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爸爸问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还在不在？”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她正在帮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给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旧衣服，一条花格羊毛裙。因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点，只好叫我没完没了地试衣服。站着，转身，燥热的羊毛闹得我汗流浃背，浑身发痒。不识好歹的小孩儿。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门廊顶头狭小的封闭阳台上。有时候，他跪在床上，脸贴在纱窗上，凄厉地嚎叫：“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不过，我连头也不回：“你该睡觉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灯光通明的小店外头，银树牌冰激凌的广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这儿是图柏镇，是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枫树阴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树根挤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来，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爬伸开来。穿衬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围裙的女人，都坐在门外。我们不认识他们，但只要有人点头打招呼，似乎要说：“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点点头，说句类似的话。孩子们还是在玩。我也不认识他们，因为妈妈把我和弟弟都关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说他太小了，不能离开院子，所以我得看着他。看见他们傍晚时分玩的游戏，我也不至于难过，因为他们的游戏乱七八糟，各自为政。孩子们随心所欲，一个或者两个，分散在阴沉的树阴底下，孤立成岛，各居一隅。他们孤独的游戏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没什么区别，在地上堆鹅卵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而已。

我们把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后，经过一座窗户已经被尘土封住的工厂，一家高大的木门到了晚上就上锁的木料场。小镇消失在一堆废弃的棚屋和一个小型垃圾站的后头。人行道也不见了。我们走在一条沙路上，身边全是牛蒡草、车前草，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名野草。我们到了一块空荡荡的场地里。其实这儿是一块景观地，垃圾都清除干净了，还有一张后背缺了一块板条的长椅，可以坐下来看看湖水。夜晚阴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线黯淡无光，并没有落日的景象。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再远一点，通往小镇中心的方向，则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条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区周围的救生圈，一个摇摇欲坠的救生观望台。还有一座长长的暗绿色建筑，像座带顶棚的长廊，大伙儿都叫它长亭。每到星期天，这里就坐满了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一个个身着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们住在邓甘嫩时，长亭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湖边三四次，每次都要来这里，看看长亭，或者去码头看运粮的船只。那些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在水面上颠簸前行，我们甚至纳闷这样的船是怎么穿过防波堤的，更别说怎么到达威廉姆堡了。

流浪汉们就在码头附近闲荡，某些傍晚也会偶尔步入渐渐退去的沙滩，爬上一条男孩子们开辟的弯弯曲曲，时隐时现的小路，在干涸的树林里停下脚步。他们和爸爸说了什么，爸爸被他们吓一跳。我太紧张了，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爸爸说他也没有钱。“要是你愿意，我帮你卷根烟吧。”他这么说，小心翼翼地把烟草抖落在一张薄薄的烟纸上，舌头飞快地轻舔一下，封起来，递给流浪汉。流浪汉接过烟草，走了。爸爸自己也卷了一根，点上火，开始抽烟。

他告诉我北美五大湖的历史。如今休伦湖所在的位置，他说，曾经是一块平坦的陆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然后，从北方来的冰雪缓缓地推进，深入低地。就像这样——他给我看他的手。他伸开的手指按在我们坐着的地上，地面坚硬得像岩石一样，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来。他说：“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后的力量可远远超过我这只手。”后来，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于是冰变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样貌。对于流逝的时间来说，湖还年轻。我试着让自己看着面前的大草原，看见正在漫步的恐龙。不过，我甚至没法想象在有图柏镇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时期的湖岸。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这个事实让我惊骇，但爸爸对此却很平静。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里生活了多久。其实，相比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仅仅比我长一点点而已。他对时代的了解，对那个汽车和电灯还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在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当推销员。这家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在乡下，在偏僻的农村。阳光、波尔桥、转弯口，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以前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它离城市太近了。这一点让妈妈感觉分外地庆幸。他推销咳嗽药，铁剂，鸡眼药，轻泻剂，女人治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漱口水，香波，擦剂，药膏，做清凉饮料的浓缩柠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着色剂，红茶，绿茶，姜汁，丁香，还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药。他有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什么膏什么油我都有，

从鸡眼到疖子什么都能治。

妈妈的看法是，这首歌一点意思也没有。小贩的小曲儿。爸爸就是个小贩，一个敲人后院厨房门的小贩。去年冬天之前，我们有自己的营生，一座狐狸养殖场。爸爸养银狐，然后把银狐皮卖掉做斗篷、手笼和外套。价格降了，爸爸还是希望第二年的价格好起来，然后又跌了。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再也不可能撑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债。我听到妈妈好几回对奥利芬特太太抱怨。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唯一还能说说话的邻居。在这个世界上，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走跌的人。作为一个老师，她嫁给了一个看门人。我妈妈说，我们把一切都投进去了，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妈妈没时间关心全国的痛苦，只关心我们的。命运把我们扔进了贫民的街道。我们以前也是穷人，但这不是一回事，贫穷和贫穷也并不一样。承受这一切，她觉得，只能保持尊严，心怀酸楚，却绝不妥协。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马桶，反正这样的浴室也并不能给她什么安慰。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没有瓶装牛奶，甚至，没有两家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舒适的店堂里，鸟儿在风扇习习吹过的角落里歌唱；绿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鱼儿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时候，妈妈经常步行到西蒙家的杂货店。她带我一起去帮她提东西。她穿上精致的外衣，海军蓝的，上面有透明的，纤小的花朵，里面穿的是她海军蓝的衬裙，还要戴一顶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脑袋一边压下来。我穿上刚铺了报纸在后门台阶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头发做成湿湿的长卷儿（因为头发要是干了，就会很快蓬松开来），用一根硬邦邦的大发带系在我的脑袋上。晚饭后和爸爸出门，就和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还没走过两幢房子，我就感觉，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连马路边粉笔写的粗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注意，她走路的姿势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个淑女一样去购物，路过她身边的是衣裙宽松，不系腰带，胳膊下面都撕开了口子的家庭妇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过的，那倒霉的鬈发，招摇的发带，洗得干干净净的护膝和白袜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当众叫我，我甚至会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清脆，骄傲，故意装出和街上的其他妈妈都不一样的腔调。

妈妈有时会带回家一块冰砖，算是给我们的特别优待。简单的三色冰激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做衣服了。”妈妈说。

“那我带她去吧。我带他们两个去，你休息一下。”

我们怎么了，怎么把我们带走算是让她休息？不过没关系。我高兴地找到弟弟，让他先去上厕所，然后带他上车。我们都没戴护膝，头发也没打卷。爸爸从屋子里拎出两只沉甸甸的灰色行李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瓶瓶罐罐。他把行李箱搁在后座上。他穿着白色衬衫，在阳光下鲜亮夺目，系了领带，裤子是轻便的，是他夏天穿的一套西装的裤子。他还有一套葬礼穿的黑色西服，伯父去世后留给他的。他戴了一顶淡黄色的草帽，一身销售员的装束，衬衫口袋里还别了铅笔。他又回去了一次，可能是和妈妈说再见，问她是不是肯定不想去。她说：“不用了，谢谢，我只想闭着眼睛躺一会儿。”随着车倒出车道，一种对奇遇的渴望油然而生。因为这种小小的渴望，我们没觉得颠簸。上了马路以后，炎热的空气开始移动，成了一阵微微的风。沿着爸爸认识的小路出了小镇，路边的房屋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陌生。这个下午，等待我们的，除了在蔫蔫的农庄里的灼热时光，大概还有乡村小店的逗留，三个冰激凌筒，或者瓶装汽水，也许还有爸爸的歌声？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还有名字，“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大概是这样开头的：

老尼德·菲尔兹啊，他已经死了，

所以如今是我走这条路……

尼德·菲尔兹是谁？爸爸接的是这个人的班，显然。要是果真这样，他现在应该真的死了。爸爸的嗓音有种悲伤的喜悦感，让他的死亡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像是喜剧里的不幸事件。“多么希望回到里奥格兰德河畔，走过黑漆漆的沙石。”爸爸一路几乎都在唱歌。就连这会儿，出了小镇，过了桥，一个大转弯拐上公路，他也还是叽叽咕咕，哼着小调，实际上是找调子，准备即兴创作。我们沿着公路，路过一个浸信会教友的营地，就是圣经度假营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了：

浸信会教友在哪里，浸信会教友在哪里，

今天浸信会教友都在哪里？

他们都在水里，在休伦湖的水底。

湖水把他们的原罪冲洗……

弟弟信以为真，起身跪在窗口看湖面。“我没看见有浸信会教友。”他抱怨说。

“我也没看见。”爸爸回答说，“我说了，他们都在水底。”

一离开公路，就没有铺好的路了。灰太大，我们只好摇上车窗。地上空荡荡的，平坦坦的，烧焦了。农户家后头的树林一片阴冷，乌黑的松树树阴如同没有人下水的池塘。我们在一条漫长的小径上颠簸不已，终于到了路的尽头。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不好客，更荒凉了。高大的农舍连油漆都没有漆，门前的杂草丛生，也不曾修剪过。绿色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一推开楼梯上的门，发现它通往的方向，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许多人家都有这种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爸爸。爸爸说，这门是梦游的时候用的。什么？哦，是这样，万一你做梦的时候要出来梦游，可以从这里走出去。我这才明白他在开玩笑，恼羞成怒。他总是这样。不过弟弟执著地认为：“要是他们真的从这里走，会摔断脖子的。”

1930年代，这样的农舍，这样的下午，对我而言，就代表了那个十年。正如爸爸的帽子，他明亮的带火焰图案的领带。我们那辆踏板宽大的汽车，是很久之前就风光不再的埃塞克斯。农庄里停了不少这样的车，远比我们的旧，但没有我们的脏。有的已经不用了，车门也掉了，座位被拿到走廊上用了。除了狗以外，看不见什么活物，鸡或者牛，都没有。狗儿们都在阴凉的地方躺着，做着梦，斜摊开来的身体飞快地起伏。我爸爸一开车门，它们就起来了。他只好和它们说话：“乖孩子，男孩子吧，一个老男孩。”它们安静了下来，回到自己的阴凉处。他知道怎么让动物们平静。他曾经需要控制脖子被夹子扣住的绝望的狐狸。以一种亲切的声音对付狗，用另一种快活的，昂扬的声音来叫门。“嗨，你好，太太，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你今天还好吗？”门打开了，他就消失了。他不让我们跟着他，甚至不让我们下车。我们只能等，猜他都说些什么。有时候，为了逗妈妈笑，他会装作是在某家农舍厨房的样子，把样品一个个地摊开：“现在，好了，太太，寄生虫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我的意思是，你家孩子的头皮。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小东西，爬到了你最爱的家人的脑袋上。通常因为礼貌，大家都不好意思提……光用肥皂是不行的，煤油的味道又不好闻，不过呢，我这里有……”或者是，“相信我，我整天都坐着开车，深知这些药丸的价值。自然缓解。对老人来说，这个问题挺普遍，毕竟活力不如以前啊……老奶奶，你怎么样？”他在妈妈鼻子底下挥舞那个不存在的药盒，终于，她心不甘情不愿地笑了。“他不会真的这么说吧，是不是？”我问。她回答说，当然没有，他就是太绅士了。

汽车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地开过去，眼前出现破旧的车、水泵、狗、一个个灰色的谷仓、倒塌的棚屋，还有不再转动的风车。田野里看不见男人，如果男人还下地干活的话。孩子们也在很远的地方，不是沿着干涸的溪流玩去了，就是找黑莓去了。也许他们藏在屋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悄悄地打量我们。因为出汗，车座变得滑溜溜的。我煽动弟弟按喇叭，我自己想这么干，不过不想挨骂。他更清楚怎么脱身。我们玩视觉大发现游戏，但是找不到多少颜色。谷仓、棚屋、房子、厕所都是灰色的，院子和田野都是褐色的，狗则不是褐色的就是黑色的。生锈的汽车上有缤纷的色斑，我费尽全力分辨出了紫色，或许是绿色。我还在门上剥落的油漆上认出了栗色，或者黄色也不一定。识字游戏更好玩，可惜玩不了，弟弟年龄太小，还不会拼写。总之，游戏玩不下去了，因为他宣称我发现的颜色不漂亮，想让自己多来一把。

有一幢屋子的门全是关着的，不过有汽车停在前院里。爸爸敲门，吹口哨，叫道：“嗨，有人吗！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座房子没有走廊，光秃秃的。爸爸站在一块倾斜的水泥板上。他转身去谷仓找。谷仓一定是空的，因为隔着谷仓能看到天。终于，他弯下腰，提起行李箱，恰恰就在这时候，楼上的某扇窗户开了，窗台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壶，倾斜，里面的东西泼下来，溅在了外墙上。窗户并不是恰好在爸爸头顶上方，所以大概只有几滴溅到他身上。他提起行李箱，不慌不忙地朝汽车走过来。他没有继续吹口哨。“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我问弟弟。“尿。”他笑了又笑。

开车前，爸爸卷了一根烟，点上。窗户“啪”地关上了，百叶窗也拉上了。我们连一只手或者一张脸也没看见。“尿，尿，”弟弟欣喜若狂地唱，“有人泼尿下来了！”“别告诉你妈妈。”爸爸说，“她不喜欢这种玩笑。”“你会在你的歌里唱吗？”弟弟很好奇。爸爸说不会，不过他会想想怎么编进歌里去。

隔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们没有朝任何一条小路拐弯，看起来也不像要回家。“这是去森夏恩的路吗？”我问爸爸，他回答道：“嗯，不是。”“那我们还在你负责的地盘吗？”他摇头。“我们在开快车。”弟弟欣喜地说。这会儿，我们的车在一个个干巴巴的泥坑上弹来弹去，行李箱里的瓶瓶罐罐撞来撞去，发出欢快的叮当声。

另外一条小路上，一座也没有刷过油漆的房子，在太阳的暴晒之下变成了银色。

“我觉得这不是你的地盘。”

“确实不是。”

“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

屋子前，洗干净的衣服晒在草坪上，一个矮小结实的女人正在收衣服。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她目光严峻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弯腰又捡了两条浴巾，塞在她胳膊下的篮子里，才朝我们走过来。她用一种平淡的声音问：“你们迷路了？”既谈不上欢迎，算也不上不友好。

我爸爸慢慢地下了车，说：“我猜没有吧，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乔治·高里才是我们这里的沃克兄弟公司推销员。”这个女人说，“他刚来过，这还不到一个星期呢……哦，我的上帝，”她急促地说，“是你。”

“没错。直到上次照镜子的时候，我还是我。”爸爸回答道。女人把她面前的浴巾全捡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浴巾抵住她的胃，好像胃疼似的：“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你。你还告诉我你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爸爸谦卑地回答说：“要是你希望见的是乔治·高里，我很抱歉打扰了你。”

“看看我，我刚准备收拾鸡舍，你大概以为我是找借口，不过是真的。我不是每天都打扮成这样的。”她戴了一顶农民的草帽，阳光穿过草帽，针针点点地落在她脸上。她穿了一件肥大的工作服，衣服上到处都是污渍，脚上是跑鞋。“车里是谁，是你的孩子吗？”

“嗯，我希望，也相信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爸爸回答，告诉她我们的名字和年龄，“来吧，你们出来吧。这位是诺拉·克罗宁小姐。诺拉，你最好告诉我，你依然单身吗，还是丈夫这会儿正躲在柴房里？”

“要是我有丈夫的话，也不至于把他藏在那儿，本。”她说，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她的笑显得有些生硬，似乎生气了。“我穿得像个流浪者，你大概觉得我不体面吧。”她说，“来吧，躲躲太阳，进屋去。屋里凉快。”

我们穿过院子。“抱歉带你走这条路。不过自从爸爸的葬礼之后，前门就再也没开过。我想大概铰链掉下来了。”我们上了门廊的台阶，进了厨房。那里是真凉快，高高的天花板，当然百叶窗拉下来了。简单，干净的老式房间，磨损的油地毡上了蜡，盆栽的天竺葵，水桶和舀水的勺，圆桌上盖了擦得干干净净的油布。尽管屋里干净，所有的东西表面都擦洗过，屋里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也许是抹布，也许是舀水的锡勺子，或者是油布，甚至有可能是老太太。屋里有一位老太太，就坐在钟架下面的安乐椅上。她朝我们的方向微微抬了抬脑袋，问：“诺拉？有人来了？”

“瞎了。”诺拉用解释的语气飞快地对爸爸说，然后回答说：“你猜不出来是谁的。妈妈。你听听他的声音。”

我爸爸走到她面前，弯下腰，满怀期望地说：“下午好，克罗宁太太。”

“本·乔丹。”老太太毫无意外地说，“你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来看我们了。你是不是出国了？”

爸爸和诺拉互相看了看。

“他结婚了，妈妈。”诺拉欢快地说，颇有些挑衅的意味，“结婚了，还带了两个孩子来，孩子都在呢。”她把我们往前拽。她说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分别碰了碰老太太干燥冰冷的手。瞎了！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一个瞎子。她的眼睛闭着，眼睑垂了下来，里面似乎没有眼球，只有两个洞。从一个洞里流出来一滴银白色的液体，是药水，还是奇迹般的泪水？

“我得去换件体面点的衣服。”诺拉说，“和妈妈说会儿话吧，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大喜事儿。我们很少有客人来，是吧，妈妈？”

老太太平静地说：“没人能认得这条路了。以前住在附近的老邻居们，很多都走了。”

“哪里都这样。”爸爸回答道。

“你太太呢？”

“在家。她受不了热天，天热她就难受。”

“好吧。”这是个习惯，乡下的老人说“好吧”，意思其实是，“真的吗？”有一丝额外的礼貌和关心。

诺拉的古巴式鞋跟沉重地踩在楼梯上。当她再次出现时，浑身的花。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花哨的衣服，棕色的底，绿花和黄花，是某种沙沙瑟瑟的薄绉绸面料，没有袖子。她的胳膊很粗，每一块皮肤上几乎都能看见细小的黑斑，就像麻子似的。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短短的鬈发，发质粗糙，牙齿非常白，看上去很健康。“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还有绿色的罂粟花。”爸爸看着她的衣服说。

“什么没见过的你都觉得稀奇。”诺拉回答道。她走动的时候，一股强烈的古龙水的味道飘了过来。衣服一换掉，她的声音也随之变化，仿佛更友好，更青春洋溢了。“但这不是罂粟花，只不过是花罢了。你去帮我抽些凉水，上好的凉水，我给孩子们做点喝的。”她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沃克兄弟的浓缩橘汁来。

“你告诉我你是沃克兄弟的推销员！”

“这是真的，诺拉。要是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我车里看看，车里还有样品呢。我负责的地区就在南边。”

“沃克兄弟？真的？你替沃克兄弟卖东西？”

“千真万确，伯母。”

“我们一直听说你在邓甘嫩养狐狸。”

“我以前是养狐狸，不过，我在这一行的运气已经耗光了。”

“那你现在住哪里？你出来卖东西有多久了？”

“我们搬到图柏镇了。我在这一行，哦，嗯，两三个月吧。能让我们不至于饿死，差不多把死神挡在院子篱笆外头吧。”

诺拉笑了起来：“好了。我想有份工作，你应该算很走运了吧。伊莎贝尔的丈夫在布兰特福德，已经失业很久了。我觉得，要是他不赶紧找到工作，我就得把他们全家都接到这里来养了。跟你说实话吧，我可真不想这样。我和妈妈生活就够紧巴的了。”

“伊莎贝尔结婚了，”我爸爸说，“穆里尔也结婚了？”

“她没有，她在西边一所学校教书。她有五年没在家了，我想她大概找到更好的办法把假期消磨掉了。要是我是她，我也这样。”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了一叠照片，给爸爸看，“这是伊莎贝尔的大儿子，已经上学了。这是小的，在婴儿车里。穆里尔，和她的室友在一起。这个人，以前和她约会过。喏，这是他的车。他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是她的学校，有八个班，她教的是五年级。”爸爸摇了摇脑袋：“我对她没什么印象了，就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很害羞。我去见你的时候，偶尔在路上碰见她。她一句话也不说，连天气不错这样的招呼也不回答。”

“她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你们在说谁？”老太太发问了。

“穆里尔，我说她没以前那么害羞了。”

“去年夏天她回来了。”

“没有，妈妈，回来的是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全家去年夏天都来了。穆里尔在西部。”

“哦，我说的就是伊莎贝尔。”

没一会儿，老太太就睡着了，脑袋歪向一边，嘴巴张着。“对不起啊，这么仪容不整的，人老了。”她给她妈妈盖了一块阿富汗披肩，叫我们去前面的房间说话，在那儿说话不会打扰她妈妈睡觉。

“你们两个，”我爸爸说，“是不是想到外面玩？”

外面有什么可玩的？反正我想待在屋里。前面的房间比厨房有意思多了，虽然装饰更少。这里有一台留声机，一架脚踏风琴，墙上挂了一幅马利亚的图片。耶稣的妈妈，我只知道这些。画像的背景是明亮的蓝色和粉红色，锥形的光环围在她脑袋四周。我知道只有罗马天主教徒的家里才有这种画像，那么，诺拉肯定就是教徒了。我们不了解罗马天主教徒，从来没有熟悉到可以到人家家里去参观的地步。我想起来了，住在邓甘嫩的时候，奶奶和蒂娜姑姑经常说哪些人哪些人是天主教徒。某某人是踩铲子用错脚的异教徒。她们是这么说的。她是踩铲子用错脚的异教徒。她们也会这么说诺拉吧。

诺拉从脚踏风琴上面拿了一个瓶子，里面还有一半东西，她把东西倒进两个玻璃杯，就是她和我爸爸喝完了橘子汁的空杯子里。

“留在这里生病的时候喝？”我爸爸问。

“绝对不是。”诺拉回答，“我从来不生病。我留着，就是因为我留着。一瓶就能喝很久了，因为我不在乎自己一个人喝。嘿，祝你好运！”她和我爸爸都喝了。我知道是什么了。威士忌。妈妈告诉过我，爸爸从来不喝威士忌。现在我看见他是喝的。他喝威士忌，他谈起一些人，这些人的名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不过，一会儿，他就提到了我知道的事儿。他说起人家往窗户外头倒夜壶。他说：“想想，我站在那儿，热情洋溢地叫喊，哎呀，女士，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有人在家吗？”他大叫大喊，咧嘴大笑的样子很是荒诞，先是以一种喜悦的期待神情抬头看着，等着，紧接着，猛然一闪，用胳膊抱住脑袋。他的样子仿佛是在乞求怜悯——其实他根本没有，我当时都看见了。诺拉笑了起来，笑得和弟弟当时一样乐不可支。

“肯定不是这样的！没一句真话！”

“哦，女士呀，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沃克兄弟公司有英雄排行榜的。你觉得可笑，真让我高兴呀。”爸爸阴郁地说。

我怯生生地求他：“唱支歌吧。”

“什么歌？原来你成了个超级歌星呀？”

爸爸尴尬地说：“得了，是我开车时胡编的。开车的时候打发时间，编一些节奏韵律啥的。”

不过，几经催促，他还是唱了。唱歌的时候，他用一种抱歉的滑稽表情看着诺拉。她笑得太厉害了，他只能停下来几次，等她笑够了再继续唱，因为她把他也逗笑了。然后他又说了几段推销员的演说辞。诺拉手臂交叉，笑的时候双臂就压在她硕大的胸脯上，说：“你看你疯疯癫癫的，你就是这德行。”她看见弟弟朝留声机里面探头探脑地看，跳起来走了过去，“我们聊得热闹，把你忘记了，是不是很讨厌呀？你是不是想要我放唱片？你想来张好听的唱片吧？你会不会跳舞？你姐姐会不会跳？她会跳舞吗？”

我回答说不会。“像你这种年纪的姑娘，而且还长得这么好看，竟然不会跳舞！”诺拉说，“现在就是学的时候了，我打赌，你一定能跳得很好。来来来，我放一张以前我跳舞用的吧，就连你们的爸爸在他也跳舞的日子里，也跟着这张唱片跳过，是吧？你们的爸爸很有天赋的！”

她把留声机盖子放了下来，出其不意地抱住了我的腰，抬起我的胳膊，开始推着我往后走。“就这样，好，他们都是这么跳舞的。跟着我走。看，这只脚。一，一，二。一，一，二。真不错，很好，不要看脚！跟上脚步。对了，明白了吧，多简单啊。你一定能跳得很好的。一，一，二，一，一，二。本，看看呀，你女儿在跳舞！”

当你拥我入怀中，轻声细语。轻声细语，在没有人能听见的地方……

绕着油毡，一圈又一圈，我一腔的自豪，专心致志。诺拉一直在笑，轻快地转动，她奇异的兴奋把我包围了。她散发出威士忌的味道、古龙水的香气，还有汗水的气味。她胳膊下面，衣服已经湿了，微小的汗珠沿着她的上嘴唇往下淌，悬挂在贴近她嘴角的，柔软的黑色汗毛梢上。她带着我在爸爸面前旋转，把我转得脚步趔趄。明显，我完全不是她说的机灵的学生。终于，等她放开手，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和我跳舞。本。”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跳得更糟。诺拉，你不是知道吗？”

“我从来没这么觉得。”

“你会这么觉得的。”

她站在他面前，仿佛充满希望似的，双臂张开。她的胸脯，刚才还让我觉得尴尬，因为温暖，而且还硕大。这会儿，她的胸脯在宽松的花衣服下起伏不止，她的脸因为刚才的活动和喜悦而闪闪发光。

“本。”

爸爸低下头，静静地说：“我不跳。诺拉。”

她只好走开，把唱片取了出来。“我能一个人喝酒，却没办法一个人跳舞。”她说，“除非，我比我自己以为的还要疯。”

我爸爸笑了：“诺拉，你没疯。”

“留下来吃晚饭吧。”

“嗯，不行的。我们不能麻烦你。”

“没麻烦。我会高兴的。”

“再说，他们的妈妈会担心的。她会以为我把车开到沟里去了。”

“嗯，这倒也是。”

“我们已经占用了你很长时间了。”

“时间。”诺拉讥讽地说，“你会再来吗？”

“能来的话，我会来的。”爸爸回答道。

“带上你的孩子们。还有你太太。”

“会的。”爸爸说，“要是我能来的话。”

她送我们朝汽车走过去，他又说：“你也来看看我们吧，诺拉。我们就住在林荫道，左手进去，就是朝北走，第二个门，贝克街东面。”

诺拉没有重复路怎么走的话。她穿着她那一身轻柔的衣服，亮丽的裙子，站在车边。她碰到了挡泥板，在挡泥板的灰尘上留下了一个难以觉察的记号。

回家的路上，爸爸没有给我们买冰激凌，也没有买汽水。不过，他进了一家乡村小店，买了一包甘草糖。他和我们分了这包糖。踩铲子用错脚，我想起这句话。以前这句话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这么悲伤，这么黑暗，这么不合情理过。爸爸也没叫我回家别提，不过他的心事重重，他递给我们甘草糖时的心不在焉，让我明白，有些事不能提。也许是威士忌，也许是跳舞。至于我弟弟，不用担心，他什么也没注意。他至多可能记得瞎了眼的老太太，圣马利亚的画像。

“唱歌。”弟弟命令爸爸说。爸爸黯然回答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想不出来了。你看着窗外，要是有兔子，告诉我一声。”

所以，爸爸开车，弟弟看着窗外找兔子。我感觉到爸爸的生命从车里飞了回去。这是下午的最后时分，天色渐渐变暗，变得陌生，仿佛一幅被施了魔法的风景画，当你望着它，它看起来熟悉，平凡，而又亲切，但一转身，就变成了一种你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东西，有着各种各样的天气，以及根本无法想象的距离。

接近图柏镇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暗了。正如往常一样。湖边的夏夜，几乎永远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