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是养狐狸的。就是说，他在围栏里，养殖银狐。秋冬时分，狐狸的皮毛是最好的，他把它们杀了，剥了皮，卖给哈德逊海湾公司，或者蒙特利尔皮毛交易商。这些公司送给我们的英雄挂历，厨房的门上一边挂了一个。寒冷的蓝色天空，黑色的松林，变幻莫测的北方河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头顶羽毛的冒险家插上英格兰国旗，或者法兰西国旗，健壮的野蛮人弯着腰做搬运的苦力。

圣诞节前几个礼拜，爸爸晚饭以后都要在地下室工作。地下室的墙刷成白色，照明用的是工作台上一百瓦的灯泡。我和弟弟莱尔德坐在最高的台阶上，看着。爸爸把狐狸皮剥下来，把里面翻成外面，要是忽略沉甸甸的毛的骄人重量，那么仅仅是皮的话，看起来分外小，分外简陋，倒更像老鼠。光溜溜的身体都被放进一个大口袋，扔进垃圾堆。有一回，爸爸雇来的帮工，叫亨利·贝利的家伙，挥起口袋朝我扔过来，嘴里说着：“圣诞礼物！”我妈妈觉得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实际上，她厌恶整个剥皮的过程——杀掉，剥皮，皮毛的预处理。她希望不要在家里做这种事儿，屋里会有味道。把反过来的狐狸皮铺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爸爸开始小心翼翼地刮，清除血管上凝结的细小血纹，脂肪泡，血的气味，以及动物脂肪。狐狸身上强烈的原始味儿弥漫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镇定的季节性的味道，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

亨利·贝利的支气管有毛病，他会不停地咳嗽，咳嗽，一直咳到瘦长的脸变得猩红，带着嘲弄的淡蓝色眼睛充满泪水。然后，他便去把炉子的盖子掀开，退后几步站好，喷出大团的浓痰来——嗖——直接扑进火焰中心。我们对这种表演赞不绝口，还会赞美他能随心所欲地让肚子咕咕叫，还有他的笑声充满了尖锐的哨音，以及潺潺的水声，把他胸腔内一切系统故障都囊括其中。有时候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大半可能就是在取笑我们。

上床以后，我们仍然能闻到狐狸的味道，听到亨利的笑声，不过，这一切提醒我们璀璨的、温暖的、安全的世界似乎失去了，渐渐消沉下来，在楼上陈腐的冷空气中飘浮。我们惧怕冬天的夜晚。我们不害怕屋外，尽管冬天是这样的时节，风吹成的雪堆绕着我们的房子，像入睡后的鲸鱼；而来自深埋的田野和结冰的沼泽地的狂风，整夜袭扰我们，仿佛一群凶险而又不幸的老怪物在大合唱。我们害怕的是屋里，我们睡觉的房间。那时候，房子的楼上还没有修好。砖筑的烟囱在一面墙上砌了起来，地板中间是一个方形洞口，旁边一圈木头栏杆，这里是修楼梯的地方。楼梯井的另一边，则是谁也不会再用的东西，一卷竖放的军用油毡，一辆柳条编的婴儿车，一个放蕨类植物的篮子，有了裂缝的陶瓷罐和陶瓷盆子，一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画，看起来十分悲惨。莱尔德刚刚能听懂这种故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住在那里的，都是蝙蝠和骷髅；一旦有人从二十英里外的乡下监狱里跑出来，我就想象他不知怎么从我家窗户进来了，就藏在油毡后头。不过，我们自有保证安全的办法。灯亮的时候，只要不越过那块被当成卧室分界线的磨坏了的地毯，我们就是安全的；灯熄灭的时候，除了床以外，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不得不跪在床头，用尽全力伸手够灯绳，关上灯。

黑暗中，我们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我们狭小的救生筏上，唱着歌儿，凝视着楼梯井透出来的微光。莱尔德唱《铃儿响叮当》，他随时随地都在唱这首歌，也不管是不是圣诞节。我唱的是《男孩丹尼》。我喜欢自己的声音，轻柔、恳切，从夜色中缓缓地升起。这会儿，我们能分辨出结霜的窗户的高大形状了，阴森、惨淡。每当我唱到“当我死去，就这么死去……”，便不自主地浑身战栗，不是因为冰冷的床单，而是因为一阵舒坦的情绪几乎要让我沉默下来，“你将会跪下，祈求，天上的福哉马利亚……”什么是福哉马利亚？每天我都忘记去查查。

莱尔德唱着唱着就睡着了。我能听到他漫长的、心满意足的轻快呼吸。提醒我了，这是我最完美的私人时间，也许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我紧紧地用被子裹住自己，继续给自己讲故事，讲我夜复一夜给自己讲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我长大后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仿佛发生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一个为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提供机会的世界，而我生活的真实世界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爆炸的楼房里救人（真正的战争离我们的朱比利如此遥远，这个现实着实让我沮丧）。我射杀了两只狂暴的狼，在它们试图威胁校园安全的时候（老师们恐慌地躲在我的背后）。我神采奕奕地骑着一匹好马，走在朱比利的大街上，答谢小镇居民对我的感激之情，大概是因为某种我还没想出来的英雄事迹（小镇上，没有人骑马的，除了橘子节游行的时候，金比利骑过马）。在我的故事里，却总是骑马、射击，尽管我实际上只上过马背两次，而且还没有马鞍，因为我们家没有马鞍。而第二次我直接滑了下来，掉在了马蹄下，马平静地从我身上跨了过去。我千真万确学过射击，只是什么都没有打中过而已，就连篱笆上搁着的罐头盒也没打中。

狐狸活着的时候，住在爸爸为它们筑造的空间里，被一排高高的护栏围住，像一座中世纪的小镇，大门到了夜晚便上锁。这座小镇的街道两边，是大块大块坚固的畜栏。每一座都有一扇真正的门，人能进出。顺着金属线用木板搭了一道斜坡，让狐狸们跑来跑去。还有窝，一个留着气孔的布箱子，这就是它们睡觉、过冬、生宝宝的地方。吃饭喝水的盆子都拴在金属线上，从外头就可以方便地倒空、清理盆子。盆子都是用旧罐头盒做的，斜坡和窝则是旧木材的零头废料做的。一切都设计精巧，井井有条；我爸爸是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书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他在独轮车上装了一个锡桶，用来给畜栏带水。夏天的时候，狐狸每天要喝两次水，这事儿由我负责。早晨九到十点，另一回则是晚饭后，我用水泵把桶里装满，经过谷仓把车推到畜栏去，在那儿我停下车，把喷壶倒满，沿着街道走。莱尔德也会来，拿着他的小乳酪盒，还有绿色的园艺罐，罐里盛得太满，一碰到腿，水就洒在了他的帆布鞋上。我拿的是真正的喷壶，是我爸爸的，虽然我拿着它，只能装到四分之三满。

所有的狐狸都有名字，名字都刻在一块锡板上，挂在它们门口。它们的名字不是出生时取的，而是第一年被剥皮后幸存下来，放进繁殖群以后取。爸爸取的名字，就叫王子、鲍勃、沃利、贝蒂。我取的名字，都是星星、土耳其人，或者莫琳、戴安娜。莱尔德取了一个名字叫莫德，是他小时候爸爸雇过的一个姑娘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哈罗德，是他学校同学的名字，另外一个叫墨西哥的，他没说为什么。

取名字并没有让它们变成宠物，或者类似宠物的情况。除了爸爸以外，没有人进过畜栏，而他两次因为被咬血液中毒。当我给它们送水的时候，它们在畜栏里自己走出来的小径上来回奔跑，偶尔吠叫——它们把叫声都留给了夜晚，那时候它们有可能集体发了狂。但它们总看着我，眼神热烈，成了它们尖尖的、恶毒的脸上清澈的金光。它们长得很漂亮，有优雅的四肢，贵族式沉甸甸的尾巴。后背亮丽的毛皮上散落着暗色的斑点，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叫银狐的缘故。不过，它们最漂亮的还是脸，异常尖锐，散发出来的是全然的敌意。还有它们金色的眼睛。

除了送水，除草的时候，我也要帮爸爸。畜栏中间长出来各种藜属植物，还有花儿已经盛开的钱麝香。爸爸用长柄镰刀砍，我则用耙子把杂草堆起来，然后他拿干草叉把刚砍下来的草都扔到畜栏顶部，给狐狸降温，给它们的毛皮遮阴，因为如果日晒过度，毛的颜色会变成深棕色。除了我们手上的活儿以外，爸爸不和我聊其他的。在这点上，他和妈妈全然不同，妈妈只要高兴，什么事儿都告诉我，比如她小时候狗的名字，她长大一点后，和她约会的男孩名字，当时她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以及她现在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了。而爸爸，他的想法和故事都是私密的，我在他面前很羞涩，永远不会问他什么问题。然而，我会欣欣然在他眼皮底下干活，感觉颇为自豪。有一次，一个饲料推销员到畜栏里和他说话，我爸爸说：“我想让你见见我新雇的帮手。”我转过脸，拼命地耙草，激动得脸都红了。

“耍我。”推销员说，“只是个小姑娘罢了。”

草砍掉以后，似乎突然就到了下半年。清晨，我走在残梗上，便注意到了秋天那变红的天空以及渐近的静默。我推着车子走出大门，挂好了锁，天便要黑了。某晚正是这个时候，我看见爸爸妈妈在说话，他们站在一小块高耸的地上，我们称为跳板的地方，就在谷仓前头。爸爸刚从屠杀房里回来，还戴着他那块血迹斑斑的、硬邦邦的围裙，手里拎了一桶剁开的肉。

在谷仓前看见妈妈，是件奇怪事儿。她不经常从家里出来，除非是要干活，比如，出来晾洗好的衣服，或者到花园去挖土豆。她在四处打量这个地方。她粗笨的腿光溜溜的，从来没有被太阳晒黑过，围裙还挂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洗晚饭的碟子，肚子那儿湿淋淋的。她用一块手帕扎住的头发掉出来好几缕。早上她总是这样扎头发，说她没有时间好好梳头，于是整天其实都这样扎着。不过，她说的也是真话；她的确没有时间。最近这些天，我们家后廊上堆的都是篮子，从镇里买回来的桃子、梨、葡萄，自家种的洋葱、西红柿、黄瓜，都等着要做成果冻、果酱、蜜饯，或者腌成咸菜、辣酱。厨房的炉子里终日点着火，瓶子在滚开的水里叮当作响。有时候两把椅子之间搭一根杆子，挂一个棉布包，用来挤压黑蓝的葡萄果浆做果冻。我也被分派了任务，坐在桌子边，剥掉浸泡在热水里的桃子的皮，或者切洋葱，切得我眼睛生疼，泪水直流。活儿一做完，我就跑出家门，试图在我妈妈想起来再叫我干什么以前，就跑出我耳力所及的范围。我讨厌夏天闷热黑暗的厨房，讨厌绿色的百叶窗和捕蝇纸，讨厌破旧的油布桌，讨厌摇摇晃晃的镜子和崎岖不平的油毯。妈妈太累了，没有精力和我说话，没有心情谈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汗水在她的脸上流淌，她心里永远在数数，指着那些瓶瓶罐罐，要倒几杯糖。对我而言，家里的活儿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疲惫不堪，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

我推着小车走到谷仓，车子就是放在这里的。我听到妈妈说：“等莱尔德大一点，你就有真正的帮手了。”

爸爸说什么，我没听见。他站在那儿听的模样，让我感觉愉快。他的样子，就像对推销员，或者任意的陌生人那样，有礼貌，但是明显感觉他想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想妈妈来这里其实没什么事儿，我想让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她为什么要提莱尔德？他谁也帮不了。现在，他到哪里去了？荡秋千把自己荡恶心了，绕着圈走来走去；或者在抓毛毛虫。但凡我的活儿没干完，他是从来不会和我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就可以让她多干屋里的活儿了。”我听到妈妈说。她提起我的语气，有一种疲倦的平静和惋惜，总是让我心神不宁。“我刚一转身，她就跑了。我感觉就像家里没有女儿一样。”

我进了谷仓，坐在饲料袋上，想等这场谈话结束再出去。我觉得，不应当信任妈妈了。她比爸爸亲切，容易受骗，但你根本不可能依靠她，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真正的理由是从来不会说出来的。她爱我。为了给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我想要的一件样式复杂的衣服，她晚上睡得很晚。但是，她同样也是我的敌人。她永远在密谋，她现在就在密谋，让我更多地待在屋里，而不是给爸爸干活儿，尽管她知道我讨厌待在屋里（恰恰是因为她知道我讨厌待在屋里）。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任性，试一试她的权力罢了。而我没有想过，她可能是孤独，或者嫉妒。我以为成年人都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实在太幸福了。我坐在那儿，用脚后跟敲打饲料袋，扬起了一层灰土。直到她走，我都没有出去。

至少，我不觉得爸爸会有多么重视她的话。谁能想象莱尔德能干这些活儿？莱尔德会记得锁门，会从树枝上摘一片叶子清理水罐，甚至还能把水桶车推过去，不至于打翻吗？妈妈对这些事情了解得太少了。

我忘记说怎么喂狐狸的了。爸爸血迹斑斑的围裙提醒了我。狐狸吃的是马肉。这个季节，大部分的农场主都还有马匹，马太老了，干不动活儿，或者摔断了腿，或者有时候，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农场主就会叫我爸爸去，他和亨利就开着卡车去。他们通常是当场射杀，就在原地杀了它，付给农场主五到十二块钱。要是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马肉，他们就会把马活着带回来，在我们家马厩里养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直到需要肉的时候再杀。战后，农场主都买了拖拉机，渐渐地完全不养马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买到一匹健康的好马，它再也没什么用处。冬天的话，我们就会把马养在马厩里，一直养到春天，一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干草，还有，要是雪下得太大，犁不一定能把路清理干净，有一匹马，再加一个轻便雪橇，就非常方便了。

那年冬天，我十一岁，我们的马厩里有两匹马。我们不知道他们以前的名字，总之我们叫他们马克和弗洛拉。马克是一匹老黑马，以前是驮马，乌黑，什么都泰然处之的样子。弗洛拉是匹栗色马，拉马车的。我们让他们拉雪橇，马克脚步慢，好控制。弗洛拉每每撞见汽车，或者别的马匹，都表现出暴烈的警告态度，不过我们喜欢她的速度，以及她傲慢的步调，她纵情又勇敢的风度。弗洛拉猛然抬起头来，眼珠转动，竭力嘶鸣，当场让自己体验极度的精神沸点。想走进她的马厩不安全，她可能会踢人。

这年的冬天，妈妈在谷仓前头聊起的这个主题，我开始经常听到了。我不再觉得安全。我身边的人们，他们心底的想法大约就是这样一股稳定的潜流，在这个话题上不再会轻易拐弯。女孩这个词，原本对我来说是无害的，没有什么负担，和孩子差不多，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象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和莱尔德打架，那是我头一次用尽全身力气揍他，即便如此，他还是没一会儿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拧住不让我动，真的把我弄疼了。亨利看见了，笑着说：“喏，莱尔德迟早有一天，会让你看看！”莱尔德长大了一点。但是我也长大了一点。

奶奶来和我们住了几个礼拜。我又听说了别的。“女孩子不要这样甩门。”“女孩子坐下来的时候，双膝要并拢。”更倒霉的是，当我问问题的时候，“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关心的事情。”我继续甩门，坐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觉得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让自己获得自由。

春天来了，马被赶到了谷仓前的院子里。马克靠谷仓的墙站着，试图给脖子和屁股搔搔痒。弗洛拉来回小跑，跳到栅栏上，蹄子敲得横栏噼啪作响。飘落的雪花飞快地收缩，露出了坚硬的灰色地面。熟悉的高高低低的地面，经历了一个冬天虚幻的情景之后，再无遮蔽，变得平坦赤裸。有一种强烈的如释重负般的开阔感觉。现在，我们只要穿橡胶套鞋，脚上的感觉异常轻便。一个星期六，我们去马厩，发现门都敞开着迎接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亨利在闲逛，欣赏他收集的挂历，挂历就钉在马厩上，畜栏后头的那部分，这个妈妈可能永远也不会看见的地方。

“过来和你的老朋友马克说再见吧？”亨利说，“来，给他尝尝燕麦的味道。”他把燕麦倒在莱尔德捧起来的手心中，莱尔德去喂马克了。马克的牙齿都坏了，吃得非常慢，慢条斯理地把嘴里的燕麦转过来转过去，想找一颗结实的磨牙碾碎它。“可怜的老马克。”亨利忧伤地说，“马的牙齿没了的时候，它也就没了。就是这道理。”

“你今天要打死他？”我问。马克和弗洛拉在马厩生活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我差点忘记他们都是要被枪决的。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唱起了歌，他的声音高昂、战栗，有一种嘲弄的伤感语调，哦，再也没有工作了，可怜的尼德叔叔，好黑鬼去了哪里，他就去了哪里。马克发黑的厚舌头勤奋地在莱尔德手里找寻。歌还没有唱完，我就出了马厩，在跳板那儿坐下来。

我还从来没有见他们枪杀马匹，不过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做这事儿。去年夏天，莱尔德和我偶然发现了一匹马的内脏，他们还没来得及埋掉。我们原以为是一条在太阳底下蜷起身体的大黑蛇。那是在从谷仓旁边上去的一块空地上。我想，要是我们到谷仓里，找一条宽大的裂缝，或者从木板上的孔洞里看出去，应该能看见他们是怎么干的。并不是我想看这样的事儿；不过，如果这事真的要发生，最好看看，了解一下。

我爸爸从屋子里出来，拎着枪。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什么也不干。”

“回去，到屋子周围去玩。”

他把莱尔德送出了马厩。我对莱尔德说：“你想不想看他们对马克开枪？”我根本就没等他回答，就带着他到了谷仓的前门边，小心谨慎地开了门进去。“不要有声音，他们会听见的。”我说。我们听见亨利和爸爸在马厩里说话，然后，便是马克沉重的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从后头出了它的马厩。

阴冷的楼顶，稀薄的太阳光交叉穿过裂缝。干草堆很矮。这块乡间的土地绵延起伏，土堆与土坑在我们脚下滑动。四英尺高的地方，有一根绕墙一周的房梁。我们把干草堆在角落里，我把莱尔德推上去，自己也爬了上去。房梁并不算宽，我们手扶住谷仓的墙，沿着房梁爬过去。有许多洞，我给自己找到了个想要的视角。谷仓的一角，大门，一部分田地。莱尔德没有找到合适的洞，开始抱怨。

我把两块木板之间的缝隙指给他看。“安静点，等着。别让他们听见，你在给自己惹麻烦。”

我爸爸拿着枪，出现在我的视野内。亨利牵着马笼头，拉着马克来了。他松开手，掏出烟叶和烟纸，替我爸爸卷了一根烟，然后给自己卷了一根。他们抽烟的时候，马克的鼻子在栅栏边的枯草里嗅来嗅去。接下来，我爸爸开了门，他们带着马克往外走。亨利领着马克，从一条小径走到另一条小径上。他们在说话，但声音不大，我们听不见。马克又开始低头寻找新鲜的草叶，但这时节不可能找到的。我爸爸笔直地走开了，隔了一段距离，大约他觉得合适了，突然停下了脚步。亨利也从马克身边走开了，不过是侧着身子，仍然漫不经心地提着缰绳。我爸爸举起了枪，马克抬头看，仿佛注意到了什么，接着，我爸爸开了枪。

马克没有立刻就倒下来，而是摇摇摆摆，突然歪向一边，倒了下来，开始是侧躺，接着，翻滚着后背倒地，接着，他令人吃惊地在空中踢腿，踢了足足有几秒钟。亨利看见这场景，笑了，似乎马克在和他开玩笑。枪声响起时，莱尔德惊奇地呼了一口长气，呻吟一般，大声叫道：“他没死！”我觉得也是。但是，他的腿已经不动了。他又歪躺了下来，肌肉的颤抖渐渐平息。两个男人走了过去，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看着他；他们弯腰检查他的前额，子弹就是从这里打进去的。这时候，我看见褐色的草地上有马克的血迹。

“现在，他们要剥他的皮，砍他的肉了。”我说，“咱们走吧。”我的腿有点颤抖，满心感激地跳进干草堆。“好了，你见过他们怎么杀马了。”我用祝贺的语气说，仿佛自己以前看过无数次似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猫在干草堆里生小猫吧。”莱尔德跳了起来。似乎他又变小了，听话了。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他还小的时候，我是怎么带他到谷仓里来，叫他从梯子爬到顶梁上去。那也是个春天，干草堆还很矮。当时我之所以这么干，完全出于某种兴奋，希望出点事儿好让我到处去说。他穿了一件肥大的小外套，棕色和白色格子花纹的，是用我的一件衣服改小的。他听了我的话，一路爬上去，坐到了横梁上。干草堆远远地在他身下一边，另一边则是谷仓的地面，搁了一些老机器。然后，我就尖叫着跑去找爸爸：“莱尔德爬上房梁了！”爸爸来了，妈妈也来了，爸爸爬上梯子，轻声细语的，把莱尔德抱了下来，妈妈靠在梯子上开始哭。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看着他？”没有人知道真相。莱尔德还没有到能清楚说出真相的年龄，不过，每每我看见那件格子花纹外套挂在衣橱里，还有，当最后衣服不要了，被塞到破布袋里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什么压在肚子上，是一种无法根除的愧疚难过。

我看着莱尔德。莱尔德恐怕都不记得这件事儿了。我不喜欢他消瘦的深冬一般苍白的脸。他的表情不是惊恐，也没有不安，而是冷淡的，专心致志的。“听我说，”我的声音比往常更加清亮，还十分亲切，“你不会说的，对吧？”

“不说。”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发誓。”

“发誓。”他说。我一把拽过他背在后头的双手，以免他悄悄地交叉手指，说话不算数。即便发了誓，他也有可能做噩梦的时候把事儿说出来。我决定最好我努力让他把看到这一切的感受都说出来。不过我分身乏术。那天下午，我带着自己存的钱，和茱迪·卡诺瓦一起去朱比利看演出，演出把我们笑坏了。后来，我想应该没事儿了。

两个礼拜以后，我知道他们要杀弗洛拉了。头一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我听到妈妈问干草准备好了没有，爸爸回答说：“哦，明天以后就只有那头母牛了，哪个礼拜放它出来吃草。”所以，我知道，早晨就要轮到弗洛拉了。

这一回，我没想看。这种事儿，只要看一次就好。看过以后，我也没有经常想那场景。不过，有时候，我在学校忙成一团的时候，或者站在镜子前梳头，想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不会漂亮的时候，整个场景便闪进我的脑海。我看见爸爸轻松地、熟练地端起枪，听见当马克在空中踢腿时亨利发出的笑声。我并没有强烈的恐慌或者反感情绪，也许城市里的孩子会这样，而我早已经非常习惯目睹动物死亡，我知道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但是，我仍然感觉有些羞愧，对爸爸和他的工作有了一种全新的谨慎态度，要保持距离的感觉。

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要去空地上转转，捡冬天的狂风扯断的树枝。他们叫我们干这活儿。另外，我们自己也想用树枝搭帐篷。我们听到了弗洛拉的嘶叫，接着是爸爸的声音、亨利的吼叫，我们赶紧往谷仓跑，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儿。

马厩的门是敞开的。亨利刚刚把弗洛拉带出来，她挣脱了，在谷仓前的空地上奔跑，从这头狂奔到那头。我们爬上了栅栏，眼睁睁看着她跑，嘶叫，后腿支着身体站起来，腾跃，狂野得像一匹西部电影里的骏马，一匹未被驯服的农场马，而她只是一匹老去的拉车马，一匹栗红色的老母马而已。我们看得兴奋不已。我爸爸和亨利跟在她身后跑，试图抓住飞舞的缰绳。他们想把她挤进角落，她在他们两人之间一转身，他们离成功只差了一点。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在谷仓角落附近消失。我们听到她跨过栅栏时，栏杆发出的咔嗒咔嗒声。亨利狂吼：“她跑到田里去了！”

这就是说，她现在跳进了包围房子的L形田里，要是她到了中间，朝着小路方向跑，那儿的门是敞开的，今天上午卡车往田里开过。爸爸朝我吼，因为我在栅栏的另一头，离小路最近。“你去关门！”

我跑得很快。我跑过花园，经过挂着秋千的大树，跳过壕沟，跑上了小路。敞开的门就在这里。她还没有跑出去。我在公路上没有看见她的身影，她一定是跑到田的另一头去了。门很重，我把它从沙砾路上抬起来，沿着车道往前推，刚到一半，弗洛拉就跑进了我的视线。她朝我飞奔而来。要把链条锁拴住。莱尔德匆忙跳过壕沟，来帮我了。

我没有关上门，相反，我把它尽可能敞开。我并没有决定这么做，只是我确实这么做了。弗洛拉没有放慢速度，她笔直地从我面前跑过去，而莱尔德则跳上跳下，尖叫不已：“关门！关门！”其实已经晚了。过那么一会儿，亨利和爸爸会出现在田里，等他们看到时，就已经太晚了。他们只会看见弗洛拉往市区的公路飞奔，他们会以为我只是没有及时赶到。

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来盘问我。他们回到了谷仓，拿起刀和枪，放进了卡车，然后，卡车调头，一路颠簸地朝我们开过来。莱尔德喊他们：“让我也去吧，带我去吧！”亨利停下了车，让他上了车。他们走后，我关上了大门。

我想莱尔德会说出来的。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之前我从来没有违抗过爸爸的话。我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弗洛拉是跑不掉的，他们开卡车总能追上她。就算追不到她，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也终归有人会看见她，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这个地方没有让她逃跑的开阔田野，这里只有农田。再说了，我爸爸付钱买了她，我们需要她的肉喂狐狸，我们需要狐狸养活我们。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爸爸再多花力气，而他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要是爸爸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他会觉得，我并不是永远站在他一边。我站在弗洛拉一边，这个立场，让我对谁都没有用了，即使是对弗洛拉，也没有用。但同样，我也并没有后悔；当她朝我跑过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门敞开。

我回到家里，妈妈问：“那么乱，出了什么事儿？”我告诉她，弗洛拉踢倒了栅栏，跑了。“你可怜的爸爸。”她说，“这下他只好跑遍乡下去追她了。嗯，一点之前别想吃饭了。”她铺开了熨衣板。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想了想，上楼，坐在我自己床上。

最近，我一直打算把我的那一半房间布置得别出心裁，我用一块旧花边窗帘铺在床上，用做裙子剩下的印花棉布给自己做了一个梳妆台。我打算在我和莱尔德的床之间放个什么当路障，隔开我的这一半和他的那一半。但在阳光下，花边窗帘不过是块肮脏的破布。晚上，我们也再没唱歌了。有一天晚上，我唱歌的时候，莱尔德说：“听起来真蠢。”我还是继续唱，但是第二天晚上，我就不唱了。反正，也不需要唱，我们已经不害怕了。我们知道那儿放的不过是旧家具，乱七八糟的杂物。我们不再遵守自己定的规矩。莱尔德睡着以后，我还是醒着，还是和自己讲故事，但即便是故事也有所不同，已经有了奇妙的改变。同样的开始，一个激动人心的危险处境，一场火灾，或者一头野兽，也许我救了大家；然后情况就变了，可能有人救了我，也许是我们学校的哪个男生，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坎贝尔先生，他喜欢胳肢女生。这种故事中最详细的往往是我的样子，比如我的头发有多长，我穿了什么衣服，等我把这些细节想出来以后，故事中真正激动人心的部分早已消失了。

一点以后，卡车才回来，后头用防水油布盖着，这就意味着底下放的是肉。妈妈把菜饭又热了一遍。亨利和爸爸换掉了血淋淋的外衣，换上了在谷仓劳动的普通工作服。他们在水池里把脖子、脸和胳膊都洗了一遍，水溅到了他们的头发上，他们又梳了头发。莱尔德举起胳膊，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我们朝老弗洛拉开枪。”他说，“把它切成五十片。”

“哦，我不想听。”妈妈说，“还有，你这个样子，别上桌子。”

爸爸让他去把血迹洗掉。

我们坐了下来，爸爸说谢谢恩典，亨利把他的口香糖粘在叉子上，他向来都是这么干的，等他拿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赞叹口香糖的花纹。我们开始传递碗，里面有热气腾腾的煮过头的蔬菜。莱尔德隔着桌子，看着我，清晰地、骄傲地说：“总之，让弗洛拉跑掉，是她的过错。”

“什么？”爸爸问。

“她本可以关上门的。但她没有。她开着门，故意让弗洛拉跑掉。”

“是吗？”爸爸问。

桌上的每个人都在看我。我点点头，费很大劲咽下了食物。可耻的是，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爸爸发出简短的反感：“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没有回答。我放下叉子，等着他们叫我从桌边走开，没有抬头。

但是没有。大家都沉默了片刻，然后，莱尔德指出了一个事实。“她在哭。”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没有反对，即使心里也没有反对。也许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