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喧嚣的中午，餐厅里顾客进进出出，侍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伴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不懂的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几乎没有人发现我的离去。只有哈米德，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年纪却不小的小个子跑堂，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提行李。我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拒绝。出了门就迈开大步走，脚步既不坚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稳，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完全不担心要去哪儿。我记得我曾走过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经过了郊区的露天市场，那儿有人声鼎沸的小摊、牲口、叫卖声、来来往往的长袍。我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好几次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或是着急的摩洛哥运货人“借过、借过”的喊叫声惊醒，贴墙靠在路边。在这段漫无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还经过了英国墓地、天主教觉、锡亚琴大街、玛丽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疲倦，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双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几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在浅海滩，当我像鬼魂一样经过西班牙学校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身边。

“女士，您需要我带您去哪儿吗？”出租车司机的西班牙语混杂着法语。

我当时也许点了点头，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让他觉得我要出远门。

“您是要去港口还是火车站，还是要去坐公共汽车？”

“是。”

“是？是什么？”

“是。”

“是去公共汽车站？”

我又点了点头，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不管是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还是万丈深渊。拉米罗已经把我抛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个轻柔的声音试图把我唤醒。努力很久后，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身边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面容虽然还有些模糊，模样却依稀让人觉得熟悉。另一位是穿着一身洁白长袍的修女。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但是视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两侧的床铺，屋里弥漫着药味，窗户里照进来大片日光。原来这是一家医院。我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我的孩子。”

“马德里。”

两个人影似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只手轻柔地握“我想你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那个男人回答：

“交通已经中断，政府前几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我并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清，因为我马上坠入虚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几天。这之后医生让我卧床静养。在得土安平民医院里动弹不得的那几个星期让我有时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并回顾权衡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也只是在最后几天才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那段时间，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视时间（虽然从没有人探访过我），甚至护工来送饭我却完全无法进食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么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忆，只是哭。

很多天后，当眼泪终于干涸，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回忆就如潮水般一寸寸地将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见它们在追赶我、纠缠我，排着队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轮，永远都是白昼。鲜活又无法控制的回忆，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个接一个冷笑着向我靠近，跳上床垫，爬到我身上。它们无处不在，从耳朵里，从指甲缝里，或者从全身皮肤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识，毫不怜悯地用那些我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渐渐地，持续不断朝我涌来的回忆大军开始不那么嘈杂，变得安静而犀利。冷静后的剧痛鞭笞着我，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为这八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找一个原因。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记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使这段煎熬的时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产妇、慈善机构的护工和漆成白色的金属床一起度过。每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来查房，其他住院产妇的家属会在特定时间前来探视，他们窃窃私语，爱抚新生婴儿，叹息着安慰不幸流产的病人，比如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会来探视，当然我也没有奢望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待在这群陌生人中间，脑海中只有初到时杂乱的零星记忆，夹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这么多天来思绪纠缠交错，只忆得起偶尔出现的修女，还有那份急切又带着些许恐惧的愿望：尽快回到马德里。

直到那个早晨，我的孤寂被意外打破了。在一身素白身材臃肿的维尔德斯修女的指引下，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很多天前他似乎说过一些关于一场战争的话。

“孩子，有人来看你了。”修女说。她的嗓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我却从中分辨出一丝担忧。当这位不速之客做自我介绍时，我明白了她的担忧从何而来。

“女士您好，我是得土安警察局局长克拉乌迪奥·巴斯盖斯，”陌生人问候道，“或者应该称呼您小姐？”。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穿着一套浅色夏装便服，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深色眼睛十分明亮，透着精明和机智。我那时还有些恍惚，无法辨别他到底是一个上了年纪仍身手敏捷的人，还是本就是年轻人，只不过华发早生。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我得知道他为什么找我。维尔德斯修女请他在墙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却直接把椅子搬到我病床的右侧，然后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微笑着请修女离开，彬彬有礼又不容置疑。

病房宽大的窗户使屋里充满了阳光。窗外的花园里，微风轻拂棕榈树和蓝桉树。天蓝得令人炫目。对于任何一个不需要在医院里卧床，也不需要面对陌生警察的人来说，这都是十分美妙的夏日。我身边的两张病床是空的，医院里的大多数病床都这样，一尘不染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修女离开了，因不能见证接下来的谈话而满心不悦。远处有两三个静卧休息的病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在病房另一头悄无声息地擦地。我几乎连上身都支不起来，身上的床单一直盖到胸口，只露出两条日益消瘦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肩膀，头发梳向一边束成黑色的辫子，消瘦的脸颊晦暗无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

“修女告诉我您的情况有所好转，所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您觉得怎么样？”

我只能点头，因为猜不出来他想跟我谈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遭遇的不幸和迷茫会跟警察扯上关系。这时警长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打开。不过看上去他应该已经看过了，因为他无需翻找，直接就到了要找的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关于我的信息。

“好。首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您是希拉·西罗嘉·马尔丁，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马德里，对吗？”

他的话十分有礼貌，问题却很直接，带着审讯的意味。考虑到我目前的状况，他没有用像审犯人一样的口气跟我说话，但是也没有把这种意味完全掩饰掉。我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证实了资料的准确。

“您是上个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从丹吉尔来到得土安的？”

我再次表示肯定。

“您是从三月二十三日起入住丹吉尔大陆酒店的？”

肯定。

“您是跟……”他看了一眼小本子，“拉米罗·奥利巴斯·盖洛尔一起到达丹吉尔的，他是西班牙维多利亚人，出生于一九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又点了点头，但这次垂下了目光。这是我离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巴斯盖斯警长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或者他注意到了，但是不愿意表露出来。他继续质询。

“在大陆酒店您二位留下了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头转向另一边，不想面对他的目光。

“看着我。”他说。

我没有理他。

“看着我。”他重复了一遍，语调很平静，没有比前一次更坚决或更和蔼，也没有更严厉，完全相同的语气。他很耐心地等着，直到我最终顺从再次把目光投向他，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再次问道：

“您知道在大陆酒店还有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吗？”

“我想我知道。”我终于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回答，然后再次移开目光，把头转向另一边，开始哭泣。

“看着我。”他第三次要求。

他等了一会儿，终于发现我不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和勇气去面对他。于是我听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床脚来到病床的另一侧。他迎着我的目光，在旁边的床上坐下，平滑的床单被压出许多褶子。他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正试图帮助您，女士。或者该称您小姐，不过对我来说都一样。”他坚定地说，“您被卷人了一个巨大的麻烦，虽然我相信这不是出于您的本意。我想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是需要您的协助。如果您不跟我合作，我也就没有办法帮助您，您明白吗？”

我很艰难地说了声明白。

“好吧，那就别哭了，咱们继续。”

我用床单擦干眼泪。警长先生给了我几秒钟平静的时间。一发觉我哽咽得不那么厉害了，就继续他的工作。

“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嗫嚅道。

“您看，大陆酒店经理控告您未支付大额账单即离店，这还不是全部。很不幸，您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们还接到来自好利获得公司的起诉，控告您诈骗了他们两万四千八百九十比塞塔。”

“可是我，我……”

他做了个手势阻止我申辩，因为他还有更多的消息要告诉我。

“还有一个对您的通缉令，因为您从马德里一家民宅窃取了一批价值不菲的珠宝。”

“我没有……但是……”

听到这些消息，我太过震惊，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开始语无伦次。坐在对面的警长似乎对我的茫然了如指掌，试图让我冷静下来。

“我知道，我知道。别激动，别太使劲。我已经看过了你行李中所有的文件，所以基本上能把发生的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也找到了您丈夫留下的信，或许是您的男朋友，或者情人，不管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奥利巴斯，还有一份赠与您珠宝的证明，以及一份公证书，说明那些珠宝的前拥有者正是您的父亲。”

我不记得自己曾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事实上自从拉米罗开始负责保管珠宝以后，我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儿。如果它们真的在我的行李里面，那一定是我在匆忙离开大陆酒店时不经意抓进去的。一想到这些东西也许可以挽救我，我松了口气。

“请您去问他，问问我的父亲。”我恳求道，“他在马德里，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住在埃尔默西亚大街十九号。”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这里跟内陆的通信已经基本中断了。马德里现在非常混乱，很多人下落不明，有的被捕了，有的逃走了，有的正在逃，有的藏起来了，还有的死了。再说，您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这个控告正是来自阿尔瓦拉多先生的儿子恩里克，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您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吗？”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记录，“没错，恩里克·阿尔瓦拉多。似乎是几个月前，一名仆人告诉他您去拜访过，出来的时候神色慌张，还携带着几个包裹。他们推测包裹中就装着这些珠宝，并且认为老阿尔瓦拉多先生可能是一次诈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是被某种外力胁迫。总之，情节很恶劣，不过这些文件应该可以证明您无罪。”

他从外套口袋中取出几个月前父亲在见面时交给我的文件。

“您还算走运，奥利巴斯没有把这些纸片连同珠宝和现金一起带走，可能他觉得这是一种补偿。他完全可以把它们销毁，断了你的后路。也可能是因为他走得太急，没有这么做。或许您该感谢他，正是这些东西令您免于牢狱之灾。”他有些讽刺地说。但是马上又眨了眨眼睛，似乎想收回最后的那句话。“对不起，我无意冒犯。不过我想在目前的状态下，您一定不会感谢这样一个害您到如此境地的恶棍。”

我没有回应他的道歉，只是虚弱地问了另一个问题：

“他现在在哪儿？”

“奥利巴斯？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在哪儿。可能在巴西，可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可能在蒙得维的亚。他登上了一艘阿根廷远洋轮船，但是这艘船会停靠好几个港口。而且他好像不是一个人走的，一起逃走的还有三个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波兰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那你们不会去找他吗？不会去追踪他的线索然后逮捕他吗？”

“恐怕不会。他身上几乎没什么罪名，只有一张未付款账单，还是跟您一起分担的。当然，前提是您不因为他带走你的钱和珠宝指控他。不过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您不值得这么做。虽然事实上这些东西确实是您的，但是它们的来历不是很明确，而您也正因为它们官司缠身。况且我认为我们很难再找到他的下落，这样的人一般都非常聪明狡猾。他们神通广大，很清楚如何从人间蒸发，然后就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用最不引人怀疑的方式重生。”

“可是我们正要开始一段新生活，一个新的生意，只不过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我结结巴巴地说。

“您是说教人打字的生意？”他再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恐怕早就没有可能了，因为你们没有得到授权。阿根廷皮特曼学院的董事们对在大西洋彼岸扩展生意完全没有兴趣，而且早在四月份就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他看出了我的一脸茫然，“奥利巴斯从来没告诉过您，对吗？”我想起自己每天带着希望去前台询问，急切地想要收到那封我以为会改变生活的回信。而拉米罗，几个月来从未跟我提起过他收到的这封回信！想要继续维护他的想法开始慢慢溶解，蒸发……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用仅存的一点力气说：

“可是他爱我……”

警长笑了，苦涩又充满同情的微笑。

“他这样的人都这么说。您看，小姐，您别再自欺欺人了，像奥利巴斯这样的人只爱他们自己。他们有时候的确充满爱意，慷慨大方，也很有魅力。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关心的就只有自己的利益。见势不妙，马上抽身而退，为了不被人抓住把柄，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次您是最大的受害者，的确非常不幸。我不怀疑他曾经爱过您，但是当他看到更好的前程，您就成了他的包袱，他再也不想受您拖累。因此他抛弃了您，不再浪费更多时间。您没有什么错，但事已至此，我们也无力去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

我不想再听他继续控诉拉米罗的爱有多么虚伪，因为无法承受那种痛苦。我更愿意回到实际的话题上。

“那好利获得公司呢？我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用力地呼出来，似乎在下决心提及一件令他非常不快的事。

“这件事更加麻烦。目前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您是无辜的，虽然我个人相信这又是您丈夫或者您男朋友，反正就是那个奥利巴斯导演的一出诡计。目前官方的说法是这样：您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您的公司从好利获得公司购买了一批打字机，但是没有付款就潜逃了。”

“是拉米罗要以我的名义开一家公司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不知道他打着您的幌子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来跟您说说我推测的事情经过。官方的说法您已经知道了，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请随时纠正。首先是您的父亲给了您一笔钱和一些珠宝，对吗？”

我点了点头。

“然后，奥利巴斯主动提出要以您的名义开一家公司，并且把这笔现金和珠宝都保存在他工作的那个公罚的保险柜里。对吗？”

我又点了点头。

“好。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这么做了，但是并没有简单地用您的名义保存起来。他用这笔钱，以西罗嘉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名义，向自己的公司购买了一批打字机，当然了，您就是这个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第一次购买时他准时付款，因此好利获得公司丝毫没有起疑。第二次购买，数额更大，交易依然顺利，准时付款。奥利巴斯把这些机器倒卖了，当然我不知道卖给谁了，怎么卖的。到此为止，从好利获得公司账面的情况来看，一切都没问题，而奥利巴斯也有利可图。没有动用自己的一分钱，却做了一笔好买卖。之后，过了不到几星期，他再次以您的名义订购了一大批机器，这次好利获得公司当然以为又是一笔送上门来的大生意。但对于这笔订单您的公司没有直接支付全款，只付了首付，由于您已经在好利获得公司有了一定信誉，没有人对此怀疑，他们觉得余下的货款一定会在约定期限内补齐。但问题是，这部分货款再也没有到账。奥利巴斯再次倒卖了机器，从中获取利润后，就带着您一起携款潜逃了。他自己的钱不但分文未动，还从倒卖机器和拖欠的货款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没错，虽然那时候可能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了，我猜你们离开马德里的时候也很仓促，对吗？”

这一刹那，电光火石般，我想起了那个三月的早晨，从萨莱萨广场回到家里，拉米罗是那般紧张不安，匆匆忙忙地从衣柜里取出衣服塞进行李箱，而且迫使我像他一样仓皇告别，一秒钟都不能耽搁。想起这一切，我再次确认了警长的推测。他继续说：

“就这样，完美的计划。奥利巴斯不但占有了您的钱，而且用这些钱为自己赚取了更多的钱。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的眼里重又噙满了泪水。

“停，停，麻烦您别哭。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哭无济于事。您看，实际上发生这一切也都是因为现在的时局不好，太复杂。”

我使劲咽了下口水，终于忍住眼泪，开始谈话。

“是因为那天您提到的战争？”

“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爆发战争，目前的形势非常微妙复杂。半个西班牙在国民军手中，半个在政府的控制下。形势非常混乱，信息也不通畅，已经无法得到那边的消息。总之，完全是一场灾难。”

“那这里呢？情况怎么样？”

“目前还算平静，前几个星期却是一团糟。这里是暴乱的发源地，您不知道吗？那些部队就是从这里倒戈的。佛朗哥将军从摩洛哥出发，带领部队起事。头几天有一些轰炸，为了平定叛乱，共和国空军袭击了总督府，但是他们运气不好，弄错了目标。一架福克战斗机炸伤了不少平民，炸死了摩尔人小孩，还炸毁了一座清真寺，很多穆斯林因此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他们的，自动站到了国民军一边。而支持共和国反对国民军的人已被逮捕或枪毙，欧洲监狱已经爆满，据说在蒙哥特还搭起了监禁场。这附近的萨尼亚拉梅尔机场失守，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就陷落了。目前，整个北非已经被起义的国民军掌握，形势也基本平定下来了。闹得正凶的是伊比利亚半岛。”

他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擦了擦眼睛，然后手掌上移，抚过眉毛、额头、发根、头顶，脑后，一直到脖子。他低声说，似乎在自言自语：

“看吧，看看事情能不能一下子都解决掉。”

我把他从沉思中唤醒，因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急切的心情：

“但是，我能走吗，还是不能？”

我的问题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能，绝对不能。您哪儿都不能去，尤其是不能回马德里。目前马德里还由政府控制，而且市民也做好了准备尽一切力量进行抵抗。”

“可是我必须回去。”我毫无底气地坚持着，“那里有我母亲，还有我的家……”

他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失去耐心。虽然鉴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不想刺激我，但是我的坚持也让他越来越不快。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他大概早就不会对我这么客气了。

“您看，我不知道您是支持哪一方的，捍卫政府还是支持国民军。”他的语调又变得平和，在短暂的失态之后完全恢复了之前的状态，也许是前些日子的混乱引发的紧张让他有些疲惫。“我跟您实话实话，自从这几个星期我不得不见证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您站在哪一边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我甚至根本不想知道。我只不过是履行职责，努力把政治因素拋在一边而已。专门管这事的大有人在，当然这很不幸。但是运气这东西很讽刺，虽然令人难以相信，但一旦落到你头上就由不得你了。在得土安，在暴乱的中心，您可以完全放心，除了我，没有人会理会您这些涉嫌违法的官司。这些官司够麻烦的，在正常情况下，足以让您蹲相当长时间的大牢。”

我试图抗议，紧张且充满恐慌。但是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我，接着说：“我想在马德里，除了跟政治有关的案件和一些极端重案，大部分的警务和司法工作都已经瘫痪了。他们正忙着打仗，我不认为会有人跑到摩洛哥来追踪一个被打字机公司起诉的诈骗犯和被自已亲兄弟控告偷父亲财产的盗窃犯。几个星期之前，这些的确是严重的案件，但在今天，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您的官司已经微不足道了。”

“您的意思是……”我犹疑着问。

“您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不要有任何想要离开得土安的企图，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惹麻烦。我的职责是负责西班牙保护区的监管与安全，我不认为您会在这方面构成任何威胁。但是，以防万一，我也不希望您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不要把这些话理解成忠告或者建议，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拘捕，我不会把您投进监狱，也不会对您实施寓所监禁，所以您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但是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离开这座城市。清楚了吗？”

“到什么时候？”我没有确认他的要求。孤身一人无限期地留在完全陌生的城市，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一种。

“一直到西班牙基本稳定，也得看它最终的结局。到那时候我再决定。现在我既没时间，也没办法处理您的案子。而您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丹吉尔酒店的欠款。”

“可是我现在没钱……”我说着，又要掉下眼泪。

“我知道，我已经仔细检查过您的行李，也确认过除了凌乱的衣物和一些纸张，您确实什么都没带。但目前您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嫌疑人，在这个案子里您和奥利巴斯处于同样的不利境地。现在我们找不到他，那您就必须对这个案子负全部责任。而我恐怕没有办法为您开脱，因为丹吉尔那边知道您在我手里，他们完全能找到您。”

“可是他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再次泣不成声。

“这我也知道，请您不要再哭了，可以吗？在他留给您的信里，已经公然承认了他有多么无耻，也表明了他想要置您于困境，让您寸步难行。他带走了您所有的财产，给你留下了一个孩子，但是一到得土安，甚至还没下公共汽车您的孩子就不幸失去了。”

我满脸都是茫然，泪水和痛楚、挫败交杂，让他不得不对此作出说明。“您不记得了？是我在汽车站接到您的。我们接到丹吉尔瞥察局的电话，通知您将到达得土安。据说是酒店的一个跑堂向经理报告了您仓促离开的事情，他觉得当时的情形十分蹊跷，值得警惕。发现人去楼空、还拖欠着巨额房费后，他们报了警。警察找到了带您去巴伦西亚那汽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并且得知您上了前来得土安的公共汽车。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许会随便派个手下在那儿等您，但时局混乱，我宁可亲自过问，以免发生任何意外或不幸。我决定亲自到汽车站去等您。刚下车您就晕倒了，是我把您送到这里的。”

我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一些模糊的记忆。那个热得令人窒息的公共汽车站好像是叫巴伦西亚那。车厢内的叫喊声、装着活鸡的篮子、挤在一起的乘客，有摩尔人，也有西班牙人，个个汗流浃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然后我突然觉得大腿间潮湿黏稠。到达得土安刚要下车时又觉极度虚弱，有热乎乎的东西顺着大腿根流下来，顿时又惊又怕。刚要将一只脚踩上这座陌生城市的地面，就听到一个带着大檐帽、半边脸被帽檐挡住的男人问：“您是希拉·西罗嘉吗？我是警察，请跟我走一趟！”就在那个时候，一阵无限的疲惫席卷而来，脑子开始发木，双腿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我失去了知觉。几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再次面对这个人，仍不知道他究竟是把我推向刑场的刽子手，还是我的救世主。

“维尔德斯修女负责向我通报您的恢复情况。几天前我就想来找您了解情况，但是她们一直不允许，说您仍然严重贫血，还有其他一些症状。但无论如何您现在看上去已经好多了，因此他们允许我今天来探视，我想过不了几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那……那我去哪儿？”我的焦虑跟恐惧不相上下。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独自面对未知的现实。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我身边指引着我，开始是母亲，然后是伊格纳西奥，再后来是拉米罗。如果没有一只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没有人帮我抉择，没有人在身边让我信任和依赖，我简直就活不下去。

“这件事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他说，“我会给您找个落脚的地。您可别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您先不用担心，关于您的过去，我还有一些遗漏的信息需要补充。如果您觉得有力气，明天我再来找您，麻烦您详细叙述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能帮助我们解决您丈夫或是您男朋友给您带来的无尽麻烦。”

“我丈夫，我男朋友，或者随便我什么人，反正就是那个败类。”我接过话茬，做了个讽刺的鬼脸，既虚弱又苦涩。

“你们结婚了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这对您来说是件好事。”他很干脆地下了结论，然后又看了看表，“好了，我不想让您太过劳累。”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我想今天的内容已经足够了。我明天再来，时间不定，到时咱们再继续。”

他向病房门口走去的时候，我细细打量着他。他走路很快，步伐坚定，很有节奏，一看就是个从来不愿意浪费时间的人。等我好了，迟早会弄清楚他是真的相信我是无辜的，还是只想尽快甩掉我和与我一起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从天而降的麻烦。我没有力气继续想了，长时间的谈话和过度惊吓已经让我筋疲力尽，只想好好地睡一觉，把一切都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