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走进卡丽的杂货点心铺，大吃一惊。他本以为会撞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杂货、廉价针头线脑、一股子陈腐味儿，没准还有褪色的毛条彩带，无人问津的旧圣诞节装饰品什么的。结果正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几乎被电子游戏全面占据的地方。红蓝色蜡笔手写的告示牌上警告不许在此饮酒、打架、闲逛、说粗话。店里满是尖声怪叫的电声噪音，光线闪烁，挤满现如今那些令人生畏、发型古怪、涂脂抹粉的孩子们。不过，柜台后坐着的正是卡丽本人，她也画着浓妆，戴顶粉金色假发。她在读一本平装书。

为了试试她，山姆表示想买香烟。她放下书，他瞥了眼书名：《我的爱情里强风肆虐》，维罗妮卡·格雷著。她给他找了钱，拽拽肩头的毛衣，又拿起书，自始至终都没看他一眼。她的毛衣上满是粉色和白色羊毛线编成的小球，晃悠悠的，挺像爆米花。最后一刻她才开了口。

“你老来反而抽起烟了，山姆？”

“还以为你没认出我呢。”

“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卡丽得意地说，“打你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

山姆今年六十九岁，是个鳏夫。他去宾夕法尼亚州看出嫁的女儿，路上抽几天空，在公路边的三只小猪汽车旅馆小住。尽管过去常跟太太说起加拉格尔，但他从不肯带她来。相反，他们去了夏威夷，去了欧洲，连日本都去了。

现在他可以去加拉格尔散散步了。他通常是唯一一个步行者。交通很繁忙，也不像过去那样选择多样。制造业已经让步给服务业。山姆觉得环境有点脏乱。不过或许是因为他如今住在维多利亚的缘故——在橡树湾，一个昂贵而美丽的街区，住的都是像他一样的退休的有钱人。

从前，科纳汉寄宿屋是挨着镇子边缘的最后一幢房子——最后一幢建筑物。它仍在原地，坐落在人行道边。不过镇子各处的边缘已经延伸开去。一个加油站，一家有巨大停车场的加拿大轮胎商店，一些低矮的新房子。科纳汉的房子刷上一种淡淡的冰蓝色，却依旧一派凋零模样。房前的走廊——从前，寄宿者每人都有一张自己的专座——不见了，现在山姆眼前是一个玻璃走廊，被一片片绝缘材料、一张竖起来的床垫、几副帘子和几扇厚重的旧防风窗填得满满当当。从前这房子是浅褐色的，镶棕色边儿。所有东西都干净得吓人。尘土是个难题，道路挨得那么近，那时又没铺路面。老有马匹路过，以及步行者，还有汽车和农用卡车。“你只能跟在后头打扫。”科纳汉小姐声调阴沉地说着那些尘土。事实上，跟在后头打扫的是卡丽。卡丽·科纳汉，山姆和埃德加·格拉吉亚初次邂逅她时，她十九岁，不过大有可能被看成十二岁。一个魔鬼一样工作的人。有人管她叫包身工，科纳汉小姐的包身工，或者也会管叫她女奴——女奴科纳汉。他们错在以为她是被迫的。

有时，扛着奶油和鸡蛋的女人从乡下过来，会在前门台阶上歇歇脚。或者某个女孩子会坐在那里，脱掉胶鞋，换上镇上穿的鞋子——把胶鞋藏在沟里，回家时再换上。这时科纳汉小姐就会在餐厅窗户后头的黑暗中吼道：“这可不是公园长凳！”科纳汉小姐是个高大、阔肩、丑陋的女人，身材前平后扁，头发用指甲花染红，脸在厚粉之下若隐若现，还有一张涂了厚厚唇膏的嘴，嘴角闷闷不乐地下垂着。关于她的淫荡故事四下流传，远比关于她惊人的贪婪和吝啬的轶事更扑朔迷离。比如有人透露，身为弃婴的卡丽其实是科纳汉小姐的亲生女儿。不过，寄宿者们不得不乖乖遵守规定。不许喝酒、禁止抽烟、禁说粗话、不得无礼——格拉吉亚家的男孩们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对他们三令五申。后来她又提醒道，不得在卧室吃喝。那是在感恩节之后，他们从家里带来一大盒油乎乎的饼子。“会招老鼠。”她说。

科纳汉小姐不断指出，她以前从来不招男孩子。听那口气像是给了他们什么恩惠似的。她还有另外四个寄宿客人。一个是寡妇克鲁兹夫人，年纪老迈，不过仍能自理生活。一个是职业女性维尔纳小姐，手套厂的簿记员。一个是单身汉亚当·德拉亨，在银行工作，兼在主日学校教课。还有一个是爱丽丝·皮尔，时髦、傲慢的年轻女郎，跟个警察订了婚，本人是电话接线员。这四个人占据着楼上的卧室。科纳汉小姐睡餐厅沙发，卡丽睡厨房的沙发。山姆和埃德加分到阁楼。里面摆了两张窄窄的铁床，由一个五斗橱和一条编织地毯隔开。

四下打量一番后，山姆推搡着埃德加下楼，问有没有地方给他们挂衣服。“我想你们这样的男孩子不会有多少衣服。”科纳汉小姐说，“我以前从来不招男孩子。你们干吗不能像德拉亨先生那样？他每晚把裤子压在床垫下面，那会让裤缝笔挺的。”

埃德加以为没戏了，但是很快卡丽带着一根扫帚柄和一捆铁丝上来了。她站在柜子上，竭力弄出一根有一环环铁丝绕在上面的晾衣杆儿。

“我们可以自己做那个。”山姆说。他们好奇但并不怎么愉快地研究着她松松垮垮的灰内衣。她没接腔。她甚至带来几个衣架。不知怎的，他们一看便知全是她自己的主意。

“谢谢你，卡丽。”埃德加说。他是一个瘦高个儿男孩，长了一头金色卷毛，对着她发出那种怯生生、温和的微笑。那微笑刚才在楼下一无所获。

卡丽像在杂货店要人家给她上好的土豆一样，粗声大气道：“你们用这个成不？”

山姆和埃德加是表兄弟——虽然一般人都以为他们是亲兄弟。他俩同年——十七岁——为了上商学院，到加拉格尔寄宿。他俩在距此地大约十英里的地方长大，上了同一所乡下学校，又上了同样的乡村成人补习学校。在商学院待上一年，他们就可以找份银行或办事处的工作，或者去会计行做学徒。他们不会再回农场。

可他们真想做的，也是自打大概十岁起就一直渴望的，是成为杂技演员。他们练习了好多年，在成人补习学校还做过表演。那所学校没有体操馆，不过地下室里有几副双杠、一个平衡木和一些垫子。在家时，他们到谷仓练习，天气好的话就在草地上练。杂技演员如何谋生呢？山姆是第一个想到这个问题的人。他没法想象他和埃德加加入马戏团。首先，他俩不够黑。（他一直觉得马戏团里都是吉卜赛人。）他思忖道，想必有自立门户、到处表演的杂技演员吧，在集市上、在教堂大厅表演绝活。他记得小时候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从哪来？怎么挣钱？怎样才能加入他们？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山姆，埃德加却从不操心。

初秋时节，晚饭之后，趁着还有点光线，他们在科纳汉寄宿屋街对面的空地上练习，那里地面很平坦。他们穿着汗衫和羊毛裤，先做侧手翻、双手倒立和头着地倒立、翻筋斗和双重筋斗来热身，随后便扭作一团。他们把身体扭成各种符号——各种象形文字——令人称奇地合为一体，看不出头和肩膀的存在。当然了，有时这些创造物会垮塌，一切突然分崩离析，胳膊和腿松开了，变回两个扭得弯弯的身体——只是两个男孩的身体而已，一个高而瘦，另一个略矮壮。然后他们再次开始，飞速地构造成形。身体摇晃着，力图维持住平衡。他们或许会倒下，或许会撑住。一切取决于他们能否使自己柔软得像纯粹的线条，衔接得天衣无缝，达到魔术般的平衡。成了。不成。成了。再来。

观众就是坐在走廊上的寄宿者们。爱丽丝·皮尔对他们不感兴趣。她要么和未婚夫约会，要么就待在房间里，保养衣服或身体——涂指甲、洗毛衣洗丝袜、擦鞋。亚当·德拉亨也是个大忙人——要去参加戒酒会和基甸会的聚会，还要监督他的主日学校班的社会活动。不过他会坐一会儿，和克鲁兹夫人、维尔纳小姐、科纳汉小姐一道观赏。克鲁兹夫人视力仍旧不错，爱看这表演。她用拐杖捣着走廊地板，嚷嚷道：“抓住他，孩子！抓住！”好像这杂技表演是摔跤比赛似的。

德拉亨先生给山姆和埃德加介绍了他的主日学校班，叫作“三个V”，代表的是贞洁、勇气和胜利。他说，要是他们加入，就可以使用联合教会的体操馆。不过男孩子们在家是克德沃特浸信会教徒，没法答应。

如果说卡丽也在看的话，那准是在窗子后面。她总有活儿要忙。

科纳汉小姐评价道，那么多锻炼，会弄得两个男孩子胃口惊人。

每当山姆想起和埃德加在空地上——如今它被纳入加拿大轮胎商店的停车场——的练习，总感觉自己也坐在走廊上，看着那两个男孩在草地上用力、摔倒、跃起——一个飞身一跃，双手支撑平衡，成功地立在另一个的肩头——然后快活地翻着筋斗跳下来。这些回忆总被一种潮乎乎的棕色阴影所覆盖。或许是科纳汉寄宿屋里墙纸的颜色。那会儿，路边种的都是榆树，秋天树叶都变成一种带棕斑的金色。树叶形似烛火。在他心中，这些树叶是在一个无风的傍晚飘落的，彼时天空清澈，夕阳却为云层所遮挡，乡间薄雾朦胧。小镇为树叶和燃烧树叶的烟雾所笼罩，带着它的教堂尖塔和工厂汽笛、富人宅邸和联排房子、网络系统、流行口号、利益集团，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仿佛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他收到过警告。人家提醒过他镇上的人都自以为是。其实远不止这样。

锻炼确实令格拉吉亚家的男孩们食欲大增，不过即使不是这样，他们的胃口也已经够惊人的了。他们习惯了农家饭菜，从不知道人们靠着这里供应的这点口粮也能过活。他们困惑地看到维尔纳小姐连盘子里那一点点食物也要剩下一半，爱丽丝·皮尔拒绝吃土豆、面包、咸肉、可可，担心会造成肥胖。她也不吃芜菁、卷心菜和豆子，认为会影响消化。她还不吃任何带葡萄干的食物，因为受不了那味儿。他们很想把爱丽丝·皮尔放弃的食物，或者维尔纳小姐剩在盘子里的东西弄来，但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辙儿，尽管那样肯定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十点半，科纳汉小姐会提供所谓的“晚间餐”。一盘切片面包，一点奶油和果酱，几杯可可或茶。寄宿屋不提供咖啡。科纳汉小姐说那是给美国人喝的，会腐蚀人的食道。奶油事先分成可怜的小块，果酱碟摆在桌子正中间，任何人都不大容易够到。科纳汉小姐指出，甜东西会毁掉面包和奶油的味道。出于长期的习惯，其他客人都遵从她的意见，山姆和埃德加却总把果酱碟蘸得干干净净。很快果酱的量缩减为分开的两小勺。可可是用水兑的，只添了一点脱脂奶来结成一层奶皮，好支撑科纳汉小姐口中它完全是由牛奶冲成的说法。

没人提出质疑。科纳汉小姐扯谎并不是为了愚弄人们，而是为了堵他们的嘴。要是哪个住户提出“昨晚楼上有点冷啊”，科纳汉小姐便会立刻反唇相讥：“真不明白。我点了一堆熊熊烈火，烟管烫到没法摸。”事实是她把火减弱，或者彻底熄灭了。住户都心知肚明，或者会产生强烈的怀疑，但是个别住户的疑虑哪能与科纳汉小姐坚定、华丽的谎言相抗衡呢？克鲁兹夫人一定会赶紧道歉，维尔纳小姐会嘟囔说是自己的冻疮在作怪，德拉亨先生和爱丽丝·皮尔会闷闷不乐，但不会坚持。

山姆和埃德加不得不把所有零花钱都用来买吃的，尽管这钱本也不多。一开始他们在快活烧烤买热狗。后来山姆想到他们可以大胆一点，到食品店买一整盒果酱馅饼或者无花果牛顿饼干。他们得在回家路上把一整盒都吃掉，因为在卧室禁止吃东西。他们喜欢吃热狗，但去快活烧烤总感觉不自在，那里全是闹哄哄的高中生，比他们小，也老练得多。山姆担心有可能遭到羞辱，尽管并没真发展到那一步。从食品店回科纳汉寄宿屋途中，他们不得不路过快活烧烤，然后是迪克森药店，它后头有个冰激凌店。商学院的同学们放学后和傍晚时分都会去那里去买樱桃可乐和香蕉船。从迪克森药店窗前走过时，他俩会停止咀嚼，淡漠地直视前方。他们从不进去。

他们是商学院里唯一的农场男孩，单单衣着就足以让他俩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天蓝色或浅咖啡色V领毛衣，没有看起来比较成熟的灰色长裤，只有硬邦邦的羊毛马裤、厚实的家织毛衣和当作运动服穿的旧西服上衣。他们按要求穿衬衫、系领带，但他们每人只有一条领带、两件衬衫。科纳汉小姐只允许一个人每周洗一件衬衫，因此山姆和埃德加经常穿着领口和袖口都脏兮兮的，甚至沾着污渍——或许来自果酱馅饼——的衬衣。他们试着擦掉污渍，但没成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部分与衣服有关，部分与衣服里面的身体有关。寄宿屋从来就没有足够的热水，爱丽丝·皮尔用的超过了她的份额。倦意沉沉的早上，男孩们会像在家里一样只洗洗手和脸。他们身体上和日常衣服上的味道挥之不去，他们也习以为常——它堪称一份他们的努力和行动的记录。这没准是件幸事。否则的话，女孩们或许就会对埃德加更加关注了——他的相貌颇讨她们喜欢——却会对山姆视若无睹。他长着邋遢的沙土色头发，满脸雀斑，还习惯低着脑袋，好像打算掘宝似的。那样一来，他们之间就要产生隔阂了。或者，换句话说，隔阂就会更早出现了。

冬天来了，空地上的杂技表演终止了。山姆和埃德加很想去溜冰。溜冰场在奥兰治大街，只有两个街区远。有人溜冰的晚上，也就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可以听到音乐声。他们来加拉格尔时带着冰鞋。他们好像打记事起就开始溜冰，在沼泽地的湖塘里，或者村里的户外溜冰场。这里溜冰要十五分，付了这钱，就得放弃买吃的。可因为天冷，他们的胃口前所未有地大。

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趁着溜冰场周围空无一人，走到那里。之后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又去了一次，夜间溜冰已经结束，没人拦着他们。他们进了溜冰场，混进正离开冰面、脱下冰鞋的人群。在灯熄灭之前，好好研究了周围一番。回家路上，以及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轻声讨论着。山姆喜欢琢磨无须付钱就混进去的办法，不过仅限于纸上谈兵。埃德加却坚信可以从计划发展到行动。

“不行的，”山姆说，“我俩都太大啦。”

埃德加没接腔，山姆以为这事就算完了。他真不该想得这么简单。

在山姆的记忆中，奥兰治大街溜冰场是一个昏暗的长条形棚子，摇摇欲坠。板子间的缝隙透出暗淡、晃动的灯光。留声机唱片放着音乐，声音沙哑、刮擦——就像从一道摇摆不定的荆棘墙中硬钻出来似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快乐寡妇》、《金银华尔兹》、《睡美人》。板子裂缝中晃出来的灯光来自一个叫作“月亮”的设备。溜冰场顶棚上的月亮是一个装在大锡皮罐里的黄灯泡，罐子是个截掉一头的糖浆罐。月亮打开，别的灯都会关掉。通过一系列电线和绳子，你可以左右拉扯罐子，造成一种光线变幻的效果——光源本身，那强劲的黄色灯泡，则藏而不露。

冰场小弟们负责控制月亮。冰场小弟都是些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男孩。他们清理冰面，把雪从雪门扫出去。雪门是一扇紧贴在内墙低处的小门，在墙里侧用钩子钩住。除了拉控制月亮的绳子之外，他们还负责操控顶棚上的百叶窗——打开透进空气，关上挡住落雪。冰场小弟们负责收钱，有时会故意少找钱给那些害怕他们的女孩子，不过他们不会欺骗布林科。他不知怎的哄骗他们信以为真，以为他一个溜冰人都不会漏算。布林科是溜冰场经理，一个面色蜡黄、皮包骨头的男人，样子挺凶。他和朋友们总坐在他位于男厕所和更衣室后面的房间里。屋里有一个烧柴火的炉子，炉顶上坐着一只高高的、烧黑的圆锥形咖啡壶，此外房间里还有几把缺胳膊少腿的直背椅子，一些脏兮兮的旧扶手椅。像溜冰场各处的地面、板凳和壁板一样，这里的木头地面也嵌满新旧不等的冰刀划痕，被烟熏和尘土弄得黑乎乎的。房间里热气腾腾，烟熏火燎。都说他们在里面喝酒来着，尽管有可能只是用脏兮兮的搪瓷缸盛咖啡喝而已。当然了，有则传闻说，某次一些男孩在那些男人们到来前先溜进房间，往咖啡壶里撒了泡尿。另一个版本则是布林科出屋去捞门票钱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干了这事。

冰场小弟们在溜冰场各处晃悠，有时忙碌，有时悠闲，他们攀上墙梯，沿长凳踱步，甚至在顶棚的几个开口下方那片没有防护栏的平台上跑动。有时扭着身子，从开口处爬到顶棚上，又原路爬下来。当然了，有时也溜冰。他们是不用买票的。

没多久，山姆、埃德加和卡丽也做到了这样。他们趁着溜冰生意如火如荼、冰场上拥挤喧闹的当儿过来。房子一角附近有几棵樱桃树，一个非常瘦小的人可以爬上一棵，跳到顶棚上。然后这个瘦小、勇敢、灵活的人可以沿顶棚爬动，从一个开口爬进去，跳到下方的平台上，冒着跌到下面的冰面上摔断骨头甚至摔死的风险。不过男孩们对于这种冒险向来乐此不疲。从平台上，你可以顺着墙梯爬下，在长凳附近偷偷挪动，溜到用来铲雪出去的雪门那里。然后只须躲在阴影里，等待合适的时机，打开雪门，放进等在外面的两个人：山姆和埃德加，他们总是争分夺秒地换上溜冰鞋，直奔冰面。

别人为什么没试过这种把戏呢？多年后，每次山姆想起来讲这个故事，常有人这样问。而他总是答道，没准他们做过，只是他不知道罢了。冰场小弟们当然可以打开雪门，想放进多少朋友就放进多少，但他们大概不愿这么干，因为他们吝于使用自己的特权。夜晚来溜冰的人中，几乎没有哪个瘦小、敏捷、轻盈、勇敢得足够从顶棚爬进来。孩子们或许会试着这么干，但他们都是在星期六下午溜冰，没有黑夜可以利用。为什么没人发现卡丽呢？好吧，因为她很敏捷，而且她从不大意。她懂得伺机而动。她穿一身东拼西凑的破旧衣服——马裤、风雪衣、鸭舌帽。溜冰场上总有一些穿着别人扔掉不要的破衣服的男孩。小镇并没有那么小，不是每张脸都会被人一下认出。镇上有两所公共学校，这一所学校的男生看到她，准会以为她来自那一所。

山姆的太太有一次问：“你们是怎么说服她的呢？”卡丽——卡丽在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她根本就没有溜冰鞋。

“卡丽的生命中只有干活儿，”山姆说，“所以任何干活之外的事——对她来说都是刺激。”不过他也纳闷了一阵——他们是如何说服她的呢？想必是用激将法吧。与卡丽交朋友一开始有点像与一只暴躁、狐疑的小狗打交道，后来又像是在跟她看起来像是的那种十二岁女孩交朋友。起初，她根本不肯停下活计看他们一眼。他们赞美她做的刺绣画，上面有青山、圆形的碧水潭和一艘大帆船。她却把它紧紧搂在胸前，好像他们是在嘲笑她似的。“是你自己设计的这些图案吗？”山姆问，本想恭维她，没料想却惹毛了她。

“邮购来的，”她回答说，“从辛辛那提买的。”

他们坚持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她是个小奴隶，永远跟不上趟儿，模样古怪，身材瘦小，有她做陪衬，他们就是主流，他们就是幸运儿。他们想对她苛刻就苛刻，想对她慷慨就慷慨，不过还是慷慨更让他们开心。此外，这也是一种挑战。到头来，是恶作剧和激将法最终解除了她的武装。他们送给她小块包在巧克力糖纸里的木炭。她在他们的床单下塞进干荆棘。她告诉他们她从不拒绝挑战。这就是卡丽的秘密——永远不愿开口承认有什么事是她干不了的。她远没有被那些不得不干的活儿压垮，而是以之为荣。一天晚上，山姆在餐厅桌上做会计作业，她把一本练习簿捅到他眼前。

“这是什么，卡丽？”

“不知道！”

那是她的剪贴本，里面都是跟她有关的新闻报道。报纸邀请人们参加各种比赛。谁能在八小时内纫好最多的纽扣眼？谁能在一天当中装最多罐的覆盆子？谁能用钩针钩出最多的床罩、桌布、桌旗和桌巾？卡丽，卡丽，卡丽，卡丽·科纳汉，是她，还是她。在她自己看来，她哪里是什么奴隶，根本就是一个奇才，倒是对别人混吃等死的活法怜悯不已。

他们只有星期一晚上才能去溜冰，因为这天晚上科纳汉小姐要到军人礼堂玩宾戈游戏。卡丽把那身男孩子服装藏在柴火棚里。它们是从克鲁兹夫人的一个破布包里翻出来的，她把这包破布从老房子里带过来，打算缀被面，但从没真正动手。只有帽子来自别处。它是亚当·德拉亨的，他把它塞在一捆衣物里，让卡丽捐到传道会去，不过科纳汉小姐命令卡丽把这捆东西收进地下室，以备万一能派点用场。

卡丽一旦完成任务，就可以从溜冰场上溜走——可以从大门走出去，没人会管她。但她从没这么干过。她爬到长凳顶端，沿凳子走着，研究板子的弹性，或者在一个墙梯上爬爬，单手单脚吊在上面晃荡，挂在隔墙上方，看溜冰的人。埃德加和山姆总是争分夺秒地溜冰，一直到月亮被关掉，音乐停下，别的灯都亮起来为止。有时他们会比赛，在安静的恋人和一排排摇摇晃晃的女生当中穿梭来去。有时他们也会卖弄卖弄，张开胳膊，在冰面上掠过。（埃德加在溜冰上更有天赋，尽管赛速度时没那么不顾一切——要是那会儿男孩们已经开始玩花样滑冰，他准是个中高手。）他们从不和女孩溜冰，不过与其说是因为害怕邀请女孩，不如说是因为不愿受任何人的束缚。溜冰结束后，卡丽总在门外等他们，然后他们，三个男孩子，一起走回家。卡丽不会刻意吹口哨或丢雪球来表示自己是男孩。她有一种拖着脚的男孩步法，显得若有所思、潇洒独立、来者不拒——随便打架还是冒险。她沉甸甸、乱蓬蓬的黑发塞在鸭舌帽里，正好免得帽子太大戴不住。周围少了那堆乱发之后，脸蛋显得没那么苍白了，也不再皱着眉头——她时不时挂着的不屑、嘲弄、冷酷的表情不见了，变得严肃矜持。他们管她叫卡尔。

他们从后门溜进屋。男孩们上楼，卡丽在冰冻的柴房里换掉衣服。她只有十分钟左右把晚间餐端上桌。

星期一晚上溜完冰，山姆和埃德加在黑暗里躺在床上，话比平时多。埃德加喜欢提到克丽西·杨的名字，他去年在老家的女朋友。埃德加宣称已有过性经验了。他说去年冬天跟克丽西搞过，某次他们摸黑滑雪橇，撞上一个雪堆的时候。山姆觉得那没可能，想想那冰天雪地的，还有他们穿的衣服，再说其他雪橇很快就赶过来了。不过他也不能肯定，而且听得越多，渐渐越觉得躁动，或许还有点妒忌。于是他提起别的女孩，在溜冰场上穿着超短裙和小小的毛皮镶边上衣的女孩们。山姆和埃德加比较着这些女孩飞旋而过或者她们中哪个摔倒在冰面上时他们所看到的。你会对谢莉，或者多丽丝做什么？山姆问埃德加，并且很快地抛出新的问题，带着一种嘲笑和兴奋混合的奇特情绪，问他会对别的女孩或女人做什么，如果正好撞上她们无法自卫的时刻？商学院的老师们——男人婆会计老师刘易森小姐，瘦弱的打字老师帕金森小姐；邮局的胖女人，艾顿汇兑局的贫血金发女人；后院里俯身在洗衣篮上、撅着屁股的家庭主妇们。这些选项的变态趣味比受到普遍仰慕的女孩们的优雅美丽更让他们兴奋。爱丽丝·皮尔几乎是被心不在焉地打发了——他们下楼吃晚饭时顺便把她绑在她的床上蹂躏了一番。维尔纳小姐则被公然按倒在楼梯上，因为她双腿缠在楼梯中心柱上宣泄，被他们逮个正着。他们放过了老克鲁兹夫人——他们毕竟还有底线。那么科纳汉小姐，这个患风湿病、套了一层又一层烂糟糟的衣服、嘴巴涂着怪异口红的女人呢？他们听过闲话，所有人都听过。据说卡丽就是一个《圣经》推销员兼寄宿客留下的种。他们想象《圣经》推销员就在他们现在待的地方做这事，干着老科纳汉小姐。《圣经》推销员一下一下撞她，撕扯她古老的灯笼式内裤，把她饥渴双唇上的唇膏弄花，让她发出最狂乱的欲求和感激涕零的叫唤与呻吟。

“还有卡丽呢。”埃德加说。

那么卡丽呢？一提到她，这个游戏顿时让山姆兴味索然。她居然也算女人，这个事实让他发窘。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恶心与可悲。

埃德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只能想象对卡丽做什么。

“我们可以让她真来。打赌我们能做到。”

山姆说：“她太小了。”

“不，不小啦。”

对于那次劝服，山姆倒是印象挺深。是靠激将法成功的。正因为这他才觉得溜冰场冒险想必也是以同样手段促成的。冬天几乎过去了，农人的雪橇从压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驶过，路过科纳汉寄宿屋时，会咯吱咯吱地碾上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地。一个星期六早上，卡丽带着打湿的拖把、水桶、抹布爬上阁楼台阶。她把编织地毯从楼梯上踢下，准备拎到门外抖干净。从床上扯下法兰绒床单，它们犹带着一股子慵懒私密的体味。科纳汉寄宿屋没有新鲜空气涌入，窗子外还罩着一层防风窗。这时机，这地点，正好对卡丽展开引诱。

引诱这词并不恰当。卡丽一开始气呼呼的，很不耐烦，不肯停下活计，后来她阴沉着脸，再然后就莫名其妙地顺从了。成功之策想必就是嘲笑她该不是害怕了吧。他们那会儿应当已经知道了她的真实年龄，但他们仍旧像哄小孩一样待她——不觉得该视她为一个女孩儿，爱抚她、恭维她。

即便她肯合作了，事情也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山姆可以确定关于克丽西的故事实为谎言，尽管埃德加这会儿正借用着这姑娘的名字。

“来吧，”埃德加说，“给你瞧瞧我是怎么对我女朋友的。我就是这样对克丽西干的。”

“我打赌一准是的。”卡丽挖苦道，不过还是任着自个儿被拉倒在窄窄的床垫上。冬天穿的灯笼式内裤的松紧带在她腿上腰上勒出红印。内衣外穿着一件扣扣子的法兰绒马甲，她的棕色编织长袜用长长的、粗笨的吊袜带固定着。除了灯笼式内裤之外，什么都没脱掉。埃德加说吊袜带弄痛他了，打算扯下它们，但是卡丽嚷道：“别碰！”好像非得捍卫它们似的。

山姆对那个早上的回忆中，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血。他毫不怀疑卡丽是个处女，因为他记得埃德加的挣扎，然后是他自己的，那样的刺啊戳啊的，却每每无功而返。卡丽轮流躺在他们两个人身下，既不大情愿又义不容辞，她容忍着他们，一句痛都不抱怨。抱怨是她永远不会干的事。不过她也不打算刻意做什么来帮忙。

“张开你的腿。”埃德加急切地说。

“已经张开了嘛。”

他不记得看到血了，原因或许是确实没血。他们没进得足够深。卡丽那么瘦，髋骨直戳出来，但是山姆依旧觉得她相当广阔、笨重、复杂。她身上被埃德加弄湿的地方冷冰冰、黏糊糊的，别的地方则干巴巴的，还有些意料之外的凸起、平地和死胡同——她摸起来像皮革。事后回忆起来，他仍旧不能确定是否就此摸清了女孩们是怎么回事。那感觉就好像他们用的是一个人偶或者一只顺从的小狗。从她身上爬起的时候，他看到她裸露出来的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那团死一样的毛丛周围一圈都是。此外，还看到他们的液体弄湿了她的一条长袜。卡丽用抹布擦着身子——确实如此，好像是块干净抹布——并评论说，这让她想起擤出来的鼻涕。

“你没生气吧？”山姆问，部分是认真的，部分的意思是，你不会说吧？“我们弄疼你没有？”

卡丽说：“要弄疼我，这点蠢事哪够啊？”

之后他们就没再溜冰了。太暖和了。

科纳汉小姐的风湿病加重了。卡丽要干的活儿前所未有地多。埃德加得了扁桃腺炎，待在家里没上学。孤身一人的山姆在商学院里，突然发现自己深深喜欢上了这里。他喜欢打字机的声音——叮叮的铃声，滑筒砰地复位的声音。他喜欢用直杆笔在账本上画线，画出规定的粗线和细线。他尤其喜欢计算百分比，迅速加出一栏栏数字的总和，处理X先生和B先生的问题，他们分别拥有一个木料场和一个五金销售连锁店。

埃德加停了几乎三星期课。回到学校，他所有课程都落后了。打字打得七零八落，比圣诞节时还慢了不少，尺子给他沾上了墨水，而且他看不懂利率表。他没精打采的，一派消沉，看着窗外发呆。他的模样让女教师们不由得心生爱怜——自打生病以来，他瘦了，苍白了，甚至金发颜色也变浅了——有好一阵他都不曾因为慵懒迟钝而遇上什么麻烦。他作了点努力，偶尔试着和山姆一起做家庭作业，中午去打字室练习。但进步不明显，或者说不够见效。他开始一请就是好几天假。

埃德加生病期间收到了一张祝福卡。上面画着一条从床上坐起的穿条纹睡衣的龙。卡片封面上印着“听说你的尾巴被拖住了？很遗憾”，里面印着“希望你很快又能让它摇摆起来！”。卡片底下用铅笔写着克丽西的名字。

但是克丽西这会儿还在斯特拉特福接受护士培训呢。她怎么可能知道埃德加生病了？信封上写着埃德加的名字，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盖的是本地邮戳。

“是你寄的。”埃德加说，“我知道不是她。”

“不是我。”山姆实话实说。

“是你寄的，”埃德加声音嘶哑、激动而失望地说，“你甚至都懒得用钢笔写。”

“我们在银行里还有多少钱？”埃德加问。这是在五月初。他们的钱足够把寄宿费付到学期末。

埃德加好几天没上学。他去了火车站，打听去多伦多的单程票价。他说，如果山姆不跟他走，他就自己去。他铆足了劲要走。山姆很快发现了原因。

“卡丽有可能怀娃娃了。”

“她还不够大吧。”山姆说，旋即想起其实她已经不小了。不过他还是对埃德加解释道，他确信他们没干得足够深。

“我不是指那一次。”埃德加愠怒道。

那是山姆第一次了解到埃德加不上学时都在干什么。但是山姆再次理解错了。他以为是卡丽告诉埃德加她遇到了麻烦。她没有。她没告诉他任何事，没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任何威胁。但是埃德加很害怕。他惊恐万状，都变得病怏怏了。他们在食品店买了一盒蛋糕甜甜圈，坐在圣公会教堂前的石头墙上吃。埃德加举着甜甜圈，啃了一口就停下。

山姆说，他们在大学里只需要再待五个星期。

“我反正不会再回那里了，落后太多啦。”埃德加说。

山姆没说他最近正在想象自己作为商学院的毕业生，在银行工作的模样。他想象自己坐在出纳室里，穿着三件套西服。他会蓄胡须。有的出纳员会变成银行经理呢。他最近刚刚意识到，银行经理并不是天生的，也是从别的位置升上去的。

他问埃德加他们在多伦多能干什么。

“我们可以演杂技，”埃德加说，“可以在人行道上演杂技。”

现在山姆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了。埃德加不是在开玩笑。他坐在那里，举着只啃了一口的甜甜圈，畅谈在多伦多的这种谋生方式。在人行道上演杂技。

那他们的爸妈怎么办？这问题仅仅激发出更加疯狂的计划。

“你可以告诉他们我被绑架了。”

“那警察怎么办？”山姆说，“警察会去找所有被绑架的人。他们会找到你的。”

“那就不要告诉他们我被绑架了，”埃德加说，“告诉他们我目睹了一次谋杀，只好从此躲起来。告诉他们我看到一具装在麻袋里的尸体被推下雪松林大桥，我看到了干这事的那些家伙，后来在街上又撞上他们，被认出来了。就跟他们这么说。告诉他们不要去报警，也不要提这事，因为我的生命有危险。”

“你怎么知道麻袋里是尸体呢？”山姆白痴似的问道，“别再扯了。我要想一想。”

然而走回科纳汉寄宿屋的路上，埃德加一直在喋喋不休，编造这种那种故事。比如他被政府招去做间谍了，不得不染黑头发，隐姓埋名。

他们走回寄宿屋，正好爱丽丝·皮尔和她的警察未婚夫从前门走出来。

“绕到后门。”埃德加说。

厨房门大开着。卡丽刚擦洗了炉子的烟囱。她把管子重新装好，擦起炉子。她用打蜡的面包纸擦炉子上黑色的部分，用干净抹布擦炉沿儿。炉子看起来漂亮极了，就像一块嵌在银底座上的黑色大理石，但是卡丽本人从头到脚都黑乎乎的。连眼皮都黑了。她唱着《我亲爱的耐利·格雷》，唱得飞快，以便跟上擦洗的动作。

哦，我亲爱的耐利·格雷，

他们把你带走喽，

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宝贝。

科纳汉小姐坐在桌边喝热水。她除了关节炎之外，还遭受消化不良之苦。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肚子深处传来咕噜声、呻吟声，甚至还有尖啸声。她面无表情。

“你们这两个男孩啊，”她说，“干什么去了？”

“散步。”埃德加说。

“你们不练杂技了。”

山姆说：“地面太湿了。”

“坐下。”科纳汉小姐说。

山姆能听到埃德加颤抖的呼吸声。他自己胃里也感觉沉甸甸的，好像对那些甜甜圈的所有消化工作——差不多整盒都是他吃的，除了一个——都停止了。卡丽告状了吗？她没抬头看他们。

“我从没跟你们这些男孩讲过卡丽是怎么出生的。”科纳汉小姐说。她滔滔不绝起来。

“那是在斯特拉特福的皇后旅馆。我和我的朋友路易·格林住在那里。路易·格林和我开着一家女帽店。我们正在去多伦多进春季货品的路上。不过那时还是冬天。事实上，正刮着暴风雪。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吃晚饭。后来，我们从餐厅出来，旅馆门突然被撞开了，闯进来三个人。是旅馆负责到火车站接送的司机，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男人和司机架着那女人，把她夹在他们当中拖着。她尖声惨叫着，肚子鼓得吓人。他们把她放到沙发上，但她又滑到地上。她还是个女孩儿，十八九岁光景。婴儿从她身体里直接就掉到了地板上。那男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脑袋埋在膝盖中间。是我跑去喊来了旅馆老板和他老婆。他们跑来了，他们的狗冲在前头叫个不停。路易抓着楼梯栏杆，担心会昏过去。这一切就在一眨眼间。

“司机是个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所以他或许见过婴儿出生。他用牙齿咬断脐带，从口袋里掏出一团脏兮兮的绳子把它扎起来。他抓过一张地毯，塞到她两腿中间。血从她身上涌出，像灭蝇剂一样黑乎乎的——在地板上摊开来。他嚷嚷着让人去弄点雪来，那个做丈夫的，或者天晓得是做什么的吧，只知道把脑袋埋在腿中间。是路易冲了出去，两手捧得满满的回来，司机看到她弄回来的只有不像样的那么一点点，气得冲她破口大骂，把那点雪砸在地上。然后他踢飞了那狗，因为它一个劲往上凑。他踢得那么重，让它飞到房间另一头。旅馆老板娘尖叫起来，说狗被踢死了。我抱起婴儿，用外套裹住它。那就是卡丽。看起来是那样一个病怏怏的小家伙。那狗根本没死。地毯浸透了血，法国人连珠炮似的咒骂着。她死了，不过还在往外流血。

“是路易提出希望我们能收养她。那个做丈夫的说会和我们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我们不得不弄个瓶子，把一点牛奶和玉米糖浆煮开了，用抽屉给她做一张小床。路易渐渐非常喜欢她。但是一年不到，路易就结婚了，搬到里贾纳，再没回来过。再喜欢也就那么回事。”

山姆觉得这十有八九全是胡扯，不过仍旧令他胆战心惊。为什么这会儿告诉他们这个？不管是真事还是扯谎，或者是不是真有谁踢飞了狗或者流血而死吧，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科纳汉小姐讲这事时一字一句的冰冷口气，她不曾明说却显然不怎么友好的意图，她那份突如其来的残忍。

卡丽没有停下活儿来听这故事的一个字。她压低了唱歌声音，但没停下。厨房溢满春季傍晚的光线，到处是卡丽的粗肥皂和清洁粉味儿。山姆之前也会时不时感觉身陷麻烦，不过总是明白地知道麻烦是什么，惩罚又会是什么，总能想出办法蒙混过关。但现在他觉得撞上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麻烦，其惩罚难以预料。令他们不寒而栗的甚至都不是科纳汉小姐那种病态的决心。到底是什么呢？埃德加有数吗？埃德加也觉得风雨欲来——那将是某种足以令人崩溃的重击。他觉得这想必与卡丽、婴儿，以及他们干的好事有关。山姆感觉情况会比这更严重，但也只好相信埃德加的直觉。

星期六早上，他们穿过后街，走向火车站。他们趁卡丽拖着一辆当作食品篮的婴儿车出门做周末采购时离开了寄宿屋。他们事先从银行取出钱，在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门打开就会掉下：“我们走了。山姆，埃德加。”

“我们走了”字样是前一天山姆在学院里用打字机打的，不过他们的名字是手签的。山姆本想加上一句“食宿费付到星期一”或者“会写信告知父母”，但是科纳汉小姐自然知道他们的食宿费付到星期一，而提到会写信给父母则表明他们并非直接回家。“我们走了”听起来挺傻，可他担心要是不留个说法，人们会以为出事了，会展开搜寻。

他们留下了本打算期末卖掉的沉重、破旧的书本：《会计实务》、《商业算术》，把衣服尽可能塞进两个牛皮纸袋。

早上天气很好，很多人都出了门。孩子们占据了人行道，拍球、跳房子、跳绳。他们不得不对两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作着解释。

“你们袋子里都装了些啥？”

“死猫。”埃德加说，把手中的袋子朝一个女孩的脑袋晃去。

可是她胆子挺大。“你们要怎么处理它们？”

“卖给中国佬做剁猫杂碎汤。”埃德加用吓人的声音说。

他们脱了身，女孩在后头嚷嚷着：“剁猫杂碎汤！剁猫杂碎汤！吃得病怏怏！”快到火车站时，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变少、消失了。周围换上了十二三岁的男孩们——差不离就是曾经在溜冰场一带闲逛的那些——在月台附近溜达、捡烟头，试图点着。他俩装出大人的傲慢神情，免得再被盘问，露出马脚。

“你们这些男孩可真闲啊。”车站管理员说。火车要到十二点半才开，但他们的出逃时间是根据卡丽的购物时间决定的。“你们知道进城后要去哪儿吗？有人来接吗？”

山姆被问了个猝不及防，不过埃德加回答道：“我姐。”

他根本没姐姐。

“她住在那里吗？你们要住她家吗？”

“她和她老公家，”埃德加说，“她结婚啦。”

山姆都能猜到接下来会是什么了。

“他们住在多伦多什么地方？”

但是埃德加毫不露怯。“北部，”他说，“每个城市都有个北部，不是吗？”车站管理员看起来居然好像满意了。

“看好钱。”他提醒他们。

他们坐在条凳上，面对铁轨对面的木栅栏，抓着车票和牛皮纸袋。山姆脑袋里计算着他们还剩多少钱。他十岁时跟爸爸去过一次多伦多。他记得搭街车时遇到的窘事。他们上车时或者是下车时走错了门。人们对他们嚷嚷。爸爸嘟囔道，他们全都是他妈的蠢蛋。山姆断定自己必须准备好接受某种可怕的羞辱，他力图想象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免得到时弄得措手不及。然后，仿佛天赐的礼物，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他也不知道这念头是怎么来的。基督教青年会。他们可以去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过夜。到达时估计已经接近傍晚。可以先买点吃的，向人打听去基督教青年会的路。没准可以走着去。

他跟埃德加描述了这个前景。“然后明天我们得四处走走，熟悉熟悉地形，找到最便宜的吃饭地点。”

他知道埃德加此刻任何提议都会接受。埃德加尽管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了一对姐姐和姐夫，但对于多伦多还是毫无概念可言。埃德加这会儿坐在车站条凳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火车开过来，他们上火车之类。汽笛尖啸、出发——逃脱啦。像爆炸一样让他们突然挣脱束缚的逃脱。他从没想过他们要下火车，抱着牛皮纸袋进入一个喧闹、骚动、拥挤、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但是山姆有了一个启动计划以后感觉好多了。既然能凭空涌出一个好主意，第二个想必也会接踵而至。

过了一会儿，其他人陆续赶到，都在等同一列火车。两位女士穿戴整齐，准备去斯特拉特福购物。她们戴着刷清漆的草帽，这表明夏天将至。有个穿一身闪亮黑西装的老头抱着一个用麻绳捆好的硬纸盒。在附近闲逛、哪儿也不去的男孩们也作好准备迎接火车——他们都坐在月台尽头，晃荡着双腿。两条狗在月台上像模像样地巡逻，嗅着一个箱子和几个包裹，研究行李车，甚至朝铁轨打量，仿佛它们像人一样知道火车将从哪个方向开来。

一听到镇子西部的十字路口传来汽笛声，山姆和埃德加就站起来，等在月台边。火车到了，仿佛是个好兆头似的，他们恰好站在列车员搬着小台阶爬下车的地方。列车员没完没了地帮着一个抱孩子、拎手提箱、领着两个小孩的女人上车，之后他俩终于上了车。他们抢在戴夏季帽子的两位女士、抱盒子的男人和不知还有什么别的排队的人前面。他俩一次头也没回。他们走到几乎全空的车厢尽头，挑了两个面对面的位置，靠着木栅栏一侧，而不是月台。刚才他们整整四十五分钟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盯着这道木栅栏看。这么坐着等了两三分钟，车外一片如常的混乱，传来几声貌似充满权威的喊叫，列车员吼道：“开车！”这吼声不知怎的从人的声音过渡到了火车的高鸣。火车动啦。他们开始动啦。他俩一只胳膊依旧搂着牛皮纸袋，另一只手攥着车票。他们动啦。他们看着栅栏上的木条来证实这事。已经把栅栏完全抛在后头啦，正穿过镇子逐渐消隐的郊区——各家的后院、屋后的棚子、房后的走廊、开花的苹果树。铁轨边铺天盖地的丁香花疯长。

正当他们看着窗外，镇子尚未完全消失的时候，一个男孩儿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坐下。山姆感觉准是月台上晃荡的男孩中的一个溜上了车，或者不知怎的被允许免费搭一段车，没准是要到铁路交汇处去吧。他没抬头，不过还是感觉到了那男孩的衣服——穿得太破烂、太古怪了，不可能是为了什么正经的旅行。他定睛一看，发现男孩抓着一张票，和他们一样。

冬夜里，走向溜冰场时，他们并不经常互相打量。在街灯下，他们看着自己在雪地上扭动的影子。在溜冰场里，人工月亮变幻不定，有些角落几乎完全陷入黑暗。因此过道对面这个男孩的衣服并没有立刻让他明白过来。除了它们不是人们旅行时通常会穿的之外。胶靴，沾满油渍或油漆的厚重马裤，一条胳膊下撕了个口子，就现在的天气而言已经嫌热的风雨衣，一顶大得离谱的帽子。

卡丽穿着这身衣服，是怎么从车站管理员的眼皮下溜过的？车站管理员对山姆和埃德加狐疑地看了又看，盘问他们打算住哪儿、谁来接，却不闻不问地让这个古里古怪、肮里肮脏、衣衫褴褛的假冒男孩买了一张票（到多伦多——卡丽是猜的，而且猜对了）并且上了月台。这一点，在男孩们认出她之后，更加坚信她施展了某种几乎称得上是魔法的本领。（或许埃德加对此尤其深信不疑。）她是怎么知道的？哪来的钱？怎么会到这里？

没什么不可能的。她买完食品回来，去了阁楼。（为什么？她没说。）她发现了字条，立刻猜出他们没回农场老家，也不会在公路上搭便车。她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出发。她知道它会去两个地方——斯特拉特福和多伦多。她从钢琴凳里面压在赞美诗本子下的铁盒里偷拿了买票的钱。（科纳汉小姐当然不相信银行。）等她赶到车站买票时，火车已经进站，车站管理员忙不过来，没顾得上盘问她。她交了不少好运——幸运的时间、对每一个步骤的幸运猜测——但仅此而已。不是什么魔法，根本谈不上。

山姆和埃德加没认出那些衣服，她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举动或姿态引起注意。男孩卡丽坐着，看着窗外，偏着脑袋，避开了他们。山姆再也想不起来是何时意识到那就是卡丽了，也记不得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他也搞不清他是看了看埃德加，还是立马意识到埃德加也在同时得知了此事。这认识就好像渗进空气中，等在那里让他们吸收似的。他们驶过一条长长的洼地，两侧都是清新的绿草堤岸，然后穿过雪松林大桥——镇上的男孩在这座桥上互相挑战着爬下去，在火车从头顶驶过时，把身子紧贴在桥枕下的支柱上。（要是他们挑战卡丽，她也敢做这个吗？）就在开过大桥的时候，他俩都知道卡丽坐在对面了。他俩也都知道对方知道了。

埃德加先开口：“你想挪到我们这儿坐吗？”

卡丽站起身，挪过走道，坐到埃德加旁边。她一脸男孩子的表情——与平时狡猾暴躁的表情截然不同。她变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好脾气的男孩，通情达理的。

她开口说话的对象是山姆。“你不介意逆着方向坐吗？”

山姆说不介意。

接着，她问他们包里是什么，他俩同时开口。

埃德加说：“死猫。”

山姆说：“午饭。”

他们并没觉得被人抓住了。他们立刻就明白了，卡丽并不是来抓他们回去的。她是来加入他们的。她用那套男孩衣服，提醒他们那些幸运而巧妙的冬夜，那执行得天衣无缝的计划，免费溜冰，速度和快乐，耍滑头的愉悦。那会儿没出任何差错，也没可能出任何差错，成功势在必得，他们的每一步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穿着男孩衣服，用偷来的钱混上火车的卡丽，看来与其说施加了威胁，毋宁说是消除了它。就连山姆也不再担心他们在多伦多能做什么，他们的钱能撑多久了。要是他的脑筋能像平时一样转，他就该看出，一旦降落到真实世界，卡丽的存在注定要带来各种麻烦。然而他的脑筋没那样转，没看出任何称得上麻烦的东西。这会儿，他看到的是力量——卡丽不愿被落下时展示出的力量——这力量慷慨地分给了他们三个。此刻似乎满满当当——满是力量，还有各种可能性。不过真开心。真是不折不扣的开心。

那就是山姆的故事惯常采用的结尾——省掉了一些细节和原因。要是有人问，打这之后又怎样了，他或许会回答说：“嗯，比预想的复杂一点，不过我们都大难不死。”具体地说，那意思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啃着鸡蛋洋葱三明治的办事员两分钟不到就看出卡丽不对劲儿。疑问、谎言、冷笑、威胁、电话，诱拐未成年人，试图把一个姑娘带进基督教青年会干不道德的勾当。她父母在哪里？有谁知道她在这里吗？谁允许她来的？谁是监护人？冒出了一个警察。两个警察。供认不讳和一个电话，车站管理员想起了一切。他想起了扯谎。科纳汉小姐已经发现丢钱，发誓绝不宽恕。再也不想看到她。一个生在旅馆大厅的弃婴，父母没准都没结婚，收留了养育了，不知好歹，天生的坏种。就当个教训吧。太丢人了，哪怕卡丽不是个未成年人。

再往后，那意思就是：他们全都大难不死，而且发生了许多事。他本人，哪怕在多伦多最初的那些困惑、蒙羞的日子里，也想到了像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正午的影子投在深邃狭窄的市中心街道上，各个办事处装潢气派，街车频频开动，喧闹刺耳，这里正是他想待的地方。一个可以工作、挣钱的地方。所以他待了下来，待在基督教青年会，在这里他的危机——他的和埃德加的和卡丽的——迅速被淡忘。第二周便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他找到一份工作。过了几年，他发现这里并非挣钱的真正宝地。西部才是发财的好去处，所以又挪了地儿。

埃德加和卡丽回到农场上，埃德加的爸妈家。不过没待多久。科纳汉小姐发现少了他们，简直没法过日子。

卡丽的商店位于一幢属于她和埃德加的房子里。楼下是杂货店和一家美发店，他们住楼上。（美发店从前是食品店——山姆和埃德加过去正是在那里买果酱馅饼来着。“可是谁要听那个啊？”卡丽说，“谁想听过去的事啊？”）

山姆对于好品位的概念是由他太太对灰色白色蓝色和笔直线条，还有单只花瓶的崇尚培养而成的。卡丽楼上的住所令他眼花缭乱。金色锦缎做成窗帘，挂在没窗的墙上，假装有个大窗户。金色长毛绒地毯，糙面白石膏天花板上群星闪烁。一堵墙整面都是哑金色镜子。山姆看到里面的自己周身遍布黑色和银色纹路。许多盏灯从链子上垂下，装着琥珀色玻璃灯泡。

屋子当中坐着埃德加，几乎一动不动，恰似一个精心擦拭的装饰品。他们三个当中，他的容貌保持得最好，几乎没什么变化，高大、瘦削，精心拾掇，衣着优雅。他的胡子是卡丽刮的。她每天都给他洗头，头发变成雪白色，像圣诞树上天使的头发一样闪闪发亮。他可以自己穿衣，不过她什么都帮他拿好——裤子、袜子、配套的领带和胸袋手帕，还有柔软的深蓝色或酒红色衬衫，它们能衬出他粉色的脸颊和他的头发。

“他晕倒过一次，”卡丽说，“四年前的五月份。他没失去说话能力或别的什么，不过我带他去看了医生，他说不错，他是晕了一下。但他很健康，状态不错。”

卡丽同意山姆带埃德加出去散步。她平时都待在店里。埃德加正在楼上的电视机前等着。他认得山姆，好像很高兴看到他。山姆说：“穿上大衣吧，我们这就出发。”他顺从地点点头。山姆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新的浅灰色大衣和一顶灰帽子，想了想，又拿出一副橡胶鞋套，以便保护埃德加闪闪发亮的皮鞋。

“行吗？”山姆问，不过埃德加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等一等”。他正在看一个俊俏的年轻女人采访一位年长女士。年长女士是做娃娃的。面团制成，大小不一，不过都带着同样的表情。这在山姆看来白痴极了。埃德加好像对它们很感兴趣。或者也许他感兴趣的是那个一头蓬松金发的采访者吧。

山姆站着等节目播完。然后是天气预报，埃德加示意他坐下。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在出门散步前关心一下天气。山姆打算走到奥兰治大街——那里的溜冰场和樱桃树已被一个老年中心取而代之——然后绕到老科纳汉寄宿屋和加拿大轮胎商店看看。天气预报过后，山姆又坐着看了一会儿新闻，有个关于新税率规定的新闻引起他的关注。当然了，不断有广告干扰，不过新闻最后还是播完了。换上了几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过了差不多一小时，山姆意识到，要让埃德加出门是没指望了。

不管山姆说什么，埃德加总是举起手，好像想说稍等一分钟。他永不厌烦，看所有节目都兴趣盎然。看到花样滑冰选手穿着闪闪发亮的服装，他微笑起来。他似乎真心想走，不过山姆察觉出他其实别无所求。

电动壁炉前的仿壁炉台上，摆着一张卡丽和埃德加的婚纱照。卡丽的面纱还是很久以前的古老式样，连在一顶缀珍珠、在她额头处拉下的帽子上。她坐在扶手椅中，怀里满满地搂着玫瑰，埃德加站在她身后，忠诚、瘦削。

山姆知道这幅照片并非他们结婚当天所拍。那时很多人都会在事后穿着结婚礼服，到摄影棚拍照片。不过这些甚至都不是他们的结婚礼服。山姆记得有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女人送了一条裙子给卡丽，一件没形没状的闷粉色玩意儿。埃德加则根本没什么新衣服，他们在多伦多由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牧师主持着，匆匆忙忙结了婚。而这张照片一准想营造截然不同的印象。或许它是多年之后补照的。卡丽的样子比她真正的婚礼那天老了很多，脸庞变宽了，变厚重了，显得更加充满权威。事实上，她有一点点像科纳汉小姐。

那就是让人永远捉摸不透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埃德加在多伦多的第一晚就宣布要和卡丽结婚。没这必要啊——至少山姆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卡丽没怀孕，而且事实上，据山姆所知，她从来不曾怀孕。或许她确实太小了，或者没正常发育。埃德加迈出这一步，干了没人逼他干的事，接纳了本想逃离的东西。他是感到良心谴责吗？是感到有什么事令他无处可逃吗？他说要和卡丽结婚。可那并不是他们原先的打算——不是这么计划的，对吧？火车上，山姆看着对面的他俩，他们三个都宽慰地笑着，那可不是因为预见到了这样的结局。他们只不过在笑罢了。他们很开心。他们很自由。

五十年后才想到问，太迟了，山姆想。不过当年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埃德加突然让他感觉陌生。卡丽变回了可怜的女性状态。和他们分享过的快乐时刻仍令他记忆犹新，但始终不知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时刻是否果真如它们所呈现的，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快乐的生活，但对它的触及只能是偶然的，会意的？它们是否放射出如此强大的光辉，以至于此前此后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或者说我们主动促成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

卡丽上楼时，他没提婚纱照的事。“楼下来了个电工，”卡丽说，“所以我得再下去，盯着他点儿。我可不想他坐在那儿抽抽烟就找我要钱。”

他正学着不去触及一些话题。科纳汉小姐、寄宿屋、溜冰场、旧日时光。一个早已开溜的人对留在原地不动的人喋喋不休什么旧日时光，真够讨厌的——简直就是一种微妙的侮辱。卡丽则正学着不去打听他的房产值多少钱，他在夏威夷的公寓值多少钱，他在各种休假和女儿的婚礼上花了多少钱——简言之，正学着永远不去打听他到底有多少钱。

他看得出她还在琢磨另一个问题。他看得出，这问题令她的眼睛——它们展示出她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一生——涂成蓝色的眼窝的皱纹加深了。

山姆为何而来？这就是卡丽的问题。

他打算告诉她，他或许会待下去，直到找出答案。他或许会做一个寄宿客人。

“埃德加好像不想出去，”山姆说，“他好像没有要出去的意思。”

“当然，”卡丽说，“当然。他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