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琳分不清到底哪件事更难以忍受：是刚知道哈罗德要走路去找奎妮时的惊讶，还是随后取而代之的愤怒。她收到他寄的明信片，一张来自布克法斯特，另一张来自达特茅斯火车站（“希望你一切都好。H.”），都没有给她带来半点真正的安慰或解释。晚上她经常会接到哈罗德的电话，但那时他往往是累得连话都讲不清楚了。那笔用来养老的退休金看来再过几周就会被挥霍殆尽。他怎么可以这样离开她，在她忍了他四十七年之后？他怎么可以这样侮辱她，让她连对着自己的儿子都倾诉不出口？门廊桌上一沓薄薄的，写着“H.弗莱先生收”的账单每天都在提醒她：他已不在。

她找出真空吸尘器，将哈罗德留下的痕迹——一根头发、一枚纽扣，通通吸掉。她用杀菌剂喷遍他的床头柜、衣柜和床。

让莫琳头痛的不仅仅是怒意，还有该如何向他们的邻居解释这件事。她已经开始后悔“哈罗德扭伤了脚踝卧床休息”的谎言，雷克斯几乎每天都来一次，问哈罗德想不想和他聊一聊，还带来问候的小礼物：一盒牛奶糖、一副纸牌、一篇本地报纸上剪下来的草坪护理介绍，以至于莫琳现在都不敢抬头看向大门，怕又会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看见那个肥壮的身影。她也想过要不要告诉他哈罗德已经进了医院急诊，但雷克斯肯定会更加焦虑，她可应付不来。再说他可能会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去医院。这间房子现在比哈罗德离开之前更像一个监狱了。

哈罗德离家一周后，在电话亭给莫琳打了个电话，说会在埃克赛特多待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往提伯顿出发。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戴维。你听得到吗，莫琳？”

她听到了。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继续说：“我常想起他，记起了很多事情，他小时候的事情，我想可能也会对我有帮助。”

莫琳吸了一口气，冰凉冰凉的，牙齿都酸了。她终于开口：“你是想告诉我戴维希望你走路去找奎妮·轩尼斯？”

电话那头安静了，良久，传来一声叹息：“不是。”声音呆滞、阴暗，直往下沉。

她继续说：“你告诉他了吗？”“没有。”

“看见他了？”

又一句，“没有。”“那就是啊。”

哈罗德不说话了。莫琳在地毯上来回踱步，看拿着有线电话能走多远距离：“如果你真的要去找这个女人，如果你不带地图、不带手机就想跨越整个英格兰，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那么我请你至少承担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你的选择，哈罗德。不是我的。更不是戴维的。”

说完这番义正词严的控诉，她除了挂电话，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莫琳马上就后悔了，她试着打回去，但号码不通。她有时就是会这样，说一些口不对心的话，已经成为习惯了。她试着找些事情分散注意力，但唯一还没洗过的东西就是那窗帘，而她实在无法鼓起劲将它拆下来。第二天，夜幕来了又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

莫琳睡得并不安稳。她梦见自己在一个社交场合，人人都穿着晚装，戴着黑领带，没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孔。她坐下来想吃东西，一低头却发现大腿上是自己的肝脏。“幸会幸会。”她赶紧对身边的男人说话，在他注意到之前遮住那肝脏。但无论她怎么抓，肝脏都要从她指间滑落，最后肝脏终于被压扁，有一部分还被挤进了指甲缝里。正当她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稳住之际，侍应来了，送上一道道盖着银色盖子的菜。

奇怪的是，她的身体并不疼，或者说不那么疼。她感觉到更多的是惊慌，是失措带来的痛苦。那惊慌像皮疹一样袭来，连头发下的皮肤都感到一阵刺痛。怎样才能趁没人注意把肝脏放回身体里？

身上没有伤口，要从哪里塞进去？无论莫琳如何用力在桌底下甩着手，依然满手都是肝脏的碎片。她试着用另一只手抹掉粘着的东西，但很快两只手都弄脏了。她想跳起来，想尖叫，却知道不能这么做。她必须保持非常镇定，非常安静，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手里握着自己的肝脏。

四点一刻，莫琳浑身是汗地惊醒，伸手打开床头灯。她脑海里满是此刻远在埃克赛特的哈罗德，是快要被花光的退休金，还有雷克斯和他送来的礼物。她想着在屋子里驱散不去寂静，她无法再承受下去了。

天亮后不久，她向戴维坦白了一切：父亲离开了，上路去找一个过去的女人。他听着。“你和我都没有见过这个奎妮·轩尼斯，”莫琳说，“但她以前在酿酒厂做过，是个会计。我猜她是个老姑娘，非常非常寂寞。”然后她告诉戴维她爱他，希望他有空来坐一下。他回答他也是。“我该拿哈罗德怎么办呢，孩子？你会怎么办？”她问道。

他清楚地向她指出父亲的问题是什么，还叫她赶紧去一趟医生那里。他说出了她不敢说的话。

“但我不能离开家呀，”她急急说道，“他可能会回来，而我却不在。”

戴维笑了。她听着觉得有点刺耳，但这孩子从来不虚伪做作。现在她面临着一个选择：可以待在家里等下去，也可以对这件事做100点什么。她想象着戴维笑的样子，泪水盈上眼眶。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她吃惊的话，他说他知道奎妮·轩尼斯这个人，她是个好人。

莫琳轻轻吸了口气：“但你从来没见过她呀。”

戴维说虽然如此，但莫琳和她却是见过面的。她来过福斯桥路，带着一个给哈罗德的口信，很紧急的口信。

“那就这样吧。”一到医院上班的时间，莫琳就给医生打了预约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