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机枪连卫生员）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黄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还都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是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上士，侦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过来了，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译电员）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要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他们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击队员）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一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近卫军上尉，飞行员）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军医）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简单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排长，冲锋枪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中士，话务员）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游击队员）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游击队护士）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时，给发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军医）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营长召集大家列队，点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营长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为何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这种事情男人永远不明白……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能够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时，道路两旁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都要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个营全是姑娘。

我开车做什么？……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去收尸，战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都是年轻轻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发现一位姑娘的尸体躺在地上，一个战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顿时都沉默无语……

——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

（中士，司机）

我准备上前线的时候……您不会相信……我那时以为战争不会打多久。我们马上就会战胜敌人！我还买了一条十分喜爱的裙子、两双袜子和几双鞋。那是我们从沃罗涅日撤退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冲进商店，又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撤退的时候城市上空已经是黑烟笼罩——但是商店居然还开业，真是奇怪！不知怎么地，我就是喜欢买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鞋子多么精致优雅……我买到的是一种精神愉悦……

确实，要想马上就告别战前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拿着这些鞋子跑出商店时我是多么高兴，开心极了。其实当时已经是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了……虽然人已经处于战争中，但还是不愿意去想它，硬是拒绝相信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被战火包围了……

——维拉·约瑟沃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