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R，我和老爸看了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打你上次来过后，他就买了台电视。小屏幕，兔子耳朵。它放在餐厅柜子前，因此现在万一真有人想要用好银器或亚麻桌布，就不大方便拿它们了。为什么放在餐厅这个连一张真正舒服的椅子都没有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不记得还有间起居室啦。或者是因为巴里夫人想在晚饭时看电视。

记得这间餐厅吗？除了电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厚窗帘，卡其底色上印着酒红色树叶，后面还有一层纱帘。加拉赫特爵士牵着马的画像，以及一张格伦科的风景画，内容是红鹿而不是大屠杀。旧档案柜是多年前从老爸的诊室搬来的，一直找不到地方放，至今仍旧胡乱撂在这里，甚至没推到靠墙。我妈闲置不用的缝纫机（他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在说“你妈的缝纫机”的时候）上摆着的还是原来的植物，或者看起来好像还是，种在陶罐或锡皮罐里，半死不活的。

也就是说，我到家啦。没人问我要待多久之类的问题。我把书、论文和衣服统统塞进迷你车，一天之内就从渥太华开回来。我在电话上告诉老爸我那论文已经完事了（事实上我是放弃不写了，但是懒得跟他解释），我需要歇一歇。

“歇一歇？”他说，好像对此闻所未闻，“好吧，只要不是神经歇菜就行。”

我说，什么？

“神经歇菜嘛。”他呵呵一笑，仿佛在警告似的。他至今仍用这个来指代急性焦虑症、严重的焦虑抑郁，以及神经崩溃。他没准还建议他的病人们打起精神头儿。

真不公平。他没准会用一些镇静剂和几句干巴巴的鼓励打发走他们。他受得了别人的毛病，却受不了我的。

我到家时没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不过也没造成什么恐慌。他绕着迷你车转了一圈，对于眼前所见嘟囔了一阵，捣了捣轮胎。

“不可思议啊，你居然开了过来。”他说。

我想过吻他的——与其说是一阵情感的流露，不如说是种有勇无谋的壮举吧，是一种“如今我就是这么做事的”的宣言。但是，一踏上砾石路面，我就知道我做不到。B夫人站在车道和厨房之间。所以我走过去，取而代之地搂住她，摩挲着那头古怪的黑发，它剪成中国风格的齐耳短发，围绕着她的小皱脸。我能闻到她陈旧的羊毛衫味道，围裙上的漂白粉味儿，还能感觉到她像牙签一样戳出来的老骨头。她几乎还不到我的锁骨高。

我慌里慌张，没话找话：“今天天气不错啊，真是我最美丽的一次开车旅行了。”天气确实不错，旅途确实很美。树叶尚未转黄，只是边缘微微变成锈色，麦秸地一片金灿灿。那么，为什么风景带来的美好感觉，在老爸面前，在他的地盘里，烟消云散了呢（别忘了这也是在巴里夫人面前，在她的地盘里）？为什么我提及这事——或者说我用一种真诚而非敷衍的态度对它的提及——与我对B夫人的拥抱几乎像是半斤八两的同一码子事呢？一个像是一种唐突之举，另一个貌似一阵言不由衷的废话。

辩论结束后，老爸站起身，关掉电视。他什么广告都不看，除非B夫人在旁边为它们辩解，说她想看看那个长了门牙的可爱宝宝，或者那些追着那啥的小鸡（她不会说“鸵鸟”，或者是记不得怎么说了吧）。这样一来，她想看什么都会被允许，哪怕是跳舞的玉米片，他会评价道：“好吧，它倒不失其聪明之处。”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警告。

他对肯尼迪和尼克松是怎么想的？

“哼，无非就是两个美国佬罢了。”

我试图再推动一点谈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是你请他深入他觉得没必要谈论的话题，或者证明某个无须多言的论点，他一准会把上嘴唇那么一撇，露出一对沾着烟草渍的大门牙。

“无非就是两个美国佬罢了。”他说，仿佛这话我第一次没听进去似的。

就这么，我们坐着，没有交谈，不过也并非沉默着，因为，你或许记得吧，他呼吸起来山响。气流仿佛一路从石头嶙峋的小巷拖过，挤进一重重咯吱作响的大门，发展为一种吱吱咯咯的声音，好像他胸膛里一架奇怪的机器有许多塑料管，喷出彩色泡泡。你最好假装毫不在意，这一点我想我很快就会习惯。不过，它在屋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他本人也一样——不管怎样，单凭高高鼓起的、结实的大肚皮，大长腿，还有他的表情，他就足以做到这个了。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就仿佛他掌握了一份清单，上面列着他记得的，以及知道他迟早会遭到的各种冒犯，他正竭力让你明白，他有把握耐心十足地扛住所有你知道自己做错的事，以及你甚至都还没料到会做错的事。我想，很多做父亲和做爷爷的都力图拥有此种表情——哪怕与他不同，在自己的家以外毫无权威可言的人也是如此——不过，要说有什么人能把这种表情做得精确无比、永不出错，可就非他莫属了。

R，我在这里有好多事要忙，没时间——按他们的说法——去闲逛了。候诊室的墙面，因为被一代又一代病人用椅背抵着，已经磨损不堪。桌上的《读者文摘》都成了碎片。病历塞在检查台下的硬纸盒里，废纸篓——柳编的——顶端全都破破烂烂的，好像老鼠啃过一般。家里也好不到哪去。楼下的洗面池里布满棕色头发似的裂缝，马桶里有一片令人难堪的锈斑。嗯，你想必看到过那个。我知道这挺蠢的，不过我觉得最闹心的还要数优惠券和广告单了。它们塞在抽屉里，压在茶碟下，或者到处乱放，上面的优惠或折扣都已经过期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了。

不是说他们已经破罐子破摔，或者没做过任何努力。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不再要B夫人洗衣服，而是送出去洗。这个很明智，但是老爸总记不得哪天衣服可以送回来，总是嚷着白大褂是不是够穿，家里也总是乱得不可开交，无处可寻。B夫人一心以为洗衣店是骗人的，会故意拖时间，好把名字牌扯下，缝到质量差的衣服上。因此她总和送衣服来的人吵架，指责他故意最后一个送这家——没准真是的。

然后，屋檐需要清洗，负责这事的是B夫人的侄子，但他闪了腰，换成他儿子来。可他儿子有好多活儿要干，就一直拖着，等等，等等。

老爸用这个侄儿的名字来称呼侄儿的儿子。他对所有人都这么干。他用前一任，或者甚至再前一任老板的名字来称呼镇上的店主和商人们。这可不全是因为记忆力不行。其实是一种傲慢之举。觉得自己无须费心记这类事。无须关注变化。或者关注某个个人。

我问他想在候诊室墙上刷什么颜色。浅绿色，我建议，或者浅黄色？他说，谁来刷？

“我。”

“我从不知道你还是个油漆匠嘛。”

“我在住过的房子里自己刷过油漆。”

“谁知道呢，我又没看到。你刷油漆的时候，打算让我的病人到哪里去呢？”

“我在星期天刷。”

“他们有人听说这种事会不高兴的。”

“开玩笑吗？在现如今这年代？”

“这年代或许和你以为的不大一样。至少在这里。”

然后我说，我可以晚上干，他说第二天很多人闻了那味道会想吐。到头来，我唯一被允许做的就是扔掉那些《读者文摘》，换上一些《麦考林杂志》、《城堡女主人》、《时代周刊》和《星期六晚报》。然后他告诉我有人抱怨了。人们想在《读者文摘》里翻找记得的老笑话。此外有些人不喜欢现代作者。比如皮埃尔·伯顿。

“太糟了。”我说，声音不可思议地颤抖着。

然后我对付起了餐厅的档案柜。我猜想里面塞的大概都是早就死掉的人的病历，要是把它们清空，我就可以把硬纸盒里的病历挪过来，把柜子移回诊室，摆到它该摆的地方。

B夫人看到我在干啥，一个字也没跟我说，径直跑去叫来老爸。

他说：“谁说你可以在这里到处胡来？我可没说过。”

R，上次你来这里，B夫人回家过圣诞节了。（她有一个好像半辈子都在得肺气肿的丈夫，没孩子，不过有一大堆侄儿侄女和各种亲戚。）我想你从没见过她。不过她见过你。她昨天对我说：“你要订婚的那个什么什么先生在哪儿哪？”她当然注意到了我没戴戒指。

“我想在多伦多吧。”我说。

“去年圣诞，我在侄女家里，我们看到你和他在水塔边走过，我侄女说：‘真不晓得这两人要去哪儿？’”这是她的原话，我已经习惯了，只是在写下来的时候又觉得怪。我猜她的意思是我们打算去找个地方干那事吧，不过那会儿冰冻三尺，你还记得吗，我们只是一心想远离那房子罢了。哦不。我们之所以出门，是为了方便继续吵架，因为再也按捺不住啦。

B夫人为老爸工作，差不多是从我离家上学那会儿开始的。在那之前，我们请过一些年轻女士帮忙，我挺喜欢她们，可她们纷纷辞职去结婚，或者去战时工厂工作了。我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去过一些同学家，回来问老爸：“为什么我们家的女用人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别人家的女用人都不跟他们一起吃。”

老爸说：“你得管巴里夫人叫巴里夫人。要是你不想跟她一起吃饭，自己走开到柴房吃好了。”

然后我开始缠着她，设法逗她说话。经常她不愿开口。不过，一旦她说了点什么，我肯定如获至宝。我在学校里好好模仿了她一阵。

（我）你的头发真黑啊，巴里夫人。

（B夫人）俺家所有人都有黑头发哩。全都有黑头发，可从来不变灰哩。它是打俺娘家传下来的。他们躺到棺材里都是一头黑发哩。俺外公咽气后，他们把他在公墓里摆了一个冬天，因为地面冻住咧。来春他们打算把他埋下地儿了，俺们有人说：“俺们来瞅瞅他一冬天变啥样了吧。”于是俺们让人把棺盖弄开，他躺在里面，啥都没变，脸没变黑，也没凹下去啥的，他的头发还是黑漆漆的。黑漆漆的哟。

我甚至会模仿她的干笑——一种轻笑或呵呵笑，它不是为了表示有什么好笑的事，只是用作语气词。

我遇到你那会儿，已厌倦这种模仿了。

在B夫人跟我讲过这些关于她的头发的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她从楼上的浴室跑出来。她急急忙忙去接电话，那个我是不允许接的。她头发外裹着毛巾，一缕深色液体从她脸的一侧淌下。一种深紫色液体，我以为她在流血呢。

就好像她身体里流淌的是一种古怪、阴暗、充满邪恶的血液，就像她的本性有时候显露的那样。

“你的脑袋流血啦。”我说。她答道：“哎哟，别挡道。”便跌跌撞撞地跑去接电话了。我走进浴室，看到脸盆里一道一道的紫色水流，架子上摆着染发剂。这事我俩一个字都不曾再提，她继续吹嘘她娘家人如何在棺材里也是一头黑发，将来她也准是如此。

那些年里，老爸有一种跟我打招呼的古怪方式。他会走进我待着的房间，好像没看到我似的，自顾自朗诵道：

亨利国王有个毛病

爱把绳子嚼个不停……

有时他会用一种舞台上的共鸣腔跟我说话。

“你好啊小姑娘。想吃一颗糖果吗？”

我就得用一种假装小女娃娃的声音回答：“哦是的，先生。”

“哇哦，”古怪地拖长“啊”这个音，“哇哦，你不——啊——能吃。”

还有：

“所罗门·格伦迪，出生在星期一……”他会用一根手指点点我，让我接下去。

“变基督徒在星期二……”

“结婚在星期三……”

“病倒在星期四……”

“病重在星期五……”

“死在了星期六……”

“埋在了星期日……”

然后两人一起打雷一般吼道：“那就是所罗门·格伦迪的下场！”

这些片段从来没有开场白，结束后也没有任何评论。开玩笑地，我一度管他叫所罗门·格伦迪。到了第四还是第五次的时候，他说：“够了。那不是我的名字。我可是你父亲。”

打那之后，我们好像就不再背诵什么歌谣了。

我第一次在校园遇到你，咱俩都是独自一人的时候，你好像记得我，却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招呼。你刚教过我们班，我们的老师病了，你来顶他的课，你不得不讲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课题。你开玩笑说，从神学院找个人来讲这个，实在很可笑呢。

你好像迟疑着不知该不该说“你好”，因此我开口了：“法国的前任国王是个秃子。”

那是你给我们举的例子，想说明一种因为其主语并不存在而毫无意义的陈述。但是你做出了一个实实在在吃惊而困窘的表情，旋即用一种职业微笑掩盖住它。你那会儿是怎么看我的呢？

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R，我的小腹仍有点臃肿。上面没留下什么斑纹，不过我还是可以把肚皮捏起一把来。此外我一切正常，体重已恢复到平时，或者还要再轻一点。不过，我觉得我好像老些了。我想，我看起来比二十四岁要老。头发仍旧是长的，发型过时，实际上乱七八糟的。这是否是对你的一种纪念呢，因为你从不喜欢我剪短它？我也不知道。

总之，我开始在镇上长时间散步，作为锻炼。从前，我夏天经常溜出门，随心所欲地乱逛。那会儿我不知道有什么规矩要遵守，对人们的阶层也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从没在镇上上学的缘故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住的位于长巷尽头的这幢房子，远远位于镇子之外。没有正确的归属感吧。那会儿，我会沿马道走到马厩，那里的人要么是马主人，要么是雇来的驯马师，除我之外，其他小孩都是男孩子。我谁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全都知道我。换言之，他们都不得不带着我一起玩，因为老爸的缘故。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喂马饲料，跟在马后面拾马粪。这好像充满冒险色彩呢。我戴着老爸的旧棒球帽，穿条松松垮垮的短裤。我们会爬到屋顶上，他们互相格斗，尽力把彼此推下去，但从来不敢冒犯我。大人们会时不时叫我们滚蛋。他们会问我：“你父亲知道你来这里吗？”然后，男孩子们会开始互相调笑，被逗弄的那个会发出作呕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个跟我有关的玩笑。所以我不再去了。我放弃了做一个金色西部女郎的想法。我改成走到码头，看看湖里的船，不过，我想我还没大胆到梦想人家接受我做一个下级水手吧。此外我也没装模作样，想让他们以为我不只是个普通女孩。有一个男人俯身冲我嚷道：

“嗨。你那里长毛没有？”

我差点脱口而出“请问你说啥”了。比起感到害怕或受辱，我更多的是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成熟的、有正经工作的男人，居然会对我两腿中间那片痒乎乎的新生毛毛感兴趣。居然会不厌其烦特地来对此表示厌恶，正如他那腔调显然表明的。

如今马厩已经拆除。通往码头的道路也没原先陡峭了。新装了一架谷物输送机。新的郊区也出现了，和所有地方的郊区一模一样，这也正是大家喜欢它们的原因。现在没人步行了。所有人都开车。郊区是没有人行道的，老街边的人行道则已荒废，因为霜冻而裂开、歪斜，被泥土和草皮盖住。我们家门口的小巷里，原先位于松树下的长长的泥土小路，已被层层松针、杂乱的小树苗和野覆盆子藤覆盖了。过去数十年，人们都是沿这条小路走来看病的。他们会沿公路边人行道上岔出的一条专门的小径走出镇子（这种岔出的专门的小径一共就两条，另一条通往公墓），踏上位于小巷一侧、夹在两排松树中的小路走来。因为自打上世纪末起，就有一位医生住在这里。

形形色色闹哄哄、邋里邋遢的病人们，小孩子和妈妈们，还有老人们，整个下午络绎不绝，夜里还有更安静些的病人独自前来。我经常坐在一棵被一大堆丁香灌木包围的梨树下偷看他们，年轻女孩都喜欢偷看嘛。现在，整堆丁香灌木已经消失、清除一空了，以便B夫人侄子的儿子用电动除草机。我经常偷看当时为了出门看病而精心打扮的夫人们。我记得战争结束后的时装。长长的大摆裙、腰封和带垫肩的上衣，有时还配白色短手套，因为那会儿不光去教堂要戴手套，夏天也戴。帽子也同样并非仅限于教堂。框着脸蛋的彩色草帽。点缀着浅色轻柔荷叶边的裙子，肩头是披肩一样的花边，缎带似的腰带系在腰上。披肩一样的花边会在风中扬起，女士们就会举起一只戴着钩线手套的手，把它从脸上拂开。这个姿势对我而言，仿佛象征着难以企及的女性魅力。那么一小块举到完美的丝绒般嘴唇边的网纱。或许，我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没妈妈吧。不过，我可不知道谁能有像她们那样的妈妈。我蹲在灌木丛中，啃着带斑点的黄色梨子，仰慕着。

我们有个老师教我们读诸如《帕特里克·斯宾斯》和《两只乌鸦》之类的古老歌谣。学校里还兴起了一阵编写歌谣的风潮。

我要走到走廊底

好朋友来瞧一瞧

我要去那厕所里

好让自己撒泡尿——

歌谣确实会用韵脚牵着你的鼻子走，让你顾不上琢磨它的意思。于是乎，我嘴里嚼着烂乎乎的梨子，现编起来。

一位女士走过长长小路

来到了镇子外面

她抛下家和父亲的愤怒

打定主意要见见……

马蜂蜇得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回到房子里。巴里夫人总待在厨房里，抽香烟，听收音机，等老爸喊她。她会待到最后一个病人离开，把这地方清理完才走。要是诊室里传来一声痛苦的喊叫，她就会发出她那种惨叫一般的笑声说：“就叫吧你。”我才不会费心向她描述我看到的女人们的衣服或模样呢，因为我知道她不会因为什么人长得美或穿得好就仰慕她。就像她也不会因为有谁懂得什么没用的知识，比如某门外语，而仰慕那人一样。她仰慕的是玩牌高手，还有织毛衣高手——这说明了一切。她觉得很多人都没用。老爸也这么说。他用不着。我真不禁想问，那么如果说谁确实有用的话，能用来干什么呢？不过，我知道他俩都不会回答我。相反他们会吩咐我别这么刨根问底。

叔叔撞见弗雷德里克·海德

正在脏地儿上作乐

他把他摇来又晃去

揍着他最怕痛的区域……

要是我打算把这些信都寄给你，我该往哪儿寄呢？一想到往信封上写你的地址，我就浑身一阵虚弱。想着你在同样的地方继续着同样的生活，只是没了我，这太痛苦了。但是，想着你不在那里，到别处去了，而我不知道是哪里，更痛苦。

亲爱的R，亲爱的罗宾，我居然会不知道这事，你怎么看的？真相一直就摆在我眼前呀。要是我在这里的学校上学，那我肯定早就知道了。要是我有朋友的话。某个高中的女同学，大点的女孩中的一个，一准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了。

就算没有，我在假期还是有好多时间的。要是我不曾只关注自己，在镇上乱逛，忙着编歌谣，我或许自个儿也能琢磨出来。现在一回想，我明白了，晚上来的病人，那些女士们，有些是搭火车来的。她们和她们的美丽装束让我想到了夜间火车。深夜还有另一趟火车路过，她们想必就是搭它回去的了。当然了，也大有可能是一辆汽车把她们送到巷子口。

告诉我的说法是——我想，是B夫人说的吧，而不是他——她们是来找老爸打维他命针的。我知道这个，因为每次听到哪个女人发出呻吟，我就会想，好了，现在她在打针呢，我还会有点狐疑，想着这些女人如此老练、稳重，怎的对针头却那么害怕。

即使现在，这还是让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想明白。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渐渐熟悉这幢房子里的生活方式，终于不再梦想举起油漆刷，也不会再擅自去整理抽屉或丢掉旧杂货的发票了，除非先问过B夫人（不过问她也是白问）。也终于不再试图劝他们接受什么，哪怕只是现磨咖啡了。（他们宁愿喝速溶咖啡，因为它的味道始终如一。）

老爸把一张支票放在我的碟子边。就在今天，星期天的午餐时分。巴里夫人星期天是不来的。老爸从教堂回来后，我们吃了一顿冷午餐，饭是我做的，内容是切片肉、面包、西红柿、泡菜和奶酪。他从不要求我跟他去教堂——没准生怕我会趁机发表一通他根本不屑于听的言论吧。

支票面额五千美元。

“这是给你的，”他说，“这样你可以有点底子。你可以存银行，也可以自己决定投资点什么。去看看利率是多少吧。我搞不清了。当然了，你还会得到这幢房子。就像俗话说的，等到了时候。”

一笔贿赂吗？我想着。可以用来开始一个小生意，或者开展一次旅行的钱？可以用作首付，买一幢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或者用来回到大学，再获得一些被他称为“无法兑现的”学分。

用来打发我的五千美元。

我谢了他，或多或少是为了继续交谈的缘故，我问他是怎么处理自己的钱的。他说那不值一提。

“如果你需要建议的话，去问比利·辛德好了。”然后他想起来比利·辛德不再干会计了。他已经退休。

“那里换了个新人，叫的是个古怪的名字，”他说，“有点像伊普西兰蒂，但又不是伊普西兰蒂。”

“伊普西兰蒂是密歇根的一个市。”我说。

“是密歇根的一个市不错，但它成为密歇根的一个市之前是一个人的名字。”老爸说。好像是个早在1800年代抗击土耳其人的希腊军领袖。

我说：“哦。在拜伦的战争中。”

“拜伦的战争？”老爸说，“你为什么这么叫它？拜伦没打什么仗。他是得伤寒死的。然后等他一死，就变成了大英雄，是为希腊人而死的，等等等等都来了。”他辩论似的说道，好像我该为此错误，为这场关于拜伦的胡说八道负责。不过他很快平静下来，给我讲起了，或者说是为他自己回忆起了抗击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他提到了“高门”政府，我真想问，我从来就没搞明白过，是否真有一个什么门，还是说它指的是君士坦丁堡，或者苏丹的宫廷？不过最好还是别插嘴。当他开始这种滔滔不绝时，就意味着在一场未曾公开的暗战中的一种和解，或者是一段缓和期。我面对窗子坐着，透过纱帘，可以看到一簇簇棕黄色树叶沐浴在充沛温暖的阳光中（根据今晚的风声来判断，估计今后好一阵子都不会再有这种天气了），我不禁想起孩提时代，每次我设法用一个问题或者纯粹出于偶然，让他陷入这种唠叨的时候，所感到的宽慰和秘密的快乐。

比如说地震吧。它们会在火山山脊处爆发，但是最大的地震之一就发生在大陆中央，在1811年密苏里州的新马德里（注意哦，念做“新马德——里”）。这个就是他告诉我的。地裂。地表看不出痕迹的颤动。石灰石中出现的大洞，地表之下的水流，如果时间足够，足以碎裂成砾石的大山。

还有数字。我有次问他数字的事，他说，哼哼，它们叫做阿拉伯数字，不是吗？傻瓜都知道。但是希腊人本来可以设计出一个更好的体系来着，他滔滔不绝起来，希腊人本来可以做到这个的，只可惜他们没有零的概念。

零的概念。我把这存储到记忆中，就像把一个包裹收藏到架子上，准备将来哪天再打开。

B夫人也在的话，要让他说这些东西，就想都别想喽。

别管闲事，他会说，吃你的饭吧。

就好像我问他任何问题都别有用心似的，我想也确实如此吧。我不是煞费苦心，想控制谈话的方向吗？此外，撇下B夫人是不礼貌的。所以，她对于是什么造成了地震或者数字的历史这类话题的态度（一种不仅漠然，而且不屑一顾的态度）才是值得尊重、最有决定权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B夫人。时间是现在，说说B夫人吧。

昨晚我大约十点才回来。我去参加一个历史学会的会议了，或者说，至少是为组织这个学会而开的会议吧。出席者一共五人，其中两个拄着拐杖。我打开厨房门，看到B夫人的身影嵌在后厅的门廊里——后厅位于诊室与洗手间和房子的前半部分之间。她手上捧了一个盖住的盆，往洗手间走，她完全可以继续走她的，在我进门时路过厨房。那样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她。可她中途停下了，站在那里，身子半转向我。她把脸沮丧地一皱。

哎哟哟，给逮个正着喽。

然后她疾步朝洗手间走去。

这是故意的。这种吃惊、沮丧、匆忙的走开。甚至她朝前举着盆子，让我不得不注意它的姿势。全是有意为之。

我能听到老爸的声音在诊室里隆隆作响，在与一个病人交谈。就算没听到这个，我也能看到诊室的灯亮着，看到病人的车停在门外。如今没人步行了。

我脱掉外套，上了楼。我所在意的只是不能让B夫人得逞。不要提问，不要得出任何震惊的结论。不要去问你盆里是什么呢，B夫人？哟，你和我爹地在搞啥呢？（不过我可从没管他叫过什么爹地。）我立刻忙着在尚未启封的一只书箱里乱翻起来。我在找有安娜·詹姆森文章的期刊。我答应把它们送给会上除我之外另一个不到七十岁的人。他是个摄影师，对加拿大的历史有点研究。他本想当历史老师，但口吃妨碍了他。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我们站在人行道上聊了半个小时，却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去喝杯咖啡。互道晚安时，他告诉我本想请我喝咖啡来着，但他不得不回家接老婆的班，照料得了疝气的宝宝。

我找啊找的，倒把整箱书都翻了出来。感觉像是在昔日的废墟中搜寻。我翻来找去的，直到病人离开，老爸把B夫人送回家，上楼用了洗手间，终于上床为止。我这里读一段，那儿看一段的，弄到疲惫不堪，几乎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然后，今天午饭时，老爸最后总结道：“管他什么土耳其人呢！都是古代历史罢了。”

我只好开口了：“我想我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了。”

他抬起脑袋，还喷了一下鼻子。他确实这么干了，像匹老马似的。

“你知道了，是吗？你以为你知道了什么？”

我说：“我不是在指责你。我并没有反对啊。”

“是吗？”

“我赞成堕胎。”我说，“我相信它应当是合法的。”

“这个词你在这个家里不许再提了。”老爸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里可以说什么由我说了算。”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嘛。”

“我明白你嘴巴太大。你是个大嘴巴，脑瓜又不够使。教育太多，常识太少。”

我仍旧不死心。我说：“应当让人们知道。”

“是吗？知道和闲扯可不是一回事。你给我牢牢记着。”

我们这一天其余时间都没说话。我为晚饭做了通常的烤肉，我们默默吃着。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难。到目前为止，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一切都显得那么愚蠢、那么过分，而且我在生闷气，不过我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心情，我迟早会道歉。（你对此想必并不意外吧。）看起来真是我离开的时候啦。

昨晚那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觉得放松的时候，就不会口吃。比如和你说话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让他爱上我呢。我可以为了解闷而这么干嘛。我在这里能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亲爱的R。我还没走。迷你车的车况不合适干这事。我送它去大修了。此外天气也变了，转而刮起一种秋天的大风，它搅动湖水，拍击湖岸。它——这风——让巴里夫人在她自家前门台阶上侧身摔倒，胳膊肘摔得粉碎。摔坏的是左胳膊。她表示可以用右胳膊干活，但老爸告诉她，这是严重的粉碎性骨折，他建议她休息一个月。他问我是否介意推迟出发。这是他的原话——“推迟出发”。他没问我打算去哪里，他只知道那辆车的情况。

我自己也不知道打算去哪里。

我说好啊，要是有用我就留下。因此，我们彼此相敬如宾。实际上这样挺愉快的。我在家里试着按照B夫人的方式做事。我不再想着整理房间，也不再讨论要修理什么。（屋檐已经修好——B夫人的亲戚果真上门了，我又吃惊又感激。）我像B夫人一样，把两本沉甸甸的医学教科书搁在条凳上，抵住烤箱门。我用她的方式煮肉和蔬菜，想都没想过往家里买一个鳄梨、一罐朝鲜蓟花心或者一个大蒜头，尽管我看到超市里所有这些都有的买。我用咖啡罐里的粉末冲咖啡。自己也试着喝，想看看能否习惯，结果当然能喽。我每天结束时都清扫诊室，还照管洗衣事宜。洗衣店的伙计喜欢我，因为我从不指责他什么。

我被允许接电话，不过，如果是一个女人找我父亲，而且不主动讲述病情，我就应当记下她的号码，告诉她医生会给她回电。我照做了，但是有时对方干脆挂断了。我告诉老爸，他说：“她很有可能会再打来。”

这样的病人不多——他称之为特殊病人。我不确定——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吧。大多数时间他治疗的都是喉咙痛啊、肠子扭结啊，耳朵发炎啊等等毛病。心跳过速、肾结石、消化不良。

R，今晚他来敲我的门。门没关紧，不过他还是敲了。我在看书。他问我——当然不是用的请求语调，不过我得说那是一种合理的尊敬语调——是否愿意到诊室帮把手。

B夫人走后的第一个特殊病人。

我问他需要我做什么。

“只要别让她乱动就行，”他说，“她还年轻，不习惯这个。好好洗一洗手，用楼下洗手间里瓶装的肥皂洗。”

病人平躺在检查台上，腰部以下盖着一床毯子。她上半身穿戴齐整，穿一件深蓝色对襟羊毛衫和一件白外套，领子上缀着花边。衣服松松地裹着她尖锐的锁骨和几乎平坦的胸部。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紧紧朝后梳去，编成辫子别在头顶。这个严谨拘束的发型突出了她细长的脖子，强调了她匀称骨感的白脸，以至于从远处看，她没准会被当做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凑近看，你会发现她非常年轻，或许也就二十岁。她的褶子裙挂在门后。下面露出白色内裤边儿，这个她小心地挂在裙子后头。

她抖个不停，虽然诊室里并不冷。

“现在呢，马德莱娜，”老爸说，“我们首先得把你的膝盖抬起来。”

我好奇他是否认识她。或者他只是随口问了下，便用起了这女人报的随便什么名字？

“放松，”他说，“放松。放松。”他调整好扣带，把她的脚套进去。她赤裸的双腿好像从没见过太阳。她穿着平底鞋。

她的膝盖在这个新位置抖得厉害，都撞到了一起。

“你得设法稳住点才行，”老爸说，“你知道，现在，除非你也表现好一点，不然我没法做我的工作呀。你想盖床毯子吗？”

他对我说：“去拿床毯子给她。在那边架子的底层。”

我把毯子盖到马德莱娜的上半身。她没看我。她的牙齿直打颤。嘴唇紧闭。

“现在呢，朝这里滑下来一点点。”老爸吩咐道，然后对我说：“抓住她的膝盖。分开。轻轻按住她。”

我把手伸到女孩的膝盖上，尽可能轻地把它们分开。老爸的呼吸把匆忙而含糊的评论声填满整个房间。我不得不相当用力地抵住马德莱娜的膝盖，免得它们再猛地合拢。

“老太婆哪去了？”她问。

我说：“她在家呢。她摔了一跤。现在我替她。”

这么说她以前来过。

“她挺狠的。”她说。

她的声音实事求是，几乎是一种低声咆哮，迥异于我从她身体的畏缩想象出的神经质的声音。

“希望我没那么狠啊。”我说。

她没回答。老爸拿起一根有点像毛线针的细竿子。

“现在，最难的一关到啦。”他说。他像是在谈天一样，比我所知的任何时候都要温和。“你越紧张，这就越难。所以还是——放松。好了。放松。好姑娘。好姑娘。”

我试图说点什么，好让她放松或分散注意力。我可以看出老爸在做什么了。在他身边铺白布的桌子上，分散地摆着一系列竿子，全都同样长度，口径由细到粗。这些就是他要用上的，一个接一个地，用来打开、拉伸宫颈。从我的位置，视线被女孩膝盖上盖的单子挡住，没法看到这些器具实际的、深入的运动。但我可以感觉到它们，因为她的身体被一阵阵痛苦之浪所袭，它甚至压过了惊恐的痉挛，实际上反倒让她安静些了。

你从哪来？你在哪里上学？你有工作吗？（我注意到了结婚戒指，不过有可能她们全都戴着这个。）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有兄弟姐妹吗？

她干吗会愿意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呢，哪怕她并不痛苦？

她从齿缝倒抽着冷气，眼睛直瞪着天花板。

“我明白，”我说，“我明白的。”

“已经到了，”我父亲说，“你是个好女孩。安静的好女孩。不会太久了。”

我说：“我打算粉刷这间房间，但是一直没机会。要是你来粉刷，你会选什么颜色？”

“哎哟，”马德莱娜说，“哎哟。”突然受惊地吐出一口气。“哎哟。哎哟。”

“黄色，”我说，“我想用浅黄色。或者用浅绿色？”

这时我们已经用到了最粗的针，马德莱娜把脑袋朝后仰到平平的枕头上，绷紧长脖子，张大嘴巴，嘴唇咧开着，露出了牙齿。

“想想你最喜欢的电影。你最喜欢哪部电影？”

一个护士对我问过这个，就在我抵达难以想象的无休无止的疼痛高峰，相信不可能有解脱，绝无希望的时候。这世上怎么可能还有电影呢？现在我对马德莱娜也问了同样的话，马德莱娜的眼睛冷漠无神地扫过我，就像看着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

我冒险从她的一只膝盖上松开手，碰碰她的手。我吃惊地发现，她飞快地、猛力地攥住它，揉着我的手指。总归有点用处了。

“来点那啥……”她从齿缝中吸气道，“嘶啊……哎哟。”

“好了，”老爸说，“我们快好了。”

诗。

来点什么诗好呢？《奇可瑞多可瑞多克》？

我脑海中浮现出你经常背诵的那首，《流浪者安格斯之歌》。

“‘我走进一片榛树林，只为心中燃着一团火……’”

我不记得接下来是什么了。大脑一片空白。接着，我偏偏想起最后一段。

尽管我已老迈，漫游多年

走过空旷的大地和多山的土地

我一定要找到你在何处

执你之手，吻你的脸……

想象一下吧，我在老爸面前背诗。

她是怎么想的，我无从知道。她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我会害怕死亡，因为我妈就是这样死的，难产。但是，一旦我抵达了那个高峰，我就发现，其实死与生，就像最喜欢什么电影一样，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概念。我撑到了极限，觉得绝无可能撼动仿佛是枚巨蛋，或者一颗失火行星的那东西，它根本不像个婴儿。它卡住了，我也一样，卡在一段永无止境的时空中——我根本没可能挣脱，所有反抗都被击溃。

“现在，我要你帮忙了，”老爸说，“我要你帮把手。取盆来。”

我捧起看到巴里夫人捧过的盆。我举着它，等他用一种有点像精巧的厨房刀具似的东西刮女孩的子宫。（我不是说真是厨房刀具，不过我觉得它看起来挺家常的。）

因为又红又肿，哪怕消瘦的年轻女孩的下体也可能变得肥大多肉。生产之后，产妇病房里，女人们随意地，甚至示威般地躺着，毫不掩饰她们灼痛的切口或撕裂，她们缝了黑线的伤口、受损的膜瓣和臃肿松弛的腰腿。真够壮观的。

现在子宫里扑通扑通地涌出酒色凝结物和血水，里面包含了胎儿。就像麦片盒子里的小玩具，或者爆米花里的小奖品。一个小小的塑料娃娃，像一片指甲般微不足道。我没试着去找它。我抬着头，避开温热血液的味道。

“洗手间，”老爸吩咐，“用那个盖上。”他指的是放在弄脏的竿子边上的一片折叠布。我不想问出：“冲下马桶吗？”所以就姑且这么理解了。我端着盆子走过大厅，走到楼下的抽水马桶，倒下这些东西，冲了两遍马桶，洗干净盆子，带了回来。老爸已经给女孩收拾好了，在交代事项。他擅长这个——做得很麻利。不过他的脸看起来沉重无比，仿佛疲惫得随时会从骨架上挂下。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希望我从头到尾都在这里的，免得他万一瘫倒。B夫人，至少在过去，都是在厨房等着，最后才进去。也许现在她也自始至终陪在他身边了。

要是他瘫倒了，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他拍拍马德莱娜的腿，告诉她应当平躺。

“躺几分钟再起来，”他说，“你有车来接吗？”

“他应该一直在外面等我，”她虚弱而忿恨地说，“他应当哪儿也不去的。”

老爸脱下工作服，走到候诊室窗口看看。

“说得不错，”他说，“就在那儿哪。”他发出一声含义不明的咕哝，问：“洗衣篮在哪里？”大概想起它已经放回他刚才工作的那间通亮的诊室，于是又走回来，丢下工作服，对我说道：“要是你能整理这里，我将不胜感激。”整理意味着消毒、做扫尾工作。

我说可以。

“很好，”他说，“我现在得说再见了。等你休息好了，我女儿会送你出去的。”听到他说“我女儿”而不是我的名字，我有点吃惊。当然我听他这么说过。比如在不得不介绍我的时候。不过还是很意外。

马德莱娜一等他走出门，就把双腿甩下台子。她踉跄了一下，我过去扶她。她说：“不用，不用，只是从桌子上下来太快了。我把裙子放哪了？我可不想这副模样到处走动。”

我从门后取来她的裙子和内裤，她不需要帮助，自己穿上，只是抖个不停。

我说：“你应当休息一会儿。你丈夫会等你的。”

“我丈夫在凯诺拉的林子里干活呢，”她说，“我下周去那里。他弄到个地方，我可以住下。”

“哟，我把外套丢哪儿啦。”她说。

我最喜欢的电影——你知道的，护士问我的时候，我本该想起来的——是《野草莓》。我记得那家破旧的小电影院，我们经常在里面看那些瑞典、日本、印度和意大利电影，我记得它最近从“闹腾系列”电影与马丁和刘易斯的片子又改回来了，不过我记不得放的是哪一部了。你是给未来的牧师们上哲学课的人，所以你最喜欢的电影应当是《第七封印》才对，不过，真是那样吗？我想是部日本电影才对吧，只是我不记得它是讲什么的了。反正我们过去经常从家走到剧院，足足两英里呢，我们一路展开热烈的讨论，聊着人类的爱情和自私，上帝和信仰和绝望。回到我的出租屋，我们不得不住嘴。我们得蹑手蹑脚走上楼梯，进到我的房间。

哎呀呀，你进房间时，总会惊奇欣慰地这么感叹。

上个圣诞节，我带你回这里时，本该无比忐忑的，要不是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争吵的话。带你见老爸时，我本该小心翼翼、唯恐不能保护你才对。

“罗宾？这算是男人的名字吗？”

你说，不错啊，这正是你的名字。

他假装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不过事实上你们相处非常融洽。你们就7世纪不同教派僧侣之间的一场巨大分裂展开讨论，不是吗？僧侣们争斗的主题是他们是否该剃光头。

一根鬈毛头的瘦竹竿，这是他对你的叫法。从他口中说出来，简直就是赞扬了。

我在电话上告诉他，我们到头来不打算结婚了，他说：“哟吓。你难道以为你还能再找到一个吗？”要是我表示抗议，他准会无辜地表明那只是个笑话。它确实是个笑话。我没有再找，不过或许只是因为做此努力的最佳时机尚未到来罢了。

巴里夫人回来了。她离开才不到三周，本该休一个月的。不过，她不得不缩短一天的工作时间。她要花好长时间才能穿好衣服、收拾好她自己的家，所以她很少能在上午十点前赶到（由她侄儿或侄儿的老婆送来）。

“你父亲看起来气色真不好啊。”她一见面就这么跟我说。我想她是对的。

“或许他应当休息一阵。”我说。

“来找他的人太多啦。”她说。

迷你车已经出了修车厂，钱存进了我的银行账户。我该出发啦。但是，我操心起一些愚蠢的念头。我想，要是再有个特殊病人怎么办？B夫人怎么帮他呢？她左手还不能用力，也不可能只用右手端盆子呀。

R，现在是今天啦。今天刚下过第一场大雪。下了一夜，早上，天空清澈湛蓝。没有风，光线亮得惊人。我清早出门散步，踱到松树下。雪穿过松枝直落下来，像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似的，也有点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呢。公路铲过了，我们的小巷也一样，这样老爸可以开车去医院。或者，我也可以随时开车走人喽。

进进出出城镇的汽车驶过，与平时的早上一样。

进门之前，我突然想看看迷你车能否启动，结果能。在副驾驶座上，我看到一个包裹。是一盒两磅重的巧克力，药店有售的那种。我想不出它怎么会在这里——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历史学会的年轻人送的礼物呢。这是个蠢念头。不过还能有谁呢？

我在后门外跺跺脚，抖掉靴子上的雪，提醒自己得放把扫帚在门外。厨房里已经充溢着今天的强烈光线。

我想我知道老爸会说什么。

“出门去思索自然啦？”

他坐在桌边，戴着帽子，穿着大衣。通常这时他应当已经去医院看病人了。

他说：“他们路上铲雪了没？小巷呢？”

我说两个地方都铲干净了。其实他要是朝窗外看看，就会知道小巷已经铲过。我把水壶搁到火上，问他出门前要不要再喝杯咖啡。

“好啊，”他说，“只要路铲过，我可以出门就成啊。”

“今天这鬼天气。”

“你又不用自己铲雪，有啥好抱怨。”

我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摆在桌上，面对窗子和涌入的光线坐下。他坐在桌子另一头，调整了椅子位置，让光线照在背上。我没法看清他的表情，不过他的呼吸像平时一样陪伴着我。

我跟老爸讲起我的事。我其实根本没打算这么做。我本想说我要走来着。结果一张口，话就自己涌出来了，我只能又吃惊又欣慰地听着它们，就像你喝醉时听自己说话一样。

“你从不知道我有过一个孩子，”我说，“7月17号生的。在渥太华。我一直在想，一切真是个嘲讽啊。”

我告诉他孩子立刻就被人收养，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事先要求不要知道的。而且要求不要给我看。

“我待在乔西那里，”我说，“记得我说过的朋友乔西吧。她去英国了，但是那会儿她一个人住她爸妈的房子。她爸妈被派到南非去了。真凑巧。”

我告诉他孩子的父亲是谁。我说了是你，免得他好奇。我还告诉他，既然咱俩已经订婚了，而且是正式订婚，所以我以为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履行结婚手续就行。

可你不这么想。你说我们得去找个医生。一个能给我堕胎的医生。

他没提醒我在这个家里我不可以说这个词。

我告诉他，你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结婚，因为任何会数数的人都会知道我在婚前就怀孕了。我们不能结婚，除非我已经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

否则你会丢掉神学院的饭碗。

他们会打发你到一个委员会面前，他们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干这一行。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教育年轻牧师。你会被判决为本性恶劣。就算假设没这样，你没丢工作，只是遭到谴责，或者就算连谴责也没有，那你也永远不可能升职。你的档案中将有一个污点。甚至哪怕没人对你说什么，人们也会对你有看法，你会受不了。新生会从老生那里听说你的事，关于你的笑话会到处流传。你的同事们会趁机鄙视你。或者会表示理解，那也同样糟糕。你会变成一个悄悄地，或者并非悄悄地遭鄙视的人，变成一个失败者。

怎么会呢，我说。

哦，会的。千万不要低估人类灵魂的卑劣。对我也一样，这意味着毁灭。无所不知的夫人们，老教授的夫人们。她们会让我永生难忘。即便她们对我客气——尤其是她们对我客气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到别处去啊，我说。到某个没人知道这事的地方去。

人们会知道的。总有人会设法传得人尽皆知。

此外，这也意味着你不得不从底层重新开始。你得从一份更低的薪水，一份可怜的薪水开始，那样一来，我们如何养得起一个婴儿呢？

我被上述论点惊住了，它们与我爱的那个人的思维好像截然不同。我们读过的书，我们看过的电影，我们讨论过的话题——我问是否它们对你都毫无意义。你说不是，可这是生活啊。我问，是否你就是无法忍受别人的嘲笑，是否面对一堆教授夫人就会屈服。

你说，不是这样，根本不是的。

我扔掉钻戒，它滚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展开这番争论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我的出租屋附近的街上。那是冬天，和现在一样。是在1月或2月吧。但是战争此后仍旧继续。你吩咐我去向一个朋友打听，这个朋友有个据说堕过胎的朋友。我屈服了。我说我会照做。你甚至都不敢冒险亲自去打听。可我撒谎了。我说医生已经搬走。然后我又承认撒谎。我没法做到，我说。

可是，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吗？绝不是。只因为我相信我是对的，在这些争论中。

我感觉有点不屑啊。看到你爬到停着的车下面摸索的样子，你的大衣裹着臀部，下摆摊开在地上那样子，让我感觉不屑。你在雪地上爬着，寻找戒指，找到了又变得那么欣慰。你准备搂住我，笑话我，你觉得我也会感到欣慰，我们会当场和解。可我对你说，你这辈子一件像样的事都干不了。

伪君子，我说。哭哭啼啼的家伙。哲学教师。

这并非最后结局。因为我们确实和解了。只不过不曾彼此原谅。我们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后来就太迟了，我们发现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家已经付出太多，所以各走各的路了，真是个解脱。是的，当时我确定这对我俩都是解脱，也是一种胜利。

“所以，那不是很讽刺吗？”我告诉老爸，“你想想？”

我听到巴里夫人在门外跺脚，所以匆匆忙忙说完。老爸自始至终僵硬地坐着，我想是因为窘迫，或者是因为深深的厌恶吧。

巴里夫人打开门说：“真该放把扫帚在门外……”旋即惊叫：“你怎么光坐着？你怎么啦？你看不出这人死了吗？”

他没死。实际上他的呼吸声像平时一样噪杂，或者甚至更噪杂。她看到的是他中风了，我要不是因为在讲我的事的时候，一直没看他，否则即便背着光也早该看出这个。他眼睛看不见了，全身瘫痪。他微微朝前倾斜，桌子抵在他结实的圆肚子上。我们试着把他从椅子上拖起，却只能摇动他的身子，让他的头庄严地、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俯在桌上。他脑袋上依然戴着帽子。咖啡杯就在他茫然的双眼前两英寸远，仍旧几乎半满。

我说我们没法对付他。他太重了。我跑向电话，打给医院，让其余医生中开车过来一个人。镇上还没救护车。B夫人没注意我的话，只顾拉扯老爸的衣服，解开纽扣，扯下大衣，一边忙活一边又是咕哝又是抽泣的。我冲到小巷，敞开大门。又跑回来，拿把扫帚放到门外。我冲进屋，抓住B夫人的胳膊说“你不能……”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话，她像怒猫一样瞪我一眼。

一个医生赶来。我和他一道，终于设法把老爸拖进汽车，塞到后座。我进车坐在他旁边，抓住他免得他朝前倒。他的呼吸声前所未有地专横，好像在责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事实是，你现在可以抓住他，把他拖来拖去，任意摆弄他的身体，这实在太古怪啦。

B夫人一看到医生出现，立刻后退，安静下来。她甚至没跟我们出门，目送我们把老爸塞进汽车。

这天下午他去世了。时间是大约五点。我被告知从各方面来说他走得都非常顺利。

巴里夫人进门那会儿，我还有很多别的话想说。我正打算问老爸，如果法律变了怎么办？我打算告诉他，法律可能很快就会更改。或许不会，但也有可能会。那么他就要失业啦。或者至少失去一部分生意。那对他而言区别大吗？

我能指望他如何回答？

说到生意嘛，这关你啥事儿。

或者，我还是能挣钱的嘛。

不，我会说。我不是指的钱。我指的是那种风险。那种秘密。那种力量。

改变法律，改变一个人所做的，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本质？

或者，他是不是会为自己寻找什么别的风险，别的麻烦事儿，别的什么秘密的、被质疑的行为来行善呢？

此外，要是法律变了，其他事也会变化。我想到了你，要是你不用因为娶个怀孕女人而蒙羞，那会怎样？会变得没什么可羞耻的。往后看几年，仅仅几年而已，那就将是件值得庆祝之事了。有孕在身的新娘会戴着花环，被领向祭坛，哪怕在神学院的小教堂里也是如此。

不过，要真是这样了，大有可能又会有些别的事让人羞耻或畏惧，又会有些别的错误需要避免吧。

那我又怎样呢？我是否要永远谋求一种高傲的姿态？一种在道德方面的乐趣，一种优越感，一种立场正确的感觉，能让我因为我的损失而沾沾自喜？

改变人。我们都说希望能做到这个。

改变法律，改变人。可我们又不想所有事情——不要从头到尾都是——都听凭外界指使。我们不想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一切，都被那样调制出来。

我说的这个“我们”，到底指谁呢？

R，老爸的律师说：“这太不寻常了。”我意识到对他而言，这已算是相当强烈、相当到位的表述了。

老爸的账户里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葬礼。正如人们说的，足够用来埋他了。（律师除外——这不是他说话的风格。）不过此外所剩无几。他的储存箱里没股票证券。也没投资记录。空空如也。没有给医院的，或者他的教会的，或者给高中设立奖学金的遗赠。最令人吃惊的是，没钱留给巴里夫人。房子及里面的东西都给了我。而这就是全部。此外我还有那五千美元。

律师挺困惑的，而且很痛苦，这种状况让他忧心忡忡。或许他担心我会怀疑他捣鬼。会试图抹黑他的名誉。他希望知道我的（老爸的）房子里有没有保险箱，或者有什么可以存放一大笔现金的秘密地方。我说没有。他试图提醒我——小心翼翼、七弯八绕地，害得我一开始根本没听明白——老爸或许有什么理由需要隐瞒他的收入。因此，一大笔现金藏在某处并非没有可能。

我告诉他我对钱不是特别在意。

这叫什么话呢？他几乎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或许你可以回家，好好找一找，”他建议，“不要忽略那些明显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饼干桶。或者床下的一个盒子。人们会挑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呢。甚至是那些最理智聪明的人也不例外。”

“或者一个枕套里。”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补充道。

电话里有个女人说想找医生。

“很抱歉，他去世了。”

“斯特拉齐医生。我没有弄错人吧？”

“不错，但是很抱歉，他去世了。”

“有没有哪个——他有没有可能有个副手，我跟他说也行啊？这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没有副手。”

“你能给我别的什么我可以打的电话吗？有没有别的什么医生可以……”

“没有。我没有什么电话可以提供。我不认识任何人。”

“你一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事。这很重要。情况非常特别……”

“很抱歉。”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行。”

“请想想看还有谁吧。要是你想到什么人，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吗？我把号码留给你。”

“这样不好吧。”

“我无所谓。我相信你。反正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所有人都会这样说，但我真的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我女儿，她现在问题很麻烦啊。她精神糟透了。”

“我很遗憾。”

“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样才千方百计弄到你这个电话的，你肯定会想法帮我的。”

“抱歉。”

“求求你了。”

“很抱歉。”

他的最后一个特殊病人就是马德莱娜了。我在葬礼上看到了她。她没去凯诺拉。再不然就是已经回来。我一开始没认出她，她戴一顶黑色宽檐帽，插着一支与帽檐平行的羽毛。想必是借来的帽子——她不大习惯那根老是耷拉到眼前的羽毛。她在教堂大厅的答谢会上，排队上来跟我说话。我对她说了千篇一律的答谢语。

“非常感谢您能光临。”

然后我意识到她对我说了一句多么奇怪的话。

“我猜你一准喜欢吃甜的。”

“或许他没收钱呢，”我对律师说，“或许他有时不收钱。有人会做善事嘛。”

律师现在已经熟悉我的风格了。他说：“没准吧。”

“或者确实是用做善事了，”我说，“他没准做了某件没留下记录的善事。”

律师看着我的眼睛好一会儿。

“做善事。”他说。

“嗯。我还没撬开地窖的地板呢。”我说。他对这个轻浮的玩笑怯生生地报之一笑。

巴里夫人不辞而别。她再也没出现。葬礼在教堂举行，答谢会在教堂大厅举办，所以也没什么要她帮忙的。她没参加葬礼。她家人也一个没来。来的人太多，以至于我都没注意到这个，直到有人对我说：“我没看到巴里家的人嘛，你呢？”

过了几天，我给她打电话，她说：“我没去教堂，因为我得了重感冒。”

我说，我不是为这个打电话的。我说我反正能应付过来，但不知道她有什么打算。

“哦，我想我没必要再回那里了。”

我说她可以来拿点什么，做个纪念。这时我已经知道了钱的事情，我想跟她说我觉得很遗憾。但不知如何开口。

她说：“我落下了点东西。我能出门时会去拿的。”

第二天早上她来了。她要拿走的是拖把、提桶、刷子和洗衣篮。真不敢相信她一心惦记的就是这些。要说她拿走它们是为了做纪念，这更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没准真是的。它们是她用了好几年的东西——她在这房子里度过的所有这么多年，除了睡觉，她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比在她自己家里长多了。

“再拿点什么吧？”我问，“做个纪念？”

她在厨房里四处打量，抿着下嘴唇。她本可以挤出个微笑来回答我的嘛。

“我想这里没什么我能用上的了。”她说。

我已经给她准备好一张支票。只需填上数字。我还没决定五千美元里，应当分给她多少。一千？我一直这么打算来着。现在想想真叫我惭愧。我想我最好增加一倍。

我掏出先前藏在抽屉里的支票。我找了支笔。我写上四千美元。

“这个给你，”我说，“为了所有这些，谢谢！”

她取过支票，瞟了一眼就塞进口袋。我想或许她没看清上面的数字。然后我看到了那涨红的脸，窘迫的红潮，领了人情的尴尬。

她设法用好胳膊搂住所有要带走的东西。我给她开门。我真想听她再说点什么，以至于我差点就先说了：抱歉就这么点钱。

不过，我只是说：“你胳膊还没好吗？”

“再也好不了喽。”她说。她扭开头，好像害怕我又会亲她。她说：“好吧，非常感谢，再见。”

我目送她费力地走到汽车边。我原以为是她侄儿的老婆开车送她来的。

但这不是她侄儿的老婆通常开的车。我一时间觉得，不管胳膊好没好，她或许已经找到了个新雇主。一个新的、有钱的雇主。没准就因为这个，她才表现得慌里慌张，窘迫又粗鲁吧。

不过，钻出车来帮她拿东西的，到底还是那个侄儿的老婆。我挥挥手，可她只顾摆弄拖把和提桶。

“好棒的车啊。”我喊道，我想这个赞美两个女人应该都会喜欢吧。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不过它崭新发亮，又大又好看。是一种闪银的淡紫色。

侄儿的老婆喊道：“嗯哪。”巴里夫人认可地缩着脑袋。

我穿着家居服，冷得打颤，但是出于负疚和困惑，我一直站着挥手，目送车开出视线。

此后我没心思干任何事。我给自己煮了咖啡，坐在厨房里。我把马德莱娜的巧克力从抽屉里取出，尝了两块，不过我再爱吃甜食，也没到能接受人工染色的橙色黄色夹心馅儿的程度。我真希望对她说了谢谢。我想我现在做不到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呀。

我决定出门滑雪。我们的房子后面有一些砾石大坑，我想我跟你说过的。我换上木头做的旧滑雪板，从前的冬天，后门的小路没铲干净，老爸又不得不穿过田野去接生或割盲肠的时候，就是穿它们去的。板子只用几条交叉的皮带绑在脚上。

我朝屋后滑去，到砾石坑边，斜坡已经年复一年长满了草，现在又覆上一层雪。这里有狗脚印、鸟脚印、跳跃的野鼠踩出的淡淡圈子印，却没有人类的痕迹。我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地，一开始挑的比较保险的斜线，后来滑起了更陡峭的坡子。我时不时摔倒，不过在新鲜厚实的雪地上一点儿也不疼，就在一次这么跌下去再爬起的当儿，我突然醍醐灌顶。

我知道钱到哪里去了。

没准做善事了。

好棒的车啊。

再加上那五千美元里的四千。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心起来啦。

我感觉像是看到钱被丢下大桥，或者抛向空中。钱、希望、情书——所有这类东西都可以抛向空中，落下时已经似是而非，变得轻飘飘，毫无牵绊。

我没法想象老爸居然会屈服于勒索这种事。尤其是面对那些并不可信、并不聪明的人。尤其是在全镇似乎都站在他这一边，或者至少是选择保持沉默的时候。

不过，我可以想象的是一种古怪的壮举。没准是为了堵人的嘴，或者就为了表示他不在乎——他早料到他死后律师的震惊，以及我会比以往更竭力想要搞懂他。

不，我觉得他不会盘算这种事。我觉得我可做不到这么深入地揣摩他。我不相信自己能做到。

我一直畏惧着不敢想的是，这有可能是一个爱的举动呢。

那么，真是为了爱喽。绝不要以为这没可能。

我爬出砾石坑，一到地面上，风就扑面袭来。风刮起雪花，覆盖住狗脚印和野鼠精致的环形脚印，以及那条小径，它没准是老爸的滑雪板碾过的最后一样东西。

亲爱的R，罗宾——我最后该对你说什么好呢？

再见吧，祝你好运。

随信寄上爱意。

（要是人们真能那样做——把他们的爱寄走，以便摆脱它，会怎样呢？他们会寄些什么呢？一盒有着火鸡蛋黄颜色夹心的巧克力。一个眼眶挖空的泥娃娃。一堆不再散发芳香，而是快要腐烂的玫瑰。一个血迹斑斑、没人想打开来看的报纸包。）

多保重吧。

记住——现任法国国王是个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