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等我到了公路上时，我的恐慌消失了。如果许许多多个醉酒的夜晚在许许多多个早晨让我累及我自己（关于我曾做了什么，我能记起来的是这么少），那么现在，对我来说，自从在望夫台酒家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没有——不管我有多焦虑——再次和我的记忆割断联系。这要是真的，那么我就没从这个地洞里把那个金发人头挪走。是另外一个人干的。甚至很可能，我不是杀人凶手。

当然，我怎么能发誓说每天夜里我都待在了床上呢？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控告我说我有夜游症。像伴随潮汐变化而来的海滩上的沙沙声那样（要是你能听到），一种信心开始回到我身上，一个信念，要是你能这么叫它，以至于我没失去最后的运气（就是那种让一个男人回到赌桌上去赢回来的信心）。

从我现在所处的境况来看，相信我可能会回家，有理智、神智清醒地待在家，然后睡觉，这是虚张声势。的确，我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这种想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种小小的惊奇。这就是说，我带着一种目的上了床。我在细细盘算（在睡梦的最深处）我是该去看看玛蒂琳呢，还是不该去。我上床的那股麻利劲和睡得那样死，都证明了我这个目的。

到了早晨，没出现什么问题。今天，在帕蒂出走后的第二十八天，我要去看看玛蒂琳。别的可以先放一放。我吃了早饭，洗了狗的食盘。我注意到，狗对我的恐惧现在已被一种巨大的冷淡代替了。这星期，它总是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想它干吗要跟我断绝友情，扫我今天的兴致，就伸手拿起科德角电话簿，找到了阿尔文·路德·雷杰西在巴恩斯特布尔镇的电话号码。

眼下是九点，是打电话的好时机。雷杰西可能已经开出五十英里，到普罗文斯敦去了，或者还没到，正走在路上。

我没猜错。接电话的是玛蒂琳。我知道她是一个人在家。

“你好。”她说。是的，她一个人在家。她的声音很清晰。当另有一个人跟她同在那间屋子里时，她总是不自觉地表现出心烦意乱的声音。

我等着，好像在准备理由。然后我说，“我在听你问我好。”

“蒂姆。”

“是，我是蒂姆。”

“我生活中的男人。”她说。这句话带有尖刻的挖苦，这样的挖苦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听到了。她可能会轻松地说，“你是不是那个短暂生活中的伙伴？”是的，她的声音有回声。

“你好吗？”

“我挺好的，”她说，“但我记不得是不是向你问过好了。”

“你确实向我问过了。”

“是的，是蒂姆，”她说，“噢，我的上帝！”好像现在我们的旧情又苏醒过来了。是的，蒂姆——在电话里——在所有这些年之后。“不，宝贝，”她说，“我没向你问过好。”

“我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

我们沉默不语。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她想把电话挂上。汗珠开始爬上我的脖子。要是她把听筒撂下了，那么今天所有的希望就全都要泡汤了，但我的天性让我还是别吱声。

“你住在哪儿？”她终于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

“嘿，朋友，”她说，“这是二十个问题吗？我不知道。”

“贵妇人，请别那么生硬。”

“滚你的。我坐在这儿，是强打精神。”——那意思是说我打断了她今天早晨的第一顿大麻烟——“你给我打电话，好像你是昨天的那个伙伴似的。”

“等等，”我说，“你不知道我住在普罗文斯敦吗？”

“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从我听到的看，我不能肯定我想去认识谁。”

“那很正确，”我说，“钟每敲响一次，你的丈夫就抓走一个你亲爱的老朋友。”

“那是怎么回事？”她说，“那是不是很可怕？”

“你怎么能跟一个警察结了婚呢？”

“你还有一角钱吗？去打由受话人来付款的电话吧。”她挂了电话。

我钻进了我的小汽车。

我必须去看她。朝着昔日罗曼史的余烬上煽风是一回事，去感受一下回答的允诺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一时刻，我看透了我执意要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怪不得我们不堪忍受那些找不到答案的大问题。它们待在脑子里，就像那为了永远盖不好的建筑物的地基而掘的大洞似的。潮湿的、腐烂的以及死掉的东西都聚集在它们的里面。依靠那种驱使你回去喝酒的着魔劲儿，数一数你的牙齿里的那些洞儿吧。所以，没问题。我必须去看她。

我很快就把自然景象尽收眼底。这天对我是再好不过了。就在普罗文斯敦镇子外，一轮苍白的十一月的太阳把它淡黄色的光洒向了沙丘。沙丘看上去就像天上的神山似的。风吹着沙子，直到丘脊被一团天使般的雾霭遮蔽了为止，然后它吹到公路的另一边，奔海湾而去，所有为夏日游客而设置的小白房子，就像纯种狗场里的狗窝那样整齐、干净。眼下，它们的窗户用板子堵上了，它们有一副默不作声，多少有点受伤了的外表，但是，树也是光秃秃的，上面的颜色像一冬没吃多少东西的动物的皮似的。

我好歹试试看，把汽车开得玩命快，一个州警要是在雷达上看见了我的车，凭这个速度就能把我投进监狱。但我毕竟没去编造这样一个好时机，因为在这高速行驶中间，我想到，巴恩斯特布尔这个镇子太小了，小到了人们要去注意一个坐在波其牌小汽车里问去雷杰西家的路的人，并且，我也不想让阿尔文·路德的邻居今晚去问他那位把赛车停在离大门口有三百码远的朋友是谁。

在科德角的这一部分，人们在冬天里，像鸟那么下作、眼神好，像办事员那么有组织性，当他们不认识你的车子时，他们要记下你的车牌号码。他们盼望着没有驾驶牌照的汽车的到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了海恩尼斯，租了一条没名儿的暗褐色小船，是银河牌的，还是短剑牌的？——我想是短剑牌的，这没关系，我情绪饱满得很，竟然和服务台后面那位年轻的蓬蓬头开起玩笑来，说我们美国的汽车遍地都是。她肯定以为我让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毒品给顶得神道道的了。她用了很长时间来检查我的信用卡，在放下电话，还给我信用卡之前，让我等了十分钟（她爱搭不理地懒洋洋地泡着）。这倒给了我时间去郁闷地考虑我的财经状况。帕蒂在逃走时已把我们的活期存款全都花光了，切断了我的Visa信用卡，我的户主卡，我的美国快汇卡的经济来源，所有这些，我都是在她走后第一周里发现的。但是跟我一样的丈夫们都有其他来钱道儿，有着甚至连帕蒂·拉伦这样的妻子也不能彻底根除的财源。所以我的餐者俱乐部卡，被她漏掉了，我不断地更换它，但从没用过它，现在，它的活力使我有了饭吃，有了酒喝，有了汽油用，让我能够租用汽车，并且——对了，这种状态已经持续近一个月了——帕蒂·拉伦迟早要从前方阵地那儿收到几张账单的。那么，在她离开我出走后，缺钱花将成为我的当务之急。可我不愁。我会卖掉家具的。钱是别人玩的游戏，而我呢，有足够的钱不去玩，从而避免了耍钱。没人会相信说这种话的人，但你知道吗？——我相信我自己。

所有这些促使我从那个地方出发，来一次短途旅行，但是，离巴恩斯特布尔越近，我的心里就越害怕去想，要是玛蒂琳不让我进去，我会怎么办。但是，这样的不安不久就给专心到那儿去的需要取代了。在这些部分里面，那根本不是个无意识行为。最近十年里，巴恩斯特布尔的近郊发生了一些变化，刚铺成的路多了点儿，新开发的事物多了点儿，它们穿过覆盖了这里大部分地面的色调单一而又矮小的松树林拔地而起。甚至上了岁数的人也很少听到离他们住的地方两里远有几条新街道。所以，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停在海恩尼斯的一个房地产办公室门口。在那儿，他们有一张大幅最新县地图。我在地图上终于找到了阿尔文·路德住的那条小巷子。正像我猜想的那样，在这张地图上，它看上去不超过一百码长，是六条模样相似，平行排开的小巷之一，这些街道都是从一条主街那儿垂悬下来的，像一头老母猪身上的六个奶头，或者讲究一点说，像我开的那辆汽车引擎上的六只气缸之一？去他家的这条短短的路终了在一个奶头大小的柏油的车辆挑头处。在终点的转盘周围，排列着五座高度统一的更改过了的科德角模式的木房子，每座房子的草坪上都栽着棵松树，放了一对塑料雨水槽，都在房子上铺着石棉屋顶板，都有刷了不同颜色的邮筒，都有带垃圾筒的垃圾箱，都在草地上放着三轮摩托车——我把车子就停在离转盘很近的地方。

让人看到我走上五十磴不必要的台阶走到她门口，肯定会引起注意。我走上台阶，按了按门铃，过了一阵子又回到我车里，这一切是逃不脱邻居们的眼睛的。但是如果把车子放在另一座房子前并因此使得房主不安就会更糟糕了。笼罩在这片可怜的矮松树林里的他乡异国土地上的孤独无助感有多么强烈啊！我想起了昔日的印第安人的坟墓，它们可能曾经坐落在这片灌木丛生的土地上。当然，玛蒂琳是能忍受这种情景的，这情景的忧郁与她的心情产生共鸣，这样，她就能在这一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升华了。但是，要去住在像帕蒂的房子那样的房子里，在那儿，一个人会直挺挺地掉到几种色调的快活下面去——噢，不多，对玛蒂琳来说，那会更糟。

我按响了门铃。

等我听到她的脚步声时，我才敢肯定她在里面。她一看到我就开始战栗起来。她心中的强烈骚动好像她已经说出来了一样，让我感受到了。她很高兴，她怒气冲冲，可她没太吃惊。她化了妆，所以我知道（因为她白天通常不往脸上抹什么东西），她是在等一个来访者。无疑，这个人就是我。

然而，我没受到热情的欢迎。“你真是个乡巴佬，”她说，“我就知道你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玛蒂琳，要是你想让我来，你就不该把电话撂了。”

“我又给你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你在电话簿上发现了我的名字？”

“我发现了她的名字。”她把我打量了一遍，“被人看住你是受不了的。”她对我说，结束了这场拷问。

玛蒂琳曾经在一个上好的纽约酒吧和饭馆当过好几年女老板。她不喜欢你说中她的伤痛处。她虽然不怎么战栗了，可她声音还是不大自然。

“让我把严酷的现实对你明说了吧，”她说，“在邻居互相打电话探问你是谁之前，你可以在我的房子里待上五分钟。”她朝窗外瞥了一眼，“你是走到这儿来的吗？”

“我的车停在路那头了。”

“那可太好了。我想你最好马上就走。你是来问道儿的，是吧？”

“你的邻居都是干什么的，有这么好的德行？”

“左边那家住了一个州警，右边住的是一对退休老两口，斯努普先生和太太。”

“我想他们也许是黑手党的老朋友。”

“噢，马登，”她说，“十年过去了，可你看来还那么差劲儿。”

“我想跟你谈谈。”

“让我们到波士顿找个旅馆吧。”她说。这是她告诉我别管闲事的好办法。

“我还爱着你。”我说。

她开始哭起来。“你真是个坏小子，”她说，“你臭不可闻。”

我想去拥抱她。我想，我要是说出了心里话，就会立刻跟她回到床上，可现在不是时候。十年的生活使我懂得了这些。

她的手做了个小手势。“进来吧。”她说。

起居室与这幢房子很协调。它有着大教堂里那样的天花板，机器制作的镶木，一块合成纤维小地毯，许多一定是从海恩尼斯购物中心买来的家具。没有什么东西是她自己的。这并不奇怪。她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她的身体上，她的衣服上，她的化妆上，她的声音上以及她那张瓜子脸的表情上。她能用她那张美丽的嘴的最微妙变化来传情。每一点儿嘲讽，每一点儿轻蔑，每一点儿暧昧，每一点儿温柔，每一点儿领悟，这些都是她可能需要表现的。她是她自己的浅黑型的艺术作品。她就以这样的姿态出现。但她的环境是另一码事儿了。我第一次遇到玛蒂琳时，她住在一座绝对单调乏味的公寓里。我只需要再把尼森那个地方描绘一番就行了。我这么说绝对没有一点儿夸张的成分。我曾有个女王，她不受她居住地的支配。我可告诉你，这就是我跟她住了几年后就讨厌她了的一个主要原因。和一位意大利女王生活同跟一位犹太公主生活一样，都是在受罪。

我说，“这些都是阿尔文买的吗？”

“你那么叫他吗？阿尔文？”

“你管他叫什么？”

“我大概管他叫胜利者。”她说。

“正是胜利者告诉我，说你向我问好。”

她几乎没有很快地去掩藏这个消息。“我从没对他说过你的名儿。”她说。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在我认识她时，她从没在我面前谈论过任何人。

“噢，”我说，“你丈夫怎么会发现我认识你呢？”

“再好好想想。你会想出答案的。”

“你认为是帕蒂·拉伦告诉他的吗？”

玛蒂琳耸了耸肩。

“你怎么知道，”我问，“帕蒂·拉伦认识他？”

“噢，他告诉我，说他遇到了你们俩。有的时候，他还会告诉我不少事呢。我们在这儿待得挺寂寞的。”

“那么你是知道我在普罗文斯敦了。”

“我设法忘了它。”

“你们干吗会寂寞呢？”我问。

她摇了摇头。

“你有两个儿子要照顾。那一定会让你忙得不可开交。”

“你在说些什么啊？”

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想，孩子们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你丈夫，”我说，“给我看了一张你们和两个小男孩合照的照片。”

“他们是他兄弟的孩子。我没孩子。你知道我不能生育。”

“他干吗要跟我撒谎呢？”

“他是个骗子，”玛蒂琳说，“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大部分警察都是骗子。”

“你的话听起来好像你不喜欢他。”

“他是个泼妇的残忍专横的儿子。”

“我知道。”

“但我喜欢他。”

“噢。”

她开始笑了起来。然后又哭起来。“原谅我。”她说着，走进了洗澡间。它位于门口的门厅那边。我更仔细地看了一下这间起居室，没有图片，也没有画，但在一面墙上，挂了大约有三十张镶在框子里的照片，全是雷杰西穿着各种不同样式的军服照的。特种部队服、州警警服，别的我就不认识了。在有些照片上，他正跟政府官员和看上去像官僚的人握手，有两个家伙，我算计该是高级联邦调查局的人。有时是雷杰西正接受运动奖杯或纪念奖杯，有时是他正把它们赠送给别人。在相框中心处，是一张玛蒂琳的装在相框里的大幅光纸相片，她穿着半露胸的天鹅绒长外套。看上去她蛮漂亮的。

在对面墙上有个枪架。我不太知道是不是该说它是一件特棒的收藏品，但在那儿有三支手枪和十条长枪。在一边，有个前面带钢网的玻璃箱子，里面是一个放了两支装六发子弹的转轮手枪枪架和三支粗大的手枪，对我来说，它们就和马格南左轮手枪一样。

在她还没出来之前，我很迅速地往楼上跑了一趟，穿过了主人卧室和客人卧室。那儿有更多的从购物中心买来的家具。都很整洁。床都铺好了。这并不符合玛蒂琳的性格。

在镜子一角塞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

复仇是一盘菜，品尝它的人得凉着吃。

——意大利古谚

这是她的手迹。

我恰好在她再次出来前走下了楼。

“感觉很好吗？”我问。

她点了点头。她坐到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我自己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

“你好，蒂姆。”她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相信她。我开始认识到，我需要谈的是多么多啊，可玛蒂琳要不是我倾诉心曲的最好的人，就差不多是最坏的人。

我说，“玛蒂琳，我还爱着你。”

“下一个问题。”她说。

“你干吗要跟雷杰西结婚？”

用他最后的名字是不合适的。她变得不自然起来，好像是我接触到了她的婚姻本身，但我实在不愿意管他叫胜利者。

“这是你的错，”她说，“终归，你不必把我介绍给大斯都坡。”

她也没必要说完这个想法。我知道她想要说又憋住不说的那些话。然而，她控制不了她自己。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像帕蒂·拉伦，可学得并不太像。她气坏了。学得走了样了。“是的，先生，”玛蒂琳说，“自打跟大斯都坡干过以后，我就对特殊的老家伙发生了兴趣。”

“能给点酒喝吗？”我问。

“到你该走的时候了。我还可以把你当成保险公司里的推销员。”

“挑明了吧，你怕雷杰西。”

当什么都说出来了之后，摆布她还是容易的。她的自豪感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现在她说，“是你叫他感到生气。”

我没吱声。我正动脑筋猜想他究竟气成了何等程度。“你认为他会很坏吗？”

“老兄，他是另外一种人。”

“这是什么意思？”

“他会是很坏的。”

“我不愿意看到他把我脑袋给砍下来。”

她看上去给吓了一跳。“他告诉你那件事啦？”

“是的。”我说。

“越南？”

我点了点头。

“噢，”她说，“任何一个能用大砍刀一刀砍掉一个越共分子脑袋瓜子的人毫无疑问是要被清算的。”对这样的行为她全然不惧。不是全然。我记得玛蒂琳内心的复仇意识的深度。有一两次，有个朋友侮辱了她，我以为，这是小事一桩。可她从来没忘掉这码子事。是的，越南的一次死刑执行在她心里激起的浪花是不容易平静下来的。

“我推想，你跟帕蒂·拉伦的关系很糟糕。”玛蒂琳说。

“是的。”

“她是一个月以前离开你的吗？”

“是的。”

“你不想让她回来吗？”

“恐怕我会做出点儿什么来。”

“噢，你选择了她。”在餐具柜上有个装波旁酒的圆酒瓶子，她拿起它来，带了两个玻璃杯回来，给我们俩每人倒了半英寸没掺水的酒，没加冰块。这个仪式来自过去的岁月。“我们早晨的内服药。”我们过去常常这么称呼它。和以前一样——她在呷酒时，有些战栗。

“你怎么娶她不娶我？”这就是玛蒂琳想要说的。她就是不吱声我也能听得很清楚。

问题是她从来没有说出来，我很感激。我能回答些什么呢？我会说，“心肝儿。你，玛蒂琳，过去常常哽咽着，或快活地呻吟着，好像地狱就在男人身上似的。它和中世纪一样美丽。帕蒂·拉伦是个啦啦队队长，随时准备把你弄得筋疲力尽。虽然女人们都有生来固有的技巧，但选谁得由你的爱好决定，你是想让你老婆文雅端庄，还是让她贪得无厌。她像令人向往的昔日美国一样贪得无厌，我想让我的国家待在我的生殖器上。”

当然，我这位失掉了好长时间的颇有中古风度的妇人现在已经对一下子就能砍掉别人脑袋的男人发生了兴趣。

和玛蒂琳在一起生活的最大好处是这样的：我们能一块坐在一间屋子里，能如此清晰地听到彼此的心声，以至于我们似乎正从同一口水井里把它们提上来。所以，她也能听到最后我没说出来的话。她嘴角一歪我就知道了。当玛蒂琳再次看我时，心中充满了敌意。

“我没告诉阿尔有关你的事儿。”她说。

“你那么称呼他吗？”我问她，“阿尔？”

“住口，”她说，“我没对他说有关你的事儿，因为没那个必要。他的欲火把你从我心中烧没了。雷杰西是匹种马。”

以前，还没有一个女人用这么恰切的言辞严厉地批评过我。帕蒂·拉伦也不会。“是的，”玛蒂琳说，“你和我彼此相爱，但在雷杰西先生和我开始我们的一点男欢女爱期间，他一晚上就和我做了五回爱，并且第五回跟第一回同样美妙。你在表现最佳的晚上也干不了那么多次。你离五先生的桂冠还差得远哪，我就那么称呼他，你这个傻瓜。”

完全违背我的意志，这句话给予我的痛楚使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等于在忍受从伤口里把沙子弄出去那样的痛苦。但是，在那一时刻，我再一次沉入对她的钟爱之渊中。她的话使我看到我在有生之年里该把脚跟放在哪儿。它也唤起了我以为已经死了的自尊心。因为我发誓，在我被干掉之前的一个夜晚，我将要抹去她对五先生的佩服。

然而，在我离开前，我们的谈话又来了一次变化。我们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又沉默了更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后吧，泪水开始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冲掉了睫毛油。过了一会儿，她不得不揩揩脸。

“蒂姆，我想要你走。”她说。

“行，我就回去。”

“先打个电话来。”

“行啊。”

她陪我走到门口，然后停了下来，说，“还有件事我更应该告诉你。”她对自己点了点头，“但我要是告诉你的话，”她继续说，“你就不想走了，只想跟我谈话了。”

“我保证不会那样。”

“不，你会食言的。”她说，“等着。在这儿等着。”她走到起居室里一张英属殖民地时代的两边有抽屉桌子的复制品旁，在那儿，她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句话，把它密封好，走了回来。

“你会信守这条诺言的。”她说。“我想要你握着条子，直到回家的道走完一半时，你再打开它。想一想它。别给我打电话谈这件事。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是六条诺言。”我说。

“六先生。”她说，走过来，把嘴伸给我。这是我曾有过的最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吻。然而，这个吻是冷冰冰的。她的全部柔情，她的所有愤怒，都传进了我心中。我承认我被这两种情感的结合物弄得目瞪口呆，好像一个技艺高强的拳击家正用一个可怕的左手肘弯击和自相矛盾的右手肘弯击抓住了我，这不是描绘一吻的好方法，没有给我那一记亲吻提供我心灵的安慰物，但我说这个，是在强调我的腿走起路来如何像橡胶似的，走过了邻居家，顺路走下去，走进我的车子里。

我信守这六条诺言。在我把那辆小汽车在海恩尼斯交上去，回到我的那辆波其车里，一直往东哈姆开了好长时间后，我才打开纸条。我把车子停在公路上，细细读了她的便条，仅用了三秒钟。我没给她打电话，只是又读了一遍。纸条上写道：“我丈夫和你妻子关系暧昧。除非你准备杀掉他们，否则咱们就别谈这件事。”

我又一次发动了波其车，但我在路上总是走神。我把车子开到了一个标牌前。牌子上写着：国家公园——马可尼海滨。然后，我又把车子开出六号公路，停在俯瞰着大西洋的悬崖上。这一切并不叫人奇怪。我把车停在公园指定的地方，然后走到一座低矮的沙丘上。我手玩着沙子，冥想着那些早年移居美国的清教徒，琢磨着是不是就在那儿，他们转向北，向科德角的顶端驶去，然后再绕过普罗文斯敦。对马可尼来说，还有比这个海角更好的地方来把最早的无线电信息发送到大西洋空间吗？然而，我大脑在细想这种大概念的同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叹了口气，想到了来往于贞妮和吉勒·迪·赖斯之间，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之间，俄国女皇和拉斯浦丁之间的无线电消息，以及，用我们自己最自谦、客气的说法，来往于玛蒂琳同我自己之间的无线电消息。我坐在这个低矮的沙丘顶上，来回在手里传着沙子，由于我见到了玛蒂琳，我试图估量估量我现在的处境。一切都落到了阿尔文·路德·雷杰西的身上吗？

我想起来了，我只会用长枪，不会用我那支手枪，因为这一点，我在五年里没打过一回架。由于喝酒，并且后来还抽烟，我的肝一定比原来大了两倍。但一想到要与雷杰西见面，我感到原来的一些血气又回到了我身上。我以前不是打架的好手，现在也不是行家。但我在酒吧当侍者那几年，还是学了几招儿。在牢房里，我又使它们翻了一番——我一肚子鬼把戏——但后来，这算不了什么了。在最后几次打街架时，我变得那么邪性，以至于他们总是不得不从我旁边逃走。我父亲血液里的某些东西传到了我的身上，好像我已买下了他的遗传密码。硬汉不跳舞。

硬汉不跳舞。在那桩奇事儿上，我的记忆，像一条绕过航标驶进港湾的小船似的，回到了我的青春时代，我感到我自己又生活在刚过十六岁，参加金手套大赛那一年了。这与我拿着玛蒂琳写的那张纸条的时刻太遥远啦。或者并不那么遥远，毕竟，我是在金手套大赛中，头一回把别人打伤了，而且伤得很厉害。坐在这儿，坐在南韦尔弗利特海滩上，我开始笑了起来，因为我用这种方式看到了我年轻时的样子，我十六岁的时候。当时，我总把自己想象成是条硬汉子。我毕竟有个在街区上最硬的父亲。同时，我知道，甚至是那时，我永远不会是他的对手，但我依旧告诉我自己，我相当像他，到中学二年级时，我成了高中足球队的队员。那是个本领！我记得那年冬天，每当踢完球后，我常常对我几乎完全不能控制的世界充满了卑鄙而傲慢的敌视。（我父母那年离的婚。）我开始去我父亲的酒吧间附近的一个拳击体育馆。这合情合理。作为道奇·马登的儿子，我必须报名参加金手套大赛。

我在埃克塞特认识的一个犹太小伙子告诉我，说他十三岁那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他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他的受戒仪式，从不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晚上，他能睡着还是根本就睡不着，背诵着那段必须在第二年冬天一个犹太教徒集会上对他家的二百个朋友宣讲的讲演词。

我暗示他说，那还没有你第一个晚上参加金手套大赛时的情形那么坏。“有件事儿，”我说，“你得半裸着身子走进屋去，没人让你这样做。五百个人在那儿。他们中有些人不中意你。他们中意另一个小伙子。他们盯着你看时，眼光很挑剔。然后，你会看到你的对手。他看上去就像一管烈性炸药。”

“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干的呢？”我的朋友问。

我对他说了真话。“我想让我父亲高兴。”

对一个有着这样善良的目的的孩子来说，在更衣室里，我感到紧张不安。（其他十五个拳击手和我的心情一样。）他们，像我一样，在蓝角里面。隔墙那边，也是个更衣室，里面有十五个从红角里来的竞争者，大约每隔十五分钟的样子，我们每边就有个人走出去，走到大厅里，另一个就回来了。根本没因为匆忙建立起来的同盟而有丢脸的危险。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们希望大家都走运。很热诚地希望。每隔十五分钟，像我说的那样，一个小伙出去了，过一会儿，先前出去的那个回来了。要是赢了，他会欣喜若狂，要是输了，他也会很痛苦。但终于，什么狂喜呀，什么痛苦呀，还是都过去了。有个小伙子被背了进来，他们派人去叫救护车。他被一个赫赫有名的黑人小伙子打倒了。当时，我考虑要放弃比赛。但一想到我父亲正坐在第一排，我就没照直说出这句话来，“好吧，爸爸，”我自言自语，“我是为你死的。”

一旦拳击开始了，我发现，拳击运动，像别的文化一样，得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学会，并且，没过几分钟，我就丢掉了我所有的那点文化。我真的吓坏了，所以，我的拳头像雨点一样向对方砸去。我的对手，长得胖胖的，黑黑的，跟我一样害怕，也从没停止挥拳。第一轮拳击结束时，我们俩没有一个能动弹。我的心都要炸了。到了第二局，我们简直就连一拳也伸不出去，站在那儿动不了。我们怒目而视，用头去挡拳，因为我们太累了，不能躲闪——挨一拳也比动一步少费气力。我们看上去肯定像码头搬运工似的，喝得太多，打不起来了。我们俩的鼻子都在流血，我都能闻到他的血味儿。在这一天晚上我知道了，血味原来跟身体发出来的气味一样。这是相当可怕的一局。当我回到我那个角休息时，我感到我就像一台超速运转的机器似的，每个零件都要转不动了。

“得玩玩命，好好打，要不我们赢不了。”教练说。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当我能说出声来时，我尽量正式地对他说——你可能会想到，我已经念预科了——“如果你想结束这场拳击，我悉听尊意。”

然而，他眼睛里的神情告诉我，在他余生里，他将会重复我这句话的。

“小家伙，把他揍出粪来。”我的教练说。

铃响了。他把口腔保护罩递给我，冲着拳击场中心推了我一下。

现在，我不顾死活地打上了。我必须把我刚才那句话的肝脏吃掉。我父亲喊得这么响亮而高亢，我甚至都认为我会获胜了。轰隆！我踩上了个炸弹。我脑袋不像棒球击球员的球棍那样摆动了。我猜想，我在绕着拳击场趔趔趄趄地走着；因为我看到另外那位拳击手正上下左右来回跳动。我在一个地方站了站，然后又站到另一个地方。

新腺上激素肯定被这一拳打松了。我的双腿顿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我开始转圈，开始挥拳猛打。我跑动，我躲避，我挥拳（我从一开始就该这么干）。终于，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对手所知道的拳击技术比我还少！正像我打量他，给他来个肘弯击一样（由于现在我发现了他每次都放低他的右手，所以我假装要用左手去打他的腹部）。噢，铃响了。拳击结束了。他们抬起了他的手。

其后，当那些对我表示良好祝愿的人走了，我孤零零地和我父亲坐在一家咖啡店里，第一批痛苦的波浪开始涌向我时，大麦克低声抱怨说，“你本来应该赢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人人都说我应该赢。”

“那都是些朋友。”他摇了摇头。“你是在最后一局输掉的。”

不，既然比赛结束了，我又输了，我就得认为是我赢了。“人人都说我挨那一拳以及来回走动的方式都很漂亮。”

“全都是些朋友。”他说，声音是这么悲伤，以至于你将会认为那些人都是朋友而不认为酒成了爱尔兰人的害人精。

我真想跟我父亲论出个高低，这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想法。呆呵呵地坐着，半个脑袋空落落的；躯干、四肢及嗓子闷乎乎发热，沉得抬不起来；你的心中充满了恐怖，这可能是因为你的确输了一场比赛而你的朋友硬是说你应该赢。所以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对他来说，我可能从没这样自傲过，“我的错儿是我不跳舞。我应该在铃响时快点冲出来揍他。我应该过去：揍他！揍他！变换变换位置。”我说，摇动着双手，“不停地兜圈子。然后转回来猛戳他，到他够不着我的地方跳舞，兜圈子，跳舞，揍他！揍他！”我点头赞许我自己这套绝妙的战斗计划。“当他准备时，我就能打倒他这个蹩脚的拳击手了。”

我父亲脸上没有表情。“你记得弗兰克·科斯特洛吗？”他问。

“暴徒里的头号人物。”我钦佩地说。

“有一天晚上，他正跟他的金发俊俏女人坐在一家夜总会里，在那张桌子旁边，还坐着他请来的罗基·马西亚诺、托尼·坎佐内里和大块头托尼·盖勒托。这是一个朋友欢聚的宴会，”我父亲说，“管弦乐队在演奏着。所以弗兰克对盖勒托说，‘嘿，大块头，我想要你跟格洛里亚跳个舞。’这使盖勒托很紧张。谁想跟这个大人物的女友跳舞呢？她喜欢上他该怎么办哪？‘嘿，科斯特洛先生，’大块头托尼说，‘你知道我不会跳舞。’‘放下你的啤酒，’弗兰克说，‘出去，到那儿跳舞。你会跳得挺捧。’这样，大块头托尼站了起来，在地板上跟格洛里亚跳起舞来，他俩之间相隔有一胳膊远。在他跳完后，科斯特洛又让坎佐内里跟格洛里亚跳，所以，他也不得不把格洛里亚带出去跳舞。然后轮到了罗基。他自以为地位高得可以叫科斯特洛的名儿，所以他说，‘弗兰克先生，我们这些重量级的在舞厅里施展不开。’‘到舞池里蹦蹦。’科斯特洛说。在跟罗基跳舞时，格洛里亚抓住机会，低声对他说，‘老英雄，帮帮忙，看看你能不能让弗兰克大叔跟我跳个舞。’

“当那段音乐结束时，罗基把她领了回来。他感觉好多了，别人的兴趣也上来了。他们开始戏弄这个大人物，但很小心，你知道，只是无不伤大雅的小玩笑。‘嘿，科斯特洛先生，’他们说，‘科先生，跳一个吧，你干吗不跟你的夫人跳个舞呢？’

“‘怎么样？’格洛里亚问，‘请！’

“‘轮到你了，弗兰克先生。’他们说。”

“科斯特洛，”我父亲摇了摇头，对我说，“硬汉子，”他说，“不跳舞。”

到现在，我父亲说过大约五句这样的话。“我们出生在屎尿之间”成了他的最后的和最不高兴的话，甚至像“别说了——你把风都从帆那儿说跑了”也总是最高兴的话那样，但在我整个青年时代，这句话常常是：“硬汉不跳舞。”

十六岁时，作为一个从长岛来的半爱尔兰人，我不了解禅宗大师和他们的心印，但要是我知道了，我将会说，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心印，由于我了解它的内涵，它就仍然伴随着我，我岁数越大，对它的意思理解得就越深。现在，坐在南韦尔弗利特的海滩上，远望着朝我涌来的已走到了三千里旅途终点的海浪，我再一次想起了帕蒂·拉伦对我性格的侵蚀作用的神力。自怜的浪涛可预见地升了起来，我想到了停止去想我的心印的时候了，除非我能给我的沉思带来新的想法。

确实，我父亲的品德比你在遇到麻烦时毫不退却这种品德更好，某种更美好的东西无疑是他不能或不会表达出来的，但他的准则就在那儿。它可能是条誓愿。我失掉了他的哲学肯定会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某种无法捉摸的原则了吗？

这时，我看到有个人正顺着海滩朝这边走来。他走得越近，我就越努力去辨认他。随之而来的是，我脑子里的东西渐渐开始消失了。

这个人个子很高，但外表并不阴险。事实上他很胖，看上去有点像梨似的，上小下大。因为他有个罗汉肚，可肩上的肉并不多。此外，当他走在沙子上面时，他的步法很可笑。他穿得很讲究，穿的是三件一套的有饰针带子的炭灰法兰绒男装，条纹衬衫上有个白领，扎了一条俱乐部领带，在他胸前口袋里有块小小的红手帕，一件骆驼绒上衣折搭在他胳膊上。为了不磨损他的棕色平底便鞋，他用手拎着它们，这样，他就用花格短袜踩着冰冷的十一月沙子往前走。这使他像一匹大出洋相的马似的，迈着跳起来而后又轻轻点地的脚步走过湿乎乎的鹅卵石。

“你好吗，蒂姆？”这个人现在对我说。

“沃德利！”这让我有两层惊愕。一是，他体重增加了这么多——上次在离婚裁决法庭里看到他时，他还很瘦；二是，我们竟然在我已有五年没来了的南韦尔弗利特海滩上相遇了。

沃德利侧过身子，把手伸向我正坐着的地方。

“蒂姆，”他说，“你的行为方式说明你完完全全是个泼妇的儿子，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沉湎在令人不快的感情里。生活，正像一个人的朋友不断告诫他的那样，太短暂了，没有空儿总去琢磨令人不快的往事。”

我握了握他的手。如果他想同我握手，我也没法拒绝。毕竟，他妻子在坦帕的一个酒吧间里遇到了彻底破产了的我——那是他在将近五年后第一回见到我——给了我一份差事，给他们当汽车司机，在他鼻子底下把我带上她的床，我们因此而重续我们在北加利福尼亚度过的良宵，然后，她鼓动我鼓动到这样一种程度——我绞尽脑汁地去想万无一失地杀掉他的方法。谋杀他的火花还没亮就熄灭了，我在离婚审判时，做了对他不利的旁证，态度坚定地发誓说——并且有些碰巧还就是真的——他要送给我一大笔钱，恳求我在法庭上做对她不利的旁证。我又说，他建议我把帕蒂·拉伦带到基韦斯特的一座房子里，在那儿，他准备和一个侦探、一个摄影师来一次突袭。那纯属胡编乱扯。他以前只是自己嘟囔过这种想法。我还说，他请求我去诱奸她，目的是以此作为他的证据，那真是个成功的伪证。我为帕蒂·拉伦提供的证据带给她的好处，可能同她的律师用录像机训练她带给她的好处一样多。沃德利法律上的全部火力一齐对准了我，顿时，我在证人席位上成了个明星。这些飞来的子弹极力把我渲染成一个曾犯过罪的人和海滨酒徒。这些子弹要多卑鄙有多卑鄙，但我这么干怎么能保持我良心上的纯洁呢？我在沃德利家当司机的时候，他可是把我当作埃克塞特的老同学看待，而我呢，一直没有机会回报他。

“是的，”他说，“有一小段时间我感到难过，但米克斯总对我说，‘沃德利，甩掉自怜吧。这个家养活不起这种感情的。’我希望他们现在把米克斯投进最糟糕的坑里，但不是在这儿，也不是在那儿。人得接受他人的忠告。”

他说话的声音最该死不过了。我待一会儿会描述这种声音的，但是现在，他的脸直接对着我。跟许多粗俗的人一样，他有个习惯，当他对某个坐着的人说话时，他总是猫着腰向前探着身子，把嘴放到你周围的空间里，使你总感到不舒服，你接受的是他那贵族式的唾沫星子。当阳光照在他脸上时，他看上去，特别是在近处看，活像个麦面团。他要是不穿得这么整齐笔挺，他的外貌就会显得呆呵呵的，因为他那薄薄的黑发直竖着，五官显得呆滞，脸松松垮垮地绷着，可他那双眼睛实在很吓人。它们很亮，有种古怪的能力，只要有人一句话说得不中听，它们就会立刻变作两团怒火，好像魔鬼打了他一下似的。

所以他那双眼睛竭力想占有你，盯进你的脸，好像你是他找到的第一个长得与他相像的人。

然后是他的声音。我父亲一定会憎恨这种声音的。上帝肯定是在用沃德利的声音来夸耀他的庄严。沃德利的双元音发音弥补了他其他的缺陷。那些动人的双元音使下里巴人一下子变成了阳春白雪。

如果说我用了点时间描述了我的老同学，那是因为我仍然处在惊愕之中。我多年来一直相信巧合的神力。我甚至认为，在发生一些特殊的或可怕的事情时，一定会遇到某种巧合——这是我希望能够解释的一种稀奇古怪但又强有力的观念。但沃德利竟然愿意在这个海滩上露面——如果对此有个理智的解释的话，我会更加高兴的。

“你竟会在这儿，真是不可思议。”我想都没想就说道。

他点了点头。“我绝对相信巧遇。如果我有个圣人的话，那么她的名字就是无意中发现珍宝的运气。”

“见到我，你似乎很高兴。”

他想了想这句话，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知道，”他说，“考虑来考虑去，我认为我是这样。”

“沃德利，你本性很好。请坐。”

他依了，对我来说，这是种解脱。现在，我不必去死死地瞅他的眼睛了。然而，他大腿上的肉和他的其余部分一样，激增了很多。他的大腿靠着我的大腿，一大块软乎乎的亲切的肉。事实是，要是某人在那方面有才能的话，他就能抓住他，如此等等。他的肉有着那种女子已到结婚年龄特有的消极忍耐性，它乞求受到凌辱。在监狱里，现在我想起来了，他们常常管他叫“温莎公爵”。我常常听到犯人们这样议论沃德利，“噢，温莎公爵，他的屁眼子有水桶那么大。”

“你看上去身体不太好。”沃德利咕哝道。

我没搭理这句话，接着问，“你在这些地方待了多长时间？”我的意思是指这个马可尼海滩，南韦尔弗利特，科德角，新英格兰，或者也包括整个纽约和费城，但他只是挥了挥手。“咱们谈谈吧，”他说，“谈谈重要事儿。”

“这容易。”

“是容易，麦克，你说的对。我总说——实际上，我过去常对帕蒂·拉伦这么说，‘蒂姆举止落落大方，他天生就有这份才能。正像你似的，他是什么就说什么。可对这件事，他最虚头巴脑装面子了。’当然，我正试图偷偷摸摸地把一条线索放进她那执拗的大脑里。我是煞费苦心，试图灌输给她一个观念，要她怎么样去守规矩。”他笑了起来。这笑声中蕴含了巨大的兴奋，它是那些当他们孤独地生活时，他们在大笑声中度过他们的生活的人展露出来的，所以，要是笑声里有许多孤独的话，那它就也有着不同寻常的个性，好像他并不关心在他的自来水工程中显示出了多少最可怕的阴沟和陷阱。他绝对是以为，他自己的那种自由抵得上其他一切了。

当他笑完时，我开始琢磨是什么让他这么高兴，他说，“自从以前你、我和帕蒂走过这条路以来，让我长话短说吧。你骗她想些什么？”

说这句话时，他眼光一闪，好像他在建议你去偷皇冠钻石。

“全都说吗？”

“那当然。”

“你别兜圈子，往那一点上扯。”

“那是我从我父亲那儿接受过来的另一条忠告。他告诉我说，‘事儿越重要，你就越得快点把它说出来。不然的话，重要性本身就会压到你身上来。那你就将永远也说不出它来了。’”

“没准儿你父亲说的对。”

“那当然。”

显而易见，他是想让我琢磨琢磨这句话。

“我想问问，”我说，“出多少钱？”

“你想要多少？”

“帕蒂·拉伦过去常常许给我月亮，”我说，“‘去根除那个可怕的男性同性恋，’她说，‘你会得到我身价的一半。’”我这么说，是想尽可能地对他无礼。他恭维我举止落落大方的那些话激怒了我。看是抚慰，其实不然。所以我说这句话是想看看他的创伤是不是已经封口了。我不太能拿准说它们已经封口了。他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好像是在尽力把要淌出来的眼泪挤回去。他接着说，“噢，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用同样的话来颂扬你。”

我开始笑起来。我不得不这么干。我总在想象，在我们一切都到手时，帕蒂·拉伦对我会比她曾对沃德利所持的态度要友好些，但那也可能是个特大的假想罢了。

“在她的遗嘱里有你的名儿吗？”他问。

“我不知道。”

“你恨她恨得足可以去干这件事吗？”

“恨得咬牙切齿。”

我没打哽地说了这句话。在海滩上说话很随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但就在那时，五次这个数字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刚才是不是吐露了我的真情实感，要么它仅仅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想法的一次重复：玛蒂琳·福尔特·雷杰西的丈夫一晚上就和我爱慕过的女人做了五次爱。我就像个拳击手似的，挨过几小时后似乎就不觉得疼了。

“我听说，”沃德利说，“帕蒂对你很不好。”

“噢，”我说，“你可以用这个词。”

“你看上去像斗败了的公鸡。我可不信你能干这件事。”

“我肯定你是对的。”

“我并不想真是那样。”

“你干吗不干这件事？”

“蒂姆，你永远不会相信我。”

“不管怎么样，你得告诉我。说不定我能通过比较一下那些谎话从中发现真相呢。”

“这话说得可真妙。”

“这不是我说的。是利昂·托洛茨基说的。”

“噢。这句话抵得上罗纳德·弗班克了。”

“帕蒂·拉伦现在在哪儿？”我问。

“她在附近。这你可以相信。”

“你怎么知道？”

“她正和我争夺一块房地产呢。”

“你是打算杀死她还是在交易上战胜她？”

“随便哪个都行。”他说，眼白可笑地一翻。他可能试图模仿小威廉·F.巴克利。

“可你宁可看到她死吗？”我坚持说。

“不用我自己的手收拾她。”

“为什么不呢？”

“你就是不相信我。我想让她盯着杀她那个人的眼睛，把这件事的真相彻底搞错。我不想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看到我，说，‘噢，怎么，这原来是沃德利在报复我。’那太容易了。它将会让她心里很平静地死去。她一到地方找到了自己的全尸后，就知道该缠住谁了。找到我并不难。相信我吧，我宁可让她在一种极度混沌的状态里死去。‘蒂姆怎么会干这种事呢？’她将问她自己。‘是我低估了他吧？’”

“你这一招可真够绝的了。”

“唷，”他说，“我知道你并不理解我。想一想我们的出身和经历的差距，就能知道你不可能理解我。”

他把身子转过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嘴里呼出的气不太好闻。

“但要是你用真正的房地产交易挫败了她，”我说，“她会知道是你在报复她的。”

“是的，她能知道。我想要那么干。我想让我的死敌看到我不是草包一个。我想让他们都知道，这是沃德利干的。死的方式是不同的。把他们送到混沌里去吧，我给。”

要是在监狱里，他并没杀死一个正威胁他的人的话，我是不会把他的话当真的。在监狱里，他出钱收买杀人者时我在场。他现在的样子和做法跟当时差不多。罪犯们会嘲笑他的，可不是当着他的面。

“把有关那笔真正的房地产交易的事儿告诉我吧。”我说。

“由于你妻子和我都注意到了同一个地方，我认为我不应该告诉你。谁也不知道帕蒂·拉伦会在什么时候回来用胳膊搂住你。”

“是的，”我说，“我会受到责难。”我感到奇怪的是，帕蒂怎么会跟代理警察局长臭味相投呢。

“我不应该告诉你，”他顿了顿，然后说，“可是，一时冲动，我是会那么干的。”

现在，我不得不盯着看那双讨厌的、大而锐利的眼睛。“我并不想搅乱你的感情，蒂姆，可我并不认为你真理解帕蒂·拉伦。她假装她不能不注意世界对她怎么看，但我得告诉你，她并不是用一般材料做成的。对此她感到十分自豪，所以就总也没有出头之日。她假装对社会地位不感兴趣。”

我想起了五年前，我们到普罗文斯敦时，我第一次领帕蒂·拉伦去参加晚宴的情景。有几个朋友把皮酒囊搬到了沙丘上，妇女们带来了一些茶点，甚至把泰国棒糖也拿来了。那天，月亮格外明亮。在宴会开始之前，帕蒂感到很紧张——后来我才知道，在宴会开始前，她总是感到紧张——她那么善于设宴款待朋友，这真是叫人难以置信。当时，在场的人都说迪伦·托马斯在参加令人难忘的诗歌朗诵会之前总要呕吐，所以在第一次聚会上，帕蒂用车把他们带出去美美地兜了一阵风，在散会之前，她大腿夹着喇叭吹了起来。是的，她成了那次聚会的核心人物。在以后的聚会中她也总是要大显身手。

同样，我知道他的意思。她在外给的太多，得到的却太少。我常常感到，这就像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画烟灰缸作为圣诞礼物似的。所以，他说的我没往心里去。一点不假，我在想他是不是对的。最近，她在普罗文斯敦也闹了个够呛。

“帕蒂·拉伦的秘密是，”沃德利说，“她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不可挽救了。一切都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姑娘还会做些什么呢？”

“借酒浇愁，一直喝到死拉倒。”

“如果她是个傻瓜的话。我说，对帕蒂·拉伦来说，实际一点的办法是为魔鬼修建一座巨大的工程。”

他有好半天没吱声，好像他是在让他这番话沉落到无垠的空间里。“我一直盯着她，”他说，“在最近五年里，她做的事没一件我不知道的。”

“你在镇子上有朋友吗？”

他做了个手势。

他当然有朋友了。镇子上有一半人口是靠国家救济来维持生活的。他花不了几个钱就会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我一直，”他说，“和房地产商有联系。我在科德角的角尖转了几把。普罗文斯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东海岸，这是座最吸引人的小渔村。要不是葡萄牙人的功劳，是他们走运，很早以前它就会变成一堆废墟的。”

“你的意思是说帕蒂·拉伦想做房地产生意？”

“并不是这样。她想来个一举成功。她看中西部小山上那幢小房子啦。”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

“你当然知道。难道我不清楚吗！和你在望夫台酒家喝酒的那一对男女是我的代理人。他们计划第二天到房地产商那儿把它买下来，就是你在酒桌上十分友好地把我推进去的那幢房子。”他吹了个口哨。“普罗文斯敦是见了鬼了。我完全相信这一点。要不你跟他俩谈话时怎么会想到我的名字呢。”

“这可真是妙到家了。”

“这简直叫人不可思议。”

我点了点头。我的脑袋清醒了许多，开始警觉起来。是不是帕蒂·拉伦在鬼城里把交响乐团弄跑调了？她冲着月亮吹起她那支小喇叭啦？

“你不知道，”沃德利说，“可怜的朗尼·潘伯恩那天晚上和他的金发女友还没吃完饭就给我挂了个电话。他怀疑我是不是在耍两面派。他问我在我的名字满天飞的同时，他怎么会屈尊当个购买房产的人呢？”

“那好办，提价就是了。”我说。

“伟大的计划总会遇到类似的事，”沃德利说，“计划得越周密，你越得注意提防不测的事情发生。找那么一天，我会告诉你杰克·肯尼迪被害的真相的。听说是没命中。真是一串福事！从那天起，中央情报局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你买那处房地产的目的是不是不想让帕蒂·拉伦得到它？”

“太对了。”

“你要那幢房子干吗呢？”

“我会很高兴地雇一个人看管这座空空荡荡的圣殿的。有计划地用干枯的腐烂物把帕蒂·拉伦身上的每一个洞儿都堵上。”

“但是，要是她把房子弄到手，她能干些什么呢？”

他伸出一只白胖的手。“我正琢磨这件事呢。”

“嗯。”

“新港毕竟是新港，你应该把它放在它现在所在的那个地方。马萨葡萄园和楠塔基特现在都成了房地产。汉普顿是个灾难！莱弗卡城在星期天更迷人。”

“普罗文斯敦比它们都拥挤。”

“是的，在夏天你简直没有一点办法，可那时候东海岸有哪个旅游区人不多呢。我想说的意思是普罗文斯敦有它的自然美。其他那几个地方都是大自然的等外品。在秋天、冬天和夏天，哪个地方也赶不上这个面积不大、历史悠久的普罗文斯敦。我琢磨，帕蒂·拉伦是想用那幢房子办家豪华旅馆。要是管理得当，几年以后它就会比附近的所有旅馆都有名气。在旅游淡季，它就会把其他旅馆都挤垮。我认为，帕蒂就是这么想的。要是再有几个得力的帮手的话，她就会名扬四海的。蒂姆，不管我是对还是错，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她看中了那个地方。”他叹了口气。“既然，朗尼承认自己失败了，那个金发女郎也失踪了，我得尽快找个代理人，要不然我就得亲自去。这样一来就会抬高房价的。”

我笑了起来。“你已经把我说服了。”我说，“你用不着把帕蒂杀了，最后在那块房地产上干她一顿算了。”

“就照你说的做吧。”他装着对我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相信他。他讲的听上去不太对头。

我们俩瞅了一阵子海浪。

“我喜欢帕蒂·拉伦，”他说，“有过那么一阵子，她让我感到我是个男子汉。我总说，如果你是个直流、交流的混合体，那最好是把两条线路都通上电。”

我笑了笑。

“我说，这可不是件可笑的事儿。我可以提醒你，在我一生中我始终在争取得到我直肠的产权。”

“没成功？”

“我是唯一一个注意该回答些什么的人。”

“我在你家当司机时，帕蒂·拉伦常常跟我说我们该怎么样干掉你，沃德利。她说等你死了，我们才能过上宁静的日子。还说，要是我们不杀了你，你就会杀死我们的。她说，她认识几个邪恶的人，但你是最该杀的。她说，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谋划。”

“你当时信了她的话了吗？”

“不太相信。我总在想咱俩被开除那天。”

“这就是你不杀我的原因吗？我总在想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我从不怀疑谁。我一直很信赖你。”

“沃德利，你必须考虑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身上没什么钱。我曾经犯过法，在警察局里备过案的，所以不能在好酒吧里当侍者。而我所认识的最有钱的女人的所作所为就像她已经迷住了我似的，并且她还答应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毒品、酒和钱能买到的其他东西。我的确仔细琢磨过干掉你的方法。我鼓足勇气，可就是勾不动扳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当然不知道。我问你呢。”

“因为，沃德利，我总是在想你下决心从一楼顺着墙爬到三楼你父亲房间里那一时刻。你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我。你是个从草包变成了硬汉子的人。后来，我就放弃了杀你的念头。这一切信不信由你。”

他笑了笑，然后又笑了笑。他前仰后合地笑着，他的笑声引来了一群海鸥，领头的那只鸟好像在喊着，“这儿有东西吃，这儿有东西吃！”

“这简直是太妙了。”他说，“帕蒂·拉伦的计划可落空了，因为你不敢杀站在壁架上的小男孩。我听你讲这些很高兴，高兴的是，作为老同学，我们终于相互了解了。我告诉你我过去曾是个多大的骗子。我从来就没离开过壁架一步。是我编的那个故事。在监狱里，谁都得有件惊人的事，所以，那个故事就成了我的了。我想让大伙儿都知道，我绝望了，别跟我胡来。实际上，我是通过管家的帮助才进了我父亲的私人书房的。你记得，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他掏出钥匙，让我进去。他帮助我进书房的报酬仅仅是让我答应把他的裤子纽扣解开——旧式的裤子扣，而不是拉链！——然后在那个地方玩弄一番。我照办了。我总是欠债还钱。巴黎是值得一次大弥撒的！”

他说完后站起身来，把那双鞋举得挺高，好像他是自由女神似的，然后便走开了。他走了有十英尺远，停了下来，转过身子说，“谁知道帕蒂·拉伦什么时候来找你？你要是有勇气的话，就干掉她。我给你出个数，她的脑袋值两百万外加一个零头。”说完，他把拎着鞋的那只胳膊放了下来，光着脚在冰凉、坚硬的沙滩上神气十足地走了。

他没走多远，我告诉我自己，要是我能找到那颗失踪了的金发人头的话，可能是杰西卡·庞德的头，现在可以移花接木用来充当帕蒂·拉伦的脑袋，我可能成为这个最大诓骗的幸运儿，一个摘桃子的人。这有些缺德，可值两百万美金。

我告诉自己：有能力这样想的人就有能力去杀人。

我告诉自己：思想是可鄙的。我内心中清白的最好指南是，这种欺骗的想法没有触动我。

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走了很远了，我才往回走，来到波其车旁。我把车开出马可尼海滨朝着普罗文斯敦驶去。

在回家路上，我对巧合的已经失去光泽的本质又有了新的了解。

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我并不能肯定，因为我车后一辆车也没有。在我加速时，没有车紧跟着我。有时还没等我拿起话筒，就能感到有人在给我打电话，所以我不能不相信有人跟踪我。他们可能离我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他们是在盯着我。是不是有人把发送信号装置安放在我那辆波其车上了？

我把车拐向了右边一旁岔道上，往前开了一百来码停下来。后面没有什么车。我钻出车门，看看前车箱，又瞧瞧后面的发动机。在车后保险杠上，发现了一个小黑盒子。那个盒子有香烟盒一半那么大，上面有块磁铁，所以能够固定在保险杠上。

那个盒子里面没有声响，也没有钟表的嗒嗒声，在我手里它就像块实心东西似的。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所以，我又把它放回了原处，把车开到六号公路上，往前开了一英里来地，在笔直的公路的最高处把车子停了下来。我总在衣袋里装着个望远镜，那是我准备用来看海鸥的，于是我把它掏了出来，朝公路望去。在望远镜的镜头里出现了一辆棕色面包车，它停在另一个公路最高点。我停车时他们也停了吗？他们是在等我再次把车开走吗？我把车一直开到了特普罗的帕梅特路。这条路从公路算起先朝东延伸一英里，然后朝北延伸一里，最后又转回来朝西跟四车道公路汇合。我转了三个方位后把车停在了一个转弯处，在那儿，我能看到帕梅特河谷对岸帕梅特路向南那段路面。那辆棕色面包车又停了下来。我以前见过这辆车。我认识它！

我把车停在一幢房子附近，然后躲在离那儿不远的村子里。棕色面包车里的人又等了十分钟。他们可能以为我是到那家串门，所以把车从那幢房子门前开过去，然后又转了回去，停在原来那个地方。我仔细听着汽车马达声，这并不是件难办的事。在冬天，公路上空荡荡的。那辆汽车的发动机声是整个河谷里仅有的声音。

现在他们的车可能又停了，可能是停在了三百码远的地方。他们在等我。我车上那个发送信号器会告诉他们我什么时候离开。

我真想把他们那个破玩意儿扔到林子里，或者最好是把它安放在另一辆停着的汽车上，这样我的那几个跟踪者就不得不在帕梅特路上待上一宿了。但我的肺都要气炸了，顾不上这些。让我恼火的是，我在马可尼跟沃德利的邂逅相遇原来是安放在我的波其车上的发送信号器搞的鬼。显而易见，我所得到的第一个告诫是，并非所有巧合都与妖术有关，也不是所有巧合都是神圣的。我现在又和普通人一样了！

但是，我看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并不是沃德利，而是蜘蛛·尼森。斯都迪坐在他身旁。毫无疑问，沃德利正在某家乡间小旅馆里读罗纳德·弗班克的书呢。他身旁放着台步话机，随时准备收听蜘蛛和斯都迪的回话。

我告诉我自己，我得自己留着那台发送信号机。以后它可能会有用的。但要是跟它给我带来的麻烦相比，这只是个小小的安慰物罢了，但我感到，落到我头上的事儿越多，我和那颗人脑袋的距离就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