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脱下长袍任它滑落到地上，然后抱着胳膊以便那个陌生人在我周袅忙活，解开绳结，松开绷带，把我的身体从沉重的套子里面解脱出来。

在开始解带子之前，他摘掉了斗篷的帽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严肃秀气的西班牙中年男子的脸，看上去好几天没刮胡子了。他有一头栗色的鬈发，可能因为已经连续几天穿着这身摩尔人的伪装显得有些凌乱。他的手指动了起来，但是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坎德拉利亚刻意绑得死死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把手枪松动，绳结也打得很紧，而且布带太长了，从我身上解开布带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期。我们一直保持着沉默。周围是白色的瓷砖，地上铺着土耳其地板。空气中只有我们急促的呼吸和低声的只言片语：这个好了，现在解那个，请稍微动一下，这样可以，请抬起这支胳膊，小心。虽然时间紧迫，这个来自拉朗切的男子动作却非常小心，几乎有些羞怯。除非无法避免，他尽量不靠近我身体最私密的部位，也不接触我裸露的皮肤。仿佛担心自己的手会玷污我的圣洁，仿佛我身上绑的这些是一层脆弱的丝绸外壳，而不是一堆冰冷黑暗的杀人武器。跟一个陌生男人如此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没有让我感到丝毫地不自在，哪怕两具身体几乎贴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整个晚上最愉快的时光，不是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异性抚摸过，而是因为我相信只要完成了这一步，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切都很顺利。手枪一支接一支地从我身上卸下，渐渐在地上堆成—堆。没剩多少了，最多三四支吧，我想再有五分钟，顶多十分钟，一切都可以结束了。就在这时，平静被打破了。我们不得不屏住呼吸，停下手中的动作。外面远远地传来一阵骚动，似乎开始了什么新的行动。

那个男子深吸了一口气，从口袋中掏出手表看了看。

“接岗的小分队，他们提前了。”他说。从他颤抖的声音里我听出了焦虑不安，但是他尽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小声问。

“尽快从这儿出去。”他马上说，“快穿上衣服！”

“那剩下的这些手枪呢？”

“没关系。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逃走，那些士兵们马上就要进来检查了。”

我颤抖着穿上长袍，他从腰上解下一个满是泥污的布袋子，大把大把地把手枪装了进去。

“我们从哪儿出去？”我低声问。

“这儿。”他说着，抬起头用下巴指了指窗户，“您先跳出去，我把手枪扔出去后，我再跳出去。但是请您听好了，如果我没能跟您会合，请您带着这袋手枪顺着铁轨往前跑，把它们放在你到达的第一个车站或火车站的告示牌那里，会有人去找的。不要往后看，也别等我，一出去就跑，赶快逃走。来吧，准备爬上去，把脚踩在我的手上。”

我看了看那个窗口，又高又窄，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从那儿出去，但是我没说。我已经吓坏了，除了顺从什么都做不了，只好盲目地相信这个萍水相逢的共济会成员的决定，虽然我连他的名字都不可能知道。

“等一下。”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扯开衬衣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布包，看上去像一个腰包。

“你把这个收好，这是约定的货款。万一出去以后没有机会给你。”

“可是我身上还有手枪……”我结结巴巴地说。

“没关系。您已经尽了义务，这是您应得的。”他一边说一边把袋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一动不动地任他挂上，像被麻醉了一样。

“来吧，我们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

我终于反应了过来，把一只脚踩在他交叠的双手上，他把我使劲往上推，直到我抓住窗户的边缘。

“快把窗户打开。”他说，“探出身子，然后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

窗外是漆黑的旷野，我看不到另一边的情形。只听到汽车马达声、车轮压过石子路面的吱嘎声、整齐坚定的脚步声、问候声、命令声，威严的嗓音在分配任务。这声音坚决果断，仿佛在这个明天还没来临的时候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

“皮萨罗和加尔西亚，你们俩去酒馆。鲁斯和阿尔瓦达，你们去售票口。你们俩去办公室，你们俩去厕所。走，各就各位吧。”有个人威严地说。

“一个人也看不到，但是他们朝这边来了。”我说着，头还伸在外面。

“快跳！”他说。

我没有跳。窗户太高了，我需要先把身子探出去。而且，我不自觉地拒绝独自逃走，而是想让那个从拉朗切来的男子保证他会跟我一起走，保证会带着我跑到我们必须去的地方。

外面的嘈杂声越来越近。军靴在地上咔咔作响，一个有力的嗓音在分配着任务。秦特洛，你去女厕所，比亚尔塔，你去男厕所。回答的声音并不是我来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懶散的老兵，而是一群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一上班就大干一场的新兵。

“快跳出去，快跑！”他有力地重复了一遍，抓住我的腿使劲往上一推。

我跳了出去。跳下去，掉在地上，那个装着手枪的袋子掉在了我身上。身子还没有落地，我就听见厕所门被一脚踹开的巨响。最后传入耳中的是刺耳的叫喊声，士兵们在严厉训斥那个我再也见不到的人。

“你在女厕所干什么？你往外扔什么东西了？比亚尔塔，快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开始狂奔，盲目而不顾一切。在夜色的掩护下，拖着装满武器的袋子不停地奔跑，疯狂、麻木，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追我，也不愿意去想那个从拉朗切来的男子在士兵的枪口下到底怎么样了。一只拖鞋跑掉了，身上剩的那些手枪里有一支松了掉到了地上，但是我没有停下来捡，只是顺着铁轨在黑暗中一刻不停地跑，光着一只脚，不敢停下来，不敢思考。我穿过平坦的旷野、果园、甘蔗田和小小的种植园，绊倒了，爬起来，来不及喘口气又继续跑。不知道到底跑了多远。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碰到，也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我中了邪一样疯狂的脚步，直到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个写满了字的牌子：马拉连火车站。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

车站距离标牌大约有一百米远，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照着。我没有到火车站去，在指示牌下止住了发疯般的脚步，迅速在周围寻找，看是不是已经有人在那里等候，这样我就可以把武器直接交给他。我的心好像马上就要爆裂了，干巴巴的嘴里全是尘土和煤灰，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没有人出来迎接我。没有人在等候这些货物。也许他们会晚点儿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来。

我在一分钟之内作出了决定。把袋子放在地上，拍扁，让它看上去尽可能地小。然后飞快地在上面堆上小石块，用手指抠出路边的土块、石块，拔出旁边的灌木，直到基本把那个袋子盖住。当觉得这堆东西不会再引起怀疑的时候，我离开了。

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歇口气，我又开始了狂奔，这次是朝着灯火阑珊的得土安，而且身上少了来时的重负。我决定把最后的几支手枪都拆掉，于是一边跑一边松开长袍，很困难地一点点解开最后的几个结。最后的三支手枪陆续掉在路上，一支，两支，最后一支。当我接近市区的时候，身上已经只剩下疲惫、悲伤和累累伤痕，还有一个挂在脖子上装满了钞票的布袋。武器早已无影无踪。

我再次穿过塞乌塔公路，放慢了脚步，这时候另一只鞋也丢了。我重新蒙上面纱，装成赤脚的摩尔女人，疲惫地走进了拉鲁内塔大门。现在不需要努力装出走不动路的样子了，因为我的两条腿已经真的没有一丝力气了，只是机械地向前移动。我感到身体所有的部位都麻木了，很多地方起了水泡，沾满污垢，全身的骨骼都感到无尽的疲惫。

进城的时候，天色开始亮了。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开始敲钟，呼唤穆斯林们开始当天的第一次祈祷。因特登西亚军营里的军号也吹响了，从非洲学报社里送出了刚出厂的报纸，拉鲁内塔街上第一批勤劳的擦鞋人一边走路一边打着哈欠。麦纳罕蛋糕店已经点上了灯，拉昂德罗先生腰间系着围裙，正忙着把店里的货物堆放整齐。

眼前这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忽让我觉得那般陌生，既不感到亲切，也没有其他任何感觉。我知道，坎德拉利亚一定会非常髙兴，并且认为我完成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可我的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愉快，有的只是阴霾和烦恼。

当我在旷野中狂奔时，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交织着无数的镜头，而所有的场景都有同一个主角：拉朗切来的男子。有一个镜头是士兵们发现他没有往窗外扔任何东西，只不过是个睡眼朦胧不小心走错了厕所的摩尔男人。于是就把他放了。军队不是有规定，没有什么可疑不可以打扰本地的摩尔人吗？可是另一个镜头却截然相反，那个士兵一打开厕所门就发现他是一个伪装的西班牙人，于是一边用步枪指着他的脸把他逼到角落，一边髙声叫来援兵。等其他士兵都来了以后，他们审问他，也许认出了他的身份，也许把他押回了军营，也许他试图逃走，就在跳下铁轨的时候背后中了一枪死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然而，我知道，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弄清楚到底哪种更接近事实。

我筋疲力尽满怀恐惧地走进门廊。摩洛哥的太阳正缓缓升起。

公寓大门敞开着，所有的房客都在餐厅挤作一团。老姐妹俩坐在平时唇枪舌剑、互相辱骂的餐桌旁，穿着睡衣，戴着一头卷发棒，一边哭一边擤鼻子。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正在低声安慰她们，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什么。小巴格和推销员正从地上捡起圣塞纳的画框，试图把它挂回原来的地方。电报员穿着睡衣睡裤站在墙角紧张地抽#，小巴格的母亲正轻轻地吹一杯水想让它凉下来。一切都混乱无序，地上有玻璃和花盆的碎片，甚至连窗帘都被扯了下来。

这个时候公寓里出现一个摩尔女人，谁也没觉得奇怪，他们肯定以为是哈米拉。我蒙着脸站了一会儿，看着这混乱的场景，听见走廊里传来一声惊呼。转过头去，是坎德拉利亚疯了似的朝我挥舞着胳膊，手里还拿着笤帚和铁巧。

“快进来，丫头。”她激动地说，“快进来，告诉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我在家里心急如焚，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决定对那些最危险最曲折的经过守口如瓶，只跟她分享最后的结果：手枪都已经不在了，钱拿回来了。这是坎德拉利亚希望听到的，也是我想告诉她的。故事的其他部分将永远沉睡在我心里。我一边摘下头巾一边小声说：“一切都很顺利。”

“天啊，亲爱的。过来让我抱抱你！我的希拉，你比秘鲁的金子还要珍贵！我的宝贝，你比征战沙场的将军还要伟大！”坎德拉利亚尖叫着把手里的笤帚铲子往地上一扔，紧紧地抱着我，像吸盘一样响亮地亲吻我的脸颊。

“小点儿声，看在上帝的分上，小点儿声，会被人听见的！”我觉得全身发紧，提心吊胆地说。但她根本就没理会我的警告，一边语无伦次地表达着她的狂喜，一边对当天夜里把家翻了个底朝天的警察骂骂咧“我怕什么？我不怕谁听到什么！狗娘养的帕洛马雷斯，你不得好死，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狗娘养的，你没抓到我吧！”

我知道她憋了一晚上的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就不会很快停止，所以使劲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拽进我的房间，她一边走一边还在大声叫骂。

“你会被乱棍打死的！婊子养的！我操你妈，帕洛马雷斯！你把我家挖地三尺也找不出什么来吧！”

“好了好了，坎德拉利亚，快闭嘴！”我再次提醒她，“忘了那个该死的帕洛马雷斯，别那么激动，让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

“对，孩子，对，快把一切都告诉我。”她勉强平静下来，喘着粗气，睡袍的扣子都扣错了，发网里掉出几绺凌乱的头发，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那畜生早上五点来敲门，把所有人都赶到了街上，那个丧门星……杂种……好了，让这个该死的杂种见鬼去吧，过去的就过去了。你说吧，我的心肝儿，告诉我你那边怎么样？”

我简练地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摘下那个拉朗切男子挂在我脖子上的钱袋，没有说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也没有提起士兵威胁的叫喊，更没有告诉她那些埋在马拉连火车站指示牌下的手枪。只是把袋子里的钱给她，然后开始脱长袍和里面的睡衣。

“去死吧，帕洛马雷斯！”她哈哈大笑往空中扬着钞票，高声叫骂着，“去死吧，下地狱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突然，她停止了喊叫，不是因为恢复了理智，而是眼前的景象让她无法高兴。

“可是孩子，难道你被虐待了吗？看上去像刚刚被狠揍了一顿，我的上帝！”她对着我赤裸的身体惊呼，“很疼吧，孩子？”

“有一点儿。”我嘟嚷了一句，便像死人一样倒在床上。这不是真的，实际上我痛得说不出话来。

“你脏得好像刚在泥塘里打过滚儿。”她终于完全恢复了理智，“我去生火烧一锅水，让你洗个热水澡，再在伤口上贴几块膏药，然后……”剩下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因为她还没有说完，我已经睡着了。

收拾完一片狼藉的公寓，所有人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坎德拉利亚开始在西班牙社区寻找合适的房子以进行我们的生意。

得土安的西班牙社区跟摩尔人社区截然相反，是为了适应西班牙保护区的需要，按照欧洲标准建设的，用于容纳西班牙的各种军用和民用设施，并为那些长住摩洛哥的西班牙家庭提供住房和生活便利。楼房都是新建的，白色的墙面和精心装饰的阳台，既现代又具有北非风情，街道宽阔，还有巨大的广场，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来来往往的都是云鬓香肩的女士、戴礼帽的男士、穿制服的军官、身着欧洲服饰的小孩，还有衣冠楚楚的情侣手挽手并肩散步。无轨电车、高级汽车、糖果店和豪华的咖啡馆，还有很多时尚精致的门面。一切井然有序，平静祥和，跟摩尔人社区集市上的气味和嘈杂的声音完全是两个世界。相比之下，摩尔人社区显得如此古老，被围在城墙里，只通过七个门与外面的世界交往。拉鲁内塔街就在西班牙和摩尔人两个社区的中间，和分界线一样。而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一旦坎德拉利亚找到开服装店的地方，我的生活就要开始新的转折，而我必须适应它。我决定改变自己：抛开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铸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仅仅几个月前，我毅然同过去的自己决裂了从一个个卑微的小裁缝，变成了千面女人，先后或者同时扮演着各种女性角色：公务员考生，巨额财产继承人，花花公子的情人，充满希望的阿根廷学院女老板，半途而废的准妈妈，身负诈骗、盗窃和巨额欠款多重罪名的嫌疑犯，伪装成无辜的摩尔女人的军火贩子。而现在，我又将变成另一个全新的角色，而且跟以往任何—个都不同。我的故乡正经历战火，爱情已经与我所有的财产和梦想一同化为乌有，我未出世的孩子，在我走下公共汽车的时候已经化成一摊血水，记载着我所有资料的档案，在两个国家三个城市的警察局里传了个遍，而我随身携带的那座小型军火库，说不定已经要了一些人的命。我想要抛弃所有沉重的过去，戴上一个坚定、勇敢的面具去面对未来，再也不让人看出面具背后隐藏着的恐惧、悲惨的过去和至今还深深刻在灵魂上的伤痛。

我决定从外在开始改变，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世故而独立的女子，不让人发现我的单纯胆小，并且好好掩盖将要开始的生意不可告人的背景。为此我必须粉饰过去，编造一个虚假而辉煌的现在和未来。得赶快行动起来，现在。再也不流泪，再也不伤悲，再也不对自己的过去回眸嗟叹，我只关心现在，努力地活在今天。我要像魔术师从袖子里凭空掏出一条手帕或者一个骰子一样，变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外表坚定、果敢、历经世事的女人。我必须用清高和淡漠来掩饰无知，用甜美的慵懒来掩盖对未来的不安。把恐惧深深地藏在髙跟鞋坚定的步伐和冷峻刚强的外表下，不让任何人起疑心并看出我每天需要多努力才能一点点地战胜自己的悲伤。

第一步是要改变风格。这段时间的焦虑不安、流产和缓慢的康复让我痩了至少六七公斤。身体的病痛和心里的苦涩让我臀围变小、胸围缩水、大腿变细，连腰上曾经有过的一点赘肉都无影无踪了。我无意回复原来的体型，因为已经开始习惯并且满意现在的身材，这也是前进的一步。我在记忆中搜寻着在丹吉尔时看到的一些外国人的衣着，决定照着它们的样子对自己的服装进行修改和装饰。既不像我的西班牙同胞那样刻板，也不像外国女人们那样开放暴露。色调更鲜艳，布料更轻薄，上衣的领口稍稍低一些，裙子的长度短一些。在坎德拉利亚公寓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对着裂了一条缝的镜子，反反复复地回忆、练习，以前在露台上喝开胃酒时看到的那些优雅架起的双腿，在布勒瓦尔大街宽阔的人行道上款款而行的曼妙身姿，还有那些刚刚修过指甲的双手捧着法国时尚杂志，端着金菲士鸡尾酒或夹着带象牙烟嘴的土耳其香烟时款款的手势，一直到它们变成我的，在我身上也一样自然动人为止。

这三个多月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注意自己的仪容，发现自己全身上下都急需一次紧急的修护。一位邻居帮我修了眉毛，另一位帮我保养了双手。素面朝天好几个月后，我又开始化妆了：用唇线笔勾画嘴唇的轮廓，然后用唇膏填满，还有各色眼影、腮红、眼线笔、睫毛裔。我让哈米拉照着行李中那本残缺的《Vogue》杂志上的一张照片，用裁衣服的剪刀帮我修剪头发。一头乌黑浓密的披肩长发一绺一绺地掉在厨房的地上，像死去的乌鸦的翅膀，最后留下一头长度只到脖子的直发，头缝稍稍偏向一边，不驯的刘海时不时地盖住右边的眼睛。曾让拉米罗痴迷不已的一头爆布般的长发见鬼去吧！我还说不好这个新发型是不是更适合，但至少让我感到更清新更自由，焕然一新地永远告别在大陆酒店的那些傍晚，在风扇下，我曾经赤裸着身体躲在他的怀抱里，一头长发像大披巾一样铺散在床单上。

坎德拉利亚没过几天就把她的事办妥了。首先她在西班牙社区找到了三栋可以立即出租的房子，然后详细地描述给我听。我们俩一起研究每一处的优势和劣势，共同作出了决定。

她向我描述的第一套房子听上去堪称完美，宽敞、现代、刚刚落成，离邮局和西班牙剧院都很近。“那里还有一个可移动的淋浴喷头，跟电话一模一样，丫头。只要听到有人跟你说话的声音，就会自动喷出一股水流，你想往哪儿喷就往哪儿喷。”坎德拉利亚对这件稀罕事儿啧啧称奇。但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原因是它旁边有一块空地基，有一群干瘦的野猫横行霸道，还有很多垃圾没有清理。虽然西班牙居住区日益扩大，但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开发出来。这样的环境可能会给挑剔的目标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这个有着神奇的电话淋浴喷头的房子被否定了。

第二个选择位于得土安的主干道共和国大街上，是一栋四角装饰着尖塔的美丽建筑，离穆雷麦迪广场很近，这个广场很快就要更名为普里莫德利维拉广场。听上去它也满足我们所有的要求：宽敞、有情调，旁边没有闲置的空地，而且本身就在两条主千道的交叉点上。但是它的一位邻居把我们吓跑了。隔壁的楼里住着这座城市最好的裁缝之一，经营着一家年代久远且声名远扬的服装店。我们掂量了一下形势，最后决定放弃，还是不要一上来就挑起面对面的竞争。

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了，就是那套最终将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之所的大房子，位于西迪曼德利大街，在一栋蓝色的建筑里，距西班牙俱乐部、班纳洛奇大街和国家酒店很近，离西班牙广场、总督府和哈里发的宫殿也不远。哈里发的宫殿门口，永远都有威严的卫兵在站岗，一色的雪白缠头布，豪华的斗篷随风招展，充满了异域风情。

坎德拉利亚同犹太人贾科博本齐默尔签了租房合同。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精明的犹太人就成了我的房东，条件是每月按时支付三百七十五比塞塔房租。三天以后，我，一个全新的希拉·西罗嘉，伪装成一个我从来都不是，但也许将来有一天能够做到的人，成为这里的主人。命运再次向我敞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

“你先去吧。”坎德拉利亚把钥匙递给我，“以后最好别让人看到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我过一会儿再去。”

行走在杂乱的拉鲁内塔街上，我感觉到很多异性投来目光。前几个月的回头率加起来也不到今天的四分之一。那时候的我是一个紧张羞涩的年轻女孩，梳着一个普普通通毫无生气的发髻，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拖着宽大的衣服和满心的伤痕，想努力忘掉沉重的过去。而现在，我假装走得坚定洒脱，努力从脚步间释放出自信和高傲，这在几个星期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我刻意放慢了脚步，但还是不到十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虽然这栋建筑距离西班牙社区的主干道仅几步之遥，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很满意，它几乎符合我的所有要求：绝佳的地理位置，大门外的浮夸装饰，蓝色墙面带着些许阿拉伯风情，内部格局却又完全是肃穆的欧洲气质。公用的入口布置得整洁大方。楼梯不是很宽，但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铸铁栏杆，在拐弯处形成一个秀气的圆弧。

房子的门廊敞开着，那个年代所有的建筑都如此。我想一定是有个看门人，只不过没有露面。我小心翼翼地上楼，几乎踮着脚尖，试图不被自己的脚步声惊扰。表面上我开朗自信，但内心一如既往的羞怯，希望自己缩起来，完全不引人注意。来到主楼层，一个人也没遇到。这个楼层有两扇完全相同的门，一左一右，都紧闭着。第一扇通往我未来的邻居家，第二扇通往我未来的家。我从包里掏出钥匙，紧张地把它插进锁孔，转动，轻轻推开门。那一瞬间我儿乎不敢进去，只是用目光扫视着能看到的一切。一个宽敞的客厅，浅色的墙面十分洁净明朗，地上铺着红白相间的几何形地砖。尽头是一个走廊。右手边有个巨大的起居室。

这些年来有过很多时刻，生活给我创造了转折，有惊喜，有不可预知的挫折，让我一路不得不随时去面对。有时候是有准备的，大多数时候则猝不及防。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那年十月的那个中午一样，当我终于鼓足勇气跨过门槛，听到脚步声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走进了人生新的篇章。错综复杂的过去永远地留在了身后，就像眼前空空如也的房子一样，我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空白未来，时间会一点儿一点儿将它填满。填什么呢？各种事物和爱。一个又一个定格的瞬间、各类情感，很多人。还有生活。

我走向明暗交接的起居室。三个阳台都关着，刷成绿色的木质百叶窗低垂，挡住了窗外的阳光。我打开其中一扇，摩洛哥的秋日一下子倾泻进来，使阳台充满了梦幻与甜美的气息。

我静静地站了几分钟，细细体会着这份寂静与孤独。这几分钟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沉浸在一片空旷沉寂中，贪婪地品味着我在这个世界又一个容身之处。直到突然意识到该从自己的迷幻中醒来，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行动起来。拿马努埃拉女士的服装店当参照，我一边在房子里转悠，一边在脑海里勾画分区。起居室可以作一个大的接待室，顾客在这里提出衣服的初步设想，查阅服装图样，挑选布料和款式，然后下订单。离起居室最近的那个房间，类似餐厅，角落里有一面镜子，可以当试衣间。在走廊的中间拉一道帘子，就可以把接待室和试衣间同其他空间隔开。走廊两边的房间可以作为工作空间：车间、仓库、熨烫间，以及存放完成的服装或者一些待试样衣的储存间。第三部分，在房子的最里面，最暗，空间最小的那部分，是我的地方。那里将住着一个真正的我，一个满心伤痛、筋疲力尽的女人，背着一身债务，对未来充满疑虑和不安。这个女人所有的财产不过是一个半空的箱子和在遥远的家乡挣扎着生存的孤苦母亲。为了开这个店，她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一堆手枪去换回一笔本钱。这里将是藏身之处，最私密的空间。而除了这里，如果我终于不再继续走霉运，外面那些都将是属于一个来自西班牙首都的著名时装师的公共空间，她来到这个西班牙保护区，要开一家这里从没有过的高级定制时装店。

我回到门口听到有人在敲门。我知道是谁，于是赶紧开门。坎德拉利亚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滑了进来。

“你觉得怎么样？孩子，喜欢吗？”她急切地问。为了这个时刻，她也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了件我给她做的新衣服，一双我送她的鞋子，虽然有些挤脚，她的好姐妹瑞梅还匆匆给她梳了一个夸张的发型。在香艳俗气的眼影下，她深色眼睛放出的喜悦光芒，让人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对她来说，这也是特别的一天，一个意料之外的新开始。这是她命运多舛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全部赌注押在了我们即将开启的新事业上。也许下一段生命的旅途可以补偿她童年时的忍饥挨饿，年轻时的棍棒之痛和这些年来不时遭受的警察的骚扰和威胁。她的前半辈子充满了挣扎、狡辩，不断地往前逃离，不断地同悲惨的命运斗争，也许现在，该是她休息一下的时候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的问题，而是与她对视了几秒钟。我在想，自巴斯盖斯警长把我带到她家，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样将我交代给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沉默地看着她，出乎意料，她的影子跟我母亲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多洛雷斯和坎德拉利亚，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的母亲矜持温和，坎德拉利亚却是个火爆脾气。她们的道德观和面对命运安排的态度截然相反。可是，我第一次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某些共同的东西：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世界努力拼搏。她们都是勇敢的女人，虽然命运并未垂青，却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前进的路，为我，为她们自己，为大家。为了把我们的事业之舟推向大海，我们必须拼搏。

“我非常喜欢。”我终于微笑着回答，“简直太完美了，坎德拉利亚，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她也回报我一个微笑，还掐了一把我的脸颊，这些细微的动作充满了爱意，也充满了同时间一样古老的智慧。我们两人都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不同。我们当然还会时不时地见面，但是更谨慎小心。再也不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一起见证餐桌上的争吵，一起在晚餐后收拾桌子，也不会再躲进我那小小的屋子在黑暗中窃窃私语。脚下的路要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我们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但是我们也知道，会有某种从不被提起的东西将我们紧紧相连，直到地老天荒。

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着手装修了。在坎德拉利亚的鼓励下，我一边对屋内的空间进行设计和安排，一边列出需要添置的家具、器械和工具。她则负责寻找一切可能的渠道去购买一切，全身心地扑在这份前途未卜的事业上。

“亲爱的，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像样的服装店，所以根本不知道需要置办的东西。如果没有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们可以一起去丹吉尔，到家具宫挑选法国家具，顺便去苏尔塔纳买上半打丝綢内衣。可惜我们被困在得土安哪儿也去不了，况且我也不想让你跟我有太多牵连，所以这样吧，你来开单子，我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丫头，你就说吧，我们都需要些什么，从哪儿开始。”

“首先是起居室。这代表着时装店的形象，应该给人大方、有品位的感觉。”我一边说一边回想马努埃拉女士的服装店，还有以前送货时见过的豪宅。虽然西迪曼德利大街上的这栋房子也像得土安一样空间有限，比马德里那些豪华家庭要小得多，装饰上也逊色不少，但是所有旧时回忆都可以作为今日构建的参考。

“那这里要放些什么？”

“一张豪华沙发，两对高档的扶手软椅，中间摆一张大桌子，旁边放两三张小一点的桌子作为辅助。阳台需要锦缎大窗帘，还要一盏大吊灯。暂时这些就够了。不需要太多东西，但一定要精致优雅，质量一流。”

“我真不知道怎么弄到它们，丫头，咱们得土安没有这么阔绰的商店。让我想想。我有一个朋友在运输公司工作，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从外面运过来……不过你不用担心，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如果能弄到二手或三手的东西，但是质量特别好的，我觉得也行吧？你说是不？这样看起来会更有世家的感觉。你接着说吧，丫头。”

“还需要一些服装图样和外国的时尚杂志。马努埃拉女士那儿大概有十多本。等翻旧了她就会送给我们，我会带回家去，总是百看不厌。”

“这个也不太好弄，你知道战争一开始边境线就封锁了，现在基本没什么东西能从外面进来了。不过，我知道谁有去丹吉尔的通行证，我看看他能不能帮个忙给带些回来。他肯定会狠狠敲我一竹杠，那也没有办法……”

“看看我们运气怎么样吧。而且得买那些最好的。”我回忆起在丹吉尔的最后那段日子，当拉米罗开始冷落我的时候，我常常整夜整夜地在这些杂志中寻找安慰。“美国的《时尚芭莎》《服饰与美容》《名利场》，法国的《费加罗夫人》。”我补充道，“所有能找到的这些杂志。”

“好！还有呢？”

“试衣间需要一个三面的镜子，一对扶手软椅，还有一张铺毯子的凳子，用来放衣服。”

“还有呢？”

“布料。找最好的布料，每种买三四寸就行，做样品。在走上正轨之前我们不需要买整匹的。”

“最好的布料拉卡拉盖尼亚店里有。摩尔人在市场旁边卖的那些就不用考虑了，质量差得太多。我还可以去拉鲁内塔的印度人那里看看，他们有些神通，仓库里总藏着些好东西。而且他们跟法国保护区来往也很多，也许从那边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接着说吧，丫头。”

“一台缝纫机，如果可能的话弄一台美国的Singer牌。虽然大部分缝纫都是手工的，但是一台机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高级的熨斗和熨烫台。一对模特儿。其他那些缝纫工具待会儿我自己去买，你只要告诉我最好的百货商店在哪儿就行。”

就这样我们陆续开始准备。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在后方不知疲倦地利用各种手段弄到我们需要的一切。有时候会有脸色蜡黄的工人趁人不注意时送来一些带着伪装的或是盖着毯子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大张旗鼓地送东西来，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家具陆续运到了，油漆工和电工进进出出。我不断地收到包裹、缝纫工具，还有其他一些订购的东西。我化着精致的妆，留着精心修剪的发型，戴着光彩照人又精明能干的面具，踩着髙跟鞋，从头到尾监督整个装修过程，同时不失时机地制造一些与邻居们的不期而遇。渐渐地，左邻右舍都认识我了。每次在门廊或楼梯上擦肩而过时，他们都会礼貌地跟我打招呼。楼下是一家帽子店和烟草店。同一层的对门住着一位阴郁的老太太，还有个戴着眼镜、身材矮胖的年轻男子，我猜是那个老妇人的儿子。楼上两家都有好几个孩子，整天在门口打探这位新来的邻居是谁。

几天以后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差开工了。第一天在那里过夜时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我独自一人，充满了恐惧，几乎一分钟都没有睡着。刚开始还能听到从左邻右舍传来的各种杂乱的声音：谁家的孩子在哭，谁家的收音机开着，对门的母子俩高声争吵，谁家晚饭吃得晚，还在刷盘子，瓷器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水龙头的声响。渐渐地，夜越来越深，四周慢慢地安静下来，但是各种想象中的声音开始占据整个空间。我似乎听见家具在吱嘎作响，走廊的地砖上响起了脚步声，刚刚刷完的墙上像是埋伏着一些黑影在窥探我。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因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焦虑，所以一分钟也躺不住了。我来到起居室，打开百叶窗，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日出。清真寺尖塔上的钟敲响了，召唤穆斯林开始当天的第一次祈祷。街上空无一人，远处的格尔盖斯山在黑暗中几乎看不出轮廓，但伴随着清晨的第一丝光线，越来越显巍峨。渐渐地，这座城市以懒散的节奏活动起来。帮佣的摩尔女孩陆续到了，穿着长袍，裹着巨大的头巾。在跟她们相反的方向，一些男人开始出门上班。戴着黑色面纱的妇女，三三两两，急匆匆赶去做早间弥撒。我没有看到孩子们跑着去上学的情景，也没看到商店和机关开门营业或办公，甚至没看到用人出门去买早点、家庭主妇去市场挑选需要的东西，然后等摩尔小孩背着大筐给她们送上门。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又重新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罩着暗红色塔夫绸套的豪华沙发上。干什么？等待。等待我的命运转变航向。

哈米拉很早就到了。我们相视一笑，都有些紧张，这是全新的一天。坎德拉利亚把她让给了我，对此我十分感激，因为我和哈米拉之间已经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对我来说她就像亲人，是我的小妹妹。“我再随便找一个很容易，你把哈米拉带过去吧，她是个好姑娘，会帮得上忙的。”就这样，可爱的哈米拉跟我一起过来了。她也很高兴能摆脱公寓里繁重的家务活，跟她的“小姐”一起开始一份新的工作，这样，就不用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日复一日地消磨掉她的青春了。

哈米拉是来了，可是在她之后再也没有人上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天早上我都在天亮之前醒来，精心梳妆打扮。无可挑剔的衣着和发型，一尘不染的房间。光彩亮丽的时尚杂志，封面上优雅的女士绽开如花的微笑。缝纫工具在工作间里摆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一切都完美无缺，等待着有人来接受服务。然而，似乎没有人想这么做。

有时候楼梯处会传来嘈杂声，脚步声，人语声。每当这时我都会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焦急地向外张望，但每次都失望地发现并不是来找我的。我把眼睛凑在圆圆的洞口上，看到孩子们吵吵嚷嚷地经过，女士们匆匆忙忙地上下楼，戴着礼帽的父亲们、跑腿的用人、送货的搬运工、系着围裙的门房、一边走路一边咳嗽的邮递员，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可就是没有人来到我的门口请我为她的衣橱添置一件衣服。

我犹豫着是去通知坎德拉利亚，还是继续耐心等候。犹豫了一天、两天、三天，直到都快忘了是第几天。最后我终于决定去拉鲁内塔找她，请她加紧各处的宣传活动，通过各种渠道让可能成为我们顾客的女士们知道，一家髙级定制时装店已经开张了。否则照目前的情形，我们合资的这家店估计还没开张就得夭折。但是我并没有机会走出这一步，因为就在那天早晨，门铃响了。

“早上好！”来客用德语打了个招呼，然后用西班牙语说，“我叫弗拉乌·海恩玆，刚到得土安不久，我需要一些衣服。”

那天我穿着一套自己刚刚缝制完的衣服，带着金属光泽的蓝色，窄窄的铅笔裙，合身的上衣，里面没穿衬衣，第一颗扣子正好在领口结束的地方，非常大方优雅。全身的装饰只有脖子上挂的一串长长的银链，用一把古老的银剪刀作为吊坠。这把剪刀已经老得完全不能用了，但是我去古董市场买灯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它，一见钟情，马上决定把它变成我新形象的一部分。

第一位顾客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几乎没有看我，目光更关注店里的陈设与氛围，一定是在心里估量这里是否够档次，能否达到她的期望。接待她对我来说毫无困难，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位马努埃拉女士那样技艺高超又富有魅力的外国女子就行了。我们坐在起居室里，一人占了一把扶手软椅。她的姿势带些男人气，而我，就像千万次演练过的那样，优雅地架起双腿。她用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告诉我需要的衣服：两套分体套装，两套晚礼服，还有一套网球服。

“没问题。”我假装自信地说。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那见鬼的网球服是什么样子，不过当然，就算是被枪口顶着我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一起翻阅杂志，査看衣服的款式。她选了当年两位大师马尔塞尔·罗洽斯和妮娜瑞希的设计作品做晚礼服的款式，是从一本法国杂志中挑出来的，这本杂志汇集了一九三六年秋冬季所有的高级时装。日常套装的款式是从美国杂志《时尚芭莎》上选的，来自哈瑞·安赫罗品牌的两个模特儿。这个牌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非常小心地没让她看出来。那个德国女人对我拥有这么多时尚杂志感到非常羡慕，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但我假装听不懂她的话。要是她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亚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得来的话，一定会站起来摔门而去，再也不会光临。接着她开始挑选布料。我拿出从不同商店里购买的各种样品摆在她面前，详细地向她介绍这些布料的颜色和质地。选择布料相对要快得多。雪纺纱、丝绒和欧根纱用于晚礼服，法兰绒和开司米用于日常套装。网球服的样式和质地我们都没有谈起，只能到时候由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她待了约一个小时。这中间哈米拉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阿拉伯长袍，用黑色的炭笔描了眼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用一个擦得锃亮的银托盘送来了摩洛哥糕点和薄荷甜茶。那个德国女人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偷偷地朝哈米拉挤挤眼睛，向她表示感谢。最后一项任务是量尺寸。我把数据记在一本皮面记事本上。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作为马努埃拉女士在国外的翻版，量尺寸简直易如反掌。我们约好五天以后进行第一次试穿，然后用最客套的礼仪相互道别。再见，弗拉乌·海恩兹，非常感谢您的光临。再见，西罗嘉小姐，下次再见。一关上门，我就用手捂住嘴巴，以防自己尖叫出声，然后使劲地按住双腿，生怕自己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在地板上乱蹦乱跳。我终于可以把紧张暂放到一边，尽情地沉浸在激动中，第一个顾客终于盼到了，从现在起，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不依靠母亲和马努埃拉女士的指导和帮助独立裁剪所有的服装部位。因此在做这些衣服的时候，内心五味杂陈，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先在脑海中勾画出杂志上那些衣服各个部位的样子，画面上呈现不出来的东西和看不到的部位，则只能靠想象来推测。我用肥皂头在布料上做上记号，然后小心翼翼，几乎是心惊胆战地剪下来。装上、拆下，再装。在模特身上比量，锁边，缝制，拆开，重新缝制，一直到对效果满意为止。和我刚开始学习缝纫的时候相比，这个针线与布料的世界已经潮流变幻。二十年代中期我刚迸人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时，服装的线条很宽松，腰线靠下，日装的长度比较短，晚装则是保守的长裙，剪裁干净利落，简洁精致。三十年代的潮流是长度变长了，腰线适中，斜线裁剪，突出肩部，更强调身体的曲线。时间在变，时尚在变，顾客的要求和时装师的工艺也都在变。但是我知道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我很高兴已经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这种变化，这样就很容易紧跟巴黎时尚界统治下任何突发奇想的潮流。

头几天极为忙碌，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出门，只是偶尔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出去散会儿步，也经常碰到一些邻居。比如对门的母子俩每天都手挽手一起散步，楼上的两三个孩子飞奔着下楼，或者某位女士急匆匆地赶回家准备全家的晚饭。在最开始的一周，只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就是那该死的网球服。最后我决定让哈米拉给坎德拉利亚送去一张便条：我需要有网球服模特的杂志，旧的也没关系。

哈米拉回来说：“坎德拉利亚女士让我明天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