寓生活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仿佛是为了追回那些失去的时间，这个年轻女孩抓住一切机会到街上去，随便找一个借口或事由，比如“小姐想让哈米拉去买瓜子吧，对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一路小跑着下楼去买瓜子了，或者面包，或者水果，或者纯粹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享受一下自由。我把杂志上的那几页撕下来装进包里，决定亲自去一趟拉鲁内塔。不巧的是，坎德拉利亚没在家，只有新来的用人在厨房里忙活，还有因为得了重感冒不得不呆坐在窗边的退休教师。看到我去了，他很和蔼地跟我打招呼。

“啊呀，看上去搬家以后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他拿我的新形象开着玩笑。

我心急如焚，几乎没有理会他的话。

“您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坎德拉利亚吗，安塞尔莫先生？”

“完全不知道，姑娘。你也知道她整天到处跑，像蜥蜴尾巴一样。”

我紧张地拧着手指。“我需要找到她，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

安塞尔莫先生看出了我的不安。“你有事儿吗？姑娘？”

绝望中我不得不向他求助。

“您会画画吗？”

“我？我连个圆都画不好。我只知道等边三角形，除了教学我啥都不会。”

我完全不知道等边三角形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公寓的老邻居也帮不上忙。我又开始拧手指，从阳台探出身去看看坎德拉利亚会不会正往回走。街上到处是人。我不自觉地用鞋跟烦躁地敲击着地板。安塞尔莫先生，这位老共和党人在我身后说：

“告诉我你在找什么，也许我能帮你。”

我转过身去。

“我需要找个人照着杂志上的模特画几幅画。”

“你去贝尔图奇的学校。”

“谁的学校？”

“贝尔图奇，那个画家。”我脸上的表情让他看出了我的无知。“你来得土安三个月了，居然不知道谁是贝尔图奇？马里亚诺·贝尔图奇，摩洛哥的伟大画家。”

我不知道谁是贝尔图奇，也完全没有兴趣知道。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眼前的难题能不能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可以帮我画我需要的东西？”我焦急地问。

安塞尔莫先生哈哈大笑，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每天三包托莱多香烟已经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你在想什么呢，小希拉，我的孩子？贝尔图奇怎么可能亲自给你画模特儿？马里亚诺先生是一个艺术家，一心扑在绘画创作上，致力于保护这片土地上的传统艺术，对外宣传摩洛哥形象，但他不是商业画家。不过你可以在他的学校里找到很多能帮助你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年轻画家，或者来上美术课的男孩女孩们。”

“那个学校在哪儿？”我一边问，一边戴上帽子，匆匆地抓起手包。“就在女王门那里。”

我的一脸茫然一定又让他吃了一惊，他再次哈哈大笑，又再次引发了剧烈的咳嗽。然后他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来吧，我陪你去。”

我们出了拉鲁内塔，来到犹太人社区美雅赫，穿行在窄小却井井有条的巷子里。沉默中我想起了背着一身武器的那天晚上盲目飞奔的脚步。然而在白天的日光下，一切都显得截然不同，小商店迎来送往，货币兑换点也敞着大门。然后我们到了摩尔人社区，像迷宫一样的木结构房屋还是让我晕头转向。虽然鞋跟很高，窄窄的筒裙下摆很小，但我几乎是在石子路面上一路小跑。安塞尔莫先生却因为年纪大了，又咳嗽得厉害，快要跟不上我的步子。当然，还因为他一路喋喋不休地聊天，不停地说着贝尔图奇画作的色彩和光泽，他的油画、水彩画和钢笔画，他为推广土著艺术学校和美术预科所作的贡献等等。

“你有没有从得土安给西班牙那边写过信？”他问。

我当然写过，给我的母亲。但是我很怀疑在现在的形势下，这些信能不能到达马德里。

“几乎所有西班牙保护区的邮票都是根据他的画作印制的。关于阿鲁赛马斯、阿尔卡萨奇维、萨翁、拉朗切、得土安的主题画作，风光啦、人物啦、日常生话场景啦，所有的一切都出自他的笔下。”我们继续往前走，他边走边说，我边听边努力快步前进。

“还有那些明信片和旅游纪念品，你也没见过吧？虽然在这种倒霉时候，我想没有人会有兴趣到摩洛哥来旅行，但是贝尔图奇仍尽力推广这片土地上富饶的文化。”

我知道他说的那些明信片，挂在很多地方，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上面印着得土安、凱塔玛、阿尔斯拉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风景，下面有一行字写着“摩洛哥的西班牙共和国保护区”。不过，这些明信片上的“西班牙共和国”很快也要改名了。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路过了无数人、无数市场、羊、小孩，有的穿着外套，有的穿着长袍，到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蒙着面纱的女人，狗，水坑，母鸡，空气中弥漫着芫菜和薄荷的味道，还有烤面包和菜油的味道。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美术学校在城市的边缘，这栋建筑是一个古老城堡的一部分，悬在半山腰上。但它并不萧条，有很多年轻人进进出出，有的孤身一人，有的成群结队，有的胳膊下还夹着一个巨大的画板。

“我们到了。我就陪你到这儿吧，我也顺道去跟住在附近的几个老朋友喝杯酒。最近我很少出门，所以得充分利用每次上街的机会。”

“那我怎么回去呢？”我不安地问。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是怎么拐着弯过来的，因为一直以为他会跟我一块儿回去。

“别担心，这里的任何一个男孩都会很乐意为你效劳。祝你好运，希望你能找到帮你画画的人，有了好消息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我谢过安塞尔莫先生，顺着台阶往上走，进入校园，注意到很多路人都在看着我。现在这种时候，一定很少有我这样的女性出现在校园里。因此我上了一半台阶就停下了，感觉很不自在，既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向谁打听。我还没来得及想好该怎么办，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咦，这不是我那美丽的邻居吗？”

我实在想不出在这里会遇到哪个把我称做邻居的人，于是转过身去。是住在对门的那个年轻人，这次是独自一人。他可能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有些过于肥胖，头发也太少了点。他甚至没给我说话的机会。不过这样正好，我本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您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我能帮您吗？”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虽然自我搬进去以后我们见过很多次，但每次都是跟他和他的母亲一起碰面。我们三个人相遇的时候最多礼节性地互相说声下午好。当然，我也知道他不怎么友善的另一面：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家里听到这对母子激烈的争吵。最后我决定对他实话实说，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任何托辞，一时间也找不到什么借口。

“我想找人帮我画几幅画。”

“我能知道是什么样的画吗？”

他彬彬有礼，但是充满了好奇。好奇，直接，还有一些矫揉造作。没有母亲在身边，他看上去勇敢多了。

“我有一些几年前的旧照片，想找人照着给我画几个模特儿。您也知道，我是个时装师。这些模特儿是为了给一位顾客缝衣服用的，在动手之前我得先让她看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您带了吗，那些旧照片？”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能给我看看吗？也许我能帮您。”

我看了看四周。人不是很多，但也不少。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拿出那些杂志上撕下来的插图，还是有些难为情。不过不用我开口，他就看出了我的不自在。

“要不我们出去看？”

我们一起来到外面的街上。我从包里拿出那几页陈旧的杂志，一言不发地递给他，他聚精会神地看着。

“夏帕瑞丽，超现实主义的缪斯，很有意早！我非常喜欢超现实主义，您呢？”

我完全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满心只想着解决眼前的麻烦，所以直接忽略了他的问题，重新把话题转移到实际问题上来。

“您知道谁能帮我吗？”

他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看着我，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帮您画。”

当天晚上他就把草图给我送过来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那会儿我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上床睡觉了，换上了睡衣和一件丝绒长袍，这件长袍是头几天在百无聊赖地等待顾客的时候，为了消磨时间给自己缝制的。我刚刚在客厅吃完简单的晚餐：一串葡萄、一块奶酪、一杯牛奶和几片饼干，托盘上还留着剩下的一点儿残羹冷炙。四周已经一片寂静，我把屋里的灯都关了，只留下墙角的一盏落地灯。半夜十一点钟有人敲门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凑到猫眼上，既好奇又害怕地向外张望。等发现是他，便拔掉门闩打开了门。

“晚上好，亲爱的。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

“没关系，我还没睡呢。”

“我给您带了点儿小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朝我晃了一下藏在背后的几张卡片纸。

他没有把它们递给我，却一直半藏半掖地等着我的反应。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请他进来，毕竟已经是半夜了。而他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脸上浮现出调皮的微笑。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不让他进去，他是不会把作品给我看的。

“请进吧。”我终于让步了。

“谢谢，谢谢！”他小声地道谢，毫不掩饰诡计得逞后的得意。他穿着衬衣长裤，外面套了件毛衣外套，戴着眼镜，一脸孩子气。在神情自若地细细审视了一下门厅后，没等我开口邀请就自己走进了客厅。

“我非常喜欢您家，布置得很有品位！”

“谢谢，我还在陆续添置。现在您可以给我看看您带来的东西了吗？”

不必多说，他完全明白我这么晚了开门让他进来，可不是为了听他夸奖家里的装饰。

“这儿呢，您交给我的任务。”他说着拿出一直藏在身后的东西。

是三张卡片纸，上面用铅笔和蜡笔画着一个美丽得像童话一样的模特儿，正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势展示着那件看似半裙，实则短裤的服装。那一瞬间，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惊喜。

“我想您应该还满意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

“太完美了！”

“那您就留着它们啰？”

“当然！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告诉我，该怎么报答您呢？”

“一声感谢就足够了，就当是欢迎您入住的见面礼吧。我妈说了，对待邻居要有教养，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喜欢你，可能觉得你太自立，还有点轻浮。”他有些讽刺地说。

我笑了。刹那间有一种默契像一股极其微弱的电流把我们俩连接起来。但是这种感觉像一阵风一样稍纵即逝，因为我们立刻就听到他母亲从半开的门缝里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

“菲——利克斯！”就像把弹弓上的橡皮筋拉到极限，她把第一个元音拉长到极限才发出第二个音节。“菲——利克斯！”又来一声。于是他翻了翻白眼，做出一个夸张的绝望表情。

“没有我她就活不下去，可怜的女人。我走了。”

他母亲像鹤一样高亢的声音再次响起，同样是那个标志性的拉长的元音。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我非常愿意帮您画更多的图样，因为我喜欢一切来自巴黎的东西。好了，我回地狱了。晚安，亲爱的。”

我关上门，长时间欣赏着这几幅画。它们真的很美，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即便它不是自己的作品。那夜我睡得特别香甜。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虽然跟顾客约了十一点钟第一次试穿，但是我想在她来之前把所有的细节再检查一遍。哈米拉去市场了，不过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十点四十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想也许是那个德国女人提前来了。这次我还是穿着那身海蓝色套装，我决定以后都穿着它接待顾客，就像工作制服一样，极简中散发着优雅。这样既可以展示我专业的一面，又可以不让人发现我的衣橱中几乎没有秋天的衣服。精心梳理的发型，完美的妆容，脖子上挂着那把古老的小银剪刀。唯一还没到位的就是一种微妙的气质：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久经世故的女人。我定了定神，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神情气势，然后很自然地打开了门。可是那一瞬间仿佛天塌地陷。

“早上好，小姐。”来客一边打招呼一边摘下礼帽，“我可以进来吗？”

我咽了一下口水。

“早上好，警长先生。当然了，请进。”

我把他带到客厅，请他坐下。他从容地走向一把扶手椅，装作漫不经心地观察着周围的陈设。他锐利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精致的石膏线，转到锦缎大窗帘、摆满了外国杂志的桃花心木大桌子，然后是古老却美丽豪华的吊灯。谁知道这灯是坎德拉利亚什么时候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从哪儿弄来的。我感到自己心跳加速，胃里开始翻腾。

最后他终于坐下了，我默默地坐到他的对面，等着他开口，极力掩饰着他的不期而至给我带来的不安。

“不错嘛，看起来您的事业一帆风顺啊。”

“我尽力了。我已经开始工作了，现在正在等一位顾客。”

“那，您现在究竟是在做什么？”他问。他当然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非要我亲口说出来。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不想被他吓住，表现出有罪的样子。但是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装成一个过度自信的女人，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我不是。

“做衣服，我是一个时装师。”我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看着我，等待我进一步作出解释。我不得不对他全盘托出，直挺挺地坐在沙发边缘，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动作，虽然为了塑造自己的新形象我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这一次我既没有优雅地架起双腿，也没有漫不经心地整理头发，更没有挤眉弄眼。我努力传达的只有谨慎和平静。

“我在马德里时就是个裁缝，做衣服十多年了，以前在西班牙一家很有名的服装店工作，我母亲是那里的高级职员。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它非常优秀，专门为马德里的达官贵人服务。”

“明白了，这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职业。不过我能不能知道，您现在是在为谁工作？”

我再次咽了一下口水。

“谁也不为，为我自己。”

他抬了抬眉毛假装十分惊讶。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是如何做到独自经营这门生意的呢？”

巴斯盖斯警长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可以像钢铁一样强硬。但是作为一名绅士，他提问的时候非常有礼貌。在这种彬彬有礼的提问中他毫不掩饰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他看上去比去医院探望我的时候要放松得多，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肃。不过很可惜我没能给他一个跟他的优雅相配的高尚回答。

“别人借给我的钱。”我简单地回答。

“哦，您的运气真不错。”他讽刺地说，“您可不可以向我透露一下究竞是谁对您这么慷慨呢？”

我以为自己会没有勇气回答，但嘴里却不自觉地给出了回答，迅速而肯定。

“坎德拉利亚。”

“走私者坎德拉利亚？”他问，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充满了讽刺和怀疑。

“是的，就是她。”

“好吧，这非常有趣。我还真不知道她这段时间的小打小闹能弄来这么多钱。”

他那双像钻头一样的眼睛又落到我身上。我知道这是紧要关头，摆在面前的要么是幸存，要么就是无尽的沉沦。就像一枚被抛向空中的硬币，正面或反面向上的几率完全一样。我像一个笨拙的空中飞人走在钢丝上，有一半的可能会摔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半的可能则是风度翩翩地停留在高空中。就像邻居画的那个穿着夏帕瑞丽网球服、身材纤细的模特发出来的网球一样，并不是一个已经落地的状态，而是在像永恒一样漫长的几秒钟之内，悬停在球网上空，不知道会落在球网的哪一边，犹豫着该把胜利给纸上那位寥寥几笔却美丽传神的网球手，还是那不知名的对手。一边是救赎，一边是沉沦，而我，就在两者的正中间。那个秋日的早晨，坐在巴斯盖斯警长面前的就是这样的我，等待着他的宣判。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说：

“您看，克拉乌迪奥先生。您曾经建议我找个工作，现在我已经遵从并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不是一时的消遣，也不是什么肮脏交易的掩体。您对我的近况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落到那种境地，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得土安。但是您不知道我从哪儿来，想到哪儿去。现在，如果您容许，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我来自一个卑微的家庭，母亲独自把我抚养长大，一直未婚。而父亲，就是后来给了我钱和珠宝的那位，我一直到几个月前才认识他。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给的这些东西造成了这一切不幸。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很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被人暗杀，便开始盘点过去，并决定承认我，给我一部分家产。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从来没有用过他一分钱。因此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最初只是干一些跑腿、扫地之类的杂活，每天挣四毛钱。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就跟刚才从街上经过的那些穿着米拉格罗萨校服的小女孩们同龄。也许这中间也有您的女儿，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准备在修女们的指导下学习拉丁语的书法和语法变位。可我从来没有机会享受这些，因为在那样的家庭里我需要学一门手艺，挣出自己的口粮。但也许您不相信，我很喜欢缝纫，手指也还算灵巧，所以学得很快。通过努力和坚持，几年后我成了一名优秀的裁缝。我放弃这个职业并不是一时突发奇想，而是因为马德里的时局越来越糟糕。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很多顾客都逃到了国外，服装店倒闭了，而且我也没有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麻烦，警长先生。近一年来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我涉嫌犯下的罪行，都不是我有意引起的，而是因为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幸遇到了恶人，这点您很清楚。您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把他进入我生活的那一瞬间抹掉，但是事已至此，再也不可能回头了。他制造的麻烦就是我现在的麻烦，我也知道，无论如何我得把它们解决掉，这是我的责任，我也会担负起这些责任。但您要知道，我能找到的解决这一切的办法只有重操旧业，因为我没有别的技艺。如果您把我的这扇门关掉，折断我的这双翅膀，无异于亲手将我扼杀。我已经努力过了，但是谁也不想雇用我，因为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做。所以现在，我对您有一事相求，只有一件，那就是让我继续经营这个时装店，不要再疑神疑鬼。相信我，不要让我陷入泥淖。这座房子的租金和所有的家具都是光明正大花钱买来的，我没有为此欺骗过任何人，也没有为此欠下任何债。这个生意唯一需要的就是有人干活，所以我今天才会在这里，准备好夜以继日地工作。只希望您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工作，我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的。我可以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一旦我筹齐了在丹吉尔欠下的那笔钱，还清所有的债务，战争一结束，我就会马上回西班牙去跟她团聚，绝对不会再来麻烦您。但是现在，我请求您，警长先生，不要让我做更多的解释，请您高抬贵手让我继续前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请不要时时刻刻束缚着我，让我还没有开始做事就窒息而死。那样，不但对您自己完全没有好处，而且会让我失去一切。”

他没有回答，我也没再多说一句。我们只是静静地对视着。跟我预料得完全相反，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坚定的语气和平静的神情，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崩溃。终于把要说的都说了出来，把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我、折磨我的全都倒了出来。这时候我才感觉到疲惫。我厌倦了被那些毫无必要的恐惧折磨，几个月来的担惊受怕，让我觉得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我厌倦了一直背负着那些沉重的罪名，像经常在路上看见的可怜的摩尔女人一样，蜷缩着身体，穿着肥大的长袍，弯着腰，拖着腿，背着沉重的包楸或柴火、海枣、孩子、陶罐和石灰袋子，脚步迟缓。我也厌倦了永远感到害怕，抬不起头，厌倦了在异国他乡这样悲惨地生活。疲惫、厌倦、筋疲力尽。现在我终于要挺起腰板，向生活发出挑战，把自己从废墟中拯救出来。

最后是警长先生打破了沉默。他先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把裙子拉平，小心翼翼地抚着每一个褶皱。他拿起帽子，在手上转了几圈，似乎在专注地观察它。这回不是几个月前我见过的夏日凉帽，而是一顶深色的冬季礼帽，一顶上好的巧克力色毛料帽子。他把玩着帽子，似乎把思绪都集中在上面。等终于停下的时候，他说：

“好吧，我让步了。如果没有人来向我告发什么，我不会再来调查你是怎么想办法开了这家店的。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安心工作，好好打理你的生意。我会让你平静地生活。看看我们是不是足够走运，看看这个生意能不能让你和我都从麻烦里解脱出来。”

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等我的回答。那简短的结束语一说完，他就轻轻抬了抬下巴，做了一个告辞的表情，朝门口走去。五分钟以后，弗拉乌·海恩兹来了。我怎么也记不起来在警长走了以后，弗拉乌还没到的这段时间里，我到底想了些什么。只记得，当门铃再次响起，我赶去开门的时候，觉得心里搬走了一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