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我们看到对方时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正在冲速溶咖啡，但他一看到我醒来，就放下了咖啡罐，轻轻地打了个口哨。

我点点头。我走下楼，脚肿得老高，左胳膊都抬不到我脑袋那么高了，胸腔里冰凉。我眼睛的周围可能都是黑圈。

但道奇的样子更使我吃惊。他脑袋上几乎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了，瘦了许多，脸上有块红斑，它使我想到风口上的一堆火。我一眼就看出他可能得了一种怪病，正在进行化学治疗。我猜，他可能早已习惯旁人嫌恶的眼神，因为他说：“啊，我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哪儿有病？”

他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

“谢谢你给我打了个电报。”我说。

“孩子，如果你有别人不会把你怎样的事，你就别讲。”他看上去很虚弱，就是说，他看上去并不精力过人。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舒服。

“你在进行化学治疗吗？”

“几天前就停了。恶心真叫人受不了。”他向前迈了几步，轻轻拥抱了我一下，不太紧，好像怕传染似的。

“我听到个笑话，”他说，“这家犹太人在医院门厅里等着。医生朝他们走了过来。这小子很有钱，嗓音洪亮，说起话喳喳的，像佬一样。”我父亲有时就像他以前提醒我母亲那样提醒我：根是扎在地狱的厨房里的，你他妈的就是该死。他假充内行的样子总是与众不同，发音时总是随意地把“鸟”发成“佬”。

他接着讲下去。“‘我给你们带来了，’医生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坏消息是你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好消息是他的病不是癌症。’那家人异口同声地说，‘谢天谢地。’”

我们一块笑了起来。等我们重新平静下来，他递给我一杯没喝的咖啡，自己又冲了一杯。“我们也有坏消息。”他说。

“不治之症？”

“蒂姆，谁他妈说得准呢？有时，我想一得上我就知道了。如果我真知道病因的话，我可能就会找到治病的方法。告诉你，我恨透了医生开的那些药片。我吃药时又恨我自己。”

“那你睡眠情况怎么样？”

“我觉一直很轻。”他说。然后，他点点头。“孩子，我除了半夜三更而外，什么都对付得了。”这句话对他来说可真够文雅的了。他马上闭住嘴。“你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我不知不觉地把路旁那一仗对他讲了一遍。

“你把那条狗丢在哪儿啦？”他问。

“埋在院子里。”

“在你睡觉以前？”

“是的。”

“有教养。”

整个早晨我们都待在厨房里。我煎完几个鸡蛋后，我们试图到起居室坐坐，但帕蒂的家具并不是替老码头工准备的。不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厨房。屋外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天。他通过窗户朝外看，不由得哆嗦起来。

“你怎么喜欢这个鬼地方？”他说，“就跟爱尔兰冬季的后海岸一样。”

“不，我喜欢它。”我告诉他。

“真的？”

“我是在被踢出埃克塞特后才头一次到这儿来的。想没想起来，咱俩都喝醉了？”

“那还能忘了吗？”看到他笑了我感到很高兴。

“那天早晨，你回纽约，我决定到这儿来过夏天。那以前我所说过这个镇子。我一到这儿就不想走了。到这儿一个星期后，有天晚上，我到公路边上一家舞厅去玩。那儿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一直盯着她。但我并没凑上去。她和她自己那帮人在一起，正跳舞呢。我只是在看。快结束时，我鼓足勇气，走下舞池，来到她身旁，直勾勾地瞅着她眼睛，她也看着我。我们俩一起走出门去。操他娘的，跟她在一块的那帮小子连扁屁都没放。所以，我们俩穿过公路，来到林子里，躺在一起，道奇，我和她发生了性关系。我想从我走到她跟前到和她性交仅有六分钟光景。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比我以前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深刻。”

我讲的这些可把他给乐坏了。他习惯地伸出手去拿波旁酒酒杯，但发现酒杯不在那儿。“所以，来这个地方是你的运气。”他说。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你现在怎么样？”他问道，“用铁箍把流氓打了一顿，你看上去并不很高兴。你是怕他回来？”一想到斯都迪可能会决定回来，他的眼睛里现出了喜悦的神色。

“有许多事可说，”我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全都倒出来。”

“和你的妻子有关？”

“有一些。”

“我说，如果我再活上十年的话，我什么也不说，可是，因为我不能，我得告诉你。我相信，你娶了个不该娶的娘们儿。该娶的是玛蒂琳。她可能是只复仇的珍珠鸟，但我喜欢她。她漂亮，她纤巧。”

“这是你的祝福吗？”

“多少年来，我心里装了许多事一直没说。这可能会引起内部腐烂。那位喳喳叫的佬说，癌症的一个病因就是恶劣的环境。”

“你想告诉我些什么？”

“娶有钱女人的那个小子会自食其果的。”

“从前我还认为你喜欢帕蒂呢。”以前他们喜欢在一块喝酒。

“我喜欢她的聪明劲儿。如果其他的乡下佬都像她那样有胆量，那他们可以主宰世界了。但我并不喜欢她对你做的那些事。有些女人应该穿件T字领衫，前胸印上：‘过来转转。我会让你变成搞同性恋的人。’”

“谢谢。”

“我说，蒂姆——这不过是一种修辞。不涉及个人。”

“你过去总为我操心，是吧？”

“你妈太文弱。她把你给惯坏了。是的，”他说，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我为你担心。”

“也许，你用不着。我在监狱蹲了三年，从没栽过跟头。他们管我叫‘铁下巴’。我从来不玩男人那玩意儿。”

“干得不赖。我以前总琢磨这种事。”

“我说，道奇，”我说，“那好处在哪儿呢？你感到我自以为是个男子汉？我并没那样。我在保护什么？你是个保守的狂热宗教教徒。你会把所有的男性同性恋者都关在集中营里，其中包括你儿子，如果他也搞同性恋的话。就是因为你们幸运，出生时手里拿着老虎卵子。”

“咱俩喝点什么吧。你胃口不大好。”

“你喝酒还行吗？”

他用手比划一下。“只是偶尔喝点儿。”

我拿出两个玻璃杯，倒上波旁威士忌。他又往酒里倒了很多水。如果没有别的根据，这足可以证明他有病了。

“你误解了我，”他说，“你认为二十五年来我一直独自待在摆好家具的屋里，什么都不想吗？我也想跟上形势，我年轻时，如果你是男性同性恋，那你就该死了。甚至问都不用问。你是地狱的差使。现在人们发起了同性恋者革命。我看着他们。他们到处都是。”

“嗯，这我知道。”我说。

“哈，哈。”他说，用手指了指我。很明显，酒刚一下肚就像天使那样让他兴奋起来，“我儿子赢了。”

“善于跳舞。”我说。

“我记得，”他说，“科斯特洛，对吗？”

“不错。”

“我肯定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六个月前，他们叫我别再喝酒，再喝就没命了。所以，我戒酒了。现在，我一睡觉，精灵们就从房子的木建部分钻出来，围着我的床转圈玩。然后，他们教我跳舞，整整跳了一宿。”他咳嗽起来，咳嗽声里夹杂着肺里发出的空洞声。他本想笑的，可笑一下子变成了咳嗽。“硬汉不跳舞，我告诉他们。‘喂，虔诚的信徒，’精灵们回答说，‘不停地跳呀。’”他盯着酒杯里的波旁威士忌，好像酒里藏有精灵的家族。他叹了口气。“我的病让我不那么一心一意地信教了，”他说，“我想了想同性恋的事，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啦？他们有一半人是有勇气的。对于软弱无能的人来说，做男性同性恋者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再不，他们就娶个小耗子，胆小得都不敢搞女性同性恋。然后他们双双成了精神分析家，养了一帮会玩电子游戏的聪明伶俐的小家伙。搞搞同性恋，我说，如果你是个胆小鬼的话。举办一次同性恋宴会。我谴责的是那些不搞同性恋的人。他们是男的，但没胆量。你是个男子汉，蒂姆。你是我身子的一部分。你有优越的条件。”

“我以前从没听你说过这么多。我这辈子从没听过。”

“那是因为咱俩都是陌生人。”

“你今天看上去可真像陌生人。”我说。这是真的。他大脑袋顶上浓密的白发不见了，以前他的头发很白，就像象牙和奶油一样。可现在，只剩下一个大大的秃顶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俄国将军，而不是爱尔兰侍者的形象。

“我想现在和你谈谈，”他说，“我可能是显得过于近乎了，但在弗兰基·弗里洛德的葬礼上我就是这样表露的：蒂姆是我的一切。”

我很感动。有时一连几个月，有时要隔上半年，我们才通一次话。但我们关系看上去仍然很好。我希望这样。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

“是的，”他说，“我今早起来很早，借来寡妇的车。一路上我在想，这次我一定要面对面地把心里话告诉你。我不想在你不知道我对你的关心之前死掉。”

我感到很窘迫，所以我顺着他的话头说下去。刚才他提到“寡妇的车”。“你和弗里洛德的妻子私通过吗？”我问道。

父亲看上去很腼腆，这可不常见。“最近没有。”他说。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和你朋友的妻子！”

“过去十年里，弗兰基整天喝得迷迷糊糊的。他那个玩意儿不听使唤，他对他老婆也不感兴趣。”

“朋友的妻子？”我以我们家特有的方式笑了笑，男高音。

“只有一两次。她需要它。我只是因为可怜她才干的。”

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不知道现在谁在吻她。”我唱道。让你父亲守自己的灵简直好极了。突然，我感到想要哭。

“孩子，你是对的，”他说，“我希望，并且祈祷，弗兰基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他看了看墙壁，“等你年纪大了些，你就会感到好像有什么事办错了。你待在盒子里，而且盒子的四壁不断地往里收。所以你就要做你以前没有做的事。”

“多久以前你就知道你有病了？”

“四十五年前，我在圣·文森特医院住院时。”

“要是当时真得了癌症，而且又没有症状，这时间可太长了。”

“没一个医生能确诊。”他说，“让我看，这是有两个开关的疾病的回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种怪病发作之前，发生了两件可怕的事。第一件是扳上扳机；第二件是开火。我带着扳上的扳机游荡了四十五年了。”

“是不是因为你自从中了枪弹后，就没能恢复过来？”

“不对。因为我的卵子早就给打掉了。”

“你？你在说些什么呀？”

“蒂姆，当时我停下来，感到鞋里面全是血，圣·文森特医院就在我眼前。我本应该去追朝我开枪的那个坏种。但当我看见医院时胆子就小了。”

“我的天，你已经追了他六个街区远了。”

“这不算多。我当时身体很棒。在我停住脚时，考验我的时刻到了。我没勇气再追他了，我没勇气。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会有什么东西叫他摔倒的。我没坚持到底。相反，倒停了下来。这时，我清楚地听见我脑袋里有人在对我说话。我承认，这是上帝或超人在第一次对我说话。这个声音说，‘你胆怯了，孩子。这是真正的考验。追到底。’可是，我走进了圣·文森特医院，抓住了那个勤杂工的衣领。我正想对那个穿白衣服的小子不客气，忽然感到通往癌症电路的第一个开关打开了。”

“你疯了。”

他喝了一大口加水波旁威士忌。“我倒希望我真疯了。那样，我就不会得癌了。对这个我可有研究，我告诉你。如果想找，你可以找到一些从没公开的统计数字。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人得癌症的可能性常常是普通人的一半。我这样分析：不是你肉体变疯，就是你精神变疯。癌症是医治精神病的良药。精神病是治疗癌症的妙方。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对付它们有多艰难。我一生的经历告诉我。我没有任何借口。”

我没吱声，不和他争辩了。我很难对他这番话做出判断。他对我的热情为什么似乎总是先来自冰雪覆盖的田野那儿？我可能曾是道格拉斯·马登体内的一粒种子，但那是当他再也瞧不起自己肉体时他体内的种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一粒有瑕疵的种子。我昔日的创伤，已被埋在了心里，早已不碰的创伤隐隐作痛。怪不得父亲总是对我冷冰冰的。这在向我暗示：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我能活下去的话——一想到这次交谈我会气得直哆嗦。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爱我父亲，一种该死的爱。他在我了解他的过程中蒙上了长长的阴影。

我再次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因为现在我又一次认为是我杀了那两个女人。过去几年里，有无数次了，我真想用空拳狠狠地揍帕蒂·拉伦一顿。但每次我都忍住了，每忍一次我都感到我就要得病。不是这样吗？是的，就像我父亲那样，我一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我又想到了那个促使我爬上高塔的念头。那天晚上，我是否希望阻止把第一个开关关上？

这时，我感到，我得对大麦克说实话。得把杀死两个人和藏在房子底下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的塑料袋的事统统讲给他听。我再也忍不住了。但我没骨气直截了当地把这些告诉他，相反，我要给他下点毛毛雨。

“你信不信宿命论？”我问他。

“噢，”他回答说，“什么宿命论？”换个话题让他感到很高兴。我父亲在酒吧里工作多年，培养得对任何问题都不吃惊，即使你提到的问题大得没边儿。

“就说足球赛吧，”我说，“上帝能不能找出个能赢的球队？”

显而易见，道奇与这个问题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从他的眼神里便可以看出，他正在想是不是该把这有用的知识泄露出去。然后，他点点头，“我想，如果上帝赌球赛的话，他赢的比率是百分之八十。”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数的？”

“我们可以这样想，在比赛那天晚上，他到运动员睡觉的地方转转，仔细瞧瞧。‘匹兹堡队能赢。’他自然自语。‘杰兹队可不行。’他断定，匹兹堡队值三点还多。所以，他赌匹兹堡队。我敢肯定，他赌五次，有四次能赢。”

“但为什么在五次中能赢四次呢？”

“因为足球，”我父亲说，“人们都说足球是圆的。如果说五次中能赢四次以上，那就不现实了。如果他想从百分之八十升到百分之九十九，那他得算上成百万次。这不太划算。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呢。”

“但你为什么就说五次中有四次呢？”

我父亲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时候，”他告诉我，“搞足球预测的人也许能走运一个多月，他的预测会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我想，他可能找到了走向更高境界的通道。”

我想到了哈坡，“有的人运气能不能更长一点？”

我父亲耸耸肩，“不一定。这些通道可不好维修。”他把比喻弄混了，可他并没在意这些。“这可是危险的举动。”

“那么赌输了的一方呢？”

“那些人也在通道上，只是里面的东西朝相反的方向流。他们的预感同上帝比是一百八十度。”

“这可能就是平均律吧。”

“平均律，”他讨厌地说，“让人大脑混乱，那是我知道的最操蛋的主意。马粪一堆。通道不是叫你发财就是叫你上当。贪心的人被通道治坏了。”

“如果赌注结果是五十对五十呢？”

“那么，你就和通道不沾边了。你是台计算机。看看报纸就知道。计算机预测的结果是五百对五百。”

“行啦，”我说，“这就叫预测。我真想说它是巧合。”

他看上去很为难。我站起来，又往杯子里倒了点酒。“往我杯里多倒点水。”他说。

“巧合，”我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全是我说了，”他说，“你给我讲讲。”

“嗯，”我说，“我认为它和通道一样。不同的是，它是个通讯网。我相信，我们能收到别人的想法。我们常常是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的确是收到了。”

“等等。你是说人们能发送、接收无线信息吗？心灵感应？没意识到？”

“你管它叫什么都行。”

“嗯，”他说，“我想问问，为什么不能意识到？”

“有一次，”我说，“我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你感觉到了。是因为有个通讯网。”

“是的，”他说，“快到北极了。你当时在费尔班克斯做什么？”

“诓骗。没什么大事。”实际上，我和玛蒂琳分手后，跑到那儿去贩卖可卡因。同一个月，我从阿拉斯加赶回来后又到佛罗里达去做同样的生意，结果给警察捉住了。我卖了两公斤可卡因。因为我付给律师很多钱，所以他充分利用了雄辩术，使我只蹲了三年监狱（并经过举手宣誓）。

“有天晚上，我在费尔班克斯和一个小子吵了起来，”我告诉他，“他是个丧门星。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在脑子里看见了他的脸。他面部表情很难看。这时，电话响了。还是那个家伙。他的声音和他长相一样。他想那天下午和我见面。一整天，我碰到了前一天我遇到的那些人，他们有的生气，有的高兴，和我想的一样。这就和梦一样精确。在那天快要结束时，我见到了那个老于世故的家伙。但当时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紧张。因为从正午开始，我脑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他。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一点不假，当我见到他时，他就是那副德行，比我胆还要小的家伙。”

我父亲咯咯地笑了起来。

“跟你说吧，道奇，”我说，“我认为，阿拉斯加人喝酒的目的是不想使别人生活在自己的脑袋里。”

他点了点头。“北部地区。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苏联。醉得像泥一样。”他耸耸肩，“我还是不明白这和你争论的事有什么关系。”

“我是说，人们不想生活在彼此的脑袋里。那太可怕了，太残忍了，像动物一样。巧合就是信号，证明他们正在向这种状态转化。”

“是什么促成了这种状态呢？”道奇问。

“我说不好。”我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如果全面考虑一下，还有比我父亲的藐视更糟糕的东西。”我想，当重要的、没有预料到的事快要发生时，人们就会从平时的争吵中挣脱出来。他们的思维开始向一起靠拢。这好像是，即将到来的事件产生了一个空间，我们开始朝那个空间移动。令人吃惊的巧合以疯狂的速度接踵而来。它就像某个自然现象一样。

我感到他在思考自己的过去。在枪击那天早晨，他是不是经历了与这相似的事情？“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就要到来的事件？”他问道。

“邪恶的事件。”

他这次变得很谨慎。“什么样的邪恶事件？”

“比如，谋杀。”

他在琢磨我说的这句话。然后，他摇摇头，好像是说，“我不喜欢你说的那套。”他看着我。“蒂姆，”他说，“你还记得侍者手册吗？”

这回该我回答了，我点了点头。我第一次做侍者工作时，他递给我一张时间表。“儿子，”他说，“把这些记住。在纽约，在大街上，半夜十二点到一点是下流的偷看者的好时候，一点到两点放火，两点到三点抢劫，三点到四点酒吧拳架，四点到五点自杀，五点到六点车祸。”它就像个打好字的时间表似的保存在我的脑子里了。它很有用场。

“谋杀并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

“我说的不是纽约，”我说，“是这儿。”

“你是说这儿发生谋杀是件非常特殊的事？”我看到他的思路徘徊在科德角的湿冷空气与杀人的血腥味之间。“嗯，”他说，“好啦。我承认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十分高兴。“那我们说这些是什么目的呢？”

“被卷进了许多巧合中，没法脱身了。”我说。

“嗯，照你分析，现在你可能离使人不愉快的事很近了。”他说。

“比你想的还要近些。”

他半天没吱声。

“上星期有人自杀了，”我说，“尽管那个男的可能是他杀。我相信，出事那天晚上，我偷了他的女人。”我下一个想法更古怪：因为我父亲得了癌症，不管我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把它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这可能就是得癌症的一大好处。他可能像座坟似的，接收信息，但永远也不把它们发送出去。我父亲现在是不是站在精灵那一面，而不站在我们这边呢？

“要说的比这多多了，”我说，“现在还没公开，上星期在这个镇上，两个女人让人杀了。”

“我的上帝。”他说。这个消息可够惊人的了，甚至对他来说也是这样。“谁干的？”

“我不清楚。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但不敢肯定。”

“你看到被害者了吗？你能对你的事实打包票吗？”

我不愿意回答。只要我管住嘴巴，我们仍然待在厨房里喝酒：我可以使他这次来访安安稳稳地满足他往日喝酒的乐趣，也可以使他得到在酒的伴随下，在毫无意义的理性空间中漫游时的快感。但我下一句话好像把我们俩都从水里捞了出来。我们浑身滴水，头脑清醒，来到另一片酒滩上。

我想我可能有好半天才回答父亲问了多次的问题：“你看到受害者了吗？”

“看见了，”我说，“他们在地下室里。”

“哎呀！”他的杯子已经空了。我看见他伸出手，要去拿波旁酒酒瓶子，但又缩了回来。他把酒杯倒扣过来。“蒂姆，是你干的？”他问。

“不是。”我端起酒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认为不是我干的，”我说，“可又说不准。”

我们开始详谈起来，一件一件地谈。我把我从到望夫台酒家喝酒那天晚上到现在所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全告诉了他，我能想起来的都说了。但我承认（我的确感到应该用这个字）当我说到帕蒂·拉伦是两个被害女人之一时，我父亲大叫了一声，这一声就像一个人从窗户上掉下来，然后被墙上的长钉划透了的时候，失声喊出来的一样。

我无法描述他当时的表情。他脸上那两块粉红色的斑迹，现在逐渐蔓延到了他的头部和下巴上。以前，这两块红斑只长在两颊突起的地方，使他曾经是粉红色的脸显得十分苍白。这个现象是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转的幻觉。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怎样讨厌警察，但他看上去活像警察——任何一个导演都会让他扮演管区警察队长或是侦探长，简直太像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他在生活中应该扮演的正面角色。在他的质问下，我不得不把什么都讲出来。他真是个合格的审查员。

最后，我说完了（我们从早晨一直讲到下午。只吃了几块三明治，喝了点啤酒）。他终于说话了，“有两个问题让我弄不清楚这件事。一个，你是没罪还是有罪。我很难相信你没罪，但你是我儿子。”他停了一下，皱皱眉说，“我的意思是，我也很难相信第二个——就是你有罪。”

“你是说，”我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干的。你刚才说的！原因是：你也会杀人。实际上，在工会斗争那些日子里，你可能也杀过一两个人。”

对此，道奇没作回答。他说，“好人为正义，或是为荣誉去杀人，并不是图钱。小人才图财害命呢。贪心的吸毒鬼才为了钱去杀人。但你不是这种人。你能在她遗嘱中得到一笔钱吗？”

“我不知道。”

“要是她真的给你留了一大笔钱的话，你可就要倒霉了。”

“她可能把钱全都花光了。她一直不肯告诉我她到底有多少钱。我怀疑她没钱，前几年帕蒂·拉伦搞了几次投资，但结果都很糟。我们可能破产了。”

“我真希望是这样。”他说。他用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瞅了瞅我。“问题出在谋杀方式上。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杀这两个女人呢？要是你干的，那么，你和我，蒂姆，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了，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的种子太可怕了，不能让它传续下去。”

“你谈论这样的事情倒很冷静呢。”

“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残暴的事情。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选择提出来，有什么就直说了吧。”

他有一种杰出的直觉，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这种以极特殊方式表现出的直觉叫我感到恼火，好像我们不是在谈论生死攸关的大事，而是在进行一场家庭口角。思想上的分歧。不，杀了那个小子，道奇·马登说。不，儿子说，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我想动摇父亲的想法。

“我能干出这种事，”我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说那种事儿我是做得出来的。精灵在折磨着我。如果真是我干的，我可是处在昏迷状态中。可能是精灵让我去干那种事的。”

大麦克厌恶地瞪了我一眼。“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杀人凶手都这么说。操他娘的，别听他们那套，我说，如果他们讲真情又有什么用？他们是个避雷针，把其他人甩在空中的屁话都收了回去。所以他们太危险了，不能让他们和人在一起。”他摇了摇头。“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希望，并祈祷你没干这件事，因为，实际上，我不能没有你，我甚至都不能告发你。”

“你在跟我兜圈子。先是一种选择，然后又来了一种。”

“你这个大傻瓜，”他说，“现在我正想方设法先捋出个头绪来。”

“来一杯吧。”我说着呷了口波旁威士忌。

“对啦，”他说，没理睬我刚才说的话，“第二个问题牵涉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把头给割下来了？你所做的一切只是想避免蹲一辈子监狱，到精神病院去度过余生。因为这种可怕的罪行，甚至会被判处极刑——最起码，他们也会在本州把你吊死。所以，你得是个疯子。但我可不信你真疯了。”

“谢谢，”我说，“但我相信，那个杀人凶手也没疯。”

“那么为什么神智清醒的人要把人脑袋割下来呢？”他重复道，“只有一个道理可讲。那就是他在用计，要你陷入罗网。”他眉开眼笑，就像物理学家证明了自己的假设一样。“那块大麻地边上的坑里能装下一具尸体吗？”

“不能，除非把那个床脚柜挪走。”

“能装两具尸体吗？”

“绝对不可能。”

“我们可能会分析出来割脑袋的原因了。有些人为了一些实惠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你是说……”

但他并不想把他思维过程的结果转让给我。“对啦，我是说，有人把这两颗人头割了下来，这样就能放到洞里了。有人希望你来承认这一罪过。”

“一定是两个人中的一个。”我说。

“有可能。”他说，“但我还能想出其他几个。”他用中指敲打着桌面。“那两个女人是被击中了头部吗？”他问。“从她们的脑袋上，你能看出她们是怎么被杀的？”

“不知道，”我说，“我没仔细看。”

“她们的脖子呢？”

“我没忍心看。”

“所以，你不知道脑袋是用钢锯、刀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割下来的？”

“是的。”

“你认为应该再看看那两颗人头吗？”

“我不能再打扰它们了。”

“蒂姆，一定得调查清楚，为了我们自己。”

我感到一下子老了十年，真想哭。“爸爸，”我说，“我不能看她们了。那是我妻子，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这才想起来。由于大脑运转以致发热使他的记性变得很差。

“行，”他最后说，“我下去看看。”

他走后，我进了洗澡间，吐起来。我真想大哭一场。既然我现在独自一人，再也不怕在父亲面前精神崩溃了，可眼泪却干了。我冲了个澡，把衣服穿好，往脸上洒了点剃须洗剂，回到厨房。他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所有的粉红色全不见了。他袖口湿乎乎的。我意识到，他一定是在地下室水池里洗的手。

“不是你妻子那位……”他开口说道。

“杰西卡，”我说，“奥克伍德。劳雷尔·奥克伍德。”

“对，”他说，“是那个。她脑袋是用刀割下来的，可能是用大砍刀，一下子就砍下来了。帕蒂却不同。那个家伙不知道是怎么下的手，用刀把脑袋一点一点割下来的。”

“你能肯定吗？”

“你自己想看看？”

“不。”

不知怎么，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是在想象中看到的还是从他的视网膜里真的看到了。但我的确看到了杰西卡的脖子。脖子上的刀印齐刷刷的，刀口最近处的皮肉有些发紫，这可能是刀猛地砍下去时造成的。

我用不着想象帕蒂的脖子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血肉模糊的烂脖子。

我父亲张开了手。手心上有粒子弹残片。“这是从奥克伍德脑袋上找到的。”他说，“我要不在地下室翻他个遍，是绝不会甘心的。但我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这是22号手枪子弹的残片，这种子弹是平头。我要说的是，这种子弹一见血就炸。要是打到脑袋上，一粒就足够了。可能还用了个消声器。”

“往她嘴里开的枪？”

“不错。”他说，“她嘴唇看上去发紫，就像有人用力把嘴撬开过似的。可能是用枪筒。在上腭的弹洞附近还有被火药烧焦了的痕迹。弹洞很小。正好是22号手枪子弹那么大。头的外部没有子弹出口。我只能把这么点东西掏出来。”他用手指了指那粒子弹碎片。

硬汉子跳舞。你最好相信这一点。只能把这么点东西掏出来。我的腿肚子哆嗦起来。我不得不同时用两只手勉强把酒杯端到嘴边。我感到我没勇气走向帕蒂那颗脑袋。

他告诉我，帕蒂的情况与杰西卡一样。“她脸上，头顶上都没有枪伤，也没有青肿的痕迹。我想，子弹可能是打在心脏上，她很快就死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只是一种猜测。我不知道。可能是把刀刺进她的心脏。她的脑袋除了向我证明她是谁以外，什么也没告诉我。”他皱皱眉，好像忘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不不——它还告诉我一件事。想要弄清真相得找个验尸官来，但我猜你妻子——”他现在也说不出帕蒂·拉伦这个名字来——“是在另外那个女人死了二十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后被害的。”

“嗯，这可以找出证据来。”我说。

“不，”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为什么？”我问道。

“蒂姆，”他说，“我们必须把这两颗人头毁掉，”他抬起手阻止我继续问下去，“我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说。

“那么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凶手了。”我漏嘴说了一句。

“我们能肯定是谁干的，我认为。我们只是拿不出证据罢了。”他的脸色又有所好转，变得微红了，“如果你想要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想别的方法。”

“据我推算，”他说，“我觉得不可能只有一个凶手。用大砍刀的人是不会摆弄小刀子的。”

“玩大砍刀的通常不可能有22号手枪和特制的子弹跟消声器。”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他说。

我俩谁也没吱声。我自己在思考着。我的四肢开始麻木起来，就像在十一月林子里走了好长一段路，刚刚坐下来喘口气似的。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他说，“有人故意选你大麻地边那个洞来藏杰西卡的脑袋。这就直接牵连到你，使你没法说这事儿与你无关。然后，有人把头弄走了。这是为什么？”他握紧双拳好像在开车。“这是因为有人决定要杀帕蒂。这个人想肯定一下，以后两颗人头都要埋在这儿。他不想让你或者第一个凶手回去毁掉证据。或者假设你吓坏了。你可能会向警察报告这件事。所以，第二个人，他把人头弄走了。”

“或者是她，”我说，“弄走了那颗人头。”

“或者是她，”我父亲说，“尽管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当我再也没什么可讲时——我是一时兴奋才讲了那么多——他说，“嗯，我琢磨有两个主犯。一个是杀杰西卡的，另一个杀了帕蒂。第一个把杰西卡的头放在那儿是想坑你，第二个把人头弄走了，目的是想过后再把两颗人头一块埋在那儿。到那时，或者在不久以后，你就得承担两次凶杀的罪名了。”

“你可真能琢磨。”我说。

“在人们干这些事时，”我父亲说，“他们会相信，他们正清晰地注视着整个场面，即使他们正做的事儿只是在汤里多放一份调料。”

“那么谁是厨师呢？”

“沃德利，就他一个。在和你谈话时，他可能早就知道帕蒂已经死了。可能是他杀死了帕蒂，一直在骗你呢。”

“我可真看不出来。”

“他瞧不起你。我并不责怪他。可能他听说杰西卡的人头没了，他想你能知道在哪儿。所以，他想要帕蒂的头。他想你会用杰西卡的人头搪塞一下，说那是帕蒂的。这样，他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两颗人头。”

“你不能不重复那个词吗？”

“人头？”

“它叫我受不了。”

“没别的可以替换。”

“就说她们名字吧。”

“那不准确，除非我们找到了她们的尸体。”

“就说她们名字吧。”

“我说，”他说，“你跟你妈一样爱胡思乱想。”

“要是我奶奶、姥姥，那成天在爱尔兰的泥炭地里挖泥炭，我也不在乎。一点不假，我跟我妈一样爱胡思乱想。”

“行啦，行啦，”他说，“你妈赢了一个球。祝她安息吧。”他打了个嗝。波旁威士忌、啤酒和身上的病一起生效了。“把酒瓶子递给我。”他说。

“你想得太多了，”我说，“为什么沃德利不知道杰西卡在哪儿呢？要是雷杰西干的，沃德利肯定会知道。蜘蛛是他们俩的联系人。”

“假设他们在联系的过程中出了点差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都是叫人吃惊的。”他用指关节敲着桌面。“我说，沃德利不知道杰西卡在哪儿，他想让你把她带给他。”

“我想沃德利已经把她们俩放在洞子里了。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蜘蛛和斯都迪在跟踪我。要不是那样，当我回到地洞那儿时，他们可能就在那儿，在我一手拎一颗人头出来时，他们就会把我抓住了。他们可能是最叫人恶心的下贱小人，想让一个公民蒙受不白之冤。”

我这番话触动了他。我父亲扬扬眉表示同意。“这些听起来不像那么回事，”他说，“他们寻思你到了洞那儿，可发送信号器告诉他们你把车停住了。怪不得在你往回走时，他们要火冒三丈了。”

“我想，我们有个事例可以用来控告沃德利。”我说。

“涉及帕蒂，你弄到了一些线索，但是，谁杀了杰西卡呢？”

“可能也是沃德利干的。”

“你可能喜欢用加消声器的22号手枪。但你见过希尔拜先生玩大砍刀吗？”

“也许是斯都迪？”

“有可能。”

“你认为是谁？”我问道。

我父亲当侍者时，扮演了多少回私人侦探、刑事律师和名誉高级法院的法官呢？他把手放在嘴角，好像拿不准是不是该从橡皮膏似的嘴上把真话剥下来。

现在他把手移开。“我不喜欢这个雷杰西，”他说，“也不喜欢你描述他的方式。他可能就是凶手。”

“你认为是他杀了杰西卡？”

“他可能会使用杀伤力很强的22号手枪和大砍刀。他是唯一能同时使用这两件武器的人。这小子是个武器狂。他可能还在地下室里藏有燃烧弹呢。他会琢磨出怎样杀你的方法，把头上沾有毒药的竹签子埋在你走的小路上。我见过这号人。‘谈到武器，’他们说，‘我感到非常熟悉。我是复兴时期的人。’”

“嗯，可你憎恨警察。”

“叫你说着了，一点不错。只是，有些不可信。这个家伙是草原上的一条狼。先是职业军人后来又成了警察！我把他给看透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专捉毒品犯的便衣警察。他并不是什么代理警察局长。那只是个幌子罢了。他是毒品管理局一个排解纠纷的人。我敢肯定，在局里，他们都很怕他。他一来，他们就吓得尿裤子。”

“我很难相信你说的这番话。”

“我比你更了解警察。有多少年了，星期三晚上我用钱哄走黑手党，星期四用钱把警察请回门？我了解警察。我明白他们的心理。我这样想，为什么像雷杰西这样雄心勃勃的家伙能在科德角猫下呢？”

“这儿是捉毒品狂的中心。”

“这比佛罗里达差远了。他们可以把他派到那儿去。他们在骗他。你得懂警察的心理。没一个警察愿意和一个让他感到不舒服的职业警察打交道。你下的命令不能叫人不高兴，不然你就会多个敌人。合法带枪的家伙有很多机会干掉你，根本用不着在你背后开枪。所以，当警察不得不和狂人打交道时，他们并不会想法子解雇他。他们给他戴上假官帽。让他当蒙大拿州特温爱克斯的全权人物。在马萨诸塞州、尿都……不，”他以决定的口气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雷杰西。所以我们得把那两颗人头处理掉。”我开始和他争论起来，他说的话又把我给顶了回来。“如果他们在你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那两个塑料袋，”他说，“那你就走上绝路了。你是个容易命中的目标。你要是把人头挪走，那会更糟。他们一看到你钻进了汽车，就会跟踪你的。”

“那我去把妻子埋掉算了。”

“不，你不能埋。这件事我去干。我用你的船、你的渔具和工具箱。船上还有多余的锚吗？”

“没有。”

“那我就用船上那个。把帕蒂和杰西卡绑在一起。”

这回该轮到我说声“我的妈呀！”了。

“喂，”道奇说，“你看我像个心黑手狠的人；我看你呢，就像个活靶子。”

“我得跟你去。这是我起码要做的事。”

“要是我一个人出去的话，那我只是个出去钓鱼的老家伙。他们不会扫我第二眼的。可你！他们会看着你的。他们会调来海岸警备队。当他们发现船上有两个没身子的女人时，你怎么说呢？‘噢，’你会说，‘我刚找到它们。声音告诉我往哪儿看。’‘对，’他们会说，‘你是贞德姑娘。第二个贞德。’”他摇摇头，“蒂姆，我的孩子，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我只去几个小时。在这期间，你怎么不去打个电话？”

“给谁打？”

“飞机场。你可能会问出杰西卡到这儿的时间。”

“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她到镇上的第一个晚上，或是他的？”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

可是，当他走进地下室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要不是他在地下室楼梯上喊我，我是绝不会动一下的。“蒂姆，我把小船划到你的大船那儿。出去走走。我想把它们带到离房子远远的地方。”

我看见的是精灵，可他看到的是真人。好啦，他去冒险了，可至少我还能出去走走吧。

我穿上派克大衣，从前门走出去，来到商业大街。现在是下午，街上人很少。但我知道，我不能在街上溜达太长时间。街上静得很，静得就像是洒在地上的阳光，它们从头顶上灰色云团的缝隙中飘落下来。我知道，海滩上会有由阳光和阴影交织而成的图案。在听到我们那艘二十尺长的捕鲸者号船的马达发动的突突声(帕蒂的船)后，我转向了空荡荡的海滩，走在沙子上。那只小船，被丢在停泊处，轻轻漂荡着。看不到海岸警备人员，只有几艘钓鱼船往镇码头方向开来，我父亲正驾驶着捕鲸者号朝海湾驶去。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拖着微微作痛的双脚，踩着沙子往回走。

回到屋后，我感到吃惊的是，出去走一圈使我精神了许多。我按照道奇的建议，决定打几个电话。我先给机场打了一个。我运气不错，在检票处工作的那个姑娘是我的酒友。她正好当班。所以我可以问她杰西卡·庞德或劳雷尔·奥克伍德和朗尼·潘伯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是否来过或离开普罗文斯敦。几分钟后她告诉我，十五天前杰西卡·庞德乘下午的航班来的，九天以前乘早晨第一趟班机回去的。她在机场预定过来往机票，从普罗文斯敦到波士顿，由波士顿到旧金山，由旧金山到圣巴巴拉。根本没有名叫潘伯恩的旅客。但那位姑娘回想起来了，庞德离开那天早晨她在值班，警察局长雷杰西开车送她到机场。“照顾好这位妇人，他告诉我。”姑娘说。

“他俩看上去很友好吗？”我问。

“蒂姆，那天我因为头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没看清。”她边想边说，“我猜，他们很近乎。”

嗯，这些话打开了可能性的栅门。如果杰西卡·庞德独自一人到这儿有一个星期，然后又飞到圣巴巴拉，又从那儿回到这儿，那么问题就是：她是和潘伯恩一起为沃德利工作还是她自己？

我给镇上房地产代理商打了个电话，我跟她最熟。但她只给了我那个波士顿律师的名字。据她所知，那块房地产并没出售。然后，我又给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打个电话，我自报名字是朗尼·奥克伍德。当律师接电话时，我说，“思韦特先生，我母亲，奥克伍德女士不得不到欧洲去处理一件紧急事情，她让我和你取得联系。”

“嗯，你给我挂个电话，我真高兴。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却在翘首而望，盼望你母亲来。她早该到我这儿来了，来送银行担保支票。”

“是的，我知道。”我说。

“那太好了。请替我给她捎个口信。现在我担心房价将要上涨一些。或者价格一定会涨。要是我们得不到她准信儿的话，你知道，没粮草我是守不住城堡的。许诺毕竟是许诺。我们得见到她的支票。上星期，又有人出价了。”

“我马上和她取得联系。”

“你必须和她取得联系。事情总是这样：多少年过去了，某幢房地产除了罚金和税收以外什么也没得到。突然，谁都想马上把它买下来，在同一个星期内。”他咳嗽起来。

“思韦特先生，她会跟你取得联系的。”

“我希望这样。你母亲是个漂亮女人。”

我马上把电话挂了。我是在扮演她儿子的角色，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不敢和他谈下去。

但我的猜测得到了一些证实。劳雷尔·奥克伍德可能打算为自己买下那幢房子。这是不是会阻止沃德利，所以也涉及了帕蒂·拉伦？

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帕蒂·拉伦会对想做这种事的女人怎么样呢？

“她会杀她。”这毫无疑问是我得到的回答。

这样一来，如果帕蒂·拉伦杀了杰西卡，用22号手枪加消音器，那么雷杰西干吗要把受害者的脑袋割下来呢？是想把她最容易认出来的部分留在我的大麻地里？难道帕蒂·拉伦恨我都恨到了那种地步，或者是雷杰西恨我恨到了那种程度？

打完电话后，我对事态的发展过程比刚才清楚了一些，气也就更大了，目的感也更加明确了。我觉得身上有了点儿父亲的勇气，这可能吗？我不得不相信，乐观主义是我最危险的嗜好，因为我现在想看看，我几年前给玛蒂琳拍的裸体照和最近给帕蒂·拉伦拍的裸体照。这个欲望可够古怪的了。在这个时候，想想淫猥的照片，然后再看看它们，可真叫人感到精神振奋。再说，我有着古典性格。

我上了楼，从卷宗箱里抽出一个装有照片的信封。原来里面装着三张帕蒂的裸体照，玛蒂琳的两张。这两个女性，我真感到可怕，都把腿劈得老大，显示出她们下身灵魂的金光。一点不假。可现在信封里装有十张光纸相片。五个人头齐刷刷地被剪了下来。

我知道，我也相信，就在这时，我父亲已经选好了位置——他已到了深水区——准备把两个人头和锚链投入海里。他用绳把人头绑在锚链上。我知道，鬼城的袭击立即把我打趴下来。这是我一生中遭到的最强烈的攻击。

“操蛋、丑恶、讨厌。”第一个声音尖叫道。“胜利属于盗尸人，蠢货。”第二个声音说。

“是蒂米灵巧的手指，击败了那些凶手。”

“把那个残忍的草包打残废了。割开装满脓血的酒瘤。”

“喂，蒂米，闻闻臭屎，舔舔鼻涕。”

“你是个侵略狂，你是个抢劫犯，你是个叛徒。”

“把他带进来——他偷走了我的房子。”

“你是个抢夺犯，你在我的床上嫖过。”

“把这个家伙的肠子掏出来。嚼烂他的鸡巴。”

“他跟他爹干的。一对疯子。随时准备下手的杀人狂。”

“你杀了杰西卡！”我耳朵里有个声音在嚎叫着。

“道奇杀了帕蒂！”另一个耳朵里的恶婆子尖叫道。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杀头？”我大声问道。

“噢，乖乖，你爹在找治他病的药方呢。那就是药方。闻闻血腥味。”

“那是他，”我大声说，“那我呢？”

“你也有病，你这个收买贼赃的家伙。你让我们的符咒给镇住了。”

“滚吧，你们这群臭婊子！”我喊道。

我独自站在三楼的书房里，黄昏灰淡淡的玫瑰色阳光从窗子射进来。我眼睛看着大海，耳朵贴在鬼城的沙滩上，双脚，据我所知，站在海湾的海底。在我脑海中，我看见了两颗系在锚链上的人头慢慢地坠入海底，金黄色的头发上下漂动着，就像两朵海花。它们穿过水的栅栏沉到海底。我相信，我知道铁锚碰到海底时，因为一切吵闹声都停止了。我耳朵里那些喊叫声是不是在欢迎帕蒂·拉伦的头呢？我站在那儿，浑身都被冷汗打湿了。

现在我的四肢分别哆嗦起来。我身体有一部分在颤抖，有一部分则一动不动。这种现象我可从没经历过。这时我感到有个念头向我注意力的中心移来，它那强大的势力让我难以抵抗，好像思维和我是一扇门的正反两面似的。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必须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的手枪(帕蒂的手枪)。那是22号手枪。

这听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可你知道吗，在过去五天里，我竟然没想过这件事。可现在，传票已经到了；我不得不检查一下那支22号手枪。

它还在那个老地方，在她那边儿的床头柜里。手枪仍然放在盒子里。有人打开过，盒子里面有股难闻的气味。最近有人用过这把枪，放回去时没擦。是我干的？子弹壳从枪膛里弹了出来，子弹夹里少了颗子弹。

我并不感到自己有罪。我感到愤怒。证据离我越近，我就越感到气愤。这支手枪使我感到极为愤怒，这好像我是个刑事律师，别人并没事先打好招呼就向我提出一个叫人讨厌的证人。确实，我感到自己无罪，怒火满胸。他们竟敢这样干？他们是谁呢？是什么事叫我心乱如麻？奇怪的是，别人——其中包括我父亲——越觉得是我杀了他们，最起码杀了其中一个，我就越觉得不是我干的。

电话铃响了。

我觉得是玛蒂琳打来的。

“感谢上帝，是你，亲爱的。”她说，然后就开始哭起来。

她那种圆润而干哑的嗓音，能用立体声表现所受的痛苦。她的感情不久就汇成了一条忧伤的小河，向你哭诉着多年来失去真正爱情的痛苦和躺在不应该躺的床上性交时，狂热的海誓山盟。“噢，乖乖，”她极力控制自己说道，“噢，亲爱的。”然后又呜呜哭了起来。我可能是在听一位妇女的哀嚎，因为她刚刚得知她丈夫死了。

“亲爱的，”她终于说话了，“我原以为你死了。我心里冷冰冰的。”她又哭了起来。“我刚才害怕，没接电话。”

“为什么？”

“蒂姆，别出去。把门锁好。”

我想不起来她以前曾哭得这样厉害。“出了什么事？”我恳求地问。

她慢慢地平静下来。她说的每一句话里都有她的悲痛、恐惧和狂怒。有时，我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能因为恐惧或愤怒而说不出话来。

她找到一些照片。我最后才听明白。她往他的橱柜里放新洗好的衣服，无意中看到一个上了锁的盒子。她以前从没见过这个盒子。他在卧室里放一个上锁的盒子这件事让她很生气。要是他真有什么秘密的话，他干吗不把它放在地下室里？所以，她把盒子砸开了。

她的恐惧随着哭泣声传给了我。就是在电话里，我都能听到她浑身的颤抖声。

“玛蒂琳，别这样，”我说，“说清楚点儿。你必须说清楚点。那些照片里面有谁？”

“帕蒂·拉伦，”她说，“全都是帕蒂·拉伦的。是裸体照，很放荡。”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那些照片比你拍我的还要糟。我真不知道能不能忍受下去。我一看到这些照片，就想到你可能死了。”

“照片里有我吗？”

“没有。”

“那么，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她的哭声发生了变化。这好像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年轻姑娘的啜泣声，不管这个姑娘是多么害怕，受了多大刺激，她还是得重新骑上去。所以玛蒂琳迫使自己在脑子里重新回顾那些照片。然后，她说，“亲爱的，他把照片里所有的人头都剪掉了。”

“你最好离开那幢房子。”我告诉她。

“我相信，他决定杀你。”

“玛蒂琳，离开那幢房子吧。你的处境比我还要危险得多。”

“我真想让一把火把他房子给烧了。”她说，然后又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比她的忧伤更叫人心烦。“但我不能。我可能会把邻居家也给烧了。”

“那有可能。”

“但当那些枪烧化了时，你想想他的脸色吧。”

“你仔细听着。在他收藏的武器中有大砍刀吗？”

“有好几把呢，”她说，“还有几把大刀片。但他只使一把剪子。”她开始哧哧地笑起来。

“你发现大刀片丟没丢？”

“我不清楚，”她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收藏了多少武器。”

“你认识22号短枪吗？”

“是把手枪？”

“对。”

“他收藏了各种手枪。”我不提这件事了。

“玛蒂琳，我不想让你到我这儿来。”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去。我把他给我买的几件睡衣都撕碎了，我现在简直瘫了一样。”

“喂，”我说，“你能走，一定能。”

“不行，”她说，“什么也不管用。”

“玛蒂琳，要是你不能来，我开车去接你。”

“不行，”她说，“他快回来了，会碰上咱俩的。”

“那你就收拾一下，钻到你的车里。”

“我不想开车。”她说，“我一宿没睡。自从你到这儿来我一直没睡。”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她说。

“好啦。”我说。

“什么好啦？”

“这不假，”她说，“我们俩都爱你。这不难理解。”她实际上已经从忧伤之中挣脱出来，能欢快地笑出声来。“你是个魔鬼，”她说，“只有魔鬼在这样的时刻能奏出叫人愉快的曲调。”

“你要是不想开车，”我说，“就叫辆出租车，到普罗文斯敦。”

“坐五十英里出租车？不行，”她说，“我可不想让出租汽车公司把钱都挣去。”好嘛，她还是那样让人感到放心地节俭。

“我需要你，”我告诉她，“我认为帕蒂·拉伦已经死了。”

“你认为？”

“我知道她已经死了。”

“好吧，”她停了一会儿说，“我来。要是你需要我，我就来。”

“我需要你。”我说。

“要是他来了怎么办？”

“那咱俩就在这儿正视他。”

“在哪儿我也不想看到那个人。”她说。

“有可能他也怕你。”

“你最好还是信我的话，”玛蒂琳说，“他是害怕我。今天早晨，他离开家以前，我告诉他别回头。我说，‘要是用上十年的话，你这个肮脏的丧门星，我就从后面开枪打死你。’这他相信。我能看到他的脸。类似这样的事他会相信的。”

“那我更相信了，”我说，“要是你知道什么是22号手枪。”

“噢，”她说，“请别这么快就完全理解我。”

“这是谁说的？”我问。

“安德鲁·盖德。”

“安德鲁·盖德？你从来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可不要告诉别人。”她说。

“用你的车。你能开。”

“我会到你那儿的。可能我会叫辆出租车。但我是会到你那儿的。”她问了我的住址，谈到我父亲会和我们在一起时，就更坚定了决心。

“有个男人我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上了。

我算了算，不到一小时她就会收拾完，路上再用一小时。但根据玛蒂琳的习惯，可能这个习惯十多年来一直没变，她得让我等上四五个钟头。我琢磨着是不是开车去迎她，但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们在这儿力量才会强大。

现在，我听到小船往吊柱靠拢的哗啦声，然后就是沉重的脚步声。他绕到前门，用几年前他第一次来串门时帕蒂·拉伦给他的钥匙打开门，走了进来。帕蒂·拉伦死了。这个想法就像每隔十五分钟就打一次的电报，注入我脑子里，但只有“皮”没有“瓤”，就像装电文的信封，里面没字。确实，没有感情。是的，玛蒂琳，我自言自语说，我会迷恋着你，可现在不行。

父亲来到厨房。我看了他一眼，往杯里倒了些波旁威士忌，烧点开水为他冲咖啡。他看上去很疲倦，但颊骨外的红润仍然覆盖着整个脸膛。他看上去很善良。

“你干得不赖。”我说。

“非常好。”他像一位老渔民那样眯着眼看我。“你知道，我的船离岸有三里远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用望远镜或比那更糟的东西注视着我。他们甚至可能会用土地测量员的经纬仪。如果他们用这两个玩意儿跟踪你，就会知道你在哪儿往水里投的东西，然后再派潜水员下去打捞。什么也跑不了。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在船中速行驶吋，把渔具包扔到海里，同时要弄准，一定要站到背着海岸那面。这样，我的背就能遮挡住我在做些什么。我敢肯定，我是白干了，”他说，“没人盯着我。有这种可能性。可在当时，我并不是这么想的。”

咖啡冲好了。我递给他一杯。他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就像一台旧柴油机加油一样。“我刚准备把人头扔到海里，”他继续说，“忽然担心起来，要是绑脑袋的绳子松了怎么办。你知道，把那两颗脑袋系在锚链上最费劲了。”他详细描述起来。就像个妇产科医生讲述怎样把两个手指头伸进去从妇女的屁股那儿把婴儿的脑袋弄出来那样。或者，对了，就像个老渔夫手把手地教你如何把小虫穿在鱼钩上那样，这样它就不能死。他一边讲一边还晃着脑袋。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把绳子从一个眼睛里穿进去，然后再用尖钉在眼睛边上钻个洞把绳子引出来。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是多么不了解我父亲哪。他边说边想，好像是个在公共卫生部工作的职员正背诵着他是怎样在有趣的工作中收集到最破旧的油桶的。直到他说完后，我才意识到他为什么讲得这么津津有味。在讲述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医治疾病的方法。请别让我用保证书的形式来证明我说的这番话。但是，从我父亲的举止中可以看到，他沾沾自喜，十分自得，好像他是个处在康复期的病人，因为不听医生的话而使病情好转起来。

他下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出去时，”他问，“你感觉到有些不寻常的事吗？”

“你干吗要问这个？”

“我本想告诉你，”他说，“可当我把铁锚放下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话。”

“他说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

“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到是你说的。”

“你相信那些声音吗？”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不。但我想听你谈谈。”

“我没说，”我说，“据我所知，我没说。可是，我已经开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该为其他人的思维负责的。”当我看到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时，我说，“这就好像我正在污染那个通天的管道。”

“尽管你有一半爱尔兰人血统，这我并不在乎。”他说，“你的智力退化得根本不配当爱尔兰人。”

“得啦，别说不中听的了。”我说。

他喝口咖啡。

“给我讲讲博洛·格林吧。”他说。

“我可不能奉陪。”我告诉他。

我们俩的交谈现在处于变化莫测的梦幻般的境地。我觉得我离某一难以捕捉的真理近了一点，他却想谈谈博洛·格林。

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在我回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叫博洛·格林的人总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觉得好像帕蒂告诉了我，要我琢磨琢磨他。”他停顿一下，“我是不是对帕蒂过于多愁善感了。”

“你可能多喝了几杯。”

“我是要醉了，醉成一摊泥，”他说，“我想念她。我告诉自己——你想知道我内心有多狠吗？——我告诉了自己，要是你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老狗身上。然后把它投进海里，那你会想念这条狗的。这对你来说够残忍了吧？”

“你已经说了。”

“这叫粗鲁。但我想她。我把她埋葬了，他娘的。”

“是的，爸爸，是你干的。”

“做这件事用不着有卵子的人。”他说完后闭住嘴，“我有点丧失理智，是吗？”

“如果你不服老的话，那当个麦克又有什么好处？”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爱你！”他喊道。

“我爱你。”

“给我讲讲博洛。”

“你在想什么？”

“我想，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同性恋者。”道奇说。

“那证据呢？”

他耸耸肩。“帕蒂。帕蒂在水面上告诉我的。”

“你干吗不眯一会儿，”我说，“再过一会儿我们可能会需要彼此的帮助。”

“你上哪儿去？”

“我想到街上溜达溜达。”

“保持警惕。”他说。

“休息一下。如果雷杰西来，客客气气地跟他谈。在他不注意时，用铁锹照他脑袋狠狠来一下，然后把他绑上。”

“这个主意可不怎么样，你只是说说而已。”我父亲说。

“躲着他点。这小子可能会对咱俩下手。”

我能看出来父亲在想些什么，但他紧闭着双唇，什么也没说。

“睡一会儿吧。”我告诉他，然后出去了。

我前些日子总是漫不经心地混着，但是，说实在的，我离提高警惕这四个字也不太远。我刚说完“我对其他人的思维负责”，就感受到了一种特大的激励。我觉得我必须得开车到镇子上转转。这种冲动就像在我喝得酩酊大醉时，驱使我爬纪念碑的动力一样，难以抗拒。在我胸中，我感到很恐惧，一种非常微妙的恐惧。这种感觉与我爬塔时感受到的一样。它就像某人那种最微妙的自豪感的阴影一样。

我服从了，我并没花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仔细琢磨白白爬塔的教训——没有。我在红肿的大脚指头和半瘫的肩膀允许的情况下，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过大街，钻进那辆波其车，一只胳膊搭在方向盘上，慢慢地向商业大街驶去。我并不知道我要寻找什么，也不清楚是不是有丰功伟绩等着我去完成。没有，我想这就和非洲猎人感到大动物在附近时的那种兴奋心情一样。

镇子静悄悄的，跟我的情绪一点也不一样。镇中心的博里格空了一半。从“血桶”酒吧的窗户外面往里瞧，我看见一个小子在打台球，他眯眼琢磨着下一球该怎么打。他那个孤独样，活像凡·高油画里的人物，一个站在阿尔酒吧间地当间的侍者。

我在市镇大厅那儿转向左边，把车停在通往警察局地下室入口处对面的路边，雷杰西的车也停在路边，紧挨着其他车子，车里没人，可马达没灭火。

这种诱惑跟爬上纪念碑的指令一样清晰。它让我钻出车门。走到他的车前，把马达关掉，拔出钥匙，打开后行李箱，往里看——在创造性的视觉的帮助下我看到了那把大砍刀——我把它拿出来，锁上行李箱，把钥匙插进打火器发动了马达，然后离开他的车，回到我的波其车里扬长而去。是的，我事先就看到了我将要做的这些动作，其栩栩如生的程度与我到地洞前所想象出的那段旅程没什么两样。现在，我的头一个反应是：干吧！第二个反应是：别干。

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并不只有一个灵魂，而是有两个，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白天和黑夜。我在这以前是从来不知道的。我说，这不是在解释二元性。我所拥有的那两个灵魂就像一对辕子前的役马——配合得很糟糕的一对马！——要是一匹说“干”，另一匹立刻就说“不干”。那个可怜的车夫就是我自己。现在我得投关键的一票了！干，我就得这么做，别无他法。我再也不能干爬纪念碑的那种事了，它已经把我给毁了。

所以，我钻出车。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街旁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得马上动手。我故意装得腿脚不好使，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车前（好像在警察的眼里，受伤的人不会太惹事生非）。我的心跳得厉害，恐惧一直穿过眩晕的浓雾在令人狂醉的天空中飞翔。你有过面罩麻醉的经历吗？在逐渐麻醉的过程中，你看到过同心圆转进你的大脑里吗？当我把钥匙从他车上取下来时，我就看见了一个个同心圆。

“喂，你好，雷杰西，”我说，“希望你别在意，我想借用一下你行李箱里的轮箍。”

“啊，不行，我不同意。”他说，随手掏出一把手枪，朝我开火。

这事过去了。这个场面过去了。大脚指头疼，手哆嗦，我把钥匙插在行李箱的锁头里。

大砍刀就在那儿。

就在那一时刻，我的心跳得就像高压电线上的小猫，我想，我要死了。就在这时，我知道远处有一根悲痛与狂喜的琴弦；他存在，或者它存在，或者他们在那边。这证实了，我们那种充满才智与热情的生活只是生活的一半。另外一半属于其他东西。

我马上想跑，但我没这样做。我用力把大砍刀从行李箱底部撬起来——它站在那儿啦！——我把警察巡逻车的后箱盖猛地关上，强迫自己钻进他的车里。我在他车里待的时间足够再启动发动机了。这时，我才无顾虑地穿过马路，来到我自己车旁。在路上，波其车的方向盘不断振动，我那没受伤的手握不住，只好用双手。

沿着布雷德福特大街开了五个楼区，我把车停在一个路灯旁，仔细瞅了瞅大砍刀。在没有靠胶垫那面刀片上的血都干了。我对雷杰西的看法混乱了。我从来都没想到他竟如此粗心。

当然，要是他用这件武器杀了杰西卡的话(一点不假，他可能是用这件)，他可能事后再也没碰过刀刃吧？如果有人将到深渊里休息，当他得知他的疯子伙伴们也会知道害怕和哆嗦是个什么滋味时，他也会感到宽慰的。

我脑袋里乱得像团麻。我开车在镇上转了个遍之后，才得出这一简单的结论！应该把大砍刀放在行李箱里，而不是让它和我肩并肩地坐在前排座上。赶巧，我来到商业大街尽头的转弯处，那儿正是早先清教徒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在那儿，防波堤把沼泽地拦腰切开。我停住车，打开行李箱盖，把大砍刀放进去——我这才发现，刀刃上有缺口——然后盖上。这时，我看见我身后有辆小汽车。

沃德利走了出来。他可能在我保险杠上又放了一台信号发送器。上帝，我出门时忘了检查车子。

现在，他朝我走来。防波堤边就我们俩人，月亮刚刚升起来。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他手里拿着一把枪。可以肯定，枪口上装着消音器。啊，对了，这支枪与我那把22号手枪一模一样。用不着多想就能知道，弹夹里有颗软头炸子在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