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戴妮斯回答玛歌达，“我其实不记得房子里的任何颜色啦。”

“你当然不记得，”玛歌达同情地说，“屋里没光亮，自然就没颜色。都没试着透点光进来。那么昏暗，我简直没法相信。”

除了拆掉木屋古老、阴森、不透光的走廊，玛歌达——她是戴妮斯的爸爸劳伦斯现在的老婆——还装了天窗，把几堵墙刷成白色，另一些刷成黄色。她挂上墨西哥和摩洛哥织毯，铺了魁北克地毯。松木梳妆台和桌子取代了油漆拙劣的廉价家具。装了一个有窗子和植物环绕的按摩浴缸，还整出一个很棒的厨房。这些想必花了一大笔钱。毫无疑问，劳伦斯现在有钱了，付得起。他在渥太华附近开了一家小工厂，生产塑料，特别是仿彩绘玻璃的窗玻璃和灯罩。它们花样好看，颜色也不算俗气，玛歌达设法在木屋里不显眼的地方装了几片。

与她的名字听起来不同，玛歌达不是匈牙利人，而是英国人。她曾是舞者，后来当了舞蹈教师。是个矮个儿、腰部粗壮的女人，仍旧非常优雅，颈子光滑苍白，头顶一团可爱轻盈的金银色交织的秀发。她穿件朴素的灰裙，披一条色彩柔和的花朵图案披巾，它有时搭在她卧室的高背椅子上。

“玛歌达真是无比、无比有品位啊。”戴妮斯有一次对弟弟彼得感叹。

“那有什么不对？”彼得说。他是个电脑工程师，住在加利福尼亚，一年或许才回家一次。他不明白戴妮斯为何仍对这些人如此在意。

“没什么啦，”戴妮斯说，“不过你去木屋看看，里面甚至没有一堆围巾杂乱地堆在某个旧柜子上。只有一些精心安排的杂乱。厨房里挂的打蛋器或者碗当中，没有哪件不是你所能买到的最雅致的。”

彼得看着她，没接腔。戴妮斯说：“好吧。”

戴妮斯开车从多伦多过来，每年夏天她都会这样来一两回，拜访爸爸和继母。劳伦斯和玛歌达整个夏天都住这里，他们谈论着干脆卖掉渥太华的房子，全年在此长住。八月下旬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们三个坐在铺砖的天井里，它取代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玛歌达用小陶罐养着各种最近盛开的花朵——戴妮斯唯一认得的是天竺葵。他们喝掺苏打水的酒——真正的酒要等晚宴客人到来后才上。直到这会儿都没出现什么荒唐的争论。开车来的路上，戴妮斯就决定不要让这种争论出现。她在车里放莫扎特的音乐，放松心情，振作精神。她下了决心。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戴妮斯在多伦多开了一家妇女中心，给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庇护所，帮她们找医生和律师，向私人和公共机构拉赞助，做演讲，召开会议，处理各种各样，有时甚至不乏危险的人生纠纷。她的收入还不如政府开设的售酒商店的售货员。

劳伦斯说过，这正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爱干的工作。

他说，妇女中心对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不过他有时忍不住好奇。

有时忍不住好奇什么？

坦率地讲，他有时忍不住好奇这些女人中是否有一些——只是一些——在宣称遭殴打、被强暴等等的时候，搞不好也在享受她们赢得的各种关注。

劳伦斯照例抛出诱饵，戴妮斯每每一口接住。（玛歌达这种时候总是置身事外，对她的花儿们微笑。）

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那些不晓得自助的家伙。要消灭酸雨，我们就要失业了，你的那些工会就该抱怨了。

“它们不是我的工会。”

“要是你为新民主党投票，它们就是你的工会。新民主党都是些什么人啊？”

戴妮斯没法判断他到底是真信他说的这些，还是仅仅半信半疑，还是专门在跟她作对。她不止一次眼泪汪汪地冲出门，冲进汽车，一路开回多伦多。她的情人，一个来自加勒比群岛的快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不曾带他回家），就会评论道，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老男人们，尤其是成功的老男人们，几乎个个本质邪恶。他们身上什么也不剩，只有恼怒的自卫和贪婪。戴妮斯也会跟他吵起来。首先，她爸爸不是个老男人，而且骨子里是个好人。

“我讨厌你那些男性观念和彻头彻尾的男性论点。”她说，然后沉思道，“此外，我也讨厌听到自己说‘男性’这个词。”她明智地避免提及这个事实：要是能在争论中最终取胜，她爸爸就会给她一张支票捐给中心。

今天，她的决心生了效。她看到诱饵在闪烁，却设法绕过了它，一条聪明的、看起来纯洁无辜的鱼儿，大多数时候都在跟玛歌达谈天，赞美翻新房子的各种细节。劳伦斯是个英俊男人，一脸讽刺，胡髭完全变成灰色，一头柔软、日渐稀疏的灰棕色头发，身材高大，肩膀和肚子都略微松弛。他数次站起，踱到湖边又踱回来，踱到路边又踱回来，深深地叹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种女性话题的不耐烦。

最后他终于粗暴地打断玛歌达，对戴妮斯发问。

“你妈怎样？”

“很好，”戴妮斯说，“据我所知不错。”

伊莎贝尔住在遥远的科莫克斯谷，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

“哦——那山羊农场如何？”

和伊莎贝尔一起生活的男人是个职业渔夫，当过电视台摄像。他们住在一个小农场上，把土地，或者说土地的一部分，租给一个养山羊的。某次，戴妮斯告诉了劳伦斯这事（她很谨慎，没说那男人比伊莎贝尔小好多，也没提他们的关系时不时变得“不稳”），劳伦斯从此认定伊莎贝尔和她的姘头（他的说法）干着经营山羊农场的营生。他的问法让人想到一种无比艰辛的乡下生活：在泥泞中苦苦对付难以驯服的牲畜，贫穷，某种过时得可怕的理想主义。

“也不错。”戴妮斯微笑道。

通常她会争论，会指出他在事实上犯的错误，谴责他歪曲真相，不安好心，恶意讽刺。

“那一带还有足够的反传统思潮支持人们买山羊奶喝？”

“我觉着有吧。”

劳伦斯的嘴唇在胡髭下不耐烦地抽动。她盯住他，保持着心无芥蒂、没心没肺的快乐神情。他嗤笑一声。

“山羊奶！”他说。

“这是一则新的内部玩笑吗？”玛歌达说，“我错过了什么？山羊奶？”

劳伦斯说：“玛歌达，你知道吗，我四十岁生日那回，戴妮斯用飞机带我上天？”

“其实不是我开的啦。”戴妮斯说。

“我四十岁生日，1969年。月球登陆那一年。月球登陆实际上比那迟了两天。她听到过我说希望能从一千英尺高空看看这个地方。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那回已经飞过了，但没看到什么。”

“我只付了他一个人上去的钱，但到头来我们全都上去了，挤在一架五座飞机里，”戴妮斯说，“价钱不变。”

“我们全上去了，除了伊莎贝尔。”劳伦斯说，“得有人让出位置，于是她让了。”

“我让他——让爹地——蒙着眼睛，开车到了飞机场，”戴妮斯告诉玛歌达，“哦，不是蒙着眼睛开车——”他们全都笑了——“是蒙着眼睛坐车，免得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得让他完全蒙在鼓里。”

“是妈妈开的车，”劳伦斯说，“我想我蒙着眼睛也能比她开得好点。为什么是她开，而不是伊莎贝尔？”

“我们不得不坐奶奶的车去。标致车没法装下我们所有人，而我得让所有人都去看你，因为这是我操办的大事，是我的礼物。我真是个糟糕的导演。”

“我们全都在丽都湖区上飞了一通，”劳伦斯说，“妈妈很高兴。记得吗，那天早上她刚刚跟那些嬉皮士干了一架。所以对她而言那是件好事。飞行员够慷慨。他让他老婆辛苦做蛋糕，不是吗？”

戴妮斯说：“她是个食品定制师。”

“她做了我的生日蛋糕，”劳伦斯说，“就在那个生日。我后来才知道的。”

“不是伊莎贝尔做的吗？”玛歌达问，“伊莎贝尔没做蛋糕吗？”

“烤箱坏啦。”戴妮斯说。她的声音警惕起来，有点懊恼。

“哦，”玛歌达说，“那干架是怎么回事？”

戴妮斯、彼得和父母每年夏天从渥太华赶到木屋，孩子们的奶奶索菲总是先到一步，她从多伦多开车过去。房子已经打开通风，清扫干净，就好像向来如此。戴妮斯会冲进所有昏暗的、岩洞似的房间，拥抱粗笨的垫子，夸张地表示来这里的开心。不过她确实是发自肺腑。房子散发着旧雪松木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潮气和冬天的耗子味道。每样东西都恒久不变。这里有无聊的扑克牌，教会你加拿大野花的名称；有拼字游戏，其中的y和一个u不见了；有索菲小时候看过的好玩得不行的书，一战时期的卡通书，不配套的碟子，索菲用作烟灰缸的破茶碟，带着要么是金属要么是洗碗水怪味儿的刀叉。

只有索菲用烤箱。她端出硬邦邦的烤土豆、中间夹生的蛋糕和骨头还带血的烤鸡。她从没想过换个烤箱。她是有钱人的女儿，后来变穷了——当了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助教，在她的大半个工作生涯中，大学教师都穷困潦倒——养成了古怪的消费习惯。坐火车时总是自带三明治，从不去理发店，但要说送劳伦斯上普通学校，她连想都不愿想。她对木屋非常吝啬，不是因为不喜欢它（其实很喜欢），而是本能让她在漏水处摆上罐子接水，给弯曲的窗框贴上胶带，对地板上的凸起视若无睹（它表明房子有一根柱础坏了）。不管手头多么紧张，她从不考虑卖掉房子周围的地皮——她的兄弟们早就把在她两侧的地皮都卖给了农夫，赚了一大笔。

戴妮斯的爸妈私底下给索菲起了个绰号，这是他俩的秘密：“老挪威人”。貌似他们认识不久后，劳伦斯就对伊莎贝尔形容索菲：“我妈妈不像你们那种普通的妈妈。她能读老挪威语。实际上，她自己就有点像个老挪威人。”

开车去木屋的一路上，他们感觉到索菲已经先到一步，便玩起这个游戏。

“老挪威人的车窗会用黑胶带贴住吗？”

“不会。要是老挪威人的车窗破了，那就永远不会去补。”

“老挪威人最喜欢的广播节目是什么？”

“我们来瞧瞧，我们来瞧瞧。大都会歌剧院？克里斯滕·弗拉格斯塔德唱的瓦格纳？”

“不对。那些太露骨了。太精英了。”

“各国民歌？”

“老挪威人早饭吃什么？”戴妮斯从后座回答：“稀粥！”稀粥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稀粥加鳕鱼。”劳伦斯说，“绝不能跟奶奶提到这个游戏啊，戴妮斯。老挪威人暑假去哪里？”

“老挪威人从来不过暑假，”伊莎贝尔严厉地指出，“老挪威人只过寒假，去北方。”

“斯匹次卑尔根岛，”劳伦斯说，“詹姆斯湾低地。”

“坐船巡游，”伊莎贝尔说，“从特罗姆斯到阿尔汉格尔斯克。”

“那里有很多冰吗？”

“嗯，是乘破冰船去的。而且天色昏暗，因为巡游只在十二月和一月进行。”

“难道奶奶不会也认为这很好玩吗？”戴妮斯问。她想象着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穿过走廊迎接他们——一个敦实强健、有雀斑的老太太，变白的金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她的旧外套、毛衣和裙子的味道跟这房子差不多。她平静而亲切地欢迎他们，尽管也有点不知所措。她吃惊，是因为看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因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因为劳伦斯突然变得这样兴高采烈，因为伊莎贝尔显得如此苗条年轻吗？她知道他们一路上在车里是如何编排她的吗？

“或许吧。”劳伦斯令人气馁地答道。

“在她读的那些古代诗歌里，”伊莎贝尔说，“你知道那些古老的冰岛诗歌，里面有最可怕的血腥的砍人故事——尤其是女人，其中有一个割断了自己孩子的喉咙，把血掺进酒里给她丈夫喝。我读过那个。可索菲却是这样一个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这不是挺怪吗？”

伊莎贝尔早上开车到奥布雷维尔取生日蛋糕。戴妮斯跟她同去，以便在归途中负责抱蛋糕。飞行计划在下午五点。只有伊莎贝尔知道这事，因为上周是她开车送戴妮斯去机场的。这全是戴妮斯的主意。现在她一心担心云层。

“那些条状云是没问题的，”伊莎贝尔说，“只有一堆堆巨大的白色云团才有可能带来暴风雨。”

“积雨云，”戴妮斯说，“我知道。你觉得爹地是个典型的巨蟹座吗？顾家、好吃？恋旧？”

“我猜是的吧。”伊莎贝尔说。

“你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是说，是什么吸引你了呢？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你最后会嫁的那个吗？真不可思议啊。”

劳伦斯和伊莎贝尔邂逅于大学餐厅，伊莎贝尔是收银员。她是大一新生，是个聪明的穷女孩，来自镇上的工厂区，穿件粉色紧身毛衣，劳伦斯一直记得它。

（“伍尔沃斯超市买的，”伊莎贝尔说，“我不大懂。我以为大学联谊会的女生们穿得都挺难看。”）

她对劳伦斯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错误。”她指的是他点的餐——牧羊人馅饼。

劳伦斯要么是太窘迫，要么是太固执，不愿更换。“我以前吃过，味道不错。”他说。他拿回找钱后又磨蹭了一会儿，“它让我想起我妈做的饭。”

“你妈想必是个糟糕的厨师。”

“确实。”

他设法打听到她的名字，当晚给她打了电话。“我是牧羊人馅饼，”他颤抖地说道，“愿意跟我看场电影吗？”

“真吃惊你居然还活着。”伊莎贝尔说。这个口无遮拦、穿紧身毛衣的女孩肯定会让索菲大跌眼镜。“愿意。”

这些戴妮斯早已烂熟于心。她想听的是别的信息。“你为什么跟他约会呢？为什么说‘愿意’？”

“他很帅啊，”伊莎贝尔说，“他看起来很有趣。”

“就这些？”

“嗯，他并没有做出一副他是上帝赐给女人的礼物的样子。我跟他说话时他会脸红。”

“他经常脸红，”戴妮斯说，“我也一样。这太可怕啦。”

她想，这两个人，劳伦斯和伊莎贝尔，爸爸和妈妈，想必隐瞒了点什么。他俩之间的秘密。她能感觉到它新鲜地、戏谑地涌出，或者悄悄地、酸涩地隐藏着，但她永远无法搞清那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如何起作用的。他们不肯让她搞清。

奥布雷维尔是个石灰岩小镇，沿河而建。让索菲爸爸挣了大钱的铸炉厂仍坐落在河岸边的老地方，部分被改建成一个工艺中心，人们到这里吹玻璃、织围巾、做小鸟笼，现场出售。“沃格申”的字样仍旧高悬在大门上方的石板上，这个德国名字烙在炉子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公司破产。索菲出生的那幢好看的房子现在成了一个护理中心。

定制食品的女人住在镇子新区的街道边——索菲厌恶那些街道，它们最近铺了路面，又宽又黑，修着平滑的马路牙。路边没人行道，也没种树、装树篱或栅栏，只有一些很小的装饰灌木，围着保护网。错层式住宅和牧场风格的房子交替出现。有的车道上铺着闪闪发亮的白色碎石，奥布雷维尔这一带称它们为“白色大理石”。一片草坪上站着三只带斑点的塑料鹿。一个门廊里有一个小小的黑人男孩，举着一盏马车灯。有个宅子的拐角处装了一排粉色灰色交织的大岩石，阻止人们踏地而过。

“塑料岩石，”伊莎贝尔说，“真不知道它们本身有没有重量，还是说要插进地里？”

定制食品的女人把蛋糕端到车边。她身材矮胖，深色皮肤，风姿绰约，大约四十出头，涂着厚厚的绿色眼影，梳着完美的蓬松发型，发色亮闪闪的。

“就等你们呢。”她说，“我得送一些馅饼到兵团去。你想检查一下这个行不行吗？”

“我相信它一定很好。”伊莎贝尔取出钱包说。戴妮斯把蛋糕盒捧到膝盖上。

“真希望我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做帮手。”女人说。

伊莎贝尔看了看那两个小男孩——他们大概三四岁——正在草坪上一个充气水池里跳进跳出。“他们是你的孩子吗？”她礼貌地问。

“开玩笑！他们是我女儿的孩子，她把他们丢给我了。我有一个已婚儿子和一个已婚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我看到他的那次，他戴着摩托车头盔。我很早就成家啦。”

伊莎贝尔沿车道倒车，突然戴妮斯惊讶地嚷嚷起来：“妈妈！是那个飞行员！”

一个男人从边门走出来，正和定制食品的女人说话。

“见鬼，戴妮斯，不要这样吓我！”伊莎贝尔说，“我还以为有个小孩跑到我车轮后头去了。”

“是我们在机场说过话的那个飞行员呀！”

“肯定是她丈夫嘛。好好端着蛋糕。”

“但那不奇怪吗？在爹地的生日？给他做蛋糕的女人和带他坐飞机的男人是一对夫妻。他有可能是啊。他还有个助手。他和助手一起给人上飞行课，带打猎的人飞到瀑布北面，带渔夫飞到不通陆路的湖边。他告诉我的。那不奇怪吗？”

“在奥布雷维尔这样一个小地方，这只算有点怪罢了。戴妮斯，你得留神点那蛋糕。”

戴妮斯泄了气，感觉有点受辱。要是一个成年人吃惊地嚷嚷起来，伊莎贝尔估计就不会那么不耐烦了吧。要是一个大人惊叹于这个奇特的巧合，伊莎贝尔没准会同意说这确实少见。戴妮斯讨厌伊莎贝尔拿她当小孩对待。她奶奶，或者劳伦斯，她觉得都有点固执，不肯变通。这两人向来如此。伊莎贝尔却会在这一刻推心置腹，又友好又讲道理，下一刻就遥不可及、暴躁易怒。有时她对你越好，你越不安心。戴妮斯疑心爸爸对伊莎贝尔也是同样感觉。

今天，伊莎贝尔穿了一件印度棉长裹裙——劳伦斯称之为她的嬉皮士裙子——和一件深蓝色挂脖露背衣。她身材苗条，棕色皮肤——作为一个红发女人，她的肤色晒得很棒——除非你凑近了看，不然她好像只有二十五岁。即使凑近看，她感觉也不会超过二十九岁。劳伦斯是这么说的。他不让她剪短深红色头发，而且监督她晒太阳，一旦她打算挪进阴凉地或者进屋，他就警告地、不安地喊道：“你想上哪儿去？”

“要是由着伊莎贝尔，她会趁我一转身就溜进阴凉地。”劳伦斯对客人们这么说过，戴妮斯听到伊莎贝尔笑着。

“确实。我得谢谢劳伦斯呢。要是由着我自己，我根本没法待多久，一点肤色都晒不出来。我怕中暑啊。”

“要是你有一个迷人的棕色身体，谁管你有没有中暑呢。”劳伦斯带着专断滑稽的表情说道，拍拍伊莎贝尔的比基尼下露出的平坦小腹。

那些有节奏的轻拍，让戴妮斯觉得自己的腹部也紧张起来。为了不失口喊出“住手！”，她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起来，张开胳膊冲到湖边，傻里傻气地喊叫着。

戴妮斯再次看到定制食品的女人，是一年多以后。临近八月底，憋闷、温暖、多云的一天，他们在木屋的夏季逗留已接近尾声。伊莎贝尔去镇上看牙医，那年夏天她定期去看牙医。她在奥布雷维尔接受复杂的牙齿治疗，因为她喜欢这里的牙医胜过渥太华的。索菲自夏天起就没待在木屋里。她在多伦多的威利斯莱医院做检查。

戴妮斯、彼得和爸爸在厨房为午饭做咸肉西红柿三明治。劳伦斯相信他有些东西做得比别人都好吃，其中一样就是咸肉。戴妮斯在切西红柿，彼得负责给吐司涂奶油，但他一心看书。收音机开着，在播午间新闻。劳伦斯喜欢一天听好几次新闻。

戴妮斯去开前门。她一开始没能认出定制食品的女人。她穿了一件比较青春的衣服——一条宽松裙，上面有旋转的红色、蓝色和紫色“迷幻”图案——而且看起来没上回美丽。她的头发耷拉在肩膀上。

“你妈妈在吗？”女人问。

“很抱歉，她这会儿不在。”戴妮斯用一种屈尊俯就、有点刺耳的礼貌语调回答。她以为这女人是来兜售什么东西的。

“她不在，”女人说，“不。她不在。”她的脸肿着，一丝笑意也没有。她的唇膏厚厚的，很滑稽，眼影涂花了。她的声音里充满讽刺，令戴妮斯不得其解。要是为了兜售东西，她可不会用这种语调说话。莫非他们欠她钱？彼得在她的草地上乱跑了，还是欺负她的狗了？

“我爸爸在家，”戴妮斯负疚地说，“你想跟他说吗？”

“你爸爸，是的，我要和他说。”女人回答，把胳膊下面巨大、发亮的红色提包朝上拎了拎。“去叫他来，好吗？”

戴妮斯这才意识到，这是说过“真希望我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做帮手”的那个声音。

“定制食品的女人在门口。”她告诉爸爸。

“定制食品的女人？”他用一种不高兴、不相信的声音重复道，好像她是故意捏造出这个女人来打搅他似的。

不过他还是擦干净手，走过大厅。她听到他平静地说：“是的，不错。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他没有很快回来，反倒带女人进了餐厅。他关上餐厅门。为什么要进餐厅？访客都是带进起居室的。搁在餐巾纸上的咸肉要慢慢冷啦。

厨房和餐厅之间的门上有一扇高高的小窗。索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厨房里总有个厨师。厨师会透过这扇窗看看用餐的进展，决定何时上菜。

戴妮斯踮起脚尖。

“偷看。”彼得头也不抬地说。他在看一本叫作《魔鬼世界》的科幻小说。

“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三明治。”戴妮斯说。

她发现进餐厅是有道理的。她爸爸坐在他通常的位置上，在餐桌一头。女人坐在彼得平时的位置上，靠近大厅门。她把皮包放在桌上，双手按住。不管他们在谈什么，看来都需要一张桌子和一些直背椅子，以及一种直挺挺的严肃坐姿。这有点像一场访谈。给出信息，提出问题，斟酌考虑。

好吧，随便吧，戴妮斯想。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总会讨论完，解决它，这事总会过去。爸爸会解释给家里人听，或者不告诉他们。它总会过去。

她关掉收音机，做了三明治。彼得吃了他那份。她等了一阵，也把自己那份吃掉。他们喝了可乐，爸爸允许他们午饭时喝。戴妮斯吃得太快了。她坐在桌边安静地打嗝，回味咸肉的滋味，突然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陌生人在他们家里哭。

爸爸生日那天，在飞机上，他们看到一些精致的，几乎是透明的云团飘在西边的空中。戴妮斯说：“积雨云。”

“不错，”飞行员说，“不过它们还远着呢。”

“那想必很传奇吧，”劳伦斯说，“在积雨云中飞行。”

“有一次我往外一看，螺旋桨周围有一圈蓝光，”飞行员说，“在螺旋桨和翼尖位置。我看到机头位置也有。我伸手摸了摸玻璃——就是这里，树脂玻璃——手刚凑近，火焰就从我的手指上喷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玻璃。什么感觉也没有。小小的蓝色火焰。在大雷雨中遇到过那么一次。那就是人们所谓的圣艾尔摩之火。”

“是大气中的电流造成的。”彼得从后座上喊道。

“说得对。”飞行员大声回应道。

“真神奇。”劳伦斯说。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戴妮斯在脑海中想象着飞行员的指尖射出冰冷的蓝色火焰，觉得那应该标志着痛苦，尽管他说没任何感觉。她想起碰到一道通电的篱笆那回。餐厅传来的声响让她想起来了。彼得仍在看书，他们没交谈，尽管她知道他也听到了。

玛歌达在厨房做沙拉。她哼着一首歌剧里的调子。《回到我们的山居之家》。戴妮斯在餐厅铺桌子。她听到爸爸在院子里的笑声。客人们已经到了——两对快乐、有钱的夫妻，而不是什么住度假屋的人。一对夫妻来自波士顿，另一对来自蒙特利尔。他们在维斯特菲尔德都有避暑宅子。

戴妮斯听到爸爸说：“厌世。”好像是在引经据典。想必他引用的是他们都看的某份杂志上他们都知道的一个说法吧。

我应当像彼得一样，她想。不应当再来这儿。

但或许没什么，或许这其实是一种快乐，只是她太固执，太幼稚，太富有政治性——太深陷于一段所有其他人都已淡忘的过去——以至于无法接受？

餐厅扩大了，容纳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扩大的部分全由玻璃构成——墙和斜顶都是。在渐渐变黑的玻璃上，她看到自己——一个高挑、拘谨的女人，梳一条长辫，衣着异常朴素，坐在长长的松木桌边，在一碗碗美丽盛开的旱金莲、一个个装满盐的蓝玻璃小碟子当中。红橙相间的亚麻餐巾，小团黄油似的圆形黄蜡烛，边缘绘有葡萄的厚厚的白色乡村盘子。一重重即将端上的食物和美酒，还有谈话，它打破了家居的气氛：一重重和谐与满足。

玛歌达搅着沙拉，不再哼歌。

“你妈——她快乐吗，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都怪她，戴妮斯想。都怪伊莎贝尔。

不公平、不由自主的想法竟会突然来袭，粗鲁地、莫名其妙地回荡在心头。

“是的，”她说，“我想是的吧。”意思是，至少伊莎贝尔没什么可懊悔的吧。

二

地板被索菲踩得直抖。一大早，她光着脚，身上只裹件条纹毛巾浴袍。打她还是个孩子、湖边一直到布莱斯的农场为止的所有土地都属于她爸爸的时候起，她就习惯到湖里裸泳。如今她要是还想这样，就得一大早起床。这个容易。她醒得早。老年人都是如此。

游完泳后，她喜欢坐在岩石上，抽一天的第一支烟。她这会儿在找的就是这个——不是烟，而是打火机。在水槽上方的架子上找，在刀叉抽屉里找——本来没想弄出这么大动静——又在餐厅柜子上找。然后她想起来，昨晚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上的《大卫·科波菲尔》。果然，打火机就躺在印花棉布裹着的椅子脏兮兮的扶手上。

劳伦斯租了一台电视，让大家看月球登陆。她同意这个事件孩子们不该错过——劳伦斯严厉地修正道，他们全都不该错过——但她觉得或许只租二十四小时，让电视在家里摆一夜就够了。劳伦斯指出她的错误。发射在星期三，也就是后天，然后一切顺利的话，星期天才能登陆。她难道以为旅程只要几个小时就够了吗？劳伦斯说，要是等到最后再租，那就根本没希望租到什么像样的电视。所有住度假屋的人都会抢着去租的。所以他们提前十天就租了一台，电视机还没进门，劳伦斯就制订了战略计划，那就是要让索菲学会看电视。他幸运地发现去年冬天的《国家地理》节目正在重播。一个是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索菲对它并不抗拒。还有一个是关于美国国家公园的，她评价说很不错，只是美国人自我吹嘘的味道未免重了点。然后是《大卫·科波菲尔》，一出英国连续剧，星期天晚上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下你知道一直以来都错过些什么了吧？”劳伦斯对索菲说。她这些年一直拒绝买电视——不仅在木屋，在多伦多她的公寓也是如此。

“哎哟，劳伦斯。别得寸进尺。”伊莎贝尔说。她语调亲切，却令人厌烦。索菲没接腔儿，不过比起劳伦斯，她更厌烦伊莎贝尔。这女孩对自己的丈夫是多么无知啊，竟然指望他会默默享受胜利。她对索菲又是多么无知啊，竟然以为劳伦斯的紧逼不舍会惹恼她。其实他向来如此——他们都已习以为常。他会对索菲磨了又磨，不管逼她做了多少，对他来说永远不够。索菲对于电视的投降远不足以让他满意。她还没真正喜欢它，劳伦斯一清二楚。

台阶的事也一样。（索菲正爬下那些木头疙瘩，费力地朝水边挪去。）索菲不想要水泥台阶，宁愿选择嵌进湖岸的圆木台阶，不过最后她还是屈从了，因为劳伦斯抱怨木头会烂，更换它们的苦差事总是落到他头上。现在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查问他的成就。

“我造的可是能管好多年的。”他豪迈地宣称。他给他们每人都造了一级纪念台阶：盖个手掌印，刻上姓名缩写，还有日期——1969年7月。

索菲从岩石上滑进水里，朝湖中间的阳光地带游去。接着她翻身仰泳。尽管沿岸遍布小屋，但大多数人都很谨慎，没砍掉树丛。她可以躺在水里，看那些松树和杉树、白杨和软枫木、白色和金色桦树组成的高高树岸。没有风，湖上也没什么涟漪，只有索菲拍打出来的几道水纹。然而桦树和白杨树叶兀自翻动，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像硬币一样。

不只是树叶有动静。索菲看到几个人影。他们走下湖岸，从她搁浴袍的岩石后面的树丛中冒出来。她伏低身子，改浮水为踩水，观察着他们。

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人都蓄着长发，差不多都长及腰部，其中一个男孩头发朝后梳，扎成一根马尾辫。马尾辫男孩蓄着胡子，戴着墨镜，光身套件西装外套。另一个男孩只穿着牛仔裤，瘦瘦的棕色胸膛上挂着几条像是羽毛做的链子或项链。女孩身子肥胖，像个吉卜赛人，穿一条长长的红裙，额头上系一条印花帕。她把裙子在前面扎一个松松的结，便于爬下湖岸。

这种模样的孩子——年轻人们——对索菲来说当然不算新鲜。周末时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湖边晃荡——住小屋的人的孩子们，他们过来玩耍，带来朋友。有时他们会占着小屋，没有父母管束，整个周末开聚会。业主通报上提议禁止长发和“奇装异服”，希望各位业主在自己的物业范围内展开自行监督，并邀请人们写信，对这项禁令表示支持或反对。索菲写的是反对信。她在信里写道，这整片湖一度都是沃格申家的产业，而奥古斯塔·沃格申抛弃了俾斯麦德国相对舒适的条件，就是为了到新世界寻找自由，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权决定穿什么、说什么、信什么，等等。

不过她相信这三个人不是来自任何一幢小屋。他们肯定是私自闯入者，流浪汉。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他们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以及某种胆大妄为、不屑一顾的味道。不过，她想他们不至于做出什么伤人的举动。无非是些自恋的表现者，谈不上真正的入侵者吧。

他们看到了她的浴袍，正越过水面看着她。

索菲挥挥手，嚷道：“早上好啊！”用的是一种打招呼的开心语调——表示这问候就是全部，到此为止。

他们没挥手，也没回答。女孩坐下了。

打赤膊的男孩抓起索菲的浴袍穿上。他在她的口袋里摸到香烟和打火机，扔给女孩，后者取了一根香烟点上。另一个男孩坐下来，拽下靴子，光着脚拍水。

穿浴袍的男孩跳了一阵摇摆舞。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在肩头波动，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他在模仿某个女人，尽管可以肯定地说，模仿的不是索菲。（她现在觉得，他们有可能一直在偷看她，看到她脱下浴袍，跳进水里。）

“请脱下那个好吗？”索菲喊道，“欢迎抽根香烟，不过请把它们放回口袋！”

男孩又跳了一段摇摆舞，不过这回背对着她。另一个男孩笑了。女孩抽着烟，对这些置若罔闻。

“脱掉我的浴袍，放回我的香烟！”

索菲朝湖岸游来，头部抬在水面上。男孩拽下浴袍，抓起来一撕两半。穿旧的布料一撕就裂。他往水里走几步，把它朝水中扔去。

“你这小混蛋！”索菲嚷道。

他把另一半也扔出来。

梳马尾辫的男孩穿上靴子。

黑发男孩把手伸给女孩。她摇摇头。他猛地探进她裙子的皱褶中，她抗议地叫起来。跟着浴袍碎片之后，他把别的什么东西也丢进水里。

索菲的打火机。

索菲听到女孩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你这该死的脏鬼”——然后他们三个头也不回地朝湖岸爬去。黑发男孩优雅地大步走着。另一个男孩快步跟在后面，有点笨拙。女孩穿着扎得高高的裙子，费劲地走着。索菲爬出水面，攀上岩石的时候，他们全都已经消失不见。

女孩的香烟——索菲的香烟——没掐熄，只是随手丢在一小堆泥土上——岩石当中的一小堆泥土和碎石块上。

索菲坐在岩石上，凌乱地、深深地喘气。她没发抖——因为一股凌厉徒劳的怒火而燃烧着。她拼命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回忆着童年时代经常系在这里的一艘划桨船。一艘安全、笨拙的老划桨船，在码头边的水面上摇晃。每天傍晚吃完晚饭，索菲，或者索菲和她弟弟中的一个（两个弟弟都已过世了），不过通常只有索菲一人，划船去布莱斯的农庄取牛奶。她随身带一个带盖罐子，由沃格申家的厨师擦洗打磨得干干净净——你可不能对布莱斯家的任何容器放心。布莱斯家没码头。他们的房子和谷仓都面对大路，背湖而建。索菲不得不把船划进芦苇丛，把绳子丢给跑来迎接她的布莱斯家的孩子们。他们噼噼啪啪跑过泥水，拽着绳子爬上船，索菲不停地嚷嚷着每次都要重复的训话。

“别把船桨拿出去！别让它沉下去！别全都趴在船的一侧！”

她会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跳出船去，跑到石头牛奶房。（它还在，据索菲所知被一个住小屋的人拿来当暗室了。）布莱斯先生或者布莱斯夫人把温热多沫的牛奶倒进罐子。

布莱斯家的孩子有几个和索菲一般年纪，另几个比她大，但全都比她矮小。到底有几个？都叫什么来着？索菲记得有一个芮塔，一个谢尔顿或者谢尔文，一个乔治，一个安妮。不管夏天的太阳有多大，他们总是皮肤苍白，身上到处都是虫咬伤、挠伤、结痂、蚊子咬的疙瘩、墨蚊咬的疙瘩、虱子咬的红斑，血淋淋地化着脓。因为他们都是穷孩子。因为穷，所以芮塔——或者是安妮——长了双对眼，还有个男孩肩膀不对称，古怪极了，而且他们说的话和举止一样乱七八糟、毫无章法，尽说些“俺们往城里跑”和“桨子”之类索菲几乎听不明白的话。没人会游泳。他们对待这船，好像它是一件奇怪的家具——某样可以爬过去、钻进去的东西。他们对划桨一无所知。

索菲喜欢单独去拿牛奶，不带任何一个弟弟，这样就可以多待一会儿，和布莱斯家的孩子们聊聊，问点话，教他们点东西——她的弟弟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做这些。他们在哪里上学？圣诞节收到什么礼物？会唱什么歌吗？他们熟悉她之后，就会向她透露一些，给她讲公牛挣脱绳子，冲到大门口的事，还有他们看到一团闪电飞过卧室地板，还有谢尔文脖子上的大疙瘩，以及里面涌出了什么。

索菲想邀请他们到木屋玩，梦想给他们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在他们身上的咬伤上涂点药膏，教会他们正确地说话。有时她会做长长的、复杂的白日梦，全都是关于如何给布莱斯一家过圣诞节的。包括对他们的房子进行重新装饰和涂色，以及给他们的院子来个彻底大清扫。神奇的眼镜出现了，可以纠正对眼。还有一些图画书和电动火车，穿塔夫绸裙的洋娃娃，成队成队的玩具士兵和一堆堆杏仁蛋白软糖做的水果和动物。（杏仁蛋白软糖是索菲最喜欢的点心。在与布莱斯家的孩子们的某次交谈中，她得知他们对它一无所知。）

过了一阵，她真的得到妈妈允许，邀请他们中的一位来做客。她邀请的那个——芮塔或者安妮——临阵退缩了，因为害臊，所以另一个替她来。这个安妮还是芮塔穿上索菲的一件游泳衣，它可笑地耷拉在她身上。她可真不好招待。她不愿作任何选择，不肯说想要哪种三明治、饼干或饮料，也不愿选择是去玩秋千还是玩跷跷板，或者是去水边玩还是玩洋娃娃。她不肯选择，这使她显得挺孤傲，好像她遵守着某种索菲不得而知的行为规范。她吃你给她端来的任何东西，任由索菲推着她荡秋千，不管干什么，总是固执地一脸无趣。最后，索菲带她到水边，玩起抓青蛙的工程。索菲打算把一整窝青蛙从码头一侧迁到另一侧，从长满芦苇的小水湾挪到岩石中一个有凹凸洞穴的舒适地儿。青蛙们由水路展开这场旅行。索菲和布莱斯家的女孩把它们抓来，放在一个轮胎上，推着绕过码头——水很浅，布莱斯家的女孩可以蹚水——到它们的新家。这一天结束时，青蛙一家已经全搬过去了。

布莱斯家的女孩，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几年后都在他们家的一场大火中丧生。或者也可能死的是另一个，那个不肯来的女孩。她的一个哥哥继承了农场，把它卖给了开发商，后者据说讹了他一笔。不过这个哥哥买了一辆大汽车——好像是凯迪拉克？——过去，索菲夏天常在奥布雷维尔遇到他。他会斜斜地瞥来一眼，表明没兴趣搭话，除非她主动开口。

索菲记得给劳伦斯的爸爸讲过青蛙搬家的故事——他是个德语教师，她第一次吸引他的注意，是因为在班上就某个威斯特伐利亚的发音问题与他展开激烈争论。读研究生时，她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她怀孕了，出于自尊，没提出要他脱离他的生活，离开他妻子，跟她住到木屋，陪她生下劳伦斯。不过她相信他自会这么做。他确实来了，不过只有两次，是作为客人。他们坐在码头上，她给他讲了青蛙和布莱斯家女孩的故事。

“当然咯，第二天它们全都回到了芦苇丛中。”她说。

他笑了，亲切友爱地拍拍她的膝盖。“哎呀，索菲，你瞧。”

今天是劳伦斯四十岁生日。她儿子出生于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她寄去一张明信片：男囚七月十四日获释，八磅九盎司。他妻子是怎么想的？她不得而知。沃格申一家富有尊严地处理了这事，索菲转到另一所大学继续攻读学位。她从未对结婚与否扯谎。不过劳伦斯在学校里捏造出一个爸爸——他妈的大表哥（因此他们姓氏相同），他在一次独木舟旅行中淹死了。索菲表示可以理解，不过其实对他挺失望的。

下午迟些时候，索菲发现自己坐在一架飞机里。她以前飞过两次——都是搭乘大飞机。她没想过自己会害怕。她坐在后座上，两侧是兴高采烈的孙子孙女。戴妮斯和彼得——劳伦斯和飞行员坐前排——事实上，她搞不清这会儿的感觉是否就是恐惧。

小飞机似乎根本没在移动，尽管马达并没有停止。它发出可怕的轰鸣。他们在空中盘旋，离地大约一千英尺。下方是刺柏灌木丛，铺展在田野里，像一团一团针插。雪松变成小巧的玩具圣诞树。深色水面上有闪闪发亮的波纹。所有东西都像玩具一样精巧完美，这让索菲有一种特别的、难受的感觉。她觉得仿佛是自己，而不是地面上的东西缩小了，而且仍在不断收缩——或者说，他们全都在收缩。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她现在变得小小的、蟹爪似的手脚感到一阵麻刺——一种极度细微的麻刺感，或者说是一种极度的细微造成的麻刺感。她的胃收缩了，肺变得像空荡荡的植物籽囊一般弱小，心脏只有一只甲虫的心脏那么大。

“很快我们就要飞到湖面正上方啦。”劳伦斯告诉孩子们，“瞧见没，田地全在这一头，树丛都在那一头。看啊，这一头是石灰石上的泥土地，那一头是前寒武纪地盾。一头是岩石，一头是芦苇。这就是所谓的界崖线湖了。”（劳伦斯学过，也热爱过地理，她一度以为他会当个地理学家而不是商人。）

这么说他们在移动，很慢很慢地。他们正飞过湖面。在右边，索菲看到奥布雷维尔铺展着，上有硅矿的白色裂隙。她的感觉，关于犯了个错误，遭遇了某个莫名其妙、难以表述的问题的感觉，并不曾消退。从金灿灿的空气中，她感觉到的并非灾难的来临，而是它的后果——仿佛他们全都被掸飞，消灭，团成小团，压缩成原子，可自己却茫然不觉。

“让我们瞧瞧能不能看到木屋的屋顶。”劳伦斯说，“我外公是个德国人。他在树林里造了房子，有点像一幢狩猎小屋。”他告诉飞行员。

“是吗？”飞行员说。关于沃格申家，他估计至少知道这个吧。

这种感觉——索菲意识到——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就有过。一种真正的收缩感。你很小的时候经常会感受到这类吓人的强烈感觉，陷入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和头朝下吊着、走在天花板上、跨过高高的门槛时的感觉一样。小时候，这可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为何现在不再是了呢？

因为现在不是她的选择。她确定无疑地感觉到变化即将出现，而这不是她的选择。

劳伦斯把屋顶指给她看，木屋的屋顶。她心满意足地惊叹着。

仍在缩小，卷成令人难受的点儿，不过并没彻底消失，在这一步上她撑住了。她竭尽全力，在这一步上撑住了，而且对孙子孙女们说看这里啊，瞧那里啊，看啊，地面上那些形状，看啊，水里的影子和光线。

三

自个儿坐着就是我老婆的最大乐趣。

伊莎贝尔躲在几棵干瘦的白杨树的树影里，坐在汽车边的草地上想，今天这样一个愉快的家庭聚会之日，真是障碍重重，但她到目前为止都一一化解了。早上她醒来时，劳伦斯想做爱。她知道孩子们已经醒了。他们正在楼下戴妮斯的房间里忙碌，准备今天的第一份惊喜——一张上面有一首诗的海报、一首生日歌，以及一份给爸爸的抽象拼贴画。要是劳伦斯因为他们冲进来而被打断——或者被他们捶门的声音干扰，假如说她爬起来闩上门的话，那他的情绪肯定好不了。戴妮斯会很失望——事实上，会悲痛万分。这一天可就有了个糟糕的开头。不过，推开劳伦斯，跟他解释孩子们的计划，似乎也不妥。那样一来，无异于表明他们的位置先于他，他们的感受更让她在意。因此，最佳策略看来就是催促他赶紧完事，她正是这么做的。即使索菲在楼下走来走去，发出沉重的脚步声，不停地开开关关厨房的抽屉，让他暂时分了点神，她也仍旧不断地催促他。

“老天爷啊，她到底怎么啦？”他对着伊莎贝尔的耳朵喃喃道。而她只是拍打着他，似乎急不可耐，要他再猛点再快点。果然有效。很快就完事了。孩子们跑过大厅，发出模仿号角的一阵乱七八糟的喇叭声的时候，他正握着她的手仰躺着。孩子们推开父母的房门，举着一张巨大的海报跑进来，上面用五彩蜡笔精心写着生日诗。

“致敬！”他们齐声嚷着，一边鞠躬，放低海报。戴妮斯裹着一张床单，抓着一根裹锡箔的棍子，棍子一头粘了颗银色纸星，伊莎贝尔的大多数项链、链子、手镯和耳环都挂在它周围，或者戴在戴妮斯身上。彼得只穿着睡衣。

他们开始背诗。戴妮斯的声音高亢，声情并茂，尽管不乏自嘲。彼得念得拖沓，慢吞吞的，公事公办，还有点不屑为之的意思。

祝贺啊，你的四十岁生日，

它是你幸运一生的一个里程碑！

而我啊，是一个仙后，

亲自前来祝你健康富有，拥有爱情和欢乐！

彼得拖后半拍背诵道：“而她啊，是一个仙后，亲自前来……”背完之后，戴妮斯说：“实际上，我是仙女娘娘，但那样音节太多了。”她和彼得鞠躬如仪。

劳伦斯和伊莎贝尔笑着鼓掌，请求凑近一点看看生日海报。诗歌四周贴了很多从杂志上逐一剪下的形象、场景和话语。插图均与过去一年里，伟大的L.P.沃格申（“劳逸结合”劳伦斯·彼得）的生活经历有关。一次到澳大利亚的商务旅行由一只跳过艾尔岩的袋鼠和一瓶驱虫剂表示。

在令人激动的旅行之余，后是图下注释，伟大的L.P.挤出时间享用他的特殊爱好（一个兔女郎晃着漂亮的尾巴，举着一瓶跟她本人一般高的香槟），与亲爱的家人共度美好时光（一个对眼女孩吐着舌头，一个家庭主妇威胁地挥舞着一根拖把，一个全身泥泞的顽童头手倒立）。他还考虑干份第二职业（画面上是一个水泥搅拌器与一个怪老头的形象重叠）。“生日快乐，伟大的L.P.。”成群的农场动物戴着宴会帽，举着气球说：“我们都是你的忠实粉丝。”

“实在太棒了，”劳伦斯说，“看得出，你们费了不少心。我特别喜欢‘特殊爱好’那部分。”

“还有‘亲爱的家人’，”戴妮斯说，“你难道不也爱他们吗？”

“还有‘亲爱的家人’。”劳伦斯说。

“现在，”戴妮斯说，“仙女娘娘准备实现你三个愿望。”

“其实只要一个就够啦，”彼得提醒道，“你只用希望其他的愿望都能成真。”

“这种许愿是不允许的，”戴妮斯说，“你可以有三个愿望，不过都得是具体的东西。你不能希望你会永远快乐之类，也不能许愿说你希望实现所有愿望。”

劳伦斯说：“真是个专制的仙女娘娘。”然后表示希望今天天气晴朗。

“已经是了。”彼得厌烦地指出。

“好吧，那我希望一直是晴天。”劳伦斯说。然后他希望能够做完六级台阶，早饭能有煎西红柿、香肠和炒蛋。

“真走运，你要的是煎西红柿，”伊莎贝尔说，“烤箱的煎烤顶层还能用。要是让仙女娘娘给索菲变出一个新烤箱，我想难度未免也太大啦。”

他们在厨房热闹地做早饭，想必盖住了索菲在湖边的叫喊声。他们打算在走廊上用餐。戴妮斯在野餐桌上铺了一张桌布。他们鱼贯而出，戴妮斯端咖啡碟，伊莎贝尔捧热食物盘，上面是鸡蛋、香肠和西红柿，彼得端着他自己的早饭，内容是干麦片和蜂蜜。劳伦斯本来应当什么也不用拿，不过他还是抓起装着涂好奶油的吐司的架子，免得它被落下。

他们刚刚走进走廊，索菲就从湖岸顶端冒出，一丝不挂。她穿过修剪过的草坪，径直朝他们走来。

“我遇到了一个小事故。”她说，“生日快乐，劳伦斯！”

这是伊莎贝尔头一回看到一个赤裸的老太婆。有好几点令她始料未及。与索菲的脸、脖子、手臂和手上皱巴巴的皮肤相比，她身体其余部分的皮肤出奇地光滑。乳房很小。（索菲穿着衣服的时候，伊莎贝尔总以为她的乳房和她身体其余部分的比例是协调的。）它们像小小的口袋，小小的吊着的口袋，在她布满雀斑的宽宽的胸上耷拉着。阴毛稀疏，颜色也令人意外。没变成白色，而是保持着发亮的金棕色，像非常年轻的女孩的私处一样只覆盖着薄薄一层。

那一大片白皮肤，松松垮垮的，让伊莎贝尔想起法国牛，那些脏兮兮的白牛群，有时你可以在农夫的田里看到它们。夏洛莱牛。

索菲当然毫无用胳膊挡住胸前，或者用手谦逊地捂住私处的打算。她也没有快步从家人面前走过。她站在阳光中，一只脚踩上走廊的最低一级台阶——把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的隐私范围稍微又扩大了一点——平静地解释道：“在湖边，有人抢走了我的浴袍。我的香烟和打火机也没了。打火机掉到湖底去啦。”

“天哪，妈妈！”劳伦斯惊呼。

他匆忙把吐司架一放，弄翻了它。他把碟子推到一边，抽出桌布。

“接着！”他说，把桌布朝她扔去。

索菲没伸手接。桌布掉在她脚下。

“劳伦斯，那是桌布！”

“别管了，”劳伦斯说，“把它披上！”

索菲弯腰捡起桌布，打量一番，好像在研究上面的花样，然后把它随手围在身上，动作不紧不慢，而且裹得松松垮垮。

“谢谢你，劳伦斯。”她说。她摆弄着桌布，正好露出那些最不该露出来的地方。她朝下看看，补充道：“希望这能让你开心点。”她接着讲她的故事。

不，伊莎贝尔想，她不可能真的浑然不觉。这肯定是故意的。这肯定是场游戏。狡猾的故作天真。这个夸张的老卖弄者。卖弄她的无邪、她的高洁、她的单纯。怪异的老骗子。

“戴妮斯，快点再去找块布。”伊莎贝尔吩咐，“难道我们就看着这些食物冷掉吗？”

目的就是——索菲的目的始终就是——让儿子出洋相。要让他在老婆孩子面前出洋相。而他果然上当了。他站在走廊上，在索菲上方，羞愧的热血一直涌到他的脖子，刺灼着他的耳朵。他费劲地压低声音，做出一副男子汉的谴责口气，却按捺不住颤抖。这就是索菲一有机会就能做到，也必定会做的事。

“那些坏小子多放肆啊。”伊莎贝尔应着索菲的讲述说，“我总以为他们都该可爱、快乐、上进什么的才对。”

“要是你记得穿件游泳衣，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劳伦斯说。

然后是去拿蛋糕的旅行，一路担心它能否顺利到家，时刻要督促戴妮斯把它好好捧着。还有一场单独的旅行，到海威超市买熟透的批量种植的西红柿，劳伦斯觉得它们比你在商店买的西红柿都要好吃。伊莎贝尔不得不计划一份能快速成形的晚餐。必须是某种等他们一起从机场返回、饥肠辘辘的时候，可以飞快烧好或热好的东西。还应当是某种劳伦斯特别喜欢，索菲不会觉得过于古怪，彼得又愿意吃的东西。她决定做红酒鸡，尽管她还不大肯定索菲和彼得能否接受它。毕竟，今天是劳伦斯的好日子嘛。她整个下午都忙着做饭，注意时间，督促他们准时出发去机场，免得戴妮斯陷入焦虑。

虽然有她盯着，他们还是有点晚了。她站在台阶顶上招呼劳伦斯，他应了一声，却迟迟没有出现。伊莎贝尔只好跑下去告诉他时间紧迫，有一个为他的生日安排的意外惊喜，要是他不快点，一切就全完了——此外，那是戴妮斯专门设计的，而她已经坐立不安了。即便如此，劳伦斯好像还是故意不紧不慢，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梳洗、更衣。他不赞成因为戴妮斯会焦虑就弄得手忙脚乱的。

不过他们还是到达了，现在全体，除了伊莎贝尔之外，都坐上了飞机。那可不是原先的计划。原本的计划是：他们一起开车去机场，解开劳伦斯的蒙眼布，给他一个惊喜，大家目送他登机，展开生日之旅，再欢迎他返回。

不过飞行员从用作办公室的小屋走出来时，看到他们都在，便说：“我带你们一家上去怎样？咱们开那架五座飞机好了——这样你们可以飞得舒服些。”他对戴妮斯笑笑，“不会多收你钱。反正是今天最后一单生意了。”

“你真是太好啦。”戴妮斯敏捷地回答。

“就这么办，”飞行员看看他们说，“不过得去掉一个人。”

“我吧。”伊莎贝尔说。

“希望你不是因为害怕，”飞行员眼光锁定她说，“那可没必要。”

他四十多岁——或许五十岁了——一头非常浅的金色或者白色波浪发，从额头朝后直直梳去，或许那是褪成白色的金发。他个头不高，比劳伦斯矮，不过肩膀结实，胸部和腰部肌肉紧实，皮带上方微微鼓突的肚子也紧绷绷的，毫不松垮。一个高高的弧形额头，明亮的蓝眼睛像搞户外的人一样时不时习惯性地眯缝着，一副专业人士的冷静派头，心平气和。他的声音也有同样特点——心平气和、不紧不慢、略带憨态的乡下口音。她知道劳伦斯会怎么评价——他会说这人是条朴实的汉子，却不会注意到他的另一面——骨子里藏而不露的几分戒备，以及对于他们的不以为然甚至是轻蔑。

“你不怕吧，是吗，夫人？”飞行员对索菲说。

“我没坐过小飞机，”索菲说，“不过我想不怕吧，不会。”

“我们全都没飞过小飞机，一定会很棒。”劳伦斯说，“谢谢！”

“我就自个儿在这里坐会儿好了。”伊莎贝尔说，劳伦斯笑了。

“自个儿坐着就是我老婆的最大乐趣。”

就算果真如此——没准还真是的，因为她并不害怕，最多只是隐隐有点怕而已，但她却衷心希望独自留下——就算果真如此，这听起来也不像什么赞美之词吧。她坐在那儿回顾她这一天，感觉就是在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炉子上等着的红酒鸡、安全到家的蛋糕、顺利买到的酒和西红柿，这个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什么真正的错误或者破坏或者失望的生日。接下来只剩开车回家，然后吃晚饭了。明天劳伦斯要去渥太华待大半天，晚上才回来。他星期三要和他们一起看月球登陆。

像这样回顾她的生活，想着：好，不错，这关总算过了。过关喽，这对她可没什么好处。盼着把这关，这关，还有这关都过去，她期待什么呢？她想得到什么呢？

是自由吧——甚至都不是自由。是空空如也，或者是免受关注。似乎她总是在强迫自己再投入一点——再注意一点，热情一点，用心一点——比她确定自己能做到的再多一点。她一直在努力，免得被人发现，发现其实她骨子里和老挪威人索菲一样铁石心肠。

有时她觉得自己被带回他家，首先就是作为一种对索菲的微妙挑战。劳伦斯与她一见钟情，但他的爱与这挑战并非毫无关联。她身上相当矛盾的各方面都起了作用：她放荡的模样和糟糕的举止（到底有多放荡、多糟糕，那会儿她浑然不自知）；她的高分和她认为它们证明了智慧的天真想法；她作为工薪阶层高中的最出色学生，一个毫无野心的家族里的变种而染上的所有特点。

“她可不是你通常看得中的那种商业广告，对吗，妈妈？”劳伦斯当着伊莎贝尔的面这样问索菲。他上了大学里索菲讨厌的那个学院——工商管理。

索菲不予评论，只是对伊莎贝尔微笑着。笑容里没有恶意，也不曾表露出对劳伦斯的不屑——它看起来很平和——不过它明显在说：“你准备好了吗，你能接受这个吗？”那会儿一心爱慕劳伦斯的英俊相貌、聪明才智和远大前程的伊莎贝尔明白这个意思。它意味着她决定去爱的这个劳伦斯（尽管她样子放荡、举止无当，但她其实是个严肃、毫无经验的女孩，相信终生不渝的爱情，无法想象任何别的爱法），对这个劳伦斯，她将不得不煞费苦心，用鼓励，还有精心的安排，支持他，敦促他。他要依赖她的帮助来成为男人。她不喜欢索菲提醒她注意这一点，她也没让它影响她的决定。这就是爱吧，或者说，这就是生活吧，她对此跃跃欲试。她其实挺孤单，却以为是自己喜欢独处。她是她妈妈第二次婚姻唯一的孩子。她妈妈去世了，异母哥哥和姐姐都比她大很多，早已结婚。家族里的人都知道她自以为与众不同。她现在仍享有这个名声，自从和劳伦斯结婚后，她就几乎不再见娘家亲戚了。

她大量阅读，认真地节食和锻炼。她成了一位出色的厨师。在聚会上，她和逢场作戏的男人们调情。（她注意到要是她不引起一些关注，劳伦斯就会很失望。）有时她想象自己在大多数一时兴起、虚情假意的狂热关系中充任伴侣，被那些男人，或别的人压制着。有时她想起童年，心头涌起一阵几乎称得上怪异、不宜公开的向往。街角小店前松松垮垮的雨篷、中午时分烹饪的浓香、一棵巨大城市遮荫树的树根周围的垃圾和泥土，都会让她若有所思。

飞机着陆后，她起身去迎接他们。她吻了劳伦斯一下，好像他刚从远方回来似的。他看起来很开心。她想，她很少在乎劳伦斯是不是开心。她只是希望他心情好，以便诸事顺利，那不是一回事。

“太棒啦，”劳伦斯说，“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地形变化。”他解释起界崖线湖。

“真有趣啊。”索菲说。

戴妮斯说：“你可以一直看到水里，可以看到岩石伸进去，甚至可以看到沙子哦。”

“你都可以看到有什么船。”彼得说。

“我是说真的，妈妈。你可以看到岩石伸下去，往下再往下，然后就是沙子啦。”

“能看到鱼吗？”伊莎贝尔问。

飞行员笑了，尽管他肯定常听到这类问题。

“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劳伦斯说。

“哦，她会的，总有一天，”飞行员说，“她明天就可以来嘛。”

他们全都笑了起来。他大胆的目光接上伊莎贝尔的，尽管看起来胆大妄为，却依旧显得极其纯洁、友好、亲切，里面并不乏尊敬之情。他大概是个没什么恶意，也不会起什么蠢念头的男人，所以几乎不大可能是在对她发出邀请。

他对他们一群人说再见，他们又谢了他一回。伊莎贝尔觉得，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心慌意乱。因为索菲的故事。仿佛是她自己，而非索菲，赤身裸体从水里爬出，走向那些为非作歹的男孩。（她在想象中抹掉了那个女孩。）是这个让她渴望并想象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邀请，让她为之蠢蠢欲动。

他们走向汽车，她得努力才能不让自己回头。她想象他俩同时回头，彼此对视，就像在一部浪漫电影，某个言情故事，或者一则高中生的幻想中一样。他俩同时回头，彼此对视，交换了一个几乎是真心诚意的承诺，尽管他们或许根本不会再见面。这个承诺像闪电一样击中她，像闪电一样劈开她，可她始终婷婷袅袅地走着，若无其事。

哦，当然啦。所有那一套。

不过，那其实不像闪电，根本不是什么来自外部的触动。我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要是有谁不介意开车的话，”索菲说，“我累了。”

那晚，伊莎贝尔慷慨地关注劳伦斯，关注她的孩子们，还有索菲，尽管后者根本不需要这个。他们全都感觉到了她的快乐。他们感觉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惯常的障碍被清除了，好像有一道透明的屏障被扯开了。或许他们一直以来只是想象着它的存在？劳伦斯忘了跟戴妮斯作对，或者把她当成一个竞争对手来针锋相对。他甚至都没再跟索菲争斗，没再纠缠电视的话题。

“我们从空中看到硅矿了，”晚饭时他告诉伊莎贝尔，“像一片雪原。”

“白色大理石，”索菲引用当地的叫法，“那些做作的玩意儿，他们把它铺在奥布雷维尔的所有公园小路上，把公园都给毁了。闪闪发亮的。”

伊莎贝尔说：“你知道吗，我们过去有过一座白山包。在我上的学校里——它位于一家饼干厂后头，操场和饼干厂紧挨着。时不时地，他们会把那么多香草糖粉、坚果和硬棉花糖块堆成一堆。他们成桶成桶把它们运来，倒在那里堆着，亮闪闪的。它闪闪发亮，就像一座纯白的雪山。在学校里，总有人远远地一眼看到它，嚷嚷起来：‘白山包！’放学后，我们就会翻过篱笆，或者绕过它跑进去。我们都会跑到那里，在巨大的白色糖堆里刨来刨去。”

“他们会把它刮个一干二净吗？”彼得问。这个想法好像让他兴高采烈，“你会吃它吗？”

“当然啦，”戴妮斯说，“他们只有这个。他们是穷孩子。”

“不，不，不，”伊莎贝尔说，“我们很穷，不过还是有糖吃，时不时会得到个五分硬币去店里买。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那白山包——有那么多糖，而它又是那么白晃晃、闪闪亮的。就像是小孩子做的梦一样——你所见过的最奇妙的美梦成真哦。”

“妈妈会在夜深人静时把它全拿走，”劳伦斯说，“然后给你们橙子取而代之。”

“如果拿杏仁蛋白软糖来想象的话，我就能理解了。”索菲说，“尽管你得承认，那好像不大利于健康。”

“那一定很糟糕，”伊莎贝尔说，“对我们的牙齿，对一切而言。不过我们并没真的因为吃太多而生病，因为我们人那么多，而且我们得那么用力才能挖下去。它只是看起来像是最最美妙的一件事罢了。”

“白山包！”劳伦斯说——换个时候，这样一个故事本该让他发些“穷人单纯的乐趣！”之类的感慨。“白山包。”他说，欢喜和嘲讽参半，流露出一种自然的欣赏之情，似乎正合伊莎贝尔心意。

她不应当吃惊。她熟知劳伦斯的敏感和善良，也洞悉他的霸道和吹嘘。她了解他思想的转折，他心情的变换，他身体里小小的变化和响动。他俩亲密无间。他们彼此那样了解，以至于一切都被别的什么给抵消了。这就是他们的性爱为何显得如此令人羞耻的缘故，它们完完全全地，而且无比狂乱地因为欲望而起，就像兄妹乱伦一样。不过爱可以不受影响——它幸存下来了。瞧啊，她此刻是多么爱他。伊莎贝尔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无边无际地充满绵绵爱意。

要是他的同事在，要是他和他的同事都在，她可以说：“我想我们昨天落下了点什么。我婆婆觉得她丢下了眼镜盒。不是她的眼镜，只是盒子，没什么重要的。我想最好还是来看看。”

要是他一个人在，不过带着一脸茫然而放松的神情，询问地朝她走来，那或许这么微不足道的理由就不够了。

“我来是想看看飞行课的安排。我丈夫让我来看看。”

要是他一个人在，不过并非一脸茫然——然而还是有必要说点什么，她可以说：“你昨天把大家都带上去，真是太好了，他们开心极了。我只是想过来说声谢谢。”

她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它会发生。尽管她读了那么多书，有过那么多幻想，听过几个朋友吐露秘密，但她还是没法相信人们每天都会发出、收到这类信息，并且付诸实施，制订危险的计划，溜进非法的区域（它们到头来都与家惊人地相似，或惊人地不同）。

接下来的岁月中，她将学会分辨爱情开始和结束时的种种迹象。她不再会因为当下的表象会瞬间撕裂而如此震惊。不过吃惊还是吃惊的，以至于某天，和成年的女儿戴妮斯一道喝酒、聊着这些的时候，她说：“我觉得，最美好的部分总是在开头。就在开头的时候。那是唯一纯净的部分。”“甚至是在开头之前，”她说，“或许就在可能性在你脑海中一闪的那个时刻。那或许就是最美好的部分了。”

“那么第一次的恋情呢？我说的是第一次婚外情？”（戴妮斯按捺下所有责难。）“那是最美好的吗？”

“在我而言，那是最有激情的，也是最肮脏的。”

（指的是这个事实：生意走淡，飞行员向她要钱，她给了。也指的是真相揭穿时的不堪场面，它导致了这次偷情和她的婚姻的结束，不过他的仍旧完好。此外，也指的是那些如此火热、令人癫狂的快乐场景，双方都被弄得精疲力竭，有几次还淌下了热泪。也指的是最开始那一幕，她随时都能在脑海中重播它，记起那种不可思议的慌乱平静参半的感觉。

早上大约九点的机场，那寂静，那阳光，那灰蒙蒙的远处的树。想必是从别处拖来，充当办公室的白色小屋。没有窗帘或窗百叶。倒有一道尖头篱笆，充当大门。他走出来，给她开了门。他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一样的浅色工装裤和工装衬衫，袖子卷着。她也穿着昨天的衣服。两人都没能听清对方说什么，或者用什么有意义的话作答。

要是他过于自如，或者流露出任何算计的痕迹——或者更糟，显出几丝得意之情——都会让她落荒而逃。但他没犯那种错误，或许是因为没被诱惑到忘乎所以吧。对女人有一手的男人——他一直以来就是的。她慢慢才会发现他之前得手过，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有此天赋的男人其实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举止轻浮，也并非心存恶意。第一次触碰她时，他下手果断，却一脸凝重，好像还带着歉意。一种安抚的、欣赏的触摸，一种慢慢增强的表白，袭上她赤裸的脖子和肩膀，赤裸的手臂和背部，衣不蔽体的胸与臀。他跟她说话——亲密地、真诚地不知所云着——而她因这触摸已经几乎不能自持，前后扭动着。

她感觉被拯救，被抬升，被凝视，而且很安全。）

晚饭后，他们玩了猜字谜游戏。彼得是猎户座。为了说明第二个音节，他假装从一个想象的杯子里喝东西，踉踉跄跄走着，倒在地上。他们都觉得猎户座是个专有名词，不过并没赶他出局。

“毕竟，太空就是彼得的世界嘛。”戴妮斯说。劳伦斯和伊莎贝尔都乐了。这话变成一则家族笑话，时不时有人提起。

索菲从来搞不懂猜字谜游戏的规则——至少从来都跟不上——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改看起书。《挪威古诗集》，每年夏天她都要读它，最近因为电视的诱惑没再读。上床时，她把书留在椅子扶手上。

伊莎贝尔关灯前拾起书，恰好读到这句：

Seinat er at segia；

Svá er nu rádit

（多说无益，木已成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