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这个地方叫黑马，不过这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家商店，三栋房子，一座公墓，一间属于一个已经烧毁的教堂的出租马车棚屋。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很热，马路上没有树荫，附近也没有溪流。房子和商店都是红砖房，日晒雨淋的褪了颜色，变成了姜黄。烟囱和窗户旁边，用了随意的白色或者棕色砖来装点。屋子的后头是长满了马利筋草、秋麒麟草以及硕大的紫蓟花的田野。去穆斯科卡湖区以及北边林区的人们会经过这里，他们也许会发觉这葱郁的风景渐渐地稀薄、平淡，逐渐消退的田野间露出岩石磨损的棱角，幽深悦目的榆树林和枫树林被一片稠密却不甚宜人的桦树、白杨、云杉和松树的林子取代——在午后的炎热中，路尽头的尖树变成蓝色，透明，消隐在远方，仿佛一众幽灵。

梅躺在商店后头装满了箱子的房间里。夏天她就在这屋睡觉，楼上实在太热了。黑兹尔睡在前屋的长沙发椅上，听广播听到大半夜；外婆还睡在楼上，狭小的房间里塞满了大家具，挂满旧照片，屋里有一股热烘烘的油布味道，还有老太太的羊毛袜味道。梅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她很少这么早起床。大部分清晨，她都要等到脚下的地板映上阳光，农场主的牛奶车嘎嘎吱吱地经过公路，外婆脚步急快地穿梭在店面和厨房间，把咖啡壶和一锅厚熏肉放在炉子上。经过梅睡觉的旧沙发时（沙发坐垫仍然有一股淡淡的松针和土壤味道），外婆会机械地猛然一抽被单：“快起来，起来。你是不是想睡到晚饭？外头有人加油。”

要是梅不起来，相反却抱紧被单气恼地嘀咕，外婆下次路过时，就会带一勺冷水，浇到外孙女的脚上。梅立刻就跳起来，挡在脸上的长发甩在了背后，睡觉的欲望让她变得愠怒，但还不至于愤怒。她接受外婆的规矩，正如她接受暴风雨，接受胃疼，并且有一种牢固的，基本的确信，认为这种事儿都会过去的。她把胳膊从袖子里抽出来，在睡袍下面穿上所有衣服：她十一岁了，正是又疯又端庄的年龄。这时的她拒绝在屁股上种牛痘。要是穿衣服的时候，黑兹尔或者外婆进屋来，她就会愤怒地大叫大喊，因为她以为她们之所以这么干，不是为了取乐，就是为了取笑她的隐私感。她出门去，给汽车加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彻底醒了，饿了；她吃了四五片夹了果酱、花生酱和培根的吐司三明治。

但是，今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后屋才刚刚亮，光线只够她勉强看清箱子上印的字。她看见海因茨番茄汤，金山谷杏子。她开始自己私密的仪式：把字母分割成三个一组，要是拼出来的和原来的意思一致，那么今天就有好运。她在拼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似乎有人在院子里走动，一种巨大的不安立刻从脚心升起，抓住了她的身体，让她蜷起脚趾，伸开腿，直到碰到了沙发的一头。有一种感觉在她的身体里穿行，仿佛要打喷嚏时大脑里的感觉。她尽量安静地起身，小心翼翼地走过后屋的素地板——那地板踩上去有沙砾感、有弹性，朝厨房粗糙的油毡走过去。她穿了一件黑兹尔的旧棉布睡衣，衣服在她的身后翻滚出柔和的幽幽的线条来。

厨房里空荡荡的。钟在水池上方的架子上机警地滴答着。有个龙头永远都在滴水。碗布折成的一个小垫子，就放在龙头下面。一个熟透了的黄西红柿几乎挡住了钟，前面还摆了一罐外婆的假牙用的牙粉。五点四十。她朝纱门走过去，经过面包箱的时候，一只手自觉地伸进去，拿出两个肉桂面包来。她看都没看就放进了嘴里。面包已经有点干了。

这个时间的后院看起来颇为古怪，潮湿，阴冷：田都是灰的，沿篱笆生着的灌木乱蓬蓬地挂满蛛网，都藏了许多鸟儿；天空苍白，素净，平滑地布着光的罗纹，边缘则是红晕，如同一只贝壳的内侧。她很高兴黑兹尔和外婆没能看见这一切。她们还在睡觉。还没人谈论今天；它的纯净令她惊讶。她有一种微妙的预感，预感到自由和危险，仿佛一道横过天空的晨曦。屋角的木料堆就是她听到的轻微枯燥的咔嗒声传来的地方。

“谁在？”梅咽下一嘴的面包，大声问，“我知道你在那儿。”她说。

外婆用她的围裙包了几根引火的干木条出来了，发出一种私密的莫名其妙的声音，令人恼火。梅看见她过来，没觉得意外，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失望，这失望似乎自当下的一刻薄薄地漫延至她人生的每一处，从过去到未来。对她而言，似乎她去的每个地方，外婆都提前去过了；她发现的任何东西，外婆都已经知道了，要么这发现也许毫无价值。

“我以为有人在院子里。”她辩解说。外婆看看她，就仿佛她是只烟囱，随后径直进了厨房。

“我没想到你起这么早。”梅说，“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外婆没回答。你说什么，她都听见了，但除非她高兴，否则就不回答。她开始生炉子，今天她穿了一条印花裙，蓝色的围裙擦来擦去，肚子附近已经脏了，套了件没扣子、开线、没染颜色的毛线衫。这件毛线衫以前是她丈夫的。脚上是一双帆布鞋。尽管她想让自己整齐利落，可是身上的衣服仍然在晃荡。因为她的身材已经没有哪件衣服能正好了，她扁平而又瘦小，除了那像怀孕四个月的小山一样的肚子，可笑地横在皮包骨头的胸脯下。她的腿疙疙瘩瘩，一点肉都没有。她的胳膊是褐色的，遍布青筋，如同鞭痕一般蜿蜒曲折。相对身体而言，她的脑袋显得硕大，而且还把头发紧紧地盘在头顶。她看上去仿佛一个营养不良，颇有敌意的聪明婴儿。

“你回去睡觉。”她对梅说。梅反而走到厨房的镜子前开始梳头，用手指卷发梢，看能不能变成向里卷的齐肩发。她记得今天尤妮·帕克的表姐要来。要是外婆不会发现的话，她就要去拿黑兹尔的发卷做头发。

外婆把前屋的门关了，黑兹尔在里面睡觉。她倒空了咖啡壶，添了水和新鲜咖啡，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闻了闻，确定还没有坏掉，然后用调羹把两只蚂蚁从糖碗里舀了出来。她用自己的小卷烟机卷了一根香烟，坐在桌子前看昨天的报纸。咖啡还没有煮好，她是不打算再和梅说话了。她调好了火炉的风门，现在，房间几乎和白天一般亮了。

“要是想喝的话，自己倒一杯。”她说。

一般外婆会说梅太小了，不适合喝咖啡。梅给自己选了一个漂亮的杯子，杯子上印的是绿色的小鸟。外婆什么也没说。她们坐在桌前喝咖啡。梅穿着她长长的睡衣，觉得自己享受了恩典，感到局促。外婆环视厨房，看着污迹斑斑的墙和日历，仿佛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的表情狡猾而心不在焉。

梅闲谈一般地说：“尤妮·帕克的表姐今天来，叫希瑟·苏·默里。”

外婆根本就没留心。她随即问：“你知道我多老了？”

梅回答说：“不知道。”

“好吧，猜猜。”

梅想了想，说：“七十？”

外婆好久都没有说话，梅以为这大概是她们对话的又一个死胡同。她主动提供信息：“希瑟·苏·默里是高地的舞蹈演员，她从三岁就在那里表演了。她也参加各种各样的舞蹈比赛。”

“七十八。”外婆回答道。“没人知道，我也没告诉过别人。没有出生证明。没领过养老金。也从没领过救济金，”她想了一会儿，“也没住过医院。我银行里有足够的钱给自己下葬。墓石这种事儿，都是慈善捐助，或者亲戚们坏掉的良心搞出来的。”

“你想要墓石干什么？”梅闷闷不乐地回答，手指在拉油布上的一个洞。她不喜欢这样的对话。这让她想起三年前，外婆对她耍了一个恶毒的花招。她从学校回来，发现外婆躺在后屋的沙发上，就是现在她睡觉的沙发。外婆躺在那儿，双手垂在两边，脸色如同凝固的牛奶，眼睛闭着，一脸纯粹的、打不破的漠然。梅先试着说了声“喂”，然后叫“外婆”，多少还是平常语气，外婆一贯生机勃勃而焦躁的脸上的肌肉都没动一下。梅再叫她，声音越来越恭敬，“外婆”。她弯下腰都没听到最轻微的呼吸声，她伸出手想碰碰外婆的脸颊，却因为她冰冷、衰老、深凹的双颊上某种细微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停了下来。接下来，她开始哭，焦虑而短促，就像一个人在没人能听到的地方哭。她不敢再叫外婆的名字，不敢碰她，同时却也不敢将视线挪开。但是，外婆睁开了眼睛，没抬胳膊，也没抬头，她看着梅，一脸假装的令人愤慨的无辜，眼神里闪过一丝古怪的胜利的火花。“这里不能躺吗？”她说，“你这么胆小，羞不羞啊。”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要。”外婆回答说。梅试着把一只肩膀从睡衣宽松的领口耸出来，外婆冷冷地说：“去穿衣服。除非你觉得自己是哪位埃及王后。”

“什么？”梅看着自己的肩头，把人晒脱皮的太阳弄出来的斑点看起来真刺眼。

“哦，哪位埃及王后，我听说埃及王后要去参加金凯德交易会。”

梅回到厨房的时候，外婆还是在喝咖啡，饶有兴致地看城市版的广告，似乎她今天不开店，也不做早饭，一天什么事儿也不干似的。黑兹尔也起来了，正在烫她工作穿的裙子。她在金凯德的一家商店工作，离这里有三十英里远，所以每天都要早起。她试图说服她妈妈把商店卖掉，到金凯德去生活，那儿有两家电影院，很多商店和饭馆，还有一家皇家舞厅。但老太太死活就是不松口。她跟黑兹尔说，去吧，你爱住哪里就住哪里去。不过，大约总有某些理由，黑兹尔没有真去。她今年三十三岁，是个萎靡不振的姑娘，头发漂了白，长了一张机警的长脸，歪着脸，带着怨恨，因为有点斜视，就更明显了，一只眼睛任性地斜到一边。她有一只箱子，放满了绣花枕套、浴巾、银餐具。她买了一套碟子，一套铜底锅，都放在箱子里。而她和梅，还有老太太，三人一起继续用缺口的碟子吃饭，她们用的锅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放在炉子上都东摇西晃。

“黑兹尔结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只差一样。”老太太这么说。

黑兹尔开车跨过整个乡间，和那些也在金凯德工作或者教书的姑娘们一起去跳舞。星期天早上，她起床的时候总是略带宿醉，就着咖啡吃阿司匹林，穿上她的印花丝裙开车去公路那头的唱诗班。她妈妈嘴上一边说她根本没信仰，一边打开商店的门，卖给旅客们汽油和冰激凌。

黑兹尔打着哈欠把烫衣板挂了起来，温柔地揉搓她模糊的脸。老太太大声地读：“高大勤劳男子，三十五岁，欲求生活习惯良好，不吸烟不喝酒热爱家庭生活的女性为友。非诚勿扰。”

“哦，妈妈呀。”黑兹尔说。

“什么叫非诚勿扰？”梅问。

“正值壮年的男性，”老太太不留情面地继续读，“觅无负担的健康女性为友，来信请附照片。”

“够了，妈妈。”黑兹尔说。

“什么叫负担？”梅又问。

“要是我结婚了，你怎么办？”黑兹尔阴森森地说，表情倒有一丝满足，叫人气恼。

“想结婚，你随时。”

“我有你和梅。”

“哦，继续吧。”

“好吧，我会的。”

“嗯，去吧。”老太太反感地说，“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我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她还想说许多话，这种演讲确是她阐述此生的标志，但是，当她兴冲冲地回想起那个画面以后——它就像孩子的蜡笔画一样鲜亮质朴，呈现出如此奇妙的失真感，她闭上眼睛，仿佛困扰于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困扰于一种对一切是否存在过的合理的质疑。她用汤勺敲打桌子，对黑兹尔说：“哎，你肯定没有做过我昨天晚上这种梦。”

“我反正不做梦。”黑兹尔回答说。

老太太坐在那儿，敲着她的汤勺，眼神空洞地望着炉子前头。

“我梦见我在一条马路上走，”她说，“走着走着，路过西蒙家门口，我觉得有云彩遮住了太阳，感觉冷了，好像是。所以我抬头看，看见一只大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鸟儿，跟这个炉子一样黑。它就在我的头顶上，在我和太阳中间。你梦见过这种事儿吗？”

“我什么梦也没做过。”黑兹尔语气骄傲地说。

“记得我起红疹子睡在前屋的时候做过的噩梦吧？”梅说，“你记得那个噩梦吗？”

“我谈的可不是什么噩梦。”老太太说。

“我觉得，屋里有人走来走去，戴着花帽子。走得越来越快，帽子都混在一起了。除了花帽子，他们的其他地方都看不见。”

外婆伸出舌头，舔掉粘在嘴唇上的烟末，起身掀开炉盖，往火里吐了一口痰。“我还是告诉谷仓的墙算了。”她说，“梅，往火里添几根柴禾，我来煎几块咸肉。今天不能让炉子一直烧了，我可受不了。”

“今天要比昨天热。”黑兹尔镇定地回答，“我和洛伊丝商量好了，今天不穿袜子。皮布尔先生要是敢说一个字，我们就要说，你以为他们雇你来干什么，难道就是叫你走来走去，看我们的大腿？他会尴尬的。”她漂白的头发缩进了上衣里，发出了一声寂寥的咯咯笑声，仿佛钟意外地响了一下，然后戛然而止。

“哼。”老太太回答说。

下午，梅、尤妮·帕克，希瑟·苏·默里，一起坐在小店前的台阶上。中午时分，云层就把太阳挡住了，但这会儿，天气似乎反倒更热了。听不到蟋蟀的叫声，也听不到鸟的啾鸣，不过，有一点微弱的风。燥热的、滞缓的风从乡间的草丛吹来。因为是星期六，难得有人来店里买东西，汽车经过小店，都往市里的方向开去。

希瑟·苏说：“你们这些小孩儿有没有免费搭过车？”

“没有。”梅回答。

尤妮·帕克两年来一直是梅最好的朋友。尤妮说：“哦，梅家里人不会让她去免费搭车的。你不知道她外婆，她什么也不让。”

梅在泥地上拖着脚慢慢地走，用脚后跟踩平一座蚁丘，说：“你也不行。”

“我可以，”尤妮回答，“我想干什么都行。”希瑟·苏瞅着她们，目光颇为苦恼：“好吧，你们这会儿想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小孩想干什么？”

她的头发贴着脑袋剪得短短的，黑色，拳曲，粗糙。她涂了苹果味口红，看起来好像腿毛也刮过了。

“我们去公墓。”梅闷闷地回答。她们就是这样的。她和尤妮几乎每天下午都坐在公墓里，因为那里有一个阴凉的角落，没有别的小孩子打扰她们，她们可以大胆讲话，不会被听到。

“你们要去哪儿？”希瑟·苏强调地又问。尤妮皱着眉头看着她们脚下的土地：“哦，不去，我讨厌那个笨蛋公墓。”有时候，她和梅会花一下午的时间看墓碑，找她们感兴趣的名字，给这些埋在地下的人编故事。

“天，别让我起鸡皮疙瘩。”希瑟·苏说，“真是热得可怕，对不？要是在家，我估计我会和女朋友一起去游泳。”

“我们可以去三号桥游泳。”尤妮回答。

“在哪儿？”

“沿着这条路下去，不算远，半英里。”

“这么热的天走过去？”希瑟·苏问。

尤妮说：“我骑自行车带你。”她对梅的语气里洋溢着分外的快乐和热情。“你骑你的自行车，一起去吧。”

梅想了一下，走上台阶进了小店。店里白天总是阴沉沉的，也非常热，墙上挂了一座大木头钟，还有几个装满小甜饼碎屑、软橘子和洋葱的筐子。她走到后头，外婆坐在冰激凌制冷柜旁边的凳子上，制冷柜的上头是巨大的发酵粉招牌，贴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属薄片，看上去像圣诞卡似的。

梅问：“我和尤妮、希瑟一起去游泳，行吗？”

“你去哪里游泳？”外婆不露倾向的语气。她明明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三号桥。”

尤妮和希瑟进屋来了，站在门边。希瑟·苏朝着老太太的方向露出礼貌而圆滑的笑容。

“不行，不能去。”

“水不深。”梅说。

老太太神秘地咕哝着什么。她坐在那儿，弯着腰，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大拇指抵住下巴。她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

“为什么不能去？”梅顽固地问。

外婆没有回答。尤妮和希瑟·苏站在门边看着。

“为什么不能去？”她又问，“外婆，为什么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男孩们都会去。我以前就说过，你得长大才能去。”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脸上的线条是那么难看，仿佛在掩饰某种满足；这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梅，直到看得梅因为愤怒和羞耻脸色通红。她自己脸上则显出颇有兴趣的神情。“让其他人追在男孩后头跑吧，看看她们能得到什么。”她从没有看一眼尤妮和希瑟·苏，但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们转身出了小店。梅听到她们跑过了油泵，暴发出一阵狂野的几乎不顾一切的笑声。老太太仿佛没听到似的。

梅没有说话。她正在黑暗中探究辛酸的一种全新程度。她觉得外婆也不相信她自己的理由，但她并不在乎，只是把这些理由从包里亮出来，恶毒地挥来舞去，想看看能造成什么破坏而已。外婆说：“希瑟小姐，是叫这个名字吧，我早上看见她从巴士上下来的。”

梅穿过后屋、厨房，出了小店，到了后院。她在水泵边坐了下来。从水泵的喷水口接下来的旧木头水槽已经发霉变绿了，通向干草丛里一片冰冷的泥浆地。她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看见一只大癞蛤蟆，相当老，相当累，她觉得。癞蛤蟆在草丛里啪啪地跳来跳去，她用双手堵住它的路。

她听到纱门关上的声音；她没有回头看。她看见外婆的鞋子，外婆那神奇的脚踝穿过草地，向她走过来。她一只手抓住癞蛤蟆，另一只手捡起一根小树枝，开始一下下戳它的肚子。

“住手。”外婆说。梅扔掉树枝。“把那可怜的家伙放开。”外婆又说。她非常缓慢地松开手指。空气沉闷的下午时光，她能闻到外婆身上独有的气味。外婆居高临下地站在她面前。这种气味，像老去的、发软的苹果皮的味道，甜腻腻的，腐烂的，渗透了更为日常、更为强烈的肥皂气味，烫过的棉布衫味道和烟草味道，她随身总是带着烟叶。

“我打赌，你不知道，”外婆大声说，“你肯定不知道，在店里的时候我有了什么念头。”梅没有回答，而是低下头，兴致盎然地开始拨弄腿上的伤疤。

“我想，我可以卖掉商店。”外婆语调一点没变，大声地继续说下去，仿佛在和一个聋子说话，或者在和上天说话。她看着远处高高低低的松蓝色地平线，以一个老太太特有的姿势把围裙抓在手里，说：“你和我坐火车去看刘易斯。”刘易斯是她的儿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她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他了。

这下，梅只能抬起头来，看看外婆是不是在开玩笑。老太太总是说，游客都是傻瓜，总以为别的地方好，其实最好还是待在自己家里。

“我们一起到海滨旅游。”外婆说，“不会花很多钱的。我们晚上也可以坐着。路上带点吃的。你最好自己收拾想吃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你太老了。”梅残忍地回答说，“你都七十八了。”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有的是千里迢迢赶回家乡的，到处都是。你可以看报纸。”

“你可能会发心脏病。”梅回答道。

老太太说：“那可以把我装在装莴苣、西红柿的车里，冰冻起来用船送回家。”这时候，梅似乎看见了海滨，看见了漫长的沙滩曲线，仿佛湖滩，只是更长、更亮一些。海滨，这个词，让她心底生出了一种清凉和欣喜之感。但是，她不相信这些感觉。她不明白，外婆什么时候答应过她什么好事儿呢？

一个男人站在店门口喝柠檬酸橙汁。这是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因为炎热，肥胖的脸闪着光。老太太把她的凳子挪到了前面的柜台那儿，坐在那里和他说话。梅背对他们，从前门望出去。云层阴暗，整个世界充斥的是衰老的、风尘仆仆的、一点也不宜人的光线，仿佛不仅来自天空，也来自单调的砖墙、白色的路面、瑟瑟作响的灰色树叶、闷热的风中啪啪晃动的金属广告牌。从外婆跟着她到后院开始，她仿佛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在裂开；是的，她在这个世界上看见了新的光明。她感觉自己的身上有种东西，也许是力量，似乎她自己的敌意中有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尚未开发的新力量。她想把这种力量保留一段时间，让它如同她手心里的一枚冰冷的硬币那样翻转。

“你是和哪个旅行公司来的？”她外婆问。男人回答说：“瑞格公司。”

“周末他们让员工回家吗？”

“我现在不是出差。”男人说，“至少可以说，我不是替瑞格公司出差。可以这么说，我是为自己的事儿旅行。”

“哦，是这样。”老太太的语气分明透出一种不管别人闲事的态度，“你看看这天气，就要下雨了吗？”

“可能吧。”男人说着，喝了一大口柠檬酸橙汁，把瓶子放了下来，用手帕把嘴擦干净。他是那类无论如何都要说点私事儿的人；实际上，他就没别的事儿可说。“我要去看个熟人，他在他的度假屋。”他说，“他严重失眠，这七年来，没有一天能好好睡觉。”

“嗯。”老太太回答。

“我去看看我能不能帮他治好。失眠症，我有过成功的几例。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已经很好了。”

“你还是医生？”

“不是，我不是。”小个子男人愉快地回答，“我是个催眠师。业余的。我只认为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

老太太一句话没说，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这种注视没有让他感到不快，他在店前走来走去，把东西捡起来，用自我满足的活泼表情看着这些东西：“我肯定，你这辈子没人告诉你自己是个催眠师。”他以玩笑的语气对老太太说：“我和别人长得没什么不一样，是吧？我看上去很驯良的。”

“我不相信这种事儿的。”她回答。

他只是笑。“你说不相信，什么意思呢？”

“什么迷信我都不信。”

“女士，这不是迷信，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我知道是什么。”

“嗯，很多人观点都和你一样，不信的人多得惊人啊。可能你没看过两年前发表在《文摘》上的文章吧，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我要是带在身上就好了。”他说，“我知道，我治好了一个人的酒瘾，我治好了长各种各样的疥疮和皮疹的人，还治好了他们的坏习惯。神经质。我不是说我一定能治好所有人神经质的坏习惯，不过有些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我感激不尽呢。感激不尽啊。”

老太太双手按在头上，没有吭声。

“怎么了，老太太，你是不是不舒服？头疼吗？”

“我很好。”

“你怎么给这些人治病？”梅大胆地问。尽管外婆总是告诉她：别让我抓住你在店里和陌生人说话。

小个子男人殷勤地转身说：“年轻的女士，我催眠他们。我用的是催眠术。你是不是想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催眠术？”

梅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脸刷地就红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见外婆盯着她看。老太太抬起头，看着梅，仿佛就算全世界都着了火，她都不会管，甚至连着火这个事实都不会和他们说一声。

“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外婆说。

“哦，很简单。”男人是直接对梅说的，声音异常轻柔，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更适合孩子，“就是你让人家睡觉，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睡着。明白吗，小甜心？你和他们说话，听——听着，你可以深深地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现那些就连他们醒着的时候也许都不再记得的事儿，发现他们隐藏的焦虑、恐惧，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东西。是不是很神奇？”

“我不会让你对我这么干的。”老太太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没法对我这么干。”

“我打赌，他做得到。”梅说。她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嘴一下就合不拢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一次又一次，她眼睁睁地看着外婆和外面的世界对抗，并不是出于骄傲，更多是因为一种坚定的、基本的信念，她相信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就是会赢。这是第一次她好像看到外婆有输的可能。她在外婆的脸上而不是在小个子男人的脸上看见的。她觉得这个男人必定是个疯子，她已经想笑了。这种想法让她惊慌不已，让她有一种烦人却无力抵抗的兴奋。

“嗯，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男人仿佛开玩笑似的回答。他看着梅。老太太下定了决心，轻蔑地说：“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她把胳膊肘压在柜台上，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仿佛要把什么压进脑袋里：“请珍惜自己的时间去吧。”

“你应该躺下来，好好放松一下。”

“坐着……”有一会儿，她似乎喘不上气似的，“我坐着就够了。”

男人从她们店里的一堆摆件里拿下来一个开瓶器，然后走到柜台前面，站住了，不急不忙的样子，当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自然，但是又有稍许变化，变得和缓而冷静。“我知道你反对，我也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你害怕。”老太太发出抗议，也许是警告的声音，他轻轻地举起手。“你害怕。”他说，“我想给你看，我打算让你看见，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值得害怕，没有。我只是想让你的眼睛盯住我手上这块发光的金属。对了，就这样，盯着我手上发光的金属。看着它。别想，别怕，告诉你自己，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梅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她靠在搁了软饮料的冰箱上。她想笑，忍不住要笑出来。她看着这个男人多少有点邋遢的后脑勺，还有他圆溜溜的、抽搐的、白晃晃的肩头。不过，她没有笑，她还要等着看外婆的反应。要是外婆认输了，那么无异于地震或者洪水的骚乱，会动摇她生活的基础，赋予她极大的自由。老太太眼睛眨也不眨，驯服地、直勾勾地盯着男人手中的开瓶器。

“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他说，“你是不是看见了，你看见了吗？”他俯下身体看她的脸，“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看见……”老太太的脸上，硕大的、冷淡的眼睛，以及坚硬的、粗暴的表情，和他自己的差不多。他停下，往后缩。

“咳，怎么回事儿？”他问道。不再是催眠的腔调，而是正常声音。实际上，比正常的声音还要尖利，梅一下就惊得跳了起来。“怎么回事儿？女士，来来，醒醒。醒醒啊！”他说着，扶住她的肩摇晃。老太太的脸上还有无法克制的讥诮，她扑倒在柜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几包面巾纸散落下来，泡泡糖和蛋糕上的装饰品全掉在了地上。男人手中的开瓶器也掉了下来，他惊恐地看了梅一眼，喊道：“不关我的事儿！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他跑出小店，冲向自己的车。梅听到他发动了汽车，她跟在后头跑出去，仿佛想叫“救命”，或者是“停停”。但她什么也没有叫出口，她站在汽油泵前的尘埃中，张大了嘴。反正他也不会听见她的声音了。他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拼命地摇，表示什么他都不会同意的。车子咆哮地向北开走了。

梅站在店外，公路上没有别的车，一辆也没有。黑马空荡荡的。刚才天上下起小雨，雨点一滴滴地打在她身上，溅在地上。终于，她往回走了，坐在小店的台阶上。这里也挡不住雨，不过天气热，她不在乎。她盘起腿，坐在那儿看着公路。现在，她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平坦、静默，可以接近的世界。她坐在那儿，等着，等她不能再等下去的时候到来，到那时，她会再站起来，走进小店。这会儿，因为下雨，店里比平时更暗了。她的外婆，横扑在柜台上，死了。而且，她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