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发现酿酒厂里的几个家伙，包括纳比尔先生在内，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走路姿势，一走起来就笑得歇斯底里，好像多有趣似的。“快看。”他们常在院子里自吹自擂，这时总有一个人会支起手肘，弯下腰，扎稳下盘，像母鸡扇翅膀一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就是这样！操，就是这样！”其他几个会尖声怪笑，有时整群人都会吐掉嘴里的香烟，一起用这种姿势走起来。

连续几天透过窗户看着他们这样做，哈罗德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模仿财务部新来的那个女人。他们是在模仿奎妮·轩尼斯和她的手提袋。回忆到这里，哈罗德一下醒了，迫切地想回到路上。明亮的阳光洒在窗帘上，仿佛想努力挤进来，找到他。虽然身体僵硬、双腿酸软，他还是能走的，脚跟上的水泡也没那么痛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衬衫、袜子、内裤晾在散热片上，前一晚他用洗衣粉和热水把这些都洗了。还没干透，硬硬的，但也可以穿。他在两只脚上分别贴好一块剪得整整齐齐的膏药，又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打好结。早餐过后，他会继续向北走。哈罗德是餐厅里唯一的顾客，餐厅里点着一盏橘色的灯，有股潮湿的气味。透过玻璃柜门能看到一些西班牙洋娃娃和死了的红头丽蝇，已经干成纸团一样。女服务员话很少，但哈罗德很高兴不用再作解释了。他吃得很多、很急，边吃边盯着窗外的路，算着一个平时不太走路的人走完到布克法斯特的六英里需要多久，更别说剩下的四百八十多英里路了。

哈罗德拿出奎妮的信默念，虽然不看也可以背出来。亲爱的哈罗德：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小吃一惊。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但最近常常不自觉地想起过去。今年我做了一个手术……“我讨厌南布伦特。”房间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哈罗德惊讶地抬起头。除了女服务员和他再没有别人了，她看起来不太像刚说了话的样子。她坐在一张空桌子旁，摇着腿，鞋子挂在脚尖上一晃一晃，摇摇欲坠。哈罗德喝完最后一点咖啡，又听到一句：“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确是那个服务员，虽然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她的脸一直朝着窗外，嘴唇张成空空的O形，好像是嘴巴兀自在说话。他希望自己能说几句话，又不知从何开口。也许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听就够了，因为她继续说了下去：“南布伦特比起德文郡其他地方简直是多余。就算太阳出来时我也不喜欢。我会想，是，现在是好，但不会长久的。不是在看雨，就是在等雨。”

哈罗德叠起奎妮的信，装回袋子里。信封有点问题，但他又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再说，不专心听那女人说话似乎有点不礼貌，因为很明显她是在和他说话。

她说：“有一次我赢了一个去伊比沙岛的旅游，只要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出发了。但我却做不到。他们把机票都寄给我了，但我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机会逃离这里的时候，我没法把握？”哈罗德咬着嘴唇，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没和奎妮说过一句话。“或许是害怕，”他说，“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看清这一点。其实挺好笑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具柜里。”他想起那个场景，笑了出来，但那女人没有笑。也许那场景太难想象了。她抓住摇得像钟摆一样的脚，仔细研究起来，好像以前没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脚。“有一天我会离开的。”她说。她的目光穿过空空的餐厅，与哈罗德的视线相遇，终于笑了起来。

和戴维的预言正好相反，奎妮·轩尼斯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她矮矮胖胖，是个貌不惊人的女子，没有腰身，前臂上永远挂着一个手提包。众所周知，在纳比尔先生眼中女人不过是会计时的荷尔蒙炸弹，他会给她们一份酒吧招待或者秘书的工作，换取她们在他那辆捷豹汽车后座的“报答”。所以奎妮算得上是酿酒厂的一个“新尝试”，换了其他任何女人来应聘这份工作，纳比尔肯定都不会点头。

因为她是那样沉静、谦逊。哈罗德有次无意中听到一个同事说：“你简直会忘记她是个女人。”不出几天已经有消息说她为财务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账，但这并没有减少逐渐蔓延到公司走廊上的各种模仿和讥笑。哈罗德真心希望她没看到或听到。有时在餐厅里碰见她，她手里握着纸包三明治，和那些年轻秘书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她们说话，仿佛她们或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晚上，他拿起手提包正要回家，突然听到柜门后传来一下抽鼻子的声音。他想继续走，但那声音又响了几次。终于他回过头来。哈罗德慢慢打开柜门，一开始除了几盒纸什么都没看到，正要松一口气，突然又听到那声音，像是在抽泣。接着他看到了，有个人背对他蹲着，紧紧地贴着墙。她的外套包在脊背上，绷得紧紧的。“不好意思。”他马上说，正要关上柜门赶紧离开，却听到她的哽咽：“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意思才对。”现在他一脚踏在柜子里，一脚还在柜子外，面前是一个对着牛皮信封哭泣的女人。“我工作都做得挺好的。”她说。“当然了。”他瞥一眼走廊，希望能看到一个同事，过来和她聊一聊。他从来都是个不擅长表达情感的人。“当然了。”他又说了一次，好像重复这句话就够了。

“我有一个学位，我也不笨。”“我知道。”他回答，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因为他对她实在知之甚少。

“那为什么纳比尔先生总要盯着我，好像在等我出状况一样？为什么他们都要取笑我？”

这个老板对哈罗德来说永远是个谜。他不知道那些废了人家膝盖的传言是不是真的，但他见过老板把最难缠的房东收拾得服服帖帖。上周他才炒了一个秘书，就因为她碰了一下他的桌子。哈罗德对奎妮说：“我肯定他认为你是个了不起的会计。”他不过是想让她别再哭了。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房租又不会自己交掉。但现在我只能辞职了。有时早上我根本不想起床。我父亲总说我太敏感了。”一下子听到的信息太多了，哈罗德不知该如何应付。

奎妮低下头，他看到她颈背上又黑又柔的秀发，这让他想起了戴维。他突然感到一阵遗憾。

“不要辞职，”他微微弯下腰，轻声说道，他说了心底话，“我刚开始工作时也觉得很难，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但慢慢会好起来的。”

她什么也没说，他甚至怀疑她没有听到他的话。“现在你想从文具柜出来了吗？”他向她伸出手，这让他自己吃了一惊。同样惊人的是她握住了他的手。相比起来，她的手又软又暖。出了文具柜，她很快就恢复过来，顺一顺自己的短裙，仿佛哈罗德就是那褶皱，她要将他抚平。

“谢谢。”她有点冷淡地说，虽然鼻子还通红通红的。

她挺直腰板抬着头离开了，剩下哈罗德站在那里，仿佛他才是举止失常的人。他想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辞职的念头，因为每天抬头看向她的桌子，她都还坐在那里，一个人气定神闲地工作着。他们几乎不怎么交流。事实上他注意到只要他一走进饭堂，她就会包好手中的三明治起身离开。

金色晨曦洒在达特姆尔最高的山上，仍笼在阴影中的地面覆着一层薄薄的霜。晨曦落到地面上，像从手电里射出的光束一样，指着前方的旅途。又是一个好日子。离开南布伦特后，哈罗德遇到了一个穿睡衣的男人，他正在小碟子上放食物喂刺猬；他走过马路对面，避开街上的狗，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的文身女孩对着某间房子二楼的窗户大声吼：“我知道你在的！我知道你能听到我！”她来回踱着步，不时踢一下墙，整个身体因愤怒而微微发抖。每次看起来快要放弃的时候，她又会拐回来，再次喊道：“艾伦，你这个浑蛋！我知道你在上面！”他还经过一张被人丢弃的床垫，一个支离破碎的冰箱剩下的零件，几只不配对的鞋子，很多塑料袋，还有一个车轮的轴心盖。人行道再次变窄，从马路收成一条羊肠小道，他终于又回到了蓝天下、树篱间，看到厚厚地长着蕨草树莓的田埂。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连自己都惊讶怎么会这么如释重负。

他将剩下的饼干吃掉，虽然有几块已经碎了，还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这样走够快吗？奎妮还活着吗？他不能停下来吃饭睡觉。他必须一直走。

下午走下坡路时，哈罗德感到右边小腿后侧的肌肉时不时就刺痛一下，髋关节也不太妥当，连抬脚的动作都慢了下来。他双手撑腰，不是因为酸痛，而是感觉需要一点支撑；他又停下来查看一下脚上的纱布，给水泡破了的那只脚换了一张新的膏药。

小路一转，开始上坡，然后又往下倾斜。有时候身边的山岭、原野通通都看不见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里，只想着奎妮，想着她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是怎样的。她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在信里她还保留着她娘家的名字。

“我能将《天佑女王》反过来唱。”有一次奎妮这么告诉他。她还真唱了，嘴里还含着一颗薄荷糖，“还有《你不送我花了》。那首《耶路撒冷》也差不多可以反过来唱。”

哈罗德笑了。不知道当时他有没有笑出来。一群嚼着草的母牛抬头看见他，把嘴巴停下；有几头向他走近，刚开始还很慢，渐渐却开始小跑，硕大的身体眼看着会停不下来。哈罗德真高兴自己在路上，虽然双脚有点受罪，挂在手上的塑料袋有节奏地打在大腿上，在手腕上勒出一圈发白的痕迹。他试着把袋子架在一边肩膀上，却总是掉下来。

兴许是袋子里的东西太沉了。哈罗德突然想起了儿子，小小的，站在走廊上，肩上背着新书包。他穿着灰色的校服，肯定是第一天上学。戴维和爸爸一样，比同龄的小朋友高那么几英寸，给人一种比他们大几岁，或者是特别壮的印象。他抬头看住哈罗德，靠着墙说：“我不想上学。”没有眼泪，也没有死死抓着爸爸的裤脚不放。戴维说话的方式简洁，很自觉，很可以消除听话者的疑虑。哈罗德回答道——是什么？他说了什么？他低头看着这个儿子，他想给他一切，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的，生活就是充满了令人恐惧的未知。”也许他是这么说的。或者“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甚或是“没错，但生活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意的时候”。若他虽然找不到话，但将戴维揽入怀里，那就更好了。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他什么都没做。他这么真切地感受到孩子的恐惧，却不知道怎么办。那天早上他的儿子看着自己的爸爸向他求助，他却什么都没给到他。他躲进车里开车上班去了。

为什么要想起这一切？他弓起双肩，更加用力地迈步，仿佛不仅仅是为了赶到奎妮身边，更是为了逃避自己。哈罗德终于在礼品店关门前到了布克法斯特。在山峦这一背景的衬托下，教堂的方形石灰石轮廓显得尤其灰沉。他突然忆起他们许多年前来过这，那是送给莫琳的生日惊喜。戴维不愿下车，莫琳当然坚持和孩子待在一块，最后一家人只在停车场停留了一会儿就打道回府了。在修道院的礼品店里，哈罗德挑了几张明信片和一支纪念笔，还考虑了一下是不是买罐僧侣蜂蜜——这里离贝里克实在太远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塑料袋里，况且在路上也许会不小心把洗衣粉掉到罐子里。但最后他还是买了，让服务员包了双层的保护膜。周围不见什么僧侣，只有观光的旅行团。那间刚翻新完的“橘子餐厅”比修道院本身还吸引游客。不知道这里的僧侣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会介意吗？

哈罗德点了一大份咖哩鸡，端到靠大阳台的窗户旁，看着外面的薰衣草园。他实在太饿了，一顿狼吞虎咽。旁边桌子上有两夫妻好像正在争执，也许和他们的旅行路线有关。男人在说什么突岩，拼命戳着面前的地图。女人不耐烦地在桌面上弹着手指，说突岩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两人都穿着卡其色短裤、短袖上衣、登山靴。哈罗德不想打扰他人，开始写明信片。

“亲爱的莫琳：我到布克法斯特了。天气很好，鞋子还撑得住，我的腿脚也一样。H.”

“亲爱的奎妮：我已经走了大约十七英里了，一定要等我。哈罗德（弗莱）。”

“亲爱的加油站女孩：（很高兴你能帮上忙）谢谢你。来自那个说自己要走路的人。”

“来这里一日游？”一个声音从他头上传来。

他抬头，看到一个年轻的端着盘子的女侍应。她一定还不满十六岁，手上的指甲涂成蓝色，像那天早晨的天空。莫琳从前有一段时间把脚指甲全部涂成红色，他曾经笑着看她将膝盖贴到耳朵旁，小小的舌尖伸出一点放在下嘴唇上，全神贯注地给脚指甲上色。他用力将注意力集中到眼前蓝色指甲的女孩子身上，才能撇开脑海里那幅美好的画面。哈罗德可不想她认为自己没在听她的话。她清理桌子时，哈罗德解释自己正在徒步旅行，并没有提到目的地。

“保持健康是很重要的。”她说。哈罗德不知道她是在说他还很健康，还是想表示他是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上点心了。他也不在乎，因为至少她没有笑他。这种境况让他很感动：遇到一个陌生人，对他表现出不是自己的那一面，或者很久之前已经失去了的那一面，甚至是成为一个自己“可能会成为的人”——如果那些年前作的选择不一样的话。他又点了一杯咖啡，女孩问一句要不要加奶泡，转身去了。

“我无意中听到了，”旁边正和妻子争执的男人开口问道，“你是要走达特姆尔高原那条线路吗？”

哈罗德回答自己不是来游玩的，起码不完全是。他正在走路去看望一个朋友。

“你经常旅行吗？”远足男问。哈罗德回答，除了销售代表的工作需要，他很少出门。但他和妻子以前每年都会带上儿子去一次伊斯特本，那里每天晚上都有娱乐活动，当地居民还会举办一些比赛，“有一年我们的孩子还赢了《每日邮报》的扭扭舞奖呢。”远足男点点头，仿佛不耐烦听下去了。“脚上装备当然是最重要的。你穿的是什么鞋子？”

“帆船鞋。”哈罗德咧咧嘴，但远足男没笑。“你应该穿斯卡尔帕。斯卡尔帕才是专业设备，我们最爱穿它了。”

他老婆抬头更正道：“是你最爱穿它了。”她头发很短，和莫琳一样，眼睛瞪得圆圆的，仿佛戴了不舒服的隐形眼镜。哈罗德恍惚陷入了一段回忆，戴维那时特别喜欢一个游戏：用手表计时，看自己能多久不眨眼。小小的眼睛都开始流泪了，还不肯闭上。和那些伊斯特本的比赛不同，这游戏叫人看着都觉得疼。

远足男继续说：“有人喜欢其他牌子，但我们从来试一次失望一次。因为它们根本不够支撑力。”他还边说边点头，以示同意自己的观点。

“那你穿什么袜子？”哈罗德瞥一眼双脚，正要说“普通袜子”时，发现远足男根本不需要他的回答。“你要穿羊毛袜，”他说，“其他的想都不用想。外套是歌拓斯的吗？”哈罗德张张嘴，又闭上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套，听起来不怎么好，虽然兴许并非这样。

“指南针呢？帽子和手套呢？哨子和头灯呢？”“还有电池。”那位妻子补充道。“没作好准备就上路的伤亡率可比其他事情都高啊。当然，这样一段旅程经常可以成就或者结束一段婚姻。”他妻子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坐得定定的。

“那么，你选的到底是哪条线路？”远足男问。

哈罗德解释自己其实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但整体上来说是在往北走，会经过埃克赛特、巴斯，或许还有斯特劳德。“就顺着马路走，因为这段路我只开车走过，其他路线我都不认识。”看到年轻女侍应端着咖啡回来，他松了一口气。她说给他加了双份的奶泡。

远足男又开口了：“他们把科茨沃尔德丘陵那条线说得太好了。我宁愿走奥法堤或黑山那条线。”

“但我想去科茨沃尔德，”他妻子说，“我喜欢那里的茶馆。那儿的石头跟蜂蜜一个颜色，可好看了。那里的人也很好，”她一边研究着桌子，一边用双手把一张餐巾纸折成小小的三角形，“很有礼貌。”

“她是简·奥斯丁迷，”远足男说，“所有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电影她都看过。但我是个大老爷们，你明白吧。”

哈罗德点着头，压根不知道那人说的是什么。他从来不属于莫琳说的“大男人”类型，也不喜欢跟纳比尔或酿酒厂那些家伙混。有时连他自己都惊异怎么受够了酒精之苦的自己会在一个酿酒厂里做那么多年。或许人就是这样，越害怕什么，就越容易被什么吸引。

“你的帐篷呢？”远足男问。“我在路上的小旅馆住。”“多好啊。”旁边的女人羡慕地说。

哈罗德笑笑，回到桌面写到一半的明信片上。他又想了一阵在伊斯特本度过的假期，莫琳会为旅程准备一些三明治，每次门还没开，他们就早早地到了。哈罗德一直很喜欢这样的夏天，莫琳却告诉他戴维形容“生活到了低谷就会像伊斯特本那闷死人的夏天一样”。他们当然已经好久没去伊斯特本了，但哈罗德相信莫琳一定搞错了，因为戴维在度假营里还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呢。还有赢了跳舞比赛那天，那天他肯定是开心的。

“闷死人。”莫琳说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特别重，好像很不满意这几个字似的。

旁边的夫妻又吵了起来，打断了哈罗德的思绪。“他不可能走到的。”远足男说。“也不一定。”妻子回应。

“穿着帆船鞋怎么走？顺着大马路怎么走？”他用手指戳着桌上的地图，仿佛不用多说什么了。

他的妻子吞了一下口水：“你每次都是这样，一有人做一些你没做过的事，你就忙不迭地说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她的手指开始颤抖。

哈罗德想离开，但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喜欢简·奥斯丁的女人接着说下去：“我压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容忍你。我们根本连喜欢对方都谈不上了。”她丈夫盯着地图，好像没听见她说话；她则继续抱怨，好像他没在忽略她。“我要走远一点，”她提高音量，“一听你叠地图、拉拉链的声音，我牙齿都酸了。我简直想大声尖叫出来。”她手中的餐巾纸已经被撕烂了，变成一条条碎片。

哈罗德但愿那女人没有说出再也忍受不了丈夫这种话，也希望那男人可以笑一下，抓住她的手。他想起莫琳和自己，还有福斯桥路13号这些年的寂静。莫琳会不会在咖啡厅众目睽睽之下对他说他的声音让她想尖叫？他离开的时候，远足男依然在地图上指指点点，那妻子依然在对着空气说话，手中剩下的餐巾纸被她握成一团。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哈罗德的离开。

哈罗德要了一间普通标间，里面弥漫着中央暖气、煮熟的鸡下水、空气清新剂混合的味道。身体又累又酸痛，但他还是先把“行李”打开，查看了一下脚的情况，然后坐在床边想接下来怎么办。心太乱了，睡不着。楼下传来晚间新闻播报的声音。莫琳这时候肯定也开着电视，边看新闻边熨衣服。有一阵子哈罗德没动，就这样听着主持人播报的声音，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同步”感到小小的安慰。他又想到餐厅里那对夫妻，对莫琳的思念更加深了。如果他努把力，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如果他打开莫琳的房门，甚至定一个假期，带她出国？但她肯定不会同意的。她太怕听不到戴维的声音，怕戴维回来时家里没人，虽然他从不上门。

回忆又来了。他们刚结婚那些年，戴维还没出生，她在福斯桥路的院子里种满蔬菜，每天都在酿酒厂前面那个拐角等哈罗德下班。他们一起散步回家，有时会在海边停下来，在码头看那些小船。她用坏床垫拆出来的布做窗帘，剩下的料子还够给自己裁一条裙子。她会去图书馆找新菜谱，做砂锅，咖喱，还有意大利面。吃饭时她会问他酿酒厂里那些家伙怎么样，他们的妻子怎么样，虽然两人从来不参加单位的圣诞派对。

他记起那天突然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她，领子上别着一片小小的冬青叶。他闭上眼睛，仿佛还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甜甜的香气。他们在院子里喝着姜味啤酒，看着头上的星星。“谁还要去参加什么派对？”不记得是谁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看到她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递给哈罗德。“他不会碎掉的，”她笑着说，“为什么不抱抱他？”

他回答婴儿还是最喜欢妈妈抱，也许当时他还把手插进了裤袋里。为什么她当时听了这个会微笑，还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但是多年以后想起来，又会成为愤恨埋怨他的源头？“你连抱都没抱过他！”两人关系最差的时候，她曾这样对他吼道，“他整个小时候你几乎都没碰过他！”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记得他为自己辩白了几句，但她的话其实正中要害。他害怕抱自己的亲生儿子。但为什么从前她能理解，这么多年后又开始怪他？

不知道现在戴维会不会来看他妈妈，既然父亲已经走得远远的了。这样待在房里回忆和后悔着过去，实在是太沉重了。哈罗德取下外套。夜空中一弯皓月挂在几片云间，外面一个头发染成亮粉色，正在洗东西的女人看到他，死死地盯住他，好像他才是外形奇异的人似的。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给莫琳打了电话，她也没有什么新消息可分享，两人说了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只提到一次他的“旅程”，问他有没有想过找个地图看看。哈罗德告诉她他打算到了埃克赛特就买些专业一点的步行装备。大城市里的选择总是多一点，他还提起歌拓斯这个品牌。

“哦，”她回答，声调很平静，这说明他说了让她不满，但一早就预料到了的话。接下来的沉默里，哈罗德好像可以听到她舌头弹过上颌和吞口水的声音。然后她说：“你应该有个概念这要花多少钱吧。”

“我想可以用一些退休金。我会有预算的。”“哦。”她又说了一次。“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别的计划。”

“嗯。”“所以这样可以喽？”

“可以。”她重复道，好像从前没听过这个词。

有那么混乱的一阵子，哈罗德几乎想说你怎么不跟我一起来呢，但他知道答案一定是她的招牌回答“我不这么认为”，所以开口又变成了：“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我这么做？我走这段路？”

“不可以也只能可以。”莫琳说完就挂了电话。哈罗德又一次离开电话亭，心里想如果莫琳能理解多好。但过去那么多年他们都淡漠了语言的沟通，只要看一眼他，她就会被拉回到痛苦的过去，还是三言两语的交流最为安全。他们都自觉和对方停留在最表面的交流，因为言语之下是深不可测、永不可能逾越的鸿沟。哈罗德回到自己的标间，把衣服洗了。他想着福斯桥路13号的两张床，尝试回忆从何时开始，她吻他不再张开嘴，是搬出他们房间之前，还是之后？

破晓时哈罗德醒了。居然还能下地，他很庆幸，但也实在开始感到疲惫。暖气太足，这一晚太长，房间太局促。哈罗德不由得想到，虽然莫琳没说出口，但她对退休金的想法是对的。他不该不和她商量就把钱都花在自己的决定上。虽然，天知道，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让她满意过了。

离开布克法斯特，哈罗德上了B3352国道，经过阿什伯顿，在希思菲尔德过了一晚。路上遇到几个同道，有过几句简单的交谈，说说景色多美，夏天又要来了，然后互道一声祝福，又分道扬镳继续上路。转过山，涉过水，哈罗德一直顺着马路往前走。散落在树丛上的乌鸦扑腾着翅膀四散飞起，灌木丛中倏忽冲出一只年幼的小鹿。汽车引擎的呼啸声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响起，半刻又消散无踪。不时可以看见路旁房屋门后有只狗，或是排水沟边一头毛茸茸的獾。路旁的樱桃树站在厚厚一裙花云里，一阵风吹过，便散下一地五彩的糖果纸。无论再有什么突如其来的际遇，哈罗德都不会担心。这种自由的感觉太珍贵了。

“我是爸爸。”六七岁的他有一次这样对母亲说道。母亲饶有兴趣地抬起头。他为自己的勇气吓了一跳，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好。只有戴上父亲的低顶圆帽，穿上他的睡袍，不满地看着空空如也的酒瓶。母亲的脸僵住了，他想自己至少也会得到一巴掌吧。但叫他大吃一惊、大喜过望的是，母亲突然仰起了柔软的脖子，房间里响起清脆的笑声。他甚至能看到母亲整齐的牙齿、粉色的牙肉。她从来没有这样笑过。

“真是个小丑。”她说。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这间房子那么高大，好像已经长大成人一样。他也笑起来，一开始只是咧着嘴，后来渐渐笑得前仰后合。从此他开始努力寻找各种让母亲笑的方法：讲笑话，扮鬼脸。有时奏效，有时没什么用。有时他不小心打到旁边的东西，她还不知道笑点在哪儿就笑出来了。

大街小巷，哈罗德一条条走过。路窄了，又宽了，上坡了，又拐弯了。有时几乎要贴着路旁的树丛，有时又可以甩着胳膊大步地走。“别走到那些裂缝里，”他听到自己跟在母亲身后大声喊着，“那里有鬼。”但这次她看他的眼神好像根本不认识他，而是迈步跨进每一道裂缝。他只好跟着她跑起来，伸长双手，疯狂地摆动。但是要跟上琼这样的女人实在太难了。

哈罗德两只脚后跟都磨起了新的水泡。下午脚趾上也磨起泡来。原来走路也可以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他满脑子能想的就是水泡。

他顺着B3344国道从希思菲尔德走到奈顿，又到了查德利。身体这样疲劳还走了这么远，真是竭尽全力了。他找到一间房子过夜，懊恼只勉勉强强走了五英里。第二天太阳一出来他就逼自己动身，一直走到日落，那天他走了九英里。清早的阳光透过枝叶在地面印下光圈，快中午时天空挂满了小小的顽固的云块，越看越像灰色的圆顶礼帽。蚊子在空中飞舞。

离开金斯布里奇五天了，已经离福斯桥路大约四十三英里了。哈罗德裤子的皮带松了，挂在腰上；额头晒伤的皮肤掉了，鼻子、耳朵也一样。正想低头看手表，他发现自己已经知道是几点。他每天两次检查自己的脚趾、脚后跟、足弓，一早一晚，在破损或肿起的地方贴块胶布、涂点药膏。他喜欢端一杯柠檬水，到外面屋檐下和那些抽烟的人一起躲雨。这一季开得最早的勿忘我在月光下的水洼里闪闪发亮。

哈罗德答应自己到了埃克赛特要买些专业的行走装备，再给奎妮带一件礼物。太阳沉到城墙背后，空气温度降了下来。他又想起那封信，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又想不到是什么。