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五节
一大清早,蒂克纳·菲尔兹公司里的小店员和低级职员就已忙作一团。霍姆斯医生是最早到达的但丁俱乐部成员。由于来得早了点,他只好在大厅里踱步打发时间,后来决定到菲尔兹的办公室去坐坐。
“哦,对不起,先生。”他推开门却发觉办公室里有人,便一边致歉一边关门。
一张瘦削阴郁的脸向着窗户。霍姆斯一眼认出来了。
“哎呀,亲爱的爱默生!”霍姆斯笑容满面。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身材瘦长而微驼,穿着蓝色外衣,戴着黑色围巾。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问候霍姆斯。在远离康科德的地方见到诗人、演说家爱默生可是一件稀罕事。康科德是一个文学奇才云集的小村庄,曾一度与波士顿形成竞争之势,特别是在哈佛因爱默生在神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一神派已经死亡而禁止他在校园里发表演说之后这种情势就更为凸显。爱默生是美国作家中惟一一个与朗费罗齐名的人,所以,即便是霍姆斯,一个处在文学界中心的人物,见到作家也要开心得不得了,觉得荣幸之至。“我刚做完一年一度的学术演讲回来,这可是由当代诗人米西纳斯慷慨资助的。”爱默生的一只手撑在菲尔兹的办公桌上,好似在给教徒祝福,这是他以前当神父时养成的一个姿势,“我们大家的监护人和保护人。我正好有几篇文章要留给他。”
“喔,您该回到波士顿了。星期六俱乐部没有您,我们心里空空的。我们差点儿要召集一次抗议大会,要求准许您回来!”霍姆斯说。
“多谢,我是决不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的。”爱默生笑道,“您晓得,我们不会忙里偷闲致信当权者或朋友,只会挤出时间来写信给讨账的律师或者请人来帮我们修房子。”紧接着,爱默生问起霍姆斯近况如何。
霍姆斯先讲了一大串奇闻轶事,然后说:“这一向我在考虑再写一部小说。”他不敢说自己已经动手写了,因为他对爱默生着实有些发怵。爱默生思路敏捷,说话有说服力,谁听了他的意见,都会觉得自己似乎错了,只有他是正确的。
“噢,我希望您把它写出来,亲爱的霍姆斯,”爱默生真诚地说,“您可不能辜负我的期望。跟我说说闯劲十足的上尉吧。他还在念法律吗?”
一说到小霍姆斯,霍姆斯就神经紧张地笑了起来,似乎他儿子这个话题本来就很可笑;当然不是这样,小霍姆斯根本就没有什么幽默感。“我以前对法律也有所涉猎,觉得它味同嚼蜡。小霍姆斯诗写得很好,虽说不如我的好。他又搬回家来住了,活像是个白种奥赛罗,坐在图书馆的摇椅上,给年轻的苔丝德蒙娜讲他受伤的故事,来打动她的芳心。有时候,我觉得他非常不喜欢我。您孩子讨厌您吗,爱默生?”
爱默生发了一会儿愣,说:“父子之间不太平,霍姆斯。”
说这话时,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成年人踩着石子过溪流。霍姆斯从其中看出了爱默生的为人谨慎,忐忑不安的心情便随之放松下来了。他希望交谈能够继续下去,但他也知道,爱默生随时都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结束谈话。
“亲爱的爱默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霍姆斯真心实意想征求爱默生的意见,但他什么意见都不提。“您对我本人、菲尔兹和洛威尔有何看法?我的意思是说,您如何看待我们帮助朗费罗翻译但丁的《神曲》?”
爱默生眉头紧拧,仿佛被霜冻住了似的。“倘若苏格拉底在这儿,霍姆斯,我们可以在街道上和他谈个明白。至于我们亲爱的朗费罗,我们就不能去找他攀谈。他那里是一座宫殿,奴仆成群,美酒罗列,衣饰华美。”爱默生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我偶尔会想起在蒂克纳教授指导下研读但丁的日子,就像您一样,不过我总是认为,但丁是一件珍品,就像一头第三纪的猛犸象——它应该陈列在博物馆里,而不是存放在某个人的家里。”
“可是您曾对我说过,将但丁介绍给美国将会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霍姆斯坚持说。
“是的。”爱默生认真考虑着霍姆斯的话,他喜欢尽可能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全,“这也是对的。尽管如此,霍姆斯,我宁愿跟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交往,也不愿意同几个空谈者打交道,他们巧舌如簧,喋喋不休,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家相互吹捧。”
“但是,如果作家们互不往来,文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霍姆斯笑着说,他在保护但丁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不受伤害,“谁又可以说那些杰出的剧作不是莎士比亚和本·琼森相互赞美的结果,不是博蒙特与弗莱彻。”
爱默生弄平整他带给菲尔兹的文章,以示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记住,只有把过去的天才转变为现实力量的人,才是第一个真正的美国诗人。而第一位真正的读者注定是在街道上而不是在雅典娜神庙里诞生的。美国精神被揣想为怯懦、爱模仿和驯顺,因为我们高雅体面、彬彬有礼的学者懒散成性。我们国家的灵魂,以世俗为其导向,沉迷于自身。不采取行动,学者就尚未成其为人。观念必须通过优秀者的身体力行才能化为现实,否则它们不过是梦想罢了。阅读朗费罗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一万个放心,全然没有忧心忡忡的感觉。我们的未来不会从这里诞生。”
霍姆斯觉得爱默生给他出了一个无人能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爱默生走后,他果断决定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秘而不宣,不想告诉但丁俱乐部的其他人。
“这真的有可能吗?”在对巴基议论一番后,菲尔兹问道,“隆萨这个乞丐深受《神曲》影响,以致他认为这首诗比所有的生命还要重要,这可能吗?”
“文学攫住一颗脆弱的灵魂,这既不是第一回,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想想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吧,”霍姆斯说,“在开枪射击林肯的那一刻,他用拉丁语高呼,‘永远打倒暴君’。这是布鲁图斯刺杀尤利乌斯·恺撒时说的话。在布思眼中林肯就是那位罗马帝王。记着,布思是莎翁舞台剧演员,正如我们的撒旦是一个高明的但丁研究者。我们每天一味的阅读、理解和阐释,却不曾动手去做我们暗地里希望发生的事情,而恰恰是这个人,将它付诸行动,变成了现实。”
听了霍姆斯的话,朗费罗莫名惊诧,“可是,布思和隆萨似乎是在无意中这么做的。”
“巴基肯定隐瞒了隆萨的某些情况!”洛威尔沮丧地说,“你看到了,他当时十分勉强,霍姆斯。你怎么想?”
“这就像在抚摸一只刺猬,”霍姆斯赞同道,“如果一个人开始攻击波士顿,开始对政府首脑或者州府心怀怨恨,大概可以肯定他时日无多了。可怜的埃德加·坡在医院去世前不久,就牢骚满腹,满口怨言。所以稳妥的做法是,倘然你察觉一个人正在滑向这种境况,最好不要再借钱给他,因为他去死不远了。”
“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伙。”一提到爱伦·坡,洛威尔就嘀咕着开始抱怨。
“巴基一直在瞎猜胡想,”朗费罗说,“可怜的巴基。丢掉工作只会使他越加不幸,毫无疑问,他在绝望之中是不会以友善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